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关，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见面是第二次了。

　　这对同时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一生中见过三次面。一次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次是1895年在日本马关谈判；另一次则是戊戌变法失败前夕在北京，当时伊藤已辞去了首相职位，以私人身份来到清国。第一次见面时，心高气傲的李鸿章哪里会把伊藤博文这个小字辈放在眼中呢，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当然不买他的账，很是说了一段硬话给日本人听。日本人是很懂得隐忍的，伊藤博文态度异常谦恭，看起来似乎一直在聆听李中堂的训导。但李鸿章还是上了这个小字辈的套，在朝鲜的宗主国问题上，承认了日本对于朝鲜的优先监管权，签订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条约》。这一次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这个孜孜不倦推进古老帝国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也非常崇敬。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相见时，双方的地位和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代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伊藤博文却是战胜国的总理大臣，在年龄上也是如日中天。李鸿章是以赔款乞和的身份来的，在他的身上，已远没有当年长者的傲慢了，有的只是内心当中的屈辱和悲愤。甲午战争可以看作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试金石，现在检验结果出来了，伊藤博文大获全胜，李鸿章则一败涂地。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场战争不仅仅输光了他的全部家当，也使得他关于清国中兴的希望彻底破灭。这样的结局，就如同当年的诸葛亮与司马懿，诸葛亮殒命百丈原，而司马氏最后却取得了天下。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老戏新唱，而每一次历史的重演，总是让人徒生感叹。

　　纵观伊藤博文的一生，这个为日本维新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兴之臣”，在思想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年轻时的伊藤博文是一个革命者，20多岁时，冲动而排外的伊藤博文曾亲自参加了焚烧英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极端行动。但很快，伊藤博文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转变，经过深入思考，伊藤博文熟悉到靠驱逐和排斥是振兴不了日本的，只有向西方学习，强大自己，才能使日本走上一条复兴之路。

　　实际上伊藤博文只是日本第二轮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第一轮明治维新领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的身份是参议兼内务卿，是他领导了日本最初的西化运动。大久保利通在遭遇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遇刺身亡后，伊藤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上任伊始，激进的伊藤博文很快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宣称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于政府禁令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相扑丑陋而愚昧。没有想到的是，高砂的这一挑战政府权威的行动竟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支持。虽然警察出面干涉，但高砂和他的支持者们仍然坚持比赛。最后，只好由天皇出面，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算是恢复了这场运动。

　　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反思了改革的方式。伊藤博文从这样的事件中看到了日本国内存在的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威胁。当时的日本，情势错综复杂，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凸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有意识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了。在复杂的各种势力中，自由民权运动算是日本推进改革的最大的民间力量，作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组织，这个运动呼唤宪法，要求开设议会和国会。除此之外，政府还不光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力量，还要面对以天皇为首的宫廷派势力。宫廷派的要求与自由民权运动又不一样，他们要求宪法必须是一部钦定宪法，必须由天皇总揽统治权。在政府内部，激进派的大隈重信反对天皇总揽大权，建议采用英国政党内阁体制，由国会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在两年后选举议员，第三年召开国会。对于伊藤博文来说，他是不赞成这种自由主义方式的，在伊藤看来，日本有着日本的国情，改革不能忽略历史和文化，天皇的最高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伊藤的改革思想与大隈重信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伊藤博文把制宪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向明治天皇汇报之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公布将召开国会的日期定为明治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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