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恤死后，其接班人自作聪明，干了一件大蠢事，把办公地点从山西中部的晋阳，向东南四百里，移到河北省南部邯郸，离河南省中原很近了。这种不怀好意的迁徙，目的一目了然：去中原争夺人口和城市（就象钓鱼的人坐得离池塘更近点儿）。事实证明，南迁邯郸的举措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失误，坐在中原北门外的赵人，很快遭遇了苦恼的日子。赵的军事行动，屡次遭到南边魏家的猛烈抵制，赵人屡次败北，邯郸甚至被魏人攻破，一百年抬不起头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赵武灵王出世，把战略修正回北向发展的老路，在山西、河北北部拓地千里，赵方大振，这是后话不提。

公元前五世纪下叶，赵、魏、韩三家已经垄断了晋国五十个县以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兵员和人口，没有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三家做着三分晋国前的最后冲刺，并且互相争利起哄。赵无恤的接班人南下迁都于邯郸，逼近了中原，侵入魏家的疆界，这时的魏家掌门人叫作“魏斯”（后来的魏文侯），警惕的魏斯立刻派了一个牛人，在邯郸南边三十里一个叫邺城的地方，盯着赵人的一举一动。这个牛人就是西门豹！西门豹一路踏着公元前五世纪的夕阳，来到荒凉萧瑟的小城——邺城当县长。

邺城位于中原“巴尔干”北部地区，算是河南、河北交境，原是卫国的地盘。卫国被狄人逼的东移河南濮阳以后，原来的土地被山西的晋人侵蚀：漳河以北，归赵；而漳河以南，归魏。所以，漳河南岸的邺地是兵家要地，中原的北门户，袁绍、曹操、曹丕逐次苦心经营的邺城，就在这个地方。曹操的铜雀台就在这里，是建安文人会聚饮酒歌咏的地方，现有五米高的台基残迹。曹操的七十二座疑冢（假坟），也连绵分布在漳河两岸。有人认为，曹操可能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埋在漳河水下。曹操之后，邺城不断变幻大王旗帜，五胡十六国群魔乱舞，好些霸王们都以此为都城。那个唱着“天苍苍、野茫茫”的东魏主高欢，还在邺城弄出了一个会演奏乐器的机器人。历史的繁华，如今都被漳河水时时泛滥，冲刷走掉了。

漳河水暴躁，古来有名，据说是因为这里的河伯长期性生活得不到满足。只有漂亮的年轻姑娘才能安慰他。如果一年没有新姑娘，它就要发大水。西门豹县令针对这一传闻与邺县年高有德者进行恳谈。年高有德者吐露了很多基层群众的苦楚，揭发当地“三老”的劣行。“三老”不是三个老头子，而是县的下一级官员，类似乡长。作为有头脸的基层干部（副科级），“三老”少不了查证调停民事纠纷，算是负责教化，但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收税。当时农民田里打的粮食，十分之一要上缴国家（就像现在上班族要上缴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农民的宅居地（住宅附近用于种菜养鸡的那片小地）归个家所有，要上缴户税，主要用于养兵。邺县的三老富于想象力，还给一个虚拟的债主敛钱，那就是河伯先生。河伯先生每年娶媳妇，农民各家都要交份子钱，三老说，这是县里的政策。

接着，县里的廷掾也被揭发出来了。廷掾（公务员）在衙门里干活，是县令的助手，大约就相当于阎王爷的牛头马面，负责保存章子、制作文书，因为舞文弄墨，就有了一点儿小权。据说权力越小的人越善于使用权力，廷掾吃请受贿，造假文书，让三老拿着，下去乱摊派，说是给河伯结婚用的。三老把钱收上来，立刻坐在地上与廷掾分赃，一堆堆的钱，像一寸大的小铲子，叫铲币。

不过也要剩点钱给河伯找媳妇，毕竟借的是他老人家的名义。“何仙姑”就出来了。她受河伯之托经常在民家行走，遇上模样打眼的，就恨得不行，立刻拿公款把这漂亮ＭＭ聘了去。天天给她洗澡，吃牛肉，喝酒，连吃十几天，养白胖了准备送给河伯去——当然是公款支付了，乡干部、县工作人员参与打牙祭。吃饱喝足，一抹嘴，让美少女坐在床上，吹吹打打地，实行漳河第一飘：“走喽——。”

一开始，床还能在漳河上漂着，漂出好几里，被涡流掀翻。美少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水里，听见四周一片死寂。迎亲的鱼儿用水织成网，把她哭叫的声音一网一网地打尽，最后只剩下一个气泡，和美丽的轻微波纹。

老百姓受不了这种选美的折磨，很多女孩到了十岁以上就不再洗脸了——邺城地区的肥皂销量只有别处的一半。凡是觉得闺女还可看的人家都争相逃蹿，于是乡邑为之一空。废弃的一架架屋子成了野猫和蜘蛛的乐园，鬼影憧憧，乌烟瘴气，邺县好象妖魔霸占之下的狮驼国。

新任县长西门豹深深感受到，破除落后迷信活动和揭批徇私舞弊行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一天，又是河伯娶亲的大喜日子。碧空万里无云，地方上的巧取豪夺者，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围观群众簇拥下，道貌岸然地来到漳河岸边。时间还早，河伯先生还没起床，漳河水面茫茫杳杳，没有迎亲的虾兵蟹将。

何仙姑也来了，七十多岁，神色倨傲，身后跟着穿戴华丽的十个女弟子。西门豹对她说：“请把河伯的娘子唤出来吧，看看好不好。”

何仙姑撩开河边红红绿绿的帷帐，把那个穷人家的小妹妹掏出来了，正是破瓜年纪。青纯幼稚的小姑娘梳作了花样别致的盘发，别上绿色玉石的钗笄，纤瘦未成熟的身材裹在宽大的礼服里，略不自然。在大家好奇的目光注视之下，她摆动着自己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以及左左右右和里里外外，脸色开始发羞。她的大衣服肘上，还停着一只河边的蚱蜢，瞪着疑惑的复眼。

西门豹说：“窈窕淑女，河伯好逑。可是这个女孩儿不够窈窕，河伯会讨厌的。麻烦您老人家下去一趟，报告给河伯，说过两天找到更好的再送去。好不好？来呀，把大巫妪扔到水里去。”

走卒赶紧上来，抱起何仙姑，往水里扔。“扔远点儿啊——，省她走太多路。”西门豹操心地嘱咐。何仙姑一时醒悟不过来，七十多岁了，又是老处女，被男人一抱，完全蒙了，忘记挣扎。她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象一条大醉不醒的巨鱼，滚动着无数的鳞片，她来不及总结自己罪恶的一生，就一头被吸纳了进去，栽死其中。

西门豹在岸上抓耳挠腮等待了有好一会儿，看看手表，没有耐心了，焦急地对左右官吏说：“大巫妪好慢呀，走太慢。还不回来呀。叫她女弟子下去迎迎喽。”如狼似虎的当差闻命，抓起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弟子，象青蛙捕到了一只蝴蝶，把挣扎叫唤着的她拖下了水：“不要呀不要呀，我不会水啊！”

好一会过后，西门豹说：“唉呀，真慢啊，还是没有人回来。看看谁再去迎迎——”于是，又有两个女弟子被发射到水里去了（河伯这回算高兴了！，一气娶了仨）。

旁边的三老不敢抬头，哆嗦着象一片树叶。西门豹说：“你太激动了，不要激动嘛。我明白了，大巫妪是女子，女子不能白事（汇报工作）。请三老下去白事吧！”三老缩在地上，双手抓泥，不要呀，不要呀，不要白事的呀，我不认识河伯的啊。他伸手去抓草，草们灵巧地躲开了。草们一躲开，挨抓的就轮到他了。当差的左牵右拽，把他拖入水里——由于身子吃得肥，所以费了很大劲，半天漂着不肯下去。但是，水里的人都想念他啊，他也就随波逐流了。旁边的廷掾和地方上的头面，无不惊恐，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西门豹回头问：“大巫妪和三老，都不回来了，奈何？”这帮人赶紧跪下，叩头哀求，流血满地，惨白的脸色象水桶里的月亮。

西门豹累了，倒背双手，弯腰瞅着河面许久，说：“再等等看。”大伙继续发着抖等，等到快尿裙子的时候了，西门豹才说：“今天等不到了，我们只好先回去吧。河伯留客人的时间也太长了点。”西门豹很苦闷地带着大伙离开了，一边走，一边不解地摇着头，充满冷静的幽默。漳水河边的戏剧收场了，西门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个过程不说破一个字，乔模乔样，让人忍俊不禁。从此，邺县上下再没敢说给河伯娶妻的了。

西门豹心硬手快，不怒自威，把三老、大巫妪一杀，形势扭转得立竿见影，有法家色彩，于是遭到后代腐儒的诋毁，说他没有以思想教育为主，不教而诛，是不仁啊。这事如果交给儒家的人去办，肯定是很仁的，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大会小会地开：“反腐倡廉咧，加大整治力度咧，狠抓狠落实咧，加强干部自身修养咧，对关键责任人一经发现就一查到底咧。”来回唱八股文而已，拿不出有效办法，只是三令五申，磨磨蹭蹭地放空炮。这倒符合儒家的仁政了（没有把人扔进河里淹死），不过，对腐坏势力的仁就是对全体社会的大不仁。

河神是指望不上了，为了邺地风调雨顺，西门豹打算修水渠十二条，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但是邺地老百姓真不争气（腐败就是滋生于不争气的土壤的），西门豹号召他们修渠，他们纷纷不肯出门，捏着铲子惜力，嗔怪麻烦。西门豹大怒，拍案子怒斥：“都他妈给我出去挖渠！你们现在恨死了我，但是一百年后，会记得我的。”西门豹是个强势的领导，法家的政府效率就是比儒家思想教育高。西门豹也确实脾气火爆，所以他平时用柔软的熟牛皮作腰带，提醒自己松弛一下。

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被西门豹轰出来乖乖地铲土。这些水利工程果然发挥了很大效能，邺地粮食产量每亩增加到一钟（约合现在１２０斤，跟一名大学生的体重差不多）。人们把水渠里的水通过“桔槔”灌溉到农田。桔槔的样子像一个天平，一头放水桶，一头挂石头，牵着石头调整天平臂的仰俯，使得水桶从水渠里取水，再水平旋转天平，就可以运水了，很有意思，这是战国时期的发明。老百姓喜欢死西门豹主修的水渠了，一直用了一千多年，直到汉朝时期修筑弛道，上边来了人，要求水渠改道，给驰道让路。邺地老百姓纷纷不让，说这是西门大官人留下的，不许动。老百姓纷纷卧在水渠上，脱光衣服抗议，最后，政府只好放弃，把驰道转弯。

西门豹治邺，名闻天下，泽流后世，堪称模范官僚。至今当地有西门庆祠堂（对不起，西门豹祠堂），是祭奠他的地方，向死后的他供应伙食。这个祠堂并且成为大伙求雨的地方（西门豹成了新的河伯）。有一次求雨不灵，一气之下人们拆了此祠堂（邺地人脾气真大啊！）。不过现在仍有西门豹祠堂，可供瞻仰。２４００年过去，西门豹盛名如新，真古之贤大夫也。

潇水曰：我曾驱车经过河南河北交界的漳河，古来狂暴的漳河水，现在已经狂不起来了，因为受环境破坏和干旱少雨的影响几乎断流了。由于漳河水瘦，两岸用水矛盾就非常突出。最近新闻报道，沿河两岸为了争夺水源经常发生械斗，并引发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据说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对漳河水事纠纷做出重要批示。呵呵，邺地的老百姓确实不好治啊——河北人就是慷慨悲歌，脾气大啊（因为受北方胡人影响多）。

魏家掌门人魏斯不但派西门豹驻守北境邺城，并去赵人的后腰里放一只刺猬——那就是抢占邯郸背后（以北）的中山国，以牵制赵人的南下中原，最终通过邺城与中山南北夹击，钳制邯郸。

魏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乐羊”先生。乐羊本是一介布衣（也就是士人，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在没有科举制度的当时，他是怎么出息的？他可以自荐或者求别人推荐，到诸侯或者卿大夫家里当官。前提是你得先给自己造造名气。不管怎么样，乐羊在社会上混出了名，就得到了要臣“翟璜”的推荐，被魏斯任命为远伐中山的主将。

中山国在邯郸以北三百里，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国，它是白狄的一种（叫鲜虞）建立的。白狄不是白种人，只不过他们打着白色的旗子，有一些小的城邑接连在河北中部保定、定州、石家庄一带，号称中山国。当初赵简子就是进攻中山国时候遇上了中山狼。

公元前４０８年起，乐羊子充分发挥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拔下中山国一座座坚城深池，却钝精挫锐于中山都城之下，无论怎样实施强攻，却只是徒然增加伤亡。他只好围城敝敌，消耗中山人。

乐羊打破了智伯“水淹晋阳”围城一年的记录——乐羊围中山围了三年之久。当魏家士兵坐在帐篷里吃后方送来的军用罐头时，城里的中山人则开始吃人。中山人恼怒的很，因为他们想起了乐羊的儿子，现在正在中山发展。我们给你发着工资，你老子居然来打我们。干脆，把乐羊儿子揪出来吃了。乐羊的儿子被绑在城头，中山人比比划划指示着他身上的肉，我要这块儿，给我来那块儿。大厨师开始给他洗澡。

“乐羊——，你看见了吗？认识吧！长得挺像你的哎，快撤兵吧——，儿子重要还是打仗重要阿——”

乐羊感到眩晕，松软，象一块被军士们扔掉的擦车布。乐羊知道，作为一介布衣而被推荐到魏氏家族驾下，又花费魏家三年的物力，丢下战场将士的骸骨，如果打不下中山城来，徇私而返，不但前途没了，连推荐他的人“翟璜”也要负“随坐”责任。

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中山城。乐羊的儿子，终于像无人招领的失物，被中山人自行处理了，肉放进大鼎里沸煮（也许是活着的时候就放进去）。把乐羊儿子的肉脱了骨头，再投入盐巴和辣酱以及酸梅、生姜、醋汁、鸡蛋清、干菜、桂粉、醴酒，加糖揉匀，文火闷炖，最后收汁儿捞出。一大罐子嫩爽滑颤，赏心悦目的乐羊儿子的肉羹就出来了。它肥润适口，咸鲜满鼻，极度富于美感。肉羹是夏商周人们的主要作肉方式，如果是给祖先吃的则不加任何调料，叫大羹。大羹不和，全靠自然本色，温和文雅，看似没有味道却饱含万种味道，体现着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绝顶功夫，这是治理国家和写作文章的最高境界。

中山人盛了一大勺“乐羊儿子羹”，放在木胎的漆器杯子里，用厚皮子裹着，下城送到乐羊的营垒里，献给乐羊趁热吃。乐羊举起这杯肉，外面正下着连绵阴悒的雪，乐羊子多么怀念当初的日子啊：当初自己作为一介布衣，跟老婆孩子住在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邑，岁末的时节，孩子骑着竹马，一家人吃节庆的猪肉，喝年底的薄酒。唉，往事已矣，世事变迁，老婆不知在哪里，孩子现在却在杯子里。唉，“悔叫夫君觅功名”了，弄得儿子都搭进去了。乐羊坐在帐幕前，攥着杯子腿，举起来，伸脖把乖孩子的肉汤，啜饮一空。（当时的杯子跟现在功能不同，是装饭和菜的，体积比现在的酒杯大多乐。杯子下面带木柄，像一个火炬，或者更准确点，火炬冰激凌。总之，就是下面带柄的碗。现在“世界杯”的奖杯，样子倒跟它差不多）。乐羊吃完“火炬冰激凌”，空杯子还给中山使者，拿回中山城交差。

这个胆气十足的举动，征服了魏营之中所有疲敝已极的军士，人们信任了主帅的同时，又燃起了对敌人的仇视。大家鼓足余勇，哀兵求胜，犯冒锋镝而不顾，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一举夺下中山城，时间是公元前４０６年。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因灭中山国功大，乐羊子被魏斯赏爵赐金，封在中山地区的灵寿，子孙居住在那里，实现了一介布衣的英雄主义价值。并且他的后代中又出来一个有名的乐毅。

乐羊子出身低微，他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沾沾自喜，见人就吹，于是遭到旁人嫉妒。有人干脆把他比作坏蛋“易牙”。易牙煮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臭名昭著。乐羊敢吃自己的儿子，也敢吃魏斯您的儿子啊。（“一片吃得，自然整个也吃得。”——《狂人日记》鲁迅语。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啊）。

魏家这时候仍然和赵家、韩家一样，是晋国的三家卿大夫，魏家掌门人魏斯搬出两筐简册，请乐羊过目。一看，都是乐羊三年在外攻中山不下，魏家家臣纷纷上书骂乐羊该死、乐羊拥兵自重、乐羊投敌、乐羊吃儿子的，请求魏斯招回乐羊处分。

乐羊子看完简册，汗流浃背，赶紧小跑几步，长拜于庭中，说：“下臣攻克中山，全是主君您的大功大德啊。别说这两筐奏章，就是一寸的简板，您如果听信了，也足以要我的命啊。若不是您当初驳回众家意见，鼎立支持我，我怎能立功而返。”从此乐羊事奉魏家不敢怠慢。

魏斯和赵氏、韩氏一样，为了能够三分晋国而拼命招徕人材、尊礼贤士。不久，又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很会打仗的年轻人，也来投奔魏家掌门人魏斯。他留着一撇薄薄的胡子，带着毕业证书和名策，从远东来到了魏斯的大本营安邑来找官做。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吴起。

吴起，布衣，他爹爹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两黄金，家住山东定陶，据说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点。既然是中点，那就是倒爷聚集的地方，当年大款“陶朱公”范蠡也就在这里发财。但是商人没有地位。吴起的爹指望吴起将来能有份象样的工作，能出入高级夜总会，开着公家的小车，搂着小蜜，白天开开会喝喝茶，有身份还不辛苦——商人发财了，就想着能当官。于是他拿出存款，到处托关系，求人推荐吴起去当官，以光大门庭。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妻子给吴起织带子，织完了一量，比政府规定的窄。于是吴起让她拆了重织，妻子点头答应。织完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怎么跟政府的还不一样，到底守不守法。妻子赶紧解释：“经线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没法改，你干吗还答应？”吴起不能原谅妻子的欺骗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啊？说离就离呀？妻子赶紧请自己的兄长出面求情，她兄长却回答说：“吴起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法家的信徒，法无私情。法家就是这样，不分贵贱亲疏，一律断于法。包括把法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实行，然后再推广。所以，你不要再想着给他当老婆了。”

老婆没有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吴起陷入了苦闷、踌躇和轻微的落魄，不过他也不需要老婆，只想干一番事业。一般想干事业的人的特点就是：早上不叠被，爬起来就出去奔走，一整天在外边求师结友，晚上半夜才空着手回来。终于吴起遇上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吴起说：“朋友，我家里没有老婆吵，你晚上来我家吃饭，一起谈事业吧。”结果这哥们晚上爽约了，没来谈事业。吴起竟坚持等了一夜，不动饭菜，直到次日天明，专去把朋友请来，才一起进餐谈事业。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

吴起混了很长时间，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空有满腹才华，但没有文凭是万万不行的。吴起想读书，首选就是去礼仪之邦的鲁国（鲁国一直是教育出口，比如子夏到山西当教授，招生讲学，比如魏斯、李悝）。

临行，吴起发了狠，用牙齿咬破自己的手臂，向其母发誓：“我——吴起，如果不能成就事业，立身卿相，决不回卫国来。”于是吴起东行三百里，跋涉到鲁国的曲阜。他听说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徒孙——“曾申”先生正在招收新一届学员，根据广告上说：“曾子书院——火车站向西１００米，车站有人接，包吃包住，招收儒家高级班，循环教学，中间不清场，学不会下一期学费免交。”

吴起觉得比较合算，就花钱投到曾申门下读书。这位曾申也不是俗人，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带街上玩。他小啊，不懂事，就哭闹。他爸爸说：“孩子不要闹，回家杀猪给你看着玩儿。”

回家来，曾爸爸卷起袖子就磨匕首。曾妈妈说：“开玩笑阿你！你跟孩子开玩笑也当真啊！我这可爱的猪，还没发育成熟呢，你就要杀啊！”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他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撩倒，把猪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拍着手叫。（又是一个从自己身边实行主张的人——曾爸爸。）这个曾爸爸也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先生。曾爸爸（曾参）也跟吴起一样啊，也是在老婆家人身上实行自己的主张。曾爸爸主张孝道，曾妈妈给曾爸爸的老妈蒸梨子没有蒸熟，曾老妈妈吃了可能拉了肚子，于是气坏了，就把老婆休了，因为老婆不孝！这也是儒家经典里的一段“美谈”。不过，我们先不要嘲笑这些古人的迂腐，曾爸爸、吴起之徒，嘴上喊什么，实际中就怎么作，言行绝对一致，从不自欺欺人，我管这叫做坚持原则——坚持自己为自己所设定并公之于众的原则，奉行自己所笃信的主张。这种精神，正是一些后来者所最缺乏的。后来的中国人变得处世圆滑：嘴上一套，行为是另一套。知识分子们嘴上喊着高调，但所喊的东西，自己却根本不信，只是为了胡弄上边或者应付主流儒家思想而喊（否则就没法混下去了！），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行动，但依旧还要到处喊高调。大家你蒙着我，我蒙着你，私底下掩嘴偷着而笑，实际上谁也不真的照喊得那样而做。这岂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养成一个撒谎的民族。这主要是专制皇帝逼出来的啊，不能单怪后来人不争气，骨头变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裂变，虽然也有君主，但都是层层封建，互相独立，还没有弄出皇帝那般极端专制的体系。所以，曾爸爸、吴起这样有个性、不自欺、奉行个人所倡导的原则的人，就格外的多，使得那个时代显得无限美好。后来有了皇帝，从管理体系到意识形态都极端一统，知识分子依附皇帝去当官，被皇帝调教得服服帖帖得，失去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慢慢磨去从前的可贵秉性而变成皇帝的精神附庸，只好陪着皇帝唱唱高调了。

不管怎么样，受曾爸爸影响，小孩曾申长大以后也是坚守原则，驴脾气，他听说学员吴起的老妈死了，就立刻兴奋起来，非要吴起按照他儒家的原则回去守丧三年不可。人死了需要守丧，这是儒家的原则。要求孝子三年不许做官，三年不许穿花衣裳，三年不许吃肉，三年去坟头搭草棚住着，三年这个，三年那个，一定要把孝子搞死，至少瘦成一把清骨头才算至孝。总之，只要有人死，就是这些儒家大显身手的时刻，曾申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大好时机，但吴起却死活不愿意回家去“守”自己死去的老妈——吴起不想浪费三年功夫。而且吴起当初发过誓：“不当卿相，不回老家”。于是他老师曾申大怒，对吴起从此待搭不理。很有志气的吴起干脆不跟他学儒了，自己钻研兵法。不久，齐国人来打鲁国人了（这是齐国人的家常便饭，每当国内一闹意见，一有矛盾，就会有人出去打鲁国撒气，以捞政治资本，就像夫妻俩吵架，失败的拿打孩子出气）。鲁国大臣不会打仗。正在揣摩兵法的吴起，被鲁穆公看中了，想任命他为将，抵抗齐人。吴起终于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但是鲁国的大贤们非常不习惯让外来户（还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去飞黄腾达。于是大贤们就去谮害吴起，说吴起的现任媳妇是齐国人，吴起这小子肯定会跟老婆走的，暗助齐国，必坏鲁国大事，不能用吴起。唉！鲁国的大臣满嘴都是仁义道德，其实虚伪奸佞。我们怀疑，鲁国这么一个兔子一样怯懦、爬虫一样卑污的国家，它所孕育的儒教，会是多么进步的东西吗？然而儒教，特别是经过宋儒、明儒后的升级版，变成了中国人的国教。

吴起为了心中燃烧着的、炽热的树功立业的理想，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妻子，求得鲁君信任。公元前４１０年的月光，淹死在吴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肤上，吴起换来了将军头衔，落了个“名利狂人”的恶号，这就是历史上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不过它很可能是后来儒家学者在书上编造的故事，是儒家对法家吴起的丑化。儒法之争，一直是历史上说不清的公案。法家韩非子，也曾写书说孔子诛当时知名学者“少正卯”的事，给孔子按上了一个利用手中职权杀害不同学术思想观念者的恶名。都不知是真是假。

吴起带着鲁国兵到了北方前线，摆出怯战的样子，派一个孬种向骄傲的齐国人求和，同时抓紧部署兵力。等战斗打响时，吴起一反中军首先冲击的惯常战法，而是把老弱残兵放在中军，精锐隐藏在两翼，从两翼兜杀齐军软弱的后部，全力逼迫齐军后部撤退，动摇齐军前部精锐。一俟成功，便乘势追击，以扩大战果。终于鲁军以寡击众，大获全胜。

吴起崭露头角，使鲁国的大贤对他刮目相看，同时又不遗余力地中伤他：“主公，吴起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他故乡，他杀过三十多个笑话他的人。在我们这儿，他又杀掉了自己的媳妇儿。我们的军队以弱克强，这是不吉利。诸侯看见我们能打，一定要来联手侵伐我们的，到时候非亡国不可。鲁卫本就是兄弟，我们如果用卫国的吴起，卫国人能不骂我们挖墙角吗？何况这家伙思想意识不过关，杀妻求将，品质不端正。”

鲁穆公听完，觉得宁要品质端正的草，也不要气质超群的花。于是宣布把吴起同志开除。鲁国是儒教大行其道的地方，强调以道德标准论人，以思想品德挂帅，这一直是儒教下的干部选拔标准。才干被视为小人鄙事，创新斥为奇技淫巧。在鲁国，当官只要讲道德礼仪，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作揖打拱尸位素餐罢了。的确，如果吴起真有杀妻求将的劣迹，那么按儒家的那一套人才标准来衡量吴起，他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他结束了这一场黄粱美梦，卷起铺盖卷，又变成了从前一样一钱不值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象《唐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立刻被揪下台去，一切只是笑剧一场。

离开了你就是报复你。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站在曲阜城２４００年前的火车站旁边，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点。

吴起以少胜多，率老猫的军队打败了凶猛的大狗，地球人都知道。他顺着列国之间的驰道西去，前往山西。经历了这几年的辗转飘移，吴起更加坚毅成熟，春天正以一颗小草的形式竖起它的旗帜。几只异乡的鸟陪着吴起飞临魏国都城的顶空，鸟们会不会被池塘里的一群水族错当成日月星辰，吴起会不会时来运转、扶摇直上。吴起不管这一些。他神色超远，骨相清奇，肃穆的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今山西夏县，时称安邑），然后拿着自己的名策，径直投向晋国魏氏掌门人——魏斯的府邸。其实他的声名已经先他而至，魏斯问旁人道：“吴起何如人也？”

旁人说：“吴起贪而好色（因为他娶过两个老婆？）。然而用兵的话，司马穰苴（著名兵法《司马穰苴兵法》的作者）倒也不是他的对手。”

魏斯接见了吴起，头一句就是责难的话：“听说您很能打仗，但是我不爱好军事，我喜欢儒生文治。”

吴起摇摇头：“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您一年到头都在杀兽剥皮，在皮革上涂漆绘色作成皮甲，有烙出犀牛大象的图案在皮甲上吓唬敌人。你们还制造二丈四尺的长戟、一丈二尺的短戟。您的重车也用皮子保起来，车轮车轴加以青铜。您这种大规模的备战，怎么还说不爱打仗？”（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森林里的动物都绝种了）。

吴起接着说：“您想用兵于列国，却不聘请兵家名将，这好比孵雏的母鸡和野猫搏斗，吃奶的小狗去侵犯老虎，虽有战斗的决心，遭遇的只是死亡。从前承桑氏只讲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扈氏仗着兵多，恃众好勇，社稷灭亡。贤君明主有鉴于此，必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以，面对敌人而不敢进战，这说不上是义，看着阵亡将土的尸体只会悲伤，这说不上仁。”

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魏斯。魏斯忽地站起身来，长长一揖：“请问先生，能够襄助我兴利称霸吗？”我做得就是帝王之师，当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啊，吴起赶紧站起来，和魏斯四拳相抱。于是魏斯亲自设宴，夫人捧洒，用隆重的仪式任命吴起为大将。魏斯不是从品质角度看人，而是从材质层面选材。

公元前４１３年起，吴起受命西出黄河，跃过秦晋大峡谷——中间流淌着黄河的竖行部分，是山西、陕西之分界（然后再拐弯横流中原），进入陕西，率兵击秦。吴起料敌制胜，用兵如神，连战皆捷，快速夺占了陕西东部的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城池。这是陕西东缘，东西纵深一百五十华里，南北狭长的一块土地，因在黄河以西，称为河西之地。吴起重新拔取此地，使黄河天堑成为魏人的内陆河，从此可以从容渡河，使得秦人无险可守。从前为了河西之地，晋国秦国从晋惠公、秦穆公时代就开始互相争夺，为此打过“韩原大战”。

但是吴起立足河西之地，背阻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后方援助。所以他搞了西部大开发：变习俗，成驯教，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西戎盘踞的落后的河西，引入文明世界。终于把河西变成自我依托、独立抗秦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独立作战，对抗秦人。

光经济开发也不够，吴起简募良材，以招募而不是传统征发形式组建了列国的第一只特种精锐部队——武卒。从前，春秋时代，征兵工作主要面向城市户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农村征兵工作也有声有色了，但征来的人没工资，还得自己解决武器和粮食。有时候打仗打到半道，天转冷了，还得自己写信给老家，让老娘给做冬衣，让老爹给送过来，真是赔本又赔命啊。打完仗，征来的兵员摸摸脑袋如果还在的话，就各回各家继续从事乡间劳动。战场上的事，好像梦一场，只把那黄沙战血染过的武器藏在地窖里，希望再也不要拿出来用它。吴起改革了这传统的征兵制，他以苛刻的筛选标准招募士兵，一旦入伍吴起就发给他们工资，成为职业军人，而不是临时征发打完仗就回家。这些人放下手中的农活出来扛戟，相当于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不但拿薪水，还“一人入伍，全家光荣”：全家免去徭役赋税，还赐给土地房屋。

这种“募兵制”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三层衣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当时没有裤子，人们下身是裙子——对于军人来说就是裙状的皮革“股甲”。裙子里边光着大腿，从膝盖以下有半截裤筒似的胫衣套在小腿上——胫衣是由从前远古时代的绑腿进化来的，未来将继续向上扩张成为裤子（但现在还没有裤子，只是小腿上的胫衣），对于军人来讲小腿上的胫衣就是皮革的“胫甲”。穿好这上身甲、股甲、胫甲三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青铜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荷戈，带剑，裹三日之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者，才能应征人伍。妈吗，这不把人跑死啊。当时的一百里相当现在的４１。５公里，等于全程马拉松赛，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背了那么多兵甲武器，可不是背心裤衩呀。我们由此也可以判断，先秦人在身高、体能和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

“募兵制”选出的人叫做“武卒”，录取之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队，职责与武器各有序列。吴起采取由单兵到多兵、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武卒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成为“常备兵”，明显不同于过于业余兼职的“征发兵”，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创举，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这些职业化的军人，骁勇善战，立了功还有赏爵和田地，

吴起对于这只能征惯战的队伍，像眼睛一样爱护。他睡觉不设席子，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乘车，而是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道步行，从不搞特殊化。这就叫廉平。吴起尽得士卒之心，士卒乐死。据说有一个士兵长了毒疮，脓血满身，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脓血一口一口吸吮出来，解除了这位士兵的痛苦。吴起这种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行为，极大地感动了西河驻军上下，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据说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号啕大哭，说：“往年，吴起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吮脓，他父亲作战一往无前，结果战死了。现在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儿子也长不了啦，哇～～～”

治军还需要法令，有一次，一个士卒还没得到命令就奋勇冲向敌阵，斩获秦人两只首级提了回来，吴起不但不给赏，反而立即将他斩首，因为他不听命令任意行动。吴起还曾“迁木立信”以强化法令的信用。他把一个柱子放在西河驻地，下令：“有谁能把它搬到西门的，行赏。”老百姓争先去搬。吴起认为民心可用，于是下令“明天攻打某某哨亭，能首先登上去的，授官大夫，赏赐上等田宅。”到进攻时，人人争先，一朝而拔之。

吴起善用兵，敌国不敢谋，他镇守西河，与秦人接战，大仗７６次，全胜６４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列国都很看重吴起的成功经验，相继学他的样，启动常备兵制度。齐国由此出现技击，秦国锐士、韩人材士、赵人百金之士、楚国选练之士，等等，都是步吴起后尘者。军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当然，这种招募来的常备军也有缺点，就是成本高。他们有家产、带工资，打起仗来也许怕死，一旦死了，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家庭军属待遇也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打死，一定要把自己打活（办法有两个，一是打仗躲着点儿，把头猫着点儿；二是必须打胜仗，以免死掉）。

募兵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兵员年龄越来越大，战斗力下降，而且老兵油子打仗惜力。还有，军官也会中饱私囊，克扣兵饷，比如虚报五千人，只招一千人，侵吞兵饷，总之，办法很多，都是后来朝代军队里的可耻花样。弄不好就激起士兵哗变。

吴起率领自己的战胜之师，镇守西河二十年的同时，又带兵东去河北策应协助乐羊子对中山作战，攻灭中山国。同时期，齐国发生内乱。由于叛乱者投奔晋国赵氏，战火遂燃为国际战争。吴起率领魏家军，联合赵、韩两家，与齐将田布激战于龙泽。齐国的技击部队根本不是魏家武卒的对手，一旦交锋，必吃大亏（荀子语）。果然，齐军继上次败给吴起率领的鲁国军之后，再次败在吴起手里。齐将田布战死，阵亡三万人，被俘获战车两千辆！（从前春秋时代的大战役，双方交战总战车数才不到两千辆，这回光被俘获的战车就有两千辆。）

吴起赶着排出二十华里长的两千辆战车，凯旋回到山西。魏、赵、韩三家声威大震。乘着胜利之威，三家打发使者去洛阳去见周威烈王，要求晋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无可奈何，册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是为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时间是公元前４０３年。吴起对于“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功莫大焉。

赵魏韩三家分晋以后，山西也就从此被称为三晋。而晋国国君一时还没有被废，成了名存实亡的衰人，只有曲沃、绛城两块土地，反倒去朝拜赵、魏、韩三个新的大诸侯国。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三十年，直到到公元前３７６年，大家都解脱了——韩、赵、魏三国诸侯废晋静公为庶人（就是和咱们一样的人），煊赫二百年年、立国七百年的北方霸主——晋国灭亡了。

这一切天翻地覆的巨变，都是由于牛类普遍学会了耕地。牛在春秋末期学会了耕地，铁器引入生产，人们拼命赶着牛，扶着铁犁，去开垦新的田野。森林树嶂被剃光，肥沃的土地打出黄澄澄的粮食。但是这些好东西都没有上交国君，而是被卿大夫如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把持着，实力不断积累崛起，终于三分晋国。

遥想晋国当年多少豪族，先轸家族、狐偃家族、三郤家族、栾氏、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等，包括国君一族，在过去的２００年中，相继陨落，宗庙被夷平，子孙被废平民。如今ｓｕｒｖｉｖｅ下来的就剩赵、魏、韩三家。赵氏、魏氏、韩氏三家的成功在于开明节俭，因而人心归附。比如说，他们的亩制面积都特别大，当时每亩交固定数量的粮食税，亩制大，意味着租税轻，农民们喜欢去他们那里种地，于是人气越来越旺，在封邑上召集和训练的军队也越来越多，势力激增。而从前的范氏、中行氏亩制最小，不注意惠民养生，所以他们最先灭亡，也不奇怪。智氏（智伯一家）的亩制也比较小。

一个家族，和一个朝代一样，也有兴亡盛衰。此起彼落的家族兴衰集合成一个朝代国家的盛衰历史。总之，公元前３７６年三分晋国之后，晋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晋献公、晋文公（重耳）、晋景公、晋悼公等老一辈革命家，恐龙和蜥蜴，从此可以安静地躺在地下，慢慢变成化石了。今天，如果你有幸到山西南部的侯马去，于郊外的梭梭衰草里，仍然可以看见当初晋国都城的黄土城墙残垣，纵横一两公里。

如果说赵家的赵无恤是进入战国时代第一位鳄鱼，那魏家的魏斯就是第二位鳄鱼。在三家分晋成为独立的诸侯以后，魏斯的大号就变成了魏文侯，我们以后就用魏文侯还称呼他。魏文侯（魏斯）的祖先是晋献公的保镖，因功被封在魏地（陕州芮城县北），得姓魏。中间有名人魏仇（追随重耳流浪的九袋长老）、魏绛（和戎有功）、魏舒（魏舒方阵）。魏文侯（魏斯）是雄才大略之主，晓得招徕人材。每次经过本地大贤“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他一定要凭轼而立，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被魏斯擢用的人才，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还有攻打中山国的乐羊子以及名将吴起。

魏文侯（魏斯）还喜欢儒者，拜孔子弟子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就是他）为师，读书期间，还给儒家的《孝经》作了注。这位子夏老师，治学强调形式主义。学生们只要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礼节，就可以混到毕业了。所以，魏文侯被训练得特别在意人生小节。有一次，他和大家喝酒，喝着喝着就迷魂了，站不起来了。天不凑巧，又下起了雨，远古世界一片春雨潇潇。

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虞人有个约定，下午打猎去呢！”于是，不顾大家劝阻，他冒雨去找虞人，一起外出打猎。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猛跑。一直打猎到天黑，把自己累得要死。

魏文候还有一次上街，看见路上一个家伙反穿着皮袄，背着柴禾，这家伙解释说：“我把有毛的一侧穿在里边，这样毛毛就不会被柴禾划掉了。”

“可是，”魏文候说，“你把皮子露在外边，一旦被柴禾挂破了，毛毛不也要掉吗？皮子没有了，毛到哪里依附啊？”这个道理被后来的另一件事所深化。有一次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指标，群臣纷纷称贺，魏文候唯独忧虑：“老百姓就是皮子，收了太多的税，皮子损伤了，以后税源就枯竭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

魏文侯除了有西门豹、乐羊、吴起这些俊杰为其效命，还有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子贡一样会来事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这是典型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调子，亦有一点道理）。

魏文侯经常思索晋国的灭亡，晋国堂堂的百年北方霸主，怎么就突然一下子被我们三家分掉了呢？早在春秋初期，晋献公尽杀群公子，以免这些人威胁君权。接着，他引进异姓家族，积极变革进取，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于是国际霸业，多在晋国。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晋国国君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异姓大家族的经验，异姓大家族凭借军功获得封地，在封地上日益强大，他们世代受恩，世袭官职，积累的军事、经济实力凌驾在国君之上，终于控制国君一族，最终三家分晋。

魏文侯从“三家分晋”中总结出了封建制的危害：封给卿大夫大家族以独立的封地，听凭卿大夫家族坐大，是国君的取死之道。于是赵、魏、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从晋国灭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时时警惕自己被下属夺了权，重演从前晋国的故事。它们以晋国君为前车之鉴，纷纷强化君权，通过改革，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三家分晋对于中国历史意义重大，赵、魏、韩强化君权的历史潮流，终于汇集成未来中国在秦朝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

赵、魏、韩国君是如何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的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国君要不断强调自己在臣子中的崇高地位。前文中，赵无恤嘉奖那个在围城时期一直坚持不懈向他恭谨地磕头的笨蛋，就是为了鼓励崇君思想。赵无恤褒扬为了旧主不惜九死一生的豫让，这是对国人崇君教育的一部门。但是，光靠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足以强化君权的，还得从机制上入手，只有干掉卿大夫家族这种封建特权节制，才能彻底避免卿大夫家族上侵君权，三家分晋这样的历史悲剧。而这一伟大工作，就交给了当时应运而生的法人物去实现。魏文侯手下的李悝，就是法家的鼻祖，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创了一门独门功夫——法家。魏文侯知道他本事大，就任命李悝为“相”（文官之长，总令政务），从而使得魏国最早成为“将、相”分制的国家，便于干部专业化建设。李悝的法家改革是列国中的最早者。李悝的思想，就是用职业化官僚取代卿大夫，从而革了那些世袭大家族的命，使他们无法威胁君权，这也是法家思想的根本。这些招募来的官僚不占有土地，地方土地上的军队也是国家的，他只有有限的调度权。职业官僚取代世袭大家族，从而避免了大家族在世袭的封地上拥权自重，凭空坐大，对抗国君，避免重蹈从前晋国一分为三的覆辙。法家思想同时还要求把大家族的封邑改为郡县，对郡县的控制权直接牢牢抓在国君手里，赋税直接交给国君，而不是从前封邑上的卿大夫家族。中央委派官吏去郡县管理行政与税收，并且实行“将相”分立，二人互相监督，避免出现权力集中一人的权臣。大臣只能当官，但不给封地，也不给他们世袭官职的机会，避免他们时代累积，把持国政。法家还帮助国君用“法、术、势”来监督臣子。这种趋势最终发展到秦始皇时代，以郡县制彻底取代了封建制度，君权专制取代了贵族（大家族）群体政治，中国从封建时代进入皇权时代。

以“职业官僚体系”为特征的君权专制社会，不但有利于巩固君权和稳定政治，也客观上打开了布衣从政的大门，而不再为卿大夫家族成员垄断政府，从而给了如吴起、乐羊这种没有任何大家族背景的布衣、士人的出头机会。

法律也能帮助强化君权，也是君权一元化专制社会的标志，李悝很好运用了这个武器。他汇集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以法令约束和奖赏的手段管控各层级官员和人民，让官僚们都听国君的话，成为秦汉未来的法律蓝本。后来商鞅就是带着《法经》给秦国人民送去了福音。由于李悝、商鞅等人崇尚法律，法家因而得名法家，但它的内含远过去此。建立职业官僚体系，以法约束限制官僚，从而实现君权一元化专制，加强君权，这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也是后代中国的皇帝，往往青睐法家的原因。皇帝们号为“外儒内法”——外表像儒家，实里是法家。

法家改革旨在强化君权，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法家的变革去除了卿大夫家族在各自封邑上的割据势力而取代以县，国家能够攥紧一个拳头对外。因为职业官僚们是公开竞聘来的，又强调用法律奖惩手段来约束官僚，政府效率就比卿大夫家族子弟垄断的政府高很多。最终富国强兵，称霸于列国。我们说，谁在“君权一元化专制”的路上走得最早最远，谁就最能成功。魏国的改革的最早，崛起为战国首强。后来秦人做的更好（商鞅变法），于是秦国后来居上，国力最强，最终一统天下。但是，君权一元专制虽好，倘若走向极端，就又变成了“暴政”。法律走向极端，就是“苛法”。秦人终于在这两个维度上走火入魔，把自己推下了历史舞台，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后世所病诟。

公元前四世纪初，魏文侯的一番变革，使魏国像服用兴奋剂一样，成为战国首强。不久，魏文侯高高兴兴地死掉了，新接班的魏武侯泛流于黄河之上。两岸正是秦晋大峡谷，西边就是秦国。秦国在陕西东缘的土地（河西之地）正被吴起占领着，直可直接威胁秦人。

欣赏着老爹和吴起打下的江山，看着黄河两岸崔峨雄浑的高原地貌，魏武侯不禁高兴起来，赞道：“多美啊！多险固的河山啊！”

拍马屁专家——大夫王错赶紧推波助澜：“这就是您成就霸业的依据啊！”

不料有人挺身而出，一句话振聋发聩：“我不同意！河山之险，实不足以保社稷也！”。魏武侯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谁这么大嗓门啊。正是一直镇守西河的吴起！吴起此时也在船上，说：“主君的话，是危国之道。王错又附和主君的话，是危而又危。”

魏武侯忿然回嘴：“你别光会批评，先给我说出些道理来。”

“王霸之业，从来没有寄托于河山之险的。从前三苗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北有汶山，南有衡山，仗恃天险，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打跑了。夏桀之国，左天门，右天溪，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施政不仁，而商汤放逐之。商纣之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前以黄河为带，后以常山背负，施政不德，周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也。人君亲信内臣（太监一流）胜过夺城野战之功臣，徒有高墙广众，也迟早被人灭国。”

魏武侯当时气沮，为了保存面子，称善说：“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之军政，还是继续专委先生您吧。”

吴起的话里，还描述了夏商两代的边境，是后人研究夏商史的重要一句。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吴起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魏武侯一改老爹任人唯贤的原则，回到任人唯亲的老路，让政治上久经考验的老好人田文为相。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都赖吴起之功。田文只是有大家族的显贵出身罢了，连他自己都承认，在带领三军、鼓阵成列方面，治理四境、教训万民、充实府库、变易习俗方面，他都不如吴起。但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强化君权、限制使用贤能人士。吴起不服气也没办法，那个在西河游艇上受了他气的拍马屁专家王错，也开始抓紧说吴起的“好话”：“吴起是个大能人啊，您只让他当一个区区西河之守，二十多年没升官，估计他早憋着跳槽啦。”魏武侯遂怀疑吴起，派人拿着“金牌”，去西河调吴起回都城安邑。吴起比岳飞聪明，知道回去没好事，收拾了一下书本，逃奔楚国避祸去了。

吴起之所以离开魏国，有其必然性：限制使用能人，特别是异姓能人，避免他们窥伺君权，这是当时统治者从晋国被三家分掉中所总结的教训。这种强化君权的趋势终于在未来秦汉明清的“君权一元化”皇权社会愈演愈烈，而以往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的商周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好处是政权得到稳定，没有太多的弑君和六卿火并，但社会变革发展势头也被扼杀了。

吴起陷入秋天的腹地。在郊野上乘坐马车南下，车窗外是连天碧野、伤心秋色。岁月疏忽，去程与归途两相茫茫。秋天进驻吴起心中，走到河南南部，看看离楚境很近了，吴起为秋风所包围。吴起回过头，无限眷恋地朝着他二十年苦心经营的魏国西河方向投去深情一瞥，止不住热泪纵流。

仆人问道：“给谁打工不是一样，丢掉魏国就像一个破鞋。您伤心流泪，这是为什么呢？”

吴起回答：“你哪里知道，如果魏武侯信任我，使我坚守西河，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灭亡秦国。有了秦国的关中沃土——表里河山，四面群山，号称四塞之固，我们以它为基地，向东收并中原，可以一统全国。可惜他听信谗言。我走了，西河就要被秦国人夺去了，魏国从此将削弱了！”

果然，次年，秦军即占去了西河一个边邑。到了五十年以后，秦人经过商鞅变法而渐强，终于尽得西河之地，越过黄河天险，进攻山西三晋。

把忧伤，都甩啦甩啦，把回忆都甩啦甩啦，吴起挥一挥泪水，在公元前３８７年来到楚国择业。太阳把黎明幽弱的清光泼洒在老大的楚国江山上。楚国自从两百年前在鄢陵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跟北方的争霸战算是消停了。不料，东边却遭到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郢都一度甚至被攻破，被迫迁都鄀城（后又迁回）。楚国与越国联手（越国出人、楚国出枪）把吴王夫差给灭掉以后，趁机吞掉了中原东南部的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这些都是原吴国的殖民地。

但是很牛气的楚国到了战国时代，变得不牛气了。吴起明白楚国积弱的症结，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们、大家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他们的封地遍布全国，自有土地军队，俨然是国中的小国，不听政令，上逼君王，下虐人民，所以中央贫弱，地方政局动荡。这个结症，跟分裂前的晋国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晋国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是异姓家族，而楚国在春秋早期注重消减分封制下的异姓家族，强化王族君权。但是如今王族不断繁衍分裂，也形成了事实上诸多分封家族。楚国在春秋时代的王权专制传统，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也退化为大量同姓王族分封了，一样够折腾人的。楚国没有被异姓大夫分掉江山的顾虑（像从前的晋国那样），却有被同姓家族拖垮的趋势。

王族同姓家族也是多家族，这些多家族分封体制，向“君权一元专制化”转型，正是中原诸侯目前最时髦的事情——因为“多家族联合体执政”使国力分散消耗，一个拳头攥不紧，并且威胁君权，动荡政局。魏文侯借鉴晋国不注意强化君权的恶果，已经成功地这么一元化了，并且一跃成为战国首强。吴起也准备充当国君的咬狗，帮楚悼王的忙，在楚国遏制分封，推动君权专制。当然这种事在中原是新鲜的，在楚国却并不新鲜。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一贯强化王权，遏制分封，当时的实践效果很好，国力强悍。现在要重新回到楚王的思路上去，重建君权一元专制，恢复从前的雄楚战力。楚悼王接见吴起听了论述之后，就象抓到一支兴奋剂。他也想改变楚国长期凝滞不前的局面，也想变法图强，而所谓战国初期的包括魏文侯在内的列国变法，以及未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这里的变法，其实质都是遏制分封，强化君权，向“君权一元专制化”国家转型。法家担负起这一历史转折重任，所以吴起除了是一位兵家，也是法家。

楚悼王首先让吴起到宛城挂职锻炼，积累点资本，同时也是考察吴起。光能说，先办给我看试试。宛城就是河南最南部的南阳盆地，被南部湖北省的楚国灭掉后，成为楚国北境重镇。吴起在这里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裴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首先就要拿这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势力开刀。吴起说：“大家族的封地，世袭传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土地都归国家中央所有，把封邑变成楚王直接控制的县，接受楚王委派的职业化官僚去管理。”

大家族封地没有了，但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世代相袭，净拿工资不干活。吴起则把他们全部裁掉，精减机构，裁减冗官，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职业官僚和训练士兵。那些被ｌａｙｏｆｆ的贵人们，吴起让他们搬家到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湖南地区），开发荒地，以免留在富庶地区破坏改革。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了这些旧分封体系下大家族的特权。这样做的结果，充实了国库，增强了君权，使得国家（也就是君王）更有经济实力和统一掌管军队的战力（从前是军队分散不同家族所有，削弱了整体战力）。废除旧大家族的寄生特权，又给布衣人才腾出职位肥缺。

可是大家族的贵人们被气得要死，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老婆生孩子没屁眼儿，出门让车撞死，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就暴死，明天再也不用穿鞋。你这个弼马瘟，你给楚王卖命当枪使！早晚你不得好死！死了也抽筋扒皮，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大家族，恢复王权。但咱是打工的，不给人当枪使还干吗呢，而且这也是为了楚国富强，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责无旁贷。吴起对工作相当有责任心，他当官廉洁，不搞腐败，严禁私门请托，严禁大家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体现在战争方面，最突出的是公元前３８１年的救赵攻魏之战大胜。先是，赵国由于总想南下中原钓鱼，被南邻魏人以及中原北部的卫人组成联军打得大败，失掉两个地方，赵之重镇中牟遭到围攻。赵国情急之下求救于最南边的楚国对魏人南北夹击。吴起奉命北上攻魏，大破之，并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Ｌ形的横部分），渡过黄河，深入山西魏地——不知他的原主子魏武侯作何感想。吴起为楚国人实现了“饮马黄河”的煌赫战绩，一改楚国在此之前屡次积弱挨打局面。

最早，吴起带着鲁兵战胜强齐，到了魏国与秦人接战，大仗７６次，全胜６４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随后又联合赵魏韩三家再次大败齐人，斩首三万，直接促使三家分晋。“吴起在魏，威镇秦人，使其不敢东进一步；在楚则抵服三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这是大军事家曹操对吴起的赞赏。司马迁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这就是战无不胜的吴起。吴起之雄勇常与孙武并称，历史上夸奖某个人会打仗，就常说“比拟孙吴”，意思是与孙武、吴起相仿佛。吴起、孙武成为古今名将的最高标杆，这个荣誉很高啊。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在楚国开展工作第六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庙堂，脸上带着惊慌不安，离开了人间。改革尚未全面深化。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为首的旧大家族突然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对着吴起怒目而视，切齿攥拳。他们招呼弓箭手呼啦一下子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老楚王终于死了，看谁还能罩着你！”吴起登时身中数箭，转身就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吴起，也射在楚悼王ｂｏｄｙ上。吴起大喊：“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射大王ｂｏｄｙ，大逆不道，谁能逃死！”众人闻言，恐惧而逃。吴起满身流血，鲜红尽染，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吴起出身平民，但事业心极强，在“布衣英雄主义”鼓舞下，追求功名、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历仕鲁国、魏国、楚国，四海打工，革旧布新，不管带领弱国强国兵马都战无不胜，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死在了遥远的异乡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的蔑视。

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吴起、李悝同是法家，吴起的法家改革失败，不在于他能力不行，而是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而李悝在魏国的法家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并且魏国是新建立的国家，不像老大的楚国这样形势复杂、积弊沉重，所以易于改革。吴起改革起来又毫不客气，从不轻易妥协，所以遭受的反弹也厉害。吴起死后，老贵族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肢解，办了车裂。吴起死时约不到５５岁。吴起虽死不足惜，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楚国的改革却就此流产了，这是整个楚国的悲剧。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同样的改革，商鞅也被办了车裂，但秦国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成了秦人的福气。秦人终于在一百多年后，灭掉了楚国。“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责任，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代的中国人更多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絮叨着“难的胡涂”之类的疯话，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直是行尸走肉。倘若再结帮拉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直是鹰犬虎狼了。这些人与吴起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有不可妥协的原则，宁可刚猛孤进，这些人则没有，为了保身谋私，他们出卖信条，无所不可。但司马迁却挖苦吴起说“寡恩，虑事深远，而不及自身”，意思是他不会做人，不会搞关系，最后把自己搞死了。其实，政治家和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和信条是不可妥协的。改革派怎么可能和既得利益者（旧大家族）化敌为友呢？二者本来就是水火不容。对大家族政敌多恩，就是对国家的大不恩。古往今来哪个政治家不招到非议和残酷的反扑——只有无原则的庸夫和出卖灵魂的政客才颐享天年。吴起可以称为以身殉职。

吴起还是个文学家，有些人认为《左传》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以及钱钟书就是持这种观点。吴起是兵学高手，才会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成为书中最大亮点。《左传》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的人生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授者，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

不管写没写《左传》，吴起确实写了一本《吴起兵法》，被海内珍藏，现仅存六篇，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战机，六种应该暂避的情况。当敌人行军、爬山、过河、扎营的时候，你知道该趁什么时候出击吗？看看这书就知道了。（但知道了也用不上。）

楚悼王、吴起死后，接下来，楚肃王继位，按照楚国严格繁细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查当初箭射“楚悼王”尸体者，得七十余家，全部满门抄斩。吴起伏尸杀贵，能在死后为自己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其智高妙。同时，这七十多家贵人之死，使得楚国大家族被瓦解一空，新兴家族如昭、景、屈三家浮出水面。他们由于新兴而颇有一些作为，给接下来的楚国创造了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宣威盛世”。但是由于楚悼王的不幸早逝，吴起继死，楚国历史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还是宣布夭折了，没有继续深化。虽然楚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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