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往往被称作虎狼之国，因为它侵略成性，杀戮太多，这大约是事实吧。但当时诸侯互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山东六国之间的互相攻侵和杀戮，又何尝有一时一刻停止过呢？

齐国曾经兼并燕国，齐燕之间的“权之战”，覆杀燕十万；楚国曾经吞灭吴越和鲁国；赵国曾伐灭中山；魏国曾灭卫国；齐、魏、赵一度宰割宋国。而燕与赵的战争，更是累年不断，规模动辄十万人以上；魏国直到亡国前夕，还在恋恋不舍地进攻楚国，这些战争，不都是伴随着杀戮和流血吗？六国之间的战争创伤，并不比秦人造成的少，伤者相扶于道路，人民折头绝腹，奈何只批评秦国是虎狼呢？

蔺相如曾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但是他自己不也带着军队入侵过齐国，一直打到了齐国平邑吗？难道他就是良善之国吗，他的军队就不“暴”，而是笑眯眯地去齐国扶贫吗？

秦国的扩张，不过是列国兼并混战中的一部分。如果说秦国强暴的，那么列国就都是凶猛的的鳄鱼。齐国占领燕国后，“杀其父兄，系累（用绳索缚着牵着）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残暴的行为导致燕国人民群起反抗，齐军不得不从燕国撤出。乐毅率领燕军占领齐国，也是烧杀抢掠和屠城，由于齐国人的反抗，最终从齐国退出。要说暴的，反倒是这些弱小的六国。而秦国在占领区由于政策得力，未见反复，譬如在巴蜀，搞了都江堰工程，前后一万多家的秦人移民到那里，去支援建设，这些都是积极的路子。

其实，人类历史上都必然有这样一种过程：即城邦国家向帝国过渡，期间伴随着城邦之间的混战。对于中国，就是诸侯国的混战。这种列国战争，包含秦国发动的战争在内，不能以“侵略”简单名之，它是走向大帝国的必然过程。秦国不过是在百余年的竞争混战中获得了胜利，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战乱的深重灾难，它打的是一场积极的终结战争，而不应该说是侵略战争。

列国间的兼并争霸，固然惨烈，但亦有其积极意义。正是几百年风起云涌的诸侯战争，促进了列国的竞争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成为中国文明的大爆发点，是中国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就像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孕育了未来中国两千年的文明根底。

古人云：“世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其实，长夜可以比夏商和西周时代，孔子所生存的春秋战国，是文明曙光出现的时刻。大秦帝国的建立，则是文明进入光天化日。

不过，把秦始皇视为我国古代罕见的一世雄主，也过誉了。他不过是踩在秦昭王五十六年经营的肩膀上，用十几年的摧枯拉朽，收获了轻而易得的帝国——大秦朝。

六国传统的贵族政治是这样的：王族贵族担任朝廷要职，这些人攥着印把子，低能糜烂，又不肯假借别人，垄断世袭，政治普遍黑暗。

譬如赵国，赵武灵王以后，世掌赵国军政大权的都是贵族，安平君（公子成）、平原君（胜）、阳文君（赵豹），都是王室公子担任相国；公子花、公子刻、公子章，则是王室公子担任大将；其余赵奢、赵括、赵忽、赵初等将官无不是宗室贵族。这些贵族通常庸碌鄙陋，赵武灵王当初改革失败身死，就是由于公子成一伙贵族的反攻，终于饿死了他。在贵族政治的夹缝中，偶有个别廉颇、李牧、司马尚等布衣英豪，虽然才干超群，也不免被诛、被免。

韩国的情况和赵相似。担任韩国相国的约有十四人，其中六人是宗室贵族。齐国除了邹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国就更加厉害了，前文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秦国的君王虽是世袭的，但官僚多是遴选和考核出来的，跟秦王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与六国不同的地方。秦王靠法家的“法”来约束管理官员，这就是本书所谓的布衣政治，也可以叫做职业官僚政治。而六国的贵族政治，靠家族的血缘纽带来结合君臣，级别最高的大臣多是贵族子弟，凭着DNA上的特别标志而当了官，往往没什么本事，只是不断丢失城邑和民众生命罢了，史书上只留下他们一些干巴巴的名字。其中“最贤者”也不过四人，即所谓“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矮子里拔将军，只是差强人意罢了，实际上傻事一点都没少干，而且专权误国。

而秦自法家商鞅改革以来，消除大批贵族世家，给布衣人才也腾出了地方。张仪、公孙衍、乐池、甘茂、楼缓、金受、杜仓、寿烛、范雎、蔡泽、吕不韦、徐诜、昌平君、隗状、王绾、冯去疾、李斯等等历届将相，基本上都是布衣的外来人才，经过立功、选拔、晋升而成为卿相，个个有不凡的事迹并垂名青史。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人才都是从基层布衣来的。秦国人民乐耕，战士乐战，天下士人多愿意为秦国所奔走，就是因为秦国法家的职业官僚政治优越。而六国军队战斗力虚弱，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贵族政府的不信任和无热情。

六国不断流失了诸如孙膑、吴起、商鞅、张仪、范雎等等人才，这些人才在六国得不到发展，就是因为六国推行贵族政治。吴起在魏国，被大贵族田文排挤走，在楚国，最终被贵族们杀死；孙膑不容于魏国，在齐国最终又以造反罪名被驱逐；商鞅在魏国虽经推荐但得不到官；张仪在楚国得不到官；廉颇在赵国失意；李牧被斩于朝堂等等这些英豪们的个人悲剧，在六国屡见不鲜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六国的贵族政治，排斥了布衣们的进身之路。

时间是一把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历史的陈渣。秦国的统一历程，就是职业官僚政治（布衣政治）对六国贵族政治战胜和取代的过程，是进步的政治取代落后的政治。

同时，秦国对六国的胜利，也是布衣人才对六国以“四君子”为代表的贵族子弟的胜利。

中国的历史，和许多地区的历史一样（譬如英国），都是从多元的散，汇聚成一元的专。

所谓多元的散，是指诸侯时代，每个诸侯国内的权力，被诸侯国君和贵族（与国君一族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贵重大家族，所分享。这就是“散”。

那时候，诸侯国君的权力有限，而贵族们、大家族们则拥有封地和武装，可以对抗君权，这造就了一种自由、平等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认识，所以，“自由”一词，最早是从这些贵族和大家族那里打造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那古朴直烈、信守独立人格、维护个性尊严、追求名誉理想的人格魅力，就是在这种“散”的统治构架下，必然形成的，而且突出体现在这些贵族、大家族的掌门人身上。

当帝国时代临近，一元的“专”萌芽了，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些法家改革者，他们使那些贵族、大家族失去了世袭的权力，失去了封地，失去了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国君摆脱了尸位素餐、动辄被弑、说话没人听的悲惨地位而获得了绝对的权威。一元的王权专制出现了。

王权下面，还得有人干活啊，于是布衣政治（职业官僚政治）出现了。一元的王权，控制着千百的布衣官僚而不是从前的贵族家族。这一嬗变过程，是从战国开始，到秦帝国时代完成，尤其以秦国的变革为彻底。

此后建立的职业官僚政治，虽然比从前的贵族政治进步，但缺点是人们丧失了贵族时代的自由精神和气质——换句话说，贵族时代的贵族有封地和实力，脾气大，可以打造出古朴直烈，也玩得起自由和个性尊严。但是后来的职业官僚们没有自己的实力了（封地都被法家们革掉了，法家们还用法束缚着这些官吏，儒家们用忠孝强化着皇帝的权威），他们失去了经济和人格独立性，只能仰仗王，依附皇上，靠皇上的赏赐吃一口饭，对皇帝的意识形态惟命是从，失去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个性光辉。这种趋势越来越不可逆转，一直到了“皇帝是真龙天子、臣子是猪狗奴才”的“我大清”，皇权专制走到了极致，也走到了尽头。

春秋战国时代以贵族、贵族的余绪——士人为典型代表的“个性尊严”、“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后来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哀叹“人心不古”什么的。

众所周知，商与西周，不过是当时中国众多诸侯中较大的一个诸侯，不能称为帝。中国真正的大帝国，是从秦开始。

我们不妨这样来界定中国的历史：夏最多算是虚无时代；商周是诸侯时代，诸侯国内实行的是贵族政治；秦汉至明清，是帝国时代，帝国内实行皇权专制。我们以此来取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莫名其妙的提法吧。

随着秦军的脚步向楚国南方深入，秦国进步的政治传向了南方。而楚地灵异奇谲的楚文化，则反着秦军前进的方向，荡漾向了大陆的北方深处。

楚国虽然政治没落，却是一个文化大国。

中国向来南北方的文化，差距很大，北方为庄，南方为谐。比如说，北方是儒家、法家文化，坐怀不乱型的，正大刚猛，以天下为己任。而南方就不正经，老子、庄子都是楚人，提出道法自然的路子，表现为轻松浪漫乃至求奇求怪。所以南方的疯子也特别多（比如接舆什么的），衣服也是奇装异服，火锅烟囱似的高冠和自由飘逸的衣袂，都比中原来得自由夸张。总之，南方不像北方那么正经。譬如如今湖南长沙地区的娱乐产业，就跟北方的玩法大不一样，更不正经些，或者说“谐”一些。

这从古代青铜器上也看得出来，北方的礼器威严稳定，南方奇谲灵逸，着重细节的夸饰和造型的精怪。楚地山川逶迤，风物灵秀，孕育出楚人活泼奔放的风格；大江云蒸霞蔚，变幻万千，风雨晴晦朝夕不同，造就楚人奇谲的文化风格。他们的音乐、诗歌、绘画、衣冠、漆器、青铜器，无不自建风骚，别具浪漫风格。

楚国人跳舞，也比中原自由奔放。中原人跳舞，都是主旋律风格，“大韶”什么的，再现武王伐纣革命历程，歌舞中寓着教育，没什么意思。而楚人淫于祭祀，跳舞给神看的，所以想到哪跳到哪，没有儒家礼乐束缚，充满鬼幻神气，精彩艳艳，浪漫不羁，婉转似羽毛之从风，轻盈与尘雾相迷乱，动荡灵奇，是古代的黑人街舞。从前的楚灵王就是舞林高手，楚人都风从效仿，而且宁可挨饿保持细腰。楚国的歌舞和“小蛮腰”，是中华一宝。

曾几何时，楚人鼓瑟吹笙，撞钟伐鼓，欢乐的时光如水荡漾，楚人音乐的余响回荡于天地之间，如今用射电望远镜还可以在太空中捕捉得到。实际上，楚国拥有当时最发达、最先进的演奏乐器。

楚国的“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早具备十二个半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堪称古世界乐器之执牛耳者。编钟中的大定音钟也是楚国人的首创，欧洲人直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楚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32件，逮鼓1件，悬鼓1件，鼙鼓1件，手鼓1件，小瑟1件，琴1件，筑1件，排箫2件，竽5件等等，共计124件，可供一个庞大的乐队使用。楚的文化产业如此发达，所以在北方获得流行，以至于汉朝的乐器与歌曲多是楚文化的延续。

楚国是文化大国，不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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