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华盛顿邮报》，1989年

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the black Shankh Mountains）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了它好几个世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军队掠夺一座又一座庙宇，枪杀僧侣，侵犯尼姑，毁坏宗教物品，洗劫藏书室，焚毁经卷，并捣毁庙宇。据称，有人曾秘密地从尚赫寺抢救出成吉思汗的灵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带到首都乌兰巴托保护，但它最终就消失在那里。

数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在绿草繁茂的中亚大草原上，勇士式的牧人多会带一面精神之旗，蒙古语称之为“苏勒德”（sulde），它是用几绺最好的种马鬃，将其扎在一柄长矛刀刃之下的轴上制成的。无论何时，当他要安营扎寨时，这位勇士都要将那面精神之旗安置在帐篷入口之外，以显示其身份，并将其当作永恒的护卫者。精神之旗总是飘扬在蒙古人所尊崇的开阔的“长生天”之下。当绺绺马鬃在被草原上徐徐的微风吹拂和摇曳时，它们就接获了风、上苍和太阳的力量，旗帜可以把来自大自然的这些力量转移到勇士身上。吹拂马鬃的风激发起勇士的梦想，鼓舞着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风中飘扬的马鬃召唤着主人不断前行，吸引着他离开此地去寻找彼地，发现新牧场，探求新的机遇与事业，创造这个世界上属于他自己的命运。当勇士死后，他与他的精神之旗结合得如此紧密，据说勇士的精神永远留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勇士活着的时候，马鬃旗带给他幸运之神；在他死后，马鬃旗变成他的灵魂。肉体很快被遗弃入大自然，但灵魂却永远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鼓舞着后代。

成吉思汗有一面在和平时使用的由白马鬃制成的旗帜，还有一面在战时做指引用的由黑马鬃制成的旗帜。白色旗在早期历史中就已消失，但黑色旗则作为他灵魂信物被保存下来。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蒙古人民仍尊崇那留驻有成吉思汗灵魂的黑色旗。十六世纪，他的一位后裔，扎纳巴扎尔（Zanabazar）喇嘛，带着为继续飘扬并保护这面旗帜的特殊使命，建造了一座寺院。经过风霜雪雨，入侵与内战，超过千计的藏传佛教黄帽派僧侣护卫着这面伟大的旗帜，但最终证明，他们是无法抗衡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僧侣被屠杀，精神之旗消失。

成吉思汗并未俯首于命运的控制，他成就了自己。原来，从他拥有的马匹身上，连制造一面精神之旗的马鬃都凑不满，至于说他后来还要追随着这面旗帜横扫世界，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这位日后将成为成吉思汗的男孩，是在一个包括谋杀、绑架和奴役的充满部族暴力的世界中成长的。作为被同部落人遗弃在草原上、任其自生自灭的被驱逐家族的子孙，大概在他整个孩童时期，他遇到的人不过几百，而且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从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所深刻感受过的全部人类情感，就是欲望、野心和残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敌对部族俘虏而遭奴役，后来又成功地从捕获者手中逃走。

在如此恐怖的条件下，这个男孩显示出一种求生与自我保存的本能，但很少表露出他有一天将取得成功的苗头。作为一个孩子，他害怕狗并且易哭。他的弟弟比他更强壮，并且是个比他更好的射手和摔跤手；他的异母哥哥将他呼来唤去，找他麻烦。然而从这种饥饿、羞辱、绑架和奴役的可鄙环境中，他开始了漫长的夺权之路。在青春期前，他已经建立好了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亲缘关系。他与一位稍稍年长的兄弟盟誓，缔结永恒的友谊，并且互相忠诚；这位稍长的兄弟是他青年时期最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却变成了他成年时期最需要专注对付的敌人。他找到了他将永远爱恋的女孩，后来立她为皇后。在成吉思汗青年时期炼就的对友谊和仇恨的双重能力，持续他整个一生，并且确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在共享的毛毡下或在家庭炉边摇曳的火光中，引发出了有关爱情以及父亲血缘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苦恼，后来又折射到了世界历史更为广阔的大舞台上。他的个人目标、期望与忧虑吞没了整个世界。

年复一年，他逐渐击败每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直到他征服蒙古草原上的每个部落为止。大多数伟大的征服者在年界五十的时候，就已经将征战的日子抛诸身后，而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却召唤他远离故土，去对抗文明民族的军队。数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曾屡次侵扰并奴役游牧部落。在晚年，他追随着那面精神之旗不断胜利：穿越戈壁、黄河而进入中华帝国，纵横突厥与波斯所属的中亚陆地，并跨越阿富汗山脉深入到印度河。

在不断的征服中，蒙古军队将战争转变为一种内陆战事，在跨越数千英里的多个前线作战。成吉思汗的革新战术使中世纪欧洲的重甲骑士变得陈旧，取而代之的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他们是以协调一致的军事单元运动的。他不太依靠防御工事，也不太熟于围城战；在战场上，他总是出色地利用速度奇袭敌人。就上述意义而言，他终结了围墙城市的时代。成吉思汗教导他的民众不仅要远距离作战，而且教导他们要维持数年、数十年的作战，而最终，持续的战争超过了三代。

二十五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多。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十三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击败的人口总数、被纳入依附体系的国家总数，还是从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度来衡量，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成果都要多出两倍以上。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勇士的铁蹄溅起每条江河和每个湖泊的水花。在其全盛时期，蒙古帝国所覆盖的连绵不绝的地域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两百万平方英里之间，这个面积大约是非洲大陆的面积，同时比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岛等北美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今天大多数人民所生活的这些国家都曾被蒙古人征服；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的征服包括了三十个国家和超过三十亿的人口。这一成就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有一百万人，比某些现代大公司的员工数目还少。他从这一百万人口中征兵，其军队仅由不足十万的勇士组成——这支军队刚刚够舒适坐满一座较大的现代体育馆而已。

以美国人的观点，成吉思汗的成就可以这样来理解：犹如美利坚合众国，不是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或富有的种植园主所缔造，而是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奴隶所建立，他全凭自己的性格特征、个人魅力以及果敢坚定的绝对力量，把美国从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团结民众，创立文字，起草宪章，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体系，从加拿大远征巴西，并开放自由贸易区内的商路，而这些商路是跨越诸大陆的。从每个层面上来看，或从任何视角来衡量，成吉思汗成就的规模和范围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同时也加重了对学术资源解释的重负。

成吉思汗骑兵的纵横突进与整个十三世纪相始终，他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疆域。他的业迹不是铭刻于石碑之上，而是体现于他所建立的诸多国家之中。他不满众多的小国，于是将很多小国合并成几个大国。在东欧，蒙古人将十二个斯拉夫公国和城邦合并成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国家。在东亚，在超过连续三代的经营之后，南部的残宋王朝与满洲境内的女真金国、西部的吐蕃（西藏）、毗邻戈壁的西夏王朝和东突厥斯坦的回鹘王国组合起来，建立了中国。由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他们建立了诸如韩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存留至今，它们的国界与现代的国界线十分接近。

成吉思汗帝国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在他出生的1162年，旧世界由一系列的区域文明所组成，几乎每一文明都声称，除最为近邻的文明之外，对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到他去世的1227年，他已经以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将各区域文明连接了起来，这种联系延续至今。

在打破强调出身和贵族特权的封建体系的同时，他建立了以个人价值、忠诚与功绩为基础的新型独特的体制。他取得丝绸之路沿线散乱且衰败的商贸城镇，并将其组织进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中。他降低遍及所有人的税收，完全免除医生、教师、僧侣的税收，并废除教育制度。他建立定期的人口普查制度，创建最早的国际邮政体系。他的国家不是一个储藏珍宝财富的帝国；相反，他广泛地分散战时所获取的财产，使财产返回到商业流通中。他制定了一部世界性的法律，并确认来自“长生天”的最高法则对所有人都有效。当时大多数统治者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成吉思汗则坚持认为，统治者与最底层的牧民一样，对法律负有同等的责任。在他的帝国内，尽管他要求被征服的所有宗教臣民都要完全忠诚于他，但他仍承认信仰的自由。他坚持法律的规定，废止严刑拷打，但他发动的主要战役都要搜捕并处决抢匪和刺客。他反对扣押人质，与此正相反，他创立了给予所有使臣以外交豁免权的全新惯例，这一惯例对那些来自正跟他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的使臣也完全有效。

成吉思汗留下一个有着如此坚实基业的帝国，这一基业还持续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继之而来的是帝国的崩溃。他的后代继续统治了各式的大小帝国，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到中国和波斯。他们保留有一种折衷的头衔，包括汗、皇帝、算端（即苏丹）、国王、沙赫（伊朗国王称号）、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或王公）以及达赖喇嘛。残存的成吉思汗帝国在他的后代手中统治了七个世纪。如莫卧儿王朝，他们在印度的统治直到1857年，那时，英国人驱逐了巴哈都儿二世，并砍掉了他两个子孙的头颅。成吉思汗最后一位统治者后裔是阿里可汗，即布哈拉埃米尔，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权，直到1920年他才被高涨的苏维埃革命浪潮所罢黜。

历史已经宣告了大多数征服者最终的可悲结局。亚历山大大帝三十三岁死于巴比伦神秘的环境之下，当时他的部下将其家族灭门，并瓜分他的领土。朱利叶斯·恺撒的同伴贵族和以前的盟友在罗马元老院背叛他，并在会议厅里将其杀害。在经受所有的征服成果被摧毁与被颠覆之后，孤独而又痛苦的拿破仑，作为一个寡居独处的囚犯，被关押在地球上遥远而又闭绝的无人孤岛上，独自面对死亡。然而，年近七十的成吉思汗却是在他营帐内的床上去世的，亲属、忠实的朋友以及随时为他赴汤蹈火的忠诚士兵都围绕在他身边。1227年夏，在一次进攻黄河上游沿岸西夏王朝的战役中，成吉思汗死了——或者，由于蒙古人憎恶言及死亡或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升入了天上”。在他死后多年，有关成吉思汗死因的秘密引起了猜测，而后来那些在时间装饰之下的种种传说，却被视为历史事实。第一个出使蒙古的欧洲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写道，成吉思汗死于雷击。曾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广泛游历蒙古帝国的马可·波罗介绍说，成吉思汗死于膝盖箭伤。有人声称他是被不明身份的敌人毒死的。另一种解释则断言，他死于正与其作战的西夏国王的魔咒。他的诋毁者们散布的一个故事则声称，被俘的西夏皇后在她的阴道内放置一种装置，因此，当成吉思汗与其交媾时，它撕破了他的性器官，成吉思汗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

与很多有关他的死亡故事相反，他在游牧帐篷中去世，实质上与他出生在游牧帐篷中的情形类似，说明他在保存其本民族传统生活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保持他们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人类社会。成吉思汗的士兵护卫死去可汗的遗体返回他的蒙古故乡，并将他秘密安葬。他在故土被匿名安葬，没有一座陵墓，没有一座寺庙，没有一座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小墓碑。按照蒙古人的信仰，遗体应该在静穆中离去，并不需要一块纪念碑，因为灵魂已不在那里；灵魂继续活在精神之旗中。在埋葬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悄悄地消失了，回到了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最终的埋葬地点至今已不得而知，但在缺乏可靠的信息时，人们随意地虚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加入了许多戏剧性的成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记载坚称，送葬行列的士兵在四十天的行程中，杀死了他们遇到的所有人畜。在秘密安葬之后，八百名骑兵在那块空地反复地驰马奔踏，以遮掩墓穴的方位。根据这些充满想象的叙述，为了使他们无法泄露出那一地点的方位，这八百骑兵随后就被另一批士兵杀死；再接下来，后者又被另一批勇士杀戮殆尽。

在故土秘密安葬之后，士兵们封闭了好几百平方英里的区域。除了成吉思汗的家族成员，以及驻扎在那里准备随时消灭任何闯入者的、经专门训练过的一个部落之外，没人能进入该地。在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霍洛 ——“大塔布”（禁忌之意），处于亚洲腹地深处——始终封闭。成吉思汗帝国的所有秘密似乎都被纠结进他神秘的故土内。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很长时间以来，其他异族军队侵入蒙古各部，但蒙古人仍能阻止想进入他们祖先圣地的任何人。尽管蒙古人最终皈依佛教，然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却不允许僧人建立可标示成吉思汗墓地的神龛、寺庙或纪念碑。

二十世纪，为确保成吉思汗出生与安葬的那一区域不至变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号召点，苏联统治者牢牢地防备着该地。通过官方的指定，苏联称那一区域为“高度限制区”，而不称之为“大塔布”，或使用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可能起暗示作用的历史地名。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他们把它与周边省份分开，并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而中央政府反过来又被莫斯科牢牢控制。在一万平方公里“高度限制区”之外，苏联人又以一个大小相当的限制区来包围它，将该地进一步封锁起来。为限制在这一区域内旅行，在共产主义时代，苏联政府没有在其内修路建桥。在限制区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间，苏联保持有一个高度加强的米格空军基地，而且很可能还维持有一个核武库。一个大型的坦克基地阻挡着进入禁区的入口，苏联军方将这一区域用于炮兵训练和坦克演习。

蒙古人没有取得科技突破，没有建立新的宗教，很少有著作或剧作问世，也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农作物或农业方法。他们自己的工匠不能织布、冶炼、制陶，甚至不会烘烤面包。他们不会制瓷做陶，不会绘画，也不会盖房子。然而，当他们的军队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他们收集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将它们传递于各文明间。

成吉思汗建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筑仅仅是桥梁。尽管他摒弃城堡建筑、堡垒、城市以及围墙，但当他横山跨水前进的时候，他可能修建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者都要多的桥梁。为使军队与货物的运动更加快速，他建筑的桥梁，跨越了数百条江河。不仅在货物方面，而且也在思想与知识方面，蒙古人有意地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贸开放之门。蒙古人给中国带去了德国矿工，并将中国医生带到波斯。交流范围所及，大小不一。他们将地毯的使用推广到其所至之处，并将柠檬与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国，同样，中国的面条、纸牌和茶叶也传播到西方。他们从巴黎带回去一位工匠，在干旱的蒙古大草原上打井，征募英国贵族在他们的军队里做翻译，并将中国的指画经验带到了波斯。他们资助在中国建基督教堂，在波斯建佛教寺庙和佛塔，在俄罗斯建穆斯林学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成吉思汗帝国的继承者们，实行坚定的步骤，使产品货物畅通，蒙古人将它们综合汇聚起来，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当来自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将中国火药、穆斯林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于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大炮。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革新，它催生出从手枪到导弹的巨大的现代武器库。每个发明都有一定的意义，当蒙古人将各种技术揉杂一起，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混合体时，更大的影响也就随之出现。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努力中，蒙古人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建立单一的世界性法律，并创立一种可用于书写所有语言的通用字母。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发行了能通用于各地都的纸币，并且他还试图为所有孩子建立普及基础教育的小学，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蒙古人改进并融合多种历法，制定优于以前的更精确的万年历，并主持汇编最大范围的地图。蒙古人鼓励商人通过陆路来其帝国，同时，他们还派遣探险家跨越陆地与海洋，远及非洲各地，扩大其商业和外交范围。

几乎所有被蒙古人蹂躏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的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在欧洲，蒙古人彻底摧毁了大陆的贵族骑士精神，不过，他们对该地区感到失望，因为相较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来说，该地区普遍贫穷。他们转身离开该地区，没有去侵扰它，更没有攻城略地、洗劫国家或将它们并入到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之内。最终，通过诸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那样的商人，和在蒙古可汗同教皇以及欧洲国王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使节，欧洲受到最小的损失，却获得了交往上的所有好处。新技术、知识与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和算盘的技术。正如十三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蒙古人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其军事上的优越；更确切地讲，“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尽管蒙古人“热衷于战争”，但他们如此快的进步，是因为他们“将闲暇时间致力于哲学原理”。

看起来，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除新的战争方式、新机器和新食物发生改变外，甚至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得到改变，例如，欧洲人转而改穿蒙古织物，穿短裤和短上衣，而不是束腰外衣和长袍，用草原式的琴弓去演奏他们的乐器，而不用手指去弹拨，并使用新风格进行绘画。欧洲人甚至捡拾起蒙古人的惊叹词“呼累”（hurray），当成一种虚张声势和互相鼓励的热情喊叫。

正因为蒙古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毫不惊讶最初的英语写作家杰弗里·乔叟，会把《坎特伯雷传说》中最长的故事献给亚洲征服者——蒙古的成吉思汗。乔叟用一种毫无掩饰的崇敬之情，描绘成吉思汗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事实上，令我们惊讶的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居然对蒙古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而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们至今仍视他们为纯粹嗜血的野蛮人。乔叟或培根留下的对蒙古人的描绘，与我们从后来书本或电影中所认识到的形象完全不同，后来的书本或电影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描绘成追逐黄金、女人和嗜血的野蛮游牧民。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制作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图像或图片，然而我们没有制作于他有生之年的肖像。不像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征服者，成吉思汗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画像，雕刻他的形象，或将他的名字和外表之类的东西铭刻在硬币上。而来自同时代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提供了信息，倒不如说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用一首有关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语歌曲的话来说，“我们想象尊容，却又满脑空白”。

因为没有成吉思汗的肖像或任何蒙古人的记录，所以也只能让世人随其所愿去想象他。直到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仍没人敢画他，而后，每一文化都在突出自己关于他的独特形象。中国人将他描绘成一位叔伯似的长者，有一小撮胡子和空洞无神的眼睛，像一位充满忧思的中国哲人，而不像是个凶猛的蒙古勇士。波斯的微型画作者将他描绘成一位坐于王位上的土耳其苏丹。欧洲人则将他画成纯粹的野蛮人，凶神恶煞，非常丑陋。

蒙古人的秘密，给那些想写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任务。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基于事实的记述所知甚少。他们知道城市征服或军队溃败的年代；然而却很少知道有关他的身世、性格、动机或私生活方面的可靠信息，因为它们所剩无几。几个世纪以来，无确实根据的谣传坚称，在他去世后不久，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所有各方面的信息，都由他的某位近臣记录在一份机密文件中。中国和波斯的学者曾提及过那份秘密文件的存在，甚至有学者声称在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曾见到过它。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的近一个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将该文件形容为是用“蒙古人的惯用语和字母”书写的“真实的编年史”。但他同时提醒道，该文件被保存在宝库中，那里是“对外人保密的”。他强调，“理解或洞悉”该蒙古原文的人，“没有可能获得接近的机会”。蒙古统治崩溃之后，有关该秘密文件的大多数线索似乎都已消失了。很多杰出学者一度相信，这样的文件并不存在，它仅仅是有关成吉思汗诸多传说的一种而已。

就象富于想象力的各国画家们把他描绘成不同的形象，学者们的作法差不多也一样。从朝鲜到亚美尼亚，人们都编著过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奇异故事。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将自己的恐惧与憎恶折射到这些描述上。几个世纪之后，学者们通过诸如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人所犯的暴行和侵略，来衡量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殊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他们的功绩却被遗忘了，而用于对他们进行指控的罪行和野蛮行径又被夸大。成吉思汗变成为野蛮人、嗜杀的野人，以及为自己利益而尽情破坏的无情征服者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为一般亚洲人，普遍地被描绘成一维的漫画人物形象，成为处在所有文明之外的人的象征。

到十八世纪末启蒙运动的时候，这种威胁的形象出现在伏尔泰的《赵氏孤儿》当中，这是一出关于成吉思汗征服中国的戏剧，里面写到：“他被称为是万王之王，凶残的成吉思汗，他把亚洲肥沃的土地变成废墟”。与乔叟对成吉思汗的赞扬相反，伏尔泰将他描写成是“这个破坏的暴君…他骄傲地…踩在诸王的脖子上”，但“他还比不上一个以武为生、在流血交易中摸爬滚打的野蛮的斯基泰战士”（第一幕，第一场）。伏尔泰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对周边文明的优点充满愤恨的人，一个由野蛮人本质所驱使的人，这种人想强夺文明社会的女子，并摧毁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的部落得到各种不同的名称——塔塔儿人、鞑靼人、蒙兀儿、莫卧儿人、摩尔人、以及蒙古人——但这些名称总带有一种可憎的咒骂意味。当十九世纪科学家想证明亚洲人群与美洲印第安人群的劣等时，他们都被划分为蒙古人种。当医生想说明为什么高等白人母亲会生出智障儿时，会认为孩子的面部特征表现得“显而易见”，那就是孩子的某位祖先曾经被蒙古武士强暴过。这种苦难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白种人，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当最富有的资本家们炫耀他们的财富，并显示出反民主或反平等的价值观时，他们便被讥讽为莫卧儿人，即波斯语对蒙古人的称呼。

在许多场合，蒙古人还变成为其他国家失败与缺陷的替罪羊。俄国不能赶上西方科技或日本帝国的军力，那是因为成吉思汗把可怕的“塔塔儿人枷锁”套在俄国身上。波斯落后于它的近邻，那是因为蒙古人摧毁了他们的灌溉系统。中国落后于日本与欧洲，那是因为蒙古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印度不能抵抗英国殖民地化，那是因为莫卧儿人统治的贪婪。二十世纪，阿拉伯政治家甚至确信，要是蒙古人没有烧毁阿拉伯宏伟的图书馆，并夷平他们的城市，穆斯林就能比美国人更早发明原子弹。当2002年美国人在阿富汗用炸弹和导弹将塔利班赶下台时，塔利班士兵把美国人的入侵等同于蒙古人的入侵，因此，作为愤怒的报复，塔利班屠杀了数千哈泽德人，他们是已生活在阿富汗达八个世纪之久的蒙古军队的后裔。第二年，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被入侵的美国人赶下台之前，在对伊拉克人民的最后演讲中，对蒙古人做了类似的指控。

在如此多的政治辞令、伪科学和学者式的想象之中，有关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续地被隐藏着，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失载。他的故乡和他崛起的地区被二十世纪的超级大国所关闭，正像此前数个世纪中的草原骑士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将其严加封锁。原始的蒙古语文件，即所谓的《蒙古秘史》，不仅“秘密”而已，并且已经消失了，消逝于历史的深处，甚至比成吉思汗的陵寝更加神秘。

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为解释有关成吉思汗的神秘生涯并修正部分记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第一项进展是对历史原稿的破译。该原稿包涵了已遗佚的、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尽管对蒙古人存有偏见和无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曾不断提及偶尔见到过的那本传说中的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原稿。就如一些稀有动物或珍稀鸟类被认为已经灭绝，传言中的见阅更多激起的是怀疑，而不是学术研究。最后，在十九世纪，用汉字书写的蒙古原稿副本在北京被发现。学者们很容易认读这些字，但那些语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用某种编码来记录的，以汉字来代表十三世纪的蒙古语发音。学者们只能读懂附在各章节之后的一小段汉语概要；这些汉语概要提供了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暗示，但除此之外，该原稿仍然难以理解。由于该原稿神秘色彩浓重，因此学者们称其为《蒙古秘史》（下文均称为《秘史》），此名沿用至今。

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蒙古，对《秘史》的解密仍然被认为非常危险。当局不让普通民众和学者接触到该书，因为担心他们受到书中陈旧的、非科学的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不当影响。但是一个地下性质的围绕《秘史》的学术运动形成了。在整个草原的游牧帐篷内，新发现的历史故事被秘密地谈论着，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并在帐篷间传播开来。最终，他们有了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从蒙古人的视角来述说的。蒙古人远不止是屡次侵扰周边较高文明的野蛮人。对于蒙古游牧民来说，《秘史》的新发现似乎来自成吉思汗本人，他回到了他的人民中，带给他们以希望和激情。超过七个世纪的沉默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听到他的言语了。

尽管受到官方的压制，但蒙古人民似乎决定他们再不愿失去这些言语。在短时期内，即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政治生活自由化，以及1961年蒙古被接纳进联合国之后，蒙古人民得到鼓舞，他们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探索他们的历史。1962年，蒙古准备了一小套邮票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政府二号人物铁木耳·奥其尔（Tomor-ochir），批准在斡难河边树立一个具体的纪念碑来纪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还资助一场学术会议来评价历史上蒙古帝国是非功过的各个方面。邮票和纪念碑上简朴的线条描画，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苏勒德”——那面他用于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灵魂的马鬃神旗。

近八个世纪之后，“苏勒德”给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带来了这样一种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苏联对此的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党的官员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党内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党诬陷为反党分子、中国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过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旷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书写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于理解，因为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要是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难以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及其对蒙古占领的终结。苏军撤离，战机飞离，并且坦克也撤走。终于，内陆亚洲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这路线与他们向外扩散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在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

广泛的游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但并未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有助于理解。尽管有不足，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当1998年抵达蒙古时，通过对成吉思汗幼年时期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背景资料进行了解，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可以最终完成该研究项目。但那“旅程”却变成了另一个五年的研究，远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泛深入得多。我发现，蒙古人对从挣脱数个世纪外国统治而得来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并且，这种兴奋又集中到对他们的国父——成吉思汗——无上荣耀的回忆中。尽管象出于对他表达敬意的歌曲的出现一样，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块和香烟上被迅速商业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是消失了。不仅他的精神之旗从寺庙里消失了，就连他的真实面目也从他们的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一样。他是谁呢？

在突然间似乎有可能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由于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够的判断力，于是我来到了蒙古。近八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以及最后埋葬的禁区，首次向外开放；与此同时，又正值《秘史》的行文被最终被破译。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单独地完成考察任务，但如果与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小组共同合作的话，我们就能开始寻找到答案。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我跟考古学家鲁赫瓦苏伦（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触过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他的导师、蒙古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渐地 ，通过鲁赫瓦苏伦，我认识了其他的研究者，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秘密工作，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研究，他们既不能写下也不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奥·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党史的官方研究人员，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来研究蒙古萨满巫师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线索来指导解读《秘史》中的隐含含义。蒙古军方的萨格达（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驻扎的身份，将《秘史》中所描绘的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和军事胜利，跟俄罗斯军事档案文件中的记载进行比较。蒙古政治学者勃得·额尔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获取权力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技巧。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细致的，要数地理学家苏赫巴托尔（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为寻找成吉思汗的历史，穿越整个蒙古地区，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我们的小组开始合作。我们将来自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展开地图，讨论不同文献和早期分析的准确含义。毫不令人惊讶，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无数的矛盾，使得它们难以一致。很快，我发现苏赫巴托是一位拘泥字义的人，一位极端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秘史》中的每个说法都是真实的，并且他还一直力图通过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普列夫认为《秘史》中的历史都不能从字面含义去认识。按照他的观点，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萨满教士，该文献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记载他所达到那种地位的若干神话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译，那将再次提供一幅萨满教士征服并控制世界的蓝图。

从我们的合作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没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我们就无法理清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和解释。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有关主要地点的快速而又详尽的观点，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英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

卫星照片显示出一张没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图，然而却有数千条小道纵横交错，穿越戈壁，横跨山脉，似乎通向草原的每个方向；然而，它们都终止在限制区——霍洛——的边缘地带。进入成吉思汗的家乡需要穿越一块缓冲区，那一地区曾被苏联占领并设防，不让任何人靠近。当他们撤离蒙古的时候，苏联人在那里留下一幅四处散布着军用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景图：坦克的金属残骸、损毁的卡车、被拆卸的飞机、失效的炮弹和未爆炸的哑弹。怪异的水气和奇特的雾，缥缈其间。扭曲的金属雕塑品耸立在那里，有几层楼高，陌生的建筑遗迹不知曾是做什么用的。坍塌的建筑，曾安装着秘密的电子设备；现在蹲在渗透着油渍的沙丘中间，已空无一物。陈旧武器序列的装备遗弃在满目疮痍的整个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学药品，在阳光下可怕地晃动着。不知来源的发黑残骸，漂浮在污浊的液体里，而动物遗骸、干尸、各种皮毛的样本以及成块的羽毛皮则弃置在池塘四周。跨过二十世纪展现的这一恐怖墓地——在最强烈的对比中——就出现了未受惊扰而又封闭的成吉思汗家乡：几百平方英里的原始森林、山脉、河谷及草原。

进入到“高度限制区”不只是返回到那个时代；这是近乎准确地发现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个机会。这个地区保存下来，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屿，被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围着，然而也被其保护着。倒下的树木、浓密的草丛、巨大的石头阻塞道路，许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只能目睹着偶尔穿过的巡逻士兵。这个限制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纪念碑；当我们穿行在这一区域时，似乎感觉到随时他都可能到来，疾驰过那条河，并翻越那山脊，去他那喜爱的地方再次扎营，射杀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砸个钓鱼的小洞，或者向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圣山仍旧继续在护佑着他。

我们的研究小组走近霍洛，就像侦探们在调查一个新的犯罪现场。用《秘史》作为主要向导，我们横跨平原，并从许多小山和丘陵地带去勘察原始地形。在远离有明显界碑的山脉、河流和湖泊的开阔草原上，我们非常依赖牧民，他们惯于跨涉草原，就像水手惯于横渡大海一样。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总是在陪伴着我们，他们之间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问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从未想到过的。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或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地鉴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扎营，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合冬季宿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声的回声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骑马越过冻结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时可步行穿过，何时可破冰涉水而过。

有些描述性质的蒙古地名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恢复成蒙古语，或运用到我们周边的地形上。文件中叙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为部落首领是在克鲁伦（Khara Jirugen）山下的克霍克（Khokhhu）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状”山下的“蓝色湖泊”。那个地方的特征保存了好几个世纪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与成吉思汗的出生有关，比如乌得尔山（Udder 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 Lake）。这些名称是适用于描述那个地方的外形特征，还是适用于描述事件曾在那里发生过呢？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这些名称显得更具争论性。而且，因为这一地区经历八个多世纪的风蚀和干旱，山或湖的外形也会发生改变。

渐渐地，根据已有的证据，我们尽力将故事接续起来。寻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并追寻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有关他生平的一些误解就能够立即得到修正。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有争议，例如，非常明显，那条有着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流流，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所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信息大大地影响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在变化异常的条件和处境下，五年间，我们的小组不断外出。2001年1月，在合剌主鲁格（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一百五十度——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一百多度高温，到零下五十一度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厄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所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里，我们也经历了动物饥荒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 ，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从没有一刻的怀疑或危险。与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牧民和猎户日常生活中的艰难相比较，我们的困难是不值一提的。总有意外的插曲，开始只是一种麻烦，最后却总能教我很多有关所在地区及其人民的新知识。从一天在马上行进近五十英里这点上，我明白了用十五英尺的丝带紧紧地束住下腹部，实际上可以固定住内脏并防止呕吐。我还明白，在如此漫长的艰苦跋涉中，当没有时间停下来生火做饭时，口袋里常备的干奶酪有多么重要；骑在木马鞍上时，我认识到身穿称为“迪尔” 的厚蒙古长袍的实用性。有一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圣山附近遭遇到一匹狼，在我的同伴看来，那次遭遇是福而非祸。无数次迷路或失控的事情，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教训，比如在确认方位或行进路线，以及等待有人出现的耐心等方面的经验。许多次，我体会到蒙古人是多么密切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我始终并完全地相信他们机敏的判断、健壮的体魄和慷慨的帮助。

本书所呈现的，是我们发现的一些要点，没有更多地叙述我们所遭遇到的有关天气、食物、寄生物及疾病等方面的细节，也没有过多地叙述研究者个人的特殊倾向和沿途遇到的人们。本书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去理解成吉思汗和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有关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兴起的故事，并讲述了从他的生年1162年，到他统一所有部落并建立蒙古部落联盟的1206年之间，影响他人生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外力因素。第二部分追溯了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持续五十年（从1211年至1261年）的蒙古世界战争完成的，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之间相互开战时为止。第三部分考察了接下来的和平世纪与全球的觉醒，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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