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二帝国可谓声名狼藉，拿破仑三世不配进国家伟人祠。法国人民对那个时期并不感兴趣。关于这二十来年的历史，我们的集体记忆宁愿干脆把它丢开。大家只记得雨果所描绘的“小拿破仑”那副滑稽相。拿破仑三世的罪过在于，以发动政变起始，又以色当战役惨败和巴黎公社事端而告终。尔后花了半个多世纪，法国的声望才算得以恢复。这足以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兰西最不受爱戴的国家元首，使第二帝国最不为人所了解。

拿破仑三世时代，的确招致诸多不客气的评判，其中既缺乏理解，也没有宽容。提起第二帝国，人们的印象总是连年征战、大发横财、吃喝玩乐。

不论对错，对第二帝国加以谩骂总是容易的，但也有一个历史片段值得从历史陈迹中发掘出来，那就是 1860 年对中国的“远征”。对帝国的战事，人们主要了解：1854 － 1855 年的克什米亚战争，包括阿尔玛大捷、攻占马拉科夫和围困塞瓦斯托波尔；1859 年的意大利战役，包括马让塔和索尔费里诺大捷；1862 － 1867 年间悲惨的墨西哥“远征”，等等。

然而，人们对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冒险情形却知之甚少。

1860 年，系法国与英国签订通商条约之年，自由化帝国初露端倪之年。巴黎“恋人乐园”开张，拉比士的剧作《佩里崇先生远游》上演，弗雷德里克·密斯特拉尔发表《米蕾耶》。而瓦格纳和古诺分别为《特里斯坦与伊赛儿》和《浮士德》谱曲。自元旦起，延续至今的巴黎市区新区划（从 9 个区改设为 20 个区）正式生效。

假如人们忘记了这次“遥远的征战”（这是当时的称谓），那肯定是因为这一行动结束得“太漂亮”，即军事上大获全胜，且以签订和约作结。事后，胜利被视为轻而易举，加之阵亡人数甚少，给人以一种“军人散步”的印象。然而，大错特错！人们忘记了其中所经历的种种风险与困难，马莱·伊萨克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甚至不提这次“远征”，仅说明法国1858 至 1860 年对华干预，“旨在保护天主教团，维护通商利益”，云云。

而对于这一“远征”的历史意义，一些见证者与学者却有所强调。例如：

＊“远征”军事主角之一杜潘上校（原名保罗·瓦兰）：“法国军队进入北京，将是我们时代最奇特的冒险。”

＊“远征”官方报告执笔人布隆戴尔将军：“一支小部队，决心坚定，准备赴汤蹈火，朝着陌生的地方挺进……把我们胜利的雄鹰带到远离祖国六千法里之处。”

＊外交官拉否例（夏尔·拉沃莱）：“这是一次确实非凡的远征，本世纪无与伦比；而且以不可磨灭的文字写入中国的史册。”

＊历史学家恺撒·德·巴赞库尔男爵：“一个伟大的行动就这样完成，将是大事众多的本世纪最惊人的事件之一。”

＊“远征”军医疗队长卡斯塔诺医生：“远征虽然冒险，但却带着奇迹的光环和陌生国的声望，故而富有双重吸引力。”

＊内格罗尼中尉：“此次军事之举，大大超过‘金羊毛’神奇之旅和费尔南· 科尔泰对墨西哥的远征。”＊《第二帝国史》（1895 年出版）作者皮埃尔·德·拉戈斯认为，此系“征程遥远、出乎意料的神奇之战……”

＊第二帝国史学家弗勒里伯爵和路易·索诺莱1928年曾以抒情笔调描述道：

“人们曾说出征埃及堪称我国历次战争中的传奇故事。而这种称颂，似乎更适合于1860年远征中国。的确，还有什么比这小股登陆官兵那几乎难以置信的辉煌历险更动人心魄呢！他们历时近半年，远行六千来法里，来到一个辽阔而神秘的帝国，大胆深入欧洲人从未涉足的地区；他们虽遭遇到多么意想不到的处境，终于来到那仙境般流光溢彩的财富和瑰宝面前，最后伴着鼓乐声步入拥有两百余万臣民的天子之城——古老而神奇、被历史赋予了无数梦想、幻想与幻景的北京！”

＊现代军事史学家雷蒙·布热里和皮埃尔·勒苏夫认为，这是“该世纪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一次精心筹划的“远征”，由一小群人物付诸实施，他们无论是陆海官兵还是外交官，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个个“机智勇敢，骁勇善战”。

“远征”中国，历史意义之外，军事方面本身也很引人入胜。但期间发生的违背战争法的英法谈判代表被俘事件，使其在人道方面有其可悲之处，他们遭受的痛苦和酷刑——有的因此而致死——给事件增添了悲惨可怖的色彩。还有一些人，一批法国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因染病在身，未能生还。此次战事，既十分遥远，又极其冒险——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很有可能以悲剧告终，很有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倘若因厄运降临而惨遭灭顶之灾，那毫无疑问，至今仍会有人谈论它。

可是偏偏走运。本来好多次，命运将导致另一种下场。可以说，除悲惨的“人质”事件外，中国之行“福星高照”，一帆风顺。

到底是“法英联军远征”，还是“英法联军远征”？

在这个问题上，狂热的沙文主义不合时宜。在某些历史教科书或旅行指南中，偶尔有人言及法英联军“远征”中国。其实，这根本不是问题。原因显而易见：千真万确是“英法联军远征”。

理由很充分。英国军队拥有骑兵和大批印度部队，官兵人数 1.2 万名，超过法国军队的 8000 人。整个“远征”期间，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可以说始终是英国人采取主动，虽然蒙托邦将军和葛罗男爵会因此不悦。英国人因长期在当地经营，比法国人更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他们在中国沿海设有商行和机构，这对后来的行动十分有利。英国拥有许多海军基地，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开普敦、亚丁、新加坡、锡兰的加勒角，尤其是香港，构成通往中国的必经的中转站。另外，他们还有一批精通中文的翻译人员。如杰出的威妥玛（韦德·托马斯·弗朗西斯）和巴夏礼（帕克斯·哈里·史密斯），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均高出其职务本身。

英国完全可以单枪匹马进行这一“远征”。而法国则不能。即使向中国派遣一支小部队，法国也是既无手段，又无后勤能力去独立完成。

此外，法军指挥，虽说没有完全让英军指挥牵着鼻子走，但在物质条件和精神面貌上均显得略逊一筹。并且随军使节方面也同样如此，葛罗男爵尽管很有素养，但在威望及仪表方面远不如英方代表额尔金勋爵，他不具备额尔金那样的权威和鲜明的个性。毫无疑问，“远征”领导非英方莫属。

蒙托邦将军，虽然因在北京大门口夺得八里桥决胜而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称号，但我们不要因此而产生错觉。无论在物质实力上，还是在兵力上，的确应以格兰特将军为主要军事首领。

因此，的的确确是“英法联军远征”。那么，火烧圆明园的罪责，也都全归英军及额尔金勋爵吧……

为何将矛头指向中国？为何大举远离母国数千海里外的征战？为何有此疯狂之举？直至今天，人们仍然难以理解……

难道仅仅是以自由通商名义而发展诚信良好的交往吗？难道仅仅出于促进天主教团在华传教吗？或者更进一步，难道是出于高尚的意愿，欲使中华帝国享有西方文明“不可估量的益处”吗？

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 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 19 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完全一脉相承。公开承认的目标，就是以武力打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对西方贸易的门户。

这可以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①。第一次鸦片战争，于 1839 年至 1840年由英国策动，是威震四方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查封并销毁 2 万箱鸦片之后爆发的。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广州和上海成为对外商埠。但是，该条约后来变成一纸空文。于是 1856 年至 1859 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而第三次鸦片战争，便是 1860 年的英法联军对华“远征”。

那么，到底为何进行“鸦片战争”这样的冒险征战？

答案骇人听闻，而且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今天比过去更甚。因为答案不可告人！英国使臣，尤其 18 世纪末马戛尔尼等，访华相继失败，并未使英吉利人打消对华通商的顽念。他们从中国大量购买丝绸、茶叶，还有瓷器等。他们同时还进行“黄奴”买卖，将“黄种人”即中国苦力贩卖到美国加州和古巴、秘鲁等南美国家种植园。可耻的人口贩卖，往往被掩盖……

然而，英国人未能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或印度的产品（如棉布等纺织品）发生兴趣。早期，双方贸易不平衡。中国顺差，国库盈余；而英国金库则不断流失。

因此，英国想方设法，以可能的合法手段或走私偷运方式，向中国倾销数量越来越多的鸦片。鸦片产自印度，特别是孟加拉省一带，专门由那个强大的所谓“东印度公司”从事经营。

的确，鸦片量微价昂，走私带来暴利。两国贸易平衡颠倒过来：英国盈利，中国出现亏空、赤字，钱币流失，结果，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普遍飞涨。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当朝者愤怒不已。他们看到，不仅国家钱财化为烟雾，而且“洋泥”（鸦片）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尤其国民被这输入的恶习和“神奇迷药”广为残害。法国随军医生阿道尔夫·阿尔芒描绘吸毒后果时写道：“抽鸦片，使人萎靡，冷漠，麻木不仁。精神疲惫影响到胃和消化道，食欲减退，身体消瘦，衰老提前，同时变得萎琐不堪。健康毁，精神垮，钱财空。染上这种恶习，多少智慧、才能和财富统统耗尽。对此，中国人是一清二楚的……”

对于鸦片的严重危害，忠诚的清官（大有人在！）严加谴责。

如1838年，江南监察御史袁玉麟向道光皇帝呈递奏折，对鸦片之害发出严重警告。戴遂良神甫在所编著的《历史文献》中曾作过转述，指出“无处不受鸦片交易之害”。袁玉麟在《议开鸦片禁例有妨国计民生折》中，批驳许乃济等人的弛禁论：“自天朝之始，当未遭此大患。此毒毁民理智，损其肌肤；如爱之，伤我心腑，毁我家园。”他说，政令应该是划一的，既然在民间开禁，就无法禁止“官弁士兵”吸食；因此坚决主张把“走私鸦片列为极刑”。

就连额尔金本人也差不多有过类似的看法。从道义上，完全出于道义，他是当时谴责鸦片贸易的少有人物之一。他指责那些组织鸦片贩卖、大发横财者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他说：“这些人带着最自私的目的，践踏着这个最古老的文明，一想到他们，我就感到痛心。”

无论人们是否情愿，哪怕冒着触犯英国人尊严的危险，事实是，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应该被视为一个毒品走私国。拉戈斯指出：“在英国商人眼里，巨额收益掩盖着卑鄙无耻的鸦片走私。由于中国人可恶的迷恋，鸦片走私还在日益扩大。”

1839 年至 1860 年（乃至以后），构成整个英中关系的所有争执、战争、谈判与条约，无不以鸦片为根源。而鸦片烟雾之幕，成为两国关系的背景。

第三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焚毁北京圆明园，可以看成是英国强迫中国接受其大规模鸦片走私——最高级别的有组织贩毒！——合法化的最后结果，虽然不是最直接的结果。

据潘尼迦转引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伦敦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证明英国政府一手策划并参与了鸦片走私：

“当我们看到，在东印度公司领土上种植大烟受到严格垄断，鸦片毒品由印度政府大量向市场倾销，目的地非常明确，以至于1837年东印度公司理事会公开向该年内驶往中国的商船颁发大奖；当我们看到，议会上下两院各委员会都十分关心鸦片种植及其给印度带来的丰厚收入，他们深知鸦片的最终目的地，却宣布因收益丰厚故不愿放弃这个巨大财源……更有甚者，当我们看到，内阁成员主持的印度部完全控制着东印度公司，拥有全权阻止任何反对意见时，我们必须承认，把鸦片生意的罪恶仅归咎于有关商人是极不公正的，其实这些烟商的所作所为一直得到最高当局直接和间接的赞同。”

要想迫使中国让步，必须找出合适的理由。倘无正当理由，就得找卑劣的借口。正好 1859 年，在直隶海湾，白河入海口大沽要塞前，英国及法国海军遭兵败之辱。于是，英法联军决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既对这次冲突加以报复，也借以强压中国最终向西方利益开放。

英国人和法国人忘记了——而且是有意忘记——这场“远征”以极其卑劣的野蛮行径而告终，用中国人的说法，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劫难”，即洗劫并焚毁圆明园——一座清朝皇帝们最喜欢的夏宫。

1860 年 10 月 7 日和 8 日，法国军队洗劫圆明园；数天后，英国军队烧毁圆明园。这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犯下的无法赎补的罪行。

圆明园堪称世界奇迹之一，它与北京紫禁城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起，共为中国皇家御苑。雨果将它与希腊巴特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和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圆明园于 17、18 世纪由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大帝所兴建，历时 150 多年；占地 350 公顷，包括 200 多座各式建筑，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多为土木结构。

圆明园内还建有“西洋楼”等宫殿及花园，属巴洛克风格，仿普罗密尼、瓜尔蒂尼和比比耶纳等人的作品，系园内的珍奇建筑。“西洋楼”是 1747 年至 1759 年间，按宫廷传教士王致诚、数学家兼天文学家蒋友仁神甫，以及来自米兰的著名画家、建筑师郎世宁等人设计的图纸建造的。这些欧式建筑及花园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整体。人们不禁要惊讶于这一有悖常理的事实：竟然是欧洲人摧毁了中国的欧式宫殿。

圆明园众多建筑群，分布于人工湖泊、河畔及小岛上。周围丘陵环抱，名园胜景散布，运河溪流交错。王致诚称赞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1743 年 11 月 1 日，他在一封长信中对圆明园加以淋漓尽致的描述，这对 18 世纪在欧洲大兴中华园林之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人往往把圆明园与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相比拟。其实，圆明园远不止于此。它更为广阔浩大，因有大量皇家宫廷收藏，它的珍宝典籍也更多，尤其是乾隆帝积累下来的庞大而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这座皇宫御苑（兼配有植物园和动物园），亦为博物院和图书馆。

正如在法国出版的《圆明园》一书，作者邱治平所写：“圆明园堪为世界大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料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为文化艺术博物馆。”

不妨大胆打个比方。圆明园之因英法联军之过而毁于一旦，很可能相当于凡尔赛宫加卢浮宫博物院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遭普鲁士军队焚毁。1871 年初，法军大败，巴黎被围，若普鲁士人决定那样做的话，必定会是如此！

当时和稍后关于 1860 年“远征”中国的记载，无论是法文还是英文著述，均为数众多。这些第一手见证录非常宝贵。法国方面，我们查阅到30余部。其中主要有蒙托邦将军的《回忆录》，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还有军人们（巴吕、杜潘、柯利诺、米特雷西、内格罗尼、贝齐亚、布隆戴尔等）的记述，外交官们（凯鲁莱、玛斯等）的记述，军医们（卡斯塔诺、阿尔芒等）的记述，以及一批实录作者（埃里松、吕西、洛图尔、朱雅等）的珍贵记述，另有同时代人巴赞库尔、夏西隆等人的见闻录。

正如洛图尔所写：“由一小撮欧洲人征服亚洲之都的壮举，使得目击者中最超然物外的人都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将它记录下来。”

在英国方面，有关著作约 15 部。其中有额尔金勋爵的《信札和日记》，诺利斯的《日志》（记录格兰特将军的口述），《军人见证录》（吴士礼、塔洛克、邓恩、芮尼，以及戈登等）、《外交官回忆录》（巴夏礼和罗亨利），领事兼译员郇和以及姆吉牧师的见证录等。这些著述大多为 150 年前发表，已十分罕见，是我们研究这次“远征”的基础。

对于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对于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

有关中国方面，我们着重参阅由耶稣会士戴遂良神甫20世纪初叶发表的《中国史料集》——著文宝贵，但常被忽视，也偶遭抄袭。

阿兰·佩雷菲特曾就 1793 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赴华之行写了《停滞的帝国》一书，在导言中，他阐述了主导其写作该书的方法或路子：“斯汤达把小说看成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读者下面读到的这个故事则是由一套30 多面镜子，或确切地说是30多架摄影机制作成的，它们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我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通常我只是让他们自己说。”

同样，我们也没有采取其他方法，而是引用了四十来个法英当事者的见闻和著述，他们也都是“埋伏在远征路上的”。我们当代人的判断，只能是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并且不留余地。1860 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

最后，我想说的是，假如这次“远征”根本没有发生，从而使本书失去存在的理由，那该多好啊。

①将 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是西方部分历史学家的一种说法和观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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