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达利自传 作者: 达利 结束语 今天是1941年7月30日，这是我答应为我这本书的英文版在这份手稿尾端写下结束语的一天。我独自一人裸体呆在弗吉尼亚汉普顿庄园我的房间里。站在一面大镜子前，我能细细打量这个达利，三十六年来，我是唯一了解他内心的人。我的头发永远具有我极为喜爱的闪光的漂亮黑颜色。我的脚就连一个鸡眼都没有。我的手臂、我的大腿、我的躯干仍然跟我有过的光辉青春时期的情况一样。我的腹部刚有了一点儿轻微的凸起，这丝毫没令我不快。我没想马上就动身到中国旅行，我也没想很快离婚。我不再想到自杀或跳入深渊，绝望地悬挂在绸降落伞柔软温热的胎盘上。我不想跟谁决斗。我只想两件事：爱我的妻子加拉这是一种极为精美的艺术，许多别的人都无法掌握它。 还有你，我心爱的欧洲，我希望不久能再见到你由于所有这些磨难而老了一点儿。我认识的这个孩子变厉害了，在恶的阴影下成长了起来。我仍喜欢折磨人。但一些时候以来，我就明白了我开始爱我娶了已有七年的妻子。我更好地开始按照天主教和罗马教会的观念来爱她，我能像为这爱下了定义的乌纳穆诺一样跟自己说：“要是你的妻子左腿疼，你的左腿就会感到这种疼痛。 我刚写了这本论述我生活奥秘的厚书，只有它能使我具有让别人了解我的必要权威。我想让全世界了解我，因为在体验了所有奇遇、所有探索、所有戏剧之后，我是战后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化身。作为超现实主义革命的自由射手，我回复一日地认识了以国家社会主义名义建立在血统和种族之上的那些伪哲学教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演变的那些最微小后果、那些最微小知识的反响。神学对我也无什么秘密可言了。我的精神忙于成为一切中最优秀的精神，忙于比他人都了解得更早，哪怕为它那些特殊的发现，我得付上最多的汗水和最狂热的激情。 如果说我以一个西班牙人的疯狂参与了所有思辨的探索、甚至是最为对立的思辨探索的话，那么与此相反，我在一生中从没接受过属于某一政党，无论该政党标榜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政治听任宗教吞食的时刻，我今天还会去接受它吗？ 从1929年起，我不停地研究近一百年来科学的各种进展和发现。如果说它们日益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使我无法从人的角度深入它的所有奥秘的话，那么我仍然可以从本能上去理解它们的方向和本体论的意义。在那么多我们仍然感到神秘和无法解释的事物中间，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理以更大的力量和威严体现了出来，它就是任何哲学的发现、伦理学的发现、美学的发现或生物学的发现都无法否定上帝。更妙的是，时间（各个特殊的学科用它来建造它们的墙壁）仍然只把神圣的上天当成屋顶。 上天，我那醉心于绝对的灵魂在整个一生中寻求的就是它，这一生可能显得有些令人惭愧，简言之，它可能沾上了恶魔的流黄。上天啊！不理解这点的人是不幸的。我初究者到女人剃光腋毛的腋窝时，我就寻求过上天；我用拐搅动死刺猬身上那堆腐败的跨动的虫子时，我就寻求过上天。 上天是什么？已是现实了！ 上天既不在上方，也不在下方；既不在右，也不在左；上天恰恰就在有信仰人的胸膛里。 萨尔瓦多·达利 正中午于汉普顿庄园 附言：在我还没有信仰时，我害怕见不到上天而死。 注释 从1929年起，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天才，我必须承认这种意识越来越深地扎根在我的精神里，我从没获得那些被称为崇高之类的感情。不过我必须承认这种情况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颇为可爱的坚定感。 鸟在人身上唤醒了残酷的食肉魔。在《其帕然的魔法》中，拉波尔特教人如何活烧火鸡，以便让美食家感到它味美无比。我始终拒绝食用装在大汤盆中的一堆副掉贝壳的无定型的牡蛎肉，虽然它们可能是世上最鲜美的东西。正是在我誓写这个注释的时刻，黄道十二富图中的室女星座和天秤星座的明显关系让我震动。此外，画出来的室女星座均衡地置于一个“天球”上。这种愚弄人的举动实际上只是我绘画哲学的最初征兆；暗示性形象的突然体现。 用英语完成了这本书第一个译本的哈康·谢瓦利埃先生，向我指出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他的一位朋友弗拉基米尔·波兹耐尔先生已在卡萨诺瓦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章子宫内的记忆。列奥纳多的种种忧虑在这方面是最富于教益的。飞行是与重力现象相反的，它是勃起的象征。1939年的战争向我提供了若干惊人的例证。在巴黎警报期内，我画了人们在避难所中采取的各种“给曲”的胚胎的姿势。在那时，能给人提供一个黑暗潮湿洞穴的子宫内的感觉结束了外部的危险。“惊慌的人”时常挂着近乎心醉的幸福微笑睡着了。一位年轻漂亮的母亲刚刚悄然地告诉我，她五岁的女儿声称回忆起在天上的情景，她把天国描述成一个又黑又热的宇宙，她头朝下生活在那儿。在俄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在“被照亮的林间空地”上，另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妻子加露攻卡，坐在另一个土豆、另一类沾满泥土的、粗糙不平的、好梦想的老人的膝盖上，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本人。后来在1936年，在塞纳街一家小店铺里，我在翻看大量的明信片时，从中发现了一张明信片恰好表现了我的视觉景象：一位裸露手臂的夫人把一只杯子送到嘴边。这幅画使我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苦恼，它使人非常难受，我好多年都忘不掉这两个不动的身影，每当想到它们就会产生同样的不断而又含混的不安。我要说，直到1929年，这幅画才终于从我的想象中消失掉。到这时，我发现了它的另一件复制品，于是我又被同样的不安抓住了。这一图像重又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扰，我开始记录随其幻影而来的各种心理现象，并在它的启示下创作了一些诗、一些画、一些物品，然后我终于完成一篇发表了的论文：《米叶＜晚涛＞的悲剧性神话》，我认为这篇论文是达利哲学的基本文献之一。 在卡塔卢尼亚语中，这个词含有一种无法翻译的极为色情的含义。它用来表示女人性器官的一部分。渔夫们使用该词表示某种特别狡猾和恶毒的人。后来，我了解到在我演讲时，我以特别不舒服的方式弯曲着脚坐在那儿，这使我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我越不舒服，我就越觉得自己口若悬河。就我本人而言，肉体的痛苦（如牙疼）增加并巩固了演说痛。 这个家庭在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我父母已受到皮朝特一家人个性的影响，他们全都是艺术家，具有很高的天赋和最敏锐的鉴赏力。拉蒙·皮朝特是画家，里卡多是大提琴演奏家，路易是小提琴演奏家，次女玛丽妞是低音歌剧演员，配皮多可能是全家人中最大的艺术家，但他不专门致力于任何一种艺术。就是他创造了卡达凯斯的住宅。一般而言。他对花园和生活有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梅塞代丝也是百分之百的皮前特家人，她对住宅抱有一种神秘的狂热的看法。她嫁给了西班牙大诗人爱社亚多·马基纳，这位诗人把庄严优美的卡斯蒂利亚风格带进了这个卡塔卢尼亚家庭如画的写实主义之中，尽管皮朝特家的文明气氛已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可这种独特的卡斯蒂利亚风格还是必要的。 我的大部分幻想，尤其是那些色情的幻想就是在“塔楼磨坊”展开的。其中一个关于女主角加拉和杜丽塔的幻想，记录在（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中。可该文极为特殊的字体无法移植在目前这本著作里。这类项链并非像它所显出的那样是达利的一个发明。它是“塔楼磨坊”所在的那个地区农家孩子中十分常见的游戏。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冠冕跟我赋予它的涉及死人的特点相距甚远，它不过是一件礼品，是莫斯科歌剧院献给玛丽亚·加依的，用来纪念她演出的《卡门》。一位种田人目睹了这些向空中的跳跃，他对皮朝特先生讲了事情的经过。可谁都不相信他。从这样的高度上跳下去，我该摔死了。由此我变成了在这种运动方面有特殊技巧的人。 在资格拉斯的学校里，我在跳高和跳远上击败了所有的人。今天我仍然是一位优秀的跳高跳远运动员。囫在我的故事中，这个空竹恰好对应着以撤祭献的那只母羊。坦率而言，它同样象征了杜丽塔、加恶演卡·何地维瓦的死亡，同样也假定了其复活的可能性。我从没读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对面上的这位亲王的肖像和这本书的标题《夺取面包》，不可思议地使我觉得具有颠覆性，使我在街头碰到的人面前大出风头。 整个一生中，鞋子始终是我操心的一个主题。我在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探索和美学的探索中，竟然把它当成了一种崇拜的对象。1936年，我终于把鞋子放在了头上。艾尔莎·夏帕列里制成了这种帽子，黛西·弗洛斯夫人首次在威尼斯展示了它。鞋子是最具有写实主义效能的物品，这跟我总把它们画成破碎或柔软的那些乐器不同。我最后绘画中的一幅就是一双鞋子，我怀着拉斐尔画圣母像时的那种爱和那种客观的态度描绘了这双鞋子。如我说过的，纳尔西斯·蒙圈里奥尔是西班牙第一艘潜入水下的潜水艇的发明者。资格拉斯有他的纪念碑。我总是感到非常妒忌地，我的抱负就是实现同样重要的发明创造。 后来，观察着“西班牙色彩主义”的创造者、世界上最纯熟的画家之一马利亚诺·福尔图尼的水彩画，我体会到他运用了相似的擦画法，以便获得他那最为耀目的白色，策我一样，他利用它们的起伏感和不规则性，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抓住了光线并增强着明亮的效果。在我的传记中，这个文献从编年的角度来说，应属于更晚的年代。随后为了除去光油，整个情况就是一场悲剧。我必须把头伸进一只松节油盆里。后来我利用一种危险少点的方式，把蛋黄放入我的美发油中。 九年后，我在巴黎碰到这些朋友中的一位，他向我承认一直保存着这个协议的那一小块，极为小心地珍藏着它，这时我再次为人类这种经常猖极的孩子气感到震惊。跟各种牲口、各种植物、各种建筑、各种悬岩相比，最难变老的就是人。我头后面的空间总是在我心里引起一种十分痛苦不安的感觉，它使我完全不能做任何事。一个屏风对我来说并不够，我需要一堵真正的墙。要是这堵墙很厚，我就明白我的工作已成功了一名近来，在草拟我的一个展览会目录的序言（我署上了雅辛托·费利波这个化名）时，我在该文中建议人们写一篇评述我的论文，要使用《反超现实主义者达利》这一类的题目。出于不同的理由，我需要这样的“护照”，因为我本人很圆滑，不能首先讲这些话。这篇论文（题目有点近似我选择的那个题目）很快就出现了，它刊登在年轻诗人查理·亨利·福特编辑的一份稳重而又讨人喜欢的杂志上。 米罗跟我讲了一个马塞人的故事。有一位旅行者答应管他的朋友带一只美洲鹦鹉。回来的路上，他发觉自己忘了这件事，于是就买了只猫头鹰，给它涂上绿颜色。他送出这个礼物后不久，两位朋友又碰到了一起，前者狡诈地问另一位：“我给你的鹦鹉怎么样了？它已开口讲话了吗？”他的朋友答道：“没有，它不再讲话了，但它想得很多。” 欧仁尼奥·蒙代斯，是诗人兼哲学家，他或多或少属于我们的马德里的团体。目前他是西班牙皇家学院的院士、政府顾问，也是长格党的创始人之一。古阿拉贡王国的民歌，种族暴行的范例。我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各种政治偏见像癌一样毁灭了超现实主义的作用。人们接受了我那些口号，它们是仅有的富于远见的口号，可它们不再满足于使这一运动恢复生机。我明白我此后得在无人帮助的条件下不是画画就是死亡。是保尔·艾吕雅，在跟我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想到给我的画取这个题目的。 《格拉狄瓦》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阐释过的电森的一部小说。格拉狄瓦（即温妄和梦）是该小说的女主人公，她成功地纠正了男主人公的心理障碍。就在弗洛伊德进行阐释之前，我最初阅读这部小说时，早已经说出了：“我的妻子加拉，实际上就是一位格拉狄瓦。”对高度的需求和眩晕，这是一种想把某人（也可能是自己）抛进虚空中的欲望。人们说：“像蜡一样惨白，像蜡一样苍白。”事实上，发明糖鼻子蜡人的这个女主人公，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具有象征功能的超现实主义物品”（1930年，我会在巴黎亲自重造这一类的物品）。这一物品注定要通过剑的一挥“发动”起来，并注定要通过鼻子蹦人将利用它的这个恋尸者的嘴里，从而在无意识的食粪恋尸者的怀旧感情中起动各种中断生命的表现和幻觉。佐埃·贝特朗在电森的小说中是个真实的女主人公，她是格拉狄瓦神话形象的另一面。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这本小说。 在斗牛术中，“卡皮亚”是指斗牛开始时，用被风躲避动物的斗牛士闪进和逗引牛的动作。岩礁中通红的、注满了地中海五月月光的海胆的味道，是我在世上最喜欢的味道。我父亲也喜欢它，而且是以比我更过分的方式喜欢它。当托斯是种味道非常鲜美的鱼，所以渔夫们把它当成海洋中的猪肉。lords是一种小鸟，rovellons A llanna是在一块白铁板上烧烤的蘑菇。这是萨尔瓦多·达利特别喜爱的两道卡塔卢尼亚菜肴。一种至少是象征性的对应已经在牙齿和性之间确立了起来，在梦中，大众一般解释为是死亡征兆的牙齿脱落，会是对手淫的一种非常明确的影射。同样，在一些非洲部落里，人们用拔掉一颗牙齿的仪式代替割礼的仪式。马拉加是毕加索的故乡，在这儿他那种形态的家伙十分常见，他们都具有公牛一样的充满活力的机灵神情。后来，在布努埃尔变成共产主义者时，他就从《黄金岁月师删掉了那些最疯狂的段落，使它适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甚至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标题改变成从马克思那儿借来的一个题目。要是这部影片有价值，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价值。我从不看这第二个版本。这是从列耐·玛格利特的一个观念借来的名称。最典型的超现实主义物品之一是被毛之帽，梆子与匙子），它是梅列特·奥本海姆在1936年想象出来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得到了它。安杰尔·圭梅拉是我发表演讲的这个协会的创始人，我后来才了解这种情况。它大大加强了听众的愤怒之情，结果该协会的主席被迫在第二天提交了辞呈。我听到过一位卡塔卢尼亚画家讲起某个非常脏的人：“你想象一下他有多脏吧俄们脚趾间所有的黑东西，在他的手指间都有广我把费尔南代尔看成是最现实主义的、最优秀的喜剧演员。要是没有战争的干扰，我就会把他打扮成委拉土开兹笔下西班牙诛儒的样子加以描绘。国麦克唐纳先生在他的画廊中预告了一个塞尚、柯罗、达利的展览会。国加拉·格拉狄瓦用她的爱情一劳永逸地治愈了我的疯狂。重新回到实际中来，我刚获得了我超现实主义的“光荣”。可一次复发威胁着这个成功，因为我坚持我的已实现的形象。必须弄破这个蛹壳。我应当真正相信我的作品。她教会我前进；轮到我了，我应当像一位格拉狄瓦那样前进了。我应当穿透我苦闷的资产阶级的蚕茧。不是发疯，就是生气勃勃地活下去！我总是重复着：活下去，老下去，一直到死；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我并非疯子！战后整个时期的特色就是各种主义的萌发：其中包括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同时主义、纯粹主义、颤动主义、俄尔甫斯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每一种主义都有一些领袖、支持者、主角。每一种主义都声称掌握了真理，可唯一证明了的“真理”就是一旦这些主义很快被遗忘掉，在它们过时的废墟间，留下的仅仅是某些可信的实实在在的个体。 马克思主义既要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负责任，同样也要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负责任，后者虽然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抒情的和意气用事的反对，但却染有同样先天的、集体主义的、机械论的、反天主教的毛病。卡塔卢尼亚的流行用语，表示普遍的混乱和革命。这是一处装饰华丽的巨大天篷，用来在乡村的节庆日举办舞会。国“我要去小便”的委婉说法。它的意思是“信仰”。只有职业政治家毫无价值。通过他们本身的自我暴露，他们也背叛了民主事业。从一开始，他们就是革命的奴隶，他们的卑劣和软弱只会有助于使各种罪行在国际法拥护者们时常是太天真的眼里具有了合法的虚伪外表。圆我在陶尔米纳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照片，我用大头针把它们固定在画室的墙上。1939年于纽约。丽第妞不自觉的文字游戏和新逻辑主义，她把仇恨和奥德赛（Odisea）结合在一起。泰西奥是佛朗哥分子的部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