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科科·夏奈尔传 作者: 马赛尔·黑德里希 轻歌剧中的原型 如果夏奈尔小姐同意出席以她的生平（或者说以她的名声）为题材的轻歌剧《科科》的首场演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她在纽约受到欢迎的盛况。她踩着飞天而来的彩纸屑走上＿百老汇大街。某些大人物喜欢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上踱步，还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塑像沾沾自喜。但是，由一位大明星扮演科科，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确实非同一般。科科没有受宠若惊，而且，应当说法国人的态度都很冷漠，也许一出关于碧姬·巴锋的轻歌剧才能使他们更为激动。 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并非一件小事。上演计划是在米尔两兄弟埃尔韦和热拉尔的餐桌上形成的。埃尔韦·米尔曾经参与让·普鲁沃斯特的一切决定（警方一直在追捕让·普鲁沃斯特）。法国解放那一年，他怦然成了半官方的情报部长，报界新人在他那里竞相获取消息。政界人士、男女演员、电影制片人、剧场经理，还有那些能使鬼推磨的财界人物都常在米尔兄弟家中聚首。普鲁沃斯特在米尔兄弟家里看到许多地位正日趋巩固的新贵，这些人的面孔和名字已经或即将为人熟知。他们中有正在从占领后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让·科克托、即将改头换面的还没有出名的17岁姑娘分耕女特·巴尔多、马龙·白兰度、让·热内、玛丽·贝尔，还有当时正忙于创办报纸的雅克·沙邦一戴尔马。 开始时，米尔兄弟居住的瓦雷纳街与科科的康邦街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神圣的地方都有一种有利于生存和再复兴的气氛。布景师热拉尔·米尔为他亲爱的科科在房间内放肝印度乌木屏风，四壁镇满镜子，使房间看上会空间奇大；镜中的一切都比例失调。中国瓷瓶巨大无比，庙就像明斯特森林中的真鹿一般大。 多少新闻、戏剧和电影发源于瓦雷纳街？瓦迪姆在穷极潦倒时曾在这里住过，他带布莉吉特上米尔家吃饭。她的父母打电话来：我们的女儿在吗？午夜前一定要把她送回来，谢谢。热一拉尔·米尔看不惯克里斯蒂昂·马尔康和他的同伴穿燕尾礼服。阿纳贝尔（当时还不叫比费）在往花瓶里插玫瑰。卡庞蒂埃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可爱的模特姑娘，后来就娶了她为妻。莫里斯·谢瓦利埃带来了她的第一册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瓦雷纳街。科科在那里遇到了制片人弗雷德里克·布里松，他决定把回忆录买下来，把它改编成自传体文学作品，一出戏，一部电影或者一台音乐喜剧。但是，她既不喜欢出书，也不喜欢拍电影。人们在挖掘她的过去，想透过她的一生找出一个真实的科科来，而这个真实的科科～直被她自己小心地深藏着，并且不断地在上面添尘加土。为什么不能改编成一出音乐喜剧来反映最具想象力的东西呢？《窈窕淑女》在拍成电影，创造了几百万美元的票房价值前也在百老汇风光过。对，就是该这么办。 协议签订了。布里松想让他的夫人罗莎琳德·目塞尔扮演科科。科科觉得她太庸俗，说她像“一匹高头大马”。她说话的声音很大，美国记者听得很清楚。罗莎琳德虽然辞去了这个角色，但剧本仍留下了她的痕迹。剧本以1954年科科回归为素材，但科科却希望能见到她的早期生活，如在多维尔为奥黛丽·赫本改制第一件套衫，在姑娘和骑士的簇拥下在隆尚骑马奔驰，在结识才华横溢的凯瑟琳·赫本时自己又是如何自叹弗如的。剧本改编拉纳坚持要罗莎琳德·吕塞尔记住这样一个主题思想： “科科是一个为了自身的独立而牺牲了一切的女人。她虽然取得了独立，但陷入了孤独，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他的看法没错。 ——这是悲剧的题材，埃韦尔·米尔说。 ——那么就把它改编成一出音乐悲剧，拉尔内说。 1965年拉尔内开始改编，他用了10年的时间说服科科。科科则委托勒内·德尚布伦与他商谈版权问题。1966年春，布里松到巴黎，随行的有拉尔内和作曲家普雷文。在普雷文钢琴伴奏下，拉尔内唱了《科科》中的主题歌。 科科说：“剧中，‘我’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坐在那里看别人在我面前走来晃去。” 戏的开场是她的父亲低头看着摇篮，在为她取个小名，最终取了“科科”，她的祖母念着这个名字，对她的小孙女说她会有名誉地位的，也会很有钱，但将是孤身一人。 孤身一人！埃尔韦·米尔说，科科听到这段歌词时泪流满面。很少有人看到晚年的她哭得如此伤心。 按照拉尔内的构思，科科在第一次服装展示会失败后，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位美国帽子商帮她走出了困境。他不仅使她的时装设计重新出现了生机，而且还为她带来了一批有钱的美国顾客。科科拒绝出席在百老汇的首场演出，原因是她不喜欢剧中人穿的是由塞西尔·比顿设计的“夏奈尔式”的裙子。 她对我说：“在里兹饭店里，一些美国人围着我说：其遗憾，剧中人的服装不是由您做的。我们看这出戏原本是想看到些什么的。” 我责备她没有去百老汇。 ——难道您对别人是怎样看您的不感兴趣吗？我说。 ——现在走来走去太复杂了，她回答说，到处都是人，最好的旅行是躺在沙发床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46年科科重返美国。” 科科说：“我在48小时内领到了护照。我没有带贴身女佣。快到目的地时，我还在独自一人慢慢地穿戴打扮。这时船上一片嘈杂的搬动行李声。我想大概有什么重要人物在船上。我看到一个黑人拳击手（阿尔·布朗），人们等的也许就是他。他没有权利和我们～起在船上。离下船还有三刻钟，我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行李，不打算第一个下船。这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但我没开门。这里不存在信任问题。外面有人隔着广l高声地说，有许多人在大厅里等我。我回答说我没有约见过任何人。门外的人大声喧哗，闹得船长也来了。当然我给船长开了门。他说是一些记者想见我。我说我这次旅行纯为私事，我不想见记者，况且我还没整理好裙子。船长说他要是事先知道有记者要来的话，他会把事情安排得好好的。他说：‘现在您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至少有40个人，他们现在在大厅里等着。’我说：‘船长，这事可不好办，您看我正在整理行李。’船长说：‘行李我派人来帮您整理。’我遗忘了一支牙刷、一支指甲刷和一块香皂。我的贴身女佣原本应当替我放好的，她没有放。” 记者们问她对时装新款式有什么看法。 “我带了两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一套穿在身匕我对记者们说：‘你们看见了吗？’他们笑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还要做裙子。我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的公司关门了，我来纽约是为了推销香水。”’ 一位年轻妇女想知道去哪里用得上酒香水。科科回答说： “凡是去您想被人拥抱的地方时，都要酒香水。”这个回答使玛丽莲大受启发。 科科说：“我和美国记者们建立了友谊。他们都是些孩子，我逗得他们笑声不绝。他们想知道早上我吃什么，我说：‘一支山茶花。’晚上吃什么，我说：‘绣球花。’我这么回答是为了返他们，丝毫没有哗众取宠，想当明星的意思。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两样可怕的东西：明星和模特。我对这两样东西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我想过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的平静安溢的生活。” 1957年9月，她同意去达拉斯参加斯坦利·马科斯百货公司开业50周年庆典。马科斯授予她马科斯奖，以表彰她为设计高雅明快，富有艺术气息和吸引力的时装而作出的贡献。科科不想接受。马科斯也向克里斯汀·迪奥和埃莱娜·拉扎雷夫接了奖。科科害怕乘飞机，而且也不想适应它。勒内·德尚布伦邀请马科斯在拉格朗热城堡共进午餐。这座城堡是他的先人拉斐特将军的宅第。客厅里挂满着旧的海报，其中有一张是《哈姆雷特》上演时的（丝质）海报。哈姆雷特一角由英国的塔尔玛·麦克里迪扮演。在演员和莎士比亚的名字上方用大字写着：拉斐特将军将出席观看。 ——如果您想把夏奈尔小姐吸引到达拉斯来，德尚布伦悄悄地对马科斯说，那就让她看这张海报，对她说…… ——我明白了，马科斯说。 他把科科拉到海报前： ——我来宣布： 夏奈尔小姐将出席观看 科科的重返使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为科科在1939年失去世界时装之王的头衔后，又如此轻而易举地重新获得f这个称号感到惊奇。达拉斯的报纸以《科科像休格·雷一样》大字标题撰文把她比作体格·雷·鲁宾逊。 科科说：“人们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天舰上，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一对夫妇出人意料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男的扮成一头公牛，穿着一件礼服，两只角之间戴着一顶礼帽。女的扮成一头母牛，身穿白色夏奈尔服装，头披长纱巾。聚光灯使人热得难以忍受，但每个房间里都开着空调，感觉很冷。我很快就感冒了。我在头上放着一块手帕，在房间里走动。人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只要碰一下什么东西，都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我有5台电视机，我常用的是浴室里的那一台，屏幕上的广告做得像电影一样，让我觉得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真可怕。” 她想会晤曾在电视上布道传经（总是谈对另一个世界的种种木安）的比利’格雷厄姆，她曾经随人去参加过一次聚会，但聚会上人太多。我嘲笑比利·格雷厄姆，科科为他辩护说： “他这个人很聪明，而且生逢其时。他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听众：看看我吧，我的牙长得很好，笑起来不惹人讨厌，因为没有人愿意向长得很丑的人学什么东西的。他还玩高尔夫球，表明他是时代的宠儿，而绝不是一个光会读《圣经》的老好人。” 这是不是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达拉斯之行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坏： “要和2000多人握手，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这么干过。这不错，就是太累人了。斯坦利·马科斯先生把他的供应商和顾主都叫来了，他把夏奈尔小姐当作吸引人的手段，他们都听到过夏奈尔小姐的名字，但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再也不会让人把我当明星耍了。” 她后来随人去了新奥尔良。她说：“这是美国最不令人烦恼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玩玩，因为我太累了。” 她回忆加利福尼亚之行时神情极其愉快。乔治’凯塞尔和她同行，他们在蒙特里过了一夜。阳台面朝大海，有一个黑人在唱歌。科科说： “他老是唱一支曲子，我要他为我也唱一支。第二天我买了牛仔用品，拆了重做。我已经发了财，现在，我一想起旅途劳顿就讨厌旅行。我去瑞士是为了保养身体，而且因为我在那里有一处住房。虽然去瑞士的人越来越多，太多了些，我还是只喜欢瑞士。在美国我无所事事，美国人期望我们给他们带去新东西。我们应当为他们找出些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一些小玩意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豪华之物、真正的豪华之物。一个只知道舒适生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百万富翁们在墙上挂画，他们可以花钱买画，把买画作为投资，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买回投资也成了广告。豪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也没有豪华可言，在德国则豪华犹存。我去过一些城堡。简直难以置信，亲爱的，每张椅子后站着＿名仆人，还有沉甸甸的银器。这才是豪华。在法国则是真真假假，真假掺半。” 在美国时，她在火车上看到一家工厂的烟囱上写着：夏奈尔。 “大概是我父亲的。” 她不想知道得更多。 她说：“没有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人不喜欢的东西就卖不动。这很好，因为美国代表着青春和效率。” 第Th次世界大战前的1931年，科科曾应塞梁尔·戈尔德温的邀请去过好莱坞。戈尔德温给她100万美元，要她为他的影星们提供服装。合同（未签）规定科科一年去好莱坞两次。合同遭到了影星们的反对，她只为格洛丽娜·斯旺森提供了服装，如此而已。科科说：“好莱坞只不过是展示胸部和臀部的圣米歇尔山。” 在夏奈尔公司最困难的年代里，我见到科科的机会更多了。 不久前的几次服装展示会；尤其是衬长裤的裙子展示会失败后，她深切感到这些失败都与记者有关。她说： “再也没有人关心夏奈尔了，你们应当和我一起来关心夏奈尔。” 我离开普鲁沃斯特后，她对我的命运深表关切，有时她甚至还问起我的心脏情况依心动过速。 通常，莉鲁·格伦巴赫负责与报界联络。有人问她你的职责是什么，她笑着回答说，她也希望有人给她明确。在夏奈尔小姐晚年时期，就数莉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是通过她的哥哥克里斯蒂昂·马尔康认识她的。 莉鲁经常出现在科科的左右；要听小姐说话，和她一起吃饭，没有人在的时候还要把她带回里兹饭店。科科少不了莉鲁。但也常常赶她走开。 她大声吼叫道：“行了，我不要做事马虎的人在我的身边。” 她讨厌莉鲁的丈夫菲利浦·格伦巴赫，我的一位报界朋友。一般而言，她不喜欢看上去很亲密的夫妇，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格伦巴赫夫妇还领养了两个孩子，这对她也是刺激。 她睡眠不好，吃也吃得越来越少。她还得了梦游症，有人曾经深夜在走廊里看见过她，她冷得发抖，有时还弄断了肋骨，划破了腿，撞破了鼻子，都是她自己包扎了事。 她说：“如果请医生，医生就会要你去做透视，弄得你没完没了。” 她做着手势对我说：“鼻子上的伤，只要把伤口两端这么一捏，伤口就合拢了。”她坐着时腿关节僵硬，要站起来才能使膝关节弯曲。 科科说：“我可以站立，如果骨折了就站不起来了。一位美国朋友问我是否颈骨有毛病，这个笨蛋以为我股骨颈骨折了。” 她对病痛有很大的忍受力。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在农村，他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请医生，而这时往往已经太迟了。为了把她稳在床上，只好把桌子放在床垫上。 她自己也说：“我叫人把床棚放在地上，这样，即使我掉了下来也不会摔得太重。有对我关节痛得厉害就会在睡梦中叫起来。我怕睡在床上，所以只好睡在椅子上，一不小心就会略的一下摔了下来。” 她笑着用手摩擦着头部。梦游症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我慢慢地从床上下来，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父亲把我抱上床，我很害怕，伸出双手高叫：‘他在这里。’父亲说：‘别瞎说，别怕，他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 她接着又说，他的父亲不喜欢吃猪肉，也不许她吃猪肉。在奥弗涅时，人们有时三四个月不能去户外。 她提起童年生活时，背景总是严寒和风雪，从来没有春天和夏天。也没有收获的季节。哦，收获季节是有的，那就是佃户带了东西向她的姨妈们交租。 她埋怨我没有预先告诉她星期天早上我在欧洲一台有一档节目（原先是这样安排的）： “您怕吵醒我吗？您总是怕这怕那的。我们是朋友，别这么快回阿尔萨斯写什么书，不要让人把自己忘了，应当和那些常常叨念着的人一起呆在旋梯上，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要被人撵走。” 旋梯！她原想使我理解些什么，但却用了这个表示相反意思的调。～个人失去了名望就会从旋梯上滑下去。她雄居时装界最高地位，令人觊觎不已，早就作好准备，不让出位置。 她对我说：“我还要筹划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一次综合我以往全部成就的大展示会。” 她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上的绦子说： “这套衣服我穿了10年了。” 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这个预言使我警觉了起来。她说话时是认真的，我应当像儒安维尔关注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那样，密切关注这次展示会。当然，我错了，科科准备的服装展示会有5次。不过，她同意我和她一起操办的是最后一次。 “办展示会应当先有构思，寻找主题，然后大家讨论，您会明白主题从何而来，您能学到许多东西。” 一个星期六，她召集手下人在康邦街商谈。 “没有人就没法工作，”她说。 然而，科科有时是很孤独的。她说：“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如果有事问我只要来就是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我。这样就麻烦了，因为事情是边说边做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展示会应当办得极好才行，否则就过时了。” 科科是不是在作自我批评？ “现在的人只是仿制，他们（这回显然是指服装设计师们了）想把一切都弄乱，但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要改变时尚光把裙子做短是不够的。我不认为长裙很快会卷土重来，因为这与人们目前的生活不协调。巴黎已经拥挤不堪，但人们还是利用拥挤来推销汽车，每个星期天都有100多人死于车祸。这种情景使我害怕，使我不敢外出，我对我自己说，还是留在家里，就这样生活吧！ 没有转折，没有铺垫，她接着又说： “我在为新的女性寻找一种新的形象。” “在此之前你就没有感到需要有所创新吗？”我问。 她皱起眉头斜眼看着我说： “您认为都过时了？”她躲躲闪闪地说：“我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人对我说，不善待名时装设计师是不行的。我问他，时装名师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那些从美国来推销服装上的小玩意儿的年轻妇女？真是想得出！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她家里，一切都要经过她的手。她在事业上越是失利，她就越显得挑剔。大家都在暗地里反抗，用眼神说：“这个老婆子疯了。” 科科邀请美国《妇女服装》报的一位同行共进晚餐。《妇女服装》报是一份专业时装报，在第三街的服装制造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报有一个版面的广‘告，费用全由服装制造商支付。这个版面的通栏标题是We love Coco我们热爱科科）。IOV6中的O印成一颗心。对科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位同行和他年轻的妻子同来。同行的妻子漂亮、开朗、穿着超短裙，显得十分精神。科科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两根项链对她说： “您喜欢哪一根？” 少妇选择了长的一根。从科科的微笑中可以看出，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从前科科卖帽子给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在她们用长柄眼镜翻来覆去验看时，科科就已能猜出她们要的是什么。时装不是艺术，而是商业行为。推销出去，待人高兴了，时装就被接受了。她快85岁了，这一套生意经还管用。 她问《妇女服装》报记者：“照您的看法，将来的时装流行长的还是短的？” 看上去她很重视他的回答。他预言流行的将是“短的”，这一使她十分不安。 “我考虑得太多了。” 她没有了睡意，脑子里出现了地朝思暮想的经过革新的裙子，但还认为是过了时。“我决不做超短裙！” 她一只手放在腹部端坐着。制造商们给她亮出了质地上好的面料。她说：“他们为我织造了这些面料，我知道怎么使用。这些面料适合既有风度、又有钱财的有产阶级的需要。至于女孩子们，她们需要的是不太贵的东西。” 这种阿飞式的时装，多么荒诞，令人叹息。难道这也算是灵感吗？ “别仓促上阵，否则刚做出来就过时了。”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服装展示会，嘴里却说什么：蓬皮杜总统因为他的夫人穿了夏奈尔品牌的服装而信心十足；假期里，女工们都想同时度假；第四次世界大战不是已经开始了吗？一位社会新闻专栏记者恶毒地撰文说：54岁的凯瑟琳·赫本想取代84岁的夏奈尔小姐。 “您说我该怎么办？亲爱的，我说过我95岁了，但我还想活到100岁，看尽人生。能活到100岁该是很有趣的。报刊都反对我，但我不在乎。” 报刊都想把她拉进迷你裙的行列之中。 ——不是有人对我说长裙已经不再时兴，不再有人穿了吗？ ——不，穿的人越来越多。 ——用不了多久，女人们都要裸体外出了，这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坚持的是什么了。亲爱的，不管怎样，吓唬三四个人是可以的，但男人们想娶的还是值得娶的女人。 头天她还像迎接救世主似地接待了我，第二天就对我置之不理了。星期一对我还很信任，星期二就怀疑我做事雷声大雨点小。出版商道布尔代送她厚礼，一家美国杂志给了她100万美元，我呢，我该送她什么？到了星期三，她把这些都忘了。她的贴身女仆醒来时发现她睡在平纹细布的裙子上。她常常提到博伊，提到她的几次昏迷。她似乎看到自己立足的山顶变成了一垛墙壁。原来这是一张画着墙砖的纸片，是她自己看错了。她对我说： “这个侧影该换一下了。不要太直、太平了。时装就是要给女人一种幻觉，使她成为另一个女人，问题是成为什么时代的女人。” 我说：“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要不要交给《玛丽一克莱尔》杂志？” 科科回答说：“让·普鲁沃斯特人很好，他说刊登我的服装式样的那一期很好销，销量达到了顶峰。但是我为什么要给这些人送礼物？不久前，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宣称我把公司卖给了美国人，我的朋友们从来不想起我，为什么我总是要帮助他们呢？” 她收到一位很有钱的银行家的一封信，说他已经通知所有的服装商，不再为她夫人购买裙子付钱了。科科晃了晃信说： “他的夫人在我们那里买过4套衣服，都是他付的钱。他做得完全对，他的夫人再来时，我对她说：‘亲爱的，不能再赊购了。’她哭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样的女人。’我故意刺激她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的丈夫每月给你1万法郎买衣服你还要欠账？别说什么离婚不离婚的，要是真想定好那你一定是疯了，你对我说过你～无所有，等等，等等。温面的话。50年内不公布。” 她还玩起了数字游戏： “办一个服装展示会要3．5万法郎。一套粗布服装出厂试穿前成本就要2000法郎。” 她拿出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拍的照片： “那时我的头发式样和现在不一样，但是我还可以穿一件上衣。”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新著她只读了5页就读不下去了。她说： “我对她说：‘路易丝，你这位诗人，你就让我哭吧。’她很生气，我安慰她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文盲。”’ 忽然她又提到了常和阿里·汗①在一起的从前的一位模特姑娘： “她人很好，不久前我碰到了她。我对她说：‘你不来看我，是因为钱财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喜欢夏奈尔公司？’她回答说：‘是钱财方面的原因。’她的先生去了阿根廷。我对她说：‘来吧，我还有两条裙子。’她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她的先生回来后，她立即又来买了两条裙子。我觉得这样很好。您也许不了解女人的劣根性，我认识几位不太富有的妇女，我给了她们一些折扣，但是在晚会上她们却穿着我的竞争对手们做的裙子，她们喜欢穿巴兰西阿加设计的衣服。这种品牌的衣服做工很差，但价格很贵，而正因为贵，她们才喜欢穿巴兰西阿加牌的裙子外出。” 她很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巴兰西阿加是下了大赌注的。她说是巨额的资本支撑了这种阿飞式的服装。 她说：‘有这种衣服的姑娘在电影里都成了大明星，其实她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从前在街上拉客的妓女，丑态百出。” 科科对付她们的武器还是从前用来对付竞争对手的那句话：“她们太脏了。” 一个穿着阿飞式超短裙的姑娘要科科借给她一条裙子，科科对她说： “先去洗个澡，把头发也洗洗干净。” 我提醒她说，你不是说过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吗？她想着想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十分悲怆。时间就像古罗马的斗士一样，悄然无声地流逝。 “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干。” 实际上和别人在一起时她也什么都干不成。她累了，眼袋浮肿，一条皱纹深深地刻在鼻翼和嘴唇周围。她在反复思考她的一贯准则：这种裙子是不是会有人穿：她准备再下一次赌注，为自己再办一次服装展示会，从此离开夏奈尔公司，不再勉强自己。但这可能吗？推出别的什么东西，参加服装商的活动，像他们一样买两年一度的彩票碰碰运气，我认为她不会这么做。 有人对她说，卡丹也在做短裙。她说：“这样更好，好笑的事更多了。我看见一个傻大个女人穿了一条大腿露到这里（露出半条大腿）的裙子。她的腿长得并不难看，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对她说：‘姑娘，你是不是想找一个傻瓜当你的丈夫··。…如果我“有女儿的话，那么她的膝部应当长得极美，我才会允许她袒露。’” 科科称之为耶耶派的阿飞服装是第一代不就任何问题征求母亲意见，试图标榜独立的姑娘们喜欢的服饰。但是怎样才能对她解释清楚呢？科科说：“100个妇女中，膝部长得极漂亮的只有一个。在美国，膝盖也可以用塑料再造。用不了多久什么都可以用塑料再造。” 时间到了7月份。 “再也没有比超短裙更难看的了，似乎布料用得多一点就会把人惹哭了似的。要不是我早就许下了明确的诺言，我也许会把公司关了，一走了之。但我还是要把我的事业进行到底。” 服装展示会标榜是正宗古典，1000％夏奈尔式的。 “我在力所能及的小小天地里努力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人们买也好，不买也好，我都不在乎。人是要有一点淡泊心的，而且永远不要丢弃。当然，也要有点文化修养。” 她估计了会出现什么艰难险阻。 她说：“时装界的日子不太好过，许多工场要倒闭。” A·莫利纳前来征求她的意见，她建议他做成衣。她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人们觉得你的东西全是老一套，那就完了。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这种事让我摊上了，我就得辞退50—100个女工，她们就会不停地怨天尤人。现在的社会保险费翻了倍，我得付几百万法郎。我常常想问我的工场头头们：‘这个星期做了多少件？你们70个人都干了些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人们说我已经100岁了，因为举办服装展示会的那些年是要加信计算的。不仅没有人帮助我，而且也没有人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对他们说：‘你们得注意，如果不好好干，你们就别想在夏奈尔公司得到什么。干得不好，还有什么贡献可言？你们从来没有发明过什么，连一条贴边也没有发明过，全是我，而且总是我发明的。” 她总是很晚才到大厅里来工作，因为在灯光下她才能看得更清楚。公司的气氛很沉闷。当她的合作者们下班了，她也只好结束聊天，离开工作台。她想：难道工作不能正常些吗？于是她实施了轮班制。 她对当班的工人说：“今天晚上你留下来吗？祝你好运。”工人们说她好像总是带着微笑来上班的。 科科对我说：“我雇了一个时装设计师，我对他说：‘您会做什么，做给我看看。’他做的长裙口袋很多，很有独到之处，但是基本功不扎实，针脚不牢。我对他说：‘我的朋友，人都有胳膊，胳膊是要动的。’他不懂，设计师们做的裙子让人穿了动弹不得。他们还慢条斯理地说穿裙子原本是不能多动的。这种话使我大为吃惊。大家的想法和我不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对女工姑娘们说：‘找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听着，我有一句重要的话对你们说：切不可做愚不可及的事。”’ 她对我说：“您今晚就跟我们在一起，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的。” 展示厅里，地上堆满布料，桌子上全是饰物、纽扣、布条和羽毛，随手可以拿到。科科穿着一身淡灰褐色的套装。她说，这套衣服是旅行装，穿别的衣服不合适，因为她只有淡灰褐色的鞋子。 一个嘴上有一圈胡子影的小伙子蹲在她的脚前，打开一只纸盒，里面放着一双蓝色的鞋子，但是科科拒绝试穿。 ——真讨厌，这种鞋鞋帮太低，难看死了，又重得要命。拿一双我的旧鞋来。 ——好的，小姐。 ——你按着这里，然后…… ——好的，小姐。 好的，小姐。是，小姐。听到的只是一片唯唯诺诺的奉承话。一个裁料工受到科科的粗暴对待，科科稍不称心就对他大声训斥： “这件是工场里的样衣，我要的不是这件。这是你的包裹，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 她的一双枯瘦的手把布料扯得嘎嘎作响，她把两端对拢，像用熨斗烫手帕似地用手在上面按了又按，然后把布料披在一动不动的模特身上。模特目光茫然，令人想起被掌钉的马匹。她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有时露出一丝笑容，犹如透过云层照在一潭死水上的阳光。科科扯了扯布料，别上针，再重新取下。做完这一切后，她就叫模特回到工作室门外的T型台上。有展示会时，模特就出现在这个台上。 科科说：“顾客们就在那里观赏裙子。”她用手背抚摸了一下模特的胸部说：“这个模特胸部平坦，瞧，她没有胸部。” 模特会怎么想？我没有胸部！可怜的老太！你最好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胸部吧！ 科科说：“露出后腰是不能容忍的，瞧，后面翘了。” 她的手在模特的臀部按了一下，说：“这里应该低一点。” 她用皮尺量了量胸围：15，15不到一点。 “这里添一点布料。不过布料没有了，没办法。” 一个缝纫工大胆地抢白说：“有，在那里！”她生硬地说：“不，那不是。” 她看了下挂在椅子背上的领圈和长统袜子，说：这种袜子洗了后会变成红色的。 “是的，小姐。” “这种袜子不能用。” 科科的镇静使我吃惊。 她说：“我心烦时就不下来，也不让他们工作。” 她很宠爱一个名叫让的胖乎乎的裁料工。一次，让和小姐一起为一件服装反复丈量，然后放上了展台，他走到她的跟前说： “我看还太长了点。” 小姐问道：“怎么，我让你害怕了？” 他的动作使她看了好笑。她突然高兴了，做着手势叫一位模特走到她的跟前，一会儿拆一件衣服，一会儿又拉扯另一件。她没有坐多久，就打发模特回去，对她说：“去把头发朝上束起来。”她撩起模特的一给头发说：“为什么让头发把脸遮住？你的脸蛋长得很美，额头、下巴也长得不错，不要让头发遮住你那漂亮的脸。” 模特姑娘笑着说：“谢谢小姐。”但心里想说的是：可怜的老太。 科科说：“平针织品是一种很难加工的布料，令人生厌。你们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从这种布料开始我的事业的。” 她还在缠着那个“讨厌”的裁料工。 “你为什么用丝光布？想浪费时间？我请了几个专家，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成本这么高。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衣服没有做好就拿出来试样，对顾客也是这样。该用粗布时却用了丝光布，只要三次试样你们却试了五次。” 科科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把剪刀。可以这么说：这段绳索就是夏奈尔勋章的饰带。巴卡拉玻璃器皿厂200周年庆典时，卢浮宫里有一个展览会。科科应她的律师德尚布伦的请求，答应为一只酒杯设计花样。她选择了剪刀作为图案。高超的车雕技术使这一图案凸现在酒杯上，令科科赞叹不已。她问勒内·德尚布伦，能不能再看一下陈列在巴卡拉的“她”的那只酒杯。德尚布伦答应叫人给她送来，可惜几天后，科科就去世了。 她手上玩着剪刀，谈论着一位被她看不起的服装设计师。 “他是一个大笨蛋。他写了一些文章，说时装应当是一种冲击力量。他认为我讨厌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为他工作的都是一些最差的裁缝，只是凑凑数而已。” 有人在她耳边轻声地说：迪奥将推出100种新款式。 她听了后说：“瞧着吧，50种服装款式以后就没有了，唉，这个行业算是完了。我自己虽然不在乎，但对法国来说，毕竟有损声望。法国有45000名制衣女工，她们也看时装杂志，这下也都完蛋了。她们是一股令人害怕的力量，是耶耶将军的政策造成了这种情况。人们积聚的是炸弹，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中国人在20年前就把束缚他们手脚的东西一扫而光，女人们靠了药丸的作用不生孩子，自己就可以玩个痛快。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对未婚夫妇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应当由男方扶养。不知生母的孩子漂亮，有灵气；不知生父的孩子令人讨厌。你们的证件上都有你们生父生母的名字吗？” 她口里含着一颗薄荷糖。 她低声响咕着：“所有的枪都瞄准着我。” 我说过，这不是伟大的小姐的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展示的时间拉得很长，我周围的人全都不胜厌烦。但报界的反应却很好。我给《费加罗报》寄去了一篇专门报道，科科知道了很高兴。当时她蹲在楼梯上，我攀上楼梯对她说我很崇敬她。当然；不对她说清道理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她简直成了一头令人怜悯的怪物。她自己把头发染得乌黑，穿着一套镶红、蓝边的白色衣裙，披着一条红披肩，但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干枯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脖子上围着一根项链。她的周围没有一丝热气。登上镶满镜子的楼梯后，她停了下来。 她说：“我总是在这一格楼梯上。” 她的女工头说：“这格楼梯大家都很熟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