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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作者: 陈国军 同居生活 在我和刘晓庆的爱情故事里，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如情圣一样攀上爱的峰巅。在一片玫瑰色中，在自己为爱的执著流出几许自得的时候，往往会突然从那么高的上面摔下来，狠狠地摔下来。就像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时候，突然马失前蹄……那么突然，不容你有一点准备，就摔得鼻青脸肿，满嘴是干涩的尘土和草未。其中的原因就是，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一一赵雅氓。 其实，本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三个人的故事，而且，我故事的结尾仍然也是三个人。 当时看那些信是那样的真挚、坚定，可是每当我想起我那善良的前妻赵雅抿，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内疚，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在这个故事里，她：一直是被伤害的人，而她对这种伤害至今无怨无悔。 在我们摄制组即将去上海的时候，我突然接到赵雅氓要回来的消息。她在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拍了大半年时间的戏，即将返厂了。这个消息使我非常害怕，我好橡是再也无颜面对她了…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我找到摄制组的领导死说话说地要提前走，这样，我就可以避免和赵雅理见面了。 当时如果我不这么选择，也许那时我还能够拔出腿来，可是，这一走，这一次错过，我们的生命轨迹从此就越来越远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买了一张票。上车，赶到承德。 这一次，我没有上次那样兴奋。一路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像一个叛徒，我觉得自己灰溜溜的。 我以前曾经说过，我第一次去承德是因为我对刘晓庆有诺言，但这不过是一个借口。是的，我对刘晓庆有诺言，但我对赵雅氓就没有诺言吗？当赵雅氓为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我没有对她许下诺言吗？而这些诺言都哪儿去了呢？当赵雅氓风尘仆仆地从外景地赶回来的时候，我又灰溜溜地逃走了，难道我不是个叛徒，不是个变节者吗？ 我真是不知怎样回答我自己。 有很多人总是说，无怨元悔。扯他妈的蛋！人心里真的能无怨无悔吗？元怨无悔还是人吗？怎么会没有怨？怎么会没有悔？如果人们没有悔的活，所有人都会希望自己的来世过同样的生活，可能吗？我想不会。 每个人都会在姓名。家庭、事业上等许多事情上做出许多次选择，难道这些选择不会有悔吗？人啊．有时只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我带着这种内疚和忏悔的心情，第二次来到承德。 这一次，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住到三〇九房间去了，因为他们肯定会想到那个立柜，会想到那个下水管。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藏人，而且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借口去探察一番的。 正好刘晓庆拍戏有了一个空当，我们跟摄制组撒谎说她的母亲要来北京，所以刘晓庆以此为借口，请了假和我一同回北京。 离开赵雅氓的那种内疚，早就忘得烟消云散了。我和刘晓庆像两只私奔的小鸟，好像正逃离一个封建大院。 我们连夜往北京赶。 现在想起来。当时真穷！ 刘晓庆在承德连轴排戏，疲惫得不行，我自然而然要照顾她。那时卧铺也不好买，但我软磨硬泡，终于说服车长答应给我一张票。 我送刘晓庆来到卧铺车厢，替她安置好，本来我只为她订了一张卧铺，没想到车长以为我也要，签了两张，但我却好说歹说，让他把另一张卧铺票卖给别人，搞得他很不高兴。 晚上，刘晓庆蜷缩在卧铺上，盖着毛毯，我呢，坐在她的脚旁，半夜里她醒过来，对我说：“你也躺一会吧。” 我就头朝走道，上半身搭在刘晓庆的脚上睡着了，刘晓庆伸过胳膊紧紧地抱着我的两只小腿，两人就这样一反一正在那窄窄的卧铺上随着车身摇晃着，摇晃着……唉！那是怎样的亲密无间，那又是怎样的共患难，同甘苦、心心相印的岁月啊…… 现在想起来，那只是为了省下区区五块钱！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了北京。 九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太阳火辣辣的。 我们走出车站就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赶到北新桥，手里提着一堆东西，脸上淌着汗，从北新桥菜市场的人口往家走。刘晓庆戴顶草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免得让人认出来。 老伊是个很好的朋友，人很忠厚，在中国新闻社搞摄影。由于刘晓庆和他在《原野》里合作得不错，他又经常到摄制组拍戏，所以就把这个上级分给他的一居室惜绪刘晓庆住。 离婚后，刘晓庆的所有家当都搬到了这里。 说起来可笑，刘晓庆的所有家当不过是两个装满了衣服的纸箱子，还有一台去日本访问时带回的十九英寸的电视机，一台总是哗哗作响的落地风扇，再就是堆在老伊家墙角的一些书。 那个阶段，我们谈话的中心，很多时候都是被“老大哥”占据着。刘晓庆对“老大哥”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她为他离开了她的前夫。但具体情况，我也知道得不多，因为从感情上，我很难接受另一个男人插在我和刘晓庆之间。 那时追刘晓庆的人很多，除了“老大哥”，还有刚刚认识的一个国家的公使，还有当时某领导的儿子，他们都很明确地对刘晓庆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且都希望他们的追求能够有结果。 对于这些事，刘晓庆当时是很矛盾的。 虽然当时我们两个热烈地相恋着，但她总是劝我，你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也许她当时还没有“从自己失败婚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也许她从一开始把我俩之间的情感只当做一种浪漫的邂逅，或称为逢场作戏，露水夫妻，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弥补自己感情的空虚、寂寞难耐；也可能，哪一种感受都不纯粹、都不准确。但是有一点，她一直是清醒的，那就是诺言是不可以轻易许下的。这种矜持虽然有时被她的热情所推翻，但她的理智不断地提醒着她。 其实当时，我和她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虽然我做错了很多事情，觉得无颜面对赵雅氓，但是，我真的有勇气离开家庭，离开她吗？而且，我已是一个父亲了，我对一个生命负有责任；另外，我在长影工作那么多年，不论是事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基础，一旦离婚，这一切都将毁于一切。 姑且这些都不论，我又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战友们呢？ 这个问题时时刻刻萦绕着我。虽然我们小心地避而不谈。但又总是情不自禁地涉及到。 人的感情常常是那么犹豫不决，那么模糊不请，那么摇摆不定。但人们又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潜意识支配着，既有那种掉进深渊的颤栗和迟疑，同时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使你感觉自己可以和命运去抗争、可以改变一切，甚至有一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感觉。 总而言之，那个阶段，我和刘晓庆的思想表现出了一种极大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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