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衰落，经济一旦被摧毁，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愿成为“百姓”的理由，于是草泽之雄揭竿而起，就不仅是符合道义的，也是无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华夏自古而来就是一个大家，最高的家长便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政治上说，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则是天子子孙，皇帝也就等于国家：因而从经济上说，“国计”便永远位于“民生”之前，亦即所谓“富国”才能“安民”，“富国”总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好坏，全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如何。当然，敛之必须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本来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达到过这个理想。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与纷乱的政治现实相始终，帝国的经济衰败也将近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历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仅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为天子的存在竭泽而渔而已。天下无甚贵甚贱的局面早就已经成为甜蜜的追忆。

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惟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这次兵变最后发展成为不单单是由戍卒参与的大规模的动乱，因为有不少被逼得毫无活路的农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帝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由割据一方的骄兵悍将发动战乱，从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再次说明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为历来传统儒士所深恶痛绝的“盗贼”蜂起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乱世象征。

战事延及十佘州，覆盖了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一年以后战乱结束，但各地继起的小规模纷乱依然不免，这一切又反过来再一次摧毁了帝国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社会经济。从关东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区，民众的生计也开始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给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这话实在是用不着他来说，说了也没用。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在黄河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没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的百姓便往往采用这种方式发动革命。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下游的农民首先被推到了绝境。就在此时，两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在长垣、冤句两地聚众揭竿而起，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由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一种“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可能抗拒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结果造成了黄巢向南方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三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

难怪天子悲哀。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宗再怎么顽劣不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在军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装并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他们的封堵战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首先把黄巢的锋芒逼住，迫使其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当黄巢从桂州沿湘江北上时，在荆门又为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重创，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改道东进。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几个重要的财赋重镇，一直采取各种方法不让黄巢进占扬州和广州。可是，中央政权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观念上的政权再说，所以要坚守江淮防线，就只能让黄巢横扫南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任何一种政权都不得不如此作为，尽管这是再愚蠢不过的短期行为了。朝廷在军事策略上既没有严重的失误，那么，局面弄到这一步，完全是原则上的问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黄巢终于在采石渡过长江，进围扬州。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干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帝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高骈出身禁军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曾大破南诏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的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这样一个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关键时刻竟然不敢应战，说起来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来好像是高骈心有怨气。原来，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卢携的保举，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负责堵截黄巢。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一时屡挫农民军。就在此时，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于是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一来，让黄巢得计，五月，大破高骈之众，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乘胜渡江攻占天长、六合等县。高骈上表告急，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称病不战。但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帝国中央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不仅必须征募兵士，尚需大力依赖地方自卫武装。而天子和帝国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身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王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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