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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自传 作者: 甘地 第二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我在前一章说过，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这在六、七月间的阿拉伯海并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船开出亚丁以后，一直是海浪汹涌，差不多每一个乘客都晕船；只有我一个人饮食如常，在甲板上看波涛滚滚，浪花飞溅。早餐席上，除我以外，就只有一两个人紧紧地捧着碟子吃麦片粥，免得四处横流。 这天然的风暴对我来说正是内在不安的一种象征。然而正如这天然的风暴并没有扰乱我一样，我敢说后者对我也没有什么两样。原来种姓的麻烦正等着我去应付。我已说过，我对如何开始执行律师的业务，感到徬徨无策。况且，我既自命为改革者，终得盘算着如何着手进行某些改革。这些都是我所想象得到的，岂知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我哥哥亲自到码头上来接我。那时他已经认识了梅赫达医师和他的哥哥，而由于梅赫达医师坚持要我住在他家里，我们便到那里去了。这个始于英国的结识就这样在印度继续下去，在这两个家庭之间结成了永恒的友谊。 我一直渴望见到我母亲。我还不知道她已与世长辞，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怀抱了。现在这不幸的消息传来了，我照规矩守了斋戒。我在英国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我哥哥却一直瞒着我，免得我在异国经受这么严重的打击。然而这个消息对于我仍然不失为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也不想在这里多提了。我的悲痛实在更甚于父亲的逝世。我最美好的愿望大多破灭了，但是我记得我并没有怎样过度地表示我的悲痛，我甚至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眼泪，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 梅赫达医师给我介绍了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我同他后来便成为终身的朋友。但是他所介绍的这几位朋友当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诗人赖昌德，一名拉治昌德罗，他是梅赫达医师一位哥哥的女婿，和贾吉望合资经营一家珠宝店。他那时还不到二十五岁，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便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百事通”①，梅赫达医师曾叫我试试他的记忆能力。我竭尽我所知道的欧洲语言的字汇以告，请这位诗人背诵。他果然完全按照我的次序背诵如流。我羡慕他的天才，但是没有受他的迷惑。真正使我醉心的东西，直到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他那渊博的经典知识，他那纯洁无瑕的人格，和他那自我实现的热烈要求。我后来才晓得这最后的一件事就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他嘴里常常念着而且铭入他的心版之上的，是下列穆旦纳德的几行诗句： 只有我在日常言行中看见了他②， 我才认为自己受了祝福； 他实在是一条线， 维系着穆旦纳德的生命。 ①百事通（Shatavadhani），即同时能记忆或处理一百种事务——译注。 ②指上帝——译注。 赖昌德巴伊①所经营的生意数达几十万卢比。他善于鉴别真珠和钻石。买卖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裕如。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的一生活动的中心。那个中心就是他要面见上帝的热情。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有一本宗教书籍和他的日记。他一做完生意，便立即打开那本宗教书籍或日记。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多半是从这本日记中摘录下来的。谈完一大宗生意以后就能够马上坐下来写述内心秘密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而我看见他在经营生意之中还能这样浸沉于神灵的追逐，已非偶然，而是一种经常的现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为任何事情失去心理上的均衡。他之于我，本来没有什么商务上的关系或其他私人的关系，可是我和他相处极为投机。我当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但是我们每次相见，他总是认真地和我谈论有关宗教的事情。我当时虽然还在暗中摸索，对于宗教问题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但是我对于他的谈论一直感到趣味盎然。后来我见过许多宗教领袖或导师，我还竭力和各种宗教信仰的领袖接触，可是我应该承认，他们所给我的印象远远比不上赖昌德巴伊的深刻。他的话一直说到我的心坎上。他的理智和道德上的诚挚同样使我极为钦佩。特别使我深信不疑的是，他决不会引导我走入歧途，并永远能向我推心置腹。我每逢遇到什么精神上的危机，总是跑到他那里求援。 ①巴伊（Bhai）系兄弟之意，印度人常以此互相称呼——译注。 我对他虽然十分尊敬，我还不能把他当作心目中的大师。 这个宝座依然空缺，而我的寻求还在继续之中。 我相信印度教徒关于大师的理论以及他在精神现实中的重要性。我以为没有大师就不能有真正知识的那种说法，是包含着不少真理的。在世俗的事务中，一个不完善的导师还可以容忍，但在精神事务中可就不行了。只有一个已臻美境的“格那尼”①才配被推崇为大师。所以为人应当不断地追求至善。因为人们所得的大师如何，完全看他所追示的究竟是什么。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类的权利，这是这种权利的报酬，其余的就操在上帝的手里了。 ①格那尼（gnani），无所不知的人，先知。
我哥哥对我抱着很大的希望。他有很大的名利欲望。他是一个宽宏大量、待人宽厚的人，性情也很朴实，因此他的交游很广，他希望从中可以为我招揽一些顾客。他还以为不久我的业务就会飞黄腾达起来，因此他便听任家中费用日趋沉重。为了给我准备好开业的园地，他不煞费苦心，百般经营。 我所属的种姓因为我出国而掀起的轩然大波，在我回国以后，还在兴风作浪。种姓里分成两派，一派马上恢复了我的种姓身分；另一派依然坚决要把我摈绝于种姓之外。我哥哥为了讨好前一派，在我回到拉奇科特以前把我带到纳西克的圣河里洗了一个澡，一回到拉奇科特，又摆设了种姓之宴。这些做法我都不以为然。但是由于哥哥对我的爱护是没有边际的，而我对他的尊敬也不减于他的厚爱，我便机械地按他的愿望行事，把他的意志当作金科玉律。这样，我恢复种姓身分的一场风波就算过去了。 我从来就不想向拒绝恢复我的种姓阶级身分的那一部分人要求他们准许我的请求，我对于那一部分人的首领也不觉得有什么怨隙。他们中间也有不喜欢我的，但我极力避免伤害他们的威情。我十分尊重开除种姓身分的成规。根据这些规矩，所有我的亲戚，包括我的岳父母，甚至我的姊姊和姊夫，都不能招待我，就是在他们家里喝一杯水也不行。他们都打算悄悄地破除这种禁例，这却和我不肯背着人做事的脾气大相径庭。 正因为我的行为谨慎，所以我一直并不感觉受到种姓所加于我的麻烦；其实，就是把我看成是种姓异己的那一部分人，待我也是非常和气的。他们甚至在事务上帮助我，而不盼望我为种姓做什么事情。我相信这些可喜的事都是从我的不抵抗来的。假如我闹着要恢复种姓身分，假如我把这个种姓分成更多的派别，假如我触犯了种姓首领，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我从英国回来，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安然无事，而把自己陷于一场斗争的漩涡里或者陷入走向虚伪的一派。 我和妻子的关系，还是不很满意。我在英国虽然也算见过了世面，但是我的妒忌心理并没有治好。我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是神经过敏和捕风捉影，因此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无由实现。我本来打算帮助她学习，使她能读能写，但是我的情欲一直在作梗，而她就得由于我自己的缺点而吃亏。有一次我甚至要她回娘家去，等到她很难过的时候才接她回来。后来我才明白，这都是由于我的无聊。 我本来就打算在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改革。我有几个侄儿，我去英国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现在也快四岁了。我希望教这些孩子体育，增强他他的身体，而且由我亲自加以指导，使他们更有好处。这一点，我得到了哥哥的支持，我的努力多少也有些成绩。我非常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和他们玩耍讲笑话的习惯一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从那时起，我总以为我应当作一个良好的儿童教师。 在饮食的问题上，显然是需要“改革”的。茶和咖啡在我们家里已经有了它们的位置。我哥哥以为我回来以后，应该保持一点英国气派，因此，瓷器之类的东西，从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使用，现在竟变成家常用具了。我的“改革”是锦上添花。我提倡吃麦片粥，从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其实是在茶和咖啡之外加上可可。皮靴和皮鞋①早就有了，我却加上了西服，使欧化更加彻底。 ①一般印度人通常是赤脚，讲究一点的穿木履或拖鞋，穿上皮鞋就算是欧化了——译注。 开销就这样增加了。新鲜的东西每天都在增添。我们总算把一只白象拴在门口了，可是我们拿什么来供养它呢①？票在拉奇科特执行律师业务，一定会惹人笑话。我连一个合格律师的知识都没有，可是我却指望能得十倍于人的收入！没有这样愚蠢的诉讼人会来找我。就是有这样的人，难道我还能在无知之上再加上自大和欺骗，以增加我对世人所担负的债责吗？ 朋友们劝我到孟买去住一些时候，以便在高等法院里获得一点经验，研究一下印度的法律，就能力所及地弄一点线。 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到孟买去了。 我在孟买开始当家了，雇了一个和我一样无能的厨子。他是一个婆罗门，我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仆人，而是把他当作一家人看待。他有时用水冲身，但从来没有认真洗过自己的身体，他穿的“拖地”是脏的，他戴的圣丝②也是脏的，‘他对于印度教的经典也是一无所知。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厨子呢？“那么，罗维商卡（这是他的名字），”我有时问他：“你不会做饭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你总该懂得日常的礼拜吧③？” “礼拜呀，先生！耕犁就是我们的礼拜，铲子就是我们日常的仪式。我就是这么一个婆罗门。我是靠你的慈善过活的，不然，我当然只有去种地了。” ①凡是产象的国家，一般人都以白象为神象，必须加以特殊供养——译注。
我在孟买的时候，一方面着手研究印度法律，另一方面则开始实验饮食方法，和我一起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个朋友叫做维尔昌德·甘地。我的哥哥则极力为我招揽生意。 研究印度法律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民事诉讼法我怎么也钻不进去，可是学习见证法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维尔昌德·甘地正在准备参加讼师考试，他常告诉我有关律师和辩护士的各种情形。他总是说：“费罗泽夏爵士的才能就在于他有精湛的法律知识。他能背诵见证法，并且知道第三十二节所有的案例。巴德鲁丁·铁布告非凡的辩才则引起了法官的敬畏。” 象这一类豪迈的故事却使我自馁起来。 他接着说：“当一个律师，这样混上五年或七年，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签订合约充当辩护士。你要能够独立经营三年，就算你是幸运了。” 开销逐月在增长。门外挂着律师的招牌，屋里却在忙于准备执行律师业务，这种事情我实在干不了。因此我就不能专心研习。我对于见证法发生了一些爱好，还以深切的兴趣阅读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但是我却没有勇气受理案子。我无能为力的情况是无法形容的，简直就象新嫁娘新入婆家的门一样！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了一个叫做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件“小案子”。有人告矫我说：“你得出一份佣金给中间人。”我坚决拒绝了。 “但是连刑事大律师某某先生每月收入虽达三、四千卢比之多，也得出这种佣金哩！” “我犯不着和他竞争，”我反驳道。“一个月要有300卢比的收入，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父亲收入也不过这么多呢。” “但是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孟买的费用贵得惊人。你得认真一点才行。” 我坚定不移，未付佣金，但是照样接受了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案子，我只收他30卢比的费用。这件案子看起来不用一天的功夫就可以了结了。 这是我在小案法庭上的初出茅庐。我为被告辩护，因此就得盘问原告的见证人。我站起来了，可是心惊胆战。我的头在旋转，我觉得整个法庭似乎也在旋转，我竟想不出问题来诘问。法官一定觉得好笑，辩护士无疑地都在那里看洋相。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坐下，告诉代理人说我不能受理这件案子，请他最好去找巴德尔，并把我所收的费用退回去。巴德尔先生果然被请来了，收费51卢比。当然咯，这件案子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 我匆匆忙忙从法庭里退出来，不晓得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但是我自感惭愧，决定除非有足够的勇气，不再受理案子。果然，我去南非以前，再也没有去过法庭。我做这个决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必要的事情罢了。谁也不会那么愚蠢，肯把案子委托给我而只有败诉之一途！ 然而孟买还有一件案子待我处理。那是一件尚待起草的“状子”。有一个贫苦的穆斯林，他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他跑来找我，象个孝顺的儿子找他慈爱的父亲。他的案子看来没有什么指望，不过我还是答应为他草拟一份状子，印刷费由他自己负担。我拟好以后，就正于朋友，他们都很赞许，这多少使我感觉有了信心，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能力写状子，事实上我也确是这样。 如果我能免费为人写状子，我的业务就会兴盛起来。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我想找个教员的差事。我的英文程度还算不错，而且我也很愿意到学校去教新生的英文。这样我至少可以弥补一部分开销。我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告说：“征聘英文教员，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这个广告是一家有名的中学刊登的。我申请应征，并应约去面谈。我兴高采烈地到学校里去，可是校长一发现我不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他便抱歉地拒绝了我的申请。 “可是我是在伦敦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及格的，拉丁文是我的第二外国语。”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一个大学毕业生。” 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失望地搓着双手。我哥哥也很为我操心。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在孟买再住下去是没有用了。我应当住到拉奇科特去，我哥哥自己就是一个小讼师，他可以给我一些起草呈文和状子之类的工作而且在拉奇科特既然有了一个家，不在孟买另起炉灶就可以节省许多钱。我赞成这个建议。在孟买住了六个月之后，我的小家当就这样收摊了。 我在孟买时天天都到高等法院去，可是说不上在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学习很多东西。我常常听不懂案情而打瞌睡。里面还有别的人也这样陪伴着我，这就大大减轻了我的惭愧心情。后来我连羞愧的心情都没有了，因为我知道在高等法院里打瞌睡已成为时髦的事情。 如果这一代也有人象我在孟买那样当个没有收入的律师，我要向他们介绍一点点有关生活的实际观念。当时我虽然是住在吉尔关，我几乎没有坐过马车或电车。徒步到高等法院已成为我的习惯。走一趟足足要花费四十五分钟，当然咯，回家的时候我还是步行。我已习惯于酷热的阳光。我这样步行来回于法院，确实节省了好些钱，而当我在孟买的朋友们常常病倒的时候，我却不记得在那里生过什么病。即使在我开始赚钱以后，我还是保持着徒步往来于事务所的习惯，因而我也一直由于这种习惯得了益。 我失望地离开了孟买，回到拉奇科特去建立我自己的事务所。这里我的收入倒还差强人意。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有300卢比的收入。这一点工作与其说是我自己的本领，不如说是得力于朋友的帮忙，因为我哥哥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颇有基础的业务。所有真正重要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呈文，全都送到大律师那里去。送到我这里来写的，都是他的贫苦的当事人的呈文。 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已和在孟买认真坚持不给回扣的原则妥协了。据说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孟买回扣是扣给中间人的，这里却是付给分办案子的辩护士；而且这里和孟买的情形一样，所有的律师全都无例外地拿一定价率的收入付回扣。我哥哥的理论，我无法辩驳。他说：“你要晓得，我是和另一个辩护士合伙的。我总是愿意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对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拿回扣给我的伙伴，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你的收入就是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交给别的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以为自己如果要做律师，就不应当这样固执关于回扣的原则。我是这样同我自己理论，或者说穿了，就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不过，我应当补充一句：我不记得我在别的任何方面，给人拿过回扣。 虽然我这样已可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生平第一次打击。我从前就听说过英国官员是什么样的人，却一直还没有面对面地遇见过。 我哥哥在波尔班达的已故兰纳萨希布王公即位以前，曾经当过他的秘书和顾问。这时有人控告他，说他在职时出过错误的主意。这件事搞到一向对我哥哥怀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这个官员我在英国就认识了，他对我可以说是相当客气的。我哥哥认为我应当利用这一点交情去为他说几句好话，看看能不能帮他消除那位政治监督官的成见。我对他这种想法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不愿意利用留英时很浅薄的一点儿交情去为人说项。如果我哥哥确实有错误，我去说情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他没有犯什么过失，就应当照规矩上一个呈文，听候这件事的结果。我哥哥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你还不了解卡提亚华，你更不了解这个世界。这里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你去向你认识的这位官员为我说情，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应当逃避这个责任。” 我没有办法推诿，非常勉强地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去找他，并且充分意识到我这样做有损于我的自尊心。但是我还是去求见了，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我提起了往日的交情，但立刻就发现卡提亚华和英国不同；同一个官员，在职的和休假的简直判若两人。这位政治监督官承认我们是相识的，但是提到这点交情，似乎使他更加强硬起来。“我想你决不是到这里来滥用这个交情吧？”这似乎是他那强硬的意思，而且象是表现于他的眉宇之间。虽然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这位老爷便不耐烦了。“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从你这里听到什么。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意见，让他遵循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这种答复已经足够了，或许还是我所应得的。然而自私是盲目的，我继续述说我的故事。 这位老爷站起来说：“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我这样说道。这使他更加生气。他把听差叫来，令他送我出去。听差果然进来了，我却还在迟疑； 他把双手放在我的双肩上，把我推出房门。 那位老爷和听差的都走了，我也焦急地离开了。我立刻就这件事写了一张条子送去，大意是说：“你侮辱了我。你通过你的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就要告你。” 他的答复马上由他的随从送来了： “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不走。我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叫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施一点力气送你出去。你要告我，悉听尊便。” 我把他的回信揣入衣袋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把这不如意的事从头到尾都告诉了我的哥哥。他感觉难过，但不晓得怎样才能安慰我。他把这情形告诉了他的同行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告这位老爷。这时候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件案子从孟买来到拉奇科特。但是象我这样一个新出茅庐的小律师怎么敢去见他呢？于是我把有关此案的文件转托聘请他的那位辩护士送给他，请他指教。他说：“告诉甘地吧，这是许多辩护士和律师司空见惯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他还不了解英国官员。如果他打算挣一点钱，在这里平安过日子，让他把那封信撕掉，忍受了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不会有什么好处的，相反，他倒会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懂世故呢。” 这个忠告对于我就象毒药一样苦，但是我不得不吞下去。我忍受了这个耻辱，却也得到了教训。我对自己说：“我永远不再把自己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永远不再这样滥用友谊。”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违反过这个决心。这一次的打击却改变了我的生活历程。 我跑去找那个官员，无疑是一种错误。然而他那样不耐烦和盛气凌人对我的错误来说，未免太过分了。他不必向我下逐客令，其实我最多不过占他五分钟的时间，只是他根本不愿意听我讲话。他本来可以客客气气地请我走，可是权力已把他迷醉到一种反常的地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官员毫无忍耐的美德，侮辱来访者已成为他的习气，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如意，就可以把这位老爷弄得暴跳如雷。 现在我的大部分工作自然都在他的法庭里，我又不能和他敷衍，也不愿意讨好他。况且，既然声言要控告他，我也不甘缄默。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懂得一点地方上的小政治。卡提亚华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充满着勾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的猜忌和官吏的争权夺利，已成为家常便饭。就是那些王公们也总听别人的摆布，让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出主意。连那位老爷的听差都得好生待他，而那位老爷的文书比他的主子还要厉害，因为他是他的耳目和译员。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块总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多好几倍。这也许是夸大了，不过他的确不是靠薪水生活的。 我觉得这种气氛是有毒的，怎样可以不受它的沾染倒成了我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了。 我的确感到非常苦恼，这一点我哥哥显然是明白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如果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一点事，我就应当离开这种勾心斗角的气氛。但是如果不耍一点手段，要想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和那位老爷发生了龃龉，要继续执业就有困难了。 当时波尔班达已受英国人的管辖，我在那里有一点工作，就是替波尔班达的王公多争一些权力。为了佃农所负担的地租过重，我还不得不去见一个行政官。这位官员虽然是个印度人，我发现他的气焰让那位老爷还要嚣张。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是我看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得益。我总算给兰纳多争了一些权力，但并没有为佃农减轻多少负担。他们的苦难竞没有人加以注意，这实在使我吃惊。 所以我虽然担负着这个使命，仍然是相当失望。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诉于政治监督官或省督，他们就会把我的上诉撇开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什么规章可以抑制这些决定，还可以有点办法，但是在这里那位老爷的话就是法律，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实在愤慨极了。 正在这个时候，波尔班达有一家弥曼①商行写信给我哥哥，提出下列建议：“我们在南非洲做生意，有一家大商行，我们在那里的法院里有一件重大的案子，牵涉到40，000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有好处。他会比我们更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顾问。他自己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①弥曼（Moman）是伊斯兰教中的一派——译注。 我哥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不清楚我到那里只是为了给他的顾问出出主意，还是要亲自出庭，但我有意接受这个建议。 我哥哥介绍给我去见最近才去世的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就是上面所说的商行。他告诉我说：“这不是一件困难事。我们有好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会认识他们。你到我们的铺子里对我们很有用处。我们的信件多数是用英文，你还可以在这上面帮我们的忙。你到那里当然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不会有什么费用。” “你要我替你们做多久事情？”我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的来回旅费，坐头等舱房的轮船，另外付给你105英镑，一切在内。” 这不象是给律师的一种待遇，倒象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然而我很想离开印度。去见识见识一个新的国度，体验一些新的经历；这也是一个不应错过的好机会。而且我还可以把那105英镑寄给我的哥哥帮助家用。我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到南非去。 我动身去南非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当年到英国去时所经历的那种别离的痛苦。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多少已经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已经有了旅行国外的知识，至于从拉奇科特到孟买，更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次我只觉得离开妻子很难过。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又养了一个孩子。我们的爱还说不上已经摆脱了肉欲，但是越来越纯洁了。我从欧洲回国以后，很少和她住在一起；而且现在我已成了她的教师，正在帮助她进行某些改革，不管对她关心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感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如果这些改革还要继续进行的话。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使这种别离成为是可以忍受的。“不到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我以安慰的口吻对她说，于是离开了拉奇科特到孟买去。 我到孟买以后，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购买船票，可是舱位已经卖光了，而且如果这一趟不走，我就要在孟买搁浅了。公司代理人对我说：“我们已尽力设法，想给你弄一张头等船票，可是怎么也弄不到。除非你打算坐统舱，这一趟怕走不成了。不过你要是坐统舱，还是可以安排到餐厅里去吃饭。”那时是我乘坐头等车船出门的日子，而且身为律师，怎么可以作为统舱乘客？所以我拒绝了他的建议，我怀疑他是在故弄玄虚，因为我不相信连一张头等船票也弄不到。经过代理人同意以后，我亲自说法去买船票。我登上了轮船，见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很坦白地告诉我：“通常我们并没有这么挤，这一趟因为莫桑比克的总督要坐这条船，所有的舱位都给订光了。” “你能不能给我挤一个地方？”我问道。 他从头到脚对我打量了一下，笑着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的房间还有一个床位，通常是不卖给客人的，不过我打算把它让给你。”我连忙向他道谢，通知代理人去买那一张船票。1893年4月间我满怀热望地动身到南非去碰碰我的运气。 大约航行十三天以后，我们第一次停泊在拉谟港口。这时船长和我已经成为好朋友了。他喜欢下棋，可是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新手，他要一个比他更不懂的人作他的对手，所以他就邀请我。怎样下棋，我倒是听说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动手尝试过。下棋的人常说，棋盘有着辽阔的天地可以施展一个人的才智。船长主动说要教我，他发觉我是一个好徒弟，因为我有无限的耐性。每一次我都下输了，这使他更加热心想要教我。我倒是喜欢下棋，但是从未把我的嗜好带出棋盘以外，也不曾把我的知识扩大到移动棋子的限度以外。 船在拉谟停泊了三、四个钟头，我上岸看一看这个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但是他警告我说，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早点回来。 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到邮局里去，很高兴在那里看见了几个印度职员，并且和他们攀谈了一下。我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这就耽搁了一些时候。 我在船上还认识了几个统舱的乘客，他们也上岸了，想在岸上亲自做饭，好好地吃它一顿。这时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到船上去，于是就和他们一起搭上一只舢板。港内的潮水正在上涨，而我们的舢板又超过了正常的重量。浪潮是这么猛烈，连这只舢板都搭不住轮船的吊梯。它刚接触到吊梯，立刻又被浪潮冲开了。开船的头一遍哨子已经吹过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桥上看见这情形，下令延缓开船五分钟。当时船边还有另一只舢板，是一个朋友花了十个卢比为我雇来的。这只舢板把我从那只超重的舢板上接过去。这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因此我只好拉住一条索子上去，轮船马上就启碇了。其他的乘客都还没上去。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警告是有道理的。 过了拉谟，第二个港口是蒙巴萨，然后是赞稷巴。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可长了，共达八、九天之久，于是我们另换了一条船。 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发展到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偏向。他邀请了一个英国朋友和我陪着他上岸逛一逛，我们坐了他的小艇上岸。逛一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在这样的行径中，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有一个招徕顾客的人把我们带到某些黑人妇女住的地方，每个人都被带进一个房间。我只是站在房里，羞得发呆了。只有天知道那个不幸的女人把我当什么人看待。船长招呼我的时候，我出来了，就象我进去的情形一样。他看出我是一个清白的人。起初我觉得非常害羞，但是因为除了害怕以外，我再也想不到别的事情，羞耻的感觉终于消退了，谢谢上帝：那个女人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打动我。我厌恶自己的懦弱，并为自己连拒绝走进房间的勇气都没有而感到可悲。 类似的事情在我这一生中，已经算是第三次了。有很多本来是无辜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羞耻的虚伪感觉而陷入罪恶的深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损害的人而感到光彩。如果我不进入那个房间，我就可以算是有光彩了。我应完全感谢那大慈大悲的上帝，亏得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教导我抛弃了虚伪的羞耻。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港口停留一个星期，我就住到城里，成天在住处附近蹓跶，增加了许多见识。赞稷巴绿树成荫，只有印度的马拉巴才能和它比美，我为那些庞大的树木和颀硕的果子而感到惊奇。 过了赞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我们于五月底从那里到达了纳塔耳。 纳塔耳的港口是杜尔班，也叫做纳塔耳港。阿布杜拉赛①到码头上来接我。船靠码头的时候，我看着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我发觉印度人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我不能不留心观察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对他都有一种藐视的神情，这使我们很难受，阿布杜拉赛却已经习惯了。那些望着我的人似乎都带着一种好奇心。我的服装和别的印度人不同。我穿着长过两膝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头巾，就跟孟加拉的人戴的“普格里”②相仿。 ①赛（Sheth）为阿拉伯语，原意宝剑，转为穆斯林的一种尊称——译注。
不久，我就和住在杜尔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认识了他，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已故的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访问过印度的南非代表团团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已故已希·罗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这几位朋友，当时除了做生意以外，从无往来，后来却有了密切的交往。关于他们的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当我正在这样扩大我的交游范围的时候，这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的一封信，说是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官司，还说阿布杜拉赛应当亲自到比勒托里亚，或者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赛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还问我愿不愿意上比勒托里亚去。我说：“只有等我从你那里弄清楚了这件案子，我才好说话。现在我还不明白到那里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开始研究这件案子，便感到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学起。我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曾到法庭去见识见识那里的工作。有一个波希律师正在考查一个证人，问他账本子里的许多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一点也不懂。我在学校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所要处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关账目的问题。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说明当中的问题。那个职员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觉得越来越糊涂。我不懂P．Noto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这个字，只好求教于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加以研究。这倒给了我一些信心。我终于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赛本来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际知识可以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上比勒托里亚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道。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的律师，他会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写几封信给那里的弥曼朋友，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托里亚有很大的势力。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私人通讯，对我们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混熟了，对我们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在法庭以外解决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本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提到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赛感到有点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算是彼此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白象”了。所以他说： “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很清楚。铁布赛不是一个随便就能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这方面有一点点粗心大意，他就会钻尽我们所有的空子，把我们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么举动，请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你不必操心。”我说。“我不需要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需要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议来一个谅解，免得引起一场不必要的诉讼。” 我到了杜尔班不过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如果需要卧铺，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一定要我订卧铺，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五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警告我说：“小心点，这里不同印度。谢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请你不要吝啬。” 我谢谢他，并请他不必操心。 火车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卧铺照例是在这一站给的。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铺。我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他便走了。可是跟着便来了一个乘客，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便不高兴起来。他马上走开，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一言不发，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贷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一张头等车票呀。”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我告诉你，他们在杜尔班就准许我坐这个车厢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决不能自动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保管。 当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冷得特别厉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却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房里没有灯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讲话。 我开始想到我的职责。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寻求的伸雪不过是要把种族偏见加以消除罢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来看我，把他们所遇到的苦处告诉我，并且解释说，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烦。那一天就这样听着他们诉苦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有一个给我定下的床位。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杜尔班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火车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过一个电报。 然而那个经纪人却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一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驳。其实他内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苦力”，而且样子象个生客，那个被叫做“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马车两边本来有两个座位，领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还是忍受为妙。我不能强迫自己坐到车厢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虽然极为忿怨，却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恐惧地而又颤抖地对他说：“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当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这一点我办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拉住车厢的铜拦杆，即使我的腕骨断了，也决不松手。这情景乘客们全看见了——那个家伙一面骂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有几个乘客怜悯起来，嚷道：“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点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还骂了我一顿，便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踏脚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窝里急速地跳着，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家伙不时以怒目相视，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求上帝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史丹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到这里来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自然很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我。 我想把这件事的经过通知驿车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请他注意他的手下对我的恐吓。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的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安抵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既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称。我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我到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他对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 “为什么？”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说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头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我请人去弄一份铁路规章来看，发现里面是有漏洞的。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尤其如此。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总共也不过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注意，这样做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是同意我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送了一张条子。我在条子上说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我在信上还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图的。我想，如果站长来一个书面答复，他一定说个“不”字，尤其是因为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他，和他谈谈，可能的话还要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到车站上去，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他问道。 “就是。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他笑着，和蔼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懂得你的感情，我是同情你的。我的确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车守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 说了这些话，他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给了他必要的保证。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使他又惊又喜，但警告我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恐怕车守不会放过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头等车房，别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车守上来查票。他看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作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车守喃喃地说：“只要你愿意和一个苦力一道赶路，那又干我什么事？”说完走开了。 当晚八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了解，因为我是星期天到的，他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我觉得为难起来，不晓得去哪里才好，因为我恐怕没有一家旅馆肯收留我。 1893年的比勒托里亚车站和1914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的灯光黯淡，旅客稀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稍微空闲一些，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以投宿的地方；不然，我就只有在站上过夜。我应当承认，我连这一点也不敢要求他，因为我恐怕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便开始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然而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却和我攀谈起来了。 “这么说来，”他说道：“你是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真正的生客了。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从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我对这个建议有些怀疑，不过我还是向他致谢，并且接受了他的意见。他把我带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去。他把约翰斯顿拉到一旁说了几句，后者便同意让我住一夜，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开饭。 “我向你保证，”他说道：“我没有种族成见。但是我只有欧洲顾客，所以如果我让你到饭厅里去吃板，我的客人也许会不高兴，甚至于走开。” “谢谢你，”我说道：“哪怕只能在这里住一宿。我现在多少知道了这里的情况，我也了解你的困难。叫我在房间里开饭不要紧。我希望明天可以另作安排。”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等饭吃，陷入沉思之中。旅馆里并没有多少客人，我以为招待员很快就会把饭送来，没有想到约翰斯顿自己进来了。他说：“我叫你在这里吃饭，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对其他的客人谈到你，问问他们请你到饭厅里吃饭要紧不要紧。他们说他们没有意见，并且说你愿意在这里住多久，他们都不介意。所以我来请你到饭厅里去吃饭，并且，如果你不嫌弃，愿意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一次向他道谢，到饭厅里吃了一顿痛快饭。 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访那位律师阿·伍·贝克先生。阿布杜拉赛曾把他的为人大致和我谈了一下，所以他的热诚接待，并不使我惊奇。他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很关怀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情况都向他说明了。接着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的，只不过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而且你自然可以使我和当事人的来往更便利一些，因为今后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都可以通过你获得。这当然是有好处的。我还没有给你找到住处，我想最好等见到你以后再说。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这样的人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贫苦的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会收留你，这样她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走吧，我们到她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把我带到她的家里，他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收留我，食宿在内，一周三十五先令。 贝克先生虽然是个律师，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普通的传教者。他现在还健在，而且已经放弃了律师的职业，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是一个有财富的人。他现在还和我通信，信里总是谈论同样的话题。他从多种不同的观点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并相信如果不认耶稣为上帝的独生子和人类的救主，便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贝克先生便探听我对宗教的见解。我对他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印度教徒，可是对印度教我所知道的却很有限，其他的宗教我知道得更少。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什么把握，也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和应当相信什么。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研究研究其他的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说，很高兴地说：“我是南非宣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钱盖了一座教堂，按时到那里讲道。我没有种族成见。我有几个同事，我们每天下午一点钟都在一起聚会几分钟，祈求和平和光明。如果你愿意去参加我们的祷告，我会很高兴的。我可以介绍你认识我的同事，他们一定喜欢见到你，而且我敢说你也会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几本宗教书籍看看，自然咯，圣经算是万书之书，这是我要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向贝克先生道谢，答应尽可能按时去参加下午一点钟的祷告会。 “那么我明天一点钟在这里等你，我们一块见去祷告。”贝克先生加了这一句，我们就告别了。 我当时没有时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我到约翰斯顿先生那里，付了房钱，便搬到新寓所去，在那里吃午饭。女房东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她给我做了一顿素食。不久我便和这一家人熟起来了。 跟着我便去见达达·阿布杜拉所介给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旅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所遭受的更多的苦难。他一定要请我住到他家里。我谢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已作了安排。他请我凡有所需，不要迟疑地告诉他。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便回到自己房里，躺在床上沉浸于深沉的思想中。当时并没有什么立刻要做的工作，我把这情况通知了阿布杜拉赛。我心里想，贝克先生对我有这样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从他的教友们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对基督教能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书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透彻的了解，怎么能够正确地了解基督教？我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我应当排除情感，研究我所碰到的一切事物，至于贝克先生的团体应当如何应付，只好听从上帝的指引了；在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宗教以前，我不应当信奉另一种宗教。 这样沉思着，我便入睡了。 第二天一点钟的时候，我到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去。我在那里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跪下来祈祷，我也跟着这样做。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愿望向上帝恳求各种各样的事情。通常是祈求那一天得以平安度过，或者请求上帝开启他的心扉。 现在他们却为我的福祉加上一段祷告：“主呀，请你为这位新来加入我们的兄弟指示道路。主呀，你所赏给我们的平安，也请你赏给他吧。愿救我们的主耶稣也救他。我们所祈求的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种祈祷会上，不唱圣诗或其他的音乐。每天为一件特别的事祈祷以后，我们便各自去吃午饭，因为那正是午饭的时刻。祈祷所占的时间不过五分钟。 赫丽斯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年纪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是教友会的会友。这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给我一个常年的邀请：每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到她们家里去唱茶。 每逢星期日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总是把一周来所作的宗教日记请柯慈先生过目，并和他讨论我所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所留给我的印象。这两位女士则常常叙述她们甜美的经验和她们所得到的平安。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白坚毅的青年。我们常常一齐出去散步，有时候他也带我去看别的基督教教友。 等我们彼此更加熟悉以后，他便开始把他所选择的书给我读，直到我的书架都堆满了他的书。他用书充实了我，事实确是如此。我在纯真的信仰中答应他读完这些书，读的时候，我们还加以讨论。 这一类的书，我在1893年读了不少。我已记不住所有的书名，只记得其中包括贝克博士的《城庙评注》，皮尔逊的《很多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这些书有一部分是莫名其妙的，其中有的是我喜欢的，也有的是我不喜欢的。《很多确凿的证明》是根据作者所理解的事例来阐明《圣经》中的宗教，这本书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贝克的《评注》多是道德上的鼓励，但是它对一个对于流行的基督教还没有什么信仰的人来说，并不能有所帮助。巴特勒的《对比论》却是一部精湛艰深而又打动人心的著作，要想加以适当的理解，必须反复读四五遍。我觉得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似乎是要把无神论者都变成有神论者。书中关于上帝的存在的许多论点，对我来说是无关宏旨的，因为那时我已度过了不相信有上帝的阶段；但是它关于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和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者的论证，我看了以后，确实无动于衷。 然而柯慈先生并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对我很关心。他看见我的脖子上戴着罗勒念珠的毗湿奴教项链，他以为这是一种迷信，心里很难过。“这种迷信对你是很不合适的。来，让我把这条项链弄断。” “不，千万使不得。这是我母亲送我的圣礼。” “可是你相信它吗？” “我不了解它的神秘的意义。如果我不戴它，我想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我决不能把这条项链取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是出于她的爱和一种信念，以为它将有助于我的幸福。当它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自行耗损，终至破断的时候，我不会再想去弄一个新的。可是这条项链不能折断。” 柯慈先生不能理解我的理论，因为他对我的宗教并不尊重。他盼望着终有一天会把我从无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力图使我相信，不管别的宗教是否也有一点真理，如果我不接受那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我要想得救是不可能的，除非耶稣过问，否则我的罪恶是无法洗涤的，而且无论你做了多少好事，都归于无有。 他一方面推荐我读许多书，同时还给我介绍了他认为是坚定的几个基督教友，其中有一个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慈先生负责建立的许多关系都很好。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然而当我和这个家庭往来的时候，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一个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种我没有料到的理论： “你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说的，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似乎都用在忏悔你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远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自己改过自新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必须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罪恶的包袱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无限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就不会束缚我们。我们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无罪过是不可能的。耶稣就是因此而受苦，并为人类救赎所有的罪过。只有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试想一想你的生活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平安的许诺。” 这一番议论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回答说： “如果这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承认的基督教，我便不能加以接受。我并不寻求从自己的罪恶的后果中得到救赎。我所寻求的是从罪恶本身，或者不如说是从罪恶的思想本身得到救赎。在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宁可过着不安的生活。” 关于这一点，那位普鲁茅斯教友反驳道：“我敢向你保证，你的努力是不会有结果的。请你把我所说的话仔细考虑考虑吧。” 而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有意犯了罪，却向我表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 不过在我遇见这些朋友以前，我就已经知道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相信这样一种救赎论。柯慈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地是纯洁的，他也相信自我纯洁是可能的。那两位女士也赞成这种见解。我所读过的书有几本是充满着虔敬之心的。所以柯慈先生对于我最近这一次经历虽然十分忧虑，我还可以向他重申：一个普鲁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论还不歪于使我对基督教发生偏见。 我的困难是在别的地方，这就是关于《圣经》及其已为人所承认的解释。 在我进一步写到和基督教徒更多的往来以前，我必须就这个时期的其他经历谈一谈。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在比勒托里亚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誉是旗鼓相当的。凡有公众的活动，少了他就不好行进，我在比勒托里亚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他认识了，我告诉他我很想和那里的每一个印度人有所接触。我表示我有一种愿望，想研究一下那里印度人的情况，请他惠予协助，这一点他倒是高兴地答应了。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召集一个会议，请比勒托里亚所有的印度人都来参加，打算把德兰士瓦印度人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次会议是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的，我是凭一封介绍信认识他的。到会的大半是弥曼商人，虽然也有几个印度教徒参加了。事实上，比勒托里亚的印度教居民是很少的。 我在这一次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对公众的讲话。我的讲题是论商业上的诚实，在演讲之前，我已作过相当准备。我常常听见商人们说，做生意是不能讲诚实的。当时我不以为然，现在还是这样。时至今日还有些做生意的朋友说商业和诚实是不能并立的。他们说，商业是很讲实际的，而诚实则是一件宗教的事情：他们认为实际的事是一回事，而宗教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以为做生意谈不上纯粹的诚实，除非是切实可行，人们是轻易不说的。我在演讲中竭力非难这种说法，使商人觉悟到他们的双重责任：在外国诚实格外重要，因为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乃是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绳。 我早已发现我们的人民的习惯和生活和他们周围的英国人比较起来是很不卫生的，我请他们加以注意。我还强调忘却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等差别的必要性。 我在结束的时候，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以便把印度侨民的苦处陈述于有关当局。我答应尽可能抽出时间为这个协会服务。 我看出来这次会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讲话以后，便进行了讨论。有人表示愿意供给我许多事实。我感觉受到了鼓舞。我发现听众当中懂英文的很少。我觉得在这个国家英文知识是很有用的，我劝那些有时间的人学习英文。我告诉他们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可以学会一种语文，并举出实例证明。我打算开办一个英文班，此外，我还答应为那些愿意学习英文的人进行个别教授。 英文班没有开成，但是有三个青年人表示愿意在方便的时候学习，条件是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上课。其中有两个是穆斯林，一个是理发员，另一个是职员，第三个是个印度教徒，是一个小店员。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对于自己的教学能力是没有顾虑的，我的学生也许会厌倦，但是我决不会。有时候我到他们那里去了，却发现他们正在忙着做生意，可是我并没有失掉耐性。他们都不想把英文学得多深，但是有两个学了大约八个月以后，可以说是大有进步。有两个人学会了用英文记账和写普通的商业信札。那个理发员的雄心仅限于学会应付他的顾客。他们学习英文的结果是，有两个学习具备了获得较多收入的能力。 我以为那次的集会结果还算圆满。就我记忆所及，那次会议还决定了以后每周或者可能时每月开一次这样的会。这种会大体是按时举行了，会上大家还自由地交换了意见。结果是，凡是当时住在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没有一个我不认识，他们的情况我也没有不熟悉的。这就推动了我去见比勒托里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但他没有什么势力。虽然他答应尽力帮助我们，还请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去找他。 这时我便写信给铁路当局，告诉他们，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规章，印度人所受的旅行限制是不公正的。我得到了一封回信说：印度人只要是服装合式的，都可以买头、二等车票。这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谁的服装才算“合式”，决定权仍然操诸于站长。 这位英国监督官给我看过一些有关印度人事务的文件。铁布赛以前也给我看过类似的文件。我从这些文件里得悉，印度人是如何残酷地被驱逐于奥伦治自由邦之外。 总之，我在比勒托里亚的居留使我有可能就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研究以后对我会有那么大价值，因为，我本来打算年底就回国，或者更早一些，如果那件案子年前可以结束的话。 然而，上帝却另有安排。 在这里要充分描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情况是不合适的。谁要愿意充分了解那里的情况，我建议他读一读我所写的《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可是，在这里提纲挈领地谈一谈还是必要的。 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由于1888年或者更早的时候所订立的一个特殊的法律，而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如果他们想在那里住下去，他们只有到旅馆去当招待员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卑贱工作，才有可能。做生意的都被赶走了，虽然也给了一点点名义上的赔偿。他们请愿，递了申诉书，但是没有下文。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个非常严酷的法律，1886年略有修改。根据这个修订过的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交纳三英镑的人头税。除非在特别划给他们居住的地区内，他们不得私有土地，而实际上即使在这种地区内，他们也没有土地的私有权。他们没有选举权，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那个为亚洲人而立的特殊的法律，其他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对他们也有效。根据这些法律，有色人种，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没有许可证，不得在夜间九时以后出门。这最后一项规定，对印度人来说，是很偏激的。凡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人，作为一种优待，都可以免受这项规定的约束。这么一来，谁能享受优待自然就要仰承警察的鼻息了。 那时我得经受这两项规定的效验。我常常在夜间和柯慈先生外出散步，我们很少在十时以前回家。如果警察把我抓起来了，那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柯慈先生比我还关心。他给他们的黑人仆人发过通行证，可是他怎么可以发给我？只有做主人的才可以发许可证给他的仆人。即使我要一张通行证，而柯慈先生也打算发给我，他也不能这么干，因为这是犯法的。 于是柯慈先生或者他的一些朋友便带我到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那里，原来我们还是校友。我需要有一张通行证以便夜间九时以后出门这件事，使他忍受不了。他对我表示同情。他并没有下令发给我通行证，却给了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任何时候出门，警察不得干涉，我出门的时候，身上总是带着这封信。我从来没有用过这封信，但这只能说是意外。 克劳斯博士请我到他的地方去，我们可以算是朋友了。我偶尔也去拜访他，我得以认识他的更有名的哥哥——约翰内斯堡的检察官，就是由于他的介绍。波耳战争期间，他因密谋刺杀一个英国军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七年的徒刑，还被禁止执行律师业务。战争结束以后，他被释放并恢复了名誉，重新获准在德兰士瓦当律师并执行律师业务。 这些关系后来在我的公众生活中对我很有用，并且大大便利了我的工作。 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其结果对于我是相当严重的。我常常走过总统大街到一块空旷的地方去散步。克鲁泽总统的房子就在这条街上，是一栋非常普通、不惹人注意的建筑物，没有花园，并且同周围房子差不多。比勒托里亚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房子比他的要豪华得多，而且四周都是花园。克鲁泽总统的俭朴的确是有口皆碑。只有在门前放哨的一名警察表明它是某某官员的房子。我总是沿着人行道不声不响地走过这个站岗的警察。 这时站岗的警察是常常轮班调换的。有一次有一个警察没有任何警告，甚至并不叫我离开人行道，便把我推开，并且把我打到街上去。这使我惊慌失措，我还没有来得及责问他的行为，正遇上骑马走过的柯慈先生，他招呼我说： “甘地，我什么都看见了。如果你到法院里去控告这个人，我将乐意作你的见证人。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 “你不必难过，”我说道：“这个可怜的人晓得什么呢？每一个有色人种，在他看来全都一样。无疑地，他对待黑人也象他对待我一样。我已立意不为任何个人的疾苦打官司，所以我不打算控告他。” “你为人就是这样，”柯慈先生说道：“可是你得好好考虑一下，象这种人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点教训才行。”于是他便对这个警察讲话并加以申斥。因为警察是波耳人，他们讲的是荷兰话，谈些什么我听不懂。但是他却对我道歉了，这原是不必要的，我已经宽恕他了。 然而从此我再也不走这条马路了。总归会有别人来接替这个人的工作，由于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情，他们还会干出同样的事来。为什么我还要再吃一次不必要的亏呢？因此我挑选了另一条路散步。 这件事加深了我对于印度侨民的感情。我为这些条例会见了英国监督官以后，便和他们研究是否就这一类的案子来一次控告，如果大家觉得需要这样做的话。 因此我便对印度侨民的艰苦情况进行了密切的研究，不但就此读了很多材料，听了很多谈话，而且经过了亲身的体验。我明白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住得了的国家，如何才能使这种情况获得改善，便成为越来越使我操心的问题了。 然而当时我的主要任务却是关心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 住在比勒托里亚那一年，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我在这里有了学习公众工作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某些工作能力。在这里，我的宗教精神变成了一种活力；我得到了律师业务的真正知识，也是在这里。在这里我所学习的也就是一个资历还浅的律师向一个富有经验的律师所学的。在这里我还得到了一种信心，相信自己做律师总不致于失败。我获得了律师成功的秘诀，也是在这里。 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不算小，牵涉到40，000英镑的得失。因为它是由商业交易引起的，所以里面涉及许多琐碎的账目。有一部分要求是根据已经交付的期票，另一部分是根据对方交付期票的特别承诺。被告的辩护是说这些期票不是用合法的手续取得的，而且缺乏充分的理由。这个微妙的案子充满了无数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延聘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研究他们的工作。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案子的事实，这工作是由我负责的。能够因此看到我所准备的材料有多少是为律师所采纳，又有多少是被舍弃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律师所准备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由法律顾问所采用的，这对我的确是一种教育。我懂得这种准备工作会给我相当的理解力和运用证件的能力。 我对这个案子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我的确是把全副精力都投进去了。我把所有关于这些交易的文件都看过了。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他对我是绝对信任的，这使我的工作轻易得多。我对簿记学进行了相当研究。我的翻译能力也有提高，因为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古遮拉特文，需要翻译。 虽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宗教问题和公众工作中具有热切的兴趣，也常常分出一部分时间用在这些事务上，这却不是我当时主要的兴趣。我主要的兴趣还是为这件案子作好准备工作。读法律书籍，必要时查考法律案例，总是我首先要做的。结果，我对于这件案子的了解，恐怕连原告和被告都比不上，因为双方的文件都在我一个人手里。 我想起已故宾卡特先生的话，他说事实只占法律的四分之三。这种说法后来被已故南非著名的律师李昂纳先生充分地证实了。在我所经办的一件案子里，我发现我的当事人的理由虽然是充足的，法律却似乎不利于他。我没有办法，便去请教李昂纳先生。他也觉得这件案子的事实方面是非常强有力的，他突然喊道：“甘地，我晓得怎么办了：如果我们照顾了一个案子的事实方面，法律方面就可以听其自然。让我们钻到这件案子的事实方面去吧。”说完这几句话以后，他叫我就这件案子作进一步研究，然后再去找他。我回来把事实重新作一番推敲，我的眼光就完全改变了，同时我在无意中还找到了一件和这个案子颇相类似的南非旧案例。我喜出望外，去见李昂纳先生，告诉他一切。“对了，”他说道：“我们将打赢这场官司。不过我们要弄清楚，是那个法官经办这个案子。” 当我在为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进行准备的时候，我还不能充分理解事实竟有那么大的关系。事实就是真理，我们一旦依附了真理，法律自然就会来帮助我们了。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事实方面的确是极为有力的，因此，法律方面当然是有利于他的。然而我也晓得，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原告和被告双方就会同归于尽，而他们彼此都是亲戚，又是同多。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如果让它继续在法庭里弄个水落石出，它可能无限期地打下去，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双方都希望立即了结这个案子。 我去见铁布赛，劝他去找人仲裁。我建议他去见他的法律顾问。我向他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请他出来公断，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律师费急速地增长，当事人虽然都是大商贾，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这件案子占有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连做别的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了。同时相互间的恶感也在稳步上升。我对于这种职业感到厌恶。双方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当然是各自找寻法律根据来支持他们的当事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胜诉的一方永远收不回来因此而破费的一切代价。根据诉讼费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固定的费用范围，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实际费用则高得多。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感觉我的责任是使双方重归于好。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他们和解。最后，铁布赛总算同意了。仲裁人是委定了。双方在他面前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并没有使我满足。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对方立刻赔偿，铁布赛一定不可能全数付清。旅居南非的波尔班达弥曼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宁肯死亡而不愿破产。要铁布赛全部付清37，000英镑和讼费是不可能的。他决不愿意少付一个铜板，而他又不愿意宣布破产。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同意他分期偿付为数不大的款项。这一点他倒是慷慨地答应了，时间也拖得很长。取得分期付款的让步，对我来说，比促使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可是双方对于这个结局都很满意，双方也因此获得舆论的推崇。我的快乐是不可言喻的。我已经学会了法律的真实的实践，学会了掌握人性之善良的方面而深入人们的心灵。我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这个教训是这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以至在我执行律师业务的二十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成千的案件私下妥协。我这样做毫无损失——甚至我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必说我的灵魂有什么损失了。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一谈我和基督教朋友们的经历了。 贝克先生越来越关心我的前途。他带我到威灵顿大会去。新教派的基督教徒每隔几年便召开这样的大会，使信徒们得到一种启发或自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维新或宗教复兴。威灵顿大会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主席是当地有名的安德禄·穆莱牧师。贝克先生原希望大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和诚笃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我皈依基督教。 然而他最后的希望却寄托在祷告的功效上。他对于祈祷的信心是永不改变的。他确信凡是热诚的祷告，上帝不能不听。他举出好多例子，象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缪勒就是全靠祈祷，那怕是世俗的需要，也是如此。我抱着毫无成见的态度倾听他讲述祈祷的功效，并且向他保证：如果我感觉受到呼唤，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我皈依基督教。我给他这个保证是毫无犹豫的，因为我早就学会了使自己顺从内心的声音。我乐于顺从这种声音。如果背着这种声音做事，对我来说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痛苦的。 于是我们便动身到威灵顿去。贝克先生陪着象我这样“一个有色人种”赴会实在是有些为难。他有好多次完全因为我的缘故而遭受不便。有一天碰巧是个星期日，由于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意在安息日旅行，我们便在途中逗留下来。虽然在诸多周折以后车站旅馆的经理总算同意收留我住宿，但绝对不让我进餐厅吃饭。贝克先生不是一个轻易让步的人，他要为旅馆的客人争取权利。但我晓得他的困难。到了威灵顿我还是和贝克先生住在一起，尽管他竭力隐藏他所遭到的一些不便，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大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一种集会，我对于他们的诚心感到高兴。我会见了穆莱牧师。我晓得好多人为我祈祷。 我喜欢他们唱的一些圣诗，这些歌非常好听。 大会开了三天，我可以理解并欣赏那些赴会的虔诚的教徒。然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我的信仰——我的宗教。要我相信只有成为基督教徒才能进天堂或得到解脱，这是不可能的。当我直率地这样告诉几个相好的基督教朋友时，他们都很吃惊。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困难尚不止于此。我实在不能相信耶稣是上帝化身的独生子，只有信仰他的人才能得到永生。倘若上帝能有儿子，我们都可以算是他的儿子。若诺耶稣象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那么所有的人都象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我的理智并没有准备叫我相信，象字面上所说的那样，说耶稣的确是以他的死和他的血来赎救世界的罪恶。也许当它是个寓言，还有几分道理。还有，根据基督教的信仰，只有人类才有灵魂，其他生物却没有，所以对它们来说，死亡就等于完全的毁灭；我的信仰恰恰相反。我可以承认耶稣是个殉道者，是牺牲的体现者，是个神圣的大师，但不能认为他是空前最完善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人世来说，是个伟大的示范，但是如果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玄妙或奇异的好处，我是无法接受的。基督教徒的虔诚生活并没有给我什么东西，如果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的生活不能给我什么的话。我在别人的生活中也曾看见过同样的改革，正如我在基督教徒中间所听到的。就哲学上说，基督教的原理并没有什么高超的地方。倘若从牺牲精神而论，我觉得印度教徒远远胜过基督教徒。所以我不能认为基督救是一种完美无瑕的宗教，更不能认为它是一种最伟大的宗教。 我只要有机会便把心中这些翻来复去的思想告诉我的基督教朋友们，然而他们的回答却不能使我满意。 这样说来，我既然并不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完美无瑕或最伟大的宗教，当时我也不相信印度教就是这样一种宗教。印度教徒的缺点是我所深切感觉的。如果“不可接触者制度”①可以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这只能是腐朽的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瘤子。我不能理解无数的宗派和种姓为什么存在。说《吠陀》②是上帝所启示的，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它们真是由于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圣经》和《可兰经》就不是？ ①不可接触者制度（untouchability）是印度教的一种社会制度。在印度教社会中，人们被分成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农、商）和首陀罗（奴隶）。但在这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级，通常被译为“贱民”，被认为是不洁的，有罪的人，他们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不能进寺庙，不能在大路上行走，人们也避免同他们接触，以免受到“玷污”——译注。 ②《吠陀》（Vedas）是印度教的经典，完成于纪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是印度文学最早的产品，也是印度文学的渊源。《吠陀》共有四部，即《梨俱吠陀》（Rig－veda），是颂神的赞歌；《娑摩吠陀》（Sama－veda），是《梨俱吠陀》的副本，都是祭祀时供司祝念的诗篇；《夜柔吠陀》（Yajur－veda），性质同前两种吠陀，但是夹杂了一些散文：《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是祈祷的诗歌，包含很多符签咒语——译注。 基督教的朋友们固然在说法改变我的信仰，连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也在这样做。阿布杜拉赛就一直在劝我研究伊斯兰教，当然啰，伊斯兰教的好处，他总是说不完的。 我把我的困难写信告诉赖昌德巴伊。我还和印度其他的宗教权威们通讯，并且得到他们的答复，赖昌德巴伊的来信多少使我平静一些。他要我忍耐，要我更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他有这么一句话：“若以冷静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我相信别的宗教没有印度教那么深远的思想，没有它对于心灵的洞察，或它的博爱精神。” 我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并且开始读起来。我还弄到了关于伊斯兰教的其他书籍。我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们通讯，其中有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我和他也开始了信札往还。他寄给我一本《完美的道路》，这是他和安娜·金世福合著的书。这本书对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看法。他还给我寄了另一本书《圣经新诠》。这两本书我都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使我倾倒。这本书给我留下一个不可抹灭的印象。在它的独立思考、深奥的道德和求真的精神面前，柯慈先生给我的所有的书籍似乎全都黯然失色了。 我所进行的研究就这样把我带到基督教朋友们所料想不到的方向。我和麦特兰的通讯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赖昌德巴伊的书信往来则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几本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的《瑜伽论》中的《解脱章》，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我虽然走了基督教朋友不想叫我走的道路，我对于他们在我内心所唤起的宗教的向往，却是永远感念不忘的。我将一直怀念和他们的往来。未来的岁月已为我储备了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这一类甜美而神圣的联系。 这件案子既已了结，我便没有理由再在比勒托里亚住下去了。于是我就赶回杜尔班，并开始作回国的准备。然而阿布杜拉赛却想为我饯别，否则就不让我走。他在西登罕为我举行了饯别宴会。 他们打算在那里消磨一整天。我在那里顺便翻阅几张报纸，偶然看到一张报纸上的角落里有一段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谈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议案，于是成为到会最迟的一个客人。 我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下阿布杜拉赛。他说：“这些事情我们能懂得什么呢？我们只懂得那些关系到我们的生意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伦治自由邦所有的营业全完了。这使我们急躁起来，可是没有用。况且我们都是一些不中用的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我们看报纸，一般只是为了弄清当天的行情等等，还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的耳目就算是这里的欧洲律师了。” “可是，”我说：“这里有那么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受过教育，难道他们不帮助你们吗？” “他们呀！”阿布杜拉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们从来不屑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更不耐烦买他们的账。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种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得受政府的管辖。” 这一席话却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觉得这一帮人应该算是我们自己的同胞。难道基督教就意味着这样吗？难道因为他们信奉基督教就不能再当印度人了吗？ 然而我就要回国了，我当时心里所想的，一时表达不出来。我只是对阿布杜拉赛简单地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了而成为法律，那就会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这是钉入我们的棺材的第一支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可不是吗，”阿布杜拉赛也附和说：“我告诉你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吧。我们本来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我们最要好的一个律师艾斯坎比先生——这人是你认识的，把这个问题装进了我们的脑子里。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战斗者，他和码头工程师勾心斗角极为猛烈，他怕这个工程师会剥夺他的选票而在选举中打败他。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处境对我们说了，而我们也就在他的指使之下全都登记为选民，并且投了他的票。现在你该明白对于我们来说，选举权并没有象你所估量的那种价值了吧。不过我们懂得你的意思。那么，你的意见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别的客人都在注意倾听这席谈话，其中有一个人说：“要不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吗？你退掉这一条船的船票，在这里多住一个月，那么我们就照你的吩咐去进行斗争。” 其他人齐声说道：“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得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赛是一个圆滑的人，他说：“现在不用我留他了，因为你们也有权利留他。不过你们说得很对，让我们·大·家劝他呆下来吧。可是你们要记住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怎么办？”提起费用就使我难过，我破口说道：“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成问题。为公众服务不能收费。如果能作为大家的一个公仆，我可以住下来。不过你知道，我和这些朋友都不熟，如果你相信他们会合作，我打算多住一个月。可是有一样，虽然你们不用给我什么钱，我们打算进行的这种性质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点儿基金是搞不起来的。譬如我们也许要发电报，也许要印发一点文件，也许得派人到处走动走动，也许得和当地的律师商量商量，而且由于我还不熟悉你们的法律，我也许需要几本法律书籍参考参考。所有这些事情没有钱是做不成的。而且这件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得有很多人出来帮忙才行。” 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阿拉是伟大而仁慈的。钱会有的，人有的是，你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同意住下来，那么一切都会有办法。” 这个饯别宴会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提议快点吃完晚饭回家去。我在心里打好了发动这个运动的纲领腹稿。我查明了那些选民名单上的人，决心再住一个月。 上帝就这样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撒下了为民族自尊心而斗争的种子。 1893年时，哈齐·穆罕默德·哈齐·达达赛被认为是纳塔耳印度侨民中最孚众望的领袖。就经济上说，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是他们当中的头子，但是在公众事务上，他和别的人总是把第一位让给哈齐·穆罕默德赛。因此就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并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 志愿人员进行了登记。在纳塔耳侨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杜尔班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都出席了，他们负责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会上来，这些人全都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 当地很多商人自然都登记了，其中值得提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巴希·罗斯敦济当然也在内。担任文书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诸位先生，他们都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员。他们全都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居然也分担了一部分公众工作。象这样被邀请来参加这种工作还是他们生平头一次。面对着整个侨团所遭受的苦难，所有高低、贵贱、主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差别，全都被忘却了。所有的人全都象是祖国的儿女和公仆。 这个法案已经或者即将二读通过①。从讨论中的发言看来，没有印度人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表示反对，这个事实竟被认为他们不配享受选举权的佐证。 ①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形式民主：一个议案必须经两院三读通过才算合乎程序——译注。 我在会上就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一个电报给议会的议长，要求他延期对这个法案作进一步的讨论。同样的电报还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议长很快便来了答复，答应将这个法案延搁两天讨论，这使我们的心快乐起来。 打算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已经拟好了。这得缮写三份，还得多写一份发给新闻界。请愿书上还得尽可能征集更多的人签名，而这一切工作必须一夜办完。懂英文的志愿人员和另外几个人搞了一个通宵。有一个老头叫阿瑟先生，因为书法好，负责誊写正本。其余几份则由一个人念，几个人写，就这样同时写好了五份。商人志愿人员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自己出钱雇马车出去征求人家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办完了，请愿书也发走了。有几家报纸刊载了这个请愿书，并发表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并且引起了讨论。怀有成见的人为原议案进行了辩护，这种辩护显然是很软弱无力的，借此反驳请愿书中所提出来的论点。 然而这个法案还是被通过了。 我们全都预料到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激动却给这个侨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给他们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印度侨团已经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这个侨团的政治权利和做生意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朋勋爵这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大家决定给他送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不小，也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我们又征集了一些志愿人员，他们全都分担了一部分工作。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起草这份请愿书。我读遍了所有能够得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我的论点集中环绕在一个原则和一种权宜之计上面。我提出我们在纳塔耳应该有选举权，因为我们在印度也有一种选举权。我吁请保留这种选举权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能够应用选举权的印度人究竟还是少数。 在不到半个月的短时间里，便有一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要在全省征求这么多人签名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尤其是因为进行这件工作的人全都是生手。我们特别挑选了几个能干的志愿人员来担负这件工作，因为大家决定除非签名的人对这份请愿书有了充分的了解，就不勉强他签名。有些村庄分散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依靠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人，才能迅速完成这件工作。而这一点他们确是做到了。他们全都积极地完成了分配给它们的任务。今天当我提笔写这几行的时候，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罗斯敦济，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的形象又明晰地涌现在我的心上。他们征得了最多人的签名。达乌德赛成天不停地坐着他的马车奔跑。而这完全是一种出于爱的劳动，没有人要求过任何开支。达达·阿布杜拉的屋子立刻成为人们川流不息的中心和公众的办公所。有一批受过教育的朋友帮助我工作，还有很多人是在那里吃饭的。所以每一个帮手都要花不少钱。 这份请愿书终于递上去了。我们印了一千份散发出去。它第一次把纳塔耳印度人的情况公诸于世。我把这份请愿书分寄给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报馆和出版社。 《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人的要求。我们还寄了几份请愿书给英国各个党派的刊物和出版社。伦敦的《泰晤士》报支持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开始产生了一些希望，以为这个法案会被否决。 这时我要离开纳塔耳已经不可能了。印度朋友们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起来，要求我长期住下来。我表示我的难处。我已立意不依靠公众的开支住下来。我觉得需要自立门户。我认为应该有一栋好房子，而且地点适中。我还有一种想法：除非我过着通常律师的生活，我就不会增加侨民的信任。而我觉得一年没有300英镑，要维持这样一个门面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决定，只有印度侨团保证给我最低限度的律师工作，我才能够住下来，于是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他们。 “不过，”他们说道：“我们宁愿让你为公众工作来筹措那笔钱，而且我们可以轻易地募集起来。自然这是在你私人的律师工作中应得的收入之外的。” “不，我不能为了公众工作这样要你们的钱。”我说：“这种工作要不了一个律师多少才能。我的工作主要是动员你们都来参加。那么我怎么可以因此算你们的钱呢？何况今后我还要经常为这类工作要求你们捐钱，如果我依靠你们的捐款来维持生活，那我就会觉得向你们募集大笔款项很不方便了，最后我们就将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了。再说，我还要侨团每年为公众工作筹措300英镑以上的数目呢？” “可是我们了解你已经有相当时间了，我们相信不需要的东西你是一点也不会要的。而且如果我们要你在这里长住，难道我们不应该负担你的开销吗？” “你们这样说，是因为你们的爱和眼前的热情。我们怎么能够肯定这种爱和热情将永远维持下去？而且作为你们的朋友和仆人，我会随时向你们诉苦，天知道那时候我是否还会得到你们的爱护。不过，我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公众工作接受你们任何薪水。你们都同意把你们的案子委托我办理，这对我已很信任了。虽然这一点已经会给你们增加很多困难了。因为我既不是一个白种人律师，我怎么能够肯定法院会答应我？况且我也拿不定，作为一个律师，我的运气究竟怎样。所以即使你们聘我为法律顾问，你们可能也要冒冒风险。你们既然支持了我，我当然把这个事实看成是我为大家效劳的报偿。” 这次讨论的结果，有二十来个商人聘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为期一年。此外，达达·阿布杜拉把他打算为我送行的一笔钱替我购置了必要的家具。 就这样，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了。 法庭的徽号是一架天平，不偏不倚地由一个公正、失明，但又明智的妇女操持。命运有意地使她双目失明，以免她在进行裁判的时候，只取决于一个人的外貌而不决定于他的真实价值。然而纳塔耳法律协会却想叫最高法院采取有背于此一原则的行动，从而背弃其徽号。 我申请到最高法院当律师。我有孟买高等法院发给我的许可证。我在那里登记为律师时，将一份英文证书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一次进行申请，需要附上两份品行证书，我想这两份证书如果是出自欧洲人就会更有分量，因此我就设法从阿布杜拉赛所介绍认识的两个有名的欧洲商人那里弄到这种证件。这种申请书必须通过法院的律师递上去，如果是由检察长递上去的，照章不收费。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坎比先生，是当时的检察长。我拜访了他，他愿意为我转递申请书。 这时法律协会却通知我，反对我申请为法院律师，使我大为惊讶。他们反对的理由之一，是说我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然而主要的原因却是这样的，在制定律师入会申请手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料到会有有色人种的律师申请入会的可能。纳塔耳的成长得力于欧洲人的企业，所以欧洲人必须掌握法律界。如果有色人种也插足进来，他们就会在数量上逐渐超过欧洲人，那他们的屏障就要垮台。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的反对意见。因为他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也有关系，他托阿布杜拉赛传话给我，请我去看他。他很直率地和我交谈，而且还问起我的经历，这些我都告诉他了。后来他说： “我没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话要说。我只是恐怕你是一个殖民地土生的冒险家，而你的申请书未附原证件这一事实增加了我的怀疑。有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证件，但这些证件原来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你送来了欧洲商人给你的品行证书，我看不出有什么价值。他们知道你什么？他们和你的交情能有多深？” “不过，”我说：“这里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者，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认识我的。”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你的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在那里当过首相，阿布杜拉赛一定知道你的家族。要是他能为你写一份保证书，我绝对不加反对。那时我将乐于通知法律协会，说我无力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席话激怒了我，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如果我附上了达达·阿布杜拉的证明，”我对自己说：“还是会被拒绝的，那时他们却要欧洲人的证明。而且我申请入会当律师，和我的出身和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的出身多么贫贱或令人厌恶，又怎么可以用来和我作对？”然而我克制了自己，泰然答道： “我不承认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利来了解这些细节，虽然我还是准备提交一份你所希望要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的保证书准备好了，而且送交了法律协会的理事会。他说他满意了，可是法律协会仍不以为然。它在最高法院反对我的申请，但是最高法院加以拒绝，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首席法官宣布说： “因为申请人未附上原证件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伪造证件，他将受到处分；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也会被注销。法律对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并无差别。所以本法院无权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进行宣誓了。” 我站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首席法官对我说道：“甘地先生，现在你必须取下你的头巾。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你必须遵守法院的规定，穿着规定的服装。” 我明白自己是受限制了。为了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我取下了在县长法庭上曾经坚持不摘的头巾。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如果我抗拒了命令就不合理，而是由于我想保存自己的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我不应该因为坚持戴头巾就把一个战士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样做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赛和别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我屈从（或者说是软弱吧？）。他们觉得我应当坚持出庭执行律师职务时有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我设法使他们明白这样一句格言的真理：“入国而问俗。”①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一个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摘掉头巾而加以拒绝，那是对的；但是在纳塔耳省，作为法院的一个官员，如果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习惯，那就错了。” ①直译为“当你在罗马的时候，你应当象罗马人一样生活”——译注。 我用这些类似的说法多少使朋友们平息下来，但是就这件事来说，我并不认为已完全说服了他们接受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以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原则。然而在我这一生中，坚持真理这一点已经教导了我学会欣赏妥协的美妙。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明白这种精神就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它往往招致我的生命的危殆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然而真理却是坚如金刚，美如鲜花。 法律协会的反对给我在南非作了又一次宣扬。大部分的报纸都在非议这种反对，并谴责法律协会的嫉妒。这种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我的工作。 律师的业务曾经是，而且一直是我的次要职业。当时我必需集中精力搞公众工作，因为这正是我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散发关于褫夺选举权法案的请愿书本身是很不够的。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一点印象，坚持鼓动是很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成立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于是我便和阿布杜拉赛以及其他朋友商量这个问题，我们一致决定要有一个具有永久性的公众组织。 要给这个新的组织起一个名字伤透了我的脑筋。它最好不致和任何特殊的政党有所混同。我知道“大会”这个名称在英国保守党分子当中，名声是很坏的，可是国民大会却是印度的生命所系。我要在纳塔耳加以推广。它使人毫不犹疑地敢于采用这个名称。因此我就详加说明我的理由，建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并于5月22日宣布成立。 那一天，达达·阿布杜拉一间宽大的房子挤满了人。大会获得了全体到会者热烈的支持。会章很简单，会费却很重。只有一个月付得起五先令的人，才能成为会员。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人则被劝告尽量多交一些会费。阿布杜拉赛月交二英镑，名列前茅。还有两个朋友也写上了同样的数额。我想我不能太落后了，写上了月交一镑会费。这对我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只要节俭一些，我想还是可以负担的。而且上帝还在帮助我。我们果然有了一大批月交一镑会费的会员，写下月费10先令的人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些捐款，当然被感谢地接受了。 经验证明，单靠催索，谁也不会交纳会费。住在杜尔班以外的会员，要经常去找他们，也不可能。一时的热情，看来很快就消退了。就是住在杜尔班的会员，如果不再三催索，也不会交纳会费。 我是大会的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后来弄得我不得不专门雇一个文书成天忙着收集会费。这个人对这种工作也搞得厌烦了，我也觉得，这种情况如果要加以改进，就得把会费由月费改为年费，即使这样，还得预先交纳才行。因此我便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每个人都欢迎把月费改为年费的建议，并规定一年最少要交三镑的会费。这样一来，收会费的工作就大为顺利了。 我从开始就懂得不能依靠借贷来进行公众工作。在大部分的事务上，人们可以依靠诺言，只有金钱的事情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按时交纳他所承担的会费，纳塔耳的印度人也是一样。正是因为没有钱的时候便不做事，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就从来没有负过债。 我的同事对联系会员的工作，有超越寻常的积极性。这是一种使他们感兴趣的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验。广大的会员都愿意用现款交纳会费。在遥远的内地乡下，工作相当困难。人们不了解公众工作的性质。可是我们还常常接到访问远方的邀请，每一个地方的有名商人都很殷勤地接待我们。 有一次，我们在这种旅行中遭到了相当困难的局面。我们指望我们的主人捐助6镑，可是他只答应最多给3镑。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数目，别人就会援例，那我们收费的工作就会受影响了。那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肚子都很饿。然而我们打算收取的数目还没有收到，怎么好吃饭呢？一切好话都说尽了，主人似乎极为坚决，不动声色。当地其他的商人都瞧他的，我们坐了一个通宵，双方都立意互不退让。我的同事们大多怒气腾腾，可是他们都克制了自己。最后，天已破晓，主人让步了，交了6镑，还请我们吃饭。这事发生于东卡特，但影响所及，虽远至北海岸的史丹泽和内地的查理斯城都感觉得到。这件事也加速了我们募集会费的工作。 然而募集基金并不是唯一的工作。事实上我早就懂得这样一个原则：不要使人有多于他所需要的金钱。 会议通常是一月一次，如果必要，也有一星期一次的。开会时总要宣读一下上次会议的记录，然后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还没有参加公众讨论的经验，也不懂得作扼要而有要领的发言。每个人要站起来讲话，都有些犹豫。我向他们说明会议的程序和规则，他们都加以遵守。他们懂得这对他们是一种教育，有很多从来不习惯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人，不久便养成了就公众利益问题当众考虑和发言的习惯。 我知道在公众工作中，小小的开支有时会造成大量的支出，所以开始的时候，决定连收据也不铅印。我的事务所里有一架油印机，收据和各种文件都采用油印。一直到大会有了充足的经费，会员的数目和工作都有所增加了，才拿这些东西去铅印。这种节约对每一个团体都是必要的，可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团体都做得到。我所以对一个小小的但是在成长中的组织一开始就详细谈论这些小节，正是为了这个道理。 人们交纳会费并不在乎有没有收据，然而我们总是坚持开给收据。所以每一个铜板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敢断言，1894年的账簿今天还可以在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档案中完整无缺地找到。对于任何组织来说，细心保存账目是必不可缺的；没有它们，这个组织就会失去威信。没有保存妥当的账目，它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纯洁的真理。 大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吸收了当地侨生而受教育的印度人来为大家服务。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了，会员大多数是这一帮受教育的青年。他们得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有所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范畴。协会还是一个辩论的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各种问题的论文。还有一个和协会有联系的小图书室也建立起来了。 大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宣传。这包括使南非和英国的英国人以及印度的人民了解纳塔耳的真情实况。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两本小册子：头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包括一篇由事实所支持的声明，说明纳塔耳印度人的一般状况。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这本书包括一段以事实和数字概括了纳塔耳印度人选举权的简史。为了准备这些小册子，我花了不少的劳动进行研究，虽然很伤脑筋，结果却是很值得的。它们曾被广泛地传播。 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结果是，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无数的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积极同情。这种活动还在南非的印度人面前展开了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 内心的热诚而真纯的愿望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常常看到这个规律得到证实。为穷苦的人服务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常常使我置身于穷人之中，使我能够和他们求得一致。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会员虽然包括了侨生的印度人和以文书工作为生的阶层，但是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却不在它的范围以内。大会并不是他们的。要他们交纳会费才能成为会员，这是不可能的：大会只能为他们服务，才能取得他们的依附。有一个机会提供了这种便利，虽然当时大会和我都还说不上有什么准备。当我执行律师业务不过三、四个月，而大会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一个衣衫褴褛、手拿头巾、两个门牙被打掉、满口流血的泰米尔人颤抖地站在我的跟前哭泣，原来他遭受了主人的毒打。我有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我通过他了解了全部情况。巴拉宋达朗——这就是来访者的名字——按照契约正在杜尔班一个著名的欧洲人的家里做工。那个主人因为对他发了脾气，不能自制，狠狠地打了巴拉宋达朗一顿，打掉了他的两个门牙。 我把他送到一个医生那里——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我要医生开一张证书，说明巴拉宋达朗受伤的性质。我拿到证书以后，便带着受伤的人直接去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读完起诉书，极为愤慨，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 我当时的愿望远不是要使雇主受罚，我只是要他开释巴拉宋达朗罢了。我读过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有一个普通佣人不言不语就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对于契约工人，情况完全两样。要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服刑。威廉·汉特尔爵士所以叫契约工人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坏，就是这个缘故。象奴隶一样，契约工人也是主人的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救巴拉宋达朗：要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达朗的雇主释放他。我拜访了他的雇主，对他说：“我不愿意控告你使你受罚。你毒打了那个人，我想你是明白的。如果你同意将契约转让给别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一点他立刻就接受了。然后我又去找保护人，他也同意了，条件是，要我去找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到处去找雇主。他必须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所认识的欧洲人很少，我去找其中的一个。他很慷慨地答应收留巴拉宋达朗。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县长宣判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责成他将契约转让给别人。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传到了每一个契约工人的耳朵里，而我则被认为是他们的朋友。我对于这种关系，极感高兴。契约工人经常不断地开始源源涌向我的事务所，而我则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欢乐和悲愁。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所引起的反应，连远至马德拉斯的地方也听到了。从这个省份各地来到纳塔耳从事契约劳动的工人则从他们的契约弟兄们那里，听到了这个案件。 这件案子本身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然而纳塔耳有人照顾他们的利益并且公开为他们工作的这一事实，使契约工人感到又惊又喜，并且使他们感到鼓舞，充满了希望。 我已说过，巴拉宋达朗初次进入我的事务所时，手里拿着头巾。那种景象有一种特殊的伤感，这也表现了我们所受的屈辱。我已经叙述过我被要求摘下头巾时的情景。每一个契约工人和印度生客，当他访问欧洲人的时候，都被一种强制的习惯所迫而摘下他的头饰，不管头饰是帽子、头巾或缠在头上的披肩。以双手致敬的做法还嫌不足。巴拉宋达朗以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做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历。我感到屈辱，要他缠起他的头巾。他照我所吩咐的做了，虽然还有点迟疑，但是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欢喜之情。 当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时候，竟然有人自以为光荣，这对我来说，一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巴拉宋达朗的事情使我得以和印度契约工人有所接触。然而，促使我就他们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却是对那种企图置他们于特别苛重的捐税之下的斗争。 就在这一年，即1894年，纳塔耳政府打算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年税25英镑。这项建议使我震惊。我把这件事提交大会讨论，大会立即决定组织必要的反抗。 首先，让我把这种捐税的起因简要地谈一谈。 大约在1860年，纳塔耳的欧洲人发现这里大有种植甘蔗的发展余地，但是缺少劳工。因为纳塔耳的朱鲁人不适宜于这种形式的工作，如果没有外来的劳工，要想种植甘蔗和制糖，是不可能的。因此，纳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通讯，取得后者的同意来招募印度劳工。招募的办法是签订在纳塔耳做工五年的契约，期满后工人可以自由定居在那里，并有充分的权利购买土地。这是对他们的诱饵，因为当时那些白种人正盼望着印度工人的技术在契约期满之后留下来改进他们的农业。 然而印度人却提供了比人们期望于他们的更多的东西。他们种植了大量的蔬菜。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印度品种，并设法种植，使当地的品种更加便宜。他们还传播了芒果。他们的企业并不限于农作。他们进入了商界。他们买地造房，有很多人从劳工的地位升为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随之而来，并定居下来经商。已故阿布巴卡·阿穆德赛就是他们当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很快便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生意。 这种情况，使白种商人心怀戒惧。他们最初欢迎印度劳工前来，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也有做生意的本领。他们要是作为独立的农业者，也许还可以得到容忍，但是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却令人无法忍受。 这就撒下了敌视印度人的种子，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促使它的成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简朴，我们满足于微小的收入，我们对于清洁卫生的规定满不在乎，我们不善于维持周围环境的整洁，以及我们不善于保持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于煽起敌对的火焰。在取消选举权的法案中，在对印度契约工人征课捐税的立法中，都体现了这种敌对，除了立法之外，还有一大批进行欺压的办法早就开始了。 头一个倡议是印度劳工必须强迫予以遣返，这样，他们的契约期限就在印度满期了。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这种办法。 因此又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议，其内容是： 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 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两年，就得签订一次新的契约；每签订一次契约，增加一次工资； 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签订新的契约，每年就得交纳25英镑的捐税。 由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到印度去为这个建议谋取印度政府的同意。当时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但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当时我以为，甚至现在我还抱着同样的想法：这是总督方面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赞成这种建议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利益。他本来并没有什么责任去向纳塔耳的欧洲人作这种让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16岁以上的男孩和13岁以上的女孩，都得纳税。一个四口之家——夫妇和两个孩子——每年要交纳12英镑的税，可是做父亲的每月的平均收入不过14先令，这种做法是残酷不堪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我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要是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对于这个问题保持缄默的话，印度总督说不定连25英镑的税也赞同了。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也许完全是由于大会的不满。不过我这种想法或许是弄错了。印度政府说不定一开始就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捐税，而将它降至3英镑，不管大会是否加以反对。总之，这是印度政府方面一次失掉人心的做法。作为印度福利的受委托的人，总督绝不应该赞成这种不人道的捐税。 大会并不认为这种捐税已经从25英镑降为3英镑是什 么重大的成就。大会不能完全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仍然是一件憾事。它一直决心要达到取消这种捐税的目的，然而这种决心却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实现。而当这种决心实现了，它就不仅是纳塔耳印度人的，而且还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已故戈克利先生的背信弃义，使这次斗争成了最后的一次斗争，印度契约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斗争，由于当局断然开枪的结果，有些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监禁。 然而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采的苦难正是那种真理的表现。可是如果没有无所畏惧的信念，没有巨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取得胜利。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如果大会也抛弃了斗争而任命交纳这种捐税，认为那是无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可恶的捐税就将继续向印度契约工人征收，一直到今天也不会停止，而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留下永恒的耻辱。 如果我发觉自己完全浸沉于为印度侨团服务，那么，它背后的理由是我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当作我自己的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认识上帝。所谓服务，在我便是为印度服务，因为这是无需寻求而自然到来的，而我也很愿意去做。我到南非去，是为了旅行，为了逃避卡提亚华的政治纷争，也为了谋自己的生活。然而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却发现自己在寻求上帝，并致力于自我实现。 基督教的朋友们引起了我追求知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几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即使我想淡然置之，他们也不会让我安然度过。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在杜尔班看上了我，我几乎变成了他家里的一员。我所以能够认识他，自然是由于我在比勒托里亚和基督教徒的往来。华尔顿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来不曾请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却把他的生活象一本摊开的书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观察他的全部行动。华尔顿夫人是一位极其温柔而能干的妇女。我很喜欢这两口子的态度。我们了解彼此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无论怎样讨论，也不能消除这种差异。不过只要彼此能够互相容忍、并抱着博爱和追求真理的态度，这种见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耐心和对于工作的热爱，我们常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于宗教的兴趣勃然不衰。现在我已不能象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空闲的时间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有一小点空闲，我总要很好的利用。我的有关宗教问题的通讯，一直在继续着。赖昌德巴伊是我的导师。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纳玛达·尚卡所写的《达摩维伽》。这本书的序言对我很有帮助。我曾听说过这位诗人所过的豪放不羁的生活，序言中谈到他怎样因为研究宗教而发生的生活的变革，使我为之神往。我逐渐爱上了这本书，从头到尾地专心研读。麦克思·缪勒写的《印度——它能教给我们什么？》和通神学会所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①我都喜欢读。这些书使我越发尊重印度教，并使我逐渐认识了它的优美。虽然，这并不使我对其他的宗教抱有偏见。我读过华盛顿·伊尔文的《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他的继承者》和卡莱尔对于这位先知的颂词。这些书提高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我还读过一本书，叫做《查拉图斯特拉语录》。 就这样，我获得了更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这种研究促进了我的自我反省的能力，还使我养成了一种有所启发即见诸实行的习惯。因此，从研究印度教的典籍所了解的一些瑜伽法②，我便拿来实行。但是我的进度很有限，我决定回到印度以后，要找专家指导。然而这个意愿，始终未见实现。 ①《典义书》（Upanishads）是阐释吠陀经典的一种著作，着重哲学思想的阐释，多采用散文体裁。奥义书种类甚多，有一百五十多种，最早的著作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六世纪——译注。
安家立户，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经验。不过，我在纳塔耳所建立的门户，却和我在孟买和伦敦的家不同。这一次，有一部分开支完全是为了体面。我以为必须有这样一个门庭，使它和我在纳塔耳作为一个印度律师和代表的地位相称。因此我就在一个有名的地区找到一栋漂亮的小房子，而且还配备了一套合适的家具。伙食是很简单的，但是因为我常常请英国朋友和印度的同事们吃饭，家里的开销一直是很大的。 每一个家必须有一个好佣人。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当佣人使唤。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作为同伴和帮手住在我家里的。我有一个厨子，他已成为我家里的一员。我还有几个事务所的文书，和我同住同吃。 我以为在这种体验中，我有相当多的成功之处；但是在生活的惨痛经验中，也并不是毫无缺陷的。 我的那个同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我以为他对我是很诚实的。然而这一点我是受骗了。他对住在我家里的一个文书心怀嫉妒，编造了这么严密的一个罗网，使我对这个文书产生了怀疑。这位文书朋友有他自己的怪脾气，他一知道我在怀疑他，便立刻离开了我的房子和事务所。我很难过，觉得说不定是我对不起他，而我的良心也一直使我烦闷。 这时，厨子正需要有几天的假期，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原因需要走开几天。他不在的那几天，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这个新来的人，我在以后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但是对我来说，他却是一个上帝特意派遣的人。他来了不过两三天，便发现某种不正常的事情，正在背着我在我家里偷偷地进行，他决心提醒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易于信任别人而且对人率直的人。所以这个发现对这个人来说，更使他震惊。每天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我常常从事务所回到家里吃饭。有一天大约是十二点钟了，这个厨子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事务所来对我说：“请你马上回家，你会大吃一惊的。” “怎么回事啦？”我问道：“你得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事务所去看呢？” “你要不去，你会后悔的。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了。” 我觉得他的坚持有一种督促力量。我立即回家，有一个文书和我一道，那个厨子则走在我们前头。他带我直奔楼上，指着我那位同伴的房间说：“打开这扇门，你就明白了。” 我全都知道了。我敲着门，却没有回答！我使劲地敲门，连墙壁都摇晃起来了。门开了，我看见房里有一个妓女。我要她走开，永远不许她再来。 我转身对那个同伴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你往来了。我一直受了欺骗，自己当了傻瓜。这就是你对待我对你的信赖吗？” 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威胁说要掀我的底。 “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说道：“无论我做什么，都可以公开。但是你得马上滚开！” 这使他更恼了。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了，便对站在楼下的那位文书说：“请你去通知警长，为我致意，说有一个同我住在一起的人有不正当行为。我不愿意他再住在我家里，可是他不肯走。如果警察局能派人来帮帮忙，我十分感谢。” 这向他表明，我是很认真的。他的罪行使他紧张起来。他向我道歉，要求我不通知警察，答应立即离开我家里，之后他照做了。 这件事在我的生活中算是一次及时的警告。一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我是如何被这罪恶的精灵彻头彻尾地蒙在鼓里。当初我收容他，是采用了坏的方法想要达到好的目的，叫做“缘木求鱼”。我早就听说这个同伴的品行不好，但我相信他对我诚实。我想要改造他，却几乎毁了自己。我把许多好朋友的警告置之不理，对他的过于信赖完全把我蒙蔽住了。 要是没有这个新厨子，我就不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而在这个同伴的影响之下，说不定我就不能够过着我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生活。我就将永远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就会有力量置我于黑暗之中而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样，上帝拯救了我。我的用心是纯洁的，所以我虽然犯了错误，还是得到了挽救，而这一次早年的经历却为我的未来彻底地提出了警告。 这个厨子可以说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而且作为一个厨子，他也不会在我家里住下去。可是没有别人能打开我的眼界。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女人被带到我家里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以前她常常来，但是谁也不如这个厨子有勇气。因为谁都知道我是多么盲目地信任那个同伴。这个厨子，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就是专为这件事情被派遣来的，因为当时他马上要求离开。 “我不能住在你的家里，”他说道：“你是这么容易上当，这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让他走了。 如今我才发现，毒化我的耳朵使我怀疑那个文书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同伴。我竭力设法想要补救我所做的对不起那个文书的事情。然而我始终不能完全使他满意，这是我终生的憾事。不管你怎样弥补，裂痕终归是裂痕。 到现在我旅居南非已有三年之久了。我已经多少了解了当地的人，而他们对我也有所了解。1896年我请准假回国半年，因为我明白我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经建立了颇为良好的业务，而且人们显然感觉需要我在那里。所以我决心回家一趟，带着妻儿回来定居。我还觉得，如果我回国转一下，我也许还可以做一点公众工作，教育公众舆论并引起人们对于南非印度人的更大兴趣。3英镑人头税是一个已经公开了的疮疤，除非加以废除，人们是不会平息下来的。 不过我走了以后，谁来负责大会和教育协会的工作呢？我想到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和巴希·罗斯敦济。现在从商界当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担当得起经常性的工作以执行秘书职务、并且受到印度侨团的尊敬的，就算他们两人了。做秘书的当然需要具有能够应付的英文知识。我向大会推荐了已故阿丹吉·米耶汗的名字，大会同意任命他为秘书。经验证明这个选择是很恰当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坚忍、宽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使大家都满意，而且向大家证明了：秘书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律师学位或受过高等英国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中，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彭戈拉”轮船回国。 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我和他们有过密切的往来。我和其中的一个人，天天要下棋一小时。船上的医生给我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我便开始学习起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告诉我：我应当具有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的往来。 由于那位和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好乌尔都文的老师，我们学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官员的记性比我还好，他念过的字从来不会忘记；我却常常觉得辨别乌尔都文字很难。我带着更大的耐性学习，但是总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泰米尔文，我却学得颇有起色。当时找不到什么人帮助，幸而《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是一本好书，我并不感觉需要多大的外力的帮助。 到了印度以后，我还希望继续这种学书，可是已经不行了。1893年以后，我所读过的书，大部分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在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中，确实有些进步，但都是在狱中下的功夫——在南非的许多监狱中学泰米尔文，在耶罗佛达狱中学乌尔都文。不过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我以自修所学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因为缺少应用，现在全都忘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不懂得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极为不便。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①对我所表示的情谊，在我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我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他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坚忍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妇女不认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少。在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种斗争是由不认字的战士进行的；斗争是为了穷人，而穷人也都参加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却并没有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成章的印度斯坦语②或英语，我们在一起进行工作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要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以报答他们的眷爱。我学泰米尔文，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有一些进步的；但是德鲁古文，我在印度虽然学过，却从未超越字母的范围。现在我恐怕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文了，因此希望德罗维达人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而不会讲英语的德罗维达人，的确会讲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虽然讲得很蹩脚。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不愿意学它，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反成为他们学习自己祖国语文的障碍了。 ①德罗维达人（Dravidians）是印度最早的土著民族，现在绝大部分定居于南印度。泰米尔和德鲁古是他们的主要语言——译注。
火车在开往孟买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到城里逛一逛。我还得到药店里买一点药。药剂师还在惺忪半睡之中，他配药时慢条斯理，以致我赶回车站时，火车正好开走了。站长好心地为我延缓了一分钟的开车时间，但是没有看见我回来，只得细致地叫人把我的行李取下火车。 我在克尔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决定就地做一点工作。我曾经听人家说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许多情况，而且还知道这家报纸是印度人的愿望的反对者。我记得当时的主编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便写了一张条子给吉士尼先生，告诉他我如何误了火车，请他约个时间谈谈，使我可以翌日离去。他立刻答应了，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报导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但是声明他不能答应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懂得、并且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道：“只要你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你的报上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应得的赤裸裸的正义罢了。” 我把这一天其余的时间花在看一看雄伟壮丽的三河汇合处①，并计划着摆在我面前的工作。 ①三河汇合处（Triveni）实指恒河（Ganges）和朱木那河（Jumna）汇合之处，被印度教徒认为是圣地——译注。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很难有人可以相让。现在我明白，我对于真理的爱，就是根源于这种忠诚。对我来说，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是不可能的。我在纳塔耳所参加的集会，没有一个不奏国歌的，当时我就感到，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所看见的种族偏见，我以为是和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和英国人争相效忠于国王。我以谨慎的坚持力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遇有机会表达这种忠诚的时候，我总是毫无矫饰地参加。 我一生之中，从来不曾滥用这种忠诚，也从来没有想借忠诚为手段，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就我来说，忠诚勿宁是一种义务，我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拉奇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怀疑这种庆祝主要恐怕是摆摆场面而已。我发现当中有很多讹诈，心里相当难过。我开始反问我自己是否还应该留在委员会工作，但最后决定，只要做好我那一部分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祝活动中有一项建议是植树。我看见很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而已。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建议；要吗认真地种植，不然就根本不种。我的印象是，他们听见我这种说法，都禁不住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很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把英国国歌教给家里的孩子。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六十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这个歌词在我心中引起了冲突。因为我关于“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格外谨慎了。这支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行，特别和我的“非暴力”的感情发生抵触： 把她的敌人打垮， 使他们片甲不留； 把他们的政治搅乱， 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有同感。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要求于上帝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见解，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是谈到。 和忠诚一样，护理别人的倾向也是深深地根植于我的秉性之中。我喜爱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奇科特忙于写作有关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时，我有一个机会匆匆跑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教育公众舆论，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首先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细心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有同样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所能够指导你的很少；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公众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是很同情的，能够有力地指导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这两位老前辈劝我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值我更清楚地了解，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公众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及时地见到了他，而且是有准备地去承受他的威仪的。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头衔，知道我是去见“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象一个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地接见我。我们的会面是在他的寝室里进行的，他被一群朋友和信徒围住，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给我作了介绍。我早就听说瓦恰先生，他被认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 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 这些介绍最多花了两分钟时间，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道：“我看我得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转向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晤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姊夫，他正卧病床榻。他是一个没有钱财的人，而我的姊姊（他的妻子）也不善于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奇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姊姊和姊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有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终于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种热情，以致我常常抛开自己的工作不顾，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不但把我的妻子，而且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除非人们从中得到乐趣，否则这件服务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为了看样子，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妨碍人的成长而且损害他的精神。为人服务如果缺少愉快的心情，于己于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当人们以愉快的心情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别的一切欢乐和财富全都为之黯然失色。 就在我姊夫逝世的那一天，我得赶到孟买去出席公众大会，实在没有时间让我好好地考虑我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不安的焦急劳累，我已感到精疲力尽，而且连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去孟买就完全听凭上帝的安排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我于大会前夕下午五时亲自到他的事务所报到。 “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想即席发言。” “那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在这里做报告不好，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你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成吧？” 我感到很紧张，但是我说我可以尽力为之。 “那么，告诉我：什么时间孟希先生可以到你那里拿稿子？” “夜里十一点钟，”我说道。 第二天我去出席大会的时候，我才懂得费罗泽夏爵士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讲话的集会，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主要的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这样的集会，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我知道我的声音只有很少人可以听到，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叫我大声念下去，给我打气。而我的感觉是：这不但没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刚好合适，但是听众不愿意听；大厅里响起了“华恰”、“华恰”的叫喊声。华恰先生便站起来念着讲稿，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直听到最后，不时以喝彩和“可耻”——必要的时候——的喊声打断他念讲稿。这使我心里快活起来。 费罗泽夏爵士喜欢这次的讲话。我觉得无上的快乐。 这次的集会使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想暂时不提，因为今天他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决心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功阻了这位波希友人，因为这位波希友人正打算要结婚。他得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择取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然而巴希·罗斯敦济因为改变主意而作了悔悟，有一批波希姊妹现在还以亲自从事织布工作为那位从中作梗的姑娘赎罪。所以我就愉快地宽恕了那对夫妇。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走。今天他正为自己的食言而做着足够的补偿工作。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一直没有来。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现在也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所以我想劝诱律师到南非去的三次尝试，都没有结果。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我知道他的兄弟巴若济·巴德夏先生，因为他以“怪人”闻名。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非凡的记性，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个素食者，虽然是个波希人。贝斯敦济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但是他在伦敦的时候，就从博学著称。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望尘莫及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他。他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凡是我所见到的朋友，我总是要求他们协助我在南非进行的工作。可是贝斯敦济·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要帮助你是不可能的，”他说：“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连你到南非去，我都不赞成。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现在你瞧，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事情可做。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这个国家穷到什么样子吧。我们在南非的人，不用说，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帮助我们在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象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齐牺牲。” 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但是它却使我更加敬重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他对于国家的爱和对于自己的语言的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我能够理解他的观点。然而我并不是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而是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一个爱国者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对我来说，《纪达经》中的几句话是很清楚而且有分量的：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仿徨无所。 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使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于是从孟买到浦那去。这里有两派；我却需要各方面的人的赞助。 首先我去见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 “你要求各方面都给你帮助是很对的。在南非的问题上，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你去看看潘达卡教授吧。近来他不大参加什么公众运动了。不过这个问题或许会把他拉出来。你去看他，然后告诉我他说些什么。我愿意尽力帮助你。当然，只要你高兴，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我，我将为你效劳。” 这是我头一次会见罗卡曼尼亚①。它使我探悉了他的无比声望的秘奥。 ①罗卡曼尼亚（Lokamanya），梵文，原意是受尊敬的人，转为对群众领袖的一种尊称——译注。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遇到很多困难。那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便在大东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当时他还不了解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发现了这条禁规，他便带我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于当地英国人的这种偏见表示难过，并且因为不能够请我到客厅里去而向我道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的偶象”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我见他的时候，他正被一批朋友围着。他说： “我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困难很不少。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常常参加公众工作。” 我一一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待我很冷淡，说是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更糟，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即使别人全都走光了。当我苦等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腾不开手吗？象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的地位。我早就听到《孟加拉人报》的大名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怕没有事情好谈，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当事人看来，不管他所遭受的苦难多么严重，他不过只是侵入这位主笔的办公室的无数人们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苦难。这位主笔怎么能够一一加以接谈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很难跨越他的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还是继续去看其他各报的主笔。和过去一样，我也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把全文予以发表。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交给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把校样尽先给我送来。要说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他答应竭尽所能帮助我工作，而且言行一致，他和我保持通讯，一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享有很多这样的友情，他们都是在颇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宋德斯先生所以加爱于我，是由于我的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有所同情之前，曾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询问；他认识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对他作了不夹杂个人恩怨的公正说明，并且还公正地作了评价。 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 宋德斯先生所给予我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开始使我有了勇气去设想，要是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是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杜尔班发来的一个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馆，说明我何以这样匆忙离开加尔各答，并即启程赴孟买。我在动身之前，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给我安排头一只开往南非的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条“科兰”汽轮，一定要我搭那条船，答应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而于十二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募姊的独子。还有一条船“纳德利”也在同一个时间开住杜尔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八百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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