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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作者: 袁伟时 卷首献辞 本书剖析的是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50年间的思潮与人物，并旁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对此，史家们有过种种解说。然而，对这种种解说读后细思，在迭获教益的同时，又往往产生似信撕疑的新困惑。本书呈现在这里的就是一个不愿人云亦云的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的新探索。 史书毫无疑义应该讴歌光明、鞭笞黑暗，可是，如果视角有误、史实不全，春秋史笔也许会化为光怪陆离的哈哈镜。绝不能低估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人们心灵禁锢的严重性，卓荦方家有时也未能超凡脱俗。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100年前，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满胸块垒、赍志而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一些走在历史潮流前列的救国先驱仍然被扣上“投降”、“卖国”的帽子。当这本小书不得不为他们辩诬的时候，但愿师友和史家们能谅解笔者的苦心。 多年来，许多学术论著习惯于把西方在华传教士等同于“侵略者”或“殖民主义分子”。当我说林乐知以及傅兰雅等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竭思殚精冀图推动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时候，既是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企望以史为鉴，使自己的祖国不再有人愚蠢地为分享文明成果设置障碍。 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正新见迭出，本书的主要部份分析的也是这个运动及其领袖人物。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实现现代化的尝试，无论其兴起和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个别人的功绩或罪过。现代化曙光在望的今天，苦果真堪玩味！洋务派在处理天津教案、越南和朝鲜问题以及兴办洋务等方面的所作所为都错了吗？曾国藩、李鸿章是卖国权臣还是失败了的救国而又误国的大吏？为什么他们生前身后会令那么多杰士、豪强倾倒？但愿书中的新探索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由于黑白分明的人鬼斗争图的消失，也许你会感到惊异：道光皇帝也讲经世致用、师夷长技，林则徐、左宗棠却因封闭心态未净而有落后于时代精神的失误。 中国文化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本书涉及的经世致用思潮和洋务思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体西用论是人们熟悉的，但道器统一论、道同理一论、中西文化融合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化论是人们熟知的，但也有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内容，而培根的影响更受冷遇。因此，笔者在这方面的补充就不是多余的了。书中阐发魏源、曾国藩著作中蕴含承先启后的优秀中国文化因素的观点，则似乎至今仍被漠视。 本书严厉谴责了列强的侵略和压诈，但没有花大量篇幅去分析，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民族有反求诸己的传统，孟子说得好：“仁者如射……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二是这些已是众所周知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教科书应该好好运用这些事实，让我们的后代永志不忘，而探索者神驰梦绕的必然是若明若暗的朦胧之境。 历史应该引人沉思。同意还是反对本书的观点实在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笔者对历史之谜的追寻也许能在读者心中激起千层涟漪乃至波峰浪谷，引起探幽揭微的兴致。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思潮的底层，人物的背后，总与中国文化割不断、理还乱。如果把这本小书看作我的中国近代文化片论，看来不会贵于离题。 本书有一半的篇幅是用问难体写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尝试。从司马迁到梁启超，真是“凌云健笔意纵横”。史学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也许将来我也能写出差强人意的习作。 “你说这些不是太狂了吗？”“敝帚自珍”，古有明训，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敢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知识而自信、自尊，又怎能赢得整个社会对知识的足够尊重呢？人们应该平等、友善、真诚地相处，而学术上自由地探索和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正是这个理想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以文会友，也许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乃至正直知识分子的狂狷性格将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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