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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 作者: 陈香梅 初恋青春 在香港最后一年中（1941年夏到1942年夏）的前半年我有一段甚为欢乐的日子，我尝到了初恋的滋味。十五六岁的少女，青春是如此美丽，爱意是如此温馨甜蜜。初恋大概是一个女人终生难忘的回忆吧。 在我写的回忆录——《一千个春天》英文本中，我给了他一个英文名字，我称他为毕尔（Bill），在此就称地为毕君吧。 1941年的夏天我代表中学参加全港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在20多名的竞选代表中我获得了冠军。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应他妹妹——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之邀来听这些男女中学生演讲，与他同来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毕尔，他是中国著名的工程学校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借着暑期之便米香港省亲，暑期结束之后他就打算入内地参加抗战行列，他的目的地是重庆。 我在演讲比赛中得了冠军，当然同学们替我高兴，我也喜出望外，因为在决赛中只剩下男女各一名，男生是圣士提凡男校的高材生林君，我们以前也在比赛场中互争雌雄，那一次我们打了平手，评审员给我们的分数不分高下，我们握手互贺。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次我们又来比高下，他发言后，圣士提凡的男生拚命鼓掌，等到我最终上台讲话时，真光女校学生也为我加油。我讲完后不久，评审员宣布最后分数，我得了冠军，林君当然只好屈居第二，是亚军。女生们大声喊：“香梅第一，香梅第一！”我的女同学旁坐的两位男生也跟着喊起来，而且使劲地鼓掌，我太紧张了，也着不清楚他们两人的面目。林君很知礼仪，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并说：“你今天讲得真好，我甘拜下风了。”我说：“谢谢你，你也很不错。”其后林君和我做了文友，常有诗词往来。（我婚后他还在我们上海的民航公司做过编辑和翻译工作。大陆开放后林君和我又联系上了，我们又再做文友，他仍从事教育和笔耕工作，最近我们还相约在中国再晤，他还说要再和我做一次诗词或对联的比赛）。 大家向我道贺之后，曲终人散，我的女同学领着两位年轻人向我走来，女同学先介绍她自己的大哥，然后又介绍毕君。 我和他面对面，四目相看就像一股暖流、一道电力使我觉得我们前世似曾相识，我一时竟呆了，说不出话来。我的女同学说：“走吧，大哥今天要请我们到香港酒店庆祝。” 当年的香港酒店是香港最高贵的酒店，比现在的半岛酒店有名，我只在门前走过，还来到过里面去。大姐有一次和她的男友到那儿吃晚饭，她回来告诉我们那儿的豪华，又说那儿的食客多半是洋人，侍应生穿着白得发亮而又光滑的制服，上餐时总先称小姐，然后又呼先生，很有礼貌。我们怎么去香港酒店的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是在靠窗的一张餐桌被安排坐下。那天是接近中秋的日子，我们中学毕业典礼已举行过，我也接到岭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是靠近学校开课的时候了。本来演讲比赛是安排在7月的，后来因故延期，但若是演讲比赛没有延期，我和毕尔今生今世都不会会晤。就是因为比赛延了期，而毕君又刚刚在此时来到香港，这或许就是我们东方人说的缘分吧。 侍者把下午茶的餐单送过来，那是香港英国人享受下午茶的时分。毕君说；“我想今天该喝点香槟来祝贺陈小组。”我的女同学说：“你不要喊她陈小组，喊她香梅，也可以喊她安娜！”一边笑，一边用指头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们学校的才女安娜，我们学校的冠军安娜。”毕君望着我微笑，他问我：“安娜，今天喝一点香槟可以吧？”我点点头，只感到脸颊发热。 我们吃了什么东西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喝了香槟后我又喝了一杯浓茶。两位年轻男人在谈他们一同去重庆的计划。毕君还抽烟，吹出来的烟圈在我面前像雾一般迷惘。我记得母亲生还常对朋友们说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因为空肚喝酒容易醉，这话我还记得，因此在未喝香槟前我先吃了小碟内的核桃粮。毕君酒量好，和他的男同学说：“小姐们慢慢喝，我们兄弟俩干杯。”他们两人一饮而荆我的女同学说：“不要管他们，他们两人志同道合，现在又要到重庆去抗日。”他不停地说话，但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是在做白日梦吧，我只觉得毕君虽然和好友在交谈，但他的双眼一直在看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数次低下了头，我抬起头时他多次望着我微笑，那些烟圈不知怎地总是往我这个方向飘福“安娜，你上大学选什么课？”是他问我。 “当然是文科了，你还不知道她还是我们校刊的总编辑呢，她的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流，噢，还有她还是写情书的高手，有几位女同学的情书都是我们这位才女捉笔的。”我还未回答，她却抢先代我说了一大串，我的双颊红得发热。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毕君又问。 “很快了，岭南大学没有课室，我们是借用香港大学的课室，因此多半在下午和晚间上课。”这次我鼓起勇气回答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如此羞答答的，真有点莫名其妙。 两位男人又谈到他们的行程，大概他们准备10月底出发，因为毕君是长子，要等为母亲做了寿之后再离开香港。 毕君又问我：“安娜，你有没有打算到内地读大学，比如说昆明和重庆，许多者名校都搬到内地去了，而且香港并不一定安全，时间问题而已。” 我只听到重庆两个字，因为他是要到重庆去工作的。我说：“现在我还没有什么打算。”他还不知道我们在香港姊妹6个相依为命，在抗战的大后方，举目无亲，我们能够靠谁。在香港，至少每个月父亲会从美国汇款过来让我们缴学费和在学校的住宿费。母亲去世一年，父亲就在美国的旧金山续弦了。母亲病危，母亲身后他都没有回港，一切后事都由我和大姐两人承担了，可怜大姐才刚过20岁生日，而我离15岁还差好几个月呢，这桩事我一直无法释怀。读了太多诗词，又熟读了《红楼梦》吧，青春时期的我真有点多愁善感。而毕君呢，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虽然父亲是有名的中药店老板，又开了珠宝店，该是个公子哥儿了，但他不是。我们相识后不久，我就对他的品格非常欣赏，而他的乐观个性也使我有更大的勇气战胜后来许多不幸的疾苦和悲惨的遭遇。 我们到底在香港酒店停留了多久也记不清了。走出大门时已是黄昏了。毕君对那对兄妹说：“明天再见了，让我送安娜回学校去吧。”他知道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自告奋勇要送我回学校。校规甚严，男客来访是要预先报告，要修女批准才可以入会客室的。我和他在宿舍门口道别。 毕尔问我：“你喜欢音乐吗？下星期天名声乐家斯义桂在娱乐大戏院演唱，我一点半来接你。” 我还未回答他我是否喜欢音乐，更没有答应他我去不去，他却说要一点半来接我，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是的，好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 晚上我整夜难眠，睁开眼睛想着他。我已经暗暗地爱上他了，他会爱我吗？我不知道。或许，或许他已经有女友在重庆等着他了，不会的，不会的，我又傻子似地这样安慰自己。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星期天。从早上我在教室听宪弥撒后就一直望着室内的时钟，时间好像停止了，这就是所谓度日如年吧。我已试过三四件夏天的旗袍，白色的、浅蓝色的、粉红色的、浅紫色的，左照镜，右照镜，颇有点顾影自怜。我选择了浅紫色的有几点小白花的旗袍。我把母亲遗留下的高跟鞋拿了出来，还可以穿得上，但在室内走了两步很不自然，还是穿上了自己的夏天凉鞋。学校是不准化妆的，我只有面霜和浅色的口红。母亲留下的香水还没用过，那天我撒了几滴香水在手帕上，母亲喜欢擦香水在耳后，我第一次依样画葫芦。 唉，要去爱一个人多么费心机，多么辛苦，再说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爱我。 这就是初恋，是我的初恋。 斯义桂那天的演唱很成功，是满座。我们两人坐在中排，全心在听他的演唱，他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很自然地，毕君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的手好久好久以前就曾握在一起，有一种默契，有一分温情，我的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单独在一起，四周的听众与我们无关。我只希望这个音乐会永远继续下去，好让我们依偎而坐，好让他握着我的手。 音乐会散后他建议我们乘坐缆车到山顶去，他说他离家多年，许久没有到山顶上去了。山上有点凉意，他脱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我们居高临下，四周静寂无人，他的手围着我的腰，他望着山上飞过的浮云，说：“你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我希望你能到大后方读书，香港不安全，你该离开，我们会帮助作和你的妹妹们入学。”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一定是从他同学兄妹那儿知道我的处境，我感激得流下泪来。我知道他家中富裕，但我们只有两面之缘，怎么可能谈这么长远的计划呢。 我说：“毕尔，未来是如此渺茫，有谁能预言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没有回答，他用长吻对住了我的双唇。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位男性亲吻，这一吻终身难忘。 九月中旬我开始到大学上课，他也忙着和他的好友、同学准备各种到重庆的事项，可是他无论多忙，总设法到学校来看我，他已成为常客，修女们对他很客气，而且他时常带些鲜果和巧克力糖等送给修女，又给女工赏钱，大家对他都很欢迎。 有一天他问我：“我想带你到我家里看看我的父母，我离去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两位老人家。”他想得多周到，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此外他又介绍另一位好友冯君让我认识，也是他的同学，人很厚道。有时我们三人一同到浅水湾消遣。 大姐的男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医生，也是大企业家的独子，他拚命追求大姐，常常送她贵重礼物，但大姐以事业为重，对他若即若离。毕君有时建议找他们一起去跳舞、看剧、听音乐会。两三个月下来毕君已和我无所不谈，他关心我的学业，更担心我留在香港不安全。这事我的父亲看法也一样，我们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我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大概我和毕君要暂时离别了。 秋天的10月和11月，香港暑天已过，气候转凉。我在大学的课多半是在下午，我上午时间准备功课，多半在港大的图书馆。下午上完课毕君就来接我出去吃小馆子或是去看电影、看话剧。上海、北京相继沦陷后，当时许多有名的舞台演员都到香港献艺了，毕君虽是工程师，他和许多习工科的人一样，喜欢音乐。我则喜欢看话剧，因为话剧的故事多半是我读过的名著改编。当然我们也不能每天见面，因为我的功课很忙，而他除了要办些公事和私事之外，还得找些时间来陪伴双亲。我的女同学有一天对我开玩笑说：“大哥怪我把毕尔介绍给你，他说毕尔整天和你在一起，连和大哥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们两人是不是在闹恋爱呀，你可小心点啊，大哥说不少女同学都在追求这位潇洒而又多金的大少爷呢。” 那些话我怎听得进去，我相信毕君只爱我一人，虽然我们是一见钟情，但我想我会爱他，直到永远。 我告诉了毕君我的身世、处境，他同情我、鼓励我。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但他也知道战事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告诉我内地已不断喊着“长期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似乎对于当时局势很清楚。我也和他谈到是否该到美国去依靠父亲和继母的问题，我对父女之情不深，有美国回来的亲戚告诉我继母是一位名医，长相不好，而且很凶，但很能干，我心中悸悸然。 我又告诉毕君我若留在香港或到内地去读大学，我想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我可以拿到奖学金，而且还可以找一份家教工作，如此我就可以开始自立了，也不需要靠父亲了。我真的不想去应付那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一定是她影响父亲连妻子父亲曾来电告诉我们姊妹们说，抗战时期外交部不准请假，大姐和父亲较接近，她相信这谎言，但我不相信，我虽年幼，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至如此荒唐，连妻子的丧事都不准官员请假去办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久久未能原谅父亲，更何况当年廖家大富大贵，北京大宅前车水马龙的时代，父亲得了多少外祖父母的提携；我提到母亲病危和身后事就禁不住眼泪潸潸而下。毕君常安慰我，他对我说要尽量照顾我，但他认为该让妹妹们去美国投靠父亲，因为她们年纪太小他的态度已表明白了，我太年轻，我该怎办？何去何从？ 我只知道一天见不到他我就心烦，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 一切计划都因珍珠港事变而全部变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2月8日本军机来袭香港，改变了我们两人以后的一切。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命运。 1941年12月初，毕君接到重庆的电话催促他去上班，他也回了电话告诉有关部门他在12月底一定报到。我们姐妹6人订了美国总统邮船公司的船票，启程日期是12月27日。毕君说要等到我们都上了船他才能安心离港。12月了，大家都该走了，而我还是犹豫不决。毕君当然希望我到重庆升学，不要到美国去。这是大事，不能由他决定，但他买了三张到重庆的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是我的。机票很难买到，但他为我准备好了，船票、机票任我选择，鱼与熊掌，我该如何取舍。 命运之神替我们解决了一切，根本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与机会。星期日的下午我和毕君在校院内又谈到去重庆还是去美国的问题。那天大姐因为医院有了周末假期，回到学校的宿舍来，她也和毕君熟悉了，而且也很喜欢他。大姐知道我心事重重，但她劝我去美国，不赞成我去重庆，她认为把我一个留在中国实在不放心，因为我太年轻，又太无知，也许还有点感情用事。大姐私下对我说，“你跟着他去重庆，你还没有选择好哪所大学，你住到那儿，假如他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有谁来照顾你。”大姐说得对，那我就留在香港吧，反正学校会照顾学生，那我暂时就继续到岭南大学上课。 毕君不赞成我留在香港，他说香港安全大有问题，他肯定日本迟早会向英美宣战。他说：“你若留在香港，我不放心，这儿迟早会有战争，太危险了。你若不去重庆，我宁愿你到美国去，那儿至少比较安全。” 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战局如此紧张，我说：“在香港很好嘛，你也可以来看我。” 毕君摇摇头，他说：“我大概不可能再回香港了，”我大吃一惊问他：“你说什么？你怎么会不回香港？难道你不要回来探望你的爸爸妈妈？”我没有说还有我。我是第一次听他说不打算回香港。 他用手绢替我抹眼泪说：“你不要哭，我因为爱你才宁愿和你暂别，我的父母不愿离开香港，因为父亲在照顾他的店铺，这是他的家，你留在香港是最坏的选择，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我说：“你不是也为我而留在香港了吗？” 他说：“安娜，你该知道我这是暂时的，我12月一定要走了。” 我没话说，心中很乱。 大姐和毕君都离去了。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们走到饭堂吃晚餐。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在饭堂内吃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与香港有时差，美国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同时对英美宣战，谁也走不了了。战争替我也替毕君作了最后、也是最坏的决定。 从香港被炸开始，直到英军投降前后近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毕君。一切电话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担心我，但彼此暂时失去了联络。虽然住在校内，我们也听到不少惊心动魄的谣言，不少人已开始逃难，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为日军驻守着每一个出口。 毕君没有消息，大姐也没有消息。我真是担心。 学校停课了，我们更不敢随便到外面去，从宿舍的窗口外望到处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语，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现在他们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译的汉奸。我知道整个市面在戒严，我也知道日军在抓壮丁，听说年轻力壮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点报到，不准离境。毕君该算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带走？我禁不住胡思乱想。 为了打发时间，我整日看书，《红楼梦》、《聊斋》、《金瓶梅》、《浮生六记》、《古文观止》，又读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译的俄国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时开始欣赏，我最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比如《项链》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动人了。张恨水的小说如《京华春梦》、《再生缘》等也都看了。我还写了日记，可惜逃难时这些日记本都不能带，失落了。 我曾提及当时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饭和包心菜，莱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见到都恶心。试想一连6个月、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吃这些来饱肚，怎不想吐。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影响了我终身的习惯——水。 江河之水可以泛滥土地、淹没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无水。在沙漠地区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带着一瓶水，这比钻石黄金都更可贵。日本人大肆轰炸香港时我们水源断绝，还好校内有口井，不然我们不被炸死也会因无水喝而死。 饥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电筒、洋蜡以防万一停电；有盛水的缸，以防万一没水。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买到了几斤猪肉和一些菠菜，还有香肠，慈心的米铺老板还给了她两包白米，说是让学生们也过个年，这些景况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想像的。 毕君终于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喜悦，没水、没电、没饭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无恙，见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被炸死、炸伤，没有被日人抓去。 唉，我们分离不到一个月，但忧如隔世。我在10多岁的青春岁月中，就尝过与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这病心滋味了。母亲去世是死别，和毕君那一阵子也可以说是生离吧，以后的日子里就是因为继续的生离，使我们无法不说再见。 毕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铜锣湾，而我们的学校也在同一地区，但这地区相当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数次想办法到学校来看我，都被巡逻阻止了，我也曾请工友试着到他家里去看个究竟，但也因戒严令而无法通过。 修女们经过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监视也比较放松了一点－－她们让我和毕君单独在会客室交谈。 “你是怎么通过那闸口的？”我问他。“我送了一支钢笔。” 他答道。他告诉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诉我日本已炸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战了。他又说日本和美国作战对中国战场会有利，现在情势大有改变，美国可以正式协助中国抗日了。在香港我们也知道南京大屠杀和上海大轰炸的惨案，还有些将士死守阵地、壮烈牺牲的事迹。但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对欧洲战场的战事报道较多，中国的战事没有太多的报道；还好有爱护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为我们灌输一些国事常识，以补不足。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离开香港了。”他握着我的手，我望着他。我们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内地继续学业，一切都得靠他来安排了。我说：“大姐还没有消息，她从医院回来，我们就好商量了。”他说：“希望她那儿没事。”我们又担心大姐了。 还好，过了约一周，大姐也和我们联络上了。她和一位护士一同从圣母玛利亚医院步行到圣保禄女中，她们两人从早上出发，到了中午才和我们相见。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们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们一同吃中饭，吃的仍是红豆粥。女工给加了一道菜，说庆祝大姐平安归来。她又给每人一个烤白薯，还有一点自糖，那是难得的甜食。 大姐告诉我医院里住满了病人，还有许多伤兵。医药短缺，医生和护士们都不眠不休地在照顾病人，她又说医院没有被日军接收，但每一层楼都有日本人在监视，还有几位日本医生和护士，他们是英军投降后才出现的，或许这些日本人早已来到香港，不过没有表明身份。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少日本人在香港都是以经商为名，是在香港做各种地下工作的；英军一投降，他们就公开表明身份，而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 大姐又说日本人很凶恶又野蛮，粗声大气地骂人，女护士们不敢一人独行，晚上有机会休息时都是集中在一起，以此相互保护，或许他们得到上级的命令，不敢对女护士强暴，因为香港需要护士和医生。 那位印度护士对我们说日本军官已一再宣布他们攻击香港是解放亚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对英国直战，在香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被送去集中营的是英国人，他们是战犯，是俘虏。那位印度护士又说她和她的家人不打算离开香港。她的父母离开印度到香港来就是因为印度的生活太苦，非常贫困，又常受英国人的欺侮。她说：“日本人不会比英国人更坏。”我没有答话，我自小即对殖民地这个名词憎厌，英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都横行无道。我还记得“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姊妹随着父母逃到天津避难的情景，后来中国政府正式割让了东北给日本，我们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但印象却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我永远忘不了日本宪兵那种傲慢、凶恶而又蛮横的脸孔和态度。我没有时间和心情与那位印度护士辩论，我该感谢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们虽在忧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忧患中，寒冷的2月到来，是农历的冬至吧。太平岁月中，香港人是随俗过农历年的。我记得母亲在世时，我们逢年关家中就开始热闹起来，佣人们忙着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点心，像个圆球，可以摆放很久）、萝卜糕，又准备了各种糖果、瓜子、还有很多莲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东西。年夜前各家各户都互相送札，由女佣人担着礼盒送年礼；当然客人不会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谢意，然后又得把一份红包（内有礼金）放在礼盒内，又得给来人赏钱（广东人曰“利是”），再请来人多谢主人，皆大欢喜。这样你来我往，从腊月中开始，直到除夕。 除夕前我最喜欢和母亲一同去逛花市。为了图个来年大吉大利，家中要有串钟花（取其长久之意）、要有小桔子树（取其大古大利之急），还有水仙，水仙是吉祥的植物，放在云石盘中别有一种幽香之气。 毕君家中富有，又是长子，他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当然可以去美国留学，但他没有去。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投效中国空军，参加抗战行列。这些都可以代表第二次大战的热血青年。华君之弟后来在空军战役中牺牲了。我和毕君相识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弟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如何离港入内地大后方读书和工作时才谈起，而且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曾提及大姐在香港认识了一位医生，他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他不懂中文，但会说广东活。父亲是吉隆坡的富户，有几处大橡胶园。他出入有汽车，在香港还有一栋华丽的房子在半山上。他对大姐很好，我们觉得他为人和善，很风趣，常常爱说笑话，当我们伤心失意时，尤其是丧母之后，他常常想尽各种方法逗我们开心。他也会在假日驾着他的敞篷汽车带我们去浅水湾、深水湾兜风。我想他很爱大姐，但大姐对他有点若即若离。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这位医生来到宿舍看望大姐，他仍继续在医院工作，跟着毕君和他的同事，还有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学一起来了。这两位兄妹我也该给他们一个姓名了，男的是邱有耐，女的是邱慕华。那位医生姓杨，我们就称他杨医生吧。 大伙儿坐在宿舍的会客室内，毕君带来了一包花生米，还有两盒饼干。工友说是特别招待，还泡了一壶茶。 毕君和邱有耐都已设法替我们领取了离港证。邱慕华已探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的大学已决定搬入内地自由区，到广东的粤北，或到广西的梧州还未决定，要学生们自己设法到桂林集中。大姐希望到大后方找工作。毕君对大姐说：“你这种人才国内最为需要，内地医院设备简陋，医生、护士奇缺。”他又对杨医生说，“你可知道在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他们的领导人是美国有名望的飞行教练，名叫防纳德。他是蒋介石和蒋夫人宋美龄特别邀请来中国训练中国空军、并助中国抗日的。我的弟弟在空军做飞行员，对这队美国军人赞不绝日，听说这批志愿队也急于在重庆和昆明征募医生和护士，你和静宜（即我的大姐）一定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尤其是你的英语比华语还流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我是第一次听到美国有一支空军志愿队替中国打仗，也是第一次知道毕君有个弟弟在空军当飞行员。这对我是新闻。 大姐先发问了，她说：“你想我们真的可以在重庆或昆明找到工作？”毕君说：“内地正需要很多人才，可惜有些青年却到美国去避难了。”大姐说：“我想去内地工作。”毕君说：“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自己不救中国，谁来救中国。”我心中暗想我真的没有看错人埃杨医生一声不响，他似有所思，大家望着他。这时他说话了：“我不准备走。听说大后方生活很苦，我是做医生的，我不懂政治。无论英国人、日本人我们都是为病人服务。” 毕君说：“你错了，日本人要征服中国，也想要征服全亚洲，和德国人要征服欧洲同一路货，你知道吗？” 大姐面色很难看，我想他对杨医生的想法一定很失望。 这时她也说话了，这话是对杨医生说的，她像是问他，也像是警告，她说：“我们大家都决定离开香港，你真的要一个人留下吗？” 杨医生苦笑道：“我希望你也留下，我们将来可以一同回到马来西亚去。我想这场仗不会永远打下去的，无论谁胜谁败，我们不愁没钱过日子的。” 毕君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做亡国奴！”杨医生着急了，也发怒了，他说：“谁是亡国奴，你的弟弟是空军，你来香港大概也是做地下工作。你把6个女孩子都吸引到内地去，你真能照顾她们吗？你父亲有钱，你有理想，值得几文钱！” 大姐把杨医生拉到一个角落，他们两人在低声争论。 毕君坐到我的身旁，他的两只手握着我的两只手说：“到内地去生活会很苦，但我相信我们会经得起考验的。这儿不能久留，美国空军将来一定会大大轰炸这个孤岛的，到那时想逃都逃不出去了。你明白吗？”我点头，我明白。我问：“那些美国空军志愿队很有办法吗？他们真的会协助中国空军打退日本鬼子吗？”毕君肯定地说：“当然啦，我弟弟常常说这队志愿军真是了不起，内地的老百姓都喊他们叫飞虎，比这儿香港的英国空军不堪一击强多了。” 邱氏兄妹又和我们商量了一些准备事宜，就先告辞了。 毕君离去时杨医生还和大姐在那儿争论不停。他对静宜大姐道别后又对杨医生说：“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会后悔的，到那时恐怕太迟了！” 是的，杨医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后来真的后悔了，不到一年他也追到内地来，但他已追不到静宜大姐了。直到抗战结束他还千方百计希望大姐会原谅他，但他的努力是徒然的。杨医生决定不离开香港那一个时刻，他就已失去了一样宝贵的东西，那是千金万金买不到的：爱人的信赖和尊重。 ------------------ 天涯在线书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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