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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 作者: 东方明 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剧 她的扒窃技艺令克格勃专家眼界 大开：看守所里，她对押解她的军官行 窃；特务学校里，十一名教官成为她的 行窃对象。 傅索安随克格勃调查组从乌兰巴托返回苏联后，又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待了一个多星期，便接到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通知，让她飞往莫斯科，与其他几名教官一起去“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报到。 1971年11月2日，傅索安和七名苏联教官抵达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这所位于苏蒙边境贝加尔湖畔的特务学校，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杜渐所著的《苏联秘密警察》介绍，在7O年代中期已呈“特务城”的格局，里面除了“中国部”，还有“日本部”、“越南部”和“朝鲜部”，专门训练赴中、日、越、朝四个国家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工。但是，傅索安当时初抵“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该校还只有一个部，即后来的“中国部”。这所特务学校当时占地面积四百五十亩，作为一所学校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面积了。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布特卡少将，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老头，身高一米九二，体重将近三百磅，据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间谍潜伏柏林十四个月，获得并发回了大批情报，战争结束后，被授予“斯大林勋章”、“一级红旗勋章”，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布特卡少校是语言方面的天才，他精通俄、德、英、法、中五国语言，此外还粗晓日、朝语，曾有过外国语言方面的专著出版。战后，布特卡一直在从事特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出任过莫斯科谍报学校校长，算得上是克格勃中屈指可数的几位特工教学专家中的一个。 傅索安抵校后的当天晚上，“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为当天报到的八名教官举行欢迎仪式，并设宴招待。酒席上，布特卡校长向傅索安等人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目前共有学员一百五十名，分为十五个班级，每班学员为十人，每个学员所学的特工技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他们本身的特点分别予以“情报”、“行动”、“宣传”、“游击战”四个部分的训练，学制从三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晓了布特卡校长所说的学校所设上述四个部分的用意——情报，即重点培训以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各类情报为主技能的情报特工，这部分学员在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潜伏或短期活动，以窃取情报为主要内容。 行动，即重点培训以暗杀、绑架、爆炸等技能为主的行动特工，这部分学员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进行短期活动，从事破坏和制造恐怖。 宣传，即专门培训进行反华亲苏煽动活动的演讲、制作宣传品、散发张贴宣传品、设置反华广播电台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时潜赴中国进行活动。在这方面，克格勃有过成功的记录，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他们特别重视。 游击战，这是为苏联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作准备的。克格勃的专家们设想在发动这类战争时，应当派遣一批“游击战专家”去中国，在前线地区和后方就地招募特工，进行破坏道路、桥梁、机场沧库、通讯设备、小分队袭击、刺杀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动，来配合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游击战”这个科目的开设，就是为了培训这种“专家”。 傅索安执教的“情报理论和情报实践”课，主要是为“情报”科目的特务学员讲授。但由于“行动”、“游击战”两个科目的特务学员在具体活动时也会遇到“情报学”问题，所以，她也给他们讲几堂课。半年多前，当安德烈大校让傅索安当教官时，她还极力推诿，来“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上了几堂课以后，她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这主要由于三个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担心被派遣去外国尤其是中国执行任务，因为谍报学校属于人事管理局管辖，和对外谍报局是两个部门，没有这个职能。第二，她从小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高中一年级，都是班级、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权力欲”，直到叛逃投苏后才被迫变为唯唯诺诺的猥琐小人，现在当上了特务学校的教官，这种“权力欲”又回复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对那些特务学员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满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对外谍报局当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这些钱积起来，留着以后过舒适的生活。 当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活动范围很狭。尽管学校很大，里面有俱乐部、温水游泳池、公园、湖泊（不在学校面积内）、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等，但外面却被克格勃武装警卫部队严密地守卫着，特务学员不能越雷池一步，连教官出去也必须去校长室领通行证，而且限定外出时间。所以，傅索安是难得外出的，有空闲时间，她宁可去酒吧间喝酒、听音乐，或者一个人缩在教官单人宿舍里看书。 傅索安所教的班级，共有十名学员，都是中国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个是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叛逃过来的知识青年，汉族人。 四个是少数民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时越境外逃的边民，当时都是少年，现在都二十多岁了。两个是克格勃从新加坡秘密招募来的华侨青年，那是一对恋人，但进校后两人表面上已经断绝了关系。当时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当过红卫兵，这使也是红卫兵出身的傅索安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对那四个知识青年的态度明显地比对其他六个学员要好。 尤其是四个知识青年中推一的一个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对她如妹妹一般。 这个女知青，名叫皮勇，当时是二十一岁，上海市人。皮勇这个名字，应当是给男孩子起的，不过给这个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脸调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从小到大，不知打过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于上海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当初这对夫妻结合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说法，所以两口子把生孩子当作人生一大乐趣，不厌其烦地生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生了八个，皮勇排行老六。孩子多的家庭，有两个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经济困难，缺衣少食。二是疏于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从记事起就整天价为争一点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类闹得鸡飞狗斗。以皮勇的调皮相，在家里自然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她人小争不过兄姐，就时常乘他们不留意的当儿悄然伸手捞取看得中的东西。“不告而取，是谓之窃”，兄姐发觉之后，自然要动手教训，皮勇就逃出家门，直到家里人见她昼夜不归着了急，全家出动找她回去才罢休。前科自然不算账了，但没几天她必有新行为弄出来，于是开始了又一轮逃一寻的闹剧。皮勇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游戏”中度过的。 皮家人当时自然不曾想到，他们的这种行为，竟是在为克格勃培训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离家庭，昼夜不归，住宿无从谈起，码头、车站可以栖身，但吃饭总是要解决的，她便开始偷窃，皮勇的偷窃，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拎窃包裹，二是扒窃钱包。别看她成绩单上连挂红灯，在偷窃方面的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她也没有拜师傅，也没有观察、偷学，就凭自己的那份感觉，竟然无师自通地成了一名盗窃熟手。她偷到了钱钞，先是自己上馆子、泡剧院、逛商店，胡乱花用；若还有剩余，就叫上几个要好同学去消费。有时也买些东西回家，大人问起来源，便说是拣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没有进行“拾物交公”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皮勇从六七岁开始自学偷窃，竟然福星高照，连续十年没失过风，这在黑道上的职业高手中也是一个惊人的记录。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可能是因为社会治安恶化导致窃贼增多而使人们的防范意识增强的缘故，皮勇终于在一次扒窃作案时失风，被人当场逮住送往派出所。当时，神州大地大讲“阶级斗争”，派出所问案先要问家庭出身，民警一听这小姑娘父母双双皆是产业工人，先已生了从宽之心。再问下去，案情又轻，便来了个“教育释放”。皮勇有惊无险折腾了一回，反倒有了经验。以后又作了些案，因为担心销赃时暴露，所以干的都是扒窃，不再动拎包的脑筋。 这样到了1970年底，皮勇名义上算中学毕业，当时称之谓“70届”，要毕业分配了。皮勇的兄姐都已在上海工作，所以按政策她应当上山下乡，去外地插队落户，学校给了三个地方让挑选：江西、贵州、内蒙古，皮勇喜欢吃牛羊肉，便舍近求远挑了内蒙古。 1971年3月中旬，皮勇和一批上海70届学生离沪赴边疆，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海拉尔河畔距中苏边境不到百里的呼伦科尔夫屯插队落户。皮勇到那里一看，呼伦贝尔大草原，牛羊成群，骏马飞奔，不禁大感兴趣，打定主意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扎根草原一辈子。她的假小子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没多久就学会了骑马，被牧民称为“好样的汉族姑娘”，准备把她作为典型加以培养。但皮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牧民在动培养她的脑筋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草原上虽然牛羊成群，但那是集体的财产，并不能随意宰杀，就像上海街头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上海人不能随意取用一样，知识青年的伙食都是以蔬菜为主，而且主食是粗粮。皮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但也过不惯这样的生活。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艰苦的劳动，一天于下来，每每累得腰酸背痛，晚上难以入睡，早上爬不起来。皮勇受不了这等苦，便开始动起了开小差的脑筋。 照皮勇后来对傅索安的说法，她从来没想到过要叛逃苏联，她是想逃回上海，每月扒窃一二个皮夹子，日子就过得沾了蜜一样了。兴趣好的话，三月半年盯一个“肥户”，跟它个两天两夜，下手窃得，少说是四位数，存在银行里，将来出嫁时派用常但是，皮勇的动机在无意中向集体户的知青吐露了，结果被户长报告了大队部。大队部便把她找去训话，训完话又扬言要把她隔离，说要查一查她过去的盗窃问题。皮勇又气又恼，更是担心牧民瞎来来，来个大会登台，挂牌批斗，捆绑游屯什么的，于是在当天晚上偷了生产队一匹马，骑了就跑。黑暗中，皮勇也不辨东西南北，如瞎人骑马一般，只管策马乱问，结果闯到了国境线界河边。那匹马似有灵性，戛然驻步，然后返身便走。皮勇心急慌忙，动手便打。不料那匹马一撅屁股便把她掀了下来，拔腿飞奔而去。“笃笃”马蹄声惊动了附近正在巡逻的边防军，吆喝着往这边赶来。皮勇这才知道自己奔错了方向，但这时已无退路，这个误会只怕说不清楚，她心一横，便跳进了界河。这时是盛夏，河水不冻人，皮勇游泳技术又不错，就这样游过了界河，到了苏联。 苏联方面当时对中国叛逃者的政策已经作了调整，对于叛逃的知青，原则上都是进行特工训练后派往中国执行任务，所以克格勃不担心这些人中混入了“中国间谍”，这样，对叛逃者的审查远没有三年前傅索安叛逃过去时严密。皮勇逃到苏联后，马上被关进克格勃的看守所，讯问后她写《亲笔供词》，要从七岁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叛逃时的情况。皮勇不敢隐瞒什么，只得如实招供。没想到克格勃听说她是积年扒手，竟然大感兴趣，连称“有用的人才”。 当然，这种事日说无凭，必须眼见为实，因此克格勃特地安排了一次测试。 当时，皮勇被关在距中苏边境三百公里处的小城尼布楚的看守所里，克格勃在那里设置有一个分局机构。这种机构当然没有身怀扒窃绝技的情报专家。这样，最实际的测试就是让皮勇去市场当场下手扒窃。几个克格勃军官把皮勇从监房里提出来，对她说：“现在，我们要把你带到市场上去，你可以任意对你所认为适宜下手的对象行窃，不必有任何顾虑。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注意，你别想动逃跑的脑筋，我们始终盯着你，只要你敢试一试，就会开枪把你打死！” 皮勇吓了个激灵，连忙点头：“是！是！是！” 结果，皮勇的表现使克格勃军官大大吃惊：他们把皮勇从监区提审室往外面带，穿过院子，进入一条连接监区和看守所工作区的长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道电动控制的铁门，出了铁门又穿过院子、过道，方才到门口警卫室。皮勇跟着那几个军官，走进警卫室，军官在办出门登记手续时，皮勇突然笑嘻嘻地说：“我想，我们不必出去了。” 军官不无惊奇地问：“为什么？” 皮勇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对一名军官说：“这是您的吧？” 那军官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叫着“是的”，取回了烟盒。 正当那几位在惊叹皮勇的“特殊技能”时，皮勇又指着另一个军官：“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军官一检查，发现少了钢笔。皮勇笑着把钢笔还了他，这场测试就此结束。 不久，克格勃就派人找皮勇谈话，给她两个选择：一是遣送回中国；二是留下来当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皮勇性格虽然有些大大咧咧，但她也知道遣送回国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于是答应当特工。这样，她就被送往已经初具规模的“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和先期被招募后抵达的那些特务学员一起，一面进行体能训练，一面接受“政治洗脑”——听克格勃专家作反华、反中共、反毛泽东的宣讲和看反华影视片。至1971年10月底，学校对他们进行了分班分科目，皮勇因为会扒窃，被分在“情报”科目，学期三个月，最主要是由克格勃的扒窃专家向她传授系统的扒窃技能，另外则学习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后者包括开锁、使用各类窃听器和制作微缩胶卷以及运送情报的方法。 皮勇受到傅索安的青睐，除了她是女知青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甚至超过前一点的是：她能喝酒。 皮勇还在两岁时就已经开始从每天必饮酒的码头工人父亲那里沾一两口酒了，当时当然是为了借此能得到几颗花生米、半块豆腐干之类。后来，她开始偷窃了，自己有了钱，便常常溜到饭店去喝酒，也有时则买了酒和卤菜去公园找个角落自得其乐，有几次曾醉卧草丛，通宵不归。如此实践，到她插队落户时，她的酒量已经超过男知青了。蒙古族牧民善饮，皮勇的酒量由此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由于当地气候关系，学校允许学员喝适量的烈性酒，但以不醉为前提，谁喝醉谁就进禁闭室。皮勇对这种宽松很是满意，经常在餐厅或者酒吧间喝“茅台酒”、“西凤酒”、“竹叶青”、“五粮液”、“沪州老窖”之类的中国名酒。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所有的用具、食品等等全是中国产品，生活方式也全是照搬中国的，甚至使用的钱钞也是人民币，也用粮票、布票等当时中国国内使用的票证，但是不限量。 傅索安因为长期心绪不顺，经常以酒浇愁，自然也常常喝酒。 初到“契他伊斯卡雅”的特务学校，她喜欢一个人待在寝室里喝酒，弄一瓶酒、几个罐头就能混一个晚上。渐渐，她吃厌了罐头，只得去餐厅、酒吧喝酒。博索安第一次去酒吧喝酒时，皮勇也在那里，她看见教官进门，马上起立，行礼，恭恭敬敬道：“傅教官！”（“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任何人都必须说中国汉语）。 傅索安看看这个‘’黑里俏”学生，独占一桌，上置两碟小菜，一瓶“西凤酒”，小菜没动过，酒也刚开。皮勇指着上座：“傅教官，请这边坐！” 傅索安坐了下来，眼务员早已侍立一侧，皮勇没等傅索安开口，就吩咐道：“炒两个荤菜，来一瓶‘茅台’！我请傅教官。” 傅索安原以为皮勇是嫌“西凤酒”不够请她的档次而叫上茅台酒。不料酒上来后，皮勇仍喝她的西凤酒，不禁纳闷：“你可以喝多少酒？” “这样的酒，一斤醉不倒我。” 傅索安暗暗吃惊，却不露声色，斟了酒和“黑里俏”学生暗暗比试。不到两小时，两人各把自己的一瓶酒喝光了，都没有醉。师生俩互相用惊奇的眼光望着对方，心中皆暗叹“想不到”。从此，傅索安和皮勇成了一对酒友。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发给特务学员的薪金在克格勃所有特务学校中是最低的，这说明被他们所招募的那些特务学员，在克格勃眼里并不受到重视，仅是赤裸裸的利用而已。皮勇在该校的薪金，是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币，相当于苏联一个工程师的工资，放在中国上海，则是一个技师或者八级工匠的月工资。由于“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的物价均按中国当时的市场物价计算，这份薪金中又不包括食宿衣着费用，所以按理说是很宽裕的。但对于皮勇来说，由于特别讲究吃喝，便难免捉襟见肘。从小养成的习惯，使她喜欢请客，和博索安结为酒友后，她便常常包下酒钱。傅索安也不是个小器之辈，收入且高于皮勇数倍，她计算皮勇的用法是入不敷出，于是便提出两人备付半个月，皮勇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这时是1971的12月上旬。这对师生酒徒喝到中旬，皮勇的薪金已经所剩无几，偏偏她还要硬撑着想先悄悄地把下半月的酒菜费用预先付了，于是便动起了在特务学校内部扒窃的脑筋。 克格勃专家后来对皮勇的扒窃技能作总结时认为：“从特工专业角度而言，这个学员的扒窃技能不是第一流的，但她的心理素质却始终能处于超常发挥的状态，因此属于超流的。这一点，从她在尼布楚看守所对克格勃军官和在特务学校内部大肆作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承认，皮勇若是在特务学校待较长时间，她无疑会被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特工。但是，我们在这上面操之过急，过早使用了这棵好苗，结果造成了悲剧。” 关于皮勇的悲剧，将在本书下一章 中作专门叙述。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皮勇是如何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进行扒窃作案的——皮勇原本就是一个窃技不凡的扒手，进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经过克格勃专家的调教，扒窃技术迅速提高。如果按刑事作案的标准来说，她的技术可以称得上“出色”两字，因此，她在特务学校作扒窃案子可谓是得心应手，只要伸手，没有不得的。皮勇在1971年12月中旬到1972年元月上旬这半个多月里，共作案十一次，没有一次失风，她的作案对头都是经过预先选择的，专拣外国人下手，其理论是：外国人有钱。 头一个成为皮勇作案受害者的，是日本教官清田勇。清田勇是日本男子和白俄罗斯女人结合所生的混血儿，身材魁梧，是一位柔道高手，至于他是如何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格斗教官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很有钱，所穿的都是从日本带来的世界名牌，手表、戒指、项链什么的，都是首屈一指，因而被一些苏联教官背后称为“资产阶级分子”。皮勇选中他作为下手对象，是非常合适的。那天晚上，清田勇大摇大摆去俱乐部，在门口他碰到了皮勇。皮勇的受训科目中没有格斗课，因此清田勇不认识这个中国学员，但皮勇认识他，她当时看上去是急匆匆正要往门外出去的样子，见清田勇迎面走来，一个急刹车站住，垂头敬礼：“清田教官，您好！” 清四勇驻步，看看皮勇，点头微笑：“你好！” 就在这两个“你好”之间，清田勇衣袋里的一叠拾元人民币已经“好”到皮勇那里去了。请田勇直到深夜回到他的寝室，才发现丢了大约四百元至五百元左右的钱钞。这点数目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他连声张都没声张，一笑了之。 皮勇初次得手，自鸣得意，次日即在餐厅对一名苏联教官下手，对付他是手到捞来，就像从自己口袋中拿取一样。那苏联教官倒是不久就发现了，在餐厅及来餐厅的路上找了一遍，没有找到，也就算了。 之后，皮勇连连得手，不亦乐乎。直到1972年元月8日，她才开始受到怀疑。那天是星期六，特务学校俱乐部的电影院里全天放映中国当时被禁映的几部“文革”前的故事片。皮勇一早便去观看，看完一部《冰山上的来客》后，她和十几个中途离场的观众一起往外走，其中有一个是越南教官阮一鸣。皮勇挨近他，轻而易举便获得了成功。 阮一鸣是教“游击战”的，他没想到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竟然有人对他进行“游击”。若论失窃的钱钞，他是十一名受害者中最少的，仅七十六元，但他却很当回事，当即决定去报告。 本书前面章节曾介绍过苏联克格勃招募特务学员的情况，可以认为所招募的都是一些苏联青年中被当局认可的优秀青年。这些人在特务学校受训期间，从未出现过偷鸡摸狗之事，所以，克格因考虑设置特务学校部门时，根本没想过搞一个“保卫科”之类。 阮一鸣便去向校长布特卡少将直接报告，他除了把自己失窃的情况报了案，还反映了他所耳闻的其他几个教官近日曾经失窃之事。 布特卡校长闻报极为震惊，马上判断是扒窃作案，并且认定必是接受扒窃技能训练的特务学员所为。布特卡让阮一鸣不要声张，以免阻碍调查。 布特卡校长亲自主持调查，他是一名老资格的谍报专家，对这类事情具有清晰的思路，略微考虑下来，便找出了专学扒窃技术的学员名单，一看一共才六人，于是马上打电话把教官找来。布特卡对扒窃教官说了案情，临末道。“这个扒手，现在你这六名学生中间，你看会是谁？” 那教官十几年前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里头牌挂名的扒手，人称“扒窃大王”，后来落网后被克格勃弄来当上了教官。他对扒手的特征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马上在名单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划了条粗杠：“我认为是她！” “为什么？” “扒窃钱钞纯为使用，也即消费。这个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厅、酒吧喝酒，薪金有限，自然要生窃心了。” 这样，皮勇被叫到了校长室。布特卡亲自讯问，皮勇也不抵赖，爽爽快快作了交代，并且说明了钱钞去向，另外还反复声明与傅索安无关，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样子。 皮勇被关进了禁闭室。傅索安闻讯，马上去见布特卡校长，说明此事虽与她无直接关系，但和她们喝酒有关。她情愿代皮勇退赃，并且请求宽大处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学期才三个月，满打满算到这个月底就要毕业离校了，寻思宽大就宽大吧，于是给了傅索安这个面子，让把皮勇放了出来。 傅索安从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厅、酒吧喝酒，她独自一人在寝室里喝，因为已和餐厅搭上了关系，让餐厅把菜炒了送往寝室享用。到了元月底，皮勇结业了，傅索安才在酒吧请她吃喝了一顿。 席间，皮勇打听自己的去向。傅索安说不清楚，她确实不清楚皮勇的去向，但凭她的经验判断：学期仅三个月，说明是急着使用，皮勇必会马上被派往中国去执行任务。 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皮勇不久便被派往中国活动，制造了一桩惊动北京的案件…… 惊动聂荣臻元帅的特种密件失窃案。 这个所在，名唤“将军坟”。但是即使当地年近百岁的老人，也不知道那坟墓在何处，埋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哪位将军。将军坟地处川、湘、滇三省交界地区，一条宽阔的河流从高山峻岭间穿涌而出，流经一个三里见方的平坝时，突然一个急拐弯，绕着坝子流了大半个圈，向下游奔流而去。这个坝子，就称为将军坟。由于将军坟一面靠山，三面临水，格局酷似半岛，所以以前一向少有群众居住，只不过作为五天一次的赶场集聚点。直到196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鉴于当时的形势，从战备角度出发，决定在将军坟地区建置一家军工保密厂后，大批科研技术人员和工人从全国各地迁来，进入了将军坟西南侧深山里的厂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将将军坟五天一场的惯例改成了“每天有潮，当地群众才渐渐在将军坟定居，使这里成为一个有着千余人口的山间小镇。 1972年初春，就在这个仅在当时国防科委内部地图上才标出坐标位置的山间小镇上，发生了一起被列为“1972中国十大案件”的扒窃案件。 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层层叠叠的乌云和浓浓重重的雾气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平地间的有效视线不到十米。碰上这样的日子，是将军坟汽车站最热闹的时候。这个车站是将军坟地区连接三省的中心枢纽，每天发车十八班次，把当地群众和代名为“先锋机械制造厂”的军工保密厂的出差干部、探亲职工送往三省百里之内的几个城镇，从那里可以坐车船去有火车站的地方。如果天气正常，每天十八班次正好把陆续而来的旅客送光。但是，碰上这种阴雾天，由于能见度差，有几趟往来于危险道路上的班次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一律停开。这样，原先拟乘这几趟班次的旅客就不得不改变路线，改乘大致相同方向的班次，然后步行。所以，这样的日子，汽车站通常总是秩序大乱。不但售票窗口前人头济济，就是检票口也是一副拥挤景象，一些买不到车票的人都想混进车站，强上汽车。这天，由于多停开了一趟班次，所以拥挤现象更为严重。 上午8点10分，开往楠角镇的汽车开始检票上客，一群手提肩扛各种行李的旅客乱哄哄地涌往检票口。汽车站派出了四个膀粗腰圆的职工检票，两个一边站在只能通行一人的铁栅栏通道口，一边吆喝着让人们把车票拿在手里，一边一个个验票放行。所有有车票的旅客，都把车票拿在手里，拼命地往前挤，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高男子，身穿黑色皮夹克，肩上挂着一个硬鼓鼓的皮挎包，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着挎包带。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也没显露出会坐不到座位的担心样子。 这个男子，名叫曹秋林，是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他的特殊身份在于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使他享有这趟班车不得不把全车最好的位置即司机旁边的座椅给他留着的特权。而且，这趟班次的司机已经得到汽车站站长的命令：这个位置不坐上此人，这趟班次便不能发车！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担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钟后，有车票的旅客都已经进了车站，只有一些无票者还挤在铁栅栏通道口向检票人员交涉、请求，想破例上车。曹秋林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开人群，把车票递给检票者。检票者接过车票，看了看，撕掉一只角，把票递还给曹秋林。曹秋林接过车票时，正好从侧里吹来一股山风，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阵凉意，低头一看，不禁蓦地一惊：不知几时，皮夹克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一种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袭一般直刺进他的头脑，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皮夹克里面的右侧胸前，一摸内插袋，拉链已经扯开，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曹秋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是手麻脚软，全身出现一种虚脱似的感觉，摇摇晃晃差点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应，狂呼似地大叫一声：“不好啦！” 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一个特大案件。曹秋林不翼而飞的东西，乃是一份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密件：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实力。1967年6月7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标志着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飞速进展。国防科委的核专家在第一颗氢弹试爆炸成功后，排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干扰，积极投人发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于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据中央部署，我国又在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新型氢弹试验。当时的核试验基地，虽然聚集着中国一流的核专家，但由于受技术设备的限制，还不能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试验后的全部技术数据。有些试样，只能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去分析。地处将军坟的“先锋厂”所附设的研究所，就是这几家核试验试样技术数据分析单位中的一家。从1966年开始，“先锋厂研究所”就承担着分析核试验样的任务。每次核试验后，基地都视所进试样体积大小派两至四名机要通讯员携带试样赴将军坟交“先锋厂研究所”分析，然后将所得的各项数据带回基地，试样则封存于研究所的地下保密库内。 1972年1月8日那颗新型氢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照例进行慎密的取样分析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将需要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协助分析的试样陆续派机要通讯员送去。2月15日，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将最后一批试样送来“先锋厂研究所”。本来，只需五天左右时间就能得出分析结果，但由于缺少一种特殊试剂，专门派人去上海采购，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核试验基地急等这批技术数据，从2月25日起，每天发来急电催促。身负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干脆坐在研究所长办公室等待。研究所长于是像催命鬼似的紧催手下技术人员，终于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部工作。不料，当最后一个数据出来后，曾厚望突然患病，卧床不起，难以成行。由于时间紧迫，曹秋林经电示基地获准，决定破例独自将密件送回基地。 “先锋厂”公安处和以往那样，给曹秋林预订了今天去楠角镇的汽车票，因曹这次是一人，又要派人护送，被曹秋林婉言谢绝了——根据基地的规定，机要通讯员不能与外人同行。曹秋林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时当过侦察兵，回国后又在部队于保卫工作，一向机警谨慎，正因为如此，才被核试验基地选为机要通讯员，承担基地外的长途机要通讯。1964年以来的八年中，他多次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没料到这次却是意外，人还未离开将军坟就出了问题。 当下，那四个检票的大汉见曹秋林神色迥异，料想他失窃了什么东西，估计多半是钱钞，便关切地询问：“丢了多少钱？” 曹秋林摇摇头，脸色铁青地转头扭颈冷眼四下观望，没发现可疑人物，遂压低了声音对四人说：“你们看住这里，所有人都只许进不许出。外面这些人，不要惊动他们，发现鬼鬼祟祟的，先扣下再说！” “您同志是……”他们不知曹秋林是什么人。 曹秋林没有回答，拉开拉链让四人看了看腰间的手枪，便拔腿往车站里飞奔而去。他一口气奔到站长室，出示了证件，三言两语说明了情由。 站长立时惊出一头冷汗，急煎煎问道：“咋办？” “你马上组织全站同志，把车站外的人都赶到站内停车场去，卡住通道，只进不出；另外，所有车辆也一律不得出站。” “明白了！” 站长出去后，曹秋林马上往“先锋厂”公安处打电话报案，接着又向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报了案。 公安特派员小姜立刻赶到汽车站，这时所有人都已集中在站内停车场上，他进去走着扫了一圈，认出几个在他那里挂过号的小偷，马上一一叫出来，让车站职工先把他们看起来。这时，“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副处长刘城率领二三十名警察风风火火跑步赶到。曹秋林、小姜把处置措施说了一遍，吴荣德当即下令：“先搜查那五个在小姜那里挂过号的家伙！” 那五位是四男一女，三个是插队知青，二个是当地社员，都是偷鸡摸狗、挖墙掏兜的行家里手，个个进过“群专队”，蹲过拘留所，可谓是见过世面的角色。但没一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场面，因此都有些不自然，乖乖接受搜身。搜查结果，四个男的没什么，但公安处的两个女警察在那个叫袁淑贞的女知青的胸罩里发现了一百四十元钱，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一笔款子了，她便被留下接受讯问。四个男的放行，但被告知未经许可不准离开生产队；警方传讯，随叫随到。 吴荣德和刘城、小姜商量后，决定对停车场进行清场，所有人分几路排队离开，出卡子前必须自动将行李打开、衣兜掏净，接受国检。一小时后，近千名对象悉数通过了卡子，没发现失窃的密件。接着，警察又对所有的车辆、停车场的厕所、杂物间等旮旯进行了细密的搜查，并无收获。 至此，必须将案情上报了。 “先锋厂”公安处将案情紧急报告厂部后，厂部当即启用应急密码，向北京国防科委拍发加急电报。与此同时，还开通专线保密电话，直接向国防科委报告了案情。国防科委战备值班室接到案情报告，震惊之下马上向主管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当即亲自向公安部打电话，要求迅速协助侦破此案，追回密件。 这时，由“先锋厂”公安处牵头召开的“2·28案件”案件分析已经在临时征用下来作为专案侦查指挥部的将军坟公社革委会会议室举行。由于将军坟地处三省交界处，所以公安处请来了将军坟汽车站发往三省终点站——楠角镇、芙蓉溪、泥坪风三个镇的派出所长一起参加会议。案情分析会开始前，吴荣德处长向与会地方公安民警通报了案情，传达了“先锋厂”领导班子的决定：由于失窃的是属于国家特级机密的密件，所以侦查指挥部由“先锋厂”公安处成员清一色组成，希望三省公安同行予以密切协助，以及时侦破案件。接着，吴荣德请机要通讯员曹秋林叙述了失窃密件的有关情况。 曹秋林叙述完后即退出会场，根据核试验基地接到案情通报后发来的急电，他随即被隔离审查，软禁于“先锋厂”公安处，直到后来侦破案件后才得以恢复自由，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并且调离了机要通讯员这一岗位。 之后，正式进行案情分析。对当地治安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第一个发言，亮出了他的观点：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案犯作案的动机是扒窃钱包，不料判断失误，错窃了密件。 小姜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楠角镇派出所所长老许的支持：“小袁说得对，我估摸也是这么回事。将军坟这几年今非昔比，人了兴旺，引来了一批扒手，尤其是汽车站，三天两日发生扒窃案件。眼下的这起案件，无疑是其中的一起。” 泥坪冈派出所的张所长也表示赞同这个观点。接着，“先锋厂”公安处的几个侦察员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吴荣德问芙蓉镇派出所的庄所长：“老庄，你认为呢？” 庄所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向沉默寡言，每次开会总是最晚开腔，说起话来一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起政治性扒窃案，也就是台湾或者外国敌对势力派来的特务所作的案件？” “不可能！”“先锋厂”公安处副处长刘城断然而语：“为什么说不可能呢？因为核试验基地的机要通讯员送试样一举向来是严格保密的，基地从来不提前通知我们，他们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没有先兆，也没有规律性，连我们公安处都无法估摸，敌特分子又是如何知晓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应予排除，而把立足点放在一般扒窃案这条线上去侦查。” 庄所长想了想，点头笑道：“也有道理。”遂放弃了原先的观点。 接下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讨论：案犯是什么人？大家议下来，一致认为那个扒手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从外形判断，虽然尚不知是男是女，但不会是老年人或者少年，不是形同乞丐的角色，也不会是穿着阔绰、惹人注目的角色。 因为据曹秋林回忆，他在抵达汽车站后曾检查过，密件还在；十来分钟后，当他检票进站时才发现遭窃。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老头、少年、乞丐、阔佬之类的人在他身边转悠过，否则，他定会留下深刻印象的。 二、从作案手法看，既然能扒窃内插袋里的东西，那肯定是一个有着丰富临场实践经验的老手，可能曾落入过法网。 三、将军坟地处深山，并非交通要道，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就“江湖黑道”而言，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而案犯是个扒窃老手，很难想象他会放弃在其他交通便利、易于逃逸且油水又足的作案地而来将军坟这种地方一试身手。因此，案犯应当是一个熟悉将军坟地区而又不大习惯在较远地方作案的人，他多半就在将军坟地区亦即前述三镇范围内。 案情分析会据此决定：就在楠角镇、芙蓉镇、泥坪冈三镇也就是将军坟地区进行严密调查，凡是有过偷窃行为的人，不管是否处理过，都须查明在案发时间内的去向。对上述人员中有过扒窃前科的角色，则须予以重点调查。另外，鉴于将军坟地区有从上海、北京、重庆、贵阳、长沙等地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大约八百余名，这些人中有少数是有过偷窃行为的，自然也在调查范围内，考虑到知青自由散慢，说走就走，来去无踪，从而会给侦查带来困难，所以从即日起由所在公社的革委会下令暂时停止外出，一律留在各自听在的生产队。 接着进行人员分工：“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坐镇侦查指挥部抓总，指挥并协调侦查工作。副处长刘城率四名侦察员去楠角镇；另一副处长周晓良率四名侦察员去芙蓉溪。公安处刑侦科长马有福率四名侦察员去泥坪冈。公安处刑侦科李平副科长率两名侦察员去将军坟侦查。上述四地的派出所和公安特派员积极协助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吴荣德宣布完毕，目光闪闪扫视众人：“还有什么问题吗？……好！事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各个组每隔四小时，不管是否查到线索，都必须和指挥部通一次电话，报告工作情况。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午夜12点钟，指挥部都会把全局侦查工作简况向各组通报。散会！” 围绕将军坟分布的三个镇中，芙蓉溪距将军坟最近，大约有十八公里。所以周晓良小组最先开始工作。芙蓉溪派出所庄所长性格内向，惯于腹中琢磨，记性极好，他一回到派出所，请周晓良等人落座后，马上吩咐内勤：“把这几年里凡因盗窃而抓进来过的那些家伙的材料都拿过来。” 材料取来了，牛皮纸袋叠起来有近一米高。庄所长边用一块干抹布拭着上面的灰尘，边把几个卷宗袋扔在一边：“路上我已经琢磨过了，芙蓉溪符合会上列出特征的角色就这五个。其他这些，都是掘壁洞撬门的主儿，又是乡下人，手指粗得像擀面杖，专门给他们办个培训班只怕也学不会扒窃手艺。” 侦察员查阅这五份卷宗，这五人全是芙蓉溪户籍，都会扒窃且被拿下过，其中三人因屡教不改已被判刑，押解外地服刑。一人在去年又一次扒窃被抓后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在镇清洁站监督劳动。另一人是北京知青，下乡三年来先后在芙蓉溪、将军坟、楠角镇等地扒窃作案数次，被所在大队及芙蓉溪开会批斗过，今年以来未发现作案迹象。 周晓良说：“这五个，都要查一查。” 庄所长说：“那三个劳改的估计不会出问题，因为若是他们越狱脱逃，劳改队肯定会立即火急来电要求我们协查的。现在并没有电报，说明他们都在那里好好待着，没有作案时间。要查的，是何十四和陆文龙。” 周晓良等人深以为然，于是马上着手调查。先是外围密查，两小时后得知如下情况：清洁站那个被监督劳动的坏分子何十四，昨天晚上向单位请假，说今天去镇郊三里坪大队探望患病的亲戚，今晨一早就离家了，现在还没回来。知识青年陆文龙，阴历年前去北京探亲，至今未返队，假期已满，也未来信续假。 周晓良和庄所长商量后，决定双管齐下：立即发加急电报去北京市公安局，请求协查陆文龙的行踪去向。派员即往三里坪大队，传讯何十四。 这时已是薄暮初上，从芙蓉溪到三里坪都是山间小道。派出所民警和清洁站副站长共三人匆匆而去，行至镇外大石桥，只见一个黑影迎面而来。副站长待对方走近，定睛一看，正是何十四，当下拦个正着：“何十四，来得正好，派出所去一趟！” 何十四的身躯受惊似地动了一动，双目不敢正视三人，讷讷道：“我……我没做什么坏事啊，怎么又要上派出所了？” “废话少说！叫你去就得去！” 当下，一个民警带何十四去派出所，另一民警和副站长仍去三里坪，向何十四那个亲戚调查何当天的活动情况。派出所里，庄所长、周晓良等人正在吃着简单的晚餐，见何十四带到，马上三口两日执下饭菜，扔下饭碗就开始讯问。侦察员问姓名等开场语时，庄听长打开了何十四带着的那个挎包，里面是一双新布鞋、一个干荷叶包。打开荷叶包，见是斤余左右的腊猪耳，庄所长凑近闻了闻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 这时，侦察员问起了何十四当天的活动情况。何十四已经恢复了镇定，口齿清楚地回答：“我今天去探望姨夫了，他是三里坪大队的社员，这一阵生了病，我怪惦念的，就去看看他。我向站里领导请过假的。” “你说详细一点：几时离的家？几时到三里坪？是不是一天都在那里？谁能作证？” 于是，何十四照着作了详细回答：“我是上午6点多钟离家的，走了大约半小时就到了——因为早上有雾，所以走慢了些。到了那里，和姨姨、姨夫聊了会儿，就帮他们劈了一上午木柴。中午，他们请我喝酒了，饭后我又帮着他们干了些杂活，傍晚吃了点东西就告辞了。往回走到大石桥时，碰上你们，就给弄到这里来了。” “这么说，你今天一天没离开过三里坪？” “是的。我一步也没离开三里坪！” 这时，去三里坪调查的那个民警回来了。他一进门，周晓良便朝手下人使眼色，于是何十四马上被带往隔壁屋里去了。庄所长望着那个民警：“怎么样？”民警把从何十四姨夫家摸得的情况叙述了一遍，竟和何十四说的完全相同！ 周晓良皱皱眉头：“唔？难道他没有作案嫌疑？” 庄所长眨着眼睛：“再问问看吧。” 何十四再次被带进来，庄所长仍让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递过去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了一支。何十四受宠若惊地站起来，以极快的速度掏出火柴，划燃后讨好地伸手给庄所长点烟。庄所长说声“谢谢”，深吸了一口，示意何十四坐下，说：“何十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庄所长，我想是进行例行训诫吧？” “嘿嘿，例行训诫？我是派出所长，这是公安处周处长，由我们出面对你这么一个角色作例行训诫，不是太抬举你了？实话说吧你今天去过将军坟没有？” 何十四像触电似地哆嗦了一下，连连摇头：“没有！没有！” “没有？门别关得太早。这样吧，我跟你交代清楚，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去过，老实说出于了些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没去过，也如实说明，然后走人。但是，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不老实，是要从严处理的！你好自为之掂量掂量。” 庄所长说完，不再看何十四，眼光移向手表，一五一十地报了起来。何十四坐在那里，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等到庄所长数完六十秒，他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我确实没去过将军坟！”言毕，真的转身迈步。 屋里众侦察员见状，几乎有点“目瞪口呆”，连周晓良也转脸望着庄所长，只见老头子脸浮冷笑，望着何十四抬脚跨门槛时，突然低喝一声：“回来！” 何十四转身：“不是说让我走吗？” 庄所长似笑非笑，下巴往桌上一努：“这个！” 何十四这才想起自己把挎包忘了，他走到桌前，正待动手包起那些猪腊耳时，庄所长开腔了：“这玩意儿从哪里弄来的？” “我姨姨给的，她知道我喜欢吃这，特地做的。” “胡说！”庄所长大声喝道，“这腊猪耳散发的香味，分明是将军坟‘老卤铺子’特有的配料，你姨姨做得出？” “老卤铺子”是将军坟地区未成为“先锋厂”厂区时将军坟堆一一家山间小铺，铺主姓蒋，据说祖上是替那位死去的将军看坟的，祖传下来一味配料，专煮猪羊牛肉，香味独特，名闻方圆百里。将军坟成为一个小镇子后，那蒋老头成为供销社职工，承接开了一家“老卤铺子”，专卖卤菜。 庄所长这一招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何十四吓得马失前蹄，乘势跪地求饶：“庄所长，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请求宽大！请求宽大！” “起来！坐着说。” 何十四对他上午的的真实去向作了交代：原来，何十四以前扒窃时，因为钱多，便引诱将军坟一个丈夫在外地工作的青年妇女俞某与他通奸，保持着长期关系。后来，他失风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不敢再去找俞某。不料，那俞某竟想着他，托人捎来了一封信。何十四的妻子其时因“坏分子”之事已跟他离婚，携子而去，他一个人正觉着欲火难熬，便偷偷前往将军坟和俞某幽会。昨天，俞某托人捎信说她今天休息，让何十四去，何十四便谎称去三里坪探望姨夫而请了假。今天清晨三时他就起床了，步行十八公里去将军坟，一头钻进俞某家，鬼混一番后匆匆离去。那腊猪耳和布鞋，就是俞某相赠。何十四深怕此事露出破绽，便直奔三里坪姨姨家，帮着干了半天活，傍晚临走前特地吩咐姨姨：如若有人问起，便说他是上午7时到的。 何十四一口气交代完后，又是连连求饶。这边侦察员自是大失所望，当下把何十四先押了，急忙向将军坟指挥部报告，请求找俞某检查。不多时，回音来了：俞某证实了何十四的口供。 何十四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处劳动教养一年。此与本案无关，就此打祝这边周晓良小组诸君白白耗费了一番力气，自是恼火，正沮丧时，邮电所送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紧急回电……北京市公安局拍发来的加急电报全文如下：“遵嘱，对知青陆文龙家属进行访查，称陆在郊区亲戚家。调查人员当即驱车前往，见到了陆本人，特告。”发报时间为下午6时20分。 侦察员看了电报，摇头苦笑：这个对象也否定了。因为北京距将军坟数千公里，照眼下的交通条件，陆文龙根本不可能上午在将军坟作案，傍晚已回到北京。 芙蓉溪侦查小组在大失所望而沮丧时，楠角镇小组正在为侦查工作取得了进展而兴高采烈。这个小组的工作是从对在将军坟车站现场当场抓到的女扒手袁淑贞的讯查开始的。 袁淑贞，22岁，1967届初中毕业生，贵阳市人，出身职员家庭。 她的扒窃“技艺”说来好笑，竟是从看押对象那里学得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袁淑贞是一名狂热的红卫兵，当时贵阳市每次凡是有红卫兵参与的事件，她几乎都有份。但是，尽管她表现积极，但由于家庭出身算不上无产阶级，所以一直只能当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不过，她所在组织的头头对她一向是很信任的，所以，在1968年春贵阳市开展“群众专政专项运动”中，她被指定参加对运动对象即被抓的犯有偷、扒、骗、抢、奸、流氓等罪行的男男女女的看守工作。 袁淑贞生性好奇，又兼饶舌，看守中闲着无事便和关押对象胡磕牙瞎聊天，获得了不少扒窃手段的理性“知识”。后来，“专项运动”结束后，袁淑贞一时在家闲着无所事事，闷得发慌，想起看押对象所介绍过的扒窃“技艺”，便试着一个人练起来。这一练竟练上了瘾，不久她就把练得的本领用于实践，倒未曾失风。从此，袁淑贞成了一名扒手。当年秋天，袁淑贞被分配到贵阳郊区插队落户。她有了“挣钱技艺”，自然对艰苦的劳动不感兴趣，三天两日旷工，溜到市里去作案，扒获钱钞便大吃大喝，乱花乱用。渐渐，她的行为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怀疑。袁淑贞很是警觉，发现不对头，马上主动要求“转队”，调往位于三省交界处的将军坟地区插队。 袁淑贞到了楠角镇后，仍是劣性不改，结果两次被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拿获，因是知青，所窃数额又不大，所以都是从宽处理，一次教育释放，一次在公判会上上台陪斗，未予拘留。这次，袁淑贞是第三次落网。因为将军坟公社属于楠角镇管辖，袁淑贞又是在楠角镇插队落户，所以，刘城小组把袁淑贞带往楠角镇派出所去讯问。 袁淑贞扒手做了已有四年，又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能抵赖就抵赖的伎俩，所以一上来坚决不承认从她胸罩里搜出的一百四十元钱是赃款。刘城五人加上许所长围着她，又是吆五喝六，又是甜言蜜语，红脸白脸轮流唱，折腾到傍晚，仍未见效。刘城几个正在感到头痛的时候，将军坟公安特派员小姜来了。小姜是袁淑贞的老对手，又是克星，袁淑贞见到他就矮三分。他听说袁淑贞抵赖，马上进了审讯室，摊出了一张王牌：失主证明那一百四十元钱款确是其所失窃，他提供的钱币上面的两个特征（写过×路及数字）与赃款相符。袁淑贞这才承认自己今天上午在将军坟作了案。 这为侦查思路打开了一扇门，侦察员自然会联想到袁淑贞是不是扒窃了密件。于是审讯升级，刘城小组外加许所长、小姜七人全部上阵，光那阵势就把袁淑贞镇得神色惊慌、六神无主。慌乱之下，袁淑贞使出了一些女性案犯初落网时对付讯问的一个令人讨厌的招术：埋头哭泣，问声不响。侦察员一直和她周旋到晚上8点钟，仍无效果。 刘城问小姜：“她上两次落网时也是这副样子？” 小姜说：“不是的，她有问必答，老实交代了问题。” “如此说来，今天她是反常的。为什么反常？这里面是不是有文章？” 许所长说：“先让她缓口气，吃点东西，然后再问吧。我们也该吃晚饭了。” 吃晚饭时，专案侦查指挥部派专车送来了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所写的《案件失窃经过情况》，供各侦查小组参阅。刘城等人轮流细细看了一遍，没有产生新的感觉。许所长说：“小姜，她见你害怕，你是不是单独去找她谈谈？” 小姜点头道：“好的。不过，这案子太大，我一个人去谈怕不妥。她又是个女流，还是让小张和我一起去吧。” 小张是“先锋厂”公安处女刑警，袁淑贞藏在胸罩里的一百四十元就是她搜到的。刘城、老许认为可行，就让小张随小姜去了。 小姜想这是单独谈，便坐到袁淑贞近前，睁大眼睛盯着女扒手：“吃饱了？也不哭了，我们好好谈一谈吧。” 袁淑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这会儿神经松弛下来，倦意袭来，冷不防张嘴冲小姜迎面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小姜被她嘴里喷出的一股浓烈的大蒜味熏得差点呕吐，却又不能表露出来，皱着眉头望了一会桌上的碗盆：“你晚饭吃了什么？” 袁淑贞莫名其妙：“我吃的米饭、青菜、炒鸡蛋。” 这和小姜他们吃的是一样的，莱里没放大蒜。小姜又问：“中饭呢？” “两个馒头。” “早饭？” “一碗面条、一碟生大蒜。” “为什么吃那么多大蒜？” 袁淑贞吸了吸鼻子：“我正感冒呢，大蒜可以治感冒。” 小姜这才留意到，这个女扒手每隔一二分钟，就要吸一下鼻子，“吱溜吱溜”的声音惹人生厌。他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睛，站起来往外走去，去所长办公室往“先锋厂”公安处打了个电话，点名让曹秋林直接通话。不问别的，就问一件事：抵达将军坟后是否感觉到身边有嘴冒浓烈大蒜味和鼻子“吱溜吱溜”的人出现过？ 曹秋林断然否定：“没有！” “请再回忆一下。” “我自出事以来，一直在回忆每一个细节，如果有这种明显的细节，肯定会首先记起来的。” 小姜于是断定：袁淑贞没有接近过曹秋林，密件并非她所盗。 他把这个观点一说，众侦察员皆深以为然。小姜说：“不过，我还是想和她谈一谈，索性挑明原委，要她提供线索看看，说不定歪打正着会有收获。” “好主意！” 这个主意确实很好，小姜向袁淑贞一说“2·28案件”，女扒手就吓得脸色青白，惟恐沾上瓜田李下之疑。小姜把大蒜味和“吱溜吱溜”一说，给她吃定心丸：“你别紧张，这案子和你无关。” 袁淑贞感激涕零，差点趴下磕头。小姜又说了第三层意思，袁淑贞连连点头：“应该！应该！这是事关国防机密的大案，我应该协助你们破案！唔……能让我想想吗？” “当然可以。” 五分钟后，袁淑贞开腔道：“那个丢密件的人，是不是穿黑色皮夹克、约摸三十五六岁的男子？” “是的。” “左手拎着一个深咖啡的牛皮公文包？” “不错！”小姜点头，寻思毕竟是做扒手的，观察人特别细致，连曹秋林哪只手拎皮包都看在眼里。 袁淑贞眼睛里闪出一道喜悦的光泽，咂了咂嘴唇道：“那八九不离十是‘狗爪子’作的案了！” 小姜闻言，心中一阵狂喜，招呼袁淑贞暂停，让小张给她倒了杯茶，自己出去把许所长、刘城等人请了进来。众人围着袁淑贞坐下，听她提供线索——原来，袁淑贞今天上午在将军坟汽车站曾经把曹秋林作为作案对象，盯了他几分钟，但一时不能断定他把钱包放在何处，又见他一副机警过人的样子，料想是个难下手的角色，便放弃了。当她选中另一个目标下手窃得一百四十元转回来时，发现“狗爪子”刚从曹秋林身边离去，背朝她往集市方向匆匆而去。“狗爪子”是将军坟公社坟南大队新来的一个知识青年，遵义市人，据说原在遵义地区插队落户，去年秋天转队来到将军坟。此人精通扒窃手段，曾自我吹嘘说八岁已经开始扒窃了。十七岁那年在北方流窜作案时失风被人抓住，未扭送公安机关，而用棍子砸断了他的手指骨头。 后来，骨伤痊愈后一双手的十个指头便有点弯曲，黑道同行便戏称他叫“狗爪子”。袁淑贞与此人见过两次面，还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当时，“狗爪子”表演了一下扒窃手段，确实令袁淑贞大为吃惊，自叹弗如。 袁淑贞一口气说完，喝了口茶：“你们破了案，可不要说我提供了线索，否则‘狗爪子’的朋友会给我颜色看的。” 侦察员听袁淑贞说得如此确凿，又惊又喜，简直不相信他们小组真的交到了好运，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开始发问：“‘狗爪子’是怎么样一个人？” 袁淑贞说；“他今年二十三岁，身高1．65米左右，体重估计不超过五十五公斤，在男性中，他算是个瘦小个子，但极机灵，长瓜子脸上一双眼睛整日价滴溜溜乱转。” 刘城问：“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倒不清楚，我们都叫他‘狗爪子’，他自己开口闭口‘我狗爪子怎么怎么的’。” “你发现他从失主身边走开时，他穿了什么衣服？” “一件藏青色的涤卡外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细毛线帽子，他最近外出经常是这套装束。” “他在将军坟公社坟南大队哪个生产队插队？” “这个我可说不上来，上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他只说在坟南大队混着。” 于是，兴奋的侦察员们决定马上去坟南大队找“狗爪子”。他们一行七人抵达坟南大队时，已经是3月1日凌晨2点多钟，先去大队长家。大队长不在，外出走亲戚了，又去邻村找到了大队党支书。一问“狗爪子”，对方说有这么个人，是来队不久的知识青年，遵义人，名叫胡业章，在坟南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 支书说罢问道：“他怎么啦？犯了什么事？” 许所长含含糊糊敷衍道：“还说不准，见了他的面，问过了才清楚哩。你带我们去他住所吧。” 这一番七转八弯折腾，等到走进坟南四队时，已是鸡叫时分了。支书也不认识“狗爪子”住处，便先去了生产队长家，由生产队长领着去。那是村东头山脚下一间独立的茅草屋，原是生产队堆放杂物的仓库，“狗爪子”来插队时腾出来让其居祝一行人近前去，刘城和许所长一商量，命四人去屋后、左右窗下守着，防止“狗爪子”跳窗逃跑。刘、许、姜三个和生产队长上去敲门，“狗爪子”毫无戒心地把门打开，被小姜冷不防扑上去一把抱住，推至墙角。这小子大惊：“干么？干么？” “站着别动！” “总得让我穿上衣服吧，看把人冻的！” 侦察员把衣服每个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后一件件给他穿上，果然有一件藏青涤卡外套、一顶黑色毛线帽。“狗爪子”穿衣服时，搜查已经开始了。知青住所都很简陋，翻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每件东西，只搜到三百七十元钱，五十三斤粮票、三丈六尺布票及若干烟卷、豆制品券、肥皂券，另外，还有几张工作证，都是扒来的。 许所长望着桌上的赃款，嘴唇微张，吐出一个字来：“拘！”一副手铐便扣住了“狗爪子”的双腕。 拘捕之后，侦察员又搜查了屋子外面的柴堆和墓地，均无收获。一行人便押着“狗爪子”往捕角镇去。到了派出所，众人也顾不上疲乏，趁热打铁立刻审讯。“狗爪子”坐在十几小时前袁淑贞坐的那个位置上，戴铐的双腕搁在大腿上，双手笼在袖口里，用满不在乎的眼光瞅着侦察员。 许所长问过姓名、年龄等例行语后，低声喝道：“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狗爪子”下巴冲桌上一努：“还不是为这几个小钱。” “这些钱和票证是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是我扒来的！你们知道了还问什么！” 侦察员闻言有些意外，因为一般说来，案犯落网后刚讯问时总是抵赖，抵赖不了再来个避重就轻的承认，最后懵不过去了才全部供认。这“狗爪子”现在一上来就痛痛快快承认了，莫非是知道自己犯下了盗密件的大罪，想来个“金蝉脱壳”？刘城冷冷一笑，说：“胡业章，听说你手上功夫不赖啊，刚来将军坟地区就骆驼站在羊群里——露一鼻子了！” “狗爪子”仍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您过奖了！我这手本领在道上只能算还将就算得上眼，谈不上如何如何。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江湖上比我强的角色有的是。您诸位如果不厌弃，我说几桩事儿给您们听听。”他见无人阻止，便说了这几年中南方几省发生的几起有名的扒窃案。说完以后，似乎意犹未尽，还要说一些“扒窃高手”秘不外传的绝招，被刘城摆摆手打断了。 “停！停！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问你，你昨天上午去哪里‘作业’了？” “昨天上午？”“狗爪子”一愣，继而马上说了：“昨天早上我就去坟北大队玩儿了，一直到晚上才离开。” “‘玩儿’是什么意思？” “我去坟北大队知青侍冬那里去喝酒了。” “什么？”刘城、许所长等人大吃一惊，有两个侦察员还情不自禁站了起来：莫非白白折腾了一夜，又是一场空欢喜？ “狗爪子”神情依旧，又说了一遍。 “你说的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呢？我帮他鼓捣狗肉，手指头还给那小子划了一刀呢！”“狗爪子”说着把笼在袖口里的手伸出来，显然，他的右手食指上包着白胶布。 侦察员又是一个愣怔：如果这手指真是昨天早上受的伤，那他就无法扒窃了，密件就不会是他所窃的，许所长朝小姜使了个眼色，小姜马上走到“狗爪子”面前，把胶布揭开一看，里面果然有个伤口，是明显的刀伤，但看不出是昨天早上受的伤还是中午或者下午受的伤。目前，没有理由排除他在扒窃密件后，因怕追查过来而故意制造这个伤口的可能。 许所长、刘城走出去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暂时停止审讯，而先派员去坟北大队我知识青年侍冬了解情况。“狗爪子”先关押在派出所。 两个侦察员奉命即赴坟北大队，直到下午才回来。他们向刘城报告：侍冬在坟北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今天早上还有人看到过他，但就不知去向了。此人是铜仁人，6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来将军坟插队，表现不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但未发现干过违法之事。他经常不请假就擅自外出，有时一走就是十天半月。 由于其住处偏僻，所以同队社员无法提供昨天是否有人去他那里玩过。 刘城向专案侦查指挥部报告了情况，吴荣德处长命令全力查访侍冬下落，了解胡业章口供的真实性。 但是，刘城小组这边一直查到了3月3日上午，还没找到侍冬。与此同时，泥坪冈、将军坟和芙蓉溪三个小组都在继续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未发现任何线索。 这时，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2·28案件”的刑事侦察专家抵达将军坟了。 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刑侦专家名叫倪炯敏，五十来岁，山东人。倪炯敏是个“老八路”，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称八路军时参的军，先干侦察兵，三年后又当武工队长。当时胶东半岛上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在他身上，有过不少类似李向阳的传奇事迹。全国解放后，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调去了公安部。与其他刑侦专家相比，倪炯敏没进过专业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较丰富的刑侦实践。所以，这次公安部派他来将军坟，只让他带了两名年轻的助手，有着要他“独挡一面”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2·28案件”的“先锋厂”公安处刑警董玉华回忆，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惯于逗人发笑的相声演员。他来将军坟时，穿着一件敞怀的外套，五个纽扣已经掉了三个，一下车东张西望，然后嘟哝一句：“这地方瘴气很大。”然后就掏钱要助手去买酒。在接着举行的案情汇报会上，别人喝茶，他却喝酒。这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因为一旦案子无法侦破，喝酒就是一个原因，追究起来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后来把“2·28案件”侦破了，所以无人指责他。倒是后来聂荣臻元帅听说倪炯敏喜欢喝酒，特地派人送了两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听了案情汇报，没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问了几处细节，然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 吴荣德等人认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劳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卧室。但他并没有躺下，连坐都没坐，就在室内绕着圈子踱步。他的两个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间整理先前的会议记录。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倪炯敏去见吴荣德，要求去“先锋厂”见见曹秋林和曾厚望。吴荣德当下便亲自驾车陪送而去。 机要通讯员曹秋林被软禁在“先锋厂”公安处，昼夜有人监护，不禁忧心忡忡，一天到晚长吁短叹，一直在打听案子侦查情况，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他。此刻他听说来人是公安部专家，料想案子还没侦破，脸上马上出现了一阵绝望的阴云。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紧，我们会尽力侦查的。我来找你，就是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听你把你从基地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一遍，说得越详细越好，我有足够的耐心听完。”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叹气。倪炯敏和曾厚望见面，没多说话，只听他叙述了有关情况：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达“先锋厂”，当天即去研究所办了手续，把带来的试样放进了研究所的保险箱。 曾厚望是兰州人，以前从未到过西南，难以适应将军坟地区的气候水土，抵达“先锋厂”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病病恹恹的症状。 研究所领导知道后，马上让他去“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去治疗。 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试剂的原因，要推迟获得分析结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输液，只配了点药，他特地向医生说明：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将离开“先锋厂”，届时会不治而愈。服药以后，头两天情况有所好转，到了3月19日却突然腹泻，一昼夜泻了二十多次，不思饮食，头昏脚软，只得卧床输液，两天后方有所好转，但仍须每天去医务室打针。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试剂一事，估计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误了归期，严遵医嘱，每天去向医生报到，老老实实吃药打针。尽管如此，恢复得仍旧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泻，这次更加厉害，还伴有腹痛，于是只得再次卧床输液。由于基地急等密件，经请示获准，决定曾厚望留下治疗，由曹秋林一人携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愈，他知道此时不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基地也没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锋厂”，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说完，不住地摇头：“唉——，我这身体……若我这次不生病，那就不会出事，两个人上路，警惕性就高，双保险，扒手别想动脑筋！” 倪炯敏问：“你这次究竟生了什么病？” “我这身体应该说是不错的，当兵出身，从来没生过什么玻身体素质差的人，也不让当机要通讯员，这次是水土不服，将军坟这地方瘴气太大，我一到这里就感到不舒服。” 倪炯敏点头：“我也是，所以我马上喝白酒。你没喝酒吗？” “我们这一行有纪律，不允许喝酒的。” “你的水土不服一说，是医生的判断，还是你自己认为？” “这是医生诊断。” “有病历卡吗？” “没有。我这是临时看病，用不到搞病史。” “你是不是吃过什么不洁食物？” “医生也问过，我没吃过不洁食物。” 当晚，根据倪炯敏的意见，侦查指挥部举行案情分析会。由于三镇警方不是指挥部成员，所以未通知他们参加。吴荣德也是老公安，他在上午倪炯敏抵达伊始就已把侦查情况向倪炯敏交了底：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现在见倪炯敏主动提出开案情分析会，料想这位专家对案情有了新的见解，因此一上来就请“倪老师作指示”。 倪炯敏笑道：“老师不敢当，指示更谈不上。我请同志们看一幅坐标图。” 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张白纸用图钉固定在墙上，众人一看，上面只画着五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四个方向长度不等画着四个稍小的圈子，大家不解其意，一个个大眼望小眼瞪着倪炯敏。倪炯敏站起来，走到墙角，指着坐标图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中间的大圆圈，代表将军坟，四个小圆圈，依东南西北方向依次为芙蓉溪、楠角镇、泥坪冈和‘先锋厂’。密件是在将军坟失窃的，我同意大家对于案犯特征的大部分分析意见。现在先谈谈侦查指挥部关于侦查范围的分析，当时一共定了四个地方：将军坟、楠角镇、芙蓉溪和泥坪冈，应该承认这里面的正确成分。但是，我在想，‘先锋厂’为什么不在侦查范围呢？据刘副处长刚才和我个别交谈时解释，是因为‘先锋厂’的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骨干分子，不可能作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如果‘先锋厂’的治保状况永远能打保票，那么要在厂内设一个公安处干什么？ 公安处要设刑侦科、治安科干什么？对付外来的犯罪分子？你‘先锋厂’有军队保护，是军事禁区，出入须凭通行证，外人是无法进来的。退一步说，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可靠，那么他们那些总数超过二万名的家属是不是可靠呢？家属中是否有人可能会作案呢？ 所以，我认为当初未把‘先锋厂’定在侦查范围内是一个失误。现在，除‘先锋厂’外的四个范围都已调查过，未发现线索，我怀疑作案者来自‘先锋厂’这一边！ 倪炯敏笑笑：“我接下去还要谈到，侍冬早找到晚找到没有什么价值，胡业章的口供据我判断应当是可信的。” 一个侦察员说：“但他右手食指上的伤口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产生的还未得到证实，这是关键的一点。” “没有‘关键’这个说法，胡业章的右手食指即使没有伤也算不上‘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他的《亲笔供词》观察，他是个左撇子，所以必然是左手作案；而曹秋林的密件失窃于右侧内衣袋，他当时右侧倚树而站，所以案犯作案只能以迎面姿式下手，这样，就必须以右手下手，否则姿式不顺，小臂会接触曹的胸前而被察觉，但胡业章却是左手作案的，因此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倪炯敏这番话一出口，令众侦察员大吃一惊，他们都和胡业章见过面，却从来没留心到胡是个左撇子，而倪炯敏光凭《亲笔口供》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而他对于案发情况的分析，无疑是细致入微的，令人信服。于是，大家都频频点头，静候倪炯敏往下分析。倪炯敏接着道：“‘先锋厂’除了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还有二万多名家属，加在一起共三万来人口，实际上已是一个城镇的格局。我初步摸了一下，在这个特殊城镇里面，除了‘先锋厂’，还有医院、学校、商店等，那二万多名家属中，有大约六千至七千名是初中生以上年龄至六十岁以下的，这些人中会不会有人是扒手？还有，‘先锋厂’的干部、职工中是不是有人会有作案嫌疑？ 这些，都应当查摸一下。大家以为如何？” 众侦察员讨论下来，确实缺乏为“先锋厂”打保票的理由，于是决定报请厂部获准后，将全班人马开回厂区进行查摸。厂部领导同意这一方案，加上一条补充意见：护厂的一个陆军营，也应列入调查范围内。侦查指挥部便速和部队取得联系。双方商定由营部组织自查。 二十四小时后，各处查摸结果纷纷报往侦查指挥部：均无线索。吴荣德无可奈何，愁眉苦脸地去见倪炯敏。他走进倪炯敏的临时办公室时，只见桌上放着两个空酒瓶，三只酒杯和几个空罐头，烟缸里的烟蒂堆积如山，显然，来自北京的这三位今天一直在喝酒。吴荣德哭笑不得，接过倪炯敏递过来的香烟，苦笑道：“倪老师，我们白辛苦了一天一夜。” “吴处长请坐！”倪炯敏拉吴荣德坐下，“没有白辛苦，这是必要的铺垫，真正的查摸马上要开始了，当然，这是连专案侦查指挥部也只能少数几个人知道的秘密查摸，我料到你会来找我，就在这里等候大驾光临啊！” 吴荣德给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铺垫？真正的查摸？这是怎么回事？” 倪炯敏便向吴荣德作了详细介绍——昨天，倪炯敏去查访曹秋林、曾厚望后，凭着一个刑侦专家的职业性敏感意识到这桩案件似乎和“先锋厂”的人有关。他回忆了和曹秋林、曾厚望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很快就找到了疑点：曾厚望的两次“水土不服”显得过于突兀。案件失窃的关键条件是由原来的两人护送改为一人护送，而曾厚望的“水土不服”恰恰构成了这个条件。倪炯敏于是决定在这上面找找线索，他通过“先锋厂”党委动用了保密电话，先和核基地方面取得联系，通过对曾厚望的调查排除了其参与密件盗窃的可能性，接着便和公安部通话，要求速向卫生部有关专家了解有关西南“水土不服”症的各种症状。北京很快就来了回电，告知了症状，倪炯敏发现曾厚望的症状仅在初期和“水土不服症”相符，之后便完全不符，于是便怀疑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企图人为制造一人护送密件的结果。这一怀疑最有理由的依据是曾厚望的两次卧床输液的时间恰恰和试样分析结束的时间相同。倪炯敏当即决定要在这上面重点查一查，但他担心一下子把矛头转向“先锋厂”会打草惊蛇，所以提出先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在全厂（包括家属区）作普遍查摸。其实，倪炯敏心里已经有数：如果案情确如他所估计的，那么无疑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间谍案件。 当下，吴荣德听倪炯敏如此这般一说．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说出一句话来：“会是间谍案？” “如果案情确和曾厚望两次患病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无疑是一起间谍案！” 吴荣德向倪炯敏请教接下去应当如何着手侦查，倪炯敏说：“先从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谁给曾治的？采取了什么措施？服了什么药？药物来源？给药途径？根据查得的情况再作下一步安排。” 吴荣德说：“好！我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说：“为防止打草惊蛇，要给外界形成一个假象：把今天在厂区内调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处地方进行调查，使人以为今天一天的调查只不过是走过场，应付公安部专家。当然，接着开始的厂内调查应当是绝对保密的。” “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既然用了药，那么就要开处方，而处方上必须有医生的签名。所以，给曾厚望开处方的那个（或者几个）人便是给曾厚望看病的医生，调查就从他（他们）身上开始，当然必须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 “先锋厂”公安处请研究所财务科以“查账盘库”为名，出面对医务室的库存药品、处方等进行检查。财务人员根据公安处事先的指点，把注有“外来人员曾厚望”字样的几张处方暗暗抄了下来。 吴荣德一看，都是诸慧丽所开。情况报到倪炯敏那里，倪炯敏问：“诸慧丽是怎么一个人？” 公安处刘城副处长说：“她是个20多岁的青年女医生，1969年来我厂工作的，先在厂医院当内科医生，半年前才调来研究所医务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调她的档案！” 半小时后，诸慧丽的档案袋已经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详细阅读了有关内容：诸慧丽，194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家庭妇女。1949年初，她过继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随伯父母（亦即以后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干部，分别在水产部和北京市物资局工作。诸慧丽自小学起，一直至西南医大毕业，皆品学兼优，多次获奖，在大学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她从西南医大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锋厂”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来厂后表现不错，是研究所行政线党支部委员。 倪炯敏把材料袋装进档案袋，问道：“她结婚了没有？” 吴荣德说：“还没有。最近正在谈恋爱，对方是本厂的一个工程师，和她同年，西安交大毕业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厂的，表现很好，已入党了。” “两人谈了多久，关系怎么样？” “谈了三四个月，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会，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诸慧丽应当没有问题。” 吴荣德、刘城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断道：“可是我仍旧认为案件的毛病应当出在医务室。”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盯着那里查，不过要换一个方向，查查他们那里最近是否有人外出过——哪怕是半天。” 吴荣德情研究所劳动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个二月份医务室无人外出。这个“外出”指的是离开“先锋厂”范围，医务室全体人员都住在“先锋厂”家属区，成家了的住公房，单身的住宿舍。 “先锋厂”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城，各个进出口都有军人和公安处人员把守，出入都须登记，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这分儿上，别说吴、刘两个处长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这事怎么着？怎么横查竖查都不着边儿？倪炯敏无咒可念，心烦意乱，他还得每天和北京通电话，向公安部汇报侦查工作情况。这天晚上打过电话，大概受到指责了，回到卧室沉着脸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于是，五个人喝起了酒。因为心里兜着案子，聊着聊着还是聊到了这上头，小唐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医务室没有人外出，那就说明密件并非那里的人所扒窃——当然目前还不能排除与案情有关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考虑一下：外面的人是否进过‘先锋厂’，与医务室的嫌疑人接触，双方互相策划并作案？” 倪炯敏眼睛一亮，盯着吴荣德、刘城：“有这个可能吗？就是外来人员能否进厂？” 刘城说：“外来人员若是工作关系要进厂的，必须经国防科委批准并出具贴有照片的公函，凭公函经我厂核批后方发给‘临时通行证’。但是，若是只进入家属区，那就只需接待方登个记就行了。 当然，根据规定，那只限于本厂人员的亲属。” 倪炯敏恍然大悟：“弄了半天，原来你们是内外有别——生产区和家属区是分开实施安保的。这就好了，照小唐说的去查一查外来人员最近是否有访问研究所人员的，尤其是医务室。” 吴荣德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刘，你去办一下，这里坐等回音！” 刘城立即出门，去公安处办公室往“先锋厂”通往外面的四个卡子打电话，让火速查明2月份外来人员找研究所人的名单，一会儿，他拿着一叠纸条兴冲冲地奔进来：“有门儿！有门儿！” 这“门儿”就是名单中果然有找研究所医务室的，来人是个女知青，登记本上填着名叫卞学君，贵州省榕江县九里坝公社新花大队插队知青。二十三岁。接待人是邝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达，2月29日离开。 倪炯敏看了那张纸条，问道：“这个邝裕祥是什么人？” “研究所医务室主任，一个有着多年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晤，倪老师要不要查阅档案？” “暂时不查。我们还是先查一下那个卞学君吧！” 吴荣德说：“对！分两步查：一是马上和榕江方面联系，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属区查摸，弄清她来这里的目的及活动情况，重点是2月28日上午案发时间的行踪。” “对！” 调查进展神速，次日中午，两项结果都已获取：一、榕江方面称确有卞学君这么一个女知青。二、邝裕祥夫妇同在“先锋厂”工作邝妻春节前去南京老家探亲，至今未归，邝一人居住，外甥女来后与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么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听留声机，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调查，所以无法知晓。” 吴荣德说：“就这些，似乎不大有价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终盯着曾厚望那两次‘水土不服’不放，现在冒出这个女知青来，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齐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学君当面询问。第二，找诸慧丽调查给曾厚望看病是怎么回事。第三，查阅邝裕祥的档案。” 刘城副处长带了两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学君调查。这边，小金和吴荣德找诸慧丽一调查，不禁大出意外：原来，诸慧丽在着节后临时借往“先锋厂”医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来，在这期间，她根本没去过研究所医务室，更谈不上开处方了。 倪炯敏亲自查阅档案，也有收获：邝裕祥，1930年出生于贵阳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医学院，五年后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于表现积极，被吸收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次年，经部人事部门决定，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直至1959年底。之后，一度仍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担任医务方面的工作，还借调去过北京协和医院。1965年“先锋厂”组建时，国防科委把他调来，先在厂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后来研究所组建医务室，考虑到他技术全面，并且有过当保健医生的经历，便委他担任了医务室主任。邝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邝妻强秀凤系“先锋厂”医院药剂师，平时表现也不错。倪炯敏把档案材料连看了几遍，临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一行文字上，皱起的眉头使目间皮肤形成了一个“川”字。在公安部，他虽然不是搞政治保卫工作的，但对那个部门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并非一无所知，他听说过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破获的一些反革命特务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苏联援华、访华人员的接触或者留学苏联时，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为出卖祖国的间谍的。因此，他产生了联想：眼前这个邝裕祥有过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会不会被混迹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这个联想固执地占据着倪炯敏的思维空间，最终成为一个疑点，而被他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次日，转榕江调查的侦察员风尘仆仆驱车而归，带来了同样令人出乎意外的消息：榕江县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队确有一个名叫卞学君的女知青，查其档案，系贵阳市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榕江插队落户，她的舅舅是邝裕祥，“先锋厂”医生。但是，卞学君今年春节并未离开生产队，她那个集体户的全体知青都留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侦察员还带回了一张卞学君的照片，果然和邝裕祥的邻居所说的那个“卞学君”相貌不同。 这样，事情基本上明了了：一个女特嫌分子冒卞学君的身份混进“先锋厂”家属区潜伏下来，在邝裕祥的配合下于2月28日去将军坟汽车站窃取了曹秋林所携的密件。 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立即传讯邝裕祥！ leqZ年3月8日深夜，“先锋厂”公安处的两辆吉普车悄然驶至邝裕祥所住的楼下。侦察员叩门而入，向邝出示了由厂党委批准的《传讯通知》，把邝请上了汽车，直驶公安处。与此同时，对邝宅和研究所医务室的搜查也开始了。侦察员经过细致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于特务联络的密写药水、工具以及两本密码。此外，还查获了特嫌分子作案时所供的那个被误认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边出现过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征正好相符。在绒线帽里发现女性长发一根，这为后来追踪、认定间谍案犯提供了铁证。侦察员把搜查结果报往侦查指挥部时，吴荣德、刘城以及倪炯敏的两位助手小金、小唐对邝裕祥的讯问正在进行。邝裕祥初时自然拒绝招供，一口咬定公安处抓错人，扬言要到北京国防科委去告状。待到侦察员把他自以为密藏得天衣无缝的密码等证据送进来时，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头如捣蒜。吴荣德没料到这个平时一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会弄出这副腔调来，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亲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来，说：“老邝，你别这样，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为好。你那个‘外甥女’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还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钟交代，我们就早一分钟追回密件。否则，时间耽误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邝裕祥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鼻涕，断断续续地作了交代——诚如倪炯敏所估计的，邝裕祥早在1958年7月间，就在陪苏联专家去北戴河休养时，被混迹其间的克格勃特工软硬兼施拉拢，答应为克格勃工作。那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时和邝裕祥的接触，对其进行了收集情报、使用密写工具、联络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并给了一些钱。但是，并没有下达活动指令。1959年12月，专家组撤回了苏联。临行前，那个克格勃特工吩咐邝裕祥潜伏待命，伪装积极，取得信任，以便日后大展鸿图。邝裕祥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个月把自己的境况向澳门的伯父（他是一个本分的老中医）写信告知就可以了。 从1960年3月开始，邝裕祥严格遵照指令执行，每季度向澳门伯父处写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对他就像忘记了一样，从来不联络，也不下达活动指令以及发放特务经费。这种情况使邝裕样产生了一种“得以解脱”的想法。他的“下水”出于迫不得已，后来他曾为之懊悔不已，所以当克格勃那么长时间不理睬他时，他很是轻松了一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到了1965年，邝裕祥被调来“先锋厂”后，马上就有密信寄来，命令他提供情报。“先锋厂”作为一家大型保密单位，自有许多保密措施，各部门之间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状态。因此，纵使邝裕祥费尽心机，也只弄到了极小部分的情报。对于克格勃而言，这中间最有价值的一条情报，就是“先锋厂”研究所承担中国核试验基地部分项目的数据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连三发来密令，让邝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锋厂”之间的联络、接触过程。邝裕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完成了任务，于1969年2月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向克格勃提供了。 从那时开始，邝裕祥就意识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数据密件上动脑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邝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写）发来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协助特工窃取元月8日中国那颗氢弹爆炸后“先锋厂”研究所数据分析结论赛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达贵阳市的一个地址，显然那里有克格勃特工在坐等（后来查明那是一家旅馆，信件插在门口任人自取，查当时所有旅客，未有收获，估计收信特工是上门去取的）。邝裕样不敢违驳，却又不希望克格勃真的作这起案件，以免殃祸自己。他反复动了脑筋，最后想出特工冒充其外甥女来探亲，然后去将军坟跟踪机要通讯员行窃的主意。邝裕样把信件寄出后，一直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中，暗中祈望克格勃放弃这次行动。不料，2月上旬他接到密令，称方案已获批准，让准备实施。邝裕祥无奈之下，只好把妻子打发去南京探亲，以便接待和协助派来的特工实施方案。 2月13日，邝裕祥接到3号哨卡值班室的电话，说有人找他。 邝速骑摩托车赶去，和冒充外甥女卞学君的那个女特工见了面，办了有关手续后，把她拉往家属区，在自己家里住了下来。那个女特工看上去大约二十二岁左右，女性中属于中高个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倒还有几分姿色，人看上去很活络。她自称姓龙，让邝格样称她“小龙”。“小龙”向邝裕样交代了克格勃的指令：务必协助她窃取密件。 当时，核基地的机要通讯员还未抵达“先锋厂”，作为研究所医务室主任的邝裕祥，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来。但小龙说得很确凿：肯定会来“先锋厂”进行数据分析，这几项分析只有“先锋厂”能做，而且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做。她说这是克格勃科学家经过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果然，两天后，曹秋林、曾厚望来了。小龙当即命令邝裕祥做两件事：一是打听密件送高“先锋厂”的时间。一是无论如何设法把两个机要通讯员中的一个留下来。对于邝裕祥来说，后一桩事很是勉为其难。他正犯愁的时候，从未来过西南地区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医了，于是便有了两次使这个壮实的北方汉子病卧床榻的阴谋。邝裕祥生怕惹人怀疑，便自作聪明地冒出用诸慧丽的名字开处方的主意，想给以后一旦出现的调查留一个谜团。 2月28日，小龙早早去了将军坟，待到曹秋林抵达汽车站后便挨上去作了案。她当时就溜回“先锋厂”家属区。换下了作案时穿的衣服，本来想马上离开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伤的脚开始肿胀疼痛了，难以行走。于是只得留了下来。次日，她接受邝裕祥的劝告，由邝带着去家属区医院治疗，但是拍过X光片子后，她却又改变了主意，坚持要走。邝裕祥便把她送往将军坟车站，看她乘坐的开往芙蓉溪的汽车离站了方才驾着摩托车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经完全明了。倪炯敏立刻挂通了北京的保密电话，向公安部汇报情况。鉴于该案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由最初判断的普通刑事案转为间谍案，所以他当即请示是否需要“走马换将”，调政治保卫线的专家来指导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 公安部有关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仍由倪炯敏指导并协助侦查指挥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获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侦查指挥部召开案情分析会，研究那个自称“小龙”的克格勃女间谍的去向。 会议开始时，倪炯敏公布了一个有关失窃密件自毁装置的秘密：据曾厚望在请示核试验基地获准后告知，曹秋林失窃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个西装皮夹，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内有一种自毁液体，当外面一被启封，自毁装置就自动开启，只要打开密封层，里面的密件上的文字、数据就会在瞬间被毁，密件就成为一份废纸。只有将密件放进特制的仪器中经过处理后，才能安全开启，获得密件上的内容。倪炯敏临末道：“作为克格勃这样的间谍机构，不会不懂得密件的自毁装置，所以，他们向‘小龙’下达任务时，一定会交代这一点。所以，‘小龙’窃得密件，并不意味着已经窃得了机密，只要她还没越境，密件就一定还完好无损。我们现在的思考聚焦点，是定在‘小龙’是否还在中国这一点上。” 吴荣德说：“今天凌晨，我们已向全国各边境口岸发了紧急传真电报，要求协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证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龙’的。至开会前五分钟，最后一份回电已经发来，各个口岸均未有这样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捡到状如密件的物体。 因此，我想，那个‘小龙’一定还在国内。” 公安处长的这个观点，与会侦察员中有人赞成，但更多的人却是提出异议，对“小龙”得手后这么长时间仍不越境赴苏向克格勃交差的意图表示怀疑。“小龙”已经得手，她还不走干么？难道身负其他使命？这不合间谍活动的规律，担任盗窃密件这样的重任的间谍，向来都是“一行不兼二差”的。对此，“吴派”观点者作出了解释：密件虽小，但毕竟无法通过我边境口岸的检查，所以，“小龙”只能携密件以非法形式出境。这就需要接应，而克格勃方面在交代任务时因不知窃取密件的确切时间，因此肯定得放一定的余量，把接应日期定在稍后的日子，“小龙”不走，就在等这个日期的到来。 如此解释，过于牵强，另一观点者马上指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吴处长前面的观点就立不住脚了，因为完全有可能“小龙”早已越境日苏联了。一时间，双方各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争了好一会，刘城副处长和吴荣德处长低声交换意见后，打招呼让大家都住口，请倪老师说几句开导开导。倪炯敏笑道：“这个问题我也在琢磨，初步想法是宜在邝裕祥的供词里找答案。大家可以再看看，邝裕样的供词笔录。” 于是暂时休会，一些人“自由活动”，一些人轮流阅读邝裕祥供词笔录。半小时后重新开会时，果然有个侦察员找到了答案：“‘小龙’还在国内的依据是她的脚扭伤了，难以进行非法越境。” 有人不以为然：“伤？伤到什么程度？一个多星期了还不能走路？她离开将军坟时不也是一个人上的车嘛！” 正当前面那位无言以对时，外面传来一阵摩托车引擎声，倪炯敏的助手小唐手持一个纸袋匆匆进来。倪炯敏问：“怎么样？” 小唐点头：“着了！” “你给大伙儿说一下吧。” 小唐从纸袋里抽出两张X光胶片，对着墙上的日光灯高高举起：“倪老师让我去了医院，调来了‘小龙’受伤后拍的X光片子。 医生指出，她的左脚脚背的第一根骨头也就是大脚趾骨已经发生骨折，大家可以看一下片子。”’众人看着片子，议论纷纷，有人问这骨折意味着什么。小唐说：“医生说，通常说来，这样的骨折应当上石膏或者夹板，三个星期后方可拆除。在这期间，患者难以作较长距离——比如几公里——行走。” 这样，案情分析会对“小龙”还未离开中国这一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接下来，讨论另一个更具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小龙”去何处了？ 众侦察员七嘴八舌议下来，认为“小龙”潜伏在附近养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邝裕祥的口供看来，这个“小龙’”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间都透出对中国社会情况的熟悉，所以估计她是不久前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她是知道中国“群众专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负如此重案绝对不敢在附近城镇的旅馆下榻养伤。那么，会不会去了克格勃给她的“关系”处待一段时间？分析下来，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通常说来，克格勃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小龙”在作案得手后会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给她安排一个用于养伤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公安机关防范成效极高，克格勃潜伏的“关系”无疑是极其有限的，那也就显得更为“宝贵”，他们不可能向“小龙”透露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小龙”一旦失风被捕，那个“关系”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两雕的傻事，克格勃不会干的。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小龙”自己找地方养伤。她会去哪里养伤？无非一是亲戚，二是朋友。为了查明“小龙”的亲友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她是哪里人，亦即原籍是何处。为了弄清这一点，侦查指挥部决定突击提审邝裕祥，从邝的供词中寻找线索，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时间紧迫，破案心切，侦查指挥部对邝裕祥的审讯排出了强大的阵容，不但吴荣德、刘城、周晓良、李平等处、科头头亲自出马，还请倪炯敏带了两位助手临场坐阵。审讯室里摆上了当时属于比较罕见的磁带录音机，由专人负责操作。另外，还安排了三名记录员，要求记下邝裕祥所说的每一个字。 审讯从3月9日傍晚7时许开始，一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 出乎邝裕祥意外的是，从头到底的讯问都是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显然和进门伊始他所见到的为之吓得脸容失色的阵势不合拍，但显然使他明白了一点：寻查‘小龙”的去向乃是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所以他苦思冥想，充分配合。据邝裕祥交代，他不知道也不敢打听‘小龙”是何处人氏、经历等等，对方同样也未打听他的这些情况，这是特工的基本纪律。“小龙”甚至连姓名也未透露，在公安处的临时户口申报单和医院的病卡上，她都让他写了“肖龙”——“小龙”的谐音。他们之间一起生活了半个来月，自然免不了要聊天，‘叫、龙”也从未失口说过是何处人氏。当然，“小龙”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半个月中总要显露出一些给邝裕祥留下印象的细节。这些细节经过侦察员的耐心启发诱导，一点一点地被邝裕祥回忆起来，说了出来——“小龙”说话用普通话，但是听上去不大标准，没有北方人那么流利、顺畅；用语似乎也不大规范，比如向邝裕祥打听曹秋林的年龄时，就用了“他几岁了”这样的提问方式。 “小龙”在饮食方面的特征：主食喜欢吃大米饭、粥及糯米糕团，菜肴方面嗜食水产品，不会吃辣，喜欢偏甜，烧红烧肉、鱼时一定要放糖。每天喝酒，喜欢喝绍兴黄酒，也能喝白酒，酒量很大，有一次喝了一瓶黄酒、半斤白酒也没什么，照样思路清晰，谈笑风生。 对上海比较熟悉，具体表现在：2月24日电视中播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新闻时，她对迎宾车队途经的道路都能一一说出，如数家珍。电视中播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锦江饭店宴请尼克松一行的新闻时，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水质不行，60年代中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苏州河和其他一些小河洪里还有鱼虾游游，现在早已绝迹了。这次尼克松访问上海一定从美国带来了饮用水。”同样的新闻，在播出北京和杭州的画面时，她没说什么。 3月10日凌晨，侦查指挥部随即开会分析邝裕祥的口供。刑侦科李平副科长是上海人，他根据“小龙”在诸方面所表现出的特证，认为她的原籍是上海，理由如下：第一，上海属于吴语地区，上海人说普通话时对卷舌音总是掌握不准，使人感到缺乏“北方味”，显得不顺畅。另外，上海人在打听他人年龄时有一个明显的习惯用语，即问“几岁了”，而不是“多大了”。第二，上海人嗜食大米、糯米，烧菜爱放糖。第三，上海人习惯喝黄酒。第四，只有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才知道当时苏州河及其他小河中的水质情况；也只有上海市区中的居民，才把“小河”称为“小河浜”、“河浜”。 李平的推理被大家一致认为合乎情理，这样，可以初步认定‘小龙”原籍是上海，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识青年。根据3月19日的案情分析所作的关于她在离开“先锋厂”后多半会潜回原籍养伤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认定“小龙”现在栖身上海。侦查指挥部当即拍板：速派一支由精干侦察员组成的侦缉小组，急赴上海缉拿“小龙”！” 1972年3月11日傍晚，由刘城、李平率领，倪炯敏随行的十人侦缉小组飞抵上海虹桥机常已经接到公安部通知让“全力协助”的上海市公安局派车把他们接往福州路市局机关。上海警方专为协办“2·28案件”而组建的一支由十六名资深侦察员组成的专案组已在那里等着，双方未及寒暄便开始通情况，谈构想，制订侦缉方案。 在侦查工作中久经世面的上海同行没有料到“先锋厂”方面来沪要办的竟是难度这样高的一个案件，要找的对象竟是一个只知大体上是知青身份的女青年，这等于是从头开始办一个案件。不过，上海警方在协助全国各省市同行协办案件方面的“高热情、高效率”在全国警界向来是出了名的，专案组长邵冬锋当即表态：难度再大也要上，一定要把案犯抓到！ “先锋厂”方面原来的设想是在上海历届知识青年中排查线索，然后缩小范围开展侦查。但这个方案显然是难以实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万七千六百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说档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话，在这些数量的材料中找一个只有体态容貌特征的“小龙”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等于是在一个中等城市中找一个匿名者，而且这个匿名者还只是“曾在这里待过”，显然是无法进行的。上海专案组诸君也开动脑筋反复考虑，但一时想不出一个在时间和质量上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这时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休会，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9时，双方继续举行案情分析会。上海专案组侦察员老卢提出了一个主意：“小龙”潜来上海既然是为养伤，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须治疗，要治疗就必须进医院，进医院就得填病历卡，河不从这上面试一试？即使查遍全市各个医院，范围也是有限的。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散会，两人一组拼成了十个小组，配备摩托车，划分地块，马上开始调查。 当时，上海卫生系统有个规定：患者求医，病历卡由各医院挂号室保管，只给患者一个门诊号，凭号付费领病历卡。这个规定无意中给“2·2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方便。使侦察员每到一个医院，都能很容易地调阅今年3月1日以后新开的病历卡（据分析，“小龙”肯定使用新开卡）。上海的医院很多，从市级一直到区级、街道（地段）级加起来共有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十个郊县的县级、镇（公社）级医院。二十名侦察员一天跑下来，只查一百来家医院，并未发现线索。 当晚，几个头头脑脑开碰头会，认为侦查思路是对头的，但鉴于时间紧迫，需要增大侦查力度：从次日起，增派十个小组投入调查；同时，急电通知十个郊县公安局，由各局安排专人去境内各医院卫生院调查，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这样，到3月13日晚上，侦查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市市区、郊区大大小小的每个医院，但是，反馈过来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竟是没有一个女青年去诊治左脚大脚趾骨折的！侦察员皆大惑：难道侦查思路出了问题？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许多人的观点倾向于“小龙”并未来上海。“先锋厂”方面的刘城、李平几个头头，闻言神色都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便重新成为“无头案”了，侦查难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这时，倪炯敏开口了，问上海专案组组长：“老邵，你们上海有没有企业医院？” 邵冬锋闻言，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有企业医院！对！ 对！对！漏了这一块！” 所谓“企业医院”，是指一些拥有万名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自己办的医院，当时上海颇有几家，这种医院由企业自己管理，与卫生系统没有行政关系。一般说来，除非军工企业，其他企业医院都对外开放，社会上的居民只要付费，就能去看病治伤。企业医院的规模、设施相当于郊县的中心医院，治“小龙”那样的骨折完全胜任，因此，不能排除她去哪家企业医院治伤的可能。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落实这个侦查思路的最后一个机会，自然紧抓不放。邵冬锋当即下令：“往各个局打电话，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业医院以及具体地址。” 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落实，十来分钟后便有结果报来：全市共有十一家企业医院，其中海军军工企业的那家对外不开放。邵冬锋说：“好事不隔夜，马上去人一家一家查！” 当天午夜时分，侦察员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二钢铁厂医院内查到了一起可疑病历。那是3月1日以来全市推一诊疗的一起女青年左脚大脚趾骨折的病案，病历卡上写的姓名是“谢宝贞”，二十四岁，住址是临青路188号；是3月3日去二钢医院治疗的。去调查的侦察员当即请二钢医院总值班把那天给“谢宝贞”治疗的外科医生张磊接来，请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征。张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经记不得这么一个女青年了。于是把病情提了提，这才想起来，也说得比较笼统。这时，邵冬锋打来电话，说：“问医院拿她的X光片子，调过来作比较。” 侦察员带回了“谢宝贞”的X光片子，请市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将“先锋厂”方面带来的那张X光片子一比较，马上得出结论：受伤位置、伤势完全一致。警主于是立刻作出决定：传讯“谢宝贞”！ 但是，病历卡上的地址“临青路188号”并非居民住家，而是一家单位——上海第十九毛纺厂。查了该厂职工名单，并无“谢宝贞”其人。侦察员商量下来，随即去管辖派出所查临青路188号附近的居民户口底本，也未发现“谢宝贞”其人。看来，“谢宝贞”和“小龙”一样，是一个杜撰的名字。侦查进行到这里，线索断了！ 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侦察员经过一番讨论后认为：“小龙”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业医院中选择二钢医院去治疗，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对这家医院比较熟悉，或者以前曾去看过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临青路188号，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也绝非偶然，至少她是知道那里是这么一家工厂。临青路188号和二钢医院所在的宁国路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过两站路。“小龙”对那块区域比较熟悉，估计多半原是杨浦区眉州街道或者平凉街道的居民。据此，警方决定立即在这两个街道内开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员去二钢医院，向张磊以及给“谢宝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医生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对警方祭起的这个“法宝”根本不当一回事，“九供不离一辞”，始终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沪了。问她为何家人、邻居都不能为此言作证，她冷冷一笑，反问“我怎么知道”。 审讯再次告一段落，众侦察员聚在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付皮勇。议了一阵，倪炯敏猛然想起从“先锋厂”带来的留在从邝裕祥家里抄出的毛线帽里的那根女性长发，不禁大喜，笑道：“有了，让科学鉴定来说话吧--化验那根毛线帽里的头发！”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于是当即去皮勇那里取了一根头发，连同从“先锋厂”带来的那根头发，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术处作比照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根头发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审皮勇，这个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松口。这次审讯特请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资深预审员出马，整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但是，皮勇连自己的特工身份都坚不承认，“2·28案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临时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提审皮勇，开展政策攻心和人道感化，力争使案犯如实招供。一步是立刻开始组织力量对皮勇3月2日返沪后的行踪进行严密的调查，对她抵沪后至被捕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列出一张时间表，并且要查明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后一步行动，警方共出动了四十六名侦察员，昼夜不停连续转了三天四夜，查清了皮勇抵沪后的活动情况：从3月2日抵沪后，3月2日即去二钢医院治骨伤，上石膏后三天未出门、遵医嘱卧床休息。从3月6日开始，在弄堂及附近马路闲逛，走访同学、朋友，称自己是从内蒙古插队地来沪探亲的，至3月15日被捕时，从离家时间上推算，未离开过上海市区。侦察员分析：皮勇作案得手后扭伤脚骨的情节，肯定不在克格勃的方案之内，因此有了她冒险赴沪养伤一节。从这点推理，上海无皮勇的“下家”，皮勇所窃的密件并未转移出去，而由她藏匿起来了。 这几天里，对皮勇的审讯始终没有间断过。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派出了三名优秀预审员，倪炯敏也出马助阵。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使皮勇开口说实话。倪炯敏后来回忆起这段情节时，犹自不无慨叹道：“想想四个老家伙还拿不下这样一个比我们的儿女还年轻的嫩丫头，真是老脸无光啊！” 幸好还有“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的说法，皮勇不招供，就循着她来沪后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侦察员估计皮勇把密件寄放于她的哪个同学、朋友那里，于是决定逐个进行访查。根据前面调查得知，皮勇来沪后曾和十九名同学、朋友有过接触。警方抽调了三十八名侦察员，同时出动访查那十九名对象，没人承认皮勇曾把什么东西寄放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在上海船厂工作时女青年朱某提供了一条很是模糊的线索：皮勇曾向她打听过上海公共场所现在寄存包裹物品的情况。去调查的那两个侦察员闻之一个激灵；难道皮勇把窃得的密件寄存到车站、码头、旅馆、影剧院等等地方的哪个寄存点去了？他们当即返回市局，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临时指挥部的几位负责人紧急交换意见，认为从克格勃惯以平信、普通印刷品夹寄重要密件这一传递情报的手法来看，皮勇用寄存包裹的方式来藏匿所窃密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近乎无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把这个假设当作线索来查一查。但是上海全市可以寄存包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查下来在操作时难度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另辟蹊径。众侦察员经过讨论，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查寄存牌着手。皮勇既然寄存了东西，那么寄存处肯定给了她一块作为凭证的寄存牌。只要找到这块寄存牌，就等于找到了密件。 皮勇被捕时，由女侦察员在指定的密室中对其进行了搜身，并未发现寄存牌；在对她家进行搜查时，也没看到过金属圆牌、竹筹之类的东西。侦察员进行了讨论，“设身处地”从皮勇的角度考虑，应当把寄存牌放在何处。议来议去，大多数观点认为多半藏在家里。指挥部于是决定再次对皮家进行搜查。 这次搜查，指挥部精选了六名侦察员，四男二女，都是性格精细、韧性甚笃之辈。搜查从晚上9点钟开始，由于要求是“越细越好”，所以费时很长，一直搜到下半夜2点钟才结束，搜遍了屋内屋外，但并未搜到什么。带队的邵冬锋、李平傻了眼，互相对视着，嘴里嘟哝着：“怎么搞的？” 一个女侦察员：“会不会藏屋顶上了？” 邵冬锋说：“有这个可能……” 另一个侦察员说：“难道要爬到屋顶去掀掉瓦片？” 李平分析道：“掀瓦片那倒没必要，因为皮勇的脚上着石膏，不可能爬到屋顶上去，再则她如果上屋顶，势必会惊动家人和邻居，所以，既便藏在屋顶，也就在檐口处。” 邵冬锋说：“言之有理！就在檐口处找。” 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翻遍了檐口的瓦片，没什么收获，倒弄了两手灰。当时上海居民使用的还是公用自来水龙头，家里没自来水。侦察员要洗手，便从水缸中舀水。一个姓唐的年轻侦察员等不及了，找了个脸盆，抓起一个热水瓶就倒水。那水是几天前灌的，早就凉了，小唐一只手抓着热水瓶倒，另一只手已经在水里洗了。没料想到忽然从热水瓶里掉出一块铝牌牌来，正好落在他的手里。小唐一怔，定睛一看，见上面有钢印敲着的号码“390”，恍然大悟：“寄存牌！” 一声惊呼早已引来众人，铝牌牌在一双双手里递来传去，一致认定肯定是寄存牌。邵冬锋猛然想起那天逮捕皮勇时，她正站在桌边倒水，不由大发慨叹：“这家伙的手脚也真是快，就当着我们的面把这块牌牌藏进了热水瓶，怪不得她能从机要通讯员身上窃取密件了！” 找到了牌牌，侦察员接下来的工作尽管还很烦琐，但是总算有希望了。天亮后，李平和两个侦察员驾了摩托车，直奔北火车站，未着，调头去虬江路长途汽车站，也称不是他们的寄存牌，再往十六铺轮船码头，终于凭牌领到了一个小旅行包，因已超时，付了一元八角钱。 旅行包拿到市局，先是拍照，然后打开（上面有一把密码锁，这当然难不倒侦察员），里面有几件女式衣眼、五千元人民币和一个密封着的“西装皮夹”--密件！经检查，诚如“先锋厂”警方所估计的，密件未被打开过。 破案消息随即通过电波传往北京、西南、西北各有关部门，所有有关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皮勇在最后证据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叛逃苏联成为克格勃特工、受训后又潜来中国窃取氢弹试验技术数据密件的罪行。 根据北京的指令，皮勇被押解北京。该案于当年10月审理结束，年底，皮勇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临刑前，皮勇对自己叛逃投苏一举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该这样！” ------------------ 书 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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