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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 作者: 约翰·巴克斯特 18.《侏罗纪公园》和《辛德勒名单》 纳粹！我恨那些家伙。 ——引自哈里森·福特的电影《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 在1992年初的几个星期里，大家渐渐都知道斯蒂夫·罗斯快不行了。1991年秋天，他从巴黎飞回来参加了斯皮尔伯格和凯特·卡波肖在罕普顿的婚礼。但是，10月份，与日本东芝公司签订了一笔牵扯巨额资金的新合同后，他背部的疼痛迫使他躺到了床上。他背地里一直在治疗着的那个前列腺肿瘤已扩散到脊骨，医生开始使用化学疗法，但是没有什么希望。斯皮尔伯格心烦意乱。另一位“父亲”也要弃他而去了，他又将处于孤寂无援的境地。在罗斯的最后几个月中，斯皮尔伯格让自己扮成一个“开心果”，一直陪伴着他。《李德勒名单》已处于次要地位。斯皮尔伯格打算借助《侏罗纪公园》的技术难关使自己重新振作。 迈克尔·克里奇顿递交了一份自己和斯皮尔伯格都不满意的剧本。他承认自己已经厌倦了这个故事，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比别人更清楚如何使书中的细节趋于合理以避免过多的陈述，他们认可了这第一稿。它为特技技术人员制作恐龙和影片中环境、背景提供了参考。1991年10月，在《霍克船长》的拍摄现场，一直在负责《侏罗纪公园》事宜的凯瑟琳·肯尼迪问达斯汀·霍夫曼的剧作家玛丽亚·斯科兹·马默，是否对重新编写克里奇顿的剧本感兴趣。1992年3月，她交付了她的改写本。这个文本把克里奇顿的化身，那位“生活杂乱无章”的安·马尔克姆去掉了，并且把他的反工程生物学的对白改为与古生物学家阿兰·格兰特的对白，这是斯科兹·马默塑造的一位反对使科学商业化的圣战者。她通过插入几个植物爬上公园建筑物的镜头，潜移默化地把人们带人了机械论中。她试图强调这本书给人的启示：人类无力控制自然。斯皮尔伯格也不喜欢这个版文，于是把这个项目交给了大卫·科普，这时他正与罗伯特·札梅其斯合写《死亡属于她》，这是关于使人发疯的美容手术的幻想故事。 科普为《保罗纪公园》写的剧本，被标上了与克里奇顿合作编写的字样，而不是他独立创作。科普坚持说，他既没看过克里奇顿的剧本，也没有读过斯科兹·马默的剧本。科普的剧本最后成了惟一被拍成影片的剧本。然而，就像往常一样，真正的作者是斯皮尔伯格。他解释说，这种事就像一个雕刻家把一块大石头变成一个美女，他只是把不橡美女的部分去掉，他所从事的工作是那种使之变小的缩编过程，实际上这部影片就蕴含在克里奇顿的小说中。英国幻想作家吉姆·纽曼详细列举了这部影片的基本要素以及与斯皮尔伯格其他作品的相同之处： 把一本关于巨兽的畅销书缩编成一部充满悬念的机器(《大白鲨》)； 把50年代有着经久不衰艺术魁力的“B”级科幻片处理成带有童年好奇感的 受人欢迎的科幻片(《第三类接触》)；把动作、疑难、陷阱和冒险的内容 加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和毛骨快然的死亡(《夺宝奇兵》)；把大眼睛的 动物加以刻画，从笑嘻嘻乐善好施的到啮牙喇嘴凶残的(《小精灵》和《E. T.外星人》)。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20年不曾寻求政治保护伞的人，现在已成为这方面最成功的典型。 斯皮尔伯格把1992年春天的大部分周末都花在了罕普顿与罗斯在一起，当这位企业家通过电话继续着他的生意，以他平日的精明玩弄着权力游戏时，斯皮尔伯格就在花园里看剧本。 作为比尔·克林顿的支持者，罗斯甚至把中立的斯皮尔伯格都影响得政治化了。斯皮尔伯格曾经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具有共和党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在许多方面是自由的，但是……乐观地看待美国。”在罗斯的影响下，斯皮尔伯格成为了活跃的民主党人和克林顿的狂热支持者。这之后的第二年里，克林顿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参观了洛杉矾，而且希拉里也曾与凯特一起在海滩上漫步。影片《侏罗纪公园》在世界范围发行的首映仪式是在首都华盛顿举办的，它是专为希拉里最喜爱的慈善机构“儿童保护基金会”举办的，总统也对此表示赞赏，他引用1994年3月14出版的《好莱坞报道》上的一句话：“斯皮尔伯格特别版发行了”。 化学疗法使罗斯的情绪低落，斯皮尔伯格挖空心思从记忆中寻找他们从前在一起时的有趣经历来让他高兴，像乘游艇航行和出外钓鱼等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也从不丢掉他的幽默感。有一次，当斯皮尔伯格和康特尼到南罕普顿医院看望他时，罗斯提到了一篇关于路易斯安纳的牡蛎引起食物中毒的报道，他想知道午饭时他吃的贝鱼是从哪来的，是长岛还是路易斯安纳。这时一位医生冲进来称有60位病人因吃了牡蛎而中毒了，斯皮尔伯格和康特尼都表现得很害怕，直到罗斯开始大笑他们才知道上当了。 罗斯的生命垂危，使斯皮尔伯格仔细地想了想自己，也想了想艺术和财政方面的问题。斯皮尔伯格是在60年代末进入影视行业的，他以前所了解的好莱坞而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米高梅公司不复存在，索尼一哥伦比亚公司在古伯和被特斯管理之下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迪斯尼公司仍处于以往的混乱状态中，部分原因是迈克尔·艾森纳和富有野心的杰弗瑞·凯赞伯格之间所发生的经常性的冲突。汤姆·波洛克已经被证明不是环球公司掌握决定权的负责人，瓦萨尔曼和辛伯格虽仍在环球公司负责制片工作，但又能维持多久呢？他们因为政策方面的问题已经与松下公司有了摩擦。 斯皮尔伯格就是在这种心情最不安的状态下拍摄了最有思想性的影片《辛德勒名单》。在这阶段里，他完全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之中，观看有关纪录片，重建大屠杀时的场景，直到它们看上去与当时的情景完全吻合为止。他连续看了4遍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影片《舒赫》，它是1985年上演的影片，是法国制片人克劳德·兰兹曼拍摄的，大部分史实都是由纳粹集体屠杀时的幸存者提供的。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影片《舒赫》激起了人们观看《辛德勒名单》的欲望。《舒赫》这部影片的风格既现实又浪漫，它是由30名像奥格斯特·桑德这样的摄影师倡导拍摄的，由兰兹曼以及德国导演埃德加。里兹改编，他们为了自己的家园而制作了这部影片。这部史诗般的德国生活回顾片长达15个小时，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经济崛起的历史。1984年，这部影片曾在各影院放映过。 斯皮尔伯格把那位高个子、表情冷峻、轻而易举就能博得女人欢心并能迷住纳粹将军们的辛德勒看作品行端正的斯蒂夫·罗斯的前辈。斯皮尔伯格告诉罗斯说，如果他是一位演员，自己一定会让他来扮演这一角色的。当斯皮尔伯格选中利亚姆·尼森来扮演辛德勒的角色时，他给尼森放映了一段罗斯的家庭影片，因为《辛德勒名单》也将献给罗斯。 尼森自从1987年为《太阳帝国》一片试镜起为斯皮尔伯格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事业一直处于“七零八落”的状态，其中包括在好莱坞几乎毁了他身体的一年。作为一位生活在紧张状态下的演员，他患了肠道感染，而且有40％的结肠被切除。然而，1988年，他带着影片《满意》卷土重来，在该片中他与朱丽娅·罗伯茨演对手戏，而且后来使她成为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布鲁克·舒尔兹，流行歌手施奈德·奥考诺和詹尼弗·盖瑞都继她之后上了他的床。“女人一看见他就要发疯。”他的朋友，导演内尔·乔丹不无妒意地说，“他不做承诺，却仿佛什么都是他的。” 1990年，尼森在萨姆·雷姆的恐怖影片《黑暗中的人》中担任主角。他被女演员娜塔莎·理查德森看上，当时，她正准备去百老汇在尤金·奥内尔的《安娜·克里斯蒂》中扮演角色，而且需要有人扮演她的海员情人马特·布克。尼森接受了这个角色，并与理查德森坠人爱河。他们的表演天才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评论家约翰·拉鹤尔称尼森为“性感的美洲杉”。尼森和理查德森这之后就结婚了。 斯皮尔伯格带着凯特和她的母亲去看了歌剧《安娜·克里斯蒂》。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当卡波肖夫人告诉尼森她是如此被他们的表演所感动时，她哭了，这位演员冲动地紧紧抱住了她。过后，凯特对斯皮尔伯格说：“那正是辛德勒的行为。”尼森高大的身材，低沉的嗓音和冷峻威严的侧身像，使他像极了战前的德国明星汉斯·阿尔伯斯。尼森还是一位在30岁就小有名气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尽管哈里森·福特、罗伯特·杜威尔、梅尔·吉普森、凯文·考斯特纳以及澳大利亚的明星杰克·汤普森和丹尼尔·戴·路易斯都表现出对这个角色的兴趣，斯皮尔伯格还是把剧本给了尼森，并在1992年8月动身去拍摄《诛罗纪公园》之前，拍了尼森的一段试镜片。 环球公司最初为《侏罗纪公园》作的5600万美元的预算很快就膨胀到了6500万美元，因为特技工程师们已开始赋予克里奇顿的恐龙以生命。3个剧本中的恐龙一律被统一到了克里奇顿史前的恐龙身上，其中包括完全成熟的和未成年的霸王龙，一个像它们的母亲一样爱闹的三角恐龙，一些长脖子、个头比树还高但长相像中一样的腕足恐龙，喜好群居的恐龙，样子温和形状像小狗以腐物为食的恐龙，爱成群惊逃的加里米姆斯恐龙，以及一种最凶残的凶猛恐龙，这些恐龙的型号从鸡一般大小的小恐龙，到6英尺高的完全成熟的大恐龙。 这部影片经济上的利益与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一样重要。他们放弃了小恐龙，去掉了喜好群居的恐龙，但却树立起了一种凶猛恐龙的形象，这种恐龙经常被称为“迅疾强夺者”，这帮家伙实际上成了《诛罗纪公园》中真正的反面角色。1924年，最初被人们从化石上鉴定的凶猛恐龙没有被古生物学家充分认识，直到1971年在蒙古的一次挖掘中发现了一块恐龙遗骸的碎片，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种恐龙有着一副6英寸长的尖利的爪子，显示出天生的掠夺者的本性。然而，由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动物的其他情况，因此无法更多地将它们的生活放人影片中去。他们大概成群捕猎食物，还可能用微弱而杂乱的枭叫声像猫头鹰那样彼此联络，这部影片将这两种推测都戏剧性地变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事实。然而，它所欠缺的是，这些恐龙大体看上去更像现实生活中的老鼠，而不像蜥蜴科动物。在保罗纪时代以前的5000万年中，它们的世界非常兴盛。然而，一般来说，《保罗纪公园》从未把年历表当回事，影片中的这些家伙被恐龙专学当·莱塞姆鄙夷地称作是“一种动物的大杂烩，而这些动物应该生活在白垩纪时期(即公元前1。35亿年到公元前6500万年)，而不是快罗纪时期。” 为了把这些动物搬上银幕，《侏罗纪公园》推出一种有特殊效果的信封。斯皮尔伯格不喜欢电脑成像的人物形象，因为它们看上去不能百分之百地像。甚至在罗伯待·札梅其斯那部关于美容手术的影片《死亡属于她》中，“光魔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用电脑动画在梅尔·斯特里普身上画出一些洞，然后把“肌肉”像绳子似地拧起来，其效果并不让人舒服，更何况霸王恐龙还要在影片中猛烈进攻，连锤带砸，撕破并且推翻两辆四轮汽车，而且这一切将由一种高达20英尺的大型动物去做。 斯皮尔伯格已经在环球公司新佛罗里达主题公园里见过这种动物，在这个公园中有一种最受洛杉矾旅游者喜欢的游戏叫“金刚游乐车”，它是由盖尔设计公司的罗伯特·盖尔重建和改进的。霸王恐龙的项目设计交给了盖尔，但是想起盖尔为迪诺。迪·克劳伦蒂斯重建金刚游乐车时索要的100万美元的荒谬价格，斯皮尔伯格放弃了机器恐龙的这一方案，他找到了斯坦·温斯顿，他曾使H.R.吉格为詹姆斯·卡默伦1986年的恐怖片《异物》设计的大怪物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利德里·斯考特最初较含蓄的设计。温斯顿签了制造所有恐龙的合同，包括一个大型的用电子控制的霸王恐龙木偶。模型动画师菲尔·蒂贝特先制作了一些小模型，用来拍摄一些静止状态下的动画镜头，这是无声影片时代电影制作的传统技术。“光魔工作室”这次只接受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任务，站在远处拍摄有恐龙活动的公园远景。 演员们不急于去直接扮演巨型恐龙的角色。理查德·德里福斯和科特·拉塞尔因对扮演格兰特这一角色索要价格太高而未被选用。有许多配角演员都抱怨斯皮尔伯格太小气，他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的“合同契约”，而这一合同使演员们无法根据“演员协会”的规定收取应得的报酬。“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某个人说，“对于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导演来说，他得付给那些担任重要角色的演员一星期430美元。”但是，能在这样一部票房收入绝对有保证的影片中担任角色，没有人会拒绝。这份工作做起来甚至比克里奇顿所写的结局更具有吸引力。在这个结局中，那个岛被炸弹炸了，只剩下一条通往公园的路，所有的动物都完好地留在那里，它们在等待一个不可避免的续集。 当威廉姆·哈特也拒绝扮演格兰特这个角色时，萨姆·内尔得到了它。杰夫·戈德布鲁姆扮演玛尔科姆，劳拉·德恩扮演埃丽，布里顿·鲍伯·派克扮演白人猎手马尔顿，这个人物像电影中的许多人物一样，按照剧本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友好。韦恩·奈特扮演肥胖的纳德利，他是一位电脑呆子和贪嘴的人。马丁·菲拉罗扮演律师吉恩纳罗，一位拙劣的公司职员，皮肤粗糙、衣着破烂不整，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吃。吉思纳罗在影片中是个最丢脸的角色，他看见恐龙时躲在高处不住地颤抖，而当他在灌木丛中上厕所把裤子脱落到脚跺处时，一只巨型恐龙停在他面前大笑，然后，猛扑过来像吃一个热狗一样咀嚼了他。 影片中约翰·哈蒙德的孩子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霍克船长》一片中9岁的约瑟夫·马赛罗在来到《侏罗纪公园》扮演蒂姆之前，曾扮演过罗宾·威廉姆斯的儿子杰克。阿里亚纳·理查德斯扮演一位善于出谋划策的人物。理查德·阿坦伯罗夫同意扮演约翰·哈蒙德。在斯皮尔伯格的坚持下，书中那位怪癖的、身材像侏儒一样、爱抬扛的人物，那个贪婪、对任何不幸都漠不关心，以致于随时准备再开始从头研究那些被他秘密冷冻在贮藏室的胚胎的人物，最终变成了那个快乐的圣·克劳斯，后来他的那些玩意儿被偷走了。 修改后的剧本也使格兰特和埃丽这两个人物更显得柔和和浪漫。他们现在成为一对恋人，彼此敏感地回避着结婚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格兰特不喜欢那些孩子。在开头一幕中，有一个与影片完全格格不入的情节，一个古生物学家拿着一只已变成化石的恐龙爪子，向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小孩(一个胖子)讲述恐龙从前是如何用它挖出人的内脏的。经历了从恐龙手里营救哈蒙德的孙子们的过程，格兰特开始享受父亲的资格。 杰夫·戈德布鲁姆扮演玛尔克姆，他以自己的玩世不恭和嗜性如命给剧本加了点儿人情味儿。德恩和戈德布鲁姆通过拍摄该片陷入浪漫风流之事，又一次应验了斯皮尔伯格给外景地拍摄下的“床的享受”的定义。结果，戈德布鲁姆与吉娜·戴维斯离了婚，德思与她当导演的丈夫莱尼·哈林离了婚。在这之后不久，戈德布鲁姆娶了德思，而戴维斯嫁给了哈林。 《侏罗纪公园》的拍摄方案在年中突然改变了，“光魔工作室”决定反对斯皮尔伯格已做出的主要依靠有形恐龙表演的决定，利用刚刚在市场上出现的新的电脑软盘，他们采用了温斯顿的加里米姆斯恐龙和霸王巨形恐龙的骨架结构的设计，用激光扫描把它们拍成三维图像，再把它们用电脑合成，然后配上一个完全能活动的恐龙支架。他们把加里米姆斯恐龙复制了一群，然后，再在一个非洲的背景下拍摄它们横穿非洲大陆的奔逃镜头。最后他们把这个带子送到阿姆伯林公司。 斯皮尔伯格很惊讶。这是继影片《死亡属于她》之后的一个大的飞跃。这种支架完全可以像有生命似地活动，像生活中所有生机勃勃的生命一样。他立即取消订购泰贝特的木偶，并且把所有这些事情统统交给了“光魔工作室”。剩下的事只是要一些演员与一个木偶恐龙一起配合着做做动作。温斯顿设计了活灵活现的霸王恐龙、腕足恐龙、一只生病的三角恐龙和凶猛恐龙等。《像罗纪公园》中的所有恐龙都是用电脑合成的。 凯瑟琳·肯尼迪放弃了把考斯塔·莱卡和墨西哥作为外景地的想法后，决定去夏威夷的考艾岛拍摄真人的片断。斯皮尔伯格承认，这不是一个出于“审美”原因的决定，而是一个出于他这种年龄的人的身体“功能”原因的决定。他需要吃那些不会使他患痢疾的食物，而且每个晚上都要睡在一个舒适的饭店里。8月下旬，140名剧组人员辗转进入了岛上的峡谷地带，拖拽着他们的沉重的设备，不只是迪恩·康德的摄影机和灯光设备，还有使摄影机和灯光设备以及能使他们打算拍摄的恐龙或是局部恐龙运作的发动机。 这其中也包括生了病的大号三角恐龙。温斯顿的技术人员们为制作这些动物日夜奋战，而且他们还要让这些正躺在一边的家伙看上去越来越逼真，为此，他们不得不在这些家伙的眼睛、嘴以及使它们真的“呼吸”方面下功夫。斯皮尔伯格经常不断地运用这些别出心裁的奇迹，是在向我们证明迈克尔·艾伦的那个论断：电影是一种“视觉统治”下的体力劳动。 影片中参观公园的人们正好碰见兽医与一头有病的恐龙在一起，哈丁和德恩从它肿胀的舌头和扩大的瞳孔判断，它肯定是吃了一种有毒的紫丁香花。然而，在那堆兽粪里看不到任何花籽。书上的解释是恐龙像它们进化成的那样，咽下石头，把它们留在自己的喉咙里用以研磨食物。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石头。当它们清理喉咙的时候，就处理掉了那些花籽。这种喉咙与石头的概念，影片中未作解释，因为德思的解释从发行版上被剪掉了。现在只有当她对咀嚼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时，游客们在行程中遇到了霸王龙的镜头。有人认为让十几岁的少年来理解喉咙里的石头问题实在太复杂了，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么，为什么不把整个这一幕都剪掉呢？是为了省钱吗？你知道那些东西花了多少钱吗? 夏威夷直到拍摄的最后一天才对好莱坞的侵犯实施报复。9月11日，本世纪最严重的一次“依尼吉龙卷风”来了，它狂怒地以每秒钟130英里的风速席卷了全岛，阵风有时高达每秒钟160英里的速度。20英尺高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海岸。影片剧组人员都躲在考艾岛的怀斯汀饭店的舞厅里避难，这里是用混凝土特别加固的。甚至在风暴扯开饭店的屋顶，雨水开始从天花板倾泻下来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还在考虑着电影。这次的龙卷风真像詹姆斯·巴塞维为约翰·福特的影片《龙卷风》制作的特技，他曾为此特技而获得了奥斯卡特技奖。擅长哲学思考的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现实生活就像这部电影所表现的，大自然总是在嘲笑那些人为的特技效果如此不足挂齿。 即使在夏威夷，斯皮尔伯格也没有忘记斯蒂夫·罗斯。他私下里构思了一部影片，是对他的现实生活的摹写，他一回去就开始拍摄这部电影。 我们让鲍伯·戴利和特里·塞梅尔当流浪汉，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 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成为一个身怀绝技的人，而不是一个传奇人物：一 个配角。(制片人)乔。西尔弗向他开枪，把他杀了。昆西(琼斯)扮演科拉 伦斯，是个天使。凯威·卡斯是上帝。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精神病人，完 全被束缚在约束衣中，只有手指是自由的。我一直在往外星人的脸上抹着 肥皂沫，不完全清楚我打算试图表达什么。我说：“他过来了……他过来 了……他是6英尺高的外星人。” 罗斯死于12月20日。康特尼·罗斯坚持在东罕普顿的盖尔德会堂举行一次奢华的仪式。为了这个仪式，那里已经被重新装饰了。所有的绘画都被摘了下来，一幅德·库宁像被放了上去。斯皮尔伯格和凯特带领一队名人代表，其中有昆西·琼斯、阿诺克·埃米、纳斯塔萨·金斯基保尔·西蒙、达斯汀·霍夫曼和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发表了一番颂词之后，斯皮尔伯格说：“这些天以来，我感觉很冷，我无法让自己暖和起来；我感觉好像自己的心被抓住了一样。我知道斯蒂夫在那儿，他正试图找出一条能弥补所有遗憾的路。”由于罗斯希望被葬在一个新的犹太人公墓里，因此他被埋葬在绿河公墓中，埋在杰克逊·波洛克和伊莱恩·德·库宁的墓旁。 麻木的斯皮尔伯格继续指导着《侏罗纪公园》的特技工作，它预计在1993年6月上演。“光魔工作室”的电脑高手们并没有制作出他所希望的那种效果。他们的恐龙虽然动作精确，但是他们看上去就像机器人，不太灵活。菲尔·蒂贝特，这位专门研究静态行为的专家，被招了来帮助他们使恐龙看上去更自然，后来他为此获得了奥斯卡奖。 就在此时，史蒂文·载里恩递交了一个《辛德勒名单》的剧本，这是第一个把辛德勒这个人物写得可以被人理解的剧本。有了把《彼特·潘》和《侏罗纪公园》最后拍成影片的经验，就可以使这些难以驾驭的故事变成驯服的羔羊。人们似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从石头上凿掉的那些碎片与剩下的部分相比更像美女。斯皮尔伯格把剧本给了汤姆·斯多波德，他同意斯皮尔伯格的观点。斯多波德说：载里恩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剧作家。” 载里恩在斯皮尔伯格影响下完成的这个改写本，应大大归功于罗伯特·保尔特为大卫·里恩写的那个剧本。汤姆斯·肯尼利为了影片的一些拍摄问题参观了克拉考后，又一次想到了《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说：“这部电影有一种很可信的感觉，即使它对时间问题做了些处理，但应该说在事实方面，它是相当准确的”。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人物就像斯皮尔伯格根据肯尼利的故事改写的剧本中的人物一样“没有直接的动机。”肯尼利继续说道：“所有这些人物，都表现为一种自我形象主义、机会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混合物。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清他或她的动机所在。”好莱坞30年代的影片与《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比在这方面还要明显。以一种有神力和有魅力的形象出现在这部影片中的辛德勒，就像斯蒂夫·罗斯，像一个超越了生命的罗斯。在戏剧性的关系中，辛德勒占据着一个三角形的尖角。而另外两个角上，一位是被他哄骗、引诱从而稀里溯徐地被他的计划所迷惑的军营指挥官阿芒·高斯，一位是被他选来为他的公司当会计的犹大会计师爱兹哈克·斯特恩。 简单到只懂得经营和生存的斯特思，就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片中劳伦斯的顾问、专家和极谨慎小心的同盟者费舍尔。费舍尔很愉快地利用这位有钱的陌生人，但又处处提防他，同时还对他的动机迷惑不解。“对于劳伦斯少校，仁慈是一种辜受，”肯尼利在提到劳伦斯一心一意照顾受伤的敌人时说，“而对于我，这只是好的行为。”斯特恩不知道为什么辛德勒总是愿意与他一起去分享一瓶荷兰杜松子酒，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感谢自己。起初，他认为辛德勒与高斯，除了一个站在他一边，另一个是他的敌人外，他们两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辛德勒的毫无怨言对于他的雇员来说是一种沉默的不满，辛德勒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他压抑在心中的全部同情寄于争取这位会计师的友谊之中。 斯特恩这位在载里恩笔下管理着辛德勒事务的犹太人，是对好莱坞影片模式的一种重复，而这种重复在这部影片中不止一例。屈赛就曾于1936年在范·戴克的影片《旧金山》中扮演过一个类似的角色，即华盛顿俱乐部老板克拉克·盖伯的牧师朋友。这部影片与《辛德勒名单》在结构上非常相似。仅仅通过一种既定公式、传统习惯和民意测验，加上一些起研磨作用的“石块”，斯皮尔伯格就能够“消化”所有的主题，尽管这些“石块”比起其他故事因素来说效果更好。肯尼利说：“斯皮尔伯格对辛德勒的那种暖昧态度非常欣赏，这是他所喜欢的男人的一种特有气质，就是那种自相矛盾的气质，即流氓与救星、恶棍与援助者的混合体，这种人也许对自己的妻子很不好，但对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却很好。”但是，这种矛盾的个性无助于刻画人物，斯皮尔伯格发现了书中的这种反差，他在该片中对这方面做了许多限制。 斯皮尔伯格和观众最需要得到的回答是：是什么使辛德勒从精明的投机商一夜之间转变为无私的施主的？这个问题就像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在《公民凯恩》开头不满地提到的“玫瑰花苞问题”一样令人困惑。具有神学背景的肯尼利，感觉这个问题无需着急去解释。这种事情发生了，人们就会毫不怀疑。私下里，肯尼利似乎感觉辛德勒有些发疯了，而且他的心理变化是无理性的，或许人们宁愿给他一个玄妙的解释：超脱。斯皮尔伯格很明白他的观众需要一个更有依据的解释。“这不是一个英雄，我认为不是。”斯皮尔伯格说，“但他做过一些好事，那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这部影片也许暗示了观众，他对权力概念的迷恋与幻想，正如辛德勒向高斯解释的那样，当你把一个过着罪人生活的皇帝杀掉后，他会释放出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最终，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辛德勒自己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 就在揭示辛德勒这个人物的实质的时候，这部影片没有过多地解释“玫瑰花苞问题”。早晨，克拉考犹太人居住区被毁灭了，那里的居民被送往高斯的集中营，辛德勒带着他的情人也骑马离开了。从这个城市的恐惧气氛中，他们看见士兵们在残忍地翻腾空房子，向抵御的人们开枪，把剩余的人驱赶到卡车上。一个小女孩表情呆滞地穿梭在这恶梦般的景象中，不被任何人所理会。斯皮尔伯格通过给她的上衣着上一些红色突出了她的形象，这种从视觉上把一件事情夸大得如此恰如其分的手法，使本来十分老套的内容也令人感动。没有人注意到她溜出了大门，这场戏本该在这里结束了，但是我们看见她爬上了楼梯，藏在床下，这以后，在一辆装满尸体的手推车里有一个红点儿向人们揭示了她的命运。 我们推断辛德勒的灵魂已经被他决心营救犹太人的计划所烫灼。大卫·里恩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斯皮尔伯格所做的肯定与载里恩一样多，他确信这一场戏是在两人去波兰参观后在飞机上写的，这场戏是他们两人的契合点。3、4页关于犹太人居住区的状况的描写很快发展到30页，斯皮尔伯格用大量的史实编写着出现在这本书中的每个人的命运。 里恩的手法甚至比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反应时所用的手法还要简明。《日瓦戈医生》中有一个与《辛德勒名单》相似的镜头，当医生尤里·日瓦戈看到沙皇独裁者的马队砍倒了示威游行的人们时，里思把镜头推到了奥玛·沙利夫的脸上，使我们感觉到他极为痛苦。在拍摄《阿拉伯的劳伦斯》时，他在彼特·奥土尔身上使用了同样的手法，为了营救反抗阿克巴的探险队，他处决了一个人并且发现他乐于接受这一命运。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有一些关于性的表现。里思让沙里夫去想像当他见到屠杀的情景时，他的感觉应该是既要跟女人做爱又要克制自己的情欲。而辛德勒也是这样，他与他漂亮的情人在一起，在马背上似乎比在行进中更让他感到刺激。他和高斯都被色情和暴力所吸引。纳粹高斯很随便地从集中营楼上的公寓里用来福枪枪杀犯人，面对象无疑多是女人，这与辛德勒站在他工厂的楼梯上估价着那些乞求他保护的妇女们的作法一样，除非她们很美，否则她们是不会通过这道门的。 拉尔夫·菲纳斯，一位英国演员，曾因在英国电视片《一个危险的男人》中扮演过阿拉伯的劳伦斯而引起斯皮尔伯格的注意，他扮演了高斯。犹太人本·金斯利，一位曾因影片《甘地》而获奥斯卡奖的演员，成为理想的斯特思的扮演者。当这部影片已经完全准备好开拍的时候，斯皮尔伯格感觉一些配角人物缺乏力度，于是就在辛德勒的工厂里加了几个劳工的镜头，包括年轻的波尔代克·菲弗伯格。载里思正在在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寻找鲍比·菲舍尔》，由于太忙而无法对剧本做更多的改写，特别是这类他毫不感兴趣的剧本。因此，斯皮尔伯格又打算把斯多波德找来。斯多波德回忆道： 史蒂文给我看了这个改写稿，我认为，它极有可能还不如从前我读过 的那个剧本，因此我和载里恩都面临同一场战斗。史蒂文让我接过这个本 子，但它仍然是载里恩的素材。我打算将那些我认为没什么帮助的素材去 掉。在这个故事中有某些逻辑问题。我只是给史蒂文写了一封长信，指出 问题是什么，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为什么他们应该只留下某些内容，以 及某些变化不该发生。载里恩完成了他的那部电影，回到了《辛德勒名单》 的项目上，但它还是老样子。有一天他们都在克拉考，那儿有一场戏，史 蒂文从波兰打电话给我，我按照他的需要用了一夜时间，做了件小事。但 是，无论我与《辛德勒名单》这部影片牵涉几年，它也完全、绝对是载里 恩的剧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 斯皮尔伯格决定这部电影将完全在波兰拍摄，用一位波兰摄影师乔纳兹·凯明斯基和一位波兰制片人布兰克·鲁斯提格，后者本人是奥希维兹集中营的幸存者，曾被纳粹连续提审过多次。为设计制作，他雇用了阿兰·斯塔斯基，他是一位波兰人，曾为安卓泽依·瓦依达工作过，他曾因拍摄《索菲的选择》而赢得了好莱坞的承认，这部影片是根据阿兰·帕库拉的剧本拍摄的。与以往从捞回第一块美元起就开始享受利润的惯例相反，斯皮尔伯格告诉施思伯格，“在你那些家伙把花销挣回来之前，我不想得到任何钱。”由于他期望这部电影超过3小时，又用了一个基本不知名的演员，而且调查报告显示出美国高中学生，这些占他最基本观众的60％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因此，没有人对这部影片的利润有太高的期望。 1993年2月，斯蒂夫·罗斯的纪念仪式在卡耐基大会堂举行。女高音歌手贝弗莉·西尔斯是这个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纪念活动的节目主持人。在会上，纽约当时的市长戴维·迪思金斯、前任的纽约市政府官员休·凯里、来代表父亲杰克的卡罗琳·兰格及法国文化部长都发了言，斯皮尔伯格也讲了话。 也是在2月，《侏罗纪公园》已经为获批准经营与该片有关的产品拉开了成功的帷幕。逐渐地，与这部新电影有密切联系的软饮料、快餐、服装和玩具的生意，几乎都像上座率一样重要了。环球电影公司和阿姆伯林公司取消了每个项目的6％至10％的批发价。麦当劳还打算为《诛罗纪公园》发动一场具有史无前例规模的市场营销。在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恐龙展厅里，参观者们吃着零食测览着，他们平静地看着这些曾在电影上出现过、现在已被填上了肉的动物骨路，然后排队进入博物馆的“依马科斯”宽银幕剧院崇敬地观看一些初期拍的胶片。 历时75天的《辛德勒名单》的拍摄工作始于3月1日。拍摄计划是从波兰的奥希维兹开始的。斯皮尔伯格希望在这里重新修建一个原始的火葬场，安装上一些烟囱，再用1500名群众演员当犯人。在现场周围，有一些给参观者看的警告牌，上面写着“这里是恐怖事件与悲剧事件发生的地方。为了神圣的纪念，请你以适当的行为方式，表现出你的敬意。”管理集中营旧址的世界犹太人联合会向波兰驻美国大使提出了抗议，声称他们担心一部关于大屠杀的“迪斯尼影片”，会把奥希维兹变成‘好莱坞的拍摄场’。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程序和官僚作风：阿姆伯林公司已从波兰政府那里得到了拍摄许可，而不是从这个联合会、博物馆管理部门或是其他什么犹太人组织。斯皮尔伯格几乎能在没有任何带路人的情况下，去任何地方拍摄。但是，奥希维兹对他有一种能驱魔避邪的重要意义，他不打算失去这种感觉。 在影片中，辛德勒贿赂高斯让他将1100名工人置于自己的监护下，然后租用火车把他们运往捷克斯洛伐克。男人们安全地到达了，但是妇女却被转送奥希维兹，去接受典型的屠杀方式，剥去衣服，剪发，聚在一起淋浴，这一切都将在到达后一小时之内完成。辛德勒用钻石贿赂指挥官，以求能换回她们。(实际上，辛德勒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她们救出去。) 这些场景的拍摄，对斯皮尔伯格来讲，是很不舒服的。当他通过摄影机的镜头看他所拍的内容时，他哭了。他在提到淋浴那场戏时说：“这是恐怖、歇斯底里的几个小时，我想我当时该做的一件事是告诉大家，‘停下来，我们的感情都太投入了，不能继续拍了’。但是，我想迅速把它拍完，这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在那个恐怖的地方呆了3、4个小时，这对每个人来讲，都太可怕了。”为了保持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他经常打电话给一位最亲密的朋友，罗宾·威廉姆斯。斯皮尔伯格说：“他很能使我开心。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有效的药方。” 斯皮尔伯格在录制这部恐怖影片的同时还能监督《侏罗纪公园》的制作这个事实，使人认为他的性情是同时代电影人中最变幻无常的。起初，他认为他顾不过来两部影片，于是在剪辑《侏罗纪公园》早期拍摄的内容时，他请求理查德·阿坦伯罗来拍摄《辛德勒名单》。在阿坦伯罗不在的时候，乔治·卢卡斯负责《侏罗纪公园》的日常管理工作，为此在影片的片尾，特别提到了他的名字。 斯皮尔伯格为保留2个卫星讯道，每周付给华沙电视台150万美元，一是为画面，另一个是为声音，而且每周还要为长期使用卫星地面接收器再付4万美元。通过卫星地面接收器，他在好莱坞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侏罗纪公园》的材料传送给他。每个周末和每星期一、二夜晚，他把恐龙的胶片转录到录像带上，与他的编辑迈克尔·凯恩一起研究它；然后，在凯恩的坚持下，再在《辛德勒名单》上花上两个小时，这样，他就能睡着觉也想着这部影片了。在《侏罗纪公园》剪辑时，斯皮尔伯格连着3个星期天都去到巴黎，在那儿，当时已怀了他第二个儿子索耶的凯特一直与卡波肖和斯皮尔伯格的家人呆在一起，并按时进行婴儿检查。6月，《侏罗纪公园》上演并成为夏天最走红的影片这一事实，给了斯皮尔伯格的工作以最好的回报。环球公司在2842个影剧院同时上演了这部影片。在第一个周末，该片就创下了一个新的纪录，冲击了它最大的竞争对手，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影片《最后的动作英雄》，并在世界范围内直逼9亿美元的巅峰。 无论怎样同内心的冲动作斗争，斯皮尔伯格都禁不住想把《辛德勒名单》拍成一个娱乐片：既不是《侏罗纪公园》，也不是《舒赫》。影片中那些最坏的人物，甚至最令人作呕的高斯也有了魅力。即使是斯皮尔伯格，对长期存在的人类精神也不能视而不见。即使在最充满暴行的环境中人们也自我娱乐、做生意、谈情说爱。克拉考的犹太人在纳粹眼皮底下，在他们最后的地方，在天主教堂的长椅上，还在进行交易。甚至在集中营里还举行了一个婚礼，被打碎的小灯泡代替了传统的玻璃杯。这些场面以及坐在一个炭火盆前的男人和女人们用一些荒诞的玩笑打发时间的场面，使得人们说斯皮尔伯格拍的是斯皮尔伯格式的大屠杀。 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斯皮尔伯格尽可能地避免全部使用战后发展了的摄影技术。“我们追求的是自然的表现手法，”他的摄影师乔纳兹·凯明斯基说，“不使用像闪光灯这类东西。我一直在试想自己50年前就在这儿，带着一个小的没有闪光灯的照相机。我们喜欢长焦镜头，喜欢使用许多拍摄手法。我们想让在15年内看这部影片的人们，看过后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拍的。”然而时间是不会倒流的。现代镜头的精密以及新胶片所能表现的色调范围，即便在胶片状况最不好的情况下，也能使《辛德勒名单》有意无意地闪现出好莱坞的光泽。 当开始拍摄犹太人居住区时，斯皮尔伯格面对道义与鉴赏力的选择。克拉考的真正战时犹太人居住区是在相比之下不太令人感兴趣的波德高兹地区。但是，斯皮尔伯格的目光却被风景如画的凯兹米尔兹地区所吸引，它位于威斯特尤拉河的另一边，在旧城的中心。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那里真诚友好地共同居住已有几个世纪了，但它与现实生活相比更像是斯皮尔伯格所想像的犹太人居住区。因此，他把他的镜头移到了那里。 影片中最主要的一段，袭击犹太人区的那一幕，是一个天才的电影人被人类历史上的惨剧以及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激发出空前塑造力的集中反映。当纳粹包围了这个地区准备袭击之时，这里的许多人消失在地板下面，天花板上，床与床之间甚至钢琴里，一些小的珠宝被藏进面包里或被人们吞咽下去。纳粹用惯用的那套挖地三尺的搜查方式，捕杀所有的人。一小部分人幸免：一些人潜进了下水沟，另一些人意外地遇上了“同盟军”，像一个戴着纳粹帽子和臂章的男孩，他从学校里救出了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母亲。 任何一种现实的舆论都会把纳粹说成是种族怪物，但是，斯皮尔伯格就像对待《夺宝奇兵》中的波罗一样半爱着他的反面人物，他禁不住着迷于他们用来追捕那些躲在天花板中的逃难者的探测器，或者着迷于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瞬间——当冲锋枪扫射在住宅的墙上时，一个纳粹军人却狂暴而毫无负疚地弹着一架竖式钢琴。 “巴赫的曲子？”一个士兵问道。 “莫扎特。”他的同事回答。 高斯与辛德勒相比是个更加有趣的人物，因为他的动机更容易让人理解。在讨论这部影片的最初阶段，高斯并没有被斯皮尔伯格看成是一个纳粹野兽，而是被看成受了挫折的官僚，这样就使他的残暴行径在“效率”的幌子下趋于合理。由于他坚信他的犯人并不比羊更具人性，所以他就像现代的农场主对待他们的牲口一样随随便便地剔掉弱者、杀掉儿童并且惩治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斯皮尔伯格通过给辛德勒和高斯两人各自安排了与犯人海伦·海尔斯奇在一起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场面，来使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戏剧化。海伦·海尔斯奇是高斯挑来做管家的，她住在他房子的地窖里。她是由名声不大但演技高超的艾姆斯·戴维兹扮演的。海伦的幸存简直让斯特恩难以置信地倒抽了一口气。人们都只有一种感觉，知道她每走一步也许都是她最后的一步。她非常违心地去吸引高斯，但是他既不能去占有她又不能抵御她的魅力，他心烦意乱时向她解释，毕竟，“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你不是一个人。”在辛德勒与她的戏里，辛德勒解释了这件事，使她相信高斯太想得到她，因而不会把她杀了。最后，辛德勒通过玩脾的方法把她从高斯手里赢了过来，救了她的命。 相同的，我们也注意到了高斯对温和的辛德勒的一种幻想。高斯第一个嫉妒的问题就是：“你们从哪儿搞到这套服装的？这是什么？丝绸吗？”他们是真正的朋友。辛德勒甚至打算宽怨高斯，他曾对斯特恩说，高斯只是一个穿着军服的被战争腐蚀的骗子。斯特恩这位在这部影片中惟一能看到真实的东西的会计师，冷静地向辛德勒描述了这位被说成是暂时中间管理人的人是如何随便地枪杀犯人的事实，辛德勒沉默了。在一场被利亚姆·尼森说成是这部影片中最感人的高潮戏中，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相大白了。 阿芒·高斯回到工厂，他已经脱掉了军服，并且因背地里做生意而被 关押起来，他要看看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他认为只有辛 德勒才是他心里的那个朋友。辛德勒在高斯被处决前被叫来了，而他所说 的是：“高斯背叛了我们的国家。”这样的遣责在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了。 我认为这场戏是非常感人的，它的方式别有味道。感谢拉尔夫·菲纳斯的 表演，是他给了这个魔鬼一张人脸。 斯皮尔伯格拍下了这一幕，但是，由于尼森提出的一个特别的理由，又把它剪裁掉了：高斯太令人同情了，一直很好的效果被他这最后一个表演全部抹杀了。一个暂时搭起的绞刑架被敷衍地悬吊着，“嗨·希特勒”，高斯声嘶力竭地喊着，士兵们踢倒了他站的凳子。 故事中有两个场面部分地使用了彩色画面。第一个展示一个古老的欧洲家庭在星期五的晚上屋内烛光闪闪，他们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反复地祈祷，蜡烛渐渐溶化后熄灭了，只有一根还在亮着。在最后一幕中，斯皮尔伯格又使用了彩色画面，他让被“辛德勒救出的犹太人”、他们的亲戚和扮演过他们的演员来到耶路撤冷附近一个荒凉的墓地，来到他们的恩人的坟墓前。当他们在两旁列队站好后，每人将一块石头放在石板坟墓上(那位排在最后做这件事的人，远远望去可以看出正是斯皮尔伯格本人)。然而，当斯皮尔伯格把一段献词安排在紧接着影片片尾的时候，当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了影片前面的时候，对演员们来说，这部影片所赞美的人生，似乎更像斯蒂夫·罗斯而不是辛德勒。 编辑工作大部分完成之后，斯皮尔伯格动身到欧洲度假去了。威尼斯电影节授予他一个荣誉奖，他与一个美国代表团在9月份出席了颁奖仪式。这个代表团成员有哈里森·福特、罗伯特·德·尼罗、罗伯特·阿尔特曼、马丁·斯考塞斯、米切尔·菲弗蒂那·特纳和西德尼·波莱克。一个作家研讨会在左翼导演吉罗·潘泰科弗的安排下召开了，它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美国日益加速侵入欧洲电影的问题。 斯皮尔伯格和斯考塞斯特别坦白地表示了对欧洲同行的不幸处境的同情——他们的饭碗正在被大量的美国出口片所抢走。但是许多台下的听众对此表示怀疑，好莱坞一点也没有要停止那已经席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影片潮流的倾向。而且，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还毫不理会美国将别国的影片搬上本国银幕的比例只有2％的事实，一味地对他们的影片搬上法国银幕的数量加以抱怨，而法国上演的进口片数量已达到总量的50％。法国导演伯特兰德·塔弗尼尔是反对好莱坞统治的活跃人物，他说：“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非美国影片在美国上演的比率出现，比如说，用3％代替2％的事实是我们的梦想。当我们遇到一些美国大公司的人时说：‘看，你们是怎么指责法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外国电影在你们的市场上甚至只有2％。’我们看到了你们眼中的惊讶，你似乎在想，“2％？有那么多吗？我们该做些什么事让它们只有1.5％呢？” 直到10月4日，斯皮尔伯格和斯考塞斯发表文章反对法国排斥电影方面的自由贸易，一些欧洲人才对他们不再抱希望。斯考塞斯说：“关闭边界将不能保证地区在创造力方面的提高，甚至不能保证部分当地观众在兴趣方面的提高，民族的愿望和不同意见应该受到鼓励和保护，但不是在损害其他电影人的利益下进行。”一部分欧洲的电影人包括派德罗·阿尔莫多瓦，大卫·帕特乃姆，伯纳多·勃多鲁斯和威姆·文德斯，于10月29日在《综艺》杂志上发表公开信，攻击这种根据误传而发表的文章。 电影《辛德勒名单》于1993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美国上演。影片持续195分钟。它并不是每个观众都梦想的电影，但是，这次，由于它是不同的主题内容，大部分人用神圣和礼貌的态度对待这部电影，因而就不必说它所获得的惊人的利润了。许多电影院都发布了一条“行为法规”，建议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其他行为，包括吃玉米花等将被视为不适当的行为。 整个评论的基调是恭敬的。新闻界怕去冒犯它，一反常态地欢迎这部影片，赞扬斯皮尔伯格。犹太评论家并不这么慷慨。许多人同意哲学家乔治·斯泰纳的说法，认为对于大屠杀惟一可接受的反应就是沉默。有些人不喜欢它是因为斯皮尔伯格想要改变载里恩剧本中某些重要的东西，过分强调辛德勒、高斯和斯特恩却忽视了那些真正的人物。杰·霍伯曼在《乡村之声》上发表文章，他把影片中的犹太人看作是“在他们自己的灾难中被降为配角，徘徊在克拉考犹太人区……开着犹太人的玩笑”的人，他批评说，《辛德勒名单》是“一部好的娱乐片，但却是20世纪最坏的经历”。菲利蒲·高莱维奇在一份受尊敬的犹太人报纸《前进》上抱怨道：“有影响力的场面永远比人类历史的真实性更有欺骗性——而纳粹的暴力比起他们杀害的那些人的文明更使人震撼。”小说家霍华德·雅各布森善意地写道：“公正地说，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这些事上比你们所想的更为审慎。”但是《舒赫》的导演，克劳德·兰兹曼，全然鄙视这部影片。他没有像斯泰纳那么过分，他认为把一场大屠杀改编成一部影片这件事将使斯皮尔伯格的项目失去可信度，也使每个与此事有联系的人也失去了可信度。 但是公众并没有被这些评论影响。到1995年3月，《辛德勒名单》在国内市场就赢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赢利4590万美元，奥斯卡奖也给了这部影片一个额外的推动力，在11项提名中，它就占了7项。尼森和菲纳斯未能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大奖，服装设计、化妆和音响也未获成功。但是它赢得了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剪辑奖，最佳作曲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剧本奖。而最重要的两项大奖为：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终于，斯皮尔伯格攀上了他事业的顶峰，手握着奥斯卡金奖，站在施莱恩大厅的领奖台上。 《辛德勒名单》作为一部电影片它好在哪儿呢？事后聪明的人们看出，斯皮尔伯格在商业化好莱坞的“大陆上”，总是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艺术方面的失败。而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些紧张、幽默与悲抢。尼森、菲纳斯和金斯利使影片放射出了火花，而这种火花正是斯皮尔伯格在告诉我们，他的影片完全可以脱离好演员。但是，这些最有效果的场面，却没能让他把这些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历史表现得更为深刻的愿望如愿以偿。在影片的末尾，当那些被辛德勒救出的人们送他去流亡时，这位商人突然因没能通过变卖汽车、戒指等，救出更多的人而进发出一种深切的懊悔，就像克拉克·盖博在《旧金山》结尾时悲伤地向上帝仟悔自己错了一样。好莱坞的英雄们是从不哀怨的。“可以使我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人，”约翰·韦恩曾经对一位导演说：“或者最差的人，但是，决不能让我成为廉价的人。” 无论斯皮尔伯格多么想把他的主角推到一个显著的位置上，他的影片仍然基本属于两个站在道德对立面的男人最终一个被迫毁掉了另一个的“伙伴影片”。由于斯皮尔伯格对“重大时刻”和“杰出表现”有特殊偏爱，所以他对影片中大屠杀的展示无疑会让人产生怀疑。正像波林·基尔评论吉罗·潘泰科韦1968年拍的一部表明资本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作用于加勒比海奴隶起义的影片奎美达时说的那句话：“任何把历史拍成影片去娱乐的企图都将给自己种下毁灭的种子。当你把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人格化时，你不是去挖掘它的实质而只是自然地表现它，使领导似乎成了历史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方法是对历史的一种违背。这个理论就像是一部只有英雄冒险家参加的情节剧。” 丹尼尔·海曼在承认《辛德勒名单》是“一部制作精良，拍摄技艺卓绝的天才之作”的同时，他还抱怨“斯皮尔伯格让我们‘误入歧途’，当我们看到烟时，它不是焚尸炉，而是一列火车；当我们看到淋浴时，它放出来的不是煤气而是水。我们看到的所有尸体，我们都不认识，而所有我们认识的那些人都获救了。然而历史并非如此。” ------------------ 文学殿堂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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