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 作者: 托马斯·哈格 18 诺贝尔奖 沉默 1953年夏天，加州理工学院传开了这样的说法，就是鲍林的新大楼是用人家归还的债款建造起来的，这笔旧债还是在以前赛马时欠下的。 生物化学诺曼教会实验室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设施。这幢大楼将鲍林的化学楼与比德尔的生物实验室联系起来了——这也是他和比德尔制订的宏大计划在房产方面的体现。建造这幢大楼的资金是由一位长期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董事的有钱人在遗嘱中提供的。此人生前的爱好之一是豢养赛马。杜布里奇经常对人谈起一件往事。在30年代，有人指控教会让马服用兴奋剂以求取胜。教会向他的朋友威利肯打听，加州理工学院有没有人能对赛马进行科学的测试，以便洗清教会的名声。威利肯推荐了鲍林。根据杜布里奇的说法，鲍林想出了一种能够测定教会饲养的良种马是否服用过药物的办法，测试的结果证明这些赛马都是清白的。“诺曼教会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杜布里奇说。“教会终于摆脱了麻烦，同时也算欠了威利肯和鲍林一笔人情债。”这笔债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归还，据说是总数为150万美元的遗赠，被用于建造鲍林这幢新大楼。 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但要完全造好鲍林想要的大楼，仍然有很大的缺口。在鲍林的心目中，教会实验室象征着化学的未来，预示这门古老的学科将要驱动新型生物学未来的发展。在他的设想中，这将是一幢气势宏伟的五层大厦，一座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殿堂。它应当是全校最大的建筑。实验室有两层设立在地下，三层建筑在地面上。一排排明亮宽敞的实验室，里面装置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设备，同时为生物学研究和化学研究提供均等的服务。 它应当是一幢大建筑。鲍林实在太需要宽敞的地方了，比德尔也有同样的需要。由于战后科研资金急剧增加，加州理工学院这两个系的员工数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增加了50％。鲍林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科研项目吸引了好几十名博士后研究者，每一个人都要有实验室和研究的场所。原先的盖茨实验室和克莱林实验室中绝大部分都是供他们使用的，其他专业的教职工已开始抱怨，一些不属于化学的项目，如坎贝尔的免疫学课题，已被挤得无处安身了。 因此，鲍林设计的实验室大楼，要比教会这笔遗赠足够支付的建筑大一倍——这就与校长杜布里奇的意愿相左了。杜布里奇争辩说，鲍林和比德尔应当量力而行。建造这幢大楼的外壳就用光了这一笔150万美元的资金。50年代初，鲍林开始筹集同样数目的资金，将大楼建成，还要支付室内装修和运行所需的费用。然而谈何容易，早在两年以前，他和比德尔就曾向各个财团募集建造医疗化学实验室的资金，遭到各大基金会的拒绝。在那个年代，联邦政府也不可能拨款建设重大的资金项目。 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碰碰运气了，尽管希望也非常渺茫。在1953年初夏的一段时间里，鲍林和比德尔一起，整理出一份长达100页的书面申请，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一笔为数150万美元的额外资助，用来支付教会实验室最后一期建设的开支和十年以上实验室的运行费用。在许多方面，这是对他们在1945年制订的宏大规划的一次重申。而且，他们现在又进一步扩充了这一计划，列入了分子生物学中15个探索领域里的合作研究项目——从蛋白质结构到病毒的特性，从酶化学到实验性植物生态学，从一般生理学到碳酸化学的会战攻关，可谓是包罗万象，雄心勃勃。这真可谓是奋力一击——鲍林从与韦弗的交谈中已经得知，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再考虑向这么大的科学项目提供资助——但是，鲍林仍然想碰碰运气。他刚刚在蛋白质结构方面取得成果，这不但对他本人，而且对韦弗，同样都是重要的胜利。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的要求扫清道路。1953年7月，鲍林的要求被转达给韦弗，大家都屏息静候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 为了最终建成教会实验室，鲍林付出了自己的全副精力。这倒有助于他迅速地摆脱困败在沃森和克里克手下而产生的那种钻心的痛苦。 话虽这么说，这次DNA问题上的经历毕竟还是改变了他从事科学活动的轨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此时开始，他失去了对求解巨分子结构的热情。虽然他仍安排了部分人员继续研究一种球状蛋白质的完整结构，更加关注蛋白质聚合成较大结构的途径，继续摆弄着胶原蛋白的一种新模型——他对同事开玩笑说，他的随机方法对每一种结构只能作出一种猜测，但在胶原蛋白的情况下，他和科里都有资格作出各自的猜测——但是这些研究项目都已进入了收尾的阶段；而且是由于惯性才继续进行的。鲍林着实有点心灰意懒了。 科研上没有重大的项目要考虑，鲍林只能在一些杂务琐事上零敲碎打地忙忙碌碌了。他正在组织一次由蛋白质专家参加的国际性会议，时间定于1953年秋季，地点在帕萨迪纳。他写了几篇综述性文章，同时还完成了对《普通化学》的修订。事实表明，该书第二版比以前编写得更出色。他还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新版化学卷撰写了几个条目——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迷上了这部巨作，因此，能为这部书出力对他来说是一件深感荣幸的乐事。 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科学工作上有重要意义的唯一新成果是他关于铁磁性新理论所发表的文章。该文发表在接近年中一期的《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磁性理论是他在俄勒冈上大学时就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当时，他曾花费一个暑假的时间，试图对一本陈旧的化学手册中介绍的几种元素的磁性作出自己的解释。从一种构思巧妙的基本原理出发，运用他的新理论，就能说明许多实际观测到的现象，因此，他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然而，这篇文章刊出后，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几个星期过去了，鲍林仍然不见有什么反应，困惑之中，他提笔给斯莱特写了一封信，问他有什么看法。在他收到的回信中，对方言辞显露出少有的直率。这一新的研究“极为粗糙”，斯莱特写道。“这与我对您撰写的许多论文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认为，这类犯了简单化毛病的理论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们容易误导敏感性较差的读者，以为问题好像已经完全解决了，但在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很难说已经开了一个头。”唉，鲍林心里想，斯莱特这个人向来就是一个数字迷，解答问题不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十位，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他的麻烦就在于看不清大方向。 但是，斯莱特的看法是很有根据的。在此之前十年，鲍林发表了他的免疫学理论，有人曾想提出这样的批评，只是许多科学家还不敢这样做。 而如今，在公众的心目中，鲍林在DNA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已记录在案，他不再是不会出错的圣贤了。 在蛋白质和DNA问题上这一段令人激动的岁月里，埃德加·小胡佛一直在严密地监视鲍林，等待着他犯错误，以便将他作为共产党人揭开他披在身上的外衣。1953年夏季，鲍林像往常一样，经过一番周折和拖延，最终因国务院否定了露丝·希普利的意见而领到了护照，又一次踏上了去欧洲的行程。胡佛警告中央情报局、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务院安全办公室，说这位信口雌黄的化学家将会在世界舞台上无所顾忌地乱说。因此，在鲍林拜访居里夫人的女儿、本人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伊伦·约里奥一居里的时候，他一直受到特工的监视。鲍林得知，伊伦由于受到过共产主义的教育，因而被剥夺了担任美国化学学会外籍会员的资格。鲍林为此感到很恼火，认为这是对一位伟大的法国科学家的轻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信号，表明现在政治也要在一向被认为超越政治的科学社团中发挥某种作用了。鲍林开始对美国化学学会产生了厌恶之感，考虑是否要从这一组织中退出。 7月，鲍林在斯德哥尔摩出席了纯粹和应用化学国际代表大会。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有人跟踪。在那里，胡佛认为自己抓到了一点把柄：有人报告说，一个名叫拉斯·西伦的瑞典化学教师，强烈主张建立世界统一政府，邀请鲍林和俄国的一些代表参加了在他家里举行的宴会，谁晓得他们在私下里传送了什么情报？胡佛迅速地通知了美国司法部刑事处，同时还附上了布登兹声言鲍林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陈述。他在信中建议道：“上述材料供你们参考，请考虑是不是对此人拒绝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一事提出起诉。” 经过一定的考虑，司法部认定，与俄国科学家交杯祝酒，构成不了共产党员身份的证据。由于缺乏其他证据，这位司法部长就把这一案子搁起来了。 9月，鲍林回到帕萨迪纳，开始为国际蛋白质研讨会作最后准备。这一领域的知名人士都答应参加。鲍林个人的魅力，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他在过去三年里取得的显赫成就，这几个因素综合在一起，使这次会议成了令人振奋的一大喜事。 鲍林使大家确信，这次会议的开法将截然不同于英国皇家学会的那次会议，对大会发言和反驳的时间将不作限制。在帕萨迪纳举行的这次会议上，每天只报告两到三篇论文，每一报告之后的讨论时间也不作限制。鲍林论述了他的阿尔法螺旋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同时还介绍了可能会影响到球状蛋白研究的种种途径；沃森回顾了在DNA问题上作出的最新发现；佩鲁茨全面地阐述了一种颇有希望的方法，借助于这一方法，可以用Ｘ射线研究带有重原子漫射的蛋白质大分子。鲍林和爱娃·海伦陪同布拉格夫妇在黄金州①车进行了行程一千英里、为期四天的旅游，饱览了从约塞米特到大苏尔公路沿线的旖旎风光。每个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在海滨和山区尽情观光。鲍林还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盛大晚会，在他家的草坪上和游泳池边又一次宾客如云。 ①黄金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别称。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课题涉及的范围很广。与会者谈论得最多的还是DNA的发现及其所开辟的广阔而又新颖的研究领域。早在几个月之前，英国生物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曾经宣布，他已成功地从球状蛋白胰岛素中分割出四条不同的链，并为每条链中的氨基酸确定了顺序——最终地证明了球状蛋白质是由多肽链组成的。鲍林在将近二十年以前就论述过这一点。一年以前在英国皇家学会会议上对鲍林的蛋白质理论提出的大多数疑问，都得到了大家非常满意的解答；大家还对阿尔法螺旋和片层结构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在此之前，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组在诸如胶原蛋白和肌蛋白那样的结构问题上，曾经提出过一些设想，但是遭到了英国人的反对。现在，他们主动放弃了这些设想。在这次帕萨迪纳大会上，已经听不到不怀好意的争辩，正如休斯所说，这次研讨会变成了“一次盛大的爱心联谊会”。 在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前面的石阶上，五十名左右与会者拍摄了一张合影，它后来成为分子生物学的先驱者们留下的一帧全家福照片。那时，布拉格是这批人中唯一具有诺贝尔奖桂冠的人。但是，排在他周围的学者中，就有六七个人在接下去的十年中相继获得了各自的诺贝尔奖，他们是：德尔布吕克，比德尔，沃森和克里克，佩鲁茨和肯德鲁，当然，还有鲍林。 Ｘ射线晶体学家多萝西·霍奇金的缺席，成了飘浮在会议上空唯一的一片乌云。霍奇金也是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由于美国国务院的阻挠而未能得到进入美国的签证。她在给鲍林的信中说，她猜想，其中的原因是，她和丈夫积极地参与其活动的英国左翼政治团体太多了。 鲍林开始冲破政治上保持沉默这一自我约束。在1951年末那次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听证会以后，他退出了好几个已被列入黑名单的团体，除了一些科学活动以外，他一直回避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在两年时间里，他放弃了谴责冷战疯狂行为的一切机会——这种场合还是很多的。1951年12月，也就是他下定决心停止政治活动后几个星期，年轻的内科医生理查德·李普曼在阿迪斯过世以后，接替他担任了鲍林的肾科保健医生。他“情绪非常激动地”打电话给鲍林称，他和另外两名医生被洛杉矶黎巴嫩雪松医院开除了，其原因是，李普曼说道，“他们不喜欢我的政治信仰”，李普曼和鲍林不但是医患之间的关系，而且是莫逆之交。鲍林尊重他，不但在于他在肾科方面的研究——鲍林认为他是“全国最为年轻有为的科学家之一”——而且还因为，在鲍林退出国家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的日子里，他们两人对这一团体的目标持有相同的观点。 鲍林对此事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很快就得出结论：李普曼已被列入黑名单。在一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李普曼被指摘为有嫌疑的共产党人。几个星期以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就停发了向李普曼提供的用于肾科研究的资助。接着，医院就炒了他的鱿鱼。鲍林很快写了一封信给医院的董事长，对医院董事会采取的行动表示“强烈的愤慨”。与此同时，他又参加了李普曼的一些病人和其他支持者举行的一次集会，准备组织抗议的活动。 要是在早先几年里，鲍林很可能会高举火把走在李普曼的支持者队伍里，用比别人更大的嗓音，滔滔不绝地诉说有关方面对一位很有抱负的年轻人施加的不公正待遇，谴责右翼政治毁掉了此人的前程。但是，这一次他一言不发。当他看到他刚刚退出的国家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开始操纵这些抗议活动时，他就抽身离开了。李普曼的辩护团邀请鲍林在一次公众抗议集会上发言，他婉言谢绝了，称他自己身体不适无法出席这一次集会。 这是神经脆弱的结果，对于鲍林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已溶人自由派人士的大军，在沉默中企盼反共潮流的衰退，耐心等待着时机，紧闭起自己的双唇，心底里却格外同情那些受到时代伤害的人们。然而，除了表示慰问外，他不愿采取更多的行动。他曾用一些迂回的方式发泄过自己的愤懑，并且还花了一些时间筹划成立一个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完全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杰出的青年，使之成为思想开放的庇护所”，鼓励“自强、自信，并不为传统思维所束缚”，这就是他对李普曼那样的人表示尊重而采用的方式，但是，他的做法并没有成功。 后来，他又找到了一种直达的支持方式。李普曼发现，那份黑名单已传到纽约。他在那里刚要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时，就被解雇了。他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带着绝望的心情来见鲍林。他征求鲍林的意见，怎样才能找到事情干。鲍林决定直接插手这件事，在加州理工学院为李普曼设置了一个职位，让他担任他的研究项目的助理之一。这是悄悄地进行安排的，没有在公众中张扬。鲍林的良心得到了安抚，李普曼的工作也有了着落。不久，鲍林又用同样的办法安排了另一位很有才华的政治难友，此人名为托马斯·佩利，具有医学学位。鲍林录用这两个人作化学研究，别的方面不说，他们够不够格总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化学系中，引来了愈来愈多的人背后的议论。说实在话，鲍林这样干，并不是严格地出于科学研究的考虑，他是想证明，自己虽然在政治问题上可以沉默，但他仍然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在1952年这一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克制，并没有使他能生活得更加自在些。在他写信抨击黎巴嫩雪松医院董事长解雇李普曼的做法以后，这位董事长向杜布里奇反映了这一情况。杜布里奇将鲍林叫去训斥了一顿。鲍林为了平息杜布里奇的怒气，向他提醒道，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并非是公开的政治声明。鲍林的名字仍列在联邦调查局的治安监视名单上，洛杉矶的特工每天都要在《工人日报》上查看他的名字有没有出现。他们还通过安置在国家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中的密探，监视鲍林在辛普曼案件中的一举一动，每隔六个月就向胡佛送一份完整的报告。1952年春天，鲍林的护照案已公之于众，一个联邦调查局密探就曾报告说，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又再次讨论了开除鲍林的问题，这一次他们考虑是否要中断合约，并且用他年工资4到5倍的金额作为校方向他支付的违约金。后来，他的护照签发下来了，这个方案也就搁置了起来。随后，快到年底时，布登兹在众议院调查慈善基金会的委员会公开指名道姓称鲍林是隐藏的共产党员——在沉寂了一年以后——鲍林的名字又在报纸的标题中出现了。 压力接踵而至。鲍林几乎已经完全中止了自己的政治活动，然而他的名誉却照样不断地受到攻击。既然是这样，再继续一声不吭又有什么意义呢？ 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活动刚结束，鲍林就在某些事情上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他写了一封私信给即将离任的杜鲁门总统，请求他颁发行政命令宽恕罗森伯格一家人。鲍林相信，罗森伯格是在一次极其可笑的搜查原子弹间谍的行动中受到不公正指控和审判的。鲍林还在一些公开信上签名，要求废除1950年的国内安全法和史密斯法。1952年11月下旬，罗斯福新政的忠实信徒在当地的罗斯福俱乐部举行一次小型的集会，鲍林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再次申述了他以前的左翼思想，要求当局采取宽容的态度，重新点燃了他埋在心底的火种。能有机会再次把心里话吐出来，他感到痛快极了。与会者中有一位家庭妇女，后来给鲍林写了一封信，使他特别受鼓舞。“您能站出来讲话，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这位妇女写道。“您在采取行动时表现出来的勇气，您在思考时显示出来的真诚——在大庭广众之中——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我相信，由您燃起的烛光必将普照到四面八方。” 在此之后，他又再次沉默了。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清楚，艾森豪威尔执政初期的那些岁月，对于他那样的左派分子决非是翻身出头的日子。艾森豪威尔在反共方面似乎执意要超过杜鲁门。他任命了许多右派人士担任政府的要职，其中包括起用狂热反共的杜勒斯替代国务卿艾奇逊——此时，国务院这个部门仍然不断受到攻击，被人指摘为左翼分子同情者的一个堡垒。在艾森豪威尔的班子中，另外一个人是奥维塔·卡尔普·霍比，这个女人被任命为新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她上任后，很快就扣发了共产党嫌疑分子亨受的联邦政府的资助。 霍比的高升给鲍林带来了直接的影响。1953年秋末的一天，他得到通知，其中没有任何详细的解释，他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取得的资助要停发——总数是6万美元，原本是用于对氧基聚明胶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隶属于新设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霍比是部长。鲍林对取消资助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因而打了一个电话到该部要求提供有关的内情。 最后，他与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经理取得了联系，这位经理建议他重新申请，不过得换一种方式。他对鲍林说，不要用多位作者（其中也包括鲍林）的集体名义申请大笔资助，而是用这些研究人员个人的名义将项目分割成一个个细小的课题，各自提出资助的要求。鲍林尝试了一下，一个课题借用了坎贝尔的名义，另一个课题用的是科里的名字。这两个课题马上就得到了资助——与要求相比，不但时间更长，而且提供的资金也更多。但是，鲍林在用自己的名义提出申请时，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显然，鲍林并不是唯一上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黑名单的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左翼学者的资助也被切断了，这就促使校方向华盛顿方面提出了警告：要是不采取某些措施，他们将起诉有关方面违反了合同。全国至少有40名科学家因为政治信仰而受到惩罚，他们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申请到的资助被取消；至于到底有多少人首次提出的申请被驳回，那就不得而知了。 鲍林竟然没有一下子看穿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采取的这些措施背后的真实原因，可见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天真，他与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糟糕。后来，当他将那个机构的行为讲给比德尔听时，他才真正了解到事实的真相。比德尔盯着鲍林看了很长一会儿，然后对他说，这一切当然与政治有关。“难道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比德尔问道。“他们就是不让您的名字出现在接受资助的名单上。”鲍林听到这话时，目瞪口呆了。他虽然对冷战的国内因素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堂堂的政府机关，本身的职责就是提供研究的资助，竟然也感染上了反共狂热症，这实在难以想象了。正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想见，我那时是多么幼稚呀！” 鲍林向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申请的科研资助，一共拖了两年多时间，最后他终于收到了批准下发的通知——也就是在霍比辞职的那一天。 不过，鲍林仍然坚持不谈论有关政治的问题。要不要给他签发护照的事，现已演变为一二再三地上演的闹剧。他每一次提出申请，希普利都提议拒发，于是鲍林不得不再三提醒有关方面注意他动身的日期，时间一次比一次更紧急。经过接二连三的拖延，希普利的上司就会出面否定她的意见。鲍林则一面准备行装，一面耐心地等待。他的护照往往要在出发前的一两天才能拿到手。 1953年秋在帕萨迪纳开过那次有关蛋白质研究的大型研讨会以后几个星期，鲍林接到了一封邀请信，要他去以色列参加新的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落成典礼。这是一次短期访问，他将在那里见到一个自己很感兴趣的新国度，并要在国王大卫宾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和他的夫人。在访问之前，他又得重复那老一套的经历了。 但是，他这次中东之行却惊动了杜勒斯的国务院。那时，已任命了一位新的负责护照安全的官员，此人名叫司各脱·麦克利德，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一名死硬派反共分子。这个人发现自己与希普利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两个人一起开始更加严格地限制公民出游的权利。麦克利德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参议员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都有电话通讯的联系，因此有条件从各方面来源了解鲍林的情况。麦克利德进行了布置，在鲍林访问以色列期间，将有陆军情报人员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一直到后来有报告称，鲍林并没有说什么非常不妥的话，对他的监视才放松了一些。 鲍林在11月初回国后没几天，又一次提出了远游世界的申请。这一次，他想带爱娃·海伦一起去印度待一段时间，因为他接到了该国政府的邀请，要他出席印度科学大会，作几个星期的科学讲演，并去孟买参加一个新建实验室的落成典型。他计划于12月中旬动身。鲍林急于想看一看印度，这个国家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正在成为所谓的第三世界的领导者。第三世界是由一些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结盟的新兴国家组成的。鲍林从尼赫鲁身上看到了一条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中间道路的希望。 至于国务院对印度也颇感兴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看问题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根据政府的分析，印度正在向左转，脱离了西方的轨道。在这样的形势下，让鲍林这类持不同政见者到那里去访问，给美国抹黑，特别是考虑到他即将参加的会议另外还有六七名俄国科学家当主角，那就更不是一件好事了。因此，希普利提议拒发鲍林的护照，就得从新的角度加以认识了。 一直到12月初，鲍林还没有听到关于护照的任何音讯，他请求国家科学院院长戴特列夫·布隆克帮助。布隆克担心，要是政府再次拒发鲍林的护照，就会给全世界科学界带来不良的印象。于是，他与希普利会了一次面，进行了一次冷冰冰的交谈。希普利告诉他，印度是一个“敏感的地方”，对鲍林这次访问作出的任何决定，都要考虑到其他一些部门的意见，比方说，安全部门首脑麦克利德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说不清楚到底何时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布隆克将这一消息电告鲍林时，提醒他注意，麦克利德是麦卡锡手下的一名干将。在布隆克的电话之后几个小时，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就打电话告诉鲍林说，在他预定出发的日期之前，不会有任何决定。 鲍林感到非常愤怒，他直接给希普利挂了电话。他强压怒火，向她解释说，这次旅行纯粹是为了科学和观光，他绝对不会发表政治演说。作为回答，希普利反问道：建议赦免犯有原子弹间谍罪的人，他当作怎样的解释？鲍林对她讲，要是扣着他的护照不发，在公众中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她告诉他，此事的决定权在上面的人手里。 这就超过惯常那种拖延的范围了。鲍林怎么也不敢想象，希普利的办公室会重犯1952年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们就不怕冒犯了世界科学界，竟然执迷不悟地剥夺他出外旅行的权利。况且，他一直约束着自己，切断了与共产党有关的组织的联系，放弃了进行政治演说的机会。不管怎么说，他的护照不应当遭到拒发的命运。 他和爱娃取消了安排在前面的几次约会，重新安排了动身的日期。他们打算迟一周出发，也就是23日。鲍林致函杜勒斯，主动提出到华盛顿走一趟，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中找一个时间与他谈一次。结果无回音。他又一次写信，同时还调整了自己将要搭乘的航班。在信中他提到，他将在出发的那一天上午9点钟前往纽约护照办事处。同样，他也没有收到回信。 12月21日，鲍林乘飞机到达纽约，随身带着出外旅行3个月的行李。第二天上午，鲍林来到纽约护照办事处。他既没有领到护照，也没有得到解释。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下榻的旅馆，拨通了杜勒斯办公室的电话。有人对他说，国务卿不能与他在电话里讲话。跟他谈话的是国务院科学顾问。他告诉鲍林，有关他的护照已作出最后的决定，至于具体的内容，他不能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也就是鲍林原定乘坐的航班起飞后两小时，国务院的一名代表打电话告诉他，已决定拒发他的护照。此人还对他说，对这一决定，他可以向护照申诉委员会提出书面的上诉。 鲍林已无意这样做。他与自己的律师商讨了一次——律师告诉他，29日将安排有国务院官员参加的一次听证会——鲍林和爱娃又乘飞机到了华盛顿。他曾设法与希普利会面，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在海一阿达姆斯宾馆与爱娃·海伦一起过了一个没有欢乐的圣诞节。接下来就等待即将举行的听证会。 与此同时，他请求布什和康普顿做他的担保人。这两个人都给国务卿写了信，向杜勒斯保证，鲍林是清白忠诚的，尽管“若干年以前他曾深深卷入过一些政治活动”。终于等到了举行听证会的那一天，鲍林和爱娃到了场，预期最后能与希普利作一次面谈。但是，他俩被领到了一个房间，只见希普利手下的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堆着一大叠文件。这个人“每隔一会就翻一下这些材料，接着就问一个问题，”鲍林回忆道。他询问了鲍林参加共产党外围团体的情况；鲍林解释说，他已经从这些团体中退出。他又向鲍林打听罗森伯格一家人的情况，鲍林解释说，他只是关心这家人受审的方式，并不是支持共产党人的事业。鲍林还被问到，他曾寄过10美元钱给一个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解雇的学者，帮助他筹集出庭辩护的资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鲍林回答说，他也曾寄过类似数目的钱款，帮助过铁幕后面的知识界难民。他又再次被问到，他是否参加过拯救红木团；鲍林根本就不相信竟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第二天，针对国务院关心的每一个问题，他和律师合作起草了一份宣誓书。12月31日，他被告知说，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事可以推溯到很多年以前，他必须用书面的形式详细地将自己过去在政治上所有的情况讲清楚。 鲍林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无法做到这一点；要他作如此全面的回顾，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的所有档案和资料全在帕萨迪纳。此时，他已经没有办法给有关方面在印度为他作出的安排作出及时的回复。 他和爱娃·海伦撤回了申领护照的要求，接着就乘飞机回家了。 “真是活受罪，”鲍林后来回忆道。整个事件花费了他们整整两周的时间，来回折腾一共用去了两千美元。 不过，这一次，国际上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响。鲍林对自己遭遇的麻烦，一声都未吭。他避开了新闻媒体，只是发了几封信给一些有影响的人，表示了自己的抗议。其中有前最高法院的法官欧文·罗伯茨，此时他担任了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我认为，国务院的行动有可能是麦卡锡惧怕的结果，”鲍林在1月份给罗伯茨的信中这样说，“不过，可能性更大的也许只是希普利夫人本人感到很恼火，因为在1952年春天国务卿曾采取行动否定了她在我的护照问题上作出的决定。” 他打算循规蹈矩照章程办事。他将自己收到的邀请信按时间的顺序排列好，计划在1954年底左右的一段时间里到日本、希腊和泰国作学术报告，并且以此为策略，再作一次申领护照的努力。不过，这一次申请的时间得大大提前，并且要附上手头备有的全部证明和材料。他将不声不响地做这件事，尽量避免发生争议的情况。他希望让杜布里奇和其他校董们放心。 不去摇撼这条船，这是很有道理的。几乎让每个人都非常吃惊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鲍林和比德尔要求资助150万美元的申请，从而为最终建成教会实验室扫清了道路。这是鲍林得到过的最大一笔资助，也是对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始终享有的巨大威望的肯定。这原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并没有出现欣喜若狂的场面。在新大楼里到底要干什么事，鲍林心里仍然没有底。1月和2月，他本来打算到世界上一些地方去走走，现在则忙于寻找分子手段来对付疾病的新方法，从而将令人失望的胶原蛋白问题抛到了一旁。他对新大楼所需的设备作了一些具体的安排。他还查阅了一些有关大脑化学功能的资料，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也许比较容易出成果。他在第125届美国化学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主持了有关血红蛋白的科学研讨会。第二天会上，前总统杜鲁门是主题发言人，他受鲍林的启发，说了这样一句语意双关的俏皮话：要是鲍林坚持研究的是白血球，而不是红血球，也许他今天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了。这一玩笑赢得听众的一片掌声，鲍林也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过，这一个例子说明，远离政治并没有给鲍林带来多少好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主动放弃了作为一个公民讲话的权利，但是，给他的资助仍然被取消，旅行的权利照样被剥夺；他仍然充当了被人取笑的角色。 他对沉默已感到厌倦。1954年春天，他又感到不得不再次大声疾呼了。 导火线是扔下的另一枚炸弹。3月1日，美国爆炸了一个装置，将太平洋上一个名叫比基尼·阿托尔的小岛夷成了平地，其威力几乎震惊了每一个人。 试验的当天，离美国观察家一无所知的爆炸现场叨英里处，在一艘名为“好运龙号”的日本渔船上，渔民们突然看到天空出现耀眼的亮光。几个小时以后，空中笼罩着灰蒙蒙的烟雾，亮晶晶的白色尘埃开始落下，船上和船员身上都覆盖了一层难以除去的灰烬。两个星期以后，渔船返港时，船员们一个个都感到恶心和发烧，牙床出血，皮肤发黑并伴有灼伤的迹象，头发一撂一撂地往下掉——这是典型的受到放射性毒害的症状。日本当局迅速将病得最重的船员送进了医院，同时还扣下了他们捕到的鱼虾，但是，对放射性的恐惧还是迅速地在整个日本列岛传了开来。对于前些年在广岛和长崎发生的事件，日本人记忆犹新，他们要求当局用盖革计数器检验这些鱼虾。学生们走上街头，掀起了抗议美国的游行和示威。 接着又传来了更加令人头痛的消息。日本医生和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美国这次炸弹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和微粒，由于爆炸而污染了高层大气，并伴随着高空的气流吹到了地球的四面八方。这种尘埃可以坠落到任何地方，人们尚难预料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此，新闻媒体的用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词：放射性尘埃。 日本人的报告在美国的媒体上慢慢传开了。人们很快就明白，比基尼岛这次爆炸的炸弹，其威力比以前试验过的任何炸弹威力都要大得多。公众开始要求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3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话，然而一点也没有减轻人们的担心和疑虑。艾森豪威尔说：“很明显，这一次当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因此科学家们感到震惊也就理所当然了。” 此事当然也震惊了鲍林。他从强迫自己保持沉默的精神约束下惊醒起来了。日本人测得，伴随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这就表明，这不是一枚简单的氢弹，而是一项新式的武器，危害性比氢弹还要大得多。4月15日，鲍林作了两年半时间里第一次关于核弹政策的演说，地点是在洛杉矶唯一神教派的教堂，听众有一千人左右。他全面回顾了新型炸弹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批评了为了增大武器威力而采取的轻率做法，认为这次在比基尼岛试验的“超级炸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强调指出，许多国家正在毫无节制地竟相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武器，人们应当再次奋起投身于争取和平和裁军的事业。在广岛事件后，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曾经发出呼吁——认为有必要成立世界统一的政府，必须与共产党国家进行对话——鲍林演讲的许多内容就是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的。但是，由于比基尼岛爆炸释放出来的放射性非常严重，因此，在他的演说中对问题的紧迫性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 鲍林在讲话中首先向听众致意，然后，话锋一转，触及到与此有关的另一课题。新近，有人攻击上了黑名单的奥本海默，不准他接触保密资料，并让他到一个安全委员会接受审查。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威胁到美国式自由。看来，一方面，还是老调重弹——与共产党有牵连。对于这一指控，联邦调查局曾在1947年作过调查，鲍林当时已为奥本海默的忠诚作过担保。另一方面，这次又有了新的罪名：奥本海默曾阻挠氢弹的研制工作，说他曾经建议在这个问题上实行慎重缓行的政策。奥本海默曾经在一个名为曼哈顿计划的研究项目中出色地工作，被人视为英雄。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竟被剥夺了参阅保密资料的资格。在1954年初的几个月里，这一新闻经常成为全国性报纸的标题。 鲍林对奥本海默一案极为反感。在此之前八年，他曾公开反对提名奥本海默进入原子能委员会理事会——用鲍林的话来说，就是在他的印象中，奥本海默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他还认为这与奥本海默的“个人品质”有关——但是，此时他对这位从前的朋友所处境遇却深表同情。认识奥本海默的人都相信他是一个左派。5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整理了一份档案材料，放在档案架上厚达十英尺。这些材料详细地记载了奥本海默对共产党人的同情、交往和友好情感。虽然其中决无他充当间谍之嫌疑，但有证据表明，他在不同场合曾经隐瞒事实真相或当面撒谎，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而不是像调查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心胸不够坦荡的人”。要是奥本海默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手下的无名小卒，他可能早在几年以前就被逐出门外，不让他参与机密工作了。然而，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对国家的重大项目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自然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尽管他表现欠佳，多年来仍一直有资格查阅任何级别的机密资料——但是，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公开羞辱奥本海默，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在鲍林看来，这完全是出乎政治上的需要。奥本海默已被看作为研制更多威力更大的炸弹的一个障碍。奥本海默为自己作了辩解，整个事件也就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争论。鲍林和几十名科学家一起，纷纷挺身而出，为奥本海默辩护。鲍林在政治上又开始大声疾呼，他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短文，刊载在1954年五一节的《国家报》上。“将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视作安全的危险而禁止他参与机密工作……实属美国政府的一次很不光彩的行动，”他这样写道。“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人，只要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就一定能得出结论：奥本海默是一位忠诚而又爱国的美国人。原子能委员会的达官贵人也一定能得到这一结论，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也不应例外。照此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政府最近采取的这次行动是政治谋划的结果——奥本海默博士则成了为政治所抛弃的牺牲品。”接下去，鲍林敦促美国领导一场有多方面参加的科学和政治探索，寻求“一种实际可行的方案来替代原子能野蛮时代的疯狂行为。” 那个月晚些时候，奥本海默最终还是被剥夺了参与机密工作的资格。 对科学家来说，此案是杀鸡儆猴，警告他们要安分守己。然而鲍林可不买这个账。“两年来，在政治行动方面，我一直严格克制自己，”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位朋友曾赞扬他在《国家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算是看透了！将话憋在心里不说，不但是错误的，而且也不值得。” 鲍林又回到了政治的漩涡中。新的“超级炸弹”以及伴随产生的放射性尘埃，成了他一系列演说的首要话题；与此密切有关的另一中心议题就是奥本海默一案及其对科学自由的影响。6月，鲍林的女儿在俄勒冈里德学院毕业，鲍林在该院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严厉抨击华盛顿在奥本海默案中“无法正常思考”。鲍林对与会的毕业生及其家长说，“你们必须永远追求真理。客观真理不会屈从于主观认识。你的邻居与你的看法相左，你得服从真理；一个国家发表了某一声明，另一个国家却一声不吭，你同样也得追求真理。” 在放射性尘埃问题上，全国范围内的争论日趋激烈，追求真理的任务似乎也愈益艰难。原子能委员会在其新任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的领导下，执意压下了有关资料，不肯向外界透露放射性尘埃的污染程度和有害后果，意欲表明核弹试验计划至关重要而又非常安全。因此，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以致在1954年春夏两季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谁也讲不清楚放射性尘埃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无过硬证据的情况下，种种猜测应运而生，人们议论纷纷。鲍林像往常一样，开始广泛涉猎能够找到的有关资料并作综合分析。放射性尘埃产生的影响逐渐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一幅骇人听闻的图景。在自然界原本存在以及在医疗过程中产牛的放射源——包括地球上的放射性元素、Ｘ射线和宇宙射线——是放射性现象的“基底”。与此相比，核弹试验以散落尘埃的形式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放射性会损坏DNA，受到放射性照射的总量的微量增加就足以造成这一后果。根据鲍林的计算，放射性增加的微小剂量决不能轻易忽视，因为它可能增大人体细胞的变异速率。他开始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论述放射性尘埃与细胞变异之间的关系，并且更加勤奋地钻研小剂量放射可能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基因造成的影响。 6月，鲍林再次向有关方面申领护照，为自己在冬季周游世界进行准备。这一次，他要求对方用书面形式准确地列出拒发护照的种种理由，因为他希望有足够的时间申诉。他收到了希普利的答复，其中罗列了她从联邦调查局关于鲍林的档案中抄来的24条指控材料。鲍林和自己的律师认真准备了一份新的证词，逐一批驳了这些指控。他在给护照处的回复中随附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这些指控……大多数不值一驳。”鲍林认为，只有一条需要认真对待，那就是说他是隐藏着的共产党员。“我实在难以相信，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务院竟然会捏造出这样一个罪名，”他写道。“对于这样一条指控，只需认真地作一点起码的调查……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表明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内容。”其实，希普利早就清楚这一点。她查阅了联邦调查局几份最近写出的有关鲍林的报告，其中提到，经过两年的彻底调查，没有发现确凿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布登兹告发鲍林是共产党员的指控。 10月1日，希普利在审查了鲍林的证词后，写了回信：“国务院……根据手头的证据得出结论：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年里的活动，充分表明，长期来你始终如一地奉行共产党的路线。”鲍林也许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员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因此，他的护照再次遭到拒发。希普利在信中还附上了一张用于上诉的表格。 鲍林井不希望上诉，他不想在由一群陌生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自己的案子辩护，不想再次像他以前在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那样遭人诽谤，接受令人屈辱的审判。几天之后，他致函国务院称：“考虑到去年我在与国务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经历，我别无他法，只得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他在引述上一次申领护照时自己花去的费用和令人心酸的窘境时，这样写道：“我感到，我再也经受不起这么一次经历了。”他就这样撤回了自己的申请。 此时，他心里已有了另一种打算。 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 朗缪尔说过，鲍林“将会赢得诺贝尔奖”，此时，23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鲍林的同事和学生一直在议论，他到底在何时能得到这一科学上最高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学者相继成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埃德温·麦克米伦，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作为鲍林的学生进行过研究工作——鲍林却开始认为，自己永远不能问鼎这一奖项了。这是一件令人失望和心痛的事。许多人将鲍林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化学家之一；他已年满53岁，他的许多科学成就似乎早就应当被人承认了。鲍林在心里安慰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未被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看中，原因在于诺贝尔的遗嘱中说得很具体，这种奖不适用于批量性的科研成果，只奖给前一年里作出的单项重大的发现。鲍林的成就就属于批量性成果，他做的工作称得上是结构化学的宏伟大业，它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成果构成的。“的确是麻烦，”鲍林说。“哪一项成果算是我的单项重大发现呢？” 生物学家森特—哲尔吉①，曾对维生素Ｃ作研究而得到了他本人的诺贝尔奖。1952年底，他致函鲍林说，他打算提名鲍林为195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候选人。“据我所见，您在很久以前就应当得到这一荣誉了，不过，迟得总比不得好。”唯一的问题在于“提名时到底确定哪一个单项发现最合适？”鲍林回信道：“我本人的最主要成果是在1928年到1932年间获得的，其中涉及到对化学键本质和分子结构基本原理的揭示。”为了促成此事，鲍林还寄去了自己生平的简短介绍，附上了新近拟就的一份长达8页的科研工作的总结。在这份总结中，他强调了他对键轨杂交的发现，有向键价的理论以及结构与磁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有助于他对血红蛋白、抗生素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 ①森特—哲吉尔（Albert Szent-Gyorgyi，1893—），美国生物化学家，生于匈牙利，发现并分离出维生素C（1928），研究维生素C等有机化合物在细胞氧化过程中的作用，获1937年诺贝尔医学奖。 但是，1953年11月，在宣布那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时，化学奖得主却是赫尔曼·斯托廷格。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化学家，他对聚合物的研究曾经影响过鲍林本人关于长链结构的看法。鲍林尽管有失望之感，但很快就将此置之脑后了。但是，此时又风言四起。第二年夏天，一位来访的化学家，瑞典科学院院士，告诉鲍林说，斯托廷格之所以被看中，只是因为他比鲍林要大20岁，评奖委员会感到他再也活不到一年了。接着，这位院士向鲍林透露，再过几个月时间就可望听到喜讯。瑞典的一个电视采访组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据他们说，他们打算对著名科学家作跟踪采访——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鲍林身上。因此，鲍林将要得奖的传言就日甚一日了。10月，也就在鲍林撤回护照申请的那几天，加州理工学院收发室交给鲍林一大堆信件，其中都是有关鲍林可望获奖的消息。 1954年11月初，鲍林动身前往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尽力设法不去想得奖的事，但心里却一直抱着希望。宣布诺贝尔奖得主的时间向来就在11月初，他不久即可知道实际的结果。 11月3日下午，就在鲍林即将开始在康奈尔大学作学术报告前几分钟，一位记者通过电话追问到了他的下落。“您对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有什么感想？”这位记者问。鲍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反过来问这位记者：自己获得的是什么奖？“化学奖，”记者回答说。“不，奖励书是怎么说的？”鲍林想知道，到底是哪项发现使自己获得了这份荣誉。记者读了手中的电文：“……鉴于他对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及其在阐述复杂物质特性时的应用。”鲍林尽情地笑了起来，他告诉这位记者，他为自己能获得这项桂冠感到非常自豪，然后就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他兴奋极了。给他颁发这一奖励，就是承认他从1928年开始研究化学键一直到阿尔法螺旋的发现所得到的每一项成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员们破了一项先例，给了他一项终身成就奖。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们纷纷拍着他的后背，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但是鲍林兴奋到了极点，几乎就没有察觉。心里充满了喜悦，他茫然向教室走去，希望按预定的安排讲课——“我兴奋得不能自己，连教室的门也看不清楚了，”他后来回忆说——等在教室里的学生和教授们向他祝贺，爆发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记者和各方面友好人士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来电表示祝贺。鲍林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非常珍惜这一荣誉，同时“也非常感谢我的那些非常能干的合作者所作出的贡献。我能作为理工学院的一名员工，已有32年时间了，我感到非常幸运，在此进行科学研究，条件极为优越。”作为诺贝尔奖的一名得主，他利用新近得到的这一绝妙讲坛，猛烈抨击政府在奥本海默案中实行的政策。他还给露丝·希普利发去了一条几乎未加任何掩饰的信息。有人问起，他去斯德哥尔摩出席颁奖典礼，会不会在护照问题上碰到麻烦，他告诉记者说：“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纳粹德国曾一度为诺贝尔奖得主制造过麻烦，但估计美国不会去步其后尘。” 他的声音又再次响亮起来了。他又再次沉浸在欢乐之中了。尽管受到记者的追踪，他仍能按预定的计划行事。他长途跋涉，到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瓦努克塞姆讲座，讲解分子结构和生物学特性。在此期间，他还最后一次拜访了爱因斯坦。其时，这位年迈的物理学家身体衰弱，容易疲劳。不过，与鲍林会见，他的心情非常愉快。看到这位比他年轻的朋友能够利用新近得到的名声在奥本海默案中仗义执言，使他更加高兴。他们在一起讨论了新式超级炸弹的问题。对于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解散，两个人都呼嘘不已；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现状也深表困惑。爱因斯坦对鲍林说：“我一生中犯了一个大错，就是签署了致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那封信。”他说，他可以解释的唯一原因在于，他当时认为德国人也在做这件事。接下来，两个人都沉默不语。随后，爱因斯坦又向鲍林叙说了乌克森谢纳①一件轶事。此人是门世纪瑞典的一位首相。“乌克森谢纳对他的儿子讲，”爱因斯坦说，“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只需略施小技就可以治理这个世界。”鲍林高兴地看到，他们两人仍然在用同样的方式思考着这个世界。 ①乌克森谢纳（Court Oxenstierna，1583—1654），曾任瑞典首相，国王古斯塔夫斯二世的密友和顾问。多次受命进行重要的外交谈判，后为未成年的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摄政，成为瑞典的实际统治者。 5个月以后，爱因斯坦与世长辞。 在宣布鲍林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鲍林以前的一位冒冒失失的学生科耶尔，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写了封祝贺信，征求大家的签名。他高兴地看到，全系的人都在信上签了宇。“我不相信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都能得到科学工作者如此热烈的欢迎，”科耶尔写道。“我征求了86个人的意见，86个人都毫不迟疑地签了名，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兴，诺贝尔奖给国务院将了一军。”麻省理工学院的这封信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封函电之一。鲍林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以后，给每一封函电都写了回信。 在这个地方，鲍林也发现，几乎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从杜布里奇到各系的门房警卫，人人都向他祝贺。爱娃·海伦邀请鲍林手下的员工和他的亲密朋友到他们的山坡宅院聚会庆祝。来宾们举腹痛饮。卡尔·尼曼的夫人当众朗诵一首诗歌献给鲍林。“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一位来宾后来回忆道。12月3日又举行了一次更大的聚会，加州理工学院全校师生员工团聚在校园里向鲍林致意。350多名员工、校董和朋友应邀参加宴请，听取杜布里奇对鲍林的成就所作的简要介绍，观看当场表演的一幕讽刺鲍林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短剧，演出单位是“化学和生物股份公司”，引来阵阵哄堂大笑。 他们给短剧起名为《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全剧刻画了学校对鲍林所持态度的比较轻松的侧面：赞赏，喜爱，然而又有一点不闻不问的味道。剧中还配上了无线电播音员的声音，对鲍林轻松的讲课风格逗笑取乐，几名弹奏音乐的学生将鲍林关于分子共振的思想比拟为爵士音乐。（“孩子们，你们应当听一听一个碳氢分子是怎样工作的。先生们，这是有真凭实据的谋杀。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不过，全剧的高潮是一系列配上了流行歌曲的讽刺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小镇旅店》： 鲍林之路百折不回，永远指向前方。 鲍林之路苦尽甘来，永远令人神往。 这是知识的浩瀚海洋，让您纵情倘佯。 也许还有若干地方，不值得您驻足张望。 爱娃·海伦则被描绘成一个日思夜恋的姑娘，向她的老师倾诉衷肠（配上的乐曲名为“张开双臂拥抱我，我的宝贝心肝”）： 莱纳斯·鲍林，我的宝贝心肝， 他在我的化学世界里变幻莫测。 啊呀呀，他的眼珠滴溜溜闪现， 我周身原子就全都上电。 他靠近我的身躯，我的血分子全都涌向我的脸面， 我却分不清何为碱基，何为磷酸。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鲍林博士讲课，犹如朗诵诗篇， 字字都是音符，扣动我的心弦。 我的化学价，已经全部改变， 我的运动轨迹，也有了新的安排。 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凝结在我的心田， 我与他共享两个电子，周游在外层空间。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最后，播音员朗读了几份来自友好人士的虚拟电报：“反动的资产阶级走狗：我已经告诉你五十遍了，共振与量子力学格格不入。签名：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卢贝契夫斯基。”另有一份电报更使鲍林笑得前俯后仰：“亲爱的鲍林博士：您得了诺贝尔奖，同时也洗清了自己的罪名。我们不会发疯，只要您不发疯就行。签名：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与露丝·希普利。” 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夜晚，高朋满座，气氛温馨，笑声阵阵，友好热情。在学校的历史上，像这样的夜晚实属少见。不过，对鲍林来说，这将成为永远找不回来的回忆。 在这样的场合，关于希普利的玩笑就特别让人捧腹一宣布得奖后的一天，在离开康奈尔前往普林斯顿的途中，鲍林给许多头面人物写了信，其中就有参议员韦尼·莫尔斯和保尔·道格拉斯，还有前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茨，鲍林请求他们帮助他收回出国旅行的权利。他还给小胡佛写了一封信。此人曾长期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董事，新近才被任命为副国务卿。小胡佛对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表现很看不惯，因而更谈不上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了。 还是公众再一次帮了鲍林的忙。在诺贝尔奖宣布以后不久，美国驻瑞典大使告诫国务卿杜勒斯说，鲍林的护照难题已经成了斯德哥尔摩议论的中心。“我们在此对鲍林的政治态度和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拒发他的护照，那么瑞典各个方面的公众舆论将会作出对我们具有灾难性的反应，”他这样写道。“切望能很快得到你们的确切通知，务必如期签发护照。” 不管怎样，这一通知还得等上若干时日才能发出。联邦调查局下令再作一次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跑林又重操旧业，到处发表演说。在一次演讲中，他公然鼓吹在内阁中成立一个“和平部”。有关情况又传到了希普利那里。在一个星期中，鲍林的护照难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媒体报道的热点。然而美国国务院仍无动于衷，希望鲍林主动先走一步，正式提出申诉。一旦上诉，事情又可拖上几个月时间，然后再找一个借口，称有关方面像对待其他美国人一样，正在考虑鲍林的具体情况，一切都在正常的渠道中运作。 鲍林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招。支持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电报来自美国新闻处驻欧洲的一位官员，他“紧急提议”批准鲍林出国，以便消除公众舆论的负面影响。与鲍林有关的公函在国务院各部门之间来回穿梭。有些办事人员主张给鲍林签发护照，尽量减少不良后果——“鲍林是一种喜欢冷潮热讽，脾气古怪的人，他以前曾有一次拒绝到申诉委员会露面，这次也许更想让国务院出出洋相，”一名职员提醒说——另外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希普利和安全首脑麦克劳德，他们主张先扣住护照再说。国务院法律顾问断言，根据现行法规，扣发鲍林的护照缺乏充足的理由，因为法律规定要有确凿证据表明鲍林接受过共产党的指示才行——然而联邦调查局已花了六年时间仍一无所获。为了结束这场争议，11月5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者除了麦克劳德和希普利以外，还有三个持温和态度的国务院官员。有人建议绕开申诉这一步骤时，希普利沉不住气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护照处与共产党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她说，“我最清楚，脱离现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将后患无穷。”两年以前有人不顾她的反对，给鲍林签发了护照，就是开了抛弃现行做法的一个先例，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鲍林的护照上写上几句话，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外，禁止他做别的事情，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也不行，希普利斩钉截铁地说。会议再也开不下去，只得中断。麦克劳德和希普利力主扣发护照，其他三位官员——将鲍林列入“冒失莽撞、头脑不清的左翼人士”的范畴，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建议签发，以免引起公众不满。 杜勒斯作出最终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 小胡佛对此很不愉快。这就意味着无需经过上诉这一步骤，而这一手续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为鲍林设置的。他认为杜勒斯的决定将置国务院于批评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要求这一机构审阅他为颁发护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为了发泄怒气，小胡佛对这位朋友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将鲍林撵出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不经申诉就给他签发护照，他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不久以后，小胡佛就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之职，从此与鲍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对杜勒斯的公关问题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手下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插手这种事情。” 那天下午，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给鲍林发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发现希普利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厅里。他走到她身边坐下。两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谈到鲍林，谈到共产党人，谈到履行正常手续的重要意义。这位顾问注意到，希普利情绪黯然，对于她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满，对这样的办事方式表示失望，并再三重复应当拒发鲍林的护照。 几个星期之内，希普利正式宣布，她要辞去护照处处长的职务。 关于鲍林一案，麦克劳德创造了一种颇有几分幽默的说法。事情过后不久，一个国会委员会问起，鲍林怎么能不经申诉而成功地领到了护照，他回答说，颁发护照是“自我申诉”的结果。有人要他解释一下这一用语，他笑了起来，说，它的意思就是“国务院也要阅读有关文件”。 鲍林领到的护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适用于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鲍林怀着如往日一样的愉快心情，携带着爱娃、克莱林，还有小莱纳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飞机离开洛杉矶。他们在哥本哈根与彼得和琳达会合，然后，一家子人，正如爱娃回忆时所说，“一帮快乐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尔摩。 鲍林从未见过像诺贝尔奖颁发典礼那样的场面。这一活动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宫大臣为获奖者举行招待会。会上，鲍林与两位物理学奖得主作了简短的交谈。其中一位名叫玻恩①，哥廷根的数学大师，鲍林第一次访问欧洲时曾与他见过面。他由于在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与一位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博特②一起分享这一迟到的殊荣。博特最出色的工作也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鲍林还见到了获得医学奖的美国人三人小组的成员。他们因在小儿麻痹症方面的研究而受到表彰。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③欧洲新闻媒体仰幕已久的人物。他在一次非洲之行中受了伤，因而这次无法在斯德哥尔摩露面， ①玻恩（Max Born，1882—1970），英籍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因对亚原子粒子特性作了统计学的系统阐述，与博特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②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德国物理学家，应用符合电路法，测定电磁辐射的粒子性，发现了中子，与玻恩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③海明威（Emest Hemingway，1899—l961），美国小说家，早期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风格独特，文笔精练，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了有两千人参加的颁奖典礼，鲍林将其称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气派的典礼之一”。会上，为每一位新的获奖者宣读了一篇颂辞，简要介绍有关的研究成果。鲍林的颂辞是由一位言辞不爽的瑞典晶体衍射学家宣读的，此人借此机会全面回顾了从伯兹列斯以来化学发展的历史，最后介绍了鲍林关于化学键的观点，说明他怎样将化学键的理论应用于各个化学领域以及生物学和医学的许多方面。在他宣读完毕，掌声停息下来以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向鲍林颁发了金质诺贝尔奖章和证书。此时，鲍林身着燕尾服，颈佩白色领带，显得异常兴奋。在他接过奖章和证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这种场合常见的那样拘谨呆板，而是迎着国王笑逐颜开，真可谓“满面春风”。一些欧洲报纸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 颁奖典礼结束以后，又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黄金阁中举行诺贝尔国宴。这是一间名为“世纪之交”的宽敞大厅，四周镶贴着24开黄金马赛克墙面砖。在此，仪式继续进行，国王向每一位新的奖主祝酒致意，各人也用简短答辞表示感谢。鲍林的答辞赢得的掌声最为热烈，他提到，自己久已向往瑞典，希望能被大家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荣誉公民”。宴会过后，国王领着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走到一处大理石楼梯的上部，俯视楼下几百名欢呼雀跃的瑞典大学生。这些学生挥舞着红旗和火炬，为得奖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随后，根据惯例，应由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他们讲几句鼓励的话。鲍林被奖主们推选为代表发言，所有的瑞典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也许我应当向你们作一点训示，但我不想这样做，”他向在场听众高声说道。“我倒向你们提一条建议，就是你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应当抱着尊敬的态度认真地听——但别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你们的长者，不管他的头发是否已经灰白，是否已经脱落，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可能出错……因此，你们应当永远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永远需要独立思考。” 这番话使在场学生颇感意外和欣喜，大家尽情地欢呼起来了。 第二天，门日，星期六，鲍林作了一次诺贝尔讲演。他全面回顾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别将重点放在共振这个问题上。在这篇讲演中，他颇为自信地谈到了价键的概念。那时，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锐的攻击。他还利用诺贝尔奖印证自己研究化学的方法是正确的。 晚上，国王和王后在皇宫举行正式宴会招待来宾，这也是诺贝尔奖庆典活动最后一场盛大的仪式。鲍林身穿黑色的晚会礼服，伟岸潇洒，手挽着瑞典公主玛格丽莎，款款步入宴会大厅。爱娃·海伦则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气洋洋地在国王左侧就坐。她春风满面，一身朴实的社会主义派装束，庄重大方。“我与首相谈论政治——还与国王一起在花园里浇花，”她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真有意思。” 最后，鲍林与获得医学奖的三个美国人一道，出席了美国大使馆专门为他们举办的一次庆祝晚会——鲍林心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也许美国政府打算将他作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会结束后，使馆参赞电告华盛顿称，鲍林之行并未发生任何意外。“斯德哥尔摩报界刊发了有关他的大量报道，不但是因为他独具爽朗迷人的个人魅力，而且也因为他的一家是摄影新闻的上佳题材，”这位参赞写道，最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流露在宇里行间。“无论是在到达之后立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在宴会上的讲演里，……鲍林教授都没有说任何可以挑剔的话。” 鲍林的言行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在新的层次上为美国赢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还是得到批准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证明了个人成就可以驱散冷战造成的紧张气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显示出来的洒脱和热情。“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这位谦逊、随和、见多识广的著名科学家那样，清楚地知道怎样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一家欧洲报纸这样报道。这家报纸还将这次诺贝尔奖庆典称作为“一次‘节日演出’，虽然‘主角’海明威未登台亮相，但毕竟还是出现了一颗‘明星’，他就是来自帕萨迪纳的这位为人谦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鲍林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情感。鲍林和爱娃带着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游观光了两个星期。随后，他们乘飞机到以色列待了两个星期，走访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与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学者交谈。他们的圣诞节是在伯利恒度过的，不过这次经历对鲍林的无神论思想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在此之后，他们又飞赴印度，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一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得以成行的访问，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作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访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几所大学和实验室，从新德里到加尔各学，又到阿拉哈巴德，参观了泰姬陵，游玩了阿赞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庙。 在巴罗达，鲍林出席了印度科学大会。会上，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科学外交的技巧，与俄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大型代表团会面，接受了许多诸如矿石和设备那样的礼物。作为美国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几个自费的美国佬与会。鲍林是被邀请作大会报告的唯一美国人。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血红蛋白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有关结果。最后，他谈到了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维护和平的必要性，提醒来自各国的听众说，并不像习惯于用俄国式思路考虑问题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事实上，他们许多人在研究诸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发展和福利。然后，他话锋一转，矛头隐指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代表，说明美国科学家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鲍林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后来，一位印度科学家告诉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说：“贵国的鲍林博士今晚所做的事情，比你们的国务院发表的全部官方文件，都更加有力地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人都是国际战争的贩子。” 鲍林还和尼赫鲁一起共进晚餐，两个人就政治、核弹、和平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鲍林的心目中，尼赫鲁是一位超凡脱俗、风度优雅的伟人，具有“敏锐的睿智、卓越的判断和绝对的真诚……在我看来，尼赫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鲍林还去曼谷停留了几天，然后在2月飞抵日本。在那里，人们知道鲍林的名字，不但是因为他所做的科学研究，而且是因为他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他受到了大批人群的围观和欢迎。在东京和京都，他的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以至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驱散——仍然有两次因许多人强行进入会场而造成了破坏性后果。鲍林一家人，远离了城市的喧闹，有机会参观了佛教寺庙，在雪地里长时间徒步，访问了大学和工厂，尝试日本式沐浴的方法，在海滨一家私人寓所享受几天安谧温馨的生活。鲍林开始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兴趣。此时的日本仍然是颇为贫困的，几所大学根本就不能与美国的大学相比。鲍林看到，那里的老百姓普遍支持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和贸易的交往，鲍林对此是深有感触的。 他还听到了许多关于放射性尘埃的传言。“好运龙号”船员仍然待在医院的观察室里。日本科学家分析了比基尼岛爆炸试验后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物质，发现其中有一些放射性同位素。有人说到，这次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含量高得出奇，不可能只是普通核弹爆炸的结果，爆炸的强大威力使放射性尘埃扩散到同温层，因而这种尘埃可以散落到很远的地方。放射性含量高也与其放射性物质的本质有关。看来，这也许涉及到原子裂变和聚变结合起来的一种新方式。鲍林用心地听着这些话。 只有一件事使他这次出访蒙上了阴影。日本化学家水岛教授，天皇次子吉的皇室老师，他曾出面安排鲍林作几次讲座。借助于自己与天皇家族的联系，他被授权安排鲍林觐见日本天皇，条件是首先要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美国方面的同意。这是一项非常崇高的荣誉。水岛立即致函美国大使馆，请求给予指导。这一要求逐级转到华盛顿，最后落到了安全首脑麦克劳德的办公桌上。“本局的意见是，对于鲍林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让国务院来考虑到底是禁止还是提供其方便，使他有特权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会见各国元首，这是荒唐可笑的，”麦克劳德回答说。这样，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拒绝在这一问题上合作，鲍林觐见天皇的事也就泡汤了。 不过，相对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小事。鲍林经过将近五个月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最后飞回帕萨迪纳，他这个人总算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从得知获奖消息时开始，一直到4月份回到家，他始终浸泡在受勋、盛宴、掌声和欢呼的热浪中。他曾与多位国王和首相一道进餐，前后向热情洋溢的听众作了五十多次讲演。 此外，他还了解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世界关心的问题。一旦走出美国，他看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注视着核试验时显现出忧郁的神色，看到了放射性尘埃给人们带来莫大的焦虑，看到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引起人们普遍的担心，看到了自己的想法在世界各地得到许多人的共鸣。他回到了国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回到了国内，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