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

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竟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康有为：《请御门誓众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9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摺》，《康有为政论集》，369页。）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同上，342页。）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但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委蛇。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第83号；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竟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闾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光绪政要》卷21，16页。）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谕”，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廿七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1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68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文化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光绪朝东华录》，4015-4016页），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同上，4044-4048页。）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的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商事单行法律的实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这些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古老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正在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学习，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慈禧。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仍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入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士。

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

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徐彻：《慈禧大传》，29页，辽沈书社1994年），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和看戏，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奋勇给贴身女官补习中国文化了。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士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在她身边还有一大批大臣和亲贵具体参与决策和施政，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惜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

慈禧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

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121页，中华书局1963年）——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

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见盛宣怀的记录：“上(慈禧)问：何谓学堂？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盛宣怀：《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对自记》，《盛宣怀未刊信稿》，279页，中华书局1960年。）1895、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两件事都曾奏请朝廷批准，也就是说得过慈禧认可的，这次召见时在1899年10月6日，政变已一年多，这一年全国已有中国人自办的学堂175所，遍布全国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时此境老佛爷居然不知道“何谓学堂”，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

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她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使她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

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

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其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8页，岳麓书社1985年。）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

与此同时，康有为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

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总结，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至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

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自己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纬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震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页，中华书局1958年。）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

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同上，774页。）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同上，175页），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同上，233页。）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叙，中华书局1958年。）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底亦无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文恭公日记》第33本，43页。）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康南海自编年谱》，48页，中华书局1992年。）

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余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康南海自编年谱》，31页，中华书局1992年），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同上，52页），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2页，中华书局1979年。）“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同上，43页。）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梁……都已成了历史陈迹。戊戌维新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

不幸，中国人有健忘的习性。谁不相信，请细听一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话语。

“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了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

反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国列强侵略中国主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文化领域则并非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所有外来文化的进入都是侵略，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我封闭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把文化交流与侵略混为一谈，正是晚清权贵和士绅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贻误社会转型和无知愚民的义和团情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主权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对文化“侵略”或“殖民”，这意味着什么？是反对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吗？这在西方也受到批评乃至法律管制，同时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也不乏这类货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对来自别国的价值观念吗？此事却颇为复杂。任何现代国家其公民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让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选择，“反侵略”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学术领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国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过是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哗众取宠的游戏。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

这样说不等于反对人们研究和运用中国文化，但是，也必须同时一视同仁地让人们自由研究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自由交流，自由竞争，由公民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就传统文化的所谓现代化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去伪存真。

总结戊戌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思想文化领域只有一项是现代化事业绝对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其基础在健全的义务教育制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核心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应有国内外都畅通无阻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体系。有了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才能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中国人才不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被淘汰。这是根绝国民群体愚昧现象的保证，也是防止在社会管理阶层中再出现慈禧这样的阴阳怪物和康有为式的不新不旧的政治家的基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离不开这个条件，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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