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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 科林·鲍威尔 第二十一章 准备退伍 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的第四天是星期日。那天晚上，卡普·温伯格和夫人简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们的水门公寓共进晚餐。和老朋友在一起度过一个悠闲轻松的晚上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不愿多想第二天将在白宫讨论的问题。突然电话铃响了，卡普拿起听筒。“你的电话，”他对我说，“总统来的。” 我立刻想到比尔·克林顿为什么打电话找我。第二天下午，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与他会面讨论关于如何实施他的诺言——他在竞选中许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取消禁止同性恋者在军队服役的规定。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那天上午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中令人莫名其妙的讲话对这一争论又火上浇油。在讨论政府和国会对总统的许诺将采取什么措施时，阿斯平对记者说，“这个问题搞不好，我们就会出现争执，禁令就不会解除。”实际上，他公开预言克林顿当总统后的第一项倡议将以失败而告终。 我从温伯格手中接过电话说：“晚上好，总统先生。” “将军，我刚刚听说瑟古德·马歇尔法官去世了。”克林顿告诉我。他接着说，马歇尔的家属希望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能够在阿林顿国家公墓安葬，虽然他并不是理所当然地有此资格。总统手下的人对他说，对于有杰出贡献的美国公民可以做例外处理，但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说：“可以，没什么问题。”总统想把这位民权巨人安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在关系这块圣地的问题上，他想到与军方联系，这使我非常高兴。 “还有，感谢你和夫人参加我的就职仪式。”克林顿讲完这句话后就挂上了电话，根本没提阿斯平对记者的谈话或同性恋问题。 第二天下午，阿斯平部长、各军种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我来到白宫罗斯福厅，坐到会议桌的一面，对面坐着总统、副总统阿尔·戈尔、白宫办公厅新主任麦克·麦克拉蒂、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尼、白宫发言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和总统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阿斯平要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五角大楼当前关心的问题，部队状况、军队水平和国防预算。我们猜想，总司令第一次与他的最高军事顾问们会晤应当至少提出几个纯军事问题。然而，我讲话一结束，我们就将后来的105分钟全都花在讨论武装部队中的同性恋问题上了。 “总统先生，”在讨论过程中我发言说，“我们知道，在军队里服役的男女同性恋者很有能力，表现得很体面，那是他们的身份未公开。如果允许他们公开那样做，就会引起棘手的隐私权问题。”我建议总统让每个军种参谋长都从自己军种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因为任何新政策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于是各军种参谋长依次发言，每个人都说明不是仅仅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和维护军队的良好秩序。他们都曾征求了本军种各方面——野战指挥官、军士长、士兵、军人配偶和随军牧师的意见，大家都坚决反对取消禁令。只有最后发言的空军参谋长托尼·麦克皮克语调比较缓和，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众口一词地反对总统的建议，从而萌发了对总统的同情。我暗自好笑，因为我们在“坦克”里讨论此问题时，麦克皮克反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态度比谁都坚决。 整个会议过程中总统都一直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发现他有这种修养。他讲话时，因参加就职活动讲话太多而声音有些沙哑。他说：“我竞选时做了许诺，我实在很想兑现它。”然后，他转向我说：“但是，上周我也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宣了誓，我必须考虑到武装部队的建设。我不愿看到战士在军营里勾肩搭背，搂搂抱抱，但是这是一个行为规范问题，对异性恋的战士也同样如此。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大家态度依然谦恭，但气氛却相当紧张。我越来越感到失望：竟然让这个向题成为新政府要解决的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也感到我能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比尔·克林顿已经放弃了在竞选中所持的其他立场。例如，作为候选人，他批评布什把海地难民遣返回国的政策，而他现在已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由于他的信誉发生了危机，我想他的某些顾问一定会对他说：“总统先生，您可不能再往后退了。不要管那么多，就发一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行政命令，告诉那些将军照此执行就得了。” 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这时，我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阿斯平、各军种参谋长和我以前讨论过这种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我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斥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但是，”我最后说，“这可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折衷办法。”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在此期间，不要问应募入伍者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难办。 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们解决了。” 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议，各军种参谋长和我离开会场时情绪很乐观。总统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知道了军方的立场，表现出愿意妥协。至少他不会不顾军方的意见，强行立即取消关于同性恋服役的禁令。 第二天，《纽约时报》对我和各军种参谋长猛烈抨击。该报的社论指责我们“藐视总统，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该报的专栏作家阿贝·罗森塔尔撰文说，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科林·鲍威尔永远当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报纸也对我进行了攻击：《华盛顿邮报》说，鲍威尔……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芝加哥论坛报》说，“军方应服一剂增强容忍性的药”；《费城询问报》说，“在所有的人当中，鲍威尔应当是最能了解取消禁令之主张的人”；《亚特兰大宪法报》说，“科林·鲍威尔比任何人都偏执”。《时代》杂志称我是“桀傲不驯的将军”。我成了漫画家笔下的讽刺对象，他们把我画成一个穿军装的尼安德特人①。大部分批评意见的主旨似乎是，我以前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应该改变，道理很简单：我们换了总统。 -------- ①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的一种古人类。1856年采石工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的尼安德特峡谷南侧的弗尔特霍菲洞穴里发现人骨化石，是一种具有较多直立人特征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比尔·克林顿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知道他不欣赏我的看法，但还是坦诚相告。出于荣誉感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他干脆采取发布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办法，我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些。因为那样军方就会毕恭毕敬地说：“是，先生。”但是，正如莱斯·阿斯平几乎立即了解到的，国会会接着把禁止同性恋者入伍服役的规定作为一项法律颁布，迫使总统否决，而总统否决后，又几乎可以肯定国会会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选错了问题，对公众的态度做了错误的判断。在新闻媒介对我大肆攻击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每天收到3000多封信件和电话，赞成维持禁令的人与主张取消禁令的人的数量比例是6∶1。 我反对取消禁令绝不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例如，我并不反对让妇女承担某些战斗角色，如驾驶战斗机和在军舰上服役。而且我也认识到，在同性恋问题上希望维持禁令的人中，的确有一部分人的论点与40年前反对在军队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人的论点相类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们就想在我们的住宅区居住，在我们的食堂里吃饭，去我们的俱乐部玩，在教堂里与我们并肩而坐。”不过我仍觉得二者有根本区别。要求不同肤色的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与要求搞同性恋的人和其他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质不同的。 2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同性恋问题的同时，将一条关于我的消息也登在头版上，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据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点我到达五角大楼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小组已等在那里，就传说我要离职的事向我发问。《纽约时报》的文章有一点儿真实性。我曾对阿斯平说过——对迪克·切尼说的时间更早——我可能提前一两个月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但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个会计年度开始前就职，从而便于工作。同时阿尔玛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这套住宅是我们为重返平民生活做准备而购置的。我向哥伦比亚公司断然否认我因同性恋问题而想辞职。恰恰相反，我打算帮助总统解决这一问题。与这家广播公司谈话之后，我对比尔·斯马伦说我要各个广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讲话。中午之前，我先后出现在3家主要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网中，彻底澄清了关于提前退休的传闻。 在以后的两周内，我经历了公众对我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如乔治·布什在失去总统职位时所说，这令人痛心。一天，托尼·麦克皮克的司机背着他的长官问奥蒂斯·皮尔逊是否他可以试开一下主席的轿车。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是《纽约时报》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们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我想法院最终会就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做出裁决。只要法院做出裁决，不论是怎样裁决，美国军方都会遵照国内法行事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克林顿政府最初几周中做的几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满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国防部正副部长门外的武装警卫。12年前关于利比亚谋杀阴谋的谣传引起了一场虚惊，此后便一直派武装军人警卫站在国防部正副部长的门外。温伯格、卡卢奇和切尼都喜欢这些气派的哨兵。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给浪费了。由于莱斯·阿斯平不讲求这种排场，我设法劝说他的助理趁阿斯平还没注意的时候把这些警卫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胜利，包括因为我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题而获得两枚证章；我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纵横填字谜中；电视“风险”节目中还以我为主题出了一个题目。 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后不久，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在情况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波斯尼亚。虽然我是安全委员会成员，但我仍有一点局外人之感。我参与了里根和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订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对这些政策不甚满意。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我的，因为我了解这些政策的前因后果，或许这会对他们有用。这次会议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决策风格。新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对会议不予引导。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坐在莱克的一侧，颇有些要别人推着走的架式，这与乔治·舒尔茨和吉姆·贝克那种大步走进会议室，立刻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风格迥然不同。克里斯托弗像个律师，硬是等着委托他代理诉讼的一伙代理人决定要他为何种立场辩护。莱斯·阿斯平坐在莱克的另一侧。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发言不多，而他一发言则往往使讨论绕过正在研究的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班子的其他成员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之后，戈尔副总统才赶到，我们不得不围着会议桌挪动位置，为他腾出个座位来。又过了一会儿，总统驾到，幸好我们为这位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留出了位置。 以后的会议都是照着这次会议的模式举行。作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主持的会议井然有序：开会时讲明目的，接着就各种方案进行辩论，最后做出决定。布什时期会风较为松散，我逐渐适应了；克林顿的风格我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后的会议上讨论仍然是漫无目标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讨论或智囊团的研讨会，我的新同事中许多人在他们政党下野的12年中，正是这样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讲起话来声色俱厉，似乎是内阁官员。一天，我听到托尼·莱克的一名在那里做记录的部属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与他辩论，我不禁为之愕然。 关于对波斯尼亚的外交政策问题，克林顿在竞选时对布什批评得最为激烈。克林顿作出许诺，将在那个饱经战事折磨的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在我们举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会议上充满了好斗的言辞。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迄今为止，派兵帮助战争受害者的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赞成打地面战争或者使用他们的力量强制实施停战。他们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对波斯尼亚的看法与上届政府时没有变化。新班子不断地号召“采取实际行动”从空中对炮轰萨拉热窝的波黑塞族人进行惩罚，为此我摆了各种军事方案，这些方案与我过去向布什总统提交的方案相同。我们的选择从对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行有限的空中打击到在整个战场上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轰炸。我强调指出，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不能保证改变塞族人的行为，只有地面部队有那种作用。大规模轰炸可能促使他们作出让步，但不能迫使他们停止斗争。在实施有限空中打击的情况下，塞族人会毫不费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亚的浓雾掩护坦克和大炮，或把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塞族人都会很容易地挟持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联合国人员作为人质。 在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各次会议上，我不断表达的不受欢迎的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应当在明确政治目标后再使用军事力量。阿斯平赞成这种观点。辩论在一次会议上爆炸了：我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生气地问我：“你总是讲我们有一流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这种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这种话实在令我生气。美国军人不是在某种全球棋盘上任意挪动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释：过去3年中我们10多次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战争、维持和平、救灾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每次动用部队我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使我们的军事活动与这种目标相一致。结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诉奥尔布赖特大使，美国军队能够执行交给它的任何任务，但我始终一贯的建议是，必须首先确定明确的政治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托尼·莱克越战期间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他支持我的立场。他说：“你要知道，马德琳所问的目标问题正是越战期间军方应问而从未问过的问题。”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忏悔性著作《回顾》一书中也承认，我国在越南战争的目标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而导致了我们人人都清楚的悲惨结局。 在这些讨论中，如果总统在场，我总是感到比较舒服。比尔·克林顿有能够把历史、政治和政策摆对位置，使之融为一体的经验。然而他放任漫无边际的讨论，所以他未从讨论中收到应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学者气质，似乎欣赏这些马拉松式的辩论。讨论来讨论去，参加讨论的人最终自认为找到了解决所讨论问题的办法，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但是经过几天的事实检验后，那种解决办法不灵，于是又回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经过一次讨论后，总统提出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允许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空袭，帮助穆斯林具有较强的防卫能力。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是周游列国，向我们的盟友兜售这一战略，然而盟友表明这种战略根本就不行。一周后他空手而归，我们只得又用一个星期六来研究另一种解决办法。 在1994年和1995两年中，在美国的督促下，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确进行了有限的空袭，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人们料想之中的反措施。严酷的现实是，塞族人、穆斯林和克族都坚信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决心为此战斗到底。他们像若干年前的北越人一样，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西方为波斯尼亚问题大伤脑筋，但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也未确定与之相一致的承诺。解决这一令人难办的冲突势必要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就此向美国人民做出交代。同时，即使能暂时使冲突各方偃旗息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又会拼个你死我活，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长期卷入，而这又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做到的。 在五角大楼内，莱斯·阿斯平越来越不顺心。他的管理风格与切尼恰好相反。切尼是井井有条，而他是杂乱无章。我们根本就说不准他上午何时上班。办公会议的安排也没个准。一旦开起会来，又是无休止的马拉松漫谈，常常参加下个会议的人挤在走廊里苦等。阿斯平把他国会工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都带到五角大楼来了，这些人成了他的御林军。任何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到国防部长那里。阿斯平的新任新闻秘书维恩·吉德里在接受阿斯平的聘任时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不必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吉德里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处理阿斯平的私人公共关系。这些助手们很久才弄清处理国会的勾心斗角事务与处理300万军队的事务之间存在重大区别。 国防部的新班子曾做出许诺：文职领导要加强对五角大楼军职领导人，特别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那个家伙的控制。阿斯平的某些助手甚至打算提前宣布接替我的人，使我成为一个肯定不久就要下台的“跛鸭”。但他们很快发现，五角大楼内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谁也离不了谁。各军种的将军们不是桀骜不驯，而是愿意服从新的领导并为之尽力的。 从接管国防部的第一天起，阿斯平立刻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形象。在这个大建筑物里，大家都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而最高领导却穿着过时的邋邋遢遢的衣服，衬衣也皱皱巴巴，这就显得很不协调。显然阿斯平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但给他的新部属讲话时，却常常词不达意，说不清楚。外国领导人川流不息地来华盛顿会见克林顿的新班子，他总是不愿意出面。在他不得已而会见他们时，往往把上身往桌上一俯，然后问人家：“请问，你们国家的情况如何？”于是就主要由客人说话，45分钟之后客人离开，对新政府的外交和国防意向茫然无知。在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一次会谈中，我坐在一边，看着国王陛下在那里一人独白，而莱斯不停地从俩人之间的茶碟里拿开胃小吃放到嘴里，一口气把13片开胃小吃干个精光！阿斯平的健康状况是个问题。因为心律不齐他两次住院。虽然使用起搏器使这种状况得到控制，但这是在把他折腾得晃晃悠悠好几个月之后。总的来说，阿斯平的形象难以使人增强对我国军队和盟国的信心。 好在他有两个得力的副手：比尔·佩里和约翰·多伊奇。前者后来接替他任国防部长，后者是阿斯平大学时的好友，卡特政府时我曾在能源部见过他。多伊奇最终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帮助协调阿斯平带到国防部来的一批大使与学者之间的关系。 阿斯平主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期间曾称布什—切尼—鲍威尔“基本兵力”概念是一种“愚蠢战略”。现在担任了国防部长，他的主要目标是对武装力量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实现克林顿的竞选诺言。从理论上说，“全面审查”意味着勾销过去，好像当前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存在似的，然后根据当前的防务任务建立一支新的军队。这种做法乍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新政府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现有的战略、武装部队、条约义务、承诺和全球危机。克林顿不是勾销过去，而是他在竞选时已经保证，在基本兵力的基础上再裁减20万部队，节约几百亿美元。然而，为了多得选票，他还许诺恢复被布什砍掉的几项国防工程，这几项工程颇得民心，但耗资巨大。 “基本兵力”战略着眼建立一支能够“几乎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军队。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正在一个地方作战，我们仍想有足够的剩余力量使另一个潜在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阿斯平则主张维持一支能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有能力对任何其他敌人采取牵制行动的军队。我们的韩国盟友立刻问道，一旦他们遭到进攻，美国是否可能只采取“牵制行动”。阿斯平的试探气球破裂了。我们用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面审查，结果又使防务政策回复到了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轨道上，即布什战略加上克林顿竞选时提出的裁减。“基本兵力”这个术语虽然消失了，但正如阿斯平所承认的，它是全面审查后确定的兵力规模的依据。在写本书时尚不清楚，人员和预算的削减是否会使我们的兵力减弱得太厉害，以致难以支持克林顿政府所确定的战略和体制。简言之，我们有力量完成所担负的使命吗？这种使命在以后几年很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北朝鲜发生崩溃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况变好，那肯定需要调整打两场战争的设想。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设想不会像遏制战略那样持续40年，但对当前冷战后过渡时期是适宜的。 莱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渐渐地他的作风变得严谨起来。他意识到，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日常统帅，他需要给人一种能反映肩负重大责任的形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订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审查，解决了几个棘手的武器采购问题。不过，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当国防部长是不适当的。 前总统乔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从索马里撤出，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过了我的56岁生日。我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把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从美国背上卸掉，交给最初就在这里的联合国承担。索马里国内的混乱曾使粮食生产和分配无法进行，造成大批人挨饿。我们结束了这种混乱，从而完成了任务。现在应由联合国部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灾难来源于14世纪式的军阀混战，解决办法应是在那里推行20世纪式的民主。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工作任务从救济饥饿者转移到“建国”，这是我们进入越南时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建国的意愿发自于其人民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索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法制，没有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没有行政管理机构，而只有氏族领袖。建国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来这只会导致陷在索马里，而不是从索马里脱身。索马里各派最终将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 ※ ※ ※ 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引荐克林顿总统。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指责说，让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在这个纪念馆仪式上讲话是对刻在墙壁上的58191个名字的亵渎。其他退伍军人则认为，比尔·克林顿现在是总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为了赢得对他越战期间行为的宽恕也应出席。我个人认为他应当讲话，因为他是总司令。实际上，如果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不在这个纪念会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还会冒出这个问题。于是我欣然同意引荐总统。 过去几个月中，总统十分活跃地履行了自己的总司令职务。他视察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参加了欢迎从索马里执勤归来部队的仪式。然而，在他的周围仍都是些年轻的文职官员，他们没有当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麦卡弗里中将到白宫开会。当他走过西翼时遇到一个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便向她打了个招呼：“喂，你好！”她竟翘起鼻子高傲地说：“在这里我们不搭理当兵的。”麦卡弗里是三星将军，现在手臂上还有越战中留下的伤疤，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他指挥过一个精锐的作战师。这个年轻女士的话飞快地转回五角大楼，像自由电子一样激荡着那个地方。比尔·克林顿对手下工作人员的失礼行为颇为重视，于是不久人们看到在西雅图经济问题最高级会议期间麦卡弗里与总统在一起散步。 我准备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墙仪式上引荐比尔·克林顿的消息一传出，我立刻遭到抨击——在那么多人中偏偏是鲍威尔引荐，他两次到越南作战，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间克林顿在牛津读书！一位我熟识的、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女写信给我说，我参加纪念会引荐总统是“可耻的，毫无道理的，不可原谅的”。这种批评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顿未服兵役的历史并不使我不安。他现在是我们的总司令，这是美国人民的意愿。作为一名军人，对他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我不感到反感并不是完全出于这一点。在里根—布什时期，我曾同许多死硬派分子——主张对苏联、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强硬的一帮家伙——共过事，这些人当时都处于服兵役年龄，但多数都设法逃避了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我认为比尔·克林顿当时的表现与这些人没多大差别。缓服兵役和设法逃避战争的整个制度从技术方面看或许是合法的，但它因阶级而异，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先到了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我的儿子迈克那天上午毕业，他带着小杰弗里凭自己的力量走过讲台领取了法律学位证书。然后忠诚的奥蒂斯驱车快速把我送到白宫。我到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相会，离预定动身去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前几个月，比尔·克林顿给了我好几样小礼物。今天他送给我一对有历史奇趣的鸳鸯表。这批表是为纪念东德议会下次会议而设计制造的，可是因为东欧集团崩溃了，这次会议再也没有举行。 在我们驱车前往会场的途中，总统轻松自如，兴致很高。他谈笑风生，从平底玻璃杯中喝着冰水，同时修改着他的讲话稿。但当我们快到有5000多人等在那里的纪念墙时，我发现他面部的肌肉绷紧了。我们下了汽车，掌声稀稀拉拉，夹杂着抗议者的嘘声。停车场的警察把抗议者拦在会场的外围。 曾为建设纪念馆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简·斯克鲁格斯担任司仪。最令我痛苦的是堪萨斯城酋长队中后卫德里克·托马斯的讲话，他讲到自己如何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因为他的爸爸，一名空军上尉死于越南战争。最后轮到我引荐总统。 “每当我来到这里，”我开始讲话说，“用手抚摸着我那久已离开人间而又令我永不忘怀的朋友的名字时，总会感到心灵深处的震颤。我们在这里是要悼念历次战争中的死难者，但值此时刻我们要特别医治越南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创伤。”我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抱有善心，对上帝使我们认识的正义无限坚定，让我们以这种心态和信念努力完成我们正从事的工作，治愈国家的创伤，关怀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吧……”作为一名现在仍服现役的越战老兵，我最后说：“现在我向你们引荐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尔·克林顿总统。” 总统讲话时掌声压倒了嘲笑声。我敢肯定，这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但是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努力。会后我们驱车离去时，我发现他的紧张感消失了。“你偷了我的句子，”他边说边笑出声来。他抽出一张讲话提示卡递给我。上面写着我引用的林肯的那段话。“不过，你引用更合适，”他说，“如果是我引用，好像有为自己开脱的味道。” 我接受邀请，准备于1993年6月10日在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发表演讲。我的一位助理说，50年前的这一天恰好是温斯顿·丘吉尔给哈佛大学毕业生发表演讲。想到这一点，我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我决定讲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当前冷战后时期这两个历史时代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过，我预先得到警告：届时我会面临哈佛大学的男女同性恋者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脑子里想着其他东西。 那天哈佛校园里2．5万人的队伍中，有几百人升起了气球，上面写着“取消对同性恋的禁令”。当我站起演讲时，发出了稀稀落落的尖叫声，但更多的是欢呼声，特别是前面几排，那儿坐着回校参加毕业50周年聚会的43届毕业班校友。他们出席会议使我很感动。他们年轻时曾听过丘吉尔演讲，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 我颂扬了参加过上次“好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的光荣的老战士。回顾了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然后谈到目前的争议。谈到美国军队的社会问题时我说：“我们曾被种族主义、吸毒、‘尾钩’①丑闻等社会问题所困扰，我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对军队中有争议的同性恋问题也将找到解决办法。”在我讲话时，台上台下都有一些人转过身去表示抗议。但是到最后，男女同性恋队伍中不断发出的喊叫声被阵阵掌声所淹没。 -------- ①尾钩一词原出于越战期间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附近的库比岬美军军官俱乐部的“尾钩酒吧”。美国飞行员安装了一个座椅弹射器，弹出酒吧门口时，座椅里的人要把一个尾钩钩在一根横拉的钢丝上，否则他就会跌入水池里喝水。美军后来用它来戏弄妇女。于是“尾钩”就成了美军性骚扰的代名词。——译者注。 那年夏季，我们开始把在索马里的美国军队撤回国内，打算只留下约4200人支持联合国行动。当时，索马里人显然感到缓过劲来，又有劲互相残杀和杀戮他们设想的任何敌人。6月5日，一名主要部族领袖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追随者与联合国部队发生了枪战，20多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在美国督促下，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追捕杀人凶手。美国高级决策人并未进行认真的讨论，便将这项措施付诸实施，这样就把在索马里承担的义务从“建国”扩大到追捕索马里酋长。任联合国特使的美国退休海军上将乔恩·豪悬赏2．5万美元，要艾迪德的脑袋。豪、联合国部队司令土耳其中将切维克·比尔和美军指挥官汤姆·蒙哥马利少将都要求美国派武装直升机和AC—130攻击机进攻索马里据点。 我支持这一要求，总统也批准了。但是当联合国司令部进一步要求我们派精锐的“三角洲”反暴部队去抓获艾迪德时，我拒绝了，阿斯平和中央总部司令乔·霍尔上将也不同意。在居住拥挤的摩加迪沙搜寻艾迪德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使冲突带上个人斗争性质，越来越深地陷入索马里古老的部族冲突。我试图对我们承担的愈来愈广的义务进行审议，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士兵开始有伤亡。8月底，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战场司令官反复提出的请求，向阿斯平建议派遣“别动队”和“三角洲”特种作战部队。后来我对这一建议感到后悔。 4月14日至16日，前总统布什访问科威特，在那里他显然成为伊拉克策划的谋杀目标。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随后进行的调查发现了足够的证据，说明这次谋杀企图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授意报复有关。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托尼·莱克、莱斯·阿斯平、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白宫总统寓所会晤，决定发射巡航导弹袭击巴格达情报总部。我向总统讲解了实施这一打击的全过程，包括可能有什么成果、可能出什么问题、伊拉克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总统在每一阶段需要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我是在给一位国家安全新手上研究生辅导课。我非常想看一看我国年轻的从未服过役的总统如何处理战火的洗礼。克林顿应付自如地通过了第一轮考验：他问的问题恰到好处。真正的考验是进入倒计时阶段和生命遭到威胁时，或者像我们步兵所说的：当第一次吮吸胸部伤口时。 6月26日，23枚导弹从红海和波斯湾的美国海军舰船上飞向巴格达。总统准备在进攻发起后15分钟发表电视讲话。但是我们遇到了通信故障。通常情况是，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在巴格达有一个工作班子，他们会几乎立刻广播袭击结果，我们以此报道为依据。可是这个班子已经撤出，如果等我们的卫星经过进攻地点拍照，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还未到15分钟时，总统打电话给我，我们击中目标了吗？我只能回答说：“先生，现在还不清楚。”白宫工作人员设法与有线新闻电视网的董事长汤姆·约翰逊取得了联系，他呼叫了约旦的阿曼。电视网在阿曼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朋友，他们报告说，伊拉克情报总部确实被击中了。 这次进攻还让总统看到了军事行动最残酷的一面：有些导弹没有击中目标，反而打死打伤了许多老百姓。在整个军事行动中我密切地注视着比尔·克林顿的表现、决策和情绪。 他沉着而坚定。 我此生56年中35年的漫长军旅生涯行将结束。7月，英国大使馆设宴款待我和撒切尔首相的前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勋爵。进入克林顿班子主管礼宾事宜的戴维·格根上来向我打招呼说：“你真的想离开？你知道，要想留下也不难。”按规定我可以继续留任。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规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每届任期两年，可以连任三届，而我只任了两届。但我打算离职。我已尽到自己的责任。虽然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现在工作得挺好，但我敢肯定，对我的离职他们是不会感到惋惜的。 关于我的继任者，阿斯平和克林顿花了很多时间对几个非常合格的候选人反复掂量。8月11日，总统宣布当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约翰·沙利卡什维利上将为下一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如果有人问我美国哪个机构能提供最好的机遇，我会告诉他请看美军为我和沙利卡什维利提供的一切。沙利卡什维利十几岁时才来到这个国家，他从一个应征入伍的最底层的士兵升到军衔的宝塔之巅。 ※ ※ ※ 搜寻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行动在继续进行。蒙哥马利少将开始要求派坦克和装甲车保护运输车队免遭军阀部队的袭击。这种威胁当然使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既然我们去索马里是为了解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索马里人，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还会遭枪击呢？联合国的“建国”使命使我们陷入危机。我连着几个星期催促阿斯平要他进行政策审查，而使他苦恼的是，他的政策班子到那时为止未拿出任何可用的东西。为保护美国士兵，我们在索马里的指挥官请求增援我只能派出“别动队”和“三角洲”部队支援他们。距我离职日期只有3天了，我来到阿斯平的办公室，最后一次要求他为汤姆·蒙哥马利少将派他想要的装甲部队。 “我看还是不派的好。”阿斯平说。他是一位政治上讲求实际的人。以鲍勃·伯德参议员为首的许多国会议员说，索马里的事与我们不再相干，我们应当立刻撤回。我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当兵的支持当兵的。阿斯平也做了作为一名文职决策者必须做的事——从更大的目标考虑问题，具体到这件事，就是使我们从索马里脱身，而不是越陷越深。 我想尽量少去考虑即将到来的退休，可是老有些事不断地提醒我这件事。9月20日，五角大楼的军士长在中心庭院为我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仪式。虽然我在队中已有最高的军衔，那天我仍接受了令我感动的向我表示敬意的象征性军阶。我被授予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荣誉军士长、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荣誉一级军士长以及空军军士长。 另一天，陆军人事处一名年轻的少校到我办公室告诉我退休后的待遇有：退休金、使用官方信封信笺、穿军装、丧葬费补贴。他还告诉我，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按为联邦供职35年3个月零21天计算。他算得这么精确，他把话讲完的时候，我以为他会送给我一只金表呢！又过了一天，华盛顿军区典礼官戈迪·库尔森中校来检查我的离职仪式安排情况。库尔森过去经常向我报告其他军官的告别仪式。当他一步步地向我介绍这种我熟知的仪式时，我才恍然领悟到我们是在谈我的事。他看到我脸上露出留恋之情，我们都开始感到心烦意乱。 我退休的头天晚上，莱斯·阿斯平为我举行了令我难以忘怀的晚宴。第二天早上一如既往，我穿上心爱的黑色圆领无扣毛衫，然后穿上军装。奥蒂斯在外面等着我，我们顺着走了多年的熟悉的大道开车去五角大楼。到楼里后，发现我的办公室有一种搬家日空荡荡的感觉，四周墙壁光秃秃的。我的助手们把我的东西都包装好了，有托马斯·杰斐逊的半身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送给我的猎枪、林肯把马与将军相比较的语录、被草率定罪的“野牛勇士”亨利·弗利珀中尉的印刷版画。我办公桌玻璃板下的警句也不见了，这些警句有：“法斯特·埃迪，让我们玩会儿落袋台球”，“知足者常乐”，“决不要让人看出你紧张不安”等。 我现在的行政助理格雷戈里·“格洛格”·约翰逊海军上校进来告诉我，克林顿总统想见我。我感到很惊奇。我的退休仪式定于下午4点整举行，总统亲切地同意由他来主持。 不知现在见我是为何事。 我到白宫后被领到二层总统寓所，比尔·克林顿早晨慢跑刚刚回来，正在扣新换的衬衣的纽扣。“让我们到游廊去坐。”他边说边带我到屋外的杜鲁门阳台。我们就谁坐在那儿谦让了一番，他最后坐在一张肯尼迪摇椅里，我则躺在草坪躺椅上。天气暖洋洋的，空气中散发着潮气。南面的杰斐逊纪念馆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我暗暗地想，不知何时我能再次看到这样的景色。 “我找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总统说，“我只是想对你为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想咱俩在一起再呆一会儿。”他问我今后有何打算。 我回答说：“我将忙于写自传，还要做巡回演讲。”我向他提及我还收到要我进入商界和到公司董事会任职的邀请。“但是，”我说，“只有退休后过一段，好好想一想怎样度过余生后才决定是否卷入。”我对他说，眼下我所关心的是在我领政府工资35年后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有保证。 “你退休后或许可以考虑担任某种非全日性的社会公职。”总统说。他提到我可以主持总统的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负责评估美国情报活动的有威望的民间组织。他还建议我担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负责他针对青年人安排的全国服务计划项目。 “总统先生，”我说，“眼下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如果我要挑的话，我愿挑青年计划项目。” 他笑了。“我猜你就会这么说。”他说。 我们谈了一会儿政治，这显然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然后又扯起国内问题，医疗保健是压在他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把话题转向国家安全。此时我考虑最多的是索马里。我对他说，我们不能以美国的民主取代几百年的部落主义。“我们不可能使索马里脱离那种状态。我们必须想法脱身，而且要快。”我说。 总统承认他没有对6月份联合国的决议给予足够的重 视，该决议使我们与艾迪德处于针锋相对的境地。“这使我们卷入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他说。 我看了看表。我们已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占了你这么多时间，心里感到很不安。”我说。 “今天就给你了。”比尔·克林顿说，好像世界就没有让他操心的事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色紧张的助理人员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总统先生，该工做了。” 总统站起身来。“科林，下午再见。”他说。 我感谢他的关心体贴，不只是今天，而且在他手下工作的9个月。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而且变得很亲密，尽管在初期新闻界做了与此相反的宣传。 这次谈话后没过几天，“别动队”和“三角洲”部队与索马里部队展开了激战，18名美国士兵被打死。在摩加迪沙大街上拖拽美国士兵尸体的景象使美国人深为震惊。以前的电视图像促使我们进入索马里，而今日的电视图像又促使我们从那里退出。 总统立刻进行了政策审议，结果是决定在6个月内逐步撤出。阿斯平因为没有提供蒙哥马利少将请求的增援而受到严厉批评，虽然问题的真正症结是政策有毛病。这一挫折是阿斯平在五角大楼任职终结的发端。12月，克林顿总统宣布由比尔·佩里取代他。阿斯平被委以其他重任。他被任命为总统的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而且是由国会委任的监督军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的成员；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国会委派检查情报机构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莱斯非常适合担任这些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的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不幸的是，1995年5月，他因为中风而英年早逝。 从白宫回来后，我召开了最后几个会议。我感谢联合参谋部主任和各部负责人4年来对我如此忠心耿耿。我与各军种参谋长和几位司令共进最后一次午餐。“感谢诸位在最后的时刻与我在一起，”我说，因为我退休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们做了一项令我意想不到的安排。笑容满面的乔治·布什大步走进餐厅。这位前总统似乎完全适应了退休后的生活，他过得很愉快。与他友好地重聚之后，我返回办公室，看了最后一眼空白的墙壁，然后回家接阿尔玛和最后一次穿上军礼服。 当阿尔玛和我登上检阅台时，迈尔堡阅兵场呈现出50年代电视剧《这就是你们的生活》中的场面。我姐姐玛丽琳及全家，各地的堂表兄弟姊妹，来自“潘兴步兵会”的朋友，在盖尔恩豪森、德文斯堡、越南、利文沃思堡、卡森堡和法兰克福等地一起服过役的同志，白宫研究员班的同学和教会朋友陆续到达，乔治·布什及夫人巴巴拉、戈尔副总统及夫人、前副总统奎尔及夫人，卡普·温伯格及夫人简和迪克·切尼等人都到场了。 仪式正要开始之时，白宫一名军事助理走到我面前说，克林顿总统将为我颁发国家最高非军事勋章——总统自由勋章。我说，太迟了，我已经获得过一枚这种勋章。那是我与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一起因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表现布什总统嘉奖颁发的。这位助理告诉我，这枚勋章更高一级，是特别总统自由勋章。“总统将把勋章连同饰带一起挂在你的脖子上。”这位助理说。他手捧着的饰带很大，是品蓝色的。 “不要戴长饰带吧，”我哀求说，“戴上它我看上去会像鲁里塔尼亚王国的皇太子①。” -------- ①鲁里塔尼亚是安东尼·霍普所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中欧王国。——译者注。 他回答说：“饰带可以商量，但是勋章必须挂在脖子上。” 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到达后，仪式开始。这时太阳突然穿云而出，像接受了某种信号一般。鼓号齐鸣，放19响礼炮，总统和我检阅了仪仗队。军乐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奏起了“风暴之眼：科林·鲍威尔将军进行曲”。总统把自由勋章挂到我的脖子上，不过没有那条辉煌耀眼的长饰带。阿尔玛接受了军队的杰出平民服务勋章。接着比红·克林顿讲话，谈到了我的军旅生涯。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下面的一段话：“显然，你既有武士精神，又有知道何时为了国家利益而实践这种精神的判断力……我代表把自己的子女交付给你的父母们向你表示感谢……你为他们尽到了责任，正像你为国家尽到了责任一样。” 下面轮到我讲话。当我放眼望去看到这五彩缤纷的盛大场面时，我对自己的生活历程感到无比惊异：我从纽约市立学院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少尉升到了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级军官；从在越南丛林中向几百人提建议的顾问升到了负责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共计200多万官兵的最高军事长官；从与南布朗克斯的小伙伴整天打闹的小淘气成长为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交往的国务活动家；从护卫原子炮的途中丢失手枪的一名无经验的军官成长为协助超级大国领导人使世界避免核战争浩劫的国家安全顾问。我这一生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 部队分列式穿过阅兵台接受检阅。喷气机和直升机呼啸着飞越阅兵场上空。然后阅兵指挥官走过来，向我敬军礼并报告：“长官，典礼结束！”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35年3个月零21天！ 仪式之后客人们进入迈尔堡典礼厅用茶点。克林顿总统要大家安静下来，说他有一件礼物送给我，是通过我在政府中的朋友慷慨解囊购买的。一名助手把放在角落里的一件东西上面的灰布拉开，露出了一辆1966年式“富豪”轿车，它满是锈蚀和光荣的创伤。我看到奥蒂斯在咧着嘴笑。白宫人员指定他去寻找这辆旧汽车，对此我深表感激。 那天夜晚，我最后一次脱掉军装。在我身穿军装的这些年里，这个国家的所有美好的一面使我受益匪浅，它远远超出了我的最大希望；但同时我也不得不忍受这个国家的种种根深蒂固的弊病的折磨。我此生干了一番光荣而有用的事业，而且干得很好，我热爱这一事业。这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是难交的好运。我惟一的遗憾是我不能将往事再从头做一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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