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的奠基人——俞平伯学术大师治学录
俞平伯（1900—1990）著名红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一级研究员。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6岁入家塾读书。1915年入苏州平江中学求读。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受1917年陈独秀、胡适发难“文学革命”的影响，1918年开始发表新诗，并加入“新潮”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积极投身于运动。同年于北京大学毕业。自1920年起，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为校务委员会委员。195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为研究员。
俞平伯是“五四”以来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著名人物之一。作为一位作家，他的诗歌与散文卓有成就；作为一位学者，他博学宏通，著作等身。
俞平伯的古典文学研究活动，和他的创作活动一样，都是在当时时代潮流影响下开始的。他自1921年开始研究《红楼梦》，就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物为了提倡白话文学，为了反对传统的文学偏见，把小说、戏曲提到文学正宗地位并加以推荐和颂扬有关；他于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诗经》，从而开始作《诗经》的研究，也同当时批评传统经学偶像的文化风气有关。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指向“孔家店”，也就必然要清算同传统文学观点密切相关的前代儒家对《诗经》的研究，尤其要批评对传统文学观点影响极大的《毛诗序》。因此，20年代初期出现的《诗经》研究“热”，正是“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延续。俞平伯在《读〈诗〉札记》中对字义训诂与引申持严格的态度。他还把当时释《诗》中出现的训诂、考辨上的偏执与武断同当时“疑古运动”的特点联系起来考察。俞平伯认为疑古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反动”，“又很容易矫枉过正”，所以他认为应当力戒片面和极端。从俞平伯的《诗经》研究文章，我们既可发现它们具有“五四”文化批判精神，又可见到一种科学的治学态度，这两者都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它们既与当时专以国故为纯金的守旧观点划清了界限，也与只视国粹为败絮的虚无观点划清了界限。
俞平伯早年在大学开设“词课”，1924年就开始发表论说诗词的文章，30年代出版《读词偶得》，40年代出版《清真词释》，到50年代末期选注唐宋词。在词学研究，尤其在词学的“批评之学”方面，卓有功绩。词学发端于宋，清代大盛。俞平伯对前代词学著作有吸收、有借鉴，他与前代词学家的最大不同是始终坚持词的本体批评。王国维写于清末的人间词话》正是清代词学中的“批评之学”的代表作。而俞平伯则是继王国维之后，在词学批评上有着重要建树的词学家。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的成果很多，举凡考证、校订和批评，都有涉及，他的论著使他无愧于蜚声中外的“红学”家。从《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来看，他在20年代刊布的《红楼梦辨》尤是十分重要的著作。
“五四”以来的学人大抵把胡适、俞平伯视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由于新红学的特点是考证，因而它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当然也涉及《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评论，但那不是主要的。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主要集中在作者（包括作者的身世、家世等）的考证问题上，那末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则是主要集中在文本本身的考证上。即使胡适那篇文章也涉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非一人所作问题，但与俞平伯的论说角度不同，当时刘大杰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认为：“胡适之先生是从外面书上的考证，先生是从内容的研究，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举出大量内证并结合外证，考定后四十回确非曹雪芹原作，从而构成信说。书中还举出前八十回的内证来考索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的内容，同时根据戚蓼生序本中的批语，考索另一个续本的内容，后来随着脂砚斋重评本的发现，证明俞平伯所考非是另一个续本而是曹雪芹原本的内容，因此实际上也就是钩沉工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所说的《红楼梦》探佚学的基础。《红楼梦辨》又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开端著作之一。1954年俞平伯在受到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之后，继续坚持《红楼梦》的研究，完成了《红楼梦》流传史上第一部参汇几种早期脂评本的校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他又对《红楼梦》版本发表了许多精当的见解。他还对《红楼梦》的文学、艺术成就，作了很多有独到见解的论说。
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俞平伯，与胡适有一个重大不同，那就是他不像胡适那样，把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方法绝对化。胡适在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后，得出了一个“自叙传”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也曾有过“自叙传”的说法，但在《红楼梦辨》出版后的第3年，即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自叙传说”。
当时胡适把他在小说研究中应用考证方法，不仅说之为“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而且几乎翊之为惟一正确的方法。俞平伯则不然，他说：“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指出文学研究中可以应用考证方法，但文学作品既然不是历史著作或科学论文，考证的方法的施用也就有限了。如果夸大其词，走向极端，纯以“考据癖”来读《红楼梦》这部“不可磨灭的杰构”，那么，很可能同“猜谜法”一样，使人“觉得可怜而可笑”。为此，他还希望胡适不要完全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要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看《红楼梦》，也只有这样，才能“净扫”索隐派。这里所表现的俞平伯对文学本体论批评观念的坚持，同他在诗词研究中坚持文学本体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