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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恋 作者: 长江 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描写了一对世间男女在战乱年代里悲欢离合、欲仙欲死的爱情，这部角逐金马奖的电影剧本即是以女作家张爱玲和汪伪政府法制局长胡兰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的。时光虽已流逝半个多世纪，张胡之恋仍在红尘里亦真亦幻地流传着，成为令人扼腕叹息的人间佳话。 张爱玲一生追求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爱情——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和信仰。正是因为如此，出身于大家闺秀的一代才女张爱玲，才有了和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乱世恋情。 张爱玲的作品，缠绵悱侧，凄艳哀绝，令人惊叹不已；张爱玲的身世，千回百折，跌宕起伏，更令人魂魄颤栗、感伤不已。 张爱玲出身名门，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奶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但张爱玲却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早年父母失睦，终致离婚。 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家庭的不幸又使张爱玲早熟。七岁时她就开始写小说，中学时代在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迟暮》、《秋雨》，小说《牛》、《霸王别姬》，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她用这５元稿费买了一支唇膏。 １９４１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只身到香港求学。数年后，张爱玲挣脱困境，崭露头角。 １９４３年５月，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在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从此，张爱玲一发不可收拾，《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一大批小说、散文及影评陆续见诸报刊杂志。１９４３年５月至１９４４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张爱玲共创作发表了１个长篇，６个中篇，８个短篇和４０篇散文，总计５０余万字！ 正在这时，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 胡兰成于１９０６年生于浙江嵊县离县城几十里地的北乡胡村，自幼生活困窘，在杭州蕙兰中学上二年级时考取了杭州邮政局邮务生，２０岁时娶妻玉凤。胡兰成有几分小聪明，１９２７年去北京燕京大学谋得一份副校长室文书职位，工作之余常到教室旁听，因此丰富了学识。北伐时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萧山等地任教，之后南下广西，辗转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当了五年中学教员。 １９３２年胡兰成的发妻玉凤病逝，给他很大打击。当时胡兰成家境艰难，四处借贷无门，后来勉强在干妈那里借了６０元钱草草葬妻，却招致干妈的奚落和冷嘲。早年生活的困顿潦倒给胡兰成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许多年后对这段生活他仍难以忘怀：“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这个从生活底层爬出来闯世界的人，为了自己的挣扎，为了改变命运，对人格、尊严、道德的价值观念已相当淡漠，铸就了一副铁石心肠。 １９３６年“两广事变”后，时在广西教书的胡兰成因在《柳州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受到军法审判。日后他曾自嘲地说：“我对于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一样糊涂。” 大汉奸汪精卫看中了他的文才，１９３７年３月委任胡兰成为汪派上海《中华日报》主笔，从此决定了胡兰成一生的命运。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主笔，陈璧君到香港后，把他的月薪由６０港元一下增加到３６０港元，另外还有２０００元的“保密费”。从此，这个早就不顾人间是非黑白的自私者，彻底卖身投靠汪伪集团，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 自１９４３年１月，张爱玲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四卷一期发表后，张爱玲的文章以其独到的视角，清丽的笔调颇受沪上读者好评，因为稿酬优越，她也就乐于接受该刊约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二十世纪》上相继发表了《妻子、荡妇和孩童》、《鸦片战争》、《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上海人》等影评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文章。 但张爱玲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要继续扩大她的战果，便携新写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等小说造访了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周瘦鹃看后大为欣赏，立即在《紫罗兰》当年的五、六月两期以头条刊出。 对小说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张爱玲的创作激情，她开始对上海文坛狂轰滥炸。八月，张爱玲的小说《心经》在《万象》杂志刊出，此后，她的《琉璃瓦》、《连环套》等小说也相继在《万象》上刊出。 几乎与《心经》发表同时，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在《杂志》上登了出来，此后又刊出了《倾城之恋》。 在小说赢来了满堂彩之后，张爱玲又亮出她的另一样拿手好戏——散文。她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等著名散文很快在名噪一时的散文半月刊《古今》和散文小说月刊《天地》上刊登出来。 在１９４３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沪上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从五月份发表《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在这一年相继问世。在这年的十一月，《洋人看戏及其他》刊于《古今》，《金锁记》刊于《杂志》，《琉璃瓦》刊于《万象》，《封锁》刊于《天地》。文坛登龙，杂志为径，文坛的金字塔正是著名杂志堆砌起来的。以此而论，此时的张爱玲如日中天。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沦陷区的大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文坛新人，而且褒奖有加。《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而《万象》坚持着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竟一致对张爱玲嘉许和推崇，在新文学史上，这种情况即使不是仅见，也是极为少见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１９４３年，是文坛上的张爱玲年！ 在１９４４年初，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看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他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看的，看了一二节的时候，就不觉直起身体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过后犹觉不足，又介绍给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看。张爱玲在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中对人性的理解，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很深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胡兰成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萌发了与张爱玲结识、倾吐倾慕之情的念头。他好奇地给《天地》主编苏青写信，问“张爱玲果系何人”。苏青回信说“是女人”。当然是女人，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苏青没有说。 不久，又有两期《天地》寄上，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而且还刊登了张爱玲一张照片，胡兰成望着照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仿佛神交已久，不由频频点头说：“这就是真的了！”从此，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二月初，胡兰成从南京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 苏青原名冯和仪，笔名苏青，是《天地》主编，曾任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的秘书。上海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基地，胡兰成任《中华日报》主笔时和她相识。胡兰成此来，一为对苏青所办的《天地》杂志颇为赏识，更重要的是打探张爱玲其人。苏青告诉他，“张爱玲忙得很，等闲人物一般是不见的”。胡兰成心有不甘，执意要结识她。在他再三恳求下，苏青才迟疑着把张爱玲的地址给了他。 翌日，胡兰成便去造访张爱玲。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喜欢社交，尤其是在大红紫之后，更是闭门谢客。正如上海另一位女作家潘柳黛所言：“如果她和你约定三点钟到她家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嘭的一声关上了……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胡兰成这次贸然造访，张爱玲自然是不见的。 一身长袍的胡兰成彬彬有礼地敲响了上海租界区静安寺路赫德路口１９２号公寓６０５室张爱玲深锁幽居的宅门。门里传来女仆的问话声：“侬找阿里一位？”胡兰成答道：“我是从南京慕名来访的一位读者，想见一见张爱玲小姐。”女仆迟疑了一下，又说：“张爱玲小姐身体不适，现在不见客。”胡兰成从公文包里摸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劳驾女仆送给张爱玲小姐。女仆应了一声，从传信口接了纸条，再没了声息。 张爱玲从女仆手里接过纸条，心里不由一愣：胡兰成？这个人她是知道的，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在《中华日报》、《南华日报》发表一些政论文章，用笔老辣，是汪伪政权里的一个大笔杆子，更兼颇有名士风范，在上海滩也算得上一个人物。去年下半年胡因文字惹祸，被汪抓进监狱，张爱玲曾陪苏青到周佛海家为其说情。年仅２３岁的张爱玲生活圈子狭窄，与官场中人素无来往，她不知道胡兰成为何来找她。 张爱玲当时和姑姑张茂渊住在一起，于是便和姑姑商量。张茂渊觉得这个人有些背景，应该谨慎处理这件事，虽不想趋炎附势，却也不要以此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才好。也许是源于早年无爱的家庭的冷漠而渴望温暖，胡兰成的来访打动了张爱玲；也许是源于少女的好奇。总之，礼数周全的张爱玲思虑再三，决定回访胡兰成，于是便打电话相约在大西路美丽园胡兰成的住处见面。 两人一见面，都有些吃惊。张爱玲是没想到一个政府大员竟如一介书生般儒雅洒脱。而胡兰成初见张爱玲，简直被惊呆了，时常以为很懂得什么叫“惊艳”的这个中年男人，遇到年轻漂亮的女作家，感到“艳亦不是那艳法，惊亦不是那惊法”，胡兰成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 “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得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到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张爱玲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胡兰成颇具名士风范，风流倜傥，满腹才学，遇见这个倾心已久的女子，自然就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谈当时的流行作品，谈张爱玲小说的好处。 张爱玲静静地听。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缘故，别人读张爱玲的小说是读故事，而胡兰成读出的是人性的思考；别人说《封锁》是写高情调的空虚无聊，胡兰成读出的是对文明和人性的观照。 “钟情”在一见面，在懂得和了解之前，所以爱玲喜欢，因为这是无条件的。而爱玲的喜欢，是在了解自己的感情之前，正因如此，才是这般可贵，才是那样无价。现代社会里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陌生的异性可能在突然间成为你最亲近的人。世间许多浪漫的爱情均产生于了解之前的相知，一见钟情，一见倾心，也许这就是知已。 张爱玲深情地看着这个成熟的男人——白净的脸，清晰的嗓音，太阳红红地照着他的鼻尖，他搁在报纸上的手，黄黄的，瘦瘦的。一个真实的男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爱玲突然感到炽热、快乐！ 爱玲很感激胡兰成关注她的作品，胡兰成则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颗心就这样渐渐地贴近了…… 两个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个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无话不谈的知己。 春日的黄昏，迷离的眼神，颤抖的双唇，惶惑的新奇，莫名的充实，悸动的心跳，让人感到世界的神秘和生存的美好。在长长的巷子里，胡兰成和张爱玲并肩慢慢地走着。突然，胡兰成突兀地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 张爱玲呆住了，似乎要说什么。看了胡兰成一看，又低下头去，脸上泛起红晕，终于什么也没有说。这句话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从“般配”的角度做出的评价，这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男女间特殊意义上的比较。 张爱玲起初的反应是一怔，但随即感到一个成熟男性的一句话，把他俩拉得这样近，近得没有了距离。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这怎么可以？” 张爱玲遇上了，她知道，这就是爱。 张爱玲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的爱，失去了人们通常轻易得到的爱，因而，成年的她更渴望成熟男子的爱情。遇到胡兰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这是情感的栖息地，是抚慰创伤的良剂，所以她太投入。 第二天，胡兰成去看张爱玲。张爱玲在自己的客厅里接见了他。那天，张爱玲穿着一件蓝绸袄褂，戴着黄边框的眼镜，更显得光彩夺目，明艳照人。张爱玲房间陈设的华贵处处透着一种贵族家庭的典雅，令胡兰成惊诧不已，“那陈设与家俱原极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三国时东吴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有这样的兵气。” 那天，胡兰成坐了很久，他向张爱玲谈自己的生平，谈生活的坎坷。一向不擅言辞的张爱玲在胡兰成的激发下，说起胡兰成在南京下狱之际，她竟动了怜才之念，曾和苏青去过周佛海家为胡兰成求情。胡兰成并不知道这件往事，听后大为感动，回到家中，他久久不能入眠，挥笔给张爱玲写了一首直率而幼稚的情诗。张爱玲看后笑了，回信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后来索性天天去看她。因说起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拿出来送他，还在照片背后写了几行字：“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此时的胡兰成已续娶英娣为妻，然而，他与张爱玲两心相印，两情相悦，四目相对，惺惺相惜，两颗相爱的心历经磨难贴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一见钟情建立起来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终究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说教所不能压制得了的。哪里还顾得了伦理纲常，苦难和艰辛。他们冲破道德和理智的羁绊，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１９４４年６月，胡兰成和张爱玲热恋时期，曾挥笔写下一篇长文《论张爱玲》，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胡兰成是有几分才气的，尽管他要形容张爱玲，“直如生手拉胡琴，道不着正字腔”，但还是极大的热恋中人的激情，搜肠刮肚地倾泻出对张爱玲满腹华靡浓丽的赞词：“张爱玲是一支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远的、远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１９４４年４月，张爱玲发表了一篇题为《爱》的散文，阐述了这样一种爱情：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很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这篇短文章空灵飘忽，不着斧痕，描述了张爱玲理想中的爱情观。据说这个故事还是从胡兰成那里听来的，故事中的女孩即胡兰成发妻的庶母！ 胡兰成当时在南京任职，张爱玲就常常给他写信。张爱玲本不是个缠绵悱恻的人，但这次也生出离情别绪来，她对胡兰成恋恋不舍地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她还在一封信中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张爱玲不想他们的关系将来会怎样，不问自己的名份，也不在意胡兰成已有妻室，挟妓狎玩，“欲仙欲死”地享受这爱的甘霖，──她得到了那种“于千万人之中遇见唯一爱人”的欢乐，得到了千万年之中守得真爱一刻的永恒。所以她很满足。 爱情的力量使胡兰成由从前的郁郁寡欢变得爱说爱笑，有时还爱唱两嗓子。胡兰成每次回上海，先去看张爱玲，踏进房门就喊：“我回来了。”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的归宿。 每次回来，胡兰成都要在上海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总有说不完的话。 这时，事情起了变化：胡兰成用情不专，放纵情欲，他的妻子英娣提出与他离婚。胡兰成十分痛苦，在张爱玲面前流泪说：“张爱玲，我是不是太坏了，连做一个丈夫都不配？连太太都离我而去……。” 张爱玲安慰他说：“在这个乱世，做一个女人难，人来人去是不定的，什么都靠不住，何必为把握不住的事情难过呢？” 几天后。回到南京的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封求婚信： 爱玲： 自从一年前我在南京看到你登在《天地》上的两篇文章，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你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所要寻觅的人！及至见了第一面，我更感到我俩的缘份是前世定了的。爱玲，这世上懂得你的只有我，懂得我的也只有你。在我们相知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这份对你的情义放在心底，不敢稍稍放纵感情的姜绳，生怕伤害了你。因为英娣还在呀！我是早就把你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的，英娣已经使我失去了一个家，你不会再使我失去最后一个家吧？！你说见了我，你变得很低很低，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本自视聪明，恃才傲物惯了的，在你面前，我只是感到自己寒伧，象一头又大又笨的俗物，一堆贾宝玉所说的污泥。 在这世上，一般的女子我只会跟她们厮混，跟她们逢场作戏，而让我顶礼膜拜的却只有你。张爱玲，接纳我吧…… 张爱玲给胡兰成回信，却是一张空白信笺，胡兰成匆匆赶回上海，眼睛里满是问号。 张爱玲说：“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 他们结婚了。胡兰成担心时局不稳会连累张爱玲，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只写下一纸婚书：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所撰，证婚人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这年，胡兰成３８岁，张爱玲２３岁。 新婚蜜月，“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两人整日守在房里，燕语昵哝，男欢女爱，有时两人并枕躺在床上说体己话，有时面面相偎含情而视，有时说古论今谈天说地，张爱玲常有妙语连珠令胡兰成刮目而视。 张爱玲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读小说心细如发，那些躲在套语滥调里的传神字句，她常常脱口而出。一次，张爱玲和胡兰成躲在深闺里谈论小说的语言，张爱玲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这‘淹然’二字就用得好！”胡兰成要张爱玲说“什么是‘淹然’”，张爱玲答：“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象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的一塌糊涂，这便是‘淹然’呀。” 谈张爱玲的朋友苏青，张爱玲品评说：“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是俊俏。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张爱玲悟性颇高，常有与人不同的感觉。胡兰成为张爱玲读诗。读《诗经》中大雅章，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的诗句，张爱玲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 读到《古诗十九首》中“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衣裳，当户理清曲”时，张爱玲说：“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 再读《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 读到《乐府》中一首诗：“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张爱玲笑：“这‘眄’字用得好。”胡兰成不明白是一种什么样子，张爱玲解释说：“就是上海话‘眼睛瞄发瞄发’，不是极有风情么。”还说：“这样困苦还能在夫婿面前撒娇，他们亦是真爱的！” 胡兰成不禁叹道：“自己平常看的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觉得。” 一日两人并坐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张爱玲就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 张爱玲又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象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着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让人隔得难受。” 一日午后，两人上街，张爱玲穿了件桃红色的单旗袍，胡兰成说“好看”，张爱玲道：“桃红色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张爱玲偷看书房里的胡兰成，这样写到：“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沙金粉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胡兰成促狭地要张爱玲描述他们夫妻亲热，张爱玲正色说：“你象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 谈到姓氏，张爱玲亦有妙论：“姓崔好，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个黄金莺，真是非常好的文章，而且是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萌下编花蓝儿，就更见其好。”又说，“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子。羌字象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还说，‘牛叫是好听，马叫也好听，马叫象风……” 胡兰成最后只得将手一合，又喜又恼无可奈何地说：“这书里的句子象是街上的行人，只与你打招呼，我倒真象是乡下人来上海，端得只有看的份了！” １９４５年初夏的一天傍晚，张爱玲和胡兰成站在阳台上，眺望晚烟里雾霭沉沉的大上海，心底升出一种郁郁苍苍的悲凉之感。 上海市区的高楼大厦在夜幕中微微起伏，虽没有山峦却也象层峦叠嶂。 张爱玲联想起这个时代许多人的命运，也联想起自己的命运，不由嗟喟道：“这真是一个乱世呵！” 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汪伪政权也如枯木朽枝，岌岌可危。 胡兰成深感时局动荡，说不定哪日汪伪政权就要垮台，此时西天的一抹晚霞更增添了这种凄凉的情调，遥想未来不免有些感伤迷惘，便对张爱玲说：“时局可能要翻，来日大难，在劫难逃，汉乐府中有一首诗，‘来日大难，口燥舌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想不到古人这几句平常又平常的诗句，竟是我们此时处境的真切写照了！爱玲，恐怕我们夫妻真的要‘大难来时各自飞’了。” 张爱玲望着这个嬴弱的男人，心中掠过一丝苍凉，苦笑着说：“能过一时是一时，不要想那么多吧，兰成。” 胡兰成又说：“如果那一天来临，我必能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也必定找得见。” 张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张爱玲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她和胡兰成的姻缘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各种传言，但张爱玲觉得，她看上的是胡兰成这个人，至于他的政治立场，她是不过问的。 这年秋天，《杂志》社组织了一次纳凉晚会。《杂志》是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自然邀请了“东亚明星”李香兰，同时也邀请了张爱玲。在纳凉晚会上，张爱玲双目低垂，落落寡合，与那些汉奸文人根本就无话可谈，但碍于《杂志》是老主顾，无法拒绝罢了。 李香兰台上台下均是一副故作天真的纯情派头，常做出一副小鸟依人状，这次得知静默不语的张爱玲比自己年纪还小时，不禁自言自语地感叹：“比我还小呀！” 张爱玲本来就和这些人没话好说，便顺口抢白说：“象是您，就是到了三十岁，一定还象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李香兰自讨没趣，只好转移话题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杂志》主编陈彬〔龠禾〕早就对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绯闻心存好奇，此时不失时机地接口说：“假定请张小姐以你一年来的生活经验写一个电影剧本，而以李小姐作主角，这个女主角该是怎样一个人物？” 张爱玲淡淡地说：“这样一个本子，恐怕与李小姐是不相宜的。” 陈彬〔龠禾〕不甘心放过这个话题，步步进逼地问：“最近小报上纷传您的恋爱故事，请问张小姐，你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张爱玲对陈彬〔龠禾〕刨根问底地窥探自己的私生活很反感，正色说：“就是我有什么看法，也舍不得轻易告诉您吧？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这样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么？”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汪伪集团的成员作为民族的罪人被通缉，胡兰成潜逃到浙江温州，他确实改了名字，冒称是张佩伦的后裔，不过不叫“张牵”，也不叫“张招”，而叫张嘉仪。 胡兰成本不是一个能自制的人，尤其在感情方面，加之带罪潜逃、四处通缉的处境，他再也不能企盼“现世安稳”，更不知何时能再见到张爱玲，逃亡中遇到一个在桑蚕学校读书的女子，名叫范秀美，后来又受其掩护，隐居在她家里，这个从生活底层爬出来的人急切地想要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于是便与之同居。 １９４６年２月，张爱玲探得胡兰成潜藏的地址，冒着初春料峭的寒风，过诸暨，走丽水，远去温州寻夫。及至见了胡兰成，张爱玲幽幽地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宝珠在放光。” 夫妻一场患难相从，千里迢迢特意来看夫婿，按说胡兰成应感动不已，但这个铁石心肠的人，竟粗声粗气地吼：“你来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在来温州之前，张爱玲已听说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的事，她宽容地想：一个身处险境的男人，远在外地寻找些安慰是难免的，何况秀美曾掩过兰成，乱世际遇在一起，也只是权宜之计。并未因此责备他，相反，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对胡兰成和秀美的婚事，张爱玲对范秀美还有一种同命相怜之情。初见范秀美，张爱玲甚至说：“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 胡兰成对她到来的迁怒，张爱玲觉得也许是因为局势动荡，前程未卜，但又觉得不对，这次相见，胡兰成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生分之感。 其实，当时的胡兰成正心事重重地挂念着一个叫小周的女子。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胡兰成一次到武汉时出差，住在同僚借住的汉阳医院时认识的。医院里有个周训德小姐，年方十七，长得端庄美丽，生性多情的风流才子胡兰成自然就起了绮念，每日到病房里与其说笑厮混，从有意无意、似真似假的轻言撩拨到动手动脚的轻佻之举，直如张爱玲笔下的花花大少乔琪乔（《第一炉香》）、范柳原（《倾城之恋》）的伎俩，很快使年幼无知的小周堕入情网。他要小周送他照片，又要她题字，小周似嗔似真地题了一首《乐府》中诗：“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胡兰成仰慕张爱玲的“横绝四海”，但也喜欢小周的本色天真，早在上海时就曾两次对张爱玲谈到他和小周的事，当时张爱玲虽不悦，只觉得是萍水姻缘，一夜风流，倒也未予理睬，后来势态竟发展至谈婚论嫁，而非胡兰成自己辩白的“逢场作戏”，当时身在武汉的周训德，因受胡兰成牵连，已被以涉嫌汉奸罪逮捕。消息传到胡兰成耳朵，痛苦难以自抑，他想去投案自首，以救出狱中的小周。此时张爱玲突然出现，自然是胡兰成没有料到的。 张爱玲住在温州城中公园旁的一家旅馆里，胡兰成白天去陪张爱玲，晚上去陪范秀美。在温州，这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子，有时一起上街，有时一起在旅馆里抱头痛哭。用胡兰成的话说，“因为都是好人的世界”，相处倒也融洽。 一日，张爱玲又说起范秀美长得好，要给秀美画像。范秀美端坐着，张爱玲走笔如飞，胡兰成在旁边看，三个人兴味十足。眨眼就勾出了脸庞儿，画出眉眼和鼻子，正待画眼角，却突然停住了，一脸的凄然和委屈，只推身体不舒服，再也不肯画下去。 范秀美走了之后，胡兰成很纳闷地问：“这样的神来之笔，为什么不画了。” 张爱玲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看上去竟似有夫妻相，难道这就是前世姻缘。心里不由一阵惊动，就再也画不下去。” 那天晚上，胡兰成依旧做着他那数美并陈的梦，他仍旧想保持目前的格局，即名份上有张爱玲，意念中有周训德，现实中有范秀美，只不过要将这种局势让张爱玲知道。他将他记述他和小周交往的一篇《武汉记》拿出来让张爱玲看，张爱玲只翻了几页，就丢在桌上，说：“看不下去！” 胡兰成又将他想去武汉自首，以此营救狱中的小周的想法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感到委屈。张爱玲说：“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你与我结婚时，婚贴下写下‘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何曾给我安稳？在我和小周之间，还是要你做出选择。你说我无理也罢。” 胡兰成辩解：“我和你是仙境中的爱，而与小周、秀美是尘境中的爱。”并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与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如天命一般不可移易。”还说待张爱玲如己，待小周如客，克己而待客，宁可委屈张爱玲，不愿委屈小周。 最后张爱玲伤感地说：“我要你选择，你到底不肯。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虽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尘境中的爱情击碎了仙境中的爱情，剩下的只有悲伤和痛苦，张爱玲的心灵再也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由相知到相爱，由情人到伴侣，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见胡兰成不愿舍弃小周，又越看秀美越像胡兰成，张爱玲的心碎了，张爱玲绝望了，她本能地意识到：在胡兰成心目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她决心回上海。 第二天，本拟与丈夫同甘共苦的张爱玲，带着满腔哀怨踏上归途。胡兰成去送张爱玲。 那天，天上飘着些微雨，地上吹着些微风，张爱玲想起一年前和胡兰成初次相逢的那个黄昏，不由黯然神伤。 胡兰成伫立岸上，看张爱玲一个人孤零零地登船远去。天公应知离情，更着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如歌如梦。雨水和泪水把昔日烈焰浇泼殆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荡涤一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这是张爱玲唯一的爱，也是永生难忘的爱。随着这爱的破灭，张爱玲凋零了，枯萎了，枯萎的不只是青春和爱情，还有她的文采和才情。这来自心灵的创伤和巨痛不禁影响了她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在很长一个时期，她没有再写东西，而且从此她再也没有写出象先前那样富有灵气和才情的作品，令人惋息不已。 过了几日，张爱玲寄了些钱来，亦有信来：“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涛涛黄浪，伫立涕泣久之……。你没有钱用，我怎么都要节省，帮你度过难关的。今既知道你在那边的生活程度，我也有个打算了，不要为我忧念。”痴心若此，令天下男女为之动容，为之掩面。 这份令人刻骨铭心的爱，虽然苦涩不堪，纵有千般委屈，毕竟一时难以割舍。回到上海之后，张爱玲仍没有间断和胡兰成的联系，经常寄来稿费，补贴胡兰成的生活之需。 张爱玲回上海后，抓汉奸的风气渐渐过去，胡兰成又做起“东山再起”的美梦。当时的文化名梁漱溟在四川北碚办了一家勉仁书院，经常在一份《观察》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在学人中间颇有影响。胡兰成便写信与梁漱溟论学，因胡兰成用的是化名，梁漱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但对胡兰成的观点大为赏识，当即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从此，胡兰成在当地名气渐大，而且经当地名流介绍，在温州中学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胡兰成洋洋得意，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汉奸身份，志得意满地给张爱玲写信述及自己的心境，最后还忘不了提一句“时有村妇来灯下坐语”。 张爱玲看到处境渐已好转后的胡兰成又故态复萌，一副浮浪文人相，感到越来越陌生，不愿意再答理他。 也许是山水相阻使两人越来越难以沟通，隔阂越来越深，也许张爱玲有意躲避这份绝望的爱情，总之，张爱玲觉得“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与胡兰成的书信也日渐稀疏。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０日，张爱玲终于下决心给胡兰成发出“哀的美敦书”：“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 随信还寄来了她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３０万元给胡兰成，供胡兰成生活之需。从此绝了音讯。 “我自将萎谢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这嗟喟中多少悲伤，多少次灵魂的搏斗，内心的纠缠，使张爱玲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诀绝。 这次裂变给张爱玲带来的创痛是巨大的，以致于许多年以后，在张爱玲短篇小说《五四轶事》里，依然还能找到这段感情生活留下的影子。故事写的是杭州某中学教师罗文涛十二年间的爱情婚姻生经历：罗文涛原在乡下有妻子，却在杭州与范小姐自由恋爱，闹了六年还未离婚，范小姐成了老小姐。后来离婚成功，罗文涛赌气娶了本城最漂亮的王小姐。罗范后来在西湖边上故地重逢，旧情萌发，罗文涛再次闹离婚，历经五年，家产荡尽，终于和范小姐结婚，并在西湖边上置屋居住，但先前钟爱的女性现在成了平凡的妇人。罗文涛再把王小姐接来同住，罗氏家族又说，既然可以把王小姐接回家，何不也把第一个乡下夫人接回家。从此人们经常看到罗文涛和三个妻子同游西湖。这篇小说的副题是：“罗文涛三美团圆”。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一代才女张爱玲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走过罗湖桥头，带着心灵的创伤，告别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清算汉奸，胡兰成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得灰溜溜逃亡日本，暂借东京一家杂货铺栖身，后结识了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与之姘居，过起醉死梦生的潦倒生活。晚年胡兰成移居台湾重操旧业，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 后来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去了美国，便借他的自传《今生今世》出版之际，向张爱玲百般挑逗，暗送秋波，指望重修旧好。张爱玲回信说：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作参考，所以冒失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在这里预选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不知当年胡兰成对美丽多才的张爱玲始乱终弃出于什么难言的苦衷，但许多年以后，胡兰成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１９９８．９．１８定稿（寄自中国大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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