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友人闲聊，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思潮研究，无拘无束，议论评点，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有些问题问的得尖锐，答得爽快，与时贤所见略有不同，似亦可为寂寞文苑增添几分闹意。耐不住友人的怂恿，记下要点，公诸于众，如能博得新老朋友开心地或宽容地一笑，在下就要拱手说一声“谢谢”了。

友：老兄研究近现代思想史多年，为什么不见你写文章赞扬太平天国，是不是对这个革命有点不同的看法？

袁：正因为我是研究近现代思想史的，便不想给太平天国唱赞歌了。太平天国那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当然应该好好研究。我念大学一年级时便读遍了当时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罗尔纲先生的著作，相当入迷。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关注着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有些著作的水平确实很高，真是人才辈出，可是，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有没有给一个国家或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应该紧紧盯住时代风云造就的思想家们的活动轨迹，揭示其中蕴含的时代、社会和历史的信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太平天国自然是文化学或社会思潮研究的不可忽视的课题，但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能提供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在我看来，在这块瘠土上耕耘的人已经过于拥挤，而就自己说来，唱赞歌于心不忍，评头品足又不合时宜，所以就三缄其口了。

友：难道洪秀全不是革命的思想家，建立了一套革命的思想体系吗？

袁：洪秀全无疑是革命的领袖，且是唯一的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始终的领袖。不过，无论就政治或军事上说他都平庸无奇。太平天国前期实际的政治、军事领袖是东王杨秀清，造反开始不久在永安封王时便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永安封五王诏》，《洪秀全集》第1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天朝天亩制度》规定的操作体制中，身为军师的杨秀清实际上处在总管一切的位置上，而且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对洪秀全有所不满也可设法治一治，后期也有他人代为策划。至于说到思想家，只要花点时间翻翻他的诗文诏书，答案便不难找到。

你可能听说过，洪秀全曾经几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上。看来这些考官是公正的。莫看他做过塾师，花县一直是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地区，直至20世纪70年代那里还相当落后，一百多年前的闭塞和缺少文化的状况更不难想象。他的诗文的特点是语言贫乏，错别字很多。整部《洪秀全集》包罗了现在收集到的他的全部诗文，翻一遍就会知道文字通顺的没有几篇。洪秀全是客家人，他的所谓诗实在没有什么诗味。各个客家地区总有一些编山歌的能手，洪秀全的作品在这一类的歌谣中恐怕也属下乘之作。你知道我是客家人，小时候听过不少山歌，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说，这位天王的大作实在不敢恭维。你看过他的《谕西洋番镇齐认爷爹天堂通诏》及其他一些对外文书没有？要是说用客家话编些歌谣告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平军将士们还可以理解的话，对外国人也用方言写些似通非通的东西又有什么道理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的文化素养不高，文字表达能力相当差劲，难怪要年年落第了。

友：你老兄恐怕中毒太深了。文章值几分钱？文字不通顺就不能成为思想家吗？

袁：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上开国君主、大吏、名将不乏文化素养不高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人，但思想家是以创造性的智慧为全人类或一个地区的人群推进理论认识的杰出人物，很难想象文化素质低下之辈能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工农有时也出语惊人，但这仅是吉光片羽，要成为系统的思想或理论谈何容易？应该肯定，工农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煞社会的分工。而且洪秀全本人也不是工农，而是低层的小知识分子。

我不认为洪秀全是什么思想家，更主要的根据在于他的思想贫乏。一部《洪秀全集》说了些什么呢？

第一，他上过天，见过天父、天兄，被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4页。）他的这个天堂梦不过是重演篝火狐鸣的陈涉故智。相应地，他从西方请来一个“皇上帝”用以反对中国固有的各种偶像。搬来这个“上帝”有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呢？不久前，冯友兰先生提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复杂的，但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极为肤浅，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青年，偶然得到一本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国人编写的宗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后来又在英国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先后停留了约三个月，要他对基督教有深刻的了解是不切实际的。《太平天日》是他离开罗孝全以后所写的主要神学著作之一，文中说到洪秀全上天，“天使扶真主坐轿”，“到天门，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斜视”，上帝则“身穿黑龙袍”，“常教主坐装衣袍要齐整，头要轩昂，身要挺直，两手要覆在膝，两脚要八字排开”。（《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0页。）一个农村青年想像力的极限不过如此。这与其说是师事洋人的心得，毋宁说是从传统戏曲或乡下草头班那里学来的。他宣扬的是中国式的基督教，已经混杂了中国农村世俗文化中很多迷信佐料了。

第二，宗法专制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关系，为专制统治体系服务，这在洪秀全那里保留得非常完整。他以太阳自居，是“日头(客家话，意即“太阳”)王”。他写的《天父诗》说得很明白：“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而且规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都“该打”。（《天父诗》，《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04、39页。）在他看来，如果违反三纲，即便死了也要声讨。可见，以忠孝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在他那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的所谓“革命行动”之一，就是把受到群众尊重的一对追求婚姻自由的恋人的塑像捣毁，斥之为“该诛该灭两妖魔”，“到处男歌和女歌”！（《斥六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4页。）支撑他这些中世纪宗法观念的是天命论思想：“总之贫富天排定”（《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9页），“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已得成人”（《天父诗》，《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37页）。在他的文集中这些话比比皆是，而从殷商起统治者就已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洪秀全虽然生活在19世纪中叶，思想上却难于找到现代意义的先进之处。他的有些话孤立起来看似乎包含着民主平等，但在其思想中的位置或微不足道，或这种诠释本来就与原意不符。例如，他说“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其本意是论证“开辟真神为上帝”（《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6页）。上帝是天上人间的绝对权威，而不是否定君主的民主思想。又如他说天上男女都是兄弟姐妹，这不是平等思想吗？这是他早期写的宗教文书《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的话，确实重复了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并与中国古代乌托邦式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了。但起义开始后，这些思想已被等级森严的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所取代，平等幼芽已被扼杀。他还说过“天地之中人为贵”，这是不是现代意义的人的觉醒呢？不是。其原意在于反对中国已有的其他崇拜偶像的宗教。“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物也。人贵于物、灵于物者也，何不自贵而贵于物乎？”（《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9页），这是宗派之争而不是冀图帮助人们从神的威慑下解放出来。何况宣扬君臣父子的儒家经典《孝经》早就明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第九），洪秀全的话渊源于此，与人的解放风马牛不相及。曾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鞭挞孔丘、删改儒家经典的行为也是教派之争，而不是民主与专制思想的角逐。

友：给你这样一说，洪秀全与曾国藩不是成了一丘之貉吗？

袁：别急，下面我就要说到他们的差别。但就坚持中世纪宗法思想这一点上，洪、曾确实是一致的。曾国藩大叫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32页，岳麓书社1986年，长沙），从宣传手法上是成功的，但极尽夸张之能事，并不符合实际。造反总要有激动人心的思想或口号才能调动千军万马，太平军纵横大江南北15年，除了依靠上帝的权威证明自己是“真主”、“天主”以及依赖宗法专制纪纲约束队伍之外，还有几条包含新的历史特点的东西起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集》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利用民族矛盾，以反满相号召。他说满族统治者“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争其兄弟之产耶？”（《洪秀全集》第23页）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表的檄文说得更加明白：“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概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第67、65页，中华书局。）洪秀全及其伙伴还没有现代民族观念，有些话说得不那么恰当，甚至保留了陈腐的夷夏观念。但是，当时整个统治机构已经相当腐败，反对满族统治者的实质是扫荡阻碍社会发展的腐败势力。

第四，号召人们为眼前及未来的幸福造反。在起义的头一年，洪秀全便一再号召“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谕众兵将遵天令诏》，《洪秀全集》第179页），并给“同打江山功勋等臣”许愿“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答应让造反者“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谕兵将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诏》，同上第181页）。千百年来，当人民群众无法在现有秩序下维持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被迫铤而走险，眼前和未来的一线希望都会鼓舞他们奋不顾身，因此，威风、享福等古老愿望仍然是洪秀全组织和维系太平军的重要思想。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被迫减租，有的农民甚至抗交田租。农民得到实惠，对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一个平均主义专制王国的蓝图。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不光谈土地问题，而且总结了太平军几年来在长江中下游两岸驰骋的经验，制定了太平天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经济上说，这是以平均和灭私产为特征的。平均指的是普通老百姓计口授田，有田同耕(这条因战事频仍难于实行，有的地方公开代之以照旧交租纳税)，但当官的就不平均了，甚至公开规定老婆多少也以官位大小而定，从一妻至十一妻不等。消灭私产则部分实现了，建立了“圣库”制度，“物物归上主”，尽管它是不彻底和难于坚持到底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规定整个社会都要按政教合一和军事化的原则组织起来，规定25家为一基础社会组织，设两司马管理他们的劳动、教育和婚育等一切活动。从基层至中央有军政统一、政教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的严密的军事化组织体系，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虽然后来部分名目有变化，但这个军事化的社会制度已部分付诸实施。《李秀成自述》中谈到：“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第7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此“严严整整”地“开立军伍”，无疑是一个已经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其他身历者的记录也与李秀成所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被视为天国蓝图的实现。加上这些来自穷乡僻壤的下层人士和农民从建立政权之初起就竭力模仿中国历代帝王朝廷的体制和生活样式，这个天国政权不但封建化程度很高，而且其对社会生活控制之严密，自中国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建立以来罕有其匹。

第六，与各国平等相处的思想。洪秀全自视为负有统治整个世界使命的“天王”，与历代帝王一样，他也在做着“胡越贡朝，蛮夷率服，任多版图，总归隶属”（《御制千字诏》，《洪秀全集》第35页）的帝王梦，在好些诗文中天朝大国的思想表露无遗。不过，他的思想也包含着平等对待洋兄弟的因素。因此，他一再发出诏书申明“中西永遵和约章”、“万国一体，天下一家”（《御制千字诏》，《洪秀全集》第221、210页）。太平天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既没有卑躬屈膝，也不盲目排外，这是外来宗教在这支队伍中产生的确有根据的正面影响。

上述六方面的内容，除第二点外，都是太平天国领导者们的思想有别于清代统治者的地方。

友：洪秀全的思想真的只有这几方面的内容吗？

袁：评说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事实。一部《洪秀全集》只有十多万字，与其听别人说得天花乱坠，不如自己翻阅一遍。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内容应该说到的，洪秀全曾经有过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愿望，这是他有别于历来农民起义领袖的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堂弟洪仁玕1859年到了天京，受其委托总理朝政，提出一个新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这是当时条件下挽救太平天国垂危的事业和挽救中国的最先进的纲领。洪秀全在上面写了31条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余均写上“是”或“此策是也”以示支持。如果太平天国或清政府真的按照这个纲领去办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许早就实现了。

友：在炮火连天中谈什么造轮船、火车、开矿山，无非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怎能挽救太平天国？

袁：请想一想，洪仁玕是1859年到天京的，不到20天就受命总理朝政，很难设想他在考虑施政纲领之时能完全不顾面临的紧迫问题。经过三年前的内部自相残杀和分裂，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洪秀全的昏愦也已暴露无遗。如何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团结内部，鼓舞斗志，是推进革命、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经过深思熟虑、兼顾目前和长远的施政纲领。学术界诸方家首先注意到它的先进的长远之计，这是非常自然的，加上有些话说得比较委婉，也容易被忽视。但细加玩味，我认为也不能忽视它的现实性。挽救太平天国首要的是军事，尽管前贤已揭示过洪仁玕在战略决策上有过贡献，但军事非其所长，他的贡献是在其他方面。

我想，这个纲领至少有四个方面是直接针对着当时存在的问题的。

首先是如何团结内部的问题。当时天京事变的严重恶果仍历历在目，洪仁玕语重心长地提出：“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2页。）这里说的鹬蚌相争当然不是指与清军的对峙，那是灭妖而不是团结的问题。而整个纲领实际是以谈团结问题起，以谈团结问题终。看看它的结尾吧：“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40-541页。）团结问题被摆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那么，当今这个紧迫问题解决之道何在？他的头一条建议是“宜潜消其党，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责尉迟恭以汉高故事，或如汉文之责吴不会而赐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24页），也就是说要如唐太宗批评尉迟恭那样开诚布公地对待有毛病的臣下，或如汉文帝那样宽容地对待怀抱野心的宗室：吴王刘濞托病不参加朝会，反而赐以几杖。要用种种手段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与此同时，他不无所指地大讲要部下听令：“在主将有以服之耳”，为此，要如孔明那样“器使群材，赏罚严明”，部将“虽有些须失错，不宜妄生议论”（《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40-541页），等等。请注意，他的意见归纳起来无非是：团结能否搞好，关键在于领导。这实在是对洪秀全适时的讽喻。

其次，这个纲领要求对经济政策作根本性的调整，核心是要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上消灭私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他建议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交通和开采各种工业原料和燃料，而且要办银行和保险等业，相应地还要办报纸，兴邮亭，实行保护人身权利的司法制度，推动社会制度走向现代化的轨道。

人们也许会说，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不会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只要考察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会弄清楚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任何政权的巩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经济状况。当时太平天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是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战争，更重要的是实行错误的经济政策招致的恶果。例如，在天京等城市人民都被编入军事化的各“馆”、“行”中，生活资料由“圣库”供给。特别是有技艺的手工匠人，即使不被征调参加修建王府等官家建设，也完全在官家控制下劳动。这是他们冀图消灭私产的天国空想指导下的必然政策，其性质却是几千年的官营手工业的延续。商业亦归公营，“本利皆归天王”（《金陵被难记》摘引《待百姓条例》，《太平天国》(四)第750页）。

在19世纪中叶实行这样的制度，劳动者的积极性很低，浪费大，亦缺乏不断促进技术更新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其直接恶果是不少人不愿享受这样的天国生活，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更无从谈起。显然，这样的政策如不改弦易辙，后果不堪设想。有些太平军占领区在悄悄自行调整。以农村来说，《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于1853年12月，由于“兵士日众”，需粮甚多，第二年便不得不“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东王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却没有明确的转变。

《资政新编》的历史作用在于它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勇敢地承认了能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富者经营的事业的价值和正当性。通过实行专利制度，“准富者请人雇工”（《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6页），奖励私人兴办各种工商企业、开矿、办银行、办“学馆”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从而把旧式的农民战争与切合中国当时需要的历史进步事业直接联结起来。

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实现，但不能说纠正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一点实际效果。进入60年代，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街市繁荣，“商店充塞着商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象”（哈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的记录屡现中外考察者的笔下。显然，不抛弃起义军初期的空想，这些景象不可能出现。

再次，这个纲领针对洪秀全冀图做“万方来朝”的真圣主的迷梦，正确地阐述了与各国平等相处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它肯定西方的富强“由法善也”，批评中国闭关锁国“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因此在对外关系中既不能“拘拘不与人交接”，要大胆地开放，“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在具体政策上，除了不应再讲“万方来朝”、“夷狄”等轻侮字眼外，还建议要容许外国人通商和向人民传授技艺。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这么一段话：“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挂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28，538页。）它的意思是要与“番人”并雄就要发展经济，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些建议既针对现在，又规划将来，已远远超出魏源的认识而为后来商战思想的滥觞。

最后，这个纲领还提出了改进太平天国政治生活的建议。一是要洪秀全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决策必须慎重：“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9页。）太平天国虽有军师总理朝政的传统，但作为专制君主，洪秀全保留着不容争议的最后决定权。天京事变的是非尽管仍有争议，但作为最后决策者的洪秀全肯定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洪仁玕这个建议的内涵洪秀全是不难领会的。

要是说这个建议仍未超出封建帝王虚心纳谏的传统，为解决“上下梗塞，君民不通”而设计的方案则充分显示了洪仁玕在现代意识薰陶下的广阔视角。这个方案的内容包括兴建以火车为骨干的全国交通网络、由民办的书信馆、新闻馆与官设的各省新闻官、意见箱及邮亭相结合的全国信息网络。这里包含着由人民监督各级官吏的思想，其主要渠道是发挥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和舆论监督工具的作用。当时，中国境内两个敌对的政权都面临着君民上下阻隔的严重局面。这本来是一切专制政权的痼疾，而濒临覆灭的政权的腐败又加剧着这个顽症。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有了社会管理系统比较先进的西方为参照系，这个状况的不合理就更显得突出了。冯桂芬不是大声疾呼：“君民不隔不如夷”吗？洪仁玕不但提出这个问题比冯桂芬早几年，且已不囿于古方正药，而开始从资本主义世界去寻求对症良药。再加上这个纲领中包含的“罪人不孥”、“善待轻犯”等现代法制思想的幼芽，规定社会基层的“乡官”的任务只限于“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5页），抛弃了政教合一、军政合一的模式，这不是蕴含着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契机吗？

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生死存亡当然要靠战场上的博斗，但是，战争不是简单的角力，政治和经济政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未有军心民心涣散而能最终战胜敌对势力的。对垂危的太平天国说来，《资政新编》就是冀图力挽狂澜的一次重要尝试。可惜，1861年2月后洪仁玕的权力一再削弱，很多事情已无能为力了。即使在他握有较大权力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也没有切实推行。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挽救太平天国的方案被搁置了。

友：这是个人未能充分施展救国抱负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袁：确实如此。当时，真正比较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就数洪仁玕和容闳了。洪仁玕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在那里接触了资本主义文明。容闳则是在美国系统地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后，于1855年太平天国革命高潮中回到祖国的，他曾寄希望于太平军，1860年11月他访问天京，与洪仁玕讨论了推进太平天国事业的方案。容闳提出了七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个以现代思想为主导整顿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建议与《资政新编》是互补的。当时容闳便感到“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译本第六点是：“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他俩的建议无疑是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最先进的方案，已经远远超出魏源至60年代初的所有其他中国人的认识和各种方案，这是凝聚着报国热忱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救国良方。同中国近代不少历史人物一样，洪仁玕也有好些陈腐不堪的言论，但瑕不掩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能写出《资政新编》那样充满时代气息的著作是了不起的。

友：也可以救大清？

袁：当然可以。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编》的刻印本后在日记中写道：“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廿二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这是来自敌方统帅部的评论，钦敬之情溢于言表，其意思归纳起来无非是一句话：《资政新编》是结合实际学习西方的佳作。

赵烈文所以承认太平军中有出类拔萃之士，在于他敏锐地看到如果自己的对手按照这条路向前走，必将战胜自己效忠的那个腐朽朝廷。清政府所染痼疾不但性质相同，而且有些方面更为严重。《资政新编》提出的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解决军民阻隔、促进社会进步等一系列建议大体都适用于清政府统治地区，而且后来的洋务运动按其思想高度说还没有达到它的水平。例如，那些官僚们哪里有依靠“富民”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又怎么会赞成和支持私人办“新闻馆”作为传播信息、监督官吏、战胜腐败的重要工具呢？而这些差距正埋下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根由。如果清政府按照洪仁玕和容闳建议的精神去办事，大清恐怕就得救了。

友：史学界通常认为《资政新编》的重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个不足由《天朝田亩制度》解决了，这两个纲领是互补的。你认为怎样？

袁：两个纲领的指导思想是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互补？从学术界流行的观点看，我倒感到这里显示出中国近代思潮研究出现了某些误区。史学研究一要还历史本来面目，二要以史为鉴，两者都必然受到史学家主观世界状况的影响。

我认为有些流行观念已经成了人们正确评价中国近代思潮的障碍：

一是盲目歌颂空想式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

在一些学者看来，《天朝田亩制度》设计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页）就是应该歌颂的“新天，新地，新世界”，于是，从洪秀全的天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乃至孙中山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和诸如此类的思想都受到人们很高的赞誉。可是，概括中国大部分史家的意见，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间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说富与强，都取决于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应该有通观历史全局的眼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确立民主政体大声疾呼和不屈不挠地奋斗。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些有重大影响呼唤历史风云的人物却对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自由有过多的疑虑，他们不但不敢直截了当地为资本主义呜锣开道，反而企图用他们所发明的种种空想去限制和取代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

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现象？是应该赞扬这些历史人物勇于抗拒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一面，抑或应该批评他们在历史大潮面前的怯懦？我想，揭露他们的软弱和怯懦恐怕更符合历史真实。毛泽东在1945年说过这么一段话：“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这些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让时光倒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除了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顽固派以外，从洪秀全至康有为、孙中山他们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空想和诸如此类的现象，难道不是更显示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软弱吗？

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状况之所以应该受到批评而不是赞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现代经济是商品经济，它受市场法则支配，以赢利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杠杆。但洪秀全追求的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暧矣”（《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页），以此为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只能是除了“上主”以外谁也不关心经济的发展，生产的扩大和效益的提高失去了内在的动力。言不及利，人人不受私，道德自然无比高尚，生产的停滞和破坏却是无法避免的。在本文所讨论的历史时期，公有制的建立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历史要求，为什么要盲目地歌颂呢？何况即使在建立了公有制以后，平均主义也只能令人们吃尽苦头。这类恶果我们还没尝够吗？

另一个误区是不加分析地歌颂群众的盲目造反行动。

人民群众应该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位置，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等于从概念出发对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在历史舞台上的作为一概予以肯定，甚至不惜溢美、拼命拔高，仿佛非此不足以显示革命思想的纯正和坚定。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古代，无论中外都没有什么农民的思想体系。道理非常简单，任何思想体系即完整的理论的创立都必须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较高的知识素养，而在古代社会农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农民领袖要冲决思想罗网极为困难，要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谈何容易。因此，历次的农民起义曾经提出过反映自己利益的基本口号，如“均田免赋”等等，但没有创立系统的理论。洪秀全活动的年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未变，特别是在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基本状况未变。他是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养不高的知识分子，与农民联系密切，但创建系统理论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上面已介绍过他的诗文的基本内容，你看像不像一个“革命农民的思想体系”？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无论出自多么善良崇高的愿望，恐怕也无法改变客观存在。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它判定各色风云人物是非功过的准则应该是一样的，来自哪一社会阶层不能成为褒贬的根据。重要的是必须认真审视人们的言行是促进还是妨碍了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发展，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曲意回护与深文周纳同样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亵渎。正因如此，我说了一些洪秀全的不是，老弟不会见怪吧？

按后果说来，清军和太平军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交战十多年，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非常严重。1863年，左宗棠行军途中亲眼见到“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85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据现有资料看，当时的破坏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战后的情况怎样呢？请看1875年的事实：“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而不能辟，人民离散而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38年）不是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吗？有位杰出的中国人口史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251、2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互相厮杀，中国人死了1/4强，真是兵凶战危，触目惊心！

不能把任何造反或群众的盲目破坏行动都等同于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不少鸿篇巨著似乎没有划清两者的界线，流风所及，一些年轻人总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要申明一点，晚清民变蜂起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并无全盘否定之意，但史家理应全面分析其前因后果，让后来者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千万不要给人留下一个错觉，以为任何破坏都是革命。在今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已经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盛衰的大事，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们难道不应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敲几记边鼓吗？

友：你的话有点道理，但不中听。

袁：这倒也是。不过真正有识之士一定了解学术进步离不开自由讨论。我这无知浅说，也许能引起史家们一番思考和议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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