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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过如此 作者: 俞平伯 我生的那一年 《兔爰》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罗，尚寐无吪。”诗固甚佳，可惜又被他先做了去。我生在光绪己亥十二月，在西历已入一九〇〇，每自戏语，我是十九世纪末年的人，就是那有名的庚子年。追溯前庚子，正值鸦片战争，后庚子还没来，距今也只有十二个寒暑了。故我生之初恰当这百年中的一个转关，前乎此者，封建帝制神权对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尚在作最后的挣扎，自此以后便销声匿迹，除掉宣布全面投降，无复他途了。这古代的机构毁灭了，伴着它的文化加速地崩溃了，不但此，并四亿苍生所托命的邦家也杌陧地动摇着。难道我，恋恋于这封建帝制神权，但似乎不能不惦记这中国（文言只是个“念”字），尤其生在这特别的一年，对这如转烛的兴亡不无甚深的怀感，而古人往矣，异代寂寥，假如还有得可说的，在同时人中间，我又安得逢人而诉。 咱们还来谈谈这拳匪，史乘上的小喜剧，身受者却啼笑俱非，这个年头儿谁还对这义和团有兴味，那才怪。百分之九十九的神话，却有一分的真，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排外的心。我不说“排外”一定对，我也不说一定不对，当然更不会说像拳匪这办法对。但排外这事情自有它的真实性，不因其面貌的荒唐而有所消灭。且未必不是民意，虽然我那时候才一岁。不然，当朝的老太后和文武百官们不至于对那“神拳”这样恭而敬之地。民意的可用与否是另一问题。韩非子说过，“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我刚刚听见咱们北平的街坊口里叨叨，怀念过去的“友邦”，又有人低低告诉我说“人心思汉”。我正在考虑他有无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资格。 排外这事情自然会发生的，假如真来欺侮咱们。谁能断言帝国主义者不像这隔壁阿三不曾偷那本来没有的三百两？我记得在这回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及其同侪曾再西提出火烧圆明园这一案，来唤起我们对大英帝国的敌忾。我不好说啥。纵说，也不好说他们错。何以？这是事实。但由他喊“大东亚”喊得口干，咱们对这西洋朋友总特别地亲，真叫人没奈何。谁叫咱们有不念旧恶的泱泱大国之风。又是闲话幽默，赶快回头傍岸。我并不赞成怀仇报复，若人们的歧视至于相斫，我也不想减低拳匪的荒谬名声。我却敢明白地说，这抵抗的心不能算错。错在哪里？错在它的过程。最明显的，以方法言，如以符咒避火器，可谓荒谬矣。但视为荒谬之顶点则可，说此谬种后来绝响，则不可。恁未免太性急乐观哩。譬如用关王的大刀、猴子的行者棒来抵御枪炮算错：那以大刀队来抵挡机关枪呢？你怎么说？以机关枪来抵挡原子炸弹呢？你又怎么说？岂非我们今日犹沉溺于此荒谬的巨洲中并不曾自拔，却无端以成败论人去讪笑那大师兄二师兄。此笑无乃近乎多事。有人说，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以机关枪打回去，这不错了罢。却也难说，推而言之，原子弹来，必以原子弹往，你意以为如何？这问题牵涉得太广，离题亦太远，不好再拉扯了。 决心的排外，招来了八国联军，以后虽也曾排外，却没有这般大规模的。如清季的抵制美货，现在听这名词，似乎够新鲜。五卅事件的抗英，只昙花一现，连香港九龙的索还，今亦置之度外了。抗日心情虽比较长久点，然亦似疟疾间歇而作，收梢在北平结了个大倭瓜。庚子以前在戊戌年，后有辛亥年，戊戌之于庚子，正反成文，庚子于辛亥，江河直下，到和议成，赔款定，清社之屋已为定局，只剩时间问题了，辛丑辛亥本相连续也。说清亡于民变，远不如它亡于处患更为的确。戊庚辛三个年头，维新不成即守旧，守旧失败后维新，熬中翻饼，此后遂有民国，其实民和国都以吃了大亏，这中华民国从头就是三灾八难的。谁都知道，戊戌有清而辛亥无清，但事实上并不如是简单，远比这个重要，不仅关爱新觉罗一姓之兴亡也。也无暇为满洲人暗伤亡国，咱们的眼泪总有地方哭去的。不如说戊戌政变多少还有点自主的力，辛亥革命，于汉族虽为光荣一面倒的局面，我知准有多少同志不大爱听哩。 经过庚子辛丑之变，由极端排外斗转而为彻底媚外，也不知九十度呢，还是一百八十度，向着对面点走去的罢。刚在神权夷酋面前爬起，又向帝国主义膝下跌倒。爬起也者还有点儿含蓄，事实上是就地打个滚而已。此即所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出戏自我堕地以来演到如今没有间着，虽袍笏朱绯逐场换彩，而剧情一死见不变，真有点吃勿消哩。洋大人的脸色，或者和蔼了些，（有人说，未必。）官儿们的派头，或更神气活现了，我纵有南亭亭长的笔墨，亦不知这新官场现形记，允许出版么？至于百姓怕官，更一直的原封弗动。看这情形，要官儿不怕洋人大概不很容易，百姓不怕官么，难说。到百姓不怕官又怎么样呢？那真的大时代就到了。是革命，不好听点也就是乱。本来么，咱们不会让百姓们老怕着官么，这办法妙极，我先前为什么倒不曾如此想过呵。 （载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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