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身上携带的宽厚、聪明、老实的人格特征，是“仁”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一个谦谦君子。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于儒学来说，曾国藩是几近完美的——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一直简单务实，保留了耕读之家的本色。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上，曾国藩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一直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坚持言传身教。优良的家风，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闻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于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础上，有时也做必要的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的发现、调教、保举，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他的手下涌现出一批经天纬地之才干，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这些人才的和睦相处，与曾国藩妥善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有关。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

　　于君主，曾国藩一直很忠诚。曾国藩从京城回湖南组织湘军，正是为了响应《论语》中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出生入死，终于完成了替朝廷分忧的初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力巨大。但曾国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盖主”的隐患，主动急流勇退，不仅解散了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倾心于老庄。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的聪明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曾国藩的确算是中国 传统文化冶炼出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谓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这种浩然之气的支撑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大彻大悟的看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万物不勉强为之，但自己又必须在人生中尽最大的努力。在曾国藩的晚年，虽然他目睹了太多的丑恶，也被迫做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曾国藩是专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赞颂的，但曾国藩的完美旧人格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老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生疏、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便有点力不从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明显地更适应晚清那个乱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贵，也带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种弱者的聪明，务劳务实，精明狡诈。李鸿章借此以应付乱世，要比曾国藩那种一成不变的正统有效得多。李鸿章是从底层上来的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这样的草根经验，使得他对于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实践中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好处。从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才不像曾国藩那样无限忠诚地主动解散淮军呢，他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让这支部队有着极强的私人性和专属性。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虽经中法、中日战争，一再受创。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聂士成壮烈战死，淮军彻底覆灭，李鸿章算是输得精光。一个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这一点，足见李鸿章功力之深。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运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让李鸿章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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