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魏徵掌握了儒家统治理论，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魏徵在隋末的时候跟从当时大儒王通（文中子）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对《尚书》和《礼记》等有专门研究，对儒家治国理论有深入探讨。

贞观三年（629），太宗任命魏徵担任掌管本朝国家图书秘籍的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徵鉴于当时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建议太宗召集学者校定四部书。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数年的工作，完善了国家的图书收藏。后来魏徵又认为戴圣《礼记》编次不伦，所以亲自花费了数年时间，编写了《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不仅削减了原书的重复之处，并且采先儒的训注进行了注释。甚获当时好评。

魏徵除了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外，还努力提醒太宗将其中积极的思想落实到政策制度上来。从前面魏徵提出的那些修身啊、兼听啊、慎终啊等等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他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己的这一使命。

有一次，太宗在洛阳宫宴请群臣，酒酣之时，要求每人各就一事赋诗一首。

太宗自己先说：“朕就《尚书》来赋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大家都一起拍手称好。

魏徵则说：“那臣来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太宗听了，说：“魏徵他是要借西汉初年叔孙通帮助刘邦制礼作乐的事，来建议朕从儒家经典吸取治国思想啊！魏徵每次说话，都一定要用礼来约束我啊！真是用心良苦。朕会好好记得的。”

的确，贞观一朝在继西汉董仲舒之后，第二次全面地将儒家思想落实到治国实践，并将儒家的外王理论发挥到了极至。这其中魏徵的贡献十分巨大。

其次，魏徵对历史非常熟悉，了解历代治国经验教训。纵观魏徵的各种章表奏疏，无处不在大量地引用历史典故。他还是贞观时期编修史书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分工是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陈史》，李百药撰《齐史》。魏徵则对这些史书进行统稿，并作序论，这些书修成后，都受到了时论的称赞。魏徵还主持编撰了五十卷的《群书治要》，从历史典籍中总结了许多治国思想。

太宗对历史的高度重视其实也受了魏徵的影响。太宗知道魏徵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故而经常与他讨论历史上的治乱兴替。贞观七年（633），太宗有一次对魏徵说：“自古以来，诸侯王能自己保全自己的特别少。这都是由于从小生长于富贵之中，骄奢淫逸，大多不理解亲君子远小人的道理。朕希望所有子弟都能知道一些自古诸侯王的言行举止，多多警惕，最后能够善终。爱卿为朕编一本这样的书吧，采录一些古来帝王子弟成败的事情。”

后来魏徵将书献上，太宗定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遍赐诸王，令他们好好学习。

魏徵了解社会现实，能够把握住社会动向。因为魏徵曾参加过隋末农民战争，是从瓦岗寨上走下来的，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他提出的政策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能够切中要害。而太宗也十分看重这一点。

魏徵的这些素质决定了他的意见对太宗治国十分有意义。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就如同他的警钟一样。与房、杜比较起来，魏徵对贞观一朝的贡献主要在治国方略的制定上，而房、杜则主要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不过他们都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5、停婚仆碑

然而，即便是魏徵的贡献这么大，在他身故之后，还是发生了停婚仆碑的事件。

当初，魏徵还在世的时候，太宗曾问他朝廷之中谁可任用。魏徵推荐了杜正伦和侯君集，称二人均有宰相之才。并且说国家应居安思危，不可无统兵之大将，请太宗将兵马交给侯君集统领。不过当时太宗觉得侯君集这个人喜欢说大话，就没有采用魏徵的意见去任用他。这倒是也没什么，可后来两个人都出事了。

杜正伦是隋朝的秀才，文笔好，有才华，曾任隋之羽骑尉。贞观时候，由于魏徵的推荐受到太宗的重用，屡迁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出入两宫，参典机密。当时的太子还是李承乾，他患有足疾，不能经常上朝谒见，在宫中老是跟一些近侍混在一起，太宗十分担心。有一次就对杜正伦说：“太子脚有些毛病，这倒是没什么。可是他在宫里总是亲近那些小人，不与贤明君子交往，这让朕很担心。你要多多观察，适当劝导他。如果他不听，你可以来告诉朕。”

杜正伦领命之后，也确实是尽忠职守，常常劝告太子。但是太子不是不听，就是敷衍他。杜正伦情急之下，就把太宗那时对自己说的话告诉了太子。太子当然就去父皇那里求证了，结果父子两人弄得挺尴尬的。太宗于是就发火了，责问杜正伦怎么泄露自己的话。杜正伦说：“臣开导太子，总是不见成效，所以才将陛下的话告诉太子，希望太子有所畏惧而从善。”太宗当然不乐意了，而且泄露禁中语本来就是不对的，所以杜正伦被贬为州（今河南新安附近）刺史。后来承乾谋反，事情牵涉到侯君集，而侯君集又曾经派人送金带给杜正伦，所以太宗再次将杜正伦流放到州（今越南荣市附近）去了。

而侯君集的问题可就更大了。侯君集在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跟随他，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中，侯君集也是冲锋陷阵，斩关夺将。在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重新核定功臣等差的时候，侯君集仅列于裴寂、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长孙顺德、柴绍、罗艺、李孝恭等人之后，而排在李世、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前。贞观时期，侯君集讨吐谷浑，平高昌，功劳更是不小。可是侯君集这个人在打高昌的时候私自搜取了很多宝物，军纪又不严，所以太宗对他有些微词。侯君集又很小心眼，觉得自己功劳这么大，还要受责备，心中忿忿不平。后来他发现太子承乾想对付魏王泰，于是就暗中与之交通，共谋造反。可是就在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事情败露了，太子被废，侯君集也被处斩。

这时魏徵才刚刚去世，太宗不由得想起他生前推荐杜、侯等的话。怎么魏徵推荐的人都参与谋反了呢？太宗很是疑惑，于是开始怀疑魏徵私自结党。而又有人告诉太宗，说魏徵将所有进谏的言辞都抄录了一份，并给了负责纪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褚遂良。这分明是想让褚遂良把所有内容都记载下来，写入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劳和君主的过错。太宗听了更不高兴了，于是下令，不把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了，还派人去将自己写给魏徵的墓碑推倒，以示惩罚。〔马周也是贞观年间有名的大臣，他同样敢于直言进谏。但贞观二十二年（648），马周在去世之前，命家人将自己的奏表全部烧掉，他说不愿以此来彰显君主之恶，为自己赢得美名。这可以说是与魏徵正好相反。两人谁更忠心，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历史栏目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