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悲剧当然是他所处的体制与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这样的体制和时代根本无力支撑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撑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为它本身是那样的孱弱、神经过敏、色厉内荏。李鸿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后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来说，是李鸿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撑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国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庞大而呆板的官僚阶层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国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国民的力量同样不足以依靠。从习惯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一直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应该说，李鸿章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是国民性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昏庸或腐败，它的失败，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当政者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国民，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反抗和自强的重任，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一个确切的问题是——李鸿章对于中国文化看得透彻吗？或许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应该是很了解的，因为他本身浸淫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气味异常亲切。但实际上，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了解，是需要参照物的，只有基于对世界文明体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说得上对某一种文明有着透彻的领悟。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李鸿章因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鉴别，从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变。尽管李鸿章愿意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进西方技术，但他的改革却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军队的规模与练习，以及鼓励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术同洋人竞争。很明显，李鸿章没有涉及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面对那种陈旧的体制，李鸿章究竟不是一个赌徒，而赌徒的意义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运掰手腕。要不成为千古风流，要不干脆遗臭万年。

　　李鸿章的悲剧，似乎就在于此？

　　李鸿章逝世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撰写了如下挽联：

　　太息其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闻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 留学学习海军的严复，也作挽联：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的意思最为明显——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那些唱高调的人又会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了。

　　李鸿章就这样陷入了时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灵敏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争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评价都不为错，但所有的评价都不算完全正确。世间的情况总是如此，当评价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了致命的误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开一个人最暗处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胜利实现时，一个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就他晚年来说，命运召唤他，一直只答应承担重任，承担耻辱，而不是让他欣喜；而当他咽下苦果之时，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只是放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这样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终有一日东方之龙腾飞之时，才能释怀于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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