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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 科林·鲍威尔 第十二章 电话铃不停地响 过去两个月来，我睡觉变得轻起来了。此刻是1983年9月1日夜间，电话铃一响我就听见了。阿尔玛并没有醒来，却似乎在昏睡状态把听筒递给了我。我望了望钟控收音机，上面的红色数字显示出现在已接近午夜。 “鲍威尔将军，我是DDO，”——DDO就是作战局副局长。他是从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打来电话的，该中心24小时监视着全球动向。近来，我和这位副局长经常在夜间通电话。 “出了点问题，”他告诉我说，“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的一架韩国客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我必须决定是否应当叫醒国防部长，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目前没有了，”他说，“飞机刚刚失踪。” 我躺在黑暗中，考虑着该怎么办，脑海里想象着在汉城机场上，乘客们的家人会如何焦急不安，纳闷飞机何以会晚点。我给部长打了电话。如果飞机掉进太平洋，我们可能会希望派出美国部队去执行搜索及援救任务。尽管是在午夜，温伯格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如同中午在五角大楼内一样。他要我随时向他通报情况。 我刚把电话挂上，铃声又响起来了。 “将军，”来电话的又是那位值班军官。“看来问题不大。 我们刚刚接到报告说，那架飞机大概做了紧急降落。” 我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温伯格。但这时我却睡不着了，直觉让我不大放心。飞机丢了又找到了，对这种事焉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我刚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值班军官第三次打来电话。 “长官，‘燃烧的风’监听到苏联防空军司令部同他们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之间的一些奇怪的通话。韩国的那架飞机可能侵犯了苏联领空。”“燃烧的风”是我们使用RC—135侦察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情报活动的代号。 “你有什么建议？”我问。 “现在还没有。”他回答说。我知道我俩都有同样的不祥预感。苏联人是否可能击落了一架坐满普通乘客的民航飞机？ 每当发生悲剧的时候，五角大楼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情况，而不是像报纸上的消息那样写成简洁而完整的段落或者像电视记者那样说得字斟句酌、有板有眼。最后，总算凑够了信息，使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得以于当天上午10时45分发表一项声明，宣称苏联一架战斗机确实击落了韩国的一架民航飞机。“美国对这种袭击深表义愤，”舒尔茨说，“看来死亡人数很多。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借口采取这种令人震惊的行动。” 苏联方面最初的反应是矢口否认。当他们的说法被事实揭穿之后，俄国人又说，那架飞机闯入了苏联领空，他们本想把它引导至最近的机场，但是驾驶员不听，继续飞行。最后，苏联人承认他们击落了那架飞机，但却声称该飞机在从事一项由美国和日本指挥的“有意识的、经过周密策划的情报活动”。 这件事的全部真相随着苏联的解体终于大白于天下。从阿拉斯加飞往汉城的大韩航空公司007号班机由于意外的原因偏离航线360英里，确有两度是在苏联领空飞行，一次是在堪察加半岛的上空，另一次是在萨哈林岛上空。苏联防空司令部派去拦截韩航007班机的飞行员根纳季·奥西波维奇驾驶的是一架苏霍伊—15战斗机。他报告说，闯入领空的飞机使用着航行灯和夜航民航飞机通常使用的防撞闪光灯。为了看得仔细一些，奥西波维奇还在那架喷气式客机的右侧（我们不知道他离那架飞机有多近）并飞了一段。这位苏联飞行员执行过至少1000次拦截美国军用飞机的任务，对这类飞机的轮廓了解得像对他自己的飞机一样清楚。他说，他看不出这架波音747飞机是民航飞机。他退了回去，用雷达锁定了那架飞机。在接到命令之后，就在韩航007班机即将离开萨哈林上空、重新进入国际空域的时候，将它击落。奥西波维奇发射了两枚导弹，一枚击中了机尾，一枚打掉了飞机左翼的一半。被击中的飞机连同机上的269名乘客以数百英里的时速、在12分钟之内坠进太平洋。 苏联人为什么要击落一架无辜的民航飞机？看来，最讲得通的解释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试图扭转军队中纪律涣散的状态，而且已经颁布了一部严格的新法律——《国界法》。此法颁布之后，苏联军官被迫像没有头脑的机器人一般按照法律规定办事。 冷战期间，几乎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得放进东西方对抗的基本框架中去考虑。俄国人一直试图把韩航007班机说成一架间谍飞机，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之后还要撒谎。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亲眼看到温伯格和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夺政策控制权。温伯格把这次事件看做一出道德剧，苏联扮演着邪恶的化身。他认为舒尔茨应当取消即将在马德里举行的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会晤。舒尔茨则认为，我们可以尽情地谴责苏联人的这种做法，但是不应当让这一事件——不管它多么不幸——干扰我们同苏联人进行的旨在促进彼此利益的谈判。里根总统在他们两人之间搞折衷，他称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公然无视个人权利和人的生命的社会所产生的野蛮行径”，但却希望舒尔茨同葛罗米柯的会谈如期举行。 击落韩航班机的事件发生在我接任温伯格的军事助理这一新工作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从这一事件中我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训。不要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惊慌失措。没有把全部事实了解清楚之前不要急于下结论。有时，即使你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许多事实，但如果这些事实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还是要对之提出疑问。我们的直觉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要比零星的材料更深刻、更睿智。我还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最好把了解到的事实尽快通报出去，即使新的事实与先前的事实有矛盾也不要紧。凌乱的真相胜过圆通的假话，因为假话到头来总要被戳穿的。要避免编造故事，因为以后透露出的真相会证明它不可信（苏联人就吃了这个亏）。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一个国际事件会失去它本身的含义，为了政治目的而被扩大或缩小。最后，在一个充满破坏性动因的世界上，对于不时出现的爆炸性事件不要感到意外。 5年之后，到1988年我已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我们又面临类似的局面：我们不得不向全世界解释美国巡洋舰“文森斯”号何以会击落伊朗的一架“空中客车”飞机，使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丧生。那是一个惨痛的错误。我们如实讲了，并尽快公布了事实。 我接到有关韩航007班机事件的第一个电话不是在我们本应居住的迈尔堡第27A官邸，而是第23A邸宅，那是与整天喧闹吵嚷的军官俱乐部隔街相对的一栋小房子。原本许诺要给我们的那套好一些的房子，被一位级别比我高的官员住上了。在这所新房子里，我留出一个小房间作为我的保密通信中心。房内安装的一束束电线使得它看上去就像显微镜下的神经节。切萨皮克—波托马克电话公司的人老是在这所房子里修修弄弄、改改换换，到后来阿尔玛竟把他们所有人的教名都记住了。从我们搬进这座房子的那一天起，电话铃声就没有停过。 现在与我一起在温伯格手下共事的人，已不再是1981年我离开这里时的那个班子了。弗兰克·卡卢奇于1982年年底离开了政府部门，当上了西尔斯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企业家保罗·塞耶接替他当了一段副部长。但是塞耶后来吃了官司，不得不辞去这一职务。威尔·塔夫脱接替塞耶担任国防部的第二把手。威尔除了在当总顾问期间练就一种敏锐的判断力之外，还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得到温伯格完全信任、并能对这位固执己见的部长施加影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的前任卡尔·史密斯给我留下一位难得的人物，这就是他的秘书南希·休斯。她聪敏精明，头脑冷静，办事乖巧，还有一种极其宝贵的天赋——善于揣摸上司的意图。南希一直为我工作到我离开军界为止，其间只有短暂的间断。对于完美无瑕的人，你是不会轻易舍弃的。 在哈罗德·布朗手下工作期间，我常常在他同助手们开会时坐在后墙边不显眼的地方做记录。当上温伯格的军事助理后，我的地位有了象征性的飞跃。温伯格通常在上午8点30分准时开会。其实我应当说是举行“御前会议”，因为他与注重理智、性情孤独的布朗大不相同。布朗开会时，让大家紧密地围成一圈，尽管他更愿意一个人呆着。温伯格开会时，则更愿意手下人围着他。布朗不讲究形式，希望赶紧把问题讨论完就散会。温伯格开会时则注重礼仪程序、上下等级分明。他主持会议时坐在一张浅蓝色的软扶手椅上。他的左边，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中的是立法事务助理。他的右边，坐在长沙发上的是他的公共事务助理，我坐在长沙发的另一端。咖啡桌的对面，面对着部长就坐的是他的副手和总顾问。主要人物的座次就像天上的星座一样始终保持不变，即便参加会议的人数增加也是如此。不久，国防部第三把手弗雷德·伊克尔也想加入进来。温伯格说，好的。于是伊克尔便占据了长沙发的中间位置。既然伊克尔参加了，他的助手里奇·阿米蒂奇也要求参加。温伯格也同意了。后来又有一些人也想参加会议。温伯格说，可以。这些人的助手也想来，温伯格照准不误。就这样，早上开的这种会议的规模变得如此壮观，以至开会前5分钟，搞接待的军人像联合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似的，只好急急忙忙从隔壁房间搬来椅子。这种会议印证了罗伯特·阿德里的“地盘占有欲”理论。你要像老虎往树上撒尿那样来标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你的气味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否则你就会被人家挤走。无论是在丛林中还是在官场上，都没有无主的空地。所有地盘都已经被占领或者被更强者夺去了。 在这种会上讨论的惟一实际问题是公共关系助理及立法助理汇报的有关同新闻界之间的棘手问题和即将付诸表决的法案问题。听他们讲完之后，温伯格就在屋子里走一圈，点叫每一个人的名字。讲话时间长的都是那些不懂游戏规则的人。我常同部长充分地讨论问题，但是从不当众这样做。这种办公会议有一个用处，那就是能满足与会者的虚荣心，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会后他们便可以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部属那里夸耀说：“部长刚刚告诉我……”甚至说：“我刚刚告诉温伯格部长……”后来，我自己也采用了这种让众多下属参加会议的办法。 我来此工作的头几天，就领教了我的新上司的工作作风。 1983年7月26日，我早上6点半就来上班了，在浏览五角大楼的夜间要闻《头班车》时，摘自《华盛顿邮报》的一则简讯引起了我的注意。海军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设立了一个“创伤试验室”，专门训练医学院的学生治疗战伤。他们用狗来进行试验。先给狗注射麻醉药，然后开枪把狗打伤。看到这里我警觉起来了。我想象着美国人听说他们心爱的小狗莱西或斯努菩被当做军事医学的试验品会有什么反应。我赶忙给我的同行——海军部长助理保罗·戴维·米勒上校打了电话。对他说，温伯格部长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保罗对我说，时间还太早，贝塞斯达那边没有人。“过一会儿我再答复你。”他说。我对他说他最好现在就答复我，因为部长马上就会来。今天上午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有关MX导弹部署的表决，而且部长还约定一早要接受三大电视网的采访。米勒便把他掌握的一点点情况告诉了我。 我刚挂上电话，温伯格就进来了。他劈头就问：“对小狗开枪是怎么回事？”（温伯格家里养了一只名叫基尔蒂的苏格兰长毛狗） “部长，”我开始解释，“这对于海军陆战队员参加实战是很重要的……” “不许他们这样干。”他说。 “部长，这种医学研究有助于……” “告诉海军，此事到此为止。这个计划被取消了。这种事他们连考虑也不应当考虑。明白吗？” 我给米勒打电话，传达了部长的命令。他却深表怀疑，一个劲地说“但是——但是——但是”。我对他说，以后我再向他解释。现在我得把部长送到二楼的五角大楼广播室去，做好他首次上《今日》节目的准备。 在世界可能处于核毁灭边缘的时候，布赖恩特·冈贝尔提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有关《华盛顿邮报》上这篇有关狗的报道。温伯格冷冷地回答说，不会有这种事，即便真的有过任何这样的计划，他也已经下令取消了。另外两次访谈也都是从狗的问题开始的。温伯格在每次访谈中都向全国保证说，不管是为了多么美好的目的，军队都不会射杀小狗。 温伯格那天对这件事的反应完全是出于直觉。他没有要求由一流外科医生、心理学家、兽医学家以及“人民争取善待动物组织”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来反复研究这个问题。他立即意识到，在一个喜爱小动物的国家内，不论是出于什么科学上的理由，这种办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立即就把它取消了。此后，信件潮水般地涌来，电话使五角大楼的总机忙得不可开交，报刊编辑部纷纷发表文章，全都是颂扬温伯格的。一时间，温伯格成了英雄。我也从这位公共关系大师那里学到了一个经验：有些东西是不可亵渎的。另外，你可能遇到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如果你能正视它、很快地解决它，那你就能化不利为有利。 9月间的一个上午，温伯格来上班时告诉我，我应当做好到热带地方去的准备。我们要到中美洲去，这是我第一次随他出访。9月6日，我们乘坐一架机身上标有“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DC—9型飞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了。这架飞机是属于专门负责接送政府要员的第八十九空运联队的。上机时，我发现包括里奇·阿米蒂奇和14名记者在内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新面孔——一位神气的初级工作人员。他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价，原来他是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的。从上机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套近乎，想往温伯格身边凑，然而部长的正式保安人员通常都把外人挡在一臂的距离之外。我们围在一张会议桌旁为同3位中美洲国家元首的会晤做准备的时候，这位很牛气而又消息灵通的新来者除了温伯格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显然自视为这一群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家伙是何许人？我感到纳闷。我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的包括路线、地图和人员简历在内的访问日程中查找他的名字，果然找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奥利弗·L·诺思。 ※ ※ ※ 温伯格部长和他的夫人关系极其亲密，每次出访都希望珍妮能够同行。跟随丈夫出访的夫人们必须时时面对不熟悉的面孔，没完没了地与人有礼貌地聊天。而且，微笑好像凝固在脸上了，到了夜里简直得用棍子撬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珍妮·温伯格要比她的丈夫内向。她为人热情，聪颖，喜欢与人单独相处，对扮演公众角色不感兴趣。温伯格常邀随行人员的夫人一起去，好同珍妮作伴。9月22日，我们预定要再次出访，这一次要绕地球一圈。温伯格执意让阿尔玛同去，他是根据《应邀访问条例》邀她去的。根据该项条例，她可以成为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我觉得，这样引申下去，连部长的马夫、勤务员和杂工的夫人也可以去了。可温伯格坚持他的意见。于是，阿尔玛就去了。头一天晚上，她就向我表示了她的迷惑：她是游客？是多余的行李？她到底该做些什么？ 随着访问的继续，阿尔玛的作用显现出来了，她成了珍妮的随身侍从。有些事珍妮不便对女主人说，她可以代说，例如告诉对方，部长夫人太累了（当时珍妮刚开始患骨质疏松症，疼痛难忍），是否可以把参观伊特鲁斯卡遗址的时间缩短一些？珍妮与阿尔玛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每当最后一个欢迎队列散去，最后一次正式宴会结束后，她们就放松下来，在一起对对当天活动的记录，然后交上去。 每次出访我都不让把阿尔玛的名字列入随行人员名单。温伯格每次都把她添上去。“部长先生，”有一次我说，“这一次确实没有必要让阿尔玛去。” “胡说，”他回答，“她对于我们这种访问团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我希望她去，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阿尔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是珍妮的女侍从官。 10月13日，我们获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贾奇·威廉·克拉克法官被免职，改任内政部长。对于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务，他既无天分又无兴趣，干起来真是勉为其难。克拉克与温伯格一样，都属于里根的加州帮。接替克拉克的是他的副手罗伯特·C·巴德·麦克法兰，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中校，现在45岁左右。此人不是加州帮，这使温伯格充满忧虑。麦克法兰与温伯格毫无相似之处。他讲起话来表情木然，不置可否，很让人生气。他接部长的电话时常常会这样说：“嗯，谢谢你打电话来，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这种表现使温伯格愤怒异常。10月17日，麦克法兰接替克拉克当上了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法兰手下的大红人原来就是我们中美洲之行中领教过的那个盛气凌人的海军陆战队员奥利弗·诺思，现在他已经升为中校了。诺思很快就成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你若想办成事，就得去找他。诺思这个人有出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但常常会干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位助手到我办公室来说：“将军，诺思上校想要一个携枪许可证。” “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为什么还需要枪？”我想知道他的理由。 “有人要暗算他。”我的助手说。 “是谁？”我问。 “他没说。” 我回答说，诺思的个人安全与国防部长无关。让海军去考虑他在老行政办公楼内是否需要带武器吧，因为海军陆战队归海军部管。 10月23日，即麦克法兰就任国家安全顾问6天之后，我又一次在午夜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一次毫无疑问要立即惊动温伯格了。恐怖分子的一辆装满炸弹的卡车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的机场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给炸翻了。消息又是零零星星收到的。我知道部长是最害怕死人的事的，可我每次打电话都不得不把更多可怕的消息转告他。温伯格就任五角大楼首长时，取下了美国第一位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挂像，因为他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跳楼自杀了。温伯格用来取代福雷斯特尔挂像的是从华盛顿博物馆借来的提香的一幅色彩明快的作品。这天晚上，我打的每一个电话都像是对部长的当头一棒。找到了80具尸体，100具，150具。最后，总共有241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贝鲁特市区的另一个兵营，有77名法国官兵被炸死。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驻在黎巴嫩是出于一个模糊的想法：要提供一种“存在”。前一年，即1982年6月，以色列出兵黎巴嫩，把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子最终一举赶出这个国家。这一行动打破了向来不可靠的中东平衡。结果，美国就想扮演仲裁角色，让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黎巴嫩。用国务院人士的委婉说法，部署在贝鲁特机场四周的海军陆战队是一支“隔离部队”。翻译成白话就是：让这些海军陆战队呆在两个火药桶——黎巴嫩军队和得到叙利亚支持的在舒夫山一带与黎军决一死战的什叶派军队——之间。温伯格从一开始就反对让海军陆战队介入，但是在白宫的政策辩论中输给了麦克法兰和国务卿舒尔茨。 那时，我对国务院的官员们发明的一些用来表示对外干预而通常都要军队付出血的代价的那些冷漠的字眼，诸如“存在”、“象征”、“信号”、“桌面上的选择”、“建立信誉”等等，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如果能以实实在在的使命感作基础，使用这些字眼原也无妨，但它们常常被用来为自己涂脂抹粉。 8月29日，即在发生机场卡车炸弹事件之前，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穆斯林的迫击炮火击毙。9月3日，又是两名。 到10月16日，又有两名。当时正在贝鲁特的麦克法兰不顾温伯格的抗议，说服总统同意美国战舰“新泽西”号开始用16英寸的大炮猛轰贝鲁特附近的山区。这是一种二次大战式的轰击，恰似当年我们在登陆前要炸松某个太平洋珊瑚岛沿岸的礁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点：别人也会像我们一样做出反应。当炮弹纷纷落到什叶派头上的时候，他们认为美国“裁判”已经表态，站到他们的对立面了。又由于他们无法接近那艘战舰，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容易打击的目标——贝鲁特机场上的没有掩护的海军陆战队。 从我在五角大楼中的这个位置上看，美国的做法等于是把手伸进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马蜂窝，指望仅仅用我们在那里的存在就能安抚那些马蜂。1991年，当自古以来的民族仇恨在前南斯拉夫重新燃起、好心的美国人认为我们应当在波斯尼亚“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主张慎重行事。当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贝鲁特机场上的那些被炸成碎片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有时，美国人冒生命危险甚至付出生命是必要的。不能因为可能会招致伤亡就使对外政策陷入瘫痪。但是，只有在我们能对人家的父母妻儿提出的为什么他们家中的一个成员必须死去这个问题做出明确回答的时候，才可以让人去冒生命危险。而仅仅以要提供一个“象征”或“存在”为理由，那这个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贝鲁特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紧接着就于10月25日出兵入侵格林纳达。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落入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毕晓普的控制之下。他的政府要在古巴援助下修建一条飞机跑道，而这个简易机场将允许苏联使用。后来毕晓普遇刺身亡。他被暗杀后出现的混乱，威胁着美国在格林纳达留学的将近1000名医科学生的安全。 格林纳达只有84，000人口，由一支装备极差的2000来人的第三世界水平的民兵部队和一个古巴建筑工程营防卫。我们组成了一支包括陆军伞兵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海豹”分队在内的海陆空联合部队。用这样的一支部队进攻一个小国，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把抵抗行动平息下去，把那些留学生解救出来。这次出兵很难说是各军种相互配合的典范。这次作战是作为一次由海军领导的行动开始的，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把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将——当时他是陆军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派去协助约瑟夫·梅特卡夫海军中将工作，以确保指挥班子中有懂得地面作战的高级人士。通信状况太差、缺乏统一的指挥与控制、各军种间的门户之见以及华盛顿事无巨细的干预，这一切都使得各军种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这次行动说明军种间的合作需要大大加强。出兵格林纳达的行动虽然成功了，但却不是一个漂亮仗。当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却把从中汲取的教训铭记在心了。 温伯格是个固执但坚持原则的人，然而批评他的人却只说他“固执”。他会像雄狮一样与任何内阁同僚或对立面的议员作斗争。但他却不忍心同政府中大概是最优柔寡断的那个人——里根总统作对。温伯格对总统的感情和忠诚是全心全意的、发自内心的。他不愿意使他视为偶像的这个人感到不舒服。结果，当罗纳德·里根被人说服，同意为了一个并不明确的目的把海军陆战队部署在贝鲁特的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上的时候，温伯格不愿为了这个问题同他抗争。 虽然在白宫的政策辩论中，温伯格从不在乎同舒尔茨等人较量，但他却不愿同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生任何不愉快。有一次，在温伯格夫妇度过感恩节假期后，司机去接他们时酒喝多了，以致在同他们打招呼时说出了“复活节好”这样的话。但我却无法说服他批评这位司机。 卡普·温伯格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常规，而他也就始终按照这些常规做事。我每天早上6点半到办公室。到6点58分，温伯格的司机肯定会用汽车上的电话通知我，部长将在两分钟后到达。到那个钟点，温伯格便会走出他的专用电梯，后面跟着司机，司机手中提着那个上面带有一个大金属扣的老式律师公文箱。温伯格径直走向他的办公桌。那核桃木的桌子有9英尺多长，桌上有精致的刻花。它原先的主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远征军司令、有“黑杰克”之称的约翰·潘兴将军。温伯格从公文箱里拿出在家中批阅过的文件，那些文件有关于数百万美元军火采购问题的，有关于提升三军将领问题的，也有关于给反共游击队运送地对空导弹问题的。掏空公文箱后，温伯格便坐下来，先目视前方静呆几秒钟，好像在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准备。接下来，他用蜂鸣器把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传送员叫进来，此人送来总统的《每日简讯》。那是一本用仿羊皮纸印制的报告，选登头天夜里获得的情报的精华。我倒更喜欢看《头班车》，因为它摘登各家报纸的主要消息。到晚上，温伯格装好他那古董公文箱，把椅子对着办公桌的中间部分摆正，用脚轻轻踢一下底部，这表示他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这一套程序天天重复，从不改变。 温伯格外向的吸引力掩盖了他的一种顽童般的兴趣和出人意外的癖好。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借用的权力——是控制部长的时间，那是他惟一不能尽情使用的东西。因此，我每天都得十几次进出他的办公室，与他商谈事情。一天上午，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正从右手第一个抽屉取东西。在他关上抽屉之前，我看见了那里面的内容。抽屉里装满巧克力、糖果和巧克力棒。我后来发现，每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总是津津有味地享用这些东西。国防部长原来是一个暗藏的巧克力迷。又有一天，在他刚要吃完巧克力快餐的时候，我突然闯了进来。他说：“科林哪，在这座大楼里，我所能够行使的惟一实实在在的权力就是，在我招待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可以命令厨房准备巧克力甜食。” 我的职责没有明确的界定，从温伯格的战略顾问到他的拎包人，无所不包。有一次，我从家里拿来他的小礼服，使他能在办公室换好衣服去参加一个社交活动。在他掏空衣服口袋的时候，我站在那里给他讲当晚活动的内容。他口袋里所装的东西说明了这个古板的绅士出人意料的一个侧面。口袋里有一个小铅笔头。他解释说，这个铅笔头他从小带到现在。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半便士硬币，他说那是他在太平洋向他妻子求爱的信物。“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我总是觉得心里踏实。”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像哈罗德·布朗和约翰·凯斯特一样，卡普·温伯格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在文学和音乐方面，他是古典派。我们给他买了一个带单放机的小小的钟控收音机。他一个人在屋时，总是伴着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工作。我觉得这个人有修养的这一面是很具感召力的。许多步兵出身的人没有这种素质。有时我会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但是，在这里工作期间，我不但没有培养出更好的读书习惯，而且连以前也不如了。晚上9点回到家中，一本好书只看上两页可能就睡着了。 温伯格还喜欢搞排场。在我重返五角大楼之前很久，中央情报局曾报告说，利比亚杀手要来美国刺杀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这是一场虚惊，但是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部长和第一副部长办公室外面加了穿军装的岗哨。最后竟有12名很有用的男女被派来干这种基本无用的差事。说它无用，是因为五角大楼的文职警察已经多得绰绰有余。我接任军事助理之后，由于暗杀的威胁早已证明只是谣传，我希望不要再安排警卫了。温伯格却听不进去。他喜欢这些堪与守卫伦敦塔的皇家禁卫军相比的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他门外。他每次离开办公室时都向值勤的警卫敬礼，每次回到办公室还要敬礼。 弗兰克·卡卢奇有一次劝我说，精明的部下应会避免同温伯格顶嘴。“如果是小小不然的事，”弗兰克告诫我说，“那就别浪费你的精力了，留着精力干正经事吧。即使他错误严重，事关重大，你也要留有充分余地。即便如此，你十之八九也要碰壁。”温伯格有时确实会表现得顽固不化。我在“星球大战”问题上就领教了这一点。 1983年3月23日，我重返五角大楼大约4个月之前，里根总统发表了一项重要的政策讲话，宣布美国打算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顾问说服总统相信，我们可以在太空中建立一个由卫星控制的，能摧毁苏联来袭导弹的防御盾牌。总统立即意识到，这样一个盾牌可以改变核力量对比。当时存在的是一种恐怖平衡——“相互确保摧毁”，即你们能摧毁我们，我们也能摧毁你们。但是，有了这个防御盾牌，他们就无法摧毁我们了。这样，双方仍在不断增加的大量核武器今后就没有用处了。 总统发表战略防御计划讲话之后，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立即把这个想法斥为“不计后果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星球大战”这个词是在极受欢迎的影片中使用的，所以它特别具有刺激性。一想到巨大的核装置在天上爆炸、辐射碎片像下雨似的回落到地球上这样一种前景，人们都吓坏了。我不属于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派或保守派，但我认为，自由派不假思索地把这个想法——即便它是可行的——嘲讽为不明智的，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里根总统提出了一个可以使核僵局在概念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建议，这使批评里根的人承受不了。 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温伯格变成了比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成了代表政府讲话的出头鸟。为了打消人们对星球大战的恐惧，温伯格向五角大楼的研究与工程主任理查德·德劳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用以摧毁苏联导弹的X光激光器是不是用核爆炸作动力的？“那是炸弹吗？”德劳尔解释说，激光就是用在太空引爆核装置的办法产生的。 “但它不是炸弹，对吧？”温伯格极力寻找着语义学上的回旋余地。德劳尔找到了一个有用的委婉用语：“不，不是炸弹。那会是一个核活动。”从此以后，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以及别的场合，温伯格一直不承认战略防御计划需要核爆炸。他会在手指间转动两支2号黄铅笔。那个护身符表明他的头脑已经进入战斗状态。他喜欢“发生器”这个词，不喜欢“炸弹”。 从技术上说，他的说法是错误的。我担心他这样顽固会被看作是回避问题。当只有我俩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试图向他解释：“部长先生，只有一个核装置在空间爆炸才能产生使该系统运转起来的能量。那动力不是爱迪生公司提供的。” “你说是产生能量，”他满意地重复道，“那就是说，你同意我的意见。它不是炸弹，是发生器。” 过了一些时候，我明白了他的固执是有道理的。只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不让步，报纸上也就没法刊出《温伯格证实要在太空部署核弹：肯尼迪要求再度就星球大战问题举行听证会》的大标题。 我很快便明白了，温伯格为什么没有被国会吓倒。议员们常常表现出功夫非常到家的虚伪才能。温伯格的预算要求曾使正直的议员们感到震惊，我们不知忍受了他们多少次愤怒的攻击。但是，头一天在国会会议上对我们大肆攻击的那个人，到第二天就会打电话来，恳求我们把为他那个选区的一所社区学院制定的某项与军事沾不上多少边的计划加到五角大楼的预算中去。正如一位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不论在辩论中大家是多么夸夸其谈，到会议结束时还得使表决结果比百分之五十多一票，否则预算就通不过。使票数发生摆动的因素，一些人称之为猪肉，而另一些人称作国防。我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差别。原来，猪肉在另一议员的选区内就是国防开支。 与国会议员们正面交锋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票。但凡事要有一条界限。在我担任温伯格的军事助理期间，有一次，我接到了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查尔斯·威尔逊的电话。威尔逊是坚决主张加强防务的，在为那些同阿富汗的共产党政权和苏联军队进行斗争的圣战者游击队争取援助方面尤其得力。在此之前，查利（查尔斯的昵称）给我们的立法事务办公室打过电话，要求安排用军用飞机送他到那个地区访问。他想带他的女友一起去，但被拒绝了。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来，抱怨那些爱钻牛角尖的官僚，说他知道我一定会把他们整治好。我清楚地知道查尔斯这一票是我们所依靠的，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才回答。“查利，”我说，“这等于是未经授权使用政府飞机。 部长是不会批准的。” 他听了这话，便责问起我来，问我是什么人，是反单身汉派吗？“让我不带上一位漂亮女士去世界各地旅行，那我绝对不干！”我还是不同意。 “要是我偏带上她到机场去呢？”他问。 “飞行员会拒绝为她开飞机，”我说，“而且，你也不应当这样难为一位军官。”他又发了一通火后，便把电话挂断了。 几天后，当我收到众议员威尔逊的一封信时，我感到很沮丧。他在信中警告我说，到讨论提拔我当三星将军的事时，他还是会有发言权的。我给他回信说：“您认为怎样做正确就怎样做好了。我也将继续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从下一个防务预算中砍掉三架C—12飞机，而且毫不隐讳他这样做的原因。看来，公开与这位来自得克萨斯东部的一个保险地区的议员作对，不会损伤他一根毫毛。 这次女友事件是我同一位国会议员发生的第一次严重争执。我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怕有对手，就怕有敌人。今天的对手可能成为明天的盟友。我设法同查利保持了朋友关系，而且对他后来的一些实质性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因此，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我们依旧得到他的支持票。那次飞机事件后，在一次正式宴会上，我见到了查利的女友，确是个艳丽佳人。“你看你使我受到多大的损失？”他说。他确实说得不错。 如果你不惹我的上司讨厌，那他确实是个仁爱长者。但你千万不要冒犯他。坚定的冷战斗士理查德·珀尔被调到国防部，任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长。由于他的反共立场从不动摇，全部上下都管他叫“魔王”。珀尔带来了一名亲信，名叫弗兰克·加夫尼。这位留着胡子、缺乏教养的仁兄以前是国会工作人员。在温伯格班子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他的首次表演。他给部长上课，讲对共产党手软会有什么恶果，在提到四星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维西的时候竟称他为“杰克”。会间休息时，温伯格把我叫到一旁问道：“那个年轻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但是此后一整年的时间，不论弗兰克·加夫尼出现的次数多么多，对于温伯格来说，他一直是个无名氏。我给珀尔的这个门生上了一番官场规矩课之后，温伯格总算能说出“加夫尼”这几个字，最后居然还提拔他担任了更高些的职务。不过，在卡普·温伯格跟前，改变印象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 ※ ※ ※ 我刚到五角大楼时，曾陪温伯格到白宫情况室去参加过一次会议。我在门外等着，直至他和总统从里面出来，到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去做私下文谈。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近的距离看到罗纳德·里根。温伯格向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走上前去并把我引见给总统。当总统握住我的手、对我展露出亲切的微笑时，这个人所产生的感染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衣着真是无懈可击。头发一丝不乱，领带系得恰到好处，雪白的衬衫就像是刚刚开浆。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们便谈起正事了。这短暂的第一次接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里根似乎同时使人产生既亲切又疏远这样一种矛盾的感觉，就好像世界上真有冷漠的亲热这回事似的。 我像一个玩杂耍的人，力图把三军部长、四个军种的首脑、参联会主席以及五角大楼其他大人物的自尊心同时捧到天上，不让任何一个掉下来。他们都希望能随时见到部长，而部长并不总是欢迎他们对他的造访。同这些人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中最难做的部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五角大楼内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就曾试图炒我的鱿鱼。海军部长约翰·莱曼大概是这座大楼内最善于窝里斗的人物。在各军种的竞争中，莱曼是从不让步的。在他眼中，海军的地位永远是全美国军队的中心。莱曼不满足于掌管海军，总是要把他的一些管理整个防务系统的主意强加给温伯格。温伯格不喜欢莱曼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所以我就得唱白脸，挡他的驾。莱曼自然也就怪我剥夺了部长受惠于他的高见的机会。他在大楼内四处宣扬，说我不是在为部长服务，而是在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马屁，以确保自己今后能飞黄腾达。他的不满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他跑到威尔·塔夫脱那里去，让塔夫脱做温伯格的工作，把我调走。威尔把这件事当做笑话告诉了我。我可不觉得好笑。我给莱曼的军事助理保罗·米勒打了电话，对他说，他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应当当面对我本人讲，不应当背后整我。但这没有用。温伯格继续抵制莱曼，莱曼则继续责怪我，但我没有被解职。然而，通过这些冲突，我倒是从约翰·莱曼的词典中学到了对一句老话的新解：“权力使人腐败，但是绝对的权力则确实是廉洁的。”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阿尔玛的母亲也于1972年故去。当我们跨入1984年的时候，阿尔玛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也不久于人世了。我的岳父约翰逊于1984年2月5日死在阿尔玛的怀抱之中，享年81岁。我们结婚之初，他对我这个女婿并不信任：是个当兵的，更糟糕的是，还是个西印度群岛人。到他去世前，我们的感情已相当不错，我能够与这位一本正经的老师亲热地开开玩笑，有时候还在一起喝上两杯，并且打趣地问他，我工具箱中的东西没有长腿怎么会跑到他的箱子里去。 处理岳父的遗产的责任由我承担起来了。我在伯明翰住宅四处翻找了一通，把他在抽屉、壁橱和地下室内收藏的各种枪支尽数收到一起。我把这些武器装到我的汽车的背箱内，拉回了华盛顿。负责国防部文件分发中心的吉姆·布鲁克斯是个枪支收藏家，他想看看我带回来的东西。吉姆对一枝0．38口径的史密斯—韦森手枪、两枝马格南手枪以及我自己的一枝很老的日本陆军步枪很感兴趣。他买下了那几枝手枪，最后只剩下那枝步枪了。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停车场去，让他看看放在我的车背箱中的那件东西。吉姆仔细看了一下，说容他再考虑考虑，就离开了。就在我把枪放回背箱时，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从车上走下国防部的一名警官。 “这是你的车吗？”他问。 “是。”我回答。 “请打开背箱。” 我开始解释收藏枪支的事。 “请打开背箱。”那警察说。 我打开背箱，他看到的是一件即使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时也已过时的武器。 “请跟我来。”他拿起我的武器后，这样对我说。 “听我说，我是鲍威尔少将，”我说，“我是温伯格部长的军事助理。” “请跟我来，长官。”他想把我锁进带隔栅的后座，我不干。我像电影中那样对他说，我可以不作声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们走进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办公桌后面，已做好审讯人并向他们宣读“米兰达权利”的准备。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现了。 “将军，您在这儿做什么？”他问。 “我想他们要逮捕我。”我说。 “这事交给我吧。”他对那位巡警说。然后他转向我说： “您可以回办公室了。我会让人把您的枪送还给您的。” 我回去后，我的秘书南希·休斯向我解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五角大楼4层（那是空军的地盘）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书看到底下的停车场上有两个人在摆弄一支步枪。恐怖分子！她立即打电话报警。聪明机智的南希听到风声，立即通知了一个叫库克“医官”的人。 国防部是由国防部长掌管的，但是这栋大楼却是由戴维·O·库克“医官”说了算。名义上，“医官”是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可实际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楼上有人不好好干活，需要教训一下？去找“医官”。你是助理部长，想要一个本该有的专用洗手间？“医官”可以办到。你在有名气的滨河大门口的停车场找不到车位？找“医官”试试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将被警察逮捕的少将吗？“医官”可替你效劳。“医官”的权力大着哪，他是五角大楼的教父。像凯斯特这样精明的人，在“医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风。“医官”当过海军上校，对军队中的官僚机构了如指掌，他还当过律师，自有律师那样的心计和头脑。没有库克“医官”，五角大楼早上连大门也开不了，因为别人不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在“医官”和南希两人的安排下，我获释了，而且无需交保证金和保释金，也不必再受难堪。 我母亲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发生过一次心力衰竭。恢复健康后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后来心脏病第二次发作。到最后，就像我父亲去世前那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纽约去。尽管她总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却从未颓唐过。当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她发出了牙买加人惯常的那种吸吮的声音，接着来了一个翻译不出来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边，在我身上盖些常青藤，以后就甭管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艾达·贝尔。此时她已经在我妈妈家寄宿了25年。我父亲患绝症期间，贝尔小姐帮过他。现在她在为我母亲做着同样的事情。我欠艾达·贝尔的情，今生今世也还不完。 莫德·鲍威尔于1984年6月3日去世。此前一周，我知道她快不行了，就开车带着全家回了一趟纽约，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探望她了。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对我母亲那种亲近之情，使我深受感动。孩子们全都称她“宝贝”，他们之所以挑选这个让人开心的称呼是因为她总是这样称呼他们。 父亲对我长大成人具有楷模性的影响，母亲对我的影响同样重要。我从她身上学到了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勤奋工作，严于自律。她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从未停止做事。然而，虽然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那全心全意的母爱却并未因此而稍减。我永远无法理解，她每天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何以能做到使我姐姐和我从未有得不到母亲的百般照顾之感。父母是无法选择的，我有这样的父母，真是再幸运不过了。 葬礼在南布朗克斯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那是我们家以前常去的教堂，现在已经被现代派接管了。以前对我是那么有意义的一切，那些画像，那些诗，那些礼拜仪式，现在全都变了。教堂现在采用新的礼拜形式，而且圣玛格丽特教堂这位年轻的现任牧师把现代风格发挥到了极点，他居然把上帝变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普通人。我知道我怀念往昔那些程式是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但是，发现自己据以成长的信仰基石原来是可以移动的，却使我不能坦然。我母亲得到的是一次不分性别、低调而毫不隆重的安葬仪式。我不记得我听到牧师何时提到“上帝”一词。我低声自语：“别担心，妈妈。我们以后重新为你举行一次更庄重的仪式，因为你是不想这样离去的。” 卡普·温伯格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外貌，他那种永不道歉、永不解释的贵族派头，确有某种英国味儿，只有口音不像。正因为如此，部长在被邀请参加著名的牛津大学学生联合会辩论时，他抗拒不了这一诱惑。学生们请他去同牛津的一位名叫E·P·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对垒，题目是《从道义上说，美国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差别》。美国驻伦敦使馆的官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恳请部长不要去。牛津大学的学生左得很，擅长口头攻击，而且谁的账也不买。使馆官员说，这样的辩论是不可能赢的；倘若输了，欧洲新闻界会做出一些令人难堪的报道。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是部长的坚定盟友和个人朋友，她也劝他三思。反对部长应战的人说，堂堂美国国防部长去干这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事情是不得体的。但他们的理由只是更加坚定了温伯格的决心。 我们于1984年2月27日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次日 凌晨抵达伦敦。温伯格还要忙一些别的事情。我注意到，飞行途中他只草草地浏览了一遍他的辩论讲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参观了牛津联合会的各个大厅，从历届首相的挂像旁走过。这些首相自己的辩论才能也是在这里锻炼出来的。我坐到为我准备的位置上，看着我的上司走上讲台，手里拿着2号铅笔阐述他的反方立场。这间座无虚席的大厅内的学生们就像古罗马剧场内等着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给狮子的好戏的罗马人一样。汤普森教授是个大名鼎鼎的辩论能手。 在部里忙乱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长官原先当过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书籍评论家，还曾是一位酬劳颇丰的律师。他那天的发言十分精彩。“我请你们只想想一件事，”他在发言快结束时说。“今晚你离开这里，午夜不会有人来敲你的门。”他是以微弱比数获胜的。温伯格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从未见他像今晚这样兴奋。虽说在我们眼中他的胜利是明白无疑的，但我们还是预先采取了一点保险措施。牛津辩论的胜者是通过分别计数从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离场的人数来确定的。我们事先告诉我们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及秘书，一定要从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尽管温伯格外表很镇静，但是贝鲁特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给我一份奇特的文件草稿时认识到此事使他所受创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这份东西，然后交给政府的国家安全班子传阅。温伯格把他当律师的智慧都用在对美国何时应该、何时不该向国外派出军队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诸如“隔离部队”、“军事存在”这类花哨字眼的当。原来这些字眼意味着使美国军队在没有明确使命的情况下处于危险境地。他反对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军队。他提出了决定美国出兵海外的六项原则。 温伯格的对头舒尔茨拒不考虑他的建议。我看到，这两个人不断发生口角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国务卿常常准备派出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这样没人争的地方。如果你无需时不时地敲打某人以显示你的实力，那又何必在那里保持一支军事力量呢？他的对立面，即那个要对前去流血牺牲的军队负责任的那个人——温伯格，则主张只在至关重要的地区投入力量。 温伯格不仅要在政府内部推销他的指导原则，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开宣传。我们已开始考虑设立演讲台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宫负责竞选事务的工作人员禁止在总统选举结束前发表任何这类有争议的演讲。里根连任后，温伯格于11月28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讲话。我跟他去了，听他说明他建议“我们权衡在国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时”需要考虑的几条标准。（1）只有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拥有取胜所需要的一切资源；（3）用兵要有很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4）做好在目标改变时改变用兵决定的准备，因为战争很少是一成不变的；（5）只承担那种能得到美国人民和国会支持的义务； （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一招。 简言之，要看国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胜。否则就别插手。 克劳塞维茨若听到他的建议，肯定会为他鼓掌。后来，在就派兵参战问题向总统提建议成了我的职责的时候，温伯格的上述标准成了我的实际指导原则。然而，在他发表这一讲话的当时，我很担心温伯格公开宣布的标准过于明确，很容易被潜在的敌人钻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请，要我在威廉—玛丽学院举行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授衔仪式上讲话。从我站在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茨礼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军衔至今，已经是27年过去了。我今天为之授衔的学员之一是迈克尔·鲍威尔。当仪式进行到该我主持宣誓时，我命令学员们转身面向在场的父母和亲友。这一招是我从神枪手埃默森的退休阅兵式上偷学来的。轮到迈克上台时，他不仅得到了军衔，而且还得到了父子间紧紧的拥抱。这是个标志着子继父业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在场的人中，坐在阿尔玛身旁的还有迈克的两个妹妹琳达和安妮玛丽。琳达是该学院二年级学生，安妮玛丽则即将入读该校。我开心地想，当年因拥有奴隶而深感不安的托马斯·杰斐逊一定会对鲍威尔家的孩子进入他毕业的这所学校接受一流教育表示赞赏。 刚被授予少尉军衔的迈克被分配到装甲部队，他想开一辆新车到诺克斯堡去接受该军种的基础训练。我试图说服他再等一等。因为他最终要到德国去，我认为最好到那里去买一辆欧洲车。迈克不依。他已经开够了捡我的那辆“富豪”了，特别是在经历了那次拖车事件之后。一天夜里，由他把方向盘，我用绳子在前面拖，就这样把这辆趴窝的“富豪”拖了90英里，从里士满一直拖到家。拖着车走真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迈克对爸爸的抠门儿已经忍无可忍，现在非买一辆新的“本田”车不可。我把他带到一位本田车经销商那里去，教给他讨价还价的艺术。我花了3个小时，先后同5名推销员、3位经理砍价，这使迈克尴尬至极。但终于按我们的价钱把车买下来了。 到这时，我已在干买下破烂不堪的旧“富豪”车，然后再使它们像圣经中的拉撒路那样起死回生的营生了。人们已经开始向我求购我装修的“富豪”车。还有的人很乐意把他们的行将就木的“富豪”送给我。我会把它们修好，喷上厄尔·施赖布公司价值99美元的漆，然后再卖出去。我的生意很红火。我甚至想领一个经销商许可证，但是弗吉尼亚州认为迈尔堡不是一个合法的商业地址。过去10年中，已有30多辆“富豪”车经过我的手获得了新生。要是瑞典颁发废旧汽车回收利用的诺贝尔奖就好了。 我每天在温伯格办公室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浏览写给他的信件，确定哪些需要他亲自过目。1985年6月17日的一份来函使我很惊讶。那是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方针文件的初稿，题目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上面有白宫的台头，收件人是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密级为绝密。在给我们的那份8页纸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方针”文件上还标有“国防部长亲启”的字样。不过，温伯格希望所有来函都先由我筛选一遍。我在浏览这份文件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它的实际含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想像基辛格一样流芳百世。以前担任过麦克法兰现在所担任的这个职务的基辛格，曾同尼克松总统一道显示了敢于想不可想象的事情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关闭了一代人之久的大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文件建议同伊朗开展对话，包括为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府提供武器。伊朗现政权把52名美国人质扣押了一年多，美国正式宣布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里根总统表示永远不同它打交道，美国一直抵制而且敦促所有盟国也一道抵制伊朗这个同炸死美国在贝鲁特的241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案有牵连的政权。还有任何比这更大胆的想法吗？我把这份东西交给了部长，还附上一个建议：让里奇·阿米蒂奇也看一看。我急切地想知道温伯格的反应。 文件送回来后，我真为我的上司感到骄傲。温伯格在文件的封面上写道：“此文太荒唐，不值一评……这就好比邀请卡扎菲到华盛顿来攀交情。”（卡扎菲是利比亚的反美铁腕人物） 在一般情况下，温伯格觉得麦克法兰这个人像一块茅坑里的石头，难以接触，因而不愿同他打交道。但是在麦克法兰的锦囊妙计被冷落之后，他要求见温伯格。我看到平时对人冷漠的麦克法兰是怎样巴结温伯格，而温伯格坐在他那张潘兴办公桌的后面，脸上挂着一副“我才不轻信你呢”的木然神情。麦克法兰争辩说，这个大胆的主动行动能把伊朗的温和派争取过来，使我们能在苏联填补我们留下的力量真空之前再回到伊朗去。而且，此举还能使得目前被扣押在贝鲁特的7名美国人质获释。 温伯格说：“伊朗仅有的温和派，现在在坟墓里才能找到。”扣押人质是这个政权支持的，指望这个政权能在释放人质方面表现出诚意，那是愚蠢的。他对麦克法兰说，霍梅尼政权的邪恶程度只有苏联可以与之相比。麦克法兰走后，温伯格对我说，他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这种胡言乱语。国务卿舒尔茨也同样坚决地谴责了这个武器交易。这是他和温伯格两人之间很少有的意见一致的方面之一。 温伯格有个习惯，喜欢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在小白纸簿上。这些笔记的内容五花八门，从“就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问题、与麦克法兰谈话”到“为他的爱犬基尔蒂请兽医”等等，什么都有。他每写完一本白纸薄，便把它放在办公桌右手中间的抽屉里。抽屉满了就收进一个壁橱。他曾对我说，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这些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笔记簿能否算作“日记”呢？由于有了麦克法兰的用武器换人质的计划和其后的伊朗—孔特拉丑闻，它有朝一日对于卡斯珀·温伯格—— 也对我——会具有法律意义。 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此时已担任陆军参谋长的约翰·威克姆用他的热线给我打电话。他有些消息要告诉我。我原定当军事助理的时间为两年，这时间快要满了。因此，我随时准备接到命令，而威克姆带给我的确实是好消息。我将被派往德国接任第八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我要替换的是查尔斯·“比尔”·戴克少将，他是陆军中最有朝气的军官之一。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中时很有些飘飘然。我将告别首都的官场，回到真正的军旅生涯中去了，而且是在阔别德国27年之后重返那里。在后来一次随部长到西德去时，我借机造访了戴克，听他介绍情况。我急不可待地要去接管那个师。 我的欢乐持续了3个星期。威克姆到我的办公室来了，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科林，”他说，“我对你的指挥才能毫不怀疑。” “是的，但是……”我说。 “但是温伯格部长一直跟我提这件事。他说他对你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同你的关系很不寻常。你在这里起的作用比在任何野战军指挥岗位上都更加重要。我今天带来的恐怕是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 我不用算卦也能猜出他带来的坏消息是什么。 “我再找一位师长并不难，”威克姆接着说，“部长说他这里需要你。所以你还得留在这里。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一年左右之后，我们会让你指挥一个军。你不必经过师长这一级就可以当军长。” 威克姆走后，我走进温伯格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嚼一块长形巧克力。他像一位刚刚制止了一个要离家出走的浪子的父亲那样招呼我。“这么说，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你留下来，”他说，“明年，你就不是指挥一个师，而是两个了。”像部长这样的人自然懂得防务策略，但却不懂得陆军中的规矩。 我越过师长一级直接升为军长并不一定会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事实上，有些人会对这种做法表示反感，发些有关“政治手腕”的议论，而且他们这样议论也是颇有道理的。威克姆向我保证说我的情况不同，这样做不会激怒那些鲁莽的家伙。我却不信。我还记得那位曾得到白宫奖学金的同事，他虽然通过施加政治压力而被提升为上校，但他的军事生涯也就此完结了。然而，今后这一年，我除了部长办公室外面那张桌子之外，是什么也指挥不了了。 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一个黑色的塑料箱，里面装的都是传递于世界各地、被我们的电子监听公司——国家保密局——所截收的最机密的情报。一天早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阿瑟·马罗海军中将来我这里，使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国家保密局截收到的一些最令人感兴趣的情报，部长办公室竟没有收到。于是阿瑟便自行决定把被扣压的材料拿给我看。我看到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一些花钱收买的外国中间人显然正在里根政府某些官员和所谓的伊朗“温和派”之间撮合一项武器交易。麦克法兰的建议显然正在积极地实施。这些信息的内容固然令人惊讶，但同样使我不安的是，为什么不让部长办公室知道此事？ 我把这些截收到的情报拿给温伯格看。他每次给麦克法兰打电话都试图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国家安全顾问始终守口如瓶。最后，有一天，温伯格实在气极了，他把我找去说：“科林，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些材料的？”我解释说，是马罗将军偷偷给我们的，他是从国家保密局弄到的。 “果真如此，”温伯格说，“难道国家保密局不归我管吗？” 我说应当归他管，它是属于国防部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威廉·奥多姆中将是温伯格的部下。温伯格说：“你给奥多姆将军打个电话，问他是在为谁工作？” 我回到办公室就给奥多姆打了电话，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到了一个受夹板气的人的两难处境。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倚仗白宫的权威，指示把截收到的这些情报送给极小的圈子看，把国防部排除在外。我们立即澄清并纠正了这件事。 温伯格继续斥责同伊朗的这种武器交易。看来，这笔交易把最卑鄙的不良商人都吸引来了。不过，对总统的忠诚仍旧是温伯格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拟议中的这个武器交易是个糟糕的主意。但在当时，这只是个坏政策，还不是致使总统倒台的犯罪行为。高级官员不能一同总统有分歧就大动干戈。而且，在当时看来，这个计划由于其本身的愚蠢，迟早会破产。但是，我们低估了总统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也低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把它付诸实施的决心。 这项武器交易对里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人质获释。人质的家属来到白宫，总统无论到哪里去发表讲话，他们都跟着他。他们的呼吁影响了他。总统希望人质能获释，而且愿意为他们的获释承担政策上的风险。我本人也认为人质被恐怖分子扣押对于个人来说是悲惨的事情，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来使他们获得自由。不过，不能让对外政策方面的决定受到扣押人质和恐怖行径的左右。赎金，不论说得怎样委婉，毕竟是赎金，是决不应当付的。向扣押人质行径和恐怖分子让步只能证明他们的武器有效。 1985年12月初，麦克法兰决定辞去国家安全顾问职务。那个可能接替他的人并未使我们受到鼓舞。在我陪同温伯格在欧洲参加北约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部长接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威廉·凯西的电话。卡普挂上电话后对我说，凯西很恼火。麦克法兰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是最有可能取代麦克法兰的人物。凯西说：“卡普，他根本不胜任这项工作。”波因德克斯特缺乏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那种深度和广度。凯西希望温伯格利用他对总统的影响帮他打掉对波因德克斯特的任命。 我同波因德克斯特打过交道，对他是否适合担任这项职务自有我的看法。他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是狭义上的、纯技术意义上的才气。他宁愿用电脑同隔壁的一位同事联系，而不愿与他面对面交谈。有一天我打电话同他讨论《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条有点麻烦的报道。“我从来不读《华盛顿邮报》。”他告诉我。 “你不必同意你读到的东西，”我说，“我也常常不同意我读到的东西。但是，你要在这个城市里做事，就必须知道像《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说些什么。” “我也不看《纽约时报》。”约翰回答说。 温伯格的确给白宫打了电话。“总统先生，”温伯格说，“我听说麦克法兰辞职了，你打算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接替他。比尔·凯西给我打了电话，比尔认为约翰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比尔要我给你打电话。我看到，当总统解释他一定要波因德克斯特担任此职的理由时，温伯格不住地点头。温伯格最后说：“总统先生，你若是觉得约翰合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相处得好的。” 1985年12月中旬，温伯格有两个问题要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讨论。一个是有关绝密的F—117隐形飞机的事，二是有关一种军用蜂窝电话系统的问题。英国人研制了一种叫做“雷鸟”的电话系统，法国人也有一个类似的系统，叫做“里达”。两种系统都很先进，我们在数年之中肯定赶不上。这两个盟国都向美国陆军推销它们这种现成的产品，这是一笔40多亿美元的交易。温伯格这次去英国的任务就是要向撒切尔首相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未能拿到这项合同，而法国人却拿到了。我陪他到了英国。温伯格在准备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唐宁街10号的时候，对我说：“科林，我想你应当跟我一起去。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能把记录记得好一点。” 我们的驻英大使查尔斯·普赖斯也陪我们去了。 我们被带到撒切尔夫人的会客室。那是个安静而舒适的房间，两张长沙发相对摆着，还散放着几把安乐椅。壁炉烧得正旺。首相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迎接我们。他把自己的姓的发音读成“鲍尔”。这时，首相进来了。她的头发梳得非常讲究，穿的套装看来也花了心思，显得既庄重又有女人味。 温伯格设法先从比较容易的问题入手，来执行他的艰巨使命。他首先谈到F—117战斗机的问题。他刚开口，首相就打断了他。 “亲爱的卡普，我希望你知道，有关“雷鸟”系统的这桩恶心事是多么令我烦恼，”撒切尔夫人开口道，“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使我相信没有在关键时刻进行过卑鄙的勾当。我们受了骗。你听见了吗？受骗了。别想对我说事情不是这样。” 这两个人是彼此钦佩并互有好感的，特别是在福克兰战争中卡普大力支持了撒切尔之后。他一动不动地听着她继续数落“卑鄙的勾当”和“上当受骗”。当她终于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温伯格刚想解释一下美国的决定，首相毫不客气地又把他的话头打断。“法国人！”看她说这个字时的神情就好像是在说一个难听的绰号。那些可恶的人显然做了些不得体的事。“我肯定他们没有光明磊落地行事。”说到这里，她转向我：“年轻人，这段话不要记。”此后的10分钟，她继续表达她对法国人的看法和对她的美国本家的失望。最后，温伯格再度试图耐心而讲理地作出解释。“别说了，卡普，”她像一位女教师斥责小学生那样说，“我说了，肯定在关键时刻干了卑鄙的勾当！我不是说了你不要对我讲事情不是这样吗？你没有在听我讲话吗？” 在旁观者看来，这番表演实在很精彩。但我从温伯格脸上那被霜打过似的表情可以猜出，这个发泄对象却感到很不舒服。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公开场合那种铁娘子形象是决不掺假的。她肯定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领导人之一。我可看到她那张有名的利嘴是怎样劈头盖脸地教训温伯格的了。 每当我们以为那个武器换人质建议已经被腰斩了的时候，温伯格却从白宫带回来消息说此建议鼓噪得更响了。一次他从白宫回来后，让我了解一下，如果由以色列把他们库存的武器交给伊朗人，我们能用什么办法为以色列把这些武器补充上。我到国防安全援助局去找了汉克·加夫尼，要他准备一份有关各类武器转让所牵涉的法律问题的备忘录。国防安全援助局是国防部的一个单位，专管向外国销售和供应武器事宜。由于我知道温伯格对此事并不热心，就要加夫尼多强调消极方面。他作了答复，说是为以色列补充武器的恰当途径是依据《武器出口管制法》来办，该法要求把这种武器转让的始发地和最终目的地通报国会。而这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想披露的情报。就在温伯格要去白宫再次开会的当儿，我把这个备忘录交给了他，希望这一次我们可有了能把这个害兽置于死地的杀手锏。 1986年1月17日，总统签署了一份绝密的《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该文件声称，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是符合我国利益的。这个武器换人质计划尽管缺乏周密的考虑，但现在已经成为合法的了。所谓的“伊朗—孔特拉事件”后来之所以被认为是非法，是因为其他原因，即把销售军火的收入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以及参与此事的人在国会作伪证。总统签署这份报告的第二天，温伯格便接到将之付诸实施的命令。他指示我作出安排，把4000枚（后来增加至4508枚）“陶”式导弹——一种反坦克武器——拨给中央情报局。这样做所依据的是一项叫作《经济法》①的联邦法律，它允许政府各部门之间可在物资方面互通有无。就陆军方面而言，这个计划是合法的。这些“陶”式导弹将由中央情报局转让给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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