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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贪大案系列 作者: 姜士林 主编 第一章 审判大战十九年 70年代中叶，在经济腾飞的日本，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大案——洛克希德案。这宗错综复杂的反腐败案件，从1976年2月份案发、一直到1995年2月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历时19年，可以称得上是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大审判。其间，各级法院公开或秘密审讯2OO多次，耗资6亿日元，已超过了案中对前首相田中角荣指控的贪污款项。案件涉及日本几家著名航空公司和美国三大航空制造公司之一的洛克希德公司；还牵涉到包括前田中角荣在内的数名高官：判刑下狱及罚金在当时皆创下了日本战后之最。 在日本，重大贿赂事件是指实际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是在国会、地方议会被追究了政治责任，或者是被全国性报纸、杂志、电视报道有受贿嫌疑，且其当事者为中央级政治家（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中央级官僚（副局长级以上）、地方首脑（县知事、副知事以上），受贿数额巨大的事件。从统计数字来看，1976年洛克希德案以前，每年仅有4起左右，但随着田中角荣被押上审判台后，此类案件曝光率明显增加，从内容上也有新的特点。 例如，目标的综合性，就是行贿者通过行贿要达到的目的，由以单一、具体事项的要求转向对国家权力的一般的收买。行贿的方式也由一次性转为多次性、持续性。还有高层次性，就是行贿一方当事人多为大公司、大企业、大财团等组织的首脑，而受贿者又多为政界实力派核心人物或者地方最高负责者。包括田中角荣在内，日本已有十几名首相纸、党首级政治家因与贿赂腐败事件有关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政治责任。而且这种犯罪行为己并非少数者、个别人，而是包括位于国家权力中枢的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个集团或阶层。正是从田中角荣开始的公开审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对造成贿赂腐败的原因、要素加以深刻研究，在尽可能完备督察司法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使贿赂腐败发展成为一种普遍行为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系。 作为洛克希德案的中心人物，田中角荣在日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褒贬不一。洛克希德案被曝光之后，很多人视其为“十恶不赦”，但同时为他开脱的人也不少，许多民众仍认为他是“魅力十足的政治家”。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冈野认为“田中角荣问题，绝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政治本质问题。”但就洛克希德案本身来说，资深政治家伊藤认为：“洛克希德案为战后保守政治的‘金权体制’打上了深刻烙印”，同时“也给保守政治界带来了深重的伤痕。” 端倪初露 1976年2月5日，《朝日新闻》早报第二版以醒目的标题写道：“洛克希德公司向丸红公司和儿玉提供资金”。瞬间，一石击起千重浪，揭开了战后最大的、跨国界的大案的序幕。消息是从驻美国分社发过来的，一下子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 2月4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丘奇发言，揭露了洛克希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自己的飞机，通过种种途径以巨额款项向外国皇室成员、政府首脑及国会议员等行贿，这就是著名的洛克希德公司丑闻。 洛克希德公司是1913年由飞机设计师艾伦·洛克希德和马尔科姆·洛克希德创建的老牌公司，总部设在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转让给著名企业家格罗斯，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借助于战争的契机，洛克希德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和军火供应商之一，与波音公司、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分庭抗礼，并且成功跻身于美国5OO家大企业的头50名，利润与销售额都十分可观。 洛克希德公司成功的秘密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国际航空业竞争十分激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市场疲软又加剧了企业发展的困难。为了拓展市场，招揽生意，洛克希德公司在国内宠络军界、政界．不惜重金聘请退休退伍的“可用之材”，不断用“糖衣炮弹”进攻实权人物，使从五角大楼等地拿到的订单逐年增加。对外，则不惜一切代价，实行“重利推销”，一架飞机总价格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都用来打通关系。这样，洛克希德公司总销量不断上升的同时，他们的顾客中曝光、被捕的人员也在不断上升。仅丘奇这次揭发，就使当时的联邦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忙得不亦乐乎。当然，这些国家的风波远远比不上日本正在酝酿中的风暴。 在美国的听证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董事长A·C·库奇安证实，洛克希德公司通过日本的代理丸红公司向日本政界有关人员赠送了巨款，使该公司生产的三星式飞机顺利进入日本市场。随后透露的消息是儿玉誉士夫曾从洛克希德公司取得700万美元。儿玉誉士夫是老牌军国主义头目，日本侵华期间，创立过“儿玉机关”，为日军筹办军需物资，进行各种特务活动，并曾当过汪精卫的“保镖”。日本投降后曾被定为甲级战犯，但战后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著名领导人，在政界有广泛的关系网，洛克希德公司曾通过他向官员行贿。不久，又出现了小左野贤治的名字。田中角荣曾公开说小佐野贤治这个人，和自己是“刎颈之交”，许多在野党和新闻界开始瞄准了自民党内的田中角荣。 2月16日，正在进行例行审议的国会预算委员会开始“传唤”美国国会中提及的人物。荒船青十郎委员长主持了会议。国际兴业公司小佐野贤治、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和副总经理渡边尚次应传到国会作证。 荒船委员长问：“洛克希德公司通过你们向政府高级官员赠送金钱，可有此事？” 三人都回答得斩钉截铁：“不记得有此事。”这个回答被记录在案，如果有事实表明三人与此案有关，将构成议院证言法违反罪（即伪证罪），仅此一项即可送他们入狱。 第二天，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又传询丸红公司墓事长桧山广、总经理松尾泰一郎、专务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4人到国会，4人同样否认从洛克希德公司接收和转送贿赂款项。 与此同时，日本朝野震动，所有舆论媒体集中大量篇幅与时间专门对洛克希德案进行追踪报导。很多人言辞激烈，“简直不敢相信，恰如晴天霹雳一般！”“政府高官接受贿赂，究竟何许人也？”，更有甚者，喊出了“自民党下台”的口号。在野各党纷纷行动，社会党公开要求现任政府全体辞职，并成立了以上田哲为委员长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专赴美国广泛取证。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木武夫连续召开自民党和内阁会议，通过法务大臣支持警方、法院进行调查，并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他明确表示：“此事关系日本的政治声誉，有必要彻底查清。” 从2月1O日开始着手工作的检察当局在16日制订初步计划。传唤证人后的18日，最高检、东京高检和东京地检首脑联合开会，当时对洛克希德公司进行税务调查的国税厅也加入进来。2月24日，检察厅、警视厅、国税厅三家首次联手合作，出动了8O人的队伍，对丸红本社、儿玉家、大久保和伊藤的住宅等37处进行搜查。负责洛克希德案的检事总长布施健，向国民表达了“重任在肩、义无反顾”的决心。 布施健于昭和11年（1936年）通过司法官考试，战后任第一代东京地方检察院公安部长、刑事部长、特搜部长等，昭和44年（1969年）任东京地检检事，此后历任高松、东京高检检事长，昭和5O年（1975年）1月25日任战后第1O代检事总长。甚至有人说，布施健命中注定要面对洛克希德这样大案的挑战。布施健信心十足，除了多年司法经历积累的丰富经验外，还因为他有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洛克希德案的主力侦破机关是东京地检特搜部，曾立下赫赫战功，但昭和43年（1968年）“日通事件”逮捕池田正之辅和太仓精一两位政治家之后，已经偃旗息鼓达8年之久。有人打趣地称他们是“沉睡的巨象”。如今，巨象苏醒的时间终于来到了。 三木武夫首相表现得十分坚决，他命令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开展对美“办案外交”，要求美国提供所有涉及日本的材料，为国内办案提供有力证据。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扩大洛克希德案会扰乱盟国日本政治秩序”为由谨慎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为了避免自民党内部矛盾激化，三木武夫背着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写信给美国总统福待，要求美国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以整肃吏治，顺应民心。但是日方仍然没有取得梦寐以求的材料。 尽管很多人都怀疑到此案涉及田中角荣，而且布施健也参与调查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的“田中金胍问题”，但慎重起见，对新闻媒体连珠炮的追问，布施健总是应以“无可奉告”。这时唯一可能入手的就是儿玉誉士夫。最先从大洋彼岸获得的，就是儿玉2O亿日元的收据。这让警官们一度喜出望外。3月4日，特搜部派松田升和小木曾国隆二人来到儿玉私宅，情况让他们大夫所望。儿玉卧病在床，调查取证工作步履维艰，这笔巨资因何而来？此证据与洛克希德公司有何关系？守着活证人却找不到突破口，布施健等人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调查往何处去？ 面对情绪异常激烈的媒体和国民，日本国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案件调查。3月23日，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参议院提供材料。在各方面的影响下，3月24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司法协助协定》，同意向日本提供洛克希德案材料，并保证涉及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时会慎重与日本官方配合，不乱点名。为一桩案件而签订国家间协议，这在世界司法上也不多见，由此足以看到洛克希德案的分量。 很快人们的视线便盯住了4月1O日下午5时4O分的羽田机场，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的客人中，有三位面似若无其事的乘客，但其中一个人非常谨慎地挟着一个黑色的大皮包。新闻记者对他的面孔已经非常熟悉，作为特授部资料课课长的田山，总是作为出庭嫌疑犯的“影子”出现在电视或报纸上。但没等记者们反应过来，田山等人就巧妙地摆脱了记者的纠缠，悄悄地离开机场。黑皮包里是机密材料，上面记载著有关洛克希德事件中政府大员的姓名。特搜部与警视厅望眼欲穿的宝贝终于到手了。 4月11日，这个被布施健后来称为“企盼良久，永生难忘”的日子里，负责洛克希德案的7位主要领导人，聚集在东京干代田区检察合议厅8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其中除布施健以外，还有最高检次长检事高桥正八、刑事部长佐藤忠、东京高检检事长神谷尚男、副检事长电川干雄、东京地检检事长高濑礼二、副检事长丰岛英次郎，为了保密起见，他们集中在一起，连翻译也未请，大家利用英日辞典、认真清查长达300O多页的资料。从早晨1O点一直工作到夜里10点多。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了一张花生、豌豆的收据，金额为5亿日元，领受人就是田中角荣，一条大鱼终于浮出水面。在紧张磋商后，警方迅速集中了以东京特部长川岛兴和副部长吉永裕介为首的精兵强将，迅速集结了东京地检各支部乃至邻近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有线验的搜查员47人，随时准备行动。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从案情出发，“卧床的儿玉”实在没有多大油水，警方高层要求“根据客观形势和已有线索考虑一下”，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摸一摸老虎的屁股。把矛头对准田中角荣这位权力炙手可热的前首相。决断的时候到了！有急待解开谜底舆论的支持、有三木武夫首相和法相稻叶修的鼓励、有从美国取来的有力证据、有追查团中资金问题的丰富经验，检事总长布施健和东京高检检事长神谷决心大胆问困难与压力挑战，从而开创了检察史上的“布施一神谷时代”。 “放开儿玉．转向田中！”警方内部立即达成共识、摩拳擦掌，一张大网悄悄地撒开了。 山雨欲来 警方所有的动作无论如何保密，总难免被新闻界嗅出味道来，更何况田中角荣树大招风。于是各种猜疑、推测、造谣生事铺天盖地而来。田中角荣身边的人感到了担心，在砂防会馆田中派“七日会“的议员和秘书们悄悄地询问田中：“角老，不会有问题吧？”田中角荣甚至对亲信也丝毫不露动摇声色：“放心吧，没问题，拿钱的是他们！”他指着赤圾王子饭店的方向安慰大家。自民党的元老，田中派的核心人物二阶堂进也忍不住问田中角荣：“您没卷进这场官司吧？”田中干脆地回答说：“我什么时候曾给你们添过麻烦呢？”他努力使大家相信，一切都未发生过。 田中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早晨5点半起床，6点看新闻节目，快速浏览报纸，7点左右开始分别使用目白台公馆里的西式办事处和住宅会客室接待来访客人。大约3个小时，都是应付一暖的请求和寒暄。这段时间内，每天约有几十个来客，大门过道里的鞋放得满满的，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下午田中一般是去砂越会馆的“越山会”办事处去。记者从这数日活动追踪中看不到他的影响力和活动能力有何减弱与异常。 但揭发、报道和文章如洪水一般席卷日本列岛，尽管田中角荣的表情和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田中派内部却出现了动摇和裂缝。议员们都很清楚，大官名字的早日暴露是很有必要的。一旦面临大选，所有田中派议员都有可能挟着犯罪嫌疑的包袱，成为对手们攻击和嘲笑的焦点。当时抱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来投靠田中派的年青议员，已经开始把田中派这块金字招牌看成可能断送他们前途命运的沉重负担。 田中派内部的矛盾表现为人心浮动和辩论争吵。甚至二阶堂进这样老资格政治家也坐不住了，当他再次询问田中是否真有问题的时候，田中一反常态，拍案而起：“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没干过任何给你们添麻烦的事！”二阶堂进再一次相信了田中。 为了澄清一下，恢复声誉，减轻舆论压力。三月中旬发行的越山会机关报《越山》，头版刊登了田中的大幅照片，附加的说明是：“过着光明正大生活的前首相田中”。另外还以他政治秘书早坂茂三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辩解书”，大意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愧心的事。是我们受到了右翼暴力组织的威胁。”毫无疑问，自我的辩解往往是越说越说不清，有个别议员大胆怀疑，“报纸上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田中一声不吭，实际上是默认了这些指控，大选到来时，仅凭这几句“情绪很好”、“清白无辜”可不会挣来多少选票。同时，很多杂志社、报纸曾多次要求田中单独接见记者，都被他—一谢绝了。 对田中来说，重要的是自民党、七日会和越山会。3月底，他在七日会大会上答应“要说几句”。通过机关报，他也向家乡新泻三区的越山会会员转达了近况。现在必须要表明一下自己的心境了。 田中角荣一向勤于练笔，对自己的文章也很自信，很快便形成了一个10多页的小册子。4月2日中午，田中带着讲稿走进了砂防会馆的临时大会，几乎田中派所有的精英——大约7O多名议员等候在这里。田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脸上露出笑意，抬起右手打招呼。 七日会田村英一会长介绍了一番：“您一不爱说话，年轻人就不满意。因此，请您和大家见见面……”田中站起来，讲起来．当作开场白：“今天花了二三个小时，写了篇文章。我感到事关重大。不能出差错，所以希望力求准确。给大家读文章，有人可能会觉得未免流于形式，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接下来他便把分发给每个人的小册子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一遍：“现在围绕洛克希德问题，各种揣摩臆断四下流传，令人感到极其遗憾。但相信真相一定会大白天下，我对我自己，内心里感到自豪…… 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及夏威夷会谈、引进三星式客机、购入第二代反潜巡逻机（即PXL）问题，与小佐野的关系以及个人财源问题。田中否认了所有的猜测指责，强调在所有间题上自己是清白的，最后结尾说： “在战后漫长的3O年的时间里，我们担当了处理困难的国家政务工作．建立了今天我们这样的国家。现在，我们要在这些成就与荣誉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不断前进！” 当警方把目光集中到这位正努力辩白的前首相的时候，他还在权力的峰巅。4月24日，田中角荣乘上越线特快列车“时代8号”，返回故乡新泻为亡父田中角次去世13周年办佛事。列车到达越后汤泽站，几十名越山会会员前来欢迎。而一到长冈车站，车站内外几千名群众爆发出一片欢呼和“万岁”声，田中红光满面。举起的右手几乎没有放下过，心里甭提多欣慰。在一片欢乐的海洋前，田中向家乡父老作了近2O分钟的礼节性的讲话。这其中丝毫没有七日会上演讲的拘束与不自然，他滔滔不绝的话题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往事和自己的病情。最后的结尾是十分感人的，“（我辞去总理职务）是由于长期的疲劳和外界的压力。我是农民的儿子，没有经过很好的学习。我早就不想当什么大臣、总理、知事，我只想老老实实地为国家政治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被他的话感动得泪流满面的人们没有发现，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财源和洛克希德事件。 5月15日，日本特使斋藤正男访美并会见了基辛格，从而带动了外务省、法务省、大藏省等其他机构纷纷前往美国详细调查取证。5月24日，国会根据进一步掌握的资料，提出对2月份曾在国会作证的“丸红公司”和“全日空公司”的伪证控告。 东京地方检察厅与警视厅周围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新闻界大胆预测搜查工作会在“蝉鸣之前有所突破”。大队人马的摄影师和记者为取得最快的一手资料，日夜守候在儿玉誉士夫的门前，而且也扩大到丸红公司和全日空公司的干部住宅。 果然不出所料，6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与警视厅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上午，以违反外汇法的嫌疑，联合逮捕了全日空公司的常务董事泽雄次。泽雄次48岁，曾在运输省任职，是总经理若狭得知的左膀右臂。此外还有国际部长相木忠夫（47岁）、经理部长青木之赖等3人。同时搜查了公司总部和上述嫌疑犯的个人住宅。 下午，逮捕了丸红公司的前常务董事大久保利春。搜查与审讯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这几个人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大久保利春，在整个洛克希德案中，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大久保利春的祖父就是明治年间的元勋、声名显赫的大久保利通，其父大久保利贤是横滨正金银行（现在的东京银行）总经理，他的母亲是高桥是清的女儿，可以说是官宦世家、名门之后了。大久保利春幼年时随父亲到英国，在伦敦读了小学、中学、信奉了基督教。二次大战后，在义兄安田一（安田保险公司总经理）的劝导下，辞去三和银行的职务，投身日本海外商事会社，不久成为社长。 随后，随着大规模、反复无常的企业兼并，大久保利春的命运多桀、跌宕起伏。1958年，日本海外商社被朝日物产吞并，大久保利春降为船舶部长，1959年刚刚被提升为董事长不到两年，朝日物产又被浅野物产吞并成立东京通商。大久保利春被派往纽约分社工作。1966年公司正式并入丸红饭田公司，大久保利春任化学机械部长，此后逐步提拔，任机械第一本部长，主管飞机销售。洛克希德案发时，他辞去了专务董事的职务。 大久保利春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没有隐瞒真相，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 1972年8月19日到22日是我的假期。我和妻子、3个孩子一起去旅行。2O日晚，输送机械部副部长松井直给我打电话，说洛克希德公司的科奇安到日本，请中止假期，速回本社。22日早同平时一样，我在8点5分到公司上班。过了一会儿，桧山社长打来电话：“昨天同科奇安见过面决定和田中总理见面。空手去不好，打算带5亿日元见面礼。这钱不通过丸红公司，全部由洛克希德公司安排。”我接到了这样的电话指示，两人通话的声音很低。 我把科奇安叫到丸红公司6楼我的房间里，只有两个人在场。我说：“要准备5亿日元的政治献金。”科奇安问，“为什么一定要5亿日元呢？”我回答说，标准是多少不太明白，但这个数目较合适。科奇安似乎不大愿意、有点勉强的意思，在几次磋商之后。反复争论一亿、两亿、三亿哪个更合适。最后他说：“如果这样能成功，我就支付吧！”终于答应了。 这样我就去了社室，告诉桧山社长交易达成的消息。社长说：“好！明天去田中首相目百的住处，早晨6点3O分以前你到我家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桧山社长一起去田中家，在宽阔的会客室等了一会儿，前面有三四组客人，不久就叫到我们。会客室非常大，正中间有张长长的桌子。田中正面坐着，看见我们进去，举起右手“嗯、嗯”地打着招呼，以示欢迎之意。 桧山首先作了介绍说：“我和公司的大久保一块儿来拜会您，耽误您点时间”。他先作了介绍然后指着我“这个人是明治元勋大久保利通的孙子，在我公司主管飞机业务，以后请您多多关照。”此后，我便出了屋，两人在屋里谈话，长则四五分钟，短则二三分钟。 回来的车上，社长向我伸出一只手，“这个数！”我坐在左边，社长在右边，所以他伸出的是左手。我又确认了一下，“数目不小响！”社长说，“那是啊！” 为了保证5亿日元，回来我立即把科奇安叫来，说：“田中先生接受了，必须交5亿日元。” 就在那天，我接受了社长的指示：“此事请伊藤先生具体操办。”我去了伊藤的办公室，告诉他：“你去目百吧！”我想不用多说他也会明白的，听了桧山的指示，伊藤点头照办。 从以上大久保的供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克希德案最初的情景。警方最初的设想逐步得到验证，从露出水面的线索出发，逐渐缩小包围圈，各个击破。凡有犯罪嫌疑的政治家，即使否认有犯罪嫌疑，只要取得可以公审的证据，这可以进行逮捕，这是搜查部门涉及贪污事件对付政治家所常用的办法。但此次非同寻常，这种与权力中心的交战，除了尽可能地掌握有力证据之外，还要取得心理战的优势。没有人知道丸红公司和全日空公司被捕者竞供认到何种程度，这种强大的威慑力除了摧垮犯罪者防线的同时，也使警方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 到了7月份，警方进一步行动，逮捕了九红公司前常务董事伊藤宏（7月2日）、全日空公司董事藤原亨一（7月7日）、全日空公司经理若狭得治（7月8日）、全日空公司副总经理渡边尚次（7月9日）以及丸红公司前董事长桧山广（7月13日）。这看起来近乎延误时日的大搜捕实际上正是警方策略的一部分，布施建、高桥正八、神谷尚男、高濑礼二等人每天上午都要开秘密的碰头会，商讨进一步行动的措施。 谁都看得很清楚，行贿者一个个被揪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儿玉誉士夫和那个或那些受贿的高官了。最后的谜底何时戳穿就剩下一层窗户纸。新闻界天天报道，纷纷猜测可能与洛案有关的“大人物”，以至于闹得政府官员人人自危，一时间流言四起。这时法务大臣稻叶修出面讲话，不得不含糊其辞地暗示一下：“若拿相扑的力士来作个比喻，现在已经逮捕的人物，不过是‘十两’或‘前头’（相扑比赛中较低级别力士的名称）。超级大力士仍未出场，好戏在后头呢！”这实际已经暗示了，检察官们已经作好向政界要员动手的准备。 田中被捕 大久保利春的供词只是揭开洛克希德案中田中角荣面纱的开始，虽然他没有直接与田中发生接触，但却道出了真正接触的人，于是，伊藤宏和桧山广先后落网，他们嘴里有警方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桧山广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继而高速成长过程中崛起的财界巨子。他19O9年12月生于茨城县那珂那，1932年东京商科大专毕业后进入大同贸易商社。战后先后改名为大建产业、丸红商社，1952桧山成为九红董事，后历任常务、专务、副社长、社长，1975年5月任董事长，被下属称为“实力会长”，掌握着公司大权。 作为经营者的桧山，胆大妄为，他插手外汇投机、赛马、走私大米和木材等等。几乎只要能赚钱的生意他都来者不拒。就这样，他使一个二流商社逐步发展壮大，竟成了与三董商事、三井物产齐名的大商社。有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桧山广声名显赫，他曾任日本贸易会副会长、关西经济联合会常任理事、经团连常任理事等财界要职。这个被称为“财界评论家”的桧山，在洛案发后被捕之前，每天还同记者在谈论世界经济形势。 在审讯室中，桧山仍在高谈阔论，丝毫没有犯罪感和羞耻感。 “一流商社之间销售的竞争，远远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范畴。像这次这样数额巨大的飞机买卖，实际上无异于生死相见的赌场或战场，为了取得胜利，无论明的、暗的手段都可以使用。” 当问及丸红公司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时，桧山说：“洛克希德公司同对手道格拉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实力相当的公司争夺市场，希望通过各种办法劝服全日空公司。这样，丸红希望依靠田中总理和阁僚们所具有的指挥监督权达到目的，为此要用点钱来铺路。” 警方问及桧山与大久保拜会田中时，他与田中密谈的内容时，桧山也不隐讳：“我对总理谈及洛克希德公司送来5亿日元献金是有目的的。”田中总理抬起头，“啊，啊。”两声，又点了点头，“嗯！嗯！”我趁机表达了希望总理能给阁僚做工作，给予协助的请求。田中总理问我：“丸红和洛克希德公司是合作伙伴吗？”我连连点头：“5亿日元全部是洛克希德公司赠送的，丸红公司与此没有关系，这一点要告诉您。”田中说：“好，明白了。” 从田中处归来后，桧山让大久保与洛克希德联系，让伊藤与田中方面联系。两个月后，桧山因为与中国会谈日中贸易三原则问题再次去田中家拜访，田中谈及洛克希德公司要求帮助一事可以放心了。不久，全日空就购进了三星式客机，一切进展顺利。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重要证人——伊藤宏。伊藤1927年1月生于京都，1948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进入丸红的前身大建产业。因肺结核休养两年后，先后任职于调查室、社长室，在44岁时成为年轻的董事，1972年提升为常务，1975年升任专务，社中同事一致认为他前途无量。除了聪明、灵活的特点之外，伊藤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和政界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在社长室中，伊藤总管政治献金，因此，丸红公司内很多人称伊藤为“丸红的政治部长”，不过，在审讯中他可不承认自己是“政治部长”，用他自己的话中，仅仅是“五亿日元的搬运工。” 1972年8月上旬一天，社长叫我去办公室，问我：“现在基本决定了，你看找田中总理帮忙怎么样？”我在社长室长期经手政治就金事宜．对公司内和政界情况熟悉，而且也从大久保那儿听说此事，回答说：“这时找田中总理帮忙是个好主意。” 又过了1O多天，社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要带点钱去总理那儿，从洛克希德公司要多少钱合适呢？”我们俩讨论了半天，因为田中是在朝首相、而且交易数额巨大，两亿日元显然拿不出手，而10亿、2O亿数字又太大，洛克希德公司不大可能同意。我想了一下说：“您看5亿日元怎么样？”社长说：“好，就5亿日元吧！”5亿日元就这样确定下来。 从田中住所归来的社长告诉我：“我们已经拜访总理了，把钱送给总理那边儿的任务，就由你负责了。” 这5亿日元，必须秘密送到。那天我在公司打电话给田中首相的秘书枢夏本敏夫，约他出来喝酒。8月25日晚上，两人在赤坂的饭店“木之下”见面。从1973年8月开始分4次将5亿日元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田中角荣的手中。 整个事件的过程越来越清晰，警方所考虑的不是逮捕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逮捕的问题。此时最突出的是在时效成立时间内解决国外的同案犯的逮捕。 7月24日，日本各大报纸的早刊争相报道说，“最高检察当局决定免除嘱托传询的责任。”这则消息，实际上是“决定了美方把调查材料交给日方的条件（免除科奇安和洛克希德公司驻日负责人克拉塔的责任）”。最后一道障碍消除了。 此时的田中，在青年议员的劝服下，于24日乘坐包租的直升飞机前往避暑胜地轻井泽，一连打了两天高尔夫球。26日早晨，晒得黑黑的田中精神饱满地回到东京。26日下午大约3点左右，检察人员将逮捕田中的所有材料送到了法相稻叶修手中。1977年5月18日，稻叶修在旧三木派政策研究会上谈及这一点。而26日晚上，三木首相打电话给田中，告诉他因为洛克希德案，东京检察机构可能要“传讯”田中，只字未提“逮捕”一事。 7月27日星期二，盛夏的阳光从早晨就变得非常强烈。前一天夜里田中角荣老是睡不好，不知为什么凌晨两点多就醒了，好一会儿睡不着。几乎同时，指挥东京地方检察厅的高濑礼二也早早爬起来，一直忙活到清晨。早晨四点半，检事松田升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见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高濑。在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6点左右就出发了，直奔目百田中角荣的私邸。 田中一般起得很早，六点半左右接待客人还很少。但听到是东京地方检查厅的，还是很快来到会客室。等候在那里的松田和资料课长田山站起来，掏出证件说：“我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松田升，今天奉命前来请您去检察厅一次。”田中虽面容平静但内心十分震惊。后来他对亲友说：“那天上午六点半，松田检察官突然出现了。”这意味着毫无思想准备。看了一眼松田，田中简短地回答说：“好吧！”7点刚过，他乘上了地方检察厅的车子离开家。从一个细节上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田中特别爱出汗，他总是随身带着折扇，而这次竟忘记了。 在车里，松田检察官问田中：“摄影记者都在地方检察厅大门口等着，这不碍事吧？”田中直截了当地回答：“没关系！” 从洛克希德案发生后，地检门前就没有清静过，174天来，每当上午7点左右，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就占据了有利地形。一个多月来，接二连三的逮捕事件吸引着舆论的视野，作为传媒中介，大家都盼望着不断有重大新闻来丰富报纸版面和电视节目。一些细心的人发现，与往日不同，警察在门口两侧拦起了绳子、整顿秩序，有些人凭职业直觉感到今天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人群中开始喧哗起来。有人大声问值日事务官：“今天抓谁啊？”事务官笑了笑：“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上千7点2O分，一辆黑色塞德利克小轿车停在了门前，轿车后座左右门同时打开，跳下来两个人，一边是松田、一边是田山，而跟随松田警察官下来的人一露面，摄影师和记者们发出一阵惊讶而又略带兴奋的喊声：“是田中角荣！”人群骚乱起来，拦人的绳子也被挤乱了。 田中穿着深色西服。衣领上佩戴着国会议员的徽章，白衬衫的领口，用扣针整齐地别着淡青色带横纹的领带。在一阵阵镁光灯中，田中向记者们轻轻地举起了右手，这同平时一样的动作，似乎有点僵硬，挂在嘴角的微笑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沮丧与紧张。没有人在意他是否象平时一样对记者们说：“你们好！”因为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尽快传回本部这条“爆炸性的消息。”几分钟后，几家电视台、广播电台立即打出了“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捕”的消息。整个列岛都轰动了，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是真的？”“田中真的被捕了？” 进入检察厅后，由高濑检察长亲自主持了第一次审讯。田中经过思考之后，对警察长说：“我想写点东西，希望给我两张纸。”接过纸以后，田中给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廉弘和七日会会长西村英一写了离党和退会的申请报告。报告上说：“谨启者，由于本人现实处境……”这两份报告装进信封，以检察长的名义直接送交了自民党和七日会。在政界3O多年的摸爬滚打，田中很清楚，此时自己是自民党和七日会最头疼的问题，自己有必要识时务一点，早作了断。 高濑检察长宣布田中犯罪的基本事实：涉嫌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任首相期间，从丸红公司的桧山等人手中，4次接受洛克辛德公司的现款共5亿日元。他宣布：“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犯外汇法嫌疑逮捕田中角荣。”同时出示了逮捕证。此时田中面无表情、始终一言不发。 根据法律规定，田中要移交到东京拘留所。于是两个小时后——大约上午九点，他再一次出现在记者们的面前，门口已聚集了数百人，形成了一道道拥挤的人墙。记者努力把麦克风递到田中嘴边，要他谈一点感想，他使劲地摇着头。在松田和田山的帮助下，他又坐进来时乘坐的轿车，在闪烁着警灯的摩托车引导下，飞快驶向小菅的拘留所。 小菅拘留所，对田中来说并不陌生。1948年，年轻的田中因反对美军支持的片山内阁的《煤矿国家管理法》被指控有受贿嫌疑，两年多后才宣判无罪。28年故地重游，他由初出茅庐的“列兵”，到曾显赫一时的首相，心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次逮捕对田中来说的确太突然了。东京拘留所规定给在押犯人送东西必须在下午两点以前，而田中是在两点以后，获得特别许可，才拿到有人给他准备的手纸、牙刷、牙膏和衬衣等物品，可见其“准备不足”达到何等程度。 田中的单人牢房和同一拘留所所有在押待判决的犯人完全一样。狭窄的房间一角有个带西式便桶和洗脸池的木板间，墙上有一个铁格子窗户。因为是夏天，睡具只有一床薄被和一条毛毯。为了防止嫌疑犯自杀，拘留所里暂时没收了领带、皮带、表、鞋子，田中只好不系裤带、领带、穿拖鞋，甚至他惯用的折扇也不允许使用，只给他一把公用的团扇。 每天的审讯是在拘留所里另一幢建筑的审讯室进行，因此与那些要带到东京地检去的嫌疑犯不同，田中可以不带手铐。田中在监牢里没有愁眉苦脸，也没有歇斯底里的虚张声势。早晚叫号点名时，他总是认真回答：“有！”拘留所干部反映说他“态度好！”至于他在审讯中的表现，因为东京地检规定，除非是在法庭审判时，对田中的供述内容一概不予公开。但有地检干部非正式透露出来的唯一的一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开口。” 8月1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田中正式起诉。上午，检事长办公室挤满了记者。检事长高濑礼二，次席检事长丰岛英次郎和特搜部长川岛兴面对大家，神情不很自然。高獭面对话筒，拿起材料环顾四周，自问自答：“我可以读了吗？”接着他头也不抬，一字一顿地读下去：“以行贿罪对桧山广、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起诉，以违犯外汇法和受托受贿罪对田中角荣起诉。主要事实如下……”他一直读了5分钟、最后说：“完了。”这才抬起头。对于田中究竟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田中本人对起诉事实作了哪些供述，检察当局认为“有碍于公审”，一概未予公布。 与被捕时相比，起诉阶段不仅仅承认有违反外汇法的嫌疑，而且又加上受托受贿这样一个严重的“实质犯罪”。事实如下；田中担任首相期间，洛克希德公司和丸红公司希望让全日空公司进口三星式客机，田中接受这一请求和委托，利用总理大臣的职权，指示运输大臣，决定引进三星式客机，以后根据事前商定，接受了5亿日元现金。到田中为上，日本政治史上还没有担任过首相的人牵涉任职期间受贿而被起诉，而且把总理大臣职权提到法庭上去讨论，更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天，田中拿出2亿日元保释金，同时还支付了秘书夏木的3000万日元，在被捕21天后，走出拘留所的大门，回到目百的家中。同他走进拘留所时的情形差不多，在他出门的时候，新闻记者和群众数千人喧闹成一片，其中既有大骂“混蛋”的抗议者，也有打着个旗前来欢迎的越山会成员。 从此，“政治家”、“前党首”、“议员”田中角荣又多了一个头衔，“刑事被告人”，田中没有想到，这个头衔会一直伴随着他，直到躺进棺材里。 走出拘留所后，他给母亲打电话报了平安，到家后又照常接待客人，处理各种事务。同时，也开始着手准备回击，力求摆脱干系。那些以为田中角荣会轻易低头认罪的人是太不了解他的经历和为人了，田中角荣毕竟是田中角荣。 传奇首相 从业绩辉煌的政治家到万人唾弃的阶下囚，田中成了有争议的人物。翻开他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人们将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洛克希德案产生、发展的背景及隐藏在案件背后诸多其他重要因素。 田中当选为首相后，面对新闻界的奉承与吹捧，深有感触地说：“不少人看到现在的我，认为是飞黄腾达的典型，而我自己却觉得并非如此。所谓飞黄腾达，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而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 1918年5月4日，田中角荣出生在新泻刈羽郡二田村，是家中7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父亲田中角次，酷爱养马、跑马，为人豪爽大方。田中年幼时家境颇好，但父亲梦想建立大农场，倾家荡产筹措4．5万日元，进口了三头荷兰种牛，结果长途跋涉运回后先后染病而死，从此田中家道败落，一蹶不振。全靠他勤劳能干的母亲种田、打柴维持生计。田中2岁时，因患百喉发高烧，留下了口吃的后遗症，常被人讥笑，但他下定决心，通过练唱歌来进行矫正，不仅成功地改掉口吃，而且练就了口若悬河的演讲术，成为吸引和发动选民的有力手段。读完高小之后，家里的贫困状况迫使学业优异的田中辍学，过早地走进了社会。 他在村里的授农土木事务所、土木工程派遣所当小工。1934年，年仅16岁的田中背井离乡，孤身一人闯入了东京。他一边到井上工业公司做学徒，同时晚上抽空去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每天的奔波操劳并未影响田中求学，为了学习，他把小刀和锥子放在手心上，一打瞌睡就会被刺痛而惊醒。此后，他还做过贸易商行卸货送货员、杂志实习记者。凭着这种坚韧的毅力，拿到了土木科的毕业文凭。 1937年，19岁的田中辞掉工作，创办“共荣建筑事务所”，承揽土木建筑工程与施工，并与新兴财阀大河内正敏联系，业务发展顺利，随着日本对外战争的扩展，20岁的田中应征入伍，编入盛冈骑兵团，驻扎在中国吉林，诺门坎战役中田中因肺炎被遣送回国，次年按退伍军人复员回家。 1942年3月，田中与一个建筑实业家的独女、比他大10多岁的、已婚的花子结婚。次年成立了田中土木建筑工业株式会社，事业日新月异，一年功夫便成了全国头5O家土木建筑公司之一。战争结束后，建筑与房地产生意格外兴隆，田中成了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富翁。 田中步入政界，与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大麻唯男关系密切。他劝说田中出资赞助原民政党领袖町田忠治竞选进步党总裁。1946年，28岁的田中怀着“当政治家的理想”，首次作为进步党候选人参加国会议员竞选，由于经济不足惨遭失败。但他毫不气馁，在1947年大选中田中稳扎稳打、周密策划，成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进步党演变为民主党，田中加入了其中的“同志俱乐部”，1948年随整个俱乐部加入了以吉田茂为总裁的自由党并任总务委员会委员。当然，由于没有政治靠山，资历又浅，田中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直到1948年10月，由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粉碎了美国占领军更换吉田茂的阴谋，得到了吉田茂的信任，成为“吉田学校”的正式成员，活跃于政界和自由党内。在吉田第二次内阁中任法务省政务次官。好景不长，由于《国家煤矿管理法》事件，田中被指控受贿1OO万日元，被迫辞去职务。田中被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有罪，而被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无罪。1949年大选，田中是在小菅的拘留所中出马竞选，第二次当选为众议员。 出狱后田中历任长冈铁道公司总经理、理研化学公司董事、自由党副干事长、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已成为自由党和议院中显赫的人物。他在筹措政治资金、制订竞选政策和把握选举局势方面的杰出才华令吉田茂称赞不已。1955年自由、民主两党合并，开始新的政治体制。1957年岸信介改组内阁，田中受命任邮政大臣，时年39岁，是日本历史上最年青的大臣。他成功地平息了邮政工会工人罢工，在全国批准了4O多家电视台、站，为日本电视业、乃至整个新闻界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59年9月，田中任自民党副干事长，潜心国土开发方面的立法工作，并同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控制日本政局。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后，田中出任政务调查会长，1962年在第二届池田内阁中出任大藏大臣。尽管他只有高小毕业、在财政金融方面并无多少经验，但他凭着果断、勤奋、坦诚与合作成功地担当了重任。以至于西方评论说，一个高小毕业生将一群优秀的东京大学毕业生玩弄于掌股之上，简直是不可思议。 田中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中心期任藏相的，从1962年到1965年，在职3年中，他连任池田、佐藤两届内阁藏相，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工作和财政金融政策的制订、实施，处理了许多难题，对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加速国际化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日本从锁国经济、温室经济向开放经济体制转变、稳步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田中在他的《大臣日记》中，对其大藏大臣的生涯作了满意的自我评价。“3年，从漫长的人生看来，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万事皆争朝夕的时代，整整3年的岁月并不算短。任何一个人站在起跑点上的时候，都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定好好干’的誓言……回顾3年，无所遗憾。”在任大藏大臣期间，田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资质和独特的风格，不循规蹈矩、讲求实效、善于学习、不矫揉造作的平民风格。据说，为了学习英语，田中曾坚持背诵《英日词典》，把字典都翻烂了。而且田中的记忆力堪称一绝，尤其对数字、人名、地点，过目不忘，在回答记者提问、竞选时张口即出，被称为“推土机式的计算机”。 自民党中除党首—总裁以外，核心人物是三“常委”，即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1965年，田中角荣升任自民党干事长，成为佐藤、池田两派所倚靠的实权人物。自民党党章规定：“干事长辅佐总裁，执行党务，”具有广泛职权，被称为“万事皆管”，主要集中在运营国会，调整党内意见，在党与内阁间起联络和调查作用，参与决定内阁、国会及党的人事，提出或调整政策，应付选举，筹集资金等。可以说，自民党和内阁所有工作都与干事长密不可分，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事长的实力和手腕。田中在佐藤荣作执政期间，共任5届自民党干事长，长达4年零1个月，在党的历史上是任期最长的。在这一段时期内，田中也在广泛培植自己的势力，渐渐地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强大的派系。 1971年5月，田中应佐藤首相之请，接替宫泽喜一，入阁当了通商产业大臣（即通产相），用3个月的时间解决了困扰政府3年的日美纺织品摩擦问题，为不久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赢得宝贵的一分。 进入1972年，田中加紧在佐藤派内组织自己的人马，并在自民党内各派领袖间开展合纵连横活动，争取了大平派、中曾根派、三大派共同对付福田派。同年6月11日，田中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作为对内政策的支柱。该书一出版，立即得到注意，很快销售了8O余万册。而在对外政策上，提出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比，这也是顺乎天意、合乎民心的有力竞选口号。1972年6月21日，田中正式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在《争取实现新政》的竞选声明中，概述了自己对内、对外的政策看法，表明了宏伟的政治抱负，提出了“决断与实行”的口号，受到了广泛的好评。7月5日，在紧张的角逐中，田中角荣取得了胜利，接替佐藤荣作继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称，田中“这个人是一手拎着《日本列岛改造沦》，一手拎着‘承认中国’这样两项积极政策登上首相宝座的。正因为他是在无所作为的政治家佐藤荣作下台之后登场的，所以他的舞台效果得了满分。”据《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对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高达68％，创历史最高记录。 田中上台84天就访问中国，成功地同中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开始实践他的“自主多边外交”，改变了长期“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在华期间，田中角荣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消息传来，日本朝野欢欣鼓舞，自民党发表的联合声明说“这项声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大大改变了历史潮流。” 在恢复中日邦交的同时，田中角荣还大胆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与前苏联的关系，继1956年鸠山一郎前首相访苏后，1973年田中又到了莫斯科，与苏签订了《日本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声明》，尽管未能完全解决与苏北方领士争端问题，但无疑为外交总体局面及日苏外交的发展铺设了道路。除此之外，田中在任2年5个月，出访8次，历访了2O多个国家，既为日本创造了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达到了资源、市场多元化的目的。 在对内政策上，田中角荣的战略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中。针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不均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的活力，他认为必须“坚决地扭转城市过分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余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为此，要建立一批中等规模的城市，通过国家制订的相关政策，有效分散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人力。同时修建1万公里铁路、1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交通网，紧密联系城乡，改变工业生产和人口布局，目的是消灭城乡、区域差别，“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希望的理想社会”。 为实现这个理想，田中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咨询机关“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协助制订、执行各种政策。从1973年开始，内阁先后提出《土地对策纲要》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并制定了大型的财政预算和一系列的整顿改革计划，尽管在计划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步，田中的设想的确展示出宏人的气魄。随后，经济产业政策、国上行政政策、邮电事业、卫生事业、文教事业等多项改革先后出台。 但是制订与实施这些计划是要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7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急剧丧失，田中对形势过分乐观的沽计导致了失败。尤其受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给予严重依赖石油进日的日本以沉重打击。石油价格暴涨引发的国内物价上扬，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生活。抢购风、哄抬物价风一时刮遍列岛。同时，投机商竭力阻挠工厂迁移和城市新建，相反大肆炒卖地皮，城市地价一涨再涨，城市环境与住宅问题更加严重，所有这些，引起人们对田中极大不满。反对派三木和福田趁机辞职，政权危机一触即发。 1974年1O月9日，评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点燃了导火线，这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缘》的文章，揭露了田中资产形成的诸多疑点，以及他个人男女关系私生活的隐秘，这在国内一石掀起千层浪，田中角荣经不起沉重一击，处理完善后工作便宣布辞职。 在辞职声明中，田中角荣“深刻反省”，说：“我执政2年零4个多月期间，铭记着决断与实行的回号，为日本的安全与和平，为国民主活的稳定与提高，竭尽了全力……最近政局的混乱，发端于我个人相关的问题不少，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政治和道义的责任……我精赤条条地离开乡下以后，终日无休，没命地干到了今天，想到此，我也有些感慨。但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既然招致了社会的误解，我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是不明不德所至，感到非常痛苦。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说明真相，得到国民的理解。” 田中最终被迫下野，但绝对不是退出了政治舞台，相反，他作为“田中军团”的领袖，身边聚集着141名参众两院议员，加上与这些议员有连带关系的、以地方官僚和中央官僚为首的集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网，在“军团”中，仅秘书集团就达700多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并非追随他们所服务的机构领导，而是直接效忠于田中角荣。不仅是政界如此，财界同样如此。且不说财界主流、财团或公司，就是许多地方多数经济界人上，亦与田中交往甚密。为田中角荣服务的“新政策综合研究会”成立时，仅国内一流财团企业的首脑人物就达9O人以上，他们均作为“田中角荣学校”的“学生”登记在册。 1978年4月，田中角荣的母亲去世，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角荣人脉”（指田中的支持者）纷纷前往吊唁。当时国营铁路正处于罢工高潮，从外县赶来的人都是乘飞机，然后开几个小时的汽车辗转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山庄。当时路两旁摆放的花圈超过600个，政、财、官界人士济济一堂约300O多人为田中母亲守陵。而1981年1月12日田中突然病倒时，引发了一场骚乱，无数人涌向田中公馆探视，著名政治家鸠山邦夫、奥田敬和、桥本龙太郎、佐藤信二、竹下登等等从外地或者国外急匆匆赶回东京探视，《朝日新闻》以“震撼日本的3个小时”来进行报道似乎并不为过。 田中构筑庞大的人脉关系原因很多。从纵的方面看，他有天生的领导才华，即决断力、预见性和构思能力，也包括他的庶民性。横的方面，是他能够巧妙利用“情和利”来笼络人心。 田中尤其了解金钱的价值和作用。也可以说，一种平民对金钱的敏感，深深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平时他的口头禅就是对秘书说：“喂，钱包！”他从不忘记给为他服务人员付小费、有时衣袋里装上叠成方块的钞票，随时分发。对他来说，金钱是和缓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是语言以外的用以表示感谢和礼貌的手段，是使彼此都感到满足的“小道具”。总之，金钱在任何场合都和“语言”一样至关重要。 据说，西材英一曾坦率问过田中角荣，为什么把赚钱看得那么重要？田中回答说：“英老，你自己出身高等学府，做官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职位。佐藤也好，池田也好，不都是这样吗？！跟你们相比，我有什么呢？既无学历，又无官衔，对我来说。可以依靠的只有企业与金钱。”他甚至直接反问说：“赚钱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评论说，田中角荣对于政治资金的态度，与他的前辈佐藤以及其他派系领袖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抓钱的时候，压根儿不感到有什么负疚和亏心。在当干事长时，田中说：“全日本的企业，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应当每月给自民党捐献10万元，就等于雇了一个帮工。这样既能维持保护自己企业活动的体制，花钱又不多，可奇怪的是，连第一流的大公司也有许多不愿出钱的，所以我要费很大的劲。” 田中平时尤其在选举中一掷千金。他年底要给派内议员发“压岁钱”，动辄300～400万日元，竞选之前要发给所属议员的“活动费”，一股也是300万日元，前来拜访田中的新提名候选人可以一次得到5OO万日元，就连夏天的“降温费”，也是2O0～300万日元。如此庞大的开支，不能不让他“广开财路”，努力维护派系的凝聚与团结，也正因此，洛克希德案发以后，一些“有良心”的议员努力替田中辩解，并痛斥那些平时靠田中吃喝，如今落井下石之辈。 秘书与司机 7月27日与田中同时被捕的是他的秘书夏本敏夫。警方根据多方面的材料认定此人是洛克希德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警方反复研究丸红公司伊藤宏的供词，试图描画出夏本敏夫犯罪的基本轮廓，以便在审讯中取得主动地位。 伊藤宏的供词非常详实： 我从社长处接到任务后，便给夏本打电话，电话里他对我说：“我已经队总理那儿知道了。”我就邀他：“好久不见了，喝一杯怎么样？”8月25日夜，我们在赤坂的小店“木之下”见面，表达了希望他多多关照的意图。 1973年五六月份，田中方面催促丸红公司交付5亿日元。此款分4次逐步转交。 第一次是在英国大使馆里。8月9日下午上班后，大久保从秘书课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给夏本打电话：“现在因为要给您5亿日元中的1亿元，特意与您联系。”那时，夏本秘书说：“1亿元，大约要用装一打啤酒的箱子来放。”我记得很清楚。 秘书科员野见山国光，拿着课长中居笃也让打好的“花生领收证”，到千代田区大手叮洛克希德公司东京事务所，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把钱带了回来。我就给夏本打电话：“您是否能到公司附近来取钱呢？”他说：“你们公司附近不引人注目吗？”没有同意。 因为仅仅一个箱子，不太重，只要找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就可以，所以找到了我们很熟悉的英国使馆内，那是上好地方。相约碰面的时间是下午二三点钟。驾驶员松冈克浩驾车送我去那儿。夏本秘书的车已经停在那儿。我的车停在他的车后边。我告诉松冈：“把后面的箱子交给前面车里的司机。”移完之后。夏本秘书对我说：“非常感谢！”简单打了个招呼便分手了。 第二次是在公共电话亭。同年10月12日，通过同样的手续，野见山取来钱箱。下午要出席一个婚礼，利用回家的机会，我想把钱送给他。我给夏本秘书打了电话：“我的公寓前面，九段高校马路对面有个电话亭，我的车停在那儿，驾驶员等候在车里，你只要告诉驾驶员您的名字就可以。为了保险起见，我的车号是1577，要看清楚了。” 在自己公寓下车的时候，我告诉驾驶员松冈到那个电话亭去等着，“从前面往左拐有个电话亭，在那儿把车停下来。一会儿就有个叫夏本的人，确认了他的名字之后，把后面那个箱子交给他。”我下了命令，就回去了。 第三次是在东京大仓饭店。1974年1月21日我的行车日记中没有去大手町洛克希德公司的记录。第二次是由克拉塔直接把钱送到丸红公司的。在公司15楼会客室，我进去时看到大久保与克拉塔坐在里面。我和克拉塔握过手寒暄了一句：“您好！”便将“豌豆领收证”交给了他，听见他说：“谢谢！”，我便出了门。 决定在大仓饭店移交的原因，记不清是我还是夏本秘书在大仓饭店有事，随机订下来的。尽管那人多，但东西出入频繁，不会招人耳目。 我让司机松冈克浩在大仓饭店的停车场里把箱子交给了夏本。 第四次是在富士见町公寓。2用28日，野见山先生拿到了钱箱，我把它运回了自己家。因为与夏本秘书没有约好，3月1日上午8点左右，夏本来到我的公寓带走了箱子。在此之前，我已将箱子放在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我对夏本说：“麻烦您了。”这样他自己搬走了。回为我们夫妇曾作过夏本秘书弟弟的媒人，所以我妻子也出来和他打了招呼。 夏本秘书，出身东京北区一个以开当铺为生的平民家庭。1948年从大正大学文学东哲学专业毕业，父亲托老熟人前著名政客广川弘禅的关系，使他成为一名民主自由党（当时）的职员，后来得到原干事长川岛正次郎的赏识，1955年当选为东京北区区议员。 1961年，夏本成为田中角荣经营的日本电建总务部长，正式成为“田中大家庭”中的一员。1964年日本电建由田中转让给小佐野贤治时，夏本辞职。1965年成为田中的秘书。 在做北区议员的时候，他与茨城出身的一个女子结婚，1964年两人离婚。1966年他和在东京银座俱乐部里工作的三惠子（当时18岁）相识，很快与这位比他小23岁的美女结婚，介绍人当然是田中角荣。洛克希德案发后，两人分居，1977年1O月正式离婚。 田中1972年7月进住首相官邸时，夏本的办公桌即和其他来自各省的4名首相秘书官的桌子并排在一起，坐上了第5名首相秘书官的正式交倚。他的头衔是“首席秘书官”，可是据说其他4名秘书官都不清楚他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属于一名“特殊”的秘书。田中事务所的人对他的评价大体都是“好人”，“不错”，但有些了解他的人讽刺说“绣花枕头”、“嘴尖皮厚腹中空”。 洛克希德案初始阶段，夏本便十分惊恐，为了避免证据落入警方之手，他同越山会佐藤昭商量，将1972年、1974年选举中田中分给议员们的资金统计表、和田中有关的政治献金统计收支报告书、领受证明等材料，全部秘密销毁。除此之外，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每天都要设计行程，从北区自己的住宅出发，到田中家之前，先下出租车，利用公用电话给丸红公司的伊藤宏等人打电话，询问情况有何新的变化。因为害怕电话被警方窃听，他还要伊藤使用加藤为代号，而自己则用横田的名字。不仅如此，他还在松山饭馆两次叫来伊藤，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说出5亿日元的事，更不能说出田中角荣的名字。夏本还指使伊藤，让他向秘书课长中居笃也、总务课长毛利英和以及司机松冈克浩下达指示，销毁行车日记、职员活动表、交际费账目以及往来之书等相关材料。 在检察机关大搜捕的时候，夏本敏夫在7月中旬突然隐藏到国外，据特搜本部调查是去了香港，但原因不明。他于21日回国，就住进了东京的医院。27日上午11点10分，夏本因与田中同谋的嫌疑在医院被逮捕。 警方从他的表现中看到了突破的希望。负责夏本调查取证的特搜部检事村田恒作好了充分准备。看到逮捕令时，夏本想了很久说：“不记得有此事了。”这种并不强烈的否定使村田大受鼓舞。为了不打草惊蛇，村田决心施加压力，第一天的审讯中并不急于讯问，而是反复劝诫夏本：“你必须要说真话，要凭良心说话！” 第二天，沉默的夏本突然说：“我不是不想说，只是没找到机会，下不了决心。检事先生您骂我吧，打我也行！”村田大吃一惊，说：“这可不行，检事不能刑讯逼供。”此后，夏本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又看了一遍逮捕令后，等了很长时间说：“检事先生，接受5亿日元是事实。”然后慢慢交待了接受5亿日元的经过。 从197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74年2月末，我从伊藤先生那儿，先后4次拿到5亿日元的现金。每次他打电话来，都说：“夏本先生有时间吗？有事麻烦您，还是要给您那个东西。”每次出去之前，我都要告诉田中先生：“丸红的伊藤联系说要送点东西。”而且每次都是田中私宅的司机笠原政则开着那辆黑色国产车与我同去。具体日期、地点已记不太清，好像有一次在九段伊藤先生的公寓里，一次在伊藤家附近的路上，一次在钻石大厦和英国大使馆一带有坡的路上，还有一次记不住了。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不记得了，大概中午前后也曾有过。 我从伊藤先生那儿拿到的钱，记得第一次好像是1亿日元，余下三次的数目不记得了，但4次共5亿日元却是事实不假。我没看过箱子里的东西，估计是一万元的票面值，这是送献金的常识。 第一次拿到1亿日元，我问田中先生：“今后给您拿来后送哪儿呢？”田中说：“送我家里吧！”以后三次我都送到目百台田中私宅里。如您所知，目百台的建筑里，事务所与私宅是分开的，我总是在私宅前停下车，把箱子从车上搬下来，往院子里搬，我在私宅的简图上用红铅笔写下了记号，那就是放箱子的地方。 第4次搬进去的时候看到了田中夫人，我就对她说：“这是先生知道的东西，等先生回来请您告诉他。”田中夫人耳朵背，“好！好！”回答我。此后田中先生如何处理这5亿日元我就不得而知了。田中先生与他信任的当时自民党总务局长小泽辰男先生曾多次会谈，可能就是谈这笔钱的使用吧！ 1974年的参议院大选田中先生煞费苦心，恐怕这5亿日元全都或大部分经过党组织作为了选举活动经费。我有时也将放有数百万甚至1000万的口袋，按田中和小泽先生的指示，送给田中派的议员先生。从伊藤先生那儿拿到钱的时候，田中先生说：“此次选举至关重要一要花钱尽量送上去，选不上不行。” 夏本的供述基本上符合警方所掌握的案件发展脉络，但是有一点他从未提及，那就是“洛克希德公司来的钱”。逮捕夏本，是以“违犯外汇法”为名义的，如果这笔钱不是来自洛克希德公司而是来自丸红公司，就可以作政治献金来处理。这是夏本积极坦白的背后设下的一道隐秘的防御线。 秘书夏本的供词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证人，他就是田中家的私人司机笠原政则。很快7月31日、8月1日两天，东京地方检察厅传他过来了解情况。在主任检事吉永佑介的指示下，检事坪内利彦以怀疑伊藤司机松冈克浩篡改行车日记为由询问笠原政则。根据事后坪内利彦的证词可以看到审讯的基本情况。 31日上午我给田中事务所打电话叫笠原，他大约下午1点来了。我问他：“夏本是不是乘你的车去拿过东西？”他回答说：“去过！”我立即在纸上画了一个箱子，问他记不记得有这样大的东西。笠原说：“我想可能吧！请等一下。”然后看看自己写的行车日记想了一会儿说：“夏本先生乘我的车去富士见町的公寓，我把车停下来在驾驶席上看周刊杂志听见有敲打车门的声音，夏本抱着个很沉的箱子回来，匆匆忙忙上了车，把箱子放在车后座上。” 他还谈到“钻石大厦和钱高组大楼之间一段有坡的路上停车等待后面来了辆车，从那个车上搬下来箱子。”谈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大家又困又饿。坪内还要到练马区弟弟的家里去看孩子，大约在晚上7点4O分停止了会谈。 “明天上午1O点左右您再来一次，好好回忆一下今天您所说的两个地方，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临行前坪内叮嘱笠原。笠原说：“我总是早晨5点起床，7点3O分去田中事务所。早晨很早没事，我自己去看看。” 第二天（8月1日）笠原去了现场，还画了图。我问他：“对方的司机还记得吗？”他说：“好像个不太高，年龄不大，有点秃顶，在其他地方还见过两次面。”我给他看了松冈克浩的照片，他说没有问题，就是此人。他还回忆起另外两次送夏本接货的大体地点，一次是在大仓饭店附近，另一次是在九段高校附近，而且第二次接到后一直走，从早稻田街左转，肯定是下午，因为只有下午那个路口才可以左转。 那天一直同笠原谈到下午7点18分左右，并写了4页证词。但是就具体时间产生了疑问，“田中首相在任以前的事”，也就是说好象发生在1972年以前，“仍然需要一点时间认真把时间想清楚”，他拿着写好的证词回去了。 因为笠原在调查中很配合，坪内没有阻拦他，让他带了回去。殊不知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造成洛克希德案旷日持久不能结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8月2日早晨，在掎玉县比企郡都畿川村的山村公路上，一位过路司机发现路旁一辆没有熄火的小轿车。下车看时，里面好像有人睡着了，用力敲打车窗也毫无反应，司机立即通知了小川警察署。警察赶来打开车门，车里的人早已死了。 警方根据死者证件及车号判定，死者正是田中家的司机笠原政则（42岁），家住崎玉县入间郡坂户清水町。法医检查尸体之后发现没有外伤，也没有药物反应，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笠原是用塑料管将汽车排出的毒气引入密封的车厢内自杀的。 笠原政则正值中年，在田中家一直干了12年司机，妻子佐代子持家有方、贤慧善良，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死前两天他还许诺要带全家去海边浴场。那么只能认定他的死与两天的作证洛克希德案有关。但在此案中，他并不是嫌疑人，仅仅是一个证人，从作证的心态和精神面貌上看也根本不可能自杀。许多新闻媒介纷纷报道，大胆推测，众说纷坛，“笠原突死之谜，自杀可能性大，但有疑点”，有的说“签原回去后发现自己的作证对主人田中角荣极为不利，思前想后难以弥补，只好一死报之”，还有的说：“作为5亿日元直接见证人，笠原将来在法庭作证时，说‘无’说‘有’都不行，左右为难不如一死了之。”警方则断定自杀无疑。 从战后日本贪污受贿案件审理来看，在案件中有重大责任的当事人总有自杀以求全的例子。洛克希德案从抓人以来，终于出现了自杀者，不过，在这个轰动日本，史无前例的案件中，笠原政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杀者。搜查阶段有人自杀，一般会给审理带来很多麻烦，东京地方检察厅在笠原自杀后声明，笠原之死并未影响案件调查进程，但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成了他们不可弥补的遗憾和田中坚持无罪的重要代笔。 法庭交锋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检察部门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情况似乎越来越明朗，田中角荣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但田中本人面对这一切，似乎十分平静，他既没有愁眉苦脸，也没有歇斯底里，凭着多年的摸爬滚打，他意识到处变不惊、积极寻找对策、伺机反击才是最好的出路，才能维护和挽回尊严。 在小菅监狱，田中接见他的律师原长荣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好，希望大家坚持！”这既是自我安慰，同时也是给焦急观望的田中派人士打气、吃定心丸。出狱以后，田中两鬓平添了一些白发，体重减轻了6公斤，但他立即投入准备诉讼的工作。 首先是组织强大的辩护律师团，凭着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他将前最高法院法官草鹿浅之介、前大阪高级法院院长新关胜芳等司法界知名人士罗致府中，连续开会反复研究法庭辩护策略。而田中本人，也积极准备相关材料，回忆事件的细节，寻找尽可能多的证据，笔记装了几个纸口袋，他还对人开玩笑说：“以后可以写回忆录，至少也会拿到3亿日元稿费。”一场举世瞩目的官司拉开了序幕。 1977年1月27日，逮捕田中角荣整整半年，经过周密的准备，东京地方法院决定对洛克希德案犯罪嫌疑人田中角荣及丸红公司主要领导进行第一次公审。此时，三木武夫内阁因为在1976年12月17日众议院选举失败后声明下台，曾与田中角荣角逐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的政敌福田赳夫于12月24日上台组阁，毫无疑问，新政府同样重视洛克希德案的审理与进展事宜。 第一次公审尽管是一月份，但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又湿又冷，正如田中角荣此刻的心情。早晨6点4O分田中角荣起了床，早饭是田中喜欢的炸萝卜酱汁、煮鱼、紫菜包饭、淡味咸菜、梅干和一碗米饭，按照老习惯喝了两三杯水，努力维护像平时一样的旺盛的精力。近一段时间，他缩短接见各地客人的时间，七分精力用于案件，而只有三分用于政治活动。 早晨8点53分，从私宅出来乘车前往东京地方裁判所。大约2O分钟以前，田中通知了秘书早报茂三，发表了“告诸位国民”，其中说：“尊敬的国民，我对自己让大家担心倍感歉意，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请大家忍耐一下。但是我坚信真相必须在短时间大白天下。”与此同时，雪雨并未影响记者和市民的兴趣，大批“好事者”接踵而来，聚集在第7O1号法庭中。 从搜查阶段就开始对田中进行取证的特搜部副部长石黑久卓，住在东京东山公务员住宅区。他总是提前一小时来到单位，经过半年的交锋，现在战场由取证审讯室转到了法庭上。两人一见面，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是漫长胜负之战的第一步。” 9点19分，田中比洛克希德案主任检事吉永佑介提前一步迈入地方裁判所的大门，9点34分是丸红公司的桧山，随后是夏本、伊藤，9点41分，大久保利春才来到法庭。 负责此次审讯的裁判长是冈田光了，他9点9分就到达了法庭，戴上法官的黑帽、穿上黑色外套、轻轻抖了抖肩，嘴唇紧闭着一言不发。冈田光了，1955年从新泻地方裁判所开始投身司法工作，成为判事（法官）之后先后在东京地方裁判所、最高裁判所刑事局、司法研修所等处工作。1975年3月开始负责东京地方裁判所刑事一部的工作，12月份接手与田中金脉（资金来源）有关的新星企业案件，从第一次公判开始，在45天内进行了4次公判，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作为一个严格而公正的法官，他不仅在司法界享有盛誉，同时辩护方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上午10点正式开庭。被告席上放着两张并排的长椅，从离裁判长最近的座位开始依次坐着田中角荣、夏本敏夫、桧山广、伊藤宏、大久保利春。田中面前放着很多纸，钢笔已摆在桌上，他不时地抬头看法庭的天花板，似乎在思考什么。 裁判官（法官）席上的中央是裁判长冈田光了，从旁听席来看，左侧（即右陪席）是裁判官永山忠彦，右侧（即左陪席）是裁判官中川武隆。 开庭之后，为了确认方便，被告5人走到法庭中央站好，排成一横排面对裁判官席。冈田光了首先要按程序逐一确认被告人身份，到田中的时候也是如此。“被告人田中，请回答姓名、生日、住址 “本人田中角荣，生于大正七年五月四日，住址……”在逐一回答过程中，田中声音不大，到“职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会儿，缓缓回答：“众议院议员”。 丸红公司三个被告，问及职业时都回答说“无”，因为洛克希德案发之后，桧山、伊藤、大久保都先后辞掉本来十分重要的职位，或许是为公司的声誉考虑，三人言至于此声音都很小。 认证身份后，上午主要是宣读起诉书，检察方面详尽地列举了田中在任期间接受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贿赂的犯罪事实。这期间，田中一直在默默地听着，不时用笔记录一下，又不时扬起头来看一眼裁判官席或者仰视天花板，起诉状一直读到下午1点32分。 到了被告人申诉的时间。田中走到法庭中央的陈述台前，“违犯外汇管理法和这个事件本身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受到这样的犯罪嫌疑我感到非常意外！”他否认了桧山委托他为购买“三星”飞机、向全日空和运输省做工作等等几乎一切起诉事实。 慷慨陈词的田中拿着准备好的文稿越念越激动，手也有些颤抖。为了冷静下来，他把稿子放在讲台上，两手摁着继续读下去。但人们发现，田中渐渐哽咽起来，陈述不得不中断了好几次。 “我认为，不论起诉的事实存在与否，我身为一名前总理大臣，因为在职期间的贪污嫌疑而被逮捕、拘留，甚至被起诉，这件事情本来就足以玷污总理大臣的荣誉，损害日本国的名声，实为该当万死。我曾经考虑过，如果通过向国民赔礼道歉，并主动脱离政界就能使事态全部平息而有利于国家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去做。但是，这一事件并非以此便可了结，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弄清事实真相。通过法院的法庭证明，曾经是总理大臣的我，无违法行为，以便维护新宪法中新规定的内阁总理大臣的名誉和权威。” 这番陈述，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仅被起诉一事，也该当万死”，但“不能因此退出政界，而要通过法庭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以谢国人。” 田中接着谈到他1976年年底尽管因洛克希德案件被控告，但仍然被家乡新泻县第三选区的选民选为议员的经历。这时他再也忍不住早已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此初，我不能不想起故乡人们的深情厚爱……”他实在读不下去了，便掏出手绢不停地擦着泪水。 这样的举动，不仅大出检察官们的意料之外，连在座旁听的人们也哑然无声，法庭气氛庄严、肃穆、凝重，这在后来被记者们称为“哭诉无罪—一最精彩的一幕”。田中最后说：“控告我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强烈希望法庭彻底查明本案的真相。” 值得强调的是，在整个洛克希德案审理过程中，田中除了第一次公审和一审最后一次公审外，无论检察方面如何质问，田中都一言不发，全部由律师代替他同检察官争辩，其理由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 丸红公司3名被告的律师同样陈词力争，认为3人无罪。 按照法律程序，被告陈述大约总共1个半小时的时间。接着，检察方面出示了被告审讯记录、证据物品、证人取证书共计272件。最后，法庭方面确定下次公审的时间订在2月22日。大约在下午4点57分休庭。 田中角荣在5点6分离开东京地方裁判所回家。傍晚6点左右，田中秘书早坂面对目百私宅门前守候的记者们发表讲话和回答提问。在问及“在自我陈述中缘何落泪？”时，早坂说：“田中先生自觉有些失态，但百感交集，难以自抑。”而检察官方面也同样受到记者的追问，对田中陈述究竟有何评价。冈田裁判长对此十分谨慎，仅仅说：“说得不错，国会据说也很吃惊。” 说人们吃惊的还不仅仅是田中角荣。他神通广大的秘书夏本也同样爆出冷门。田中坚持无罪是预料之中的事，而夏本做出了让检事们措手不及的事，他推翻了一切活生生的供词！由于田中司机笠原政则的自杀，夏本立即采取了同田中一致的口供，检事们第一次意识到对笠原的一丝大意酿成的恶果。1977年12月3日，夏本一边系黑色西装的纽扣，一边从田中右侧被告席上站起来，坐在陈述席上。这一天，为了避开记者的镁光灯和纠缠，夏本在8点5O分开庭前一小时就躲进了法庭。他是本次审讯的焦点人物。 检事土屋守再次询问接受5亿日元经过，夏本放开嗓门断然否认。被告席上的田中则面无表情，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土屋守继续进攻，质问夏本。他选读了一大段夏本自己的供词，然后说：“既然没有接受5亿日元的事实，又为什么写了这样一份供词呢？” 夏本早有准备，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在审讯我的时候，取证室的检事给了一份所谓的《田中自白》的报纸。我当时认为，田中先生为了党的利益，可能把没做过的事也揽到自己头上，无可奈何之余，我就和先生所谈到在洛克希德案中的行动符合一致。这是1976年7月3O日取证的东西。” 土屋立即反驳，声明夏本这份供词，是未受任何压力情况下自己交待的。他所交待的接受5亿日元的经过，早在7月28日已经谈出了大体梗概。也就是说他坦白之前不可能看到那份报纸。这样来看，夏本狡辩的话就失去了信用，不值一驳。 但辩护律师很快又打开了新的缺口。检察官发放的夏本的供词复印件中有大段的节略，辩护方抓住不放，坚持要看到夏本供词的全文及原件。检察官答复说，“法庭只出示质询范围之内的相关证据。”以此为借口拒绝出示全部材料。律师们抗议非常激烈，他们宣称“法庭隐瞒部分内容来进行质询是不公平的。”双方僵持不下，互为攻守。夏本本人如同木偶一般，全部供词辩解皆由辩护律师安排，在“夏本自白书”的问题上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很难找到最佳的防御反攻之术，纠缠住一点也是因势利导无可奈何的招数。 在送达四中方律师一周之前，夏本敏夫供状从东京地检特搜部长的手中转到检事长手中，又继续上递到东京高检、最高检的首脑那里，最终决定“某些部分不能在法庭上出示”，像珍宝一样被锁进地检的资料库中。据检察方一位负责人对新闻界透露说，“供词的那些部分死也不能说，说起来就像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潘多拉匣子一样可怕。” 上文所引用的仅是供词中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些文字下面所可能隐藏的内容，“昭和四十九年参议院选举……田中先生给国会议员钱……我把钱放在纸袋里……”日本新闻界大胆推测，作为田中角荣最信任的秘书，夏本替他守着钱袋，几乎所有的收入、支出都逃不过他的手心。所以自供状中应该有一个“一览表”，其中将付钱的对象、金额—一统计，以来说明这5亿日元拿来后的去向，也就是所谓的“分配状况”。如果法庭出示了这份材料，“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事件”就可能牵涉到整个日本保守势力政权，走上法庭的可就不只田中角荣，是自民党，还是被金权操纵的整个政治家、官僚集团就不得而知了。 从以后的结局中也可以看到，田中辩护方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谁也不愿、而且也不敢轻易打开这个魔匣，他们开始同法庭达成某种默契，逐渐摆脱开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与攻击，无论是田中还是检察一方，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不能动摇现存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 类似这种妥协还不止一次。舆论界经常提及的“科奇安记录”也是不了了之的典型。据说，1973年6月，洛克希德公司的科奇安与丸红一方会谈时，曾涉及“付5亿日元要买我的飞机”，而当时科奇安亲手写的记录中并不仅仅是三星式客机，还有P3C型飞机，即防卫厅用于武装自卫队的反潜侦察机。警方肯定掌握这份亲笔材料，但在法庭上，同样略去不谈。 最大的疑点在于，1972年8月23日田中与桧山会谈，开始酝酿洛克希德一事。在田中的努力和诸多官僚帮助下，1O月31日全日空就答应进口三星式客机。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直到1973年8月才开始付款，并一拖再拖直到1975年初才全部付完呢？ 与此相关，1972年Ic月9日国防会议决定发展反潜侦察机，1O月11日，田中曾就输入此类飞机进行过探讨。1973年6月4日，科奇安为推销本公司反潜侦察机来日。8月1O日反潜侦察机专家会议开始，就“国产化还是进口原装”进行热烈讨论，最终由国产化为主转为进口。这与洛克希德公司将第一批1亿日元转给田中的时间基本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团联、通产省等机构和公司一再要求反潜侦察机国产化，但最终国防会议还是从洛克希德公司进日了45架P3C型飞机，同价格低得多的22架三星式客机相比，这才是一笔值得用5亿日元来铺路的大生意。 至于究竟因为涉及面太宽太广？还是触及国家机密？还是另有隐情，舆论界莫衷一是，众说纷坛，不理解检察方与辩护方这种默契究竟源于何种共同考虑。 一次又一次的公审。检察方面与辩护方面针锋相对的争斗，有时甚至可以激化、上升为互相“攻击”，矛盾尖锐化。在审讯过程中，检察方为了取得更多主动权，决定扩大取证。他们在几乎同一时间派出警力把律师方的证人司机松冈克浩和商人斋藤清志带到了东京地方检查院，此前数天，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监视。 田中及田中方面辩护团怒不可遏，原长荣代表律师团向检事长大掘诚一提出“抗议书”。新关胜茅协同夏本辩护团、丸红辩护团联合上书，逐层上达直至法务大臣，双方剑拔弩张。在公审法庭上，新关胜茅以尖刻的词语来攻击检察方，“检察方的行为是无与伦比的卑劣……无亚于强制逮捕和刑讯逼供……实际上即是拷打证人……”而律师宫原守男则辛辣地讽刺法官说：“检察官是一种多么幸运的职业，他们即使反驳证言失败，也可以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来传讯他人。”而检察方则反唇相讥：“你这么说是无根据的诽谤！” 这样的争吵，在这么长时间的审讯中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双方都打着“还事实以真相”的招牌，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互不相让。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洛克希德案一直悬而未决，被告们不可避免地衰老着，检察厅也有变动更替，但舆论一直没有放过案件的每一步进展，7O1法庭里每次都会有人来听，人们相信，无论多么复杂，事情总会有个说法。 秘密武器与杀手锏 从田中入狱那一刹那开始，辩护团的律师们便开始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来替田中开脱。检察方面基本上占据了主动，用事实和法律规定频频向田中方面施压。但田中方面等待机会，一举反攻的梦想从未破灭过。 机会终于来了。1981年2月25日，天空阴沉沉的，银屑一般的雪末飘洒着，笼罩着灰色的东京地方法院。在门口拐角等待开庭的人们竖起衣领，不断跺着脚，忍耐着透骨的寒风。这一天，距洛克希德案初次公审已经有4年了，检察方面公布说这是第125次公审。 就在这天夜里，争吵了一天毫无进展的双方都在聚会。检察方坐在法庭旁边的检察厅会议室里，互相斟着冷冷的清酒慰劳自己，希望此案能早日结束，以告国民。而同时田中方的辩护团则显得热火朝天，信心高涨。今天公审的最后一句话仍是老调重弹“我们与洛克希德案绝对无关”，依然坚持全面无罪的主张。今晚他们商定，从今天起要大举反攻。希望一举取得胜利。至于这件“秘密武器”是什么，绝对不能外传，否则就发挥不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4月8日，法庭休庭一个月后重新开庭，仅仅相隔一个月，东京地裁对面著名的日比谷公园的樱花已经盛开了一大片。田中方面的人们都祈祷着这樱花会带来好运。 法庭上，田中仍然默默地坐着，稍稍侧着睑，抬着下巴，还是一副永不服输的样子。此时他正仔细地倾听新关胜芳律师的慷慨陈词： “辩护人所主张的基本立场是，夏本秘书接收5亿日元的指控不是事实。所以，律师的立证中心也与这一中心问题紧密相关。”接着，他开始论证检查方所指控的4次接受5亿日元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能有夏本，“简而言之，在检察官所指控的时间和地点，秘书夏本皆在别处，因此接受现款箱子是不可能的。所以，夏本接受现款的指控是虚构的。”用法律术语来表达，就是“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于是，田中方面慢慢亮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 听到这些，田中很高兴。在被告席上，他挺起了胸膛，把两手插进裤腰间的皮带里，不时微微点着头，甚至有时随着律师的发言速度不停地打着节奏，一副胸有成竹、洋洋自得的样子。 直到4月15日，秘密武器才真正亮相。曾在总理府为夏本敏夫开车的司机清水孝士首次作为证人走进法庭。他向法庭出示了一样东西，就是后来被称为“清水日记”的证据。 清水孝士开车有记行车日记的习惯，他用本子记下了每天的日期、星期、天气、行车距离、乘车人员等内容。这是为向总理府会计科报账填写“行车日报”而作的个人备忘录，大约一年一册。清水拿到法庭上来的是与1972年到1974年有关的三册。根据这三册记录中的记载，清水向法庭证明，“在那时候，夏本先生的确在我的公用车里。” 当天傍晚休庭后，这份“清水日记”被拿到检察厅8楼的最高检第一检事室，被检事们互相传阅着。检事吉永裕介是此时的主要直接负责人。他于1932年2月生于冈山县。1955年任检事和特搜检事。由于在“日通事件”和“共和制糖事件”中发挥了出类拔萃的才华而被迅速提升。1975年1月任特搜部副部长，一年后洛克希德案发，成为主任检事负主要责任。在他的指挥运作下，特搜部各部门像机器齿轮一样紧密合作。掌握了大批宝贵材料，可使洛克希德案顺利进展，吉永裕介立下头功。以至于被新闻界称为“逮捕田中的人”。 洛克希德案后吉永升为特搜部长，成为检察方面的骨干力量。1979年1月因为“道格拉斯·古拉曼事件”逮捕了前日商副社长岩井和治部八郎等人，198O年6月升为最高检检事，专门负责洛克希德案。接到“清水日记”之后，最高检刑事部里升起一团疑云，很多人开始问吉永“不要紧吧？”这是在“逮捕前首相”的决策5年后遇到最严重的挑战，有新闻记者称之为“田中与检察方的决战”。吉永十分理解大家对他的关心和厚望，同时也为笠原政则的自杀深深后悔。他翻开当年夏本敏夫的供述，里面清楚地写着如下的陈述，这是检察方询问夏本为何乘坐田中的专车去取钱时，夏本自己的回答。 “每次取钱，我都乘坐田中私宅司机笠原政则开的黑色国产车。当时，田中先生是总理大臣，我是秘书官，有清水驾驶的专用车。不使用清水君的原因，是虑及公私事务之后决定的。从丸红拿献金，是作为党的总裁的田中先生，为了便于进行参议院选举发放政治活动费，这与我们的正式工作没有关系。另外，我私下考虑，这种重要任务还是不使用清水君的车好。” 吉永早就知道了清水这个名字，而且出于全面考虑，也曾向内阁官房会计课要过行车日记。但是，1976年7月31日和8月2日警方两次索要，只得到1972年7月到1973年5月，以及1974年4月以后的日记。从1973年8月到1974年3月接受5亿日元这段时期内的日记被遗漏了。对于检察方的提问，总理府的回答说：“一般保存期为两年，1974年以前的部分残缺不全，所以不完整。”这种表面上充足的理由使检察方放弃了继续追索的努力。随着笠原的自杀和他珍贵的记录不复存在，使夏本秘书得以喘息。如果笠原和他的记录存在，所谓的“‘清水日记”就成了无稽之谈。吉永自己承认，这是他漫长检事生涯中唯一的、也是最严重的失误。 但是，吉永也坚信，笠原驾车送夏本接受5亿日元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田中方面无论怎么狡辩总会有漏洞，只要抓住漏洞，一定能还事情以本来面目。因此，他与其他特搜检事合作，全方位动员，集思广益，发誓要与田中方面决一死战。 田中方面拿出清水和他的日记，试图证明夏本秘书案发不在现场，但仅有这份日记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于是，他们又不断推出人证，证明夏本案发时在另外一地。而且这些人证是要有一定威望和声名。通过这两条，彻底洗清夏本在犯罪现场进行犯罪活动的指控。 在清水走上法庭完成第一步后，他们迅速准备，周密策划第二步。首先是丸红公司司机松冈克浩翻供，声明“钱箱子的事记错了，没有那回事。”田中方还没来得及高兴，警方就出示了相关人证、物证，运送5亿日元是事实，此证言无效。 但田中方“证人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宾馆部门经理斋藤清志、原首相官邸事务所长助理松平悌二郎、参议院议员山崎龙男、田中事务所秘书山田泰司、原环境厅长官毛利松平、原自治相后藤田正睛、原农相赤城宗德、原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等著名人物先后作为证人出庭。 检察方指控夏本在1973年8月1O日下午2点2O分左右在英国大使馆附近路上接受献金。而清水日记中则记录着相反的事实。12点5分从官邸到砂防会馆，此时证人为赤城宗德；然后从会馆到议会，又转向斋藤清志的宾馆，证明人是斋藤清志；回头又回到议会，见到了证人毛利松平、山下元利；大约下午2点4O分左右回到官邸，证明人是后藤田正晴。 例如，毛利松平说，他记得那天下午2点左右，在议会自民党干事长室遇到过夏本秘书。为什么记得呢？那天乱糟糟的国会上，前众议院议长提出了整顿案，那时大约是下午2点左右，正好碰上夏本。 “在池袋有个叫冈部的针灸医生，夏本曾去看过二三次，看着气色不好的夏本，我很担心，便问他是否还去针灸，他回答说：‘还去看呢！’我记得很清楚。” 检察方很快提审夏本，问他大约什么时间去过冈部的针灸院，夏本说：“大约197O年下半年开始，到1972年前后。”这样，毛利松平的证言就不攻自破了。 而山下元利和后藤田正晴虽然证明8月1O日下午见到过夏本，但令人奇怪的是，警方问及其他发生在当天的事情，两人皆一无所知。后藤田辩解说：“我没有看那一天其他活动的记录，所以不记得了。”而山下则更干脆，他只愿回答与夏本见过面这件事，而其他与此事无关的事情都拒绝回答。这显然是避免“言多有失”，但这种回答方式显然不会使法庭相信夏本不在现场的辩护。 说起这件“秘密武器”的炮制过程，最初起于夏本。保释出狱以后，他全盘推翻了自己的供词，挖空心思洗刷自己。几个月后，他打电话问清水：“我做秘书官时很多活动已经记得不清楚了，你有什么资料吗？”清水便告诉他自己有行车日记一事。于是，夏本与辩护律师商议以此为契机入手活动。 至于进一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目击者们”，则是通过查阅当年总理官邸的会客记录找出来的，作为曾经权倾一时的秘书官，夏本是总理府的大忙人，几乎无人不知。当然，能让身居高位要职的官员们来作证，又绝对不是夏本个人的能量，而是凭着田中的面子，实际上洗清了夏本也就洗清了田中。 但纸包不住火，在检察方的多方查证反击之下，田中方面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而且，这也提醒了检察方，要想彻底粉碎四中方面的幻想，取得重大进展，就必须获取新的证据。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杀手锏”，而且也是从夏本身上突破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警方最初的反击是充分取证，指控“清水日记”及“目击者”有伪证罪嫌疑。按日本刑法第169条规定“依照法律宣誓的证人如果陈述虚伪事实，要处3个月以上1O年以下的征役。”作为一种重罪，伪证罪一直是检察方面的有力武器。此次动用检事3O人，副检事及事务官6O人，这个阵容和洛克希德案发时的规模差不多。 曾证明夏本第二次取钱的时间不在犯罪现场的松平悌二郎，说因为记得有人从田中那儿要了一幅字，那时曾见过夏本。但检察面从官邸的“用纸记录”中发现，田中写字用的那种纸是在另外一天取走的。面临伪证危险的松平进退两难，不得不向警方低头。10月12日，他又一次站到证人席上，公开道歉：“5月的证言与记忆有误。”言及理由时他承认自己曾给作总理秘书官的夏本添了不少麻烦，所以不能随便说。这实际上已经粉碎了田中方面的希望。 这时，夏本的前妻三惠子出场了。本来警方在搜索证据过程中，媒体一直在鼓吹，“最后一个证人是警方的法宝”，尽管警方没有否认，但实际上在三惠子最终出庭以前，他们的确没有头绪。 三惠子第一次接受调查是5月6日，头一二次她根本不合作，避开夏本不谈，一个劲儿与警方谈市区街道调整。但第三次见面发生了态度逆转，第一次说自己了解一些东西，并表示如果需要可以上法庭作证。这戏剧性变化让警方疑窦丛生，甚至有人怀疑她是不是田中方面的“奸细”。很多人担心，一旦走上法庭，她可能表示自己一无所知，甚至可能倒打一耙，这样警方就完全被动了。毕竟田中角荣是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一个弱小女子可能不敢和他作对。 检察方内部也争论得十分激烈。消极者的论调是，作为嫌疑人的前妻出场来为指控前夫作证，恐怕不太合适，而且这其中变化的因素太多，宜以谨慎为妙。而积极者认为要想彻底击垮夏本翻供，从而最终审判田中，就必须让三惠子出庭作证，这是检察方最后的机会。 反复辩论之后，终于作出三惠子出庭的决定。在第9次会谈中，特搜部的堤守生与三惠子商议了在法庭上可能的提问及回答方法，以及拒绝回答的有关问题。1981年1O月28日，在第146次公审之前，两名检察事务官像保镖一样把三惠子从检察厅带到法庭上。她详细地描述了只有她和夏本两个人时的一段对话。 1976年2月1O日后的几天，我开车送夏本到目百田中的私宅去。在大冢3号街的十字路我们停下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夏本突然对我说；“怎么办才好呢？”我就问他：“真是像新闻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接受献金了吗？”听了这些话，夏本好像在盘算着什么似的，悄悄地看了一下我的脸，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接着说：“怎么办才好呢？” 听到这些，我说：“你肯定是要被逮捕的，他们肯定会追究田中角荣先生的责任。”夏本说：“那就看三木总理怎么想了。”我接着说：“你们是在一条船上了，就不要说什么怎么办？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绝无此事。”说完这些以后，我们就去田中的私宅。 这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夏本，终于仰起了头，好像要寻找一点支撑的东西。他可爱的前妻2O多分钟的发言，作为一份关键证词，把田中方面花费了近4年时间费尽心机洗刷夏本无罪的美梦彻底粉碎。这也意味着，整个洛克希德案的基本事实已完全澄清，田中对检察方这样一种长时间的拉锯战发生了倾斜，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心里对洛克希德案作出判决。于是，从公众视线到大众传媒密切关注的状况逐渐改变，田中角荣和他的洛克希德案仅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舆论称三惠子的出庭为检查方的“杀手锏”是毫不为过的。 三惠子一下子成为新闻的焦点，她对围上来询问她作证时的心情的记者们说：“蜜蜂很清醒，螫完了人自己也要死的。”各种刊物纷纷追根求源，调查披露三惠子的生活经历，甚至进行隐私曝光、进行人身攻击。也有记者借三惠子在洛克希德案发时与夏本分手，很快又再婚来证明“反复无常”、“落井下石”之类的愤愤不平。但很多女性站出来，大力赞扬她“勇敢的行动”，一时间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而此刻的夏本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的打击。在他踌躇满志、官运亨通时与自己夫人离婚，娶了这位如花似玉的三惠子，而一旦自己身陷牢狱便立即同自己分手，而且使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昔日的辉煌、今天的失意、明天的迷茫，使夏本思绪难平，说不清是悔还是恨。终于，三惠子作证后不到两个月，夏本在田中事务所内原长荣律师的办公室里突然倒下，被迅速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尽管没有危及生命，但从此便与病床为伴，形同终生监禁。 夏本突病，为田中方面又增添了一些阴影。也有人说，1981年底夏本的染疾实际上象征着整个田中阵营的发病。 判决与上诉 1982年新年（日本新年为1月1日）刚过，12日，洛克希德案第6个年头第一次开庭。面对公众年底之前判决的呼声，法庭方面加紧了审判速度。相比之下，田中方面只能消极应战，设法拖延时间，另作文章。 冈田光了审判长发问：“被告夏本敏夫情况怎么样？”辩护团律师呈上医院开的诊断书，上面注明“因脑内出血三个月之内不可能出庭”。因此，主任辩护律师原长荣向法庭提出要求：“因为夏本两个多月不能出庭，因此特向法庭提出休庭。” 冈田光了并不答话，而是寻找另一个问题，“关于职务权限的立证怎么样呢？”检事回答说；“用三个月差不多能完成。”冈田就提出：“关于职务权限问题，没有夏本敏夫也可以讨论。”辩护方立即反击：“没有夏本尽管也可以做，但准备还是需要时间的……”冈田顺势提出“夏本不在现场的证明可以了结了。”辩护方愣了一下，然后争辩说：“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东西，如果夏本敏夫不在的话，可能……”这时坐在对面的检事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田中方在新的一年里仍然如此固执、毫不合作感到遗憾。形势很明显了，田中方律师们也都是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兵，很快意识到再争下去也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迫使法庭直接判决。于是便理智地作了退步，“不在现场的辩护可以结束，接下来是关于职务权限沦，希望尽快能够结束此案。”这就意味着由田中方面“反攻之年”转向了今年检察方面的“定罪之年”，形势明朗起来。同时，田中方面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职务权限论。 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所谓“受托受贿罪”成立必须要具备三个要件：其一，被告人确实接受了贿赂。其二，行贿方面确实对被告有过托求。第三，被告人确实有此职务权限可以满足行贿者的要求。即使前两者成立，而被告没有此职务权限，也不能确定为“受托受贿罪”。这样的官僚一般不受法律制裁，但被人们称作“灰色高官”。这也就意味着，田中方面希望把辩论由“根本不在现场”或者“没有接受5亿日元”，转向田中仅仅是接受政治献金而已，这是处于法律制裁范围之外的事。 “政治献金”就是政治家用于政治活动的金钱。由于实行民主制度，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要进行大规模的游说、召开各种政治集会来争取选民的理解与支持。一旦当选，要进行各种调查、研究，通过各种维持与选民的联系等等各种政治活动，而要进行这些活动，就必须有资金，国家虽然从国库中支付给每个当选的政治家一定的政治资金，如工资收入、雇佣秘书费用、调查费等等，但毫无疑问是远远不足的，尤其是在当选之前急需大量资金。因此日本规定了政治家可以以征集“政治资金”的名义向社会各界集资，也允许社会各界向政治家提供“政治献金”。虽然各政党、派阀、政治家本人及其资金后援组织可以向社会集资，但必须按规定进行登记并定期向政府选举管理部门报告，政府选举管理部门将所有统计材料定期向社会公开（即所谓“严肃公开”原则）。允许选民个人、企业法人、工会、同业者协会向派阀、政党、政治家或其后援组织提供献金，但数额不得超过规定的上限（即所谓“量的规定原则”）。值得强调的是，政治献金不得针对公务员的某项职务，同时只限于从事政治活动。日本政治献金数字惊人，而且增长速度令人吃惊。1976年政治资金收入地方部分为4O4亿日元、中央部分为693亿日元，总额合计为1O97亿日元，而到1991年地方部分已涨至1727亿日元、中央部分高达1857亿，合计总额为3584亿日元，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果能证明田中角荣无此职权权限，作为最大派阀的首领和一国首相，5亿日元的数字并不是太大。 所以，田中方对洛克希德案充满信心。元旦新年会上，由干事长任外相的樱内义雄、政调会长田中六助以及数百名前来拜贺的人们和站在桌子上的田中角荣一起振臂高呼“万岁”、“万岁”！在一片赞颂声中，田中方面已做好了延长审判的打算。辩护律师原长荣面对新闻界的追踪报道，坚持“田中绝对无罪，根本不在现场并未完全结案。”当谈到何时才可以审判的时候，他认为“大约会在明年的3月份吧！”而且他还表明：“裁判所并不急于结案，我们也是这么想。田中先生的政治活动日程和辩护活动没有关系。总之，一定要慎重处理。” 警方进展的确不尽人意，但很明显地加快了脚步，而且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与逮捕田中之前如出一辙，首先把矛头对准了田中角荣的“外围”。1982年6月8日，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审理“全日空案”。出场的被告是桥本登美三郎和佐藤孝行，这是洛克希德案发以后的第一次判决，被人们称为“六·八宣判”。 1976年8月被捕的桥本和佐藤站在被告席上。检查方面的控告说，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以及全日空公司若狭得治等人的供述证明，在桥本任运输大臣、佐藤任运输政务次官期间，应允了全日空公司的“拜托”，利用其职权，在行政工作中作了有利于全日空公司的工作。其后的1972年10月，全日空公司决定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总经理若狭求丸红公司专务董事大久保从中斡旋，由洛克希德公司交出1．2亿日元的谢礼。其中3000万日元由丸红的另一位专务董事伊藤宏交给了夏本敏夫、桥本登美三郎、佐藤孝行、二阶堂进和加藤六月等政府官员们。根据检察方面提出的充足、确凿的证据和立证，法院判定桥本和佐藤犯了“受托受贿罪”。最后，审判长新谷一信宣判：判处被告人桥本登美三郎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期三年执行，判处被告人佐藤孝行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 至于红极一时的二阶堂进和加藤六月，在此之前已早有了“说法”。198O年11月2日，众议院洛克希德问题调查委员会，在发布的洛克希德案进展中间报告中确认“原任田中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昭和47年（1972年）10月，为L1O11型（三星式）客机进口提供方便，接受丸红公司伊藤宏以豌豆为收据的五百万元现金。但是，因为无法确立与职权有关，故而收贿罪不能成立。”但二阶堂进仍完全否认接受贿金，声称“天地神明作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为了摘掉“灰色高官”的帽子，他在东京地裁审判全日空的法庭上，要求对作证行贿的伊藤宏提出“损坏名誉赔偿”，提起诉讼总额高达1000万日元。1981年8月，他还向国会提交了申请恢复名誉的材料，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六·八宣判”中的桥本和佐藤都提出自己无罪，要依法向上级法院申诉。有人认为，宣判这两人实际上又是“杀鸡儆猴”，全日空案政界被告人皆被判有罪，法院对检察方的指证全面采纳，实际上等于明白地告诉田中方面：无论律师如何辩护，田中角荣如何抵赖，被判“有罪”将是必然的结果。同时，在伊藤宏送出的300O万日元中，赫然又有秘书夏本的名字，这表明田中不仅吃了洛克希德公司一大笔，而且还涉嫌接受了全日空的贿赂。将来要老账新账一起算。一句话，田中角荣难逃干系。 田中角荣当然不服，面对最后一道防线，他态度坚决而鲜明：“首相与民间航空公司买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正如首相不能去干涉农民买什么农机具一样。”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同二阶堂进、加藤六月一样，最起码也该划为“灰色高官”，从而免于判决起诉。 像全日空这样的民间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与首相是否有关，法律上所有的条文皆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刑法上规定无职务权限不能治罪的规定，前首相芦田均就是凭着这个借口摆脱了“昭电案件”的起诉。这已经成为许多高官保命的护身符。 东京地方检察厅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始终咬定田中有职务权限。理由是田中在职期间为了纠正美日贸易不平衡，决定引进美国飞机，全日空公司要推进运输机械的大型化，也在运输省行政指导的范围之内，而且这些决定都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运输大臣对决定的实施有监督权，而田中对运输大臣有指挥权。因此，田中对全日空公司选定和引进特定的机种有进行行政指导的职务权限。 因为在以前司法界，对“职务权限”的分析、研究，大都属于法学教授、学者们的事。裁判官们大抵出身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名牌大学，他们利用母校与师承关系，影响、打动了一批学者，他们先后出庭为检察方作证或者在舆论界公开支持检察方，形成了权威学者倒向检察方的局面，完全牵制了田中方面的努力。 田中方面一直强调“职务权限是法律解释的问题，法庭上没有立证的余地”。负责职务权限辨护团的律师、前福冈高检检事长本田正义自己也认为“在最后的辩论中，仅仅作陈述是不够的。”到1982年，开始找大量的官僚、飞机公司员工等证人出席作证或发表文章，一些私立大学和二三流大学的学者也加入进来，为田中无权限辩解。如1982年4月，日本政界著名人士、曾任法务大臣的古井喜实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首相无权干涉民间航空公司购买何国、何种飞机的职权。从新闻媒体到法庭辩论双方，形成了洛克希德案正式判决前规模壮观的大辩论。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一时来来回回，争了个不亦乐乎。 检察方面力争率先打开胶着状态。1982年万众期待审判结果的一年尽管未能如愿，但东京地方法院基本结束了事实审理，并为一审判决之前的最后一道程序做好了准备：对田中量刑。日本法律中的量刑，就是检察方面依据法律提出“论罪书”，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判某种刑罚。 1983年1月26日，检察方面在法庭上宣读了对田中的“论罪书”，这是量刑中最主要的内容。“论罪书”长达5OO余页，大约3O万字，详尽而周密地阐述了对田中量刑的理由。在序论中，检察方面阐述了从洛克希德案在美国被揭露时起、直到起诉时为止的搜查过程，强调了桧山广等4名被告的自供录（田中角荣对事件持全面否认态度，故无自供录）的“任意性和信用性是无可置疑的”，“与美国外调来的委托洛克希德公司原副会长科奇安的证明材料大体相同，与原洛克希德公司驻东京办事处代表克拉塔记录的证据也完全相符”，清楚地描绘了“首相犯罪”的全过程。 同时，事件败露之后，（田中方面）进行了隐据灭证的活动。这对桧山等丸红公司方面被告敢于在国会作伪证颇有影响。而且在整个搜查和公审中，田中角荣一直全盘否认，毫无反省之意，支持这种否认的证人证词也“矛盾重重，破绽百出”。尤其是田中方面的王牌，所谓“夏本不在现场”的证词是不可信的，毛利松平、后藤田正晴、山下元利等国会议员均证明他们在所谓接受赃款时间内见到夏本，是“缺乏合法性、很不正常、根据不足的”。 至于田中方面的“首相与民间企业选定机种无关”，接二连三请出高级官僚作证，检察当局在分诉书中采取果断裁定，“总理是内阁的首长和代表。因此，总理本人在定期运输业者（全日空）选定机种问题上，可以行使有效的行政指导”，所以职务权限成立。 检察当局特别强调，居于国家政治顶点者（前首相田中角荣）有如本案之行为，必将深刻影响国家公务员的一般纲纪和全体国民道义维持，使国民对政治行政的信赖程度大为下降。如缺乏严正处置，则有动摇民主政治基干的危险。据以上全部指证，检察方面向法院提出对田中要处以严重的刑罚：判刑5年、罚款5亿日元。桧山广、大久保利春、伊藤宏以行贿、违犯外汇法、作伪证分别被量刑4年、2年半，夏本敏夫则以违犯外汇法被量刑1年。 田中及其秘书官夏本的最后申辩是在5月中旬用3天时间进行的。申辩书共有3册之多，长达180O余页，约100多万字，相当于检察当局的4倍。内容分为“总论”、“接受5亿日元之否定”、“不存在请托”、“首相的职务权限”、“搜查的违法性”以及“结论”共6个部分，与检察当局针锋相对，坚持“首相无罪”。 申辩书以强烈的语气反驳说，“检察当局固执于自己描绘出来的总理犯罪的情节，从虚实混杂的证据中只择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起诉的事实井无真凭实据”，根本“经不起后世的评判”。他们认为，对洛克希德案件“进行搜查本身就是违法的”，也就是说，事件本身是人为捏造的，是陷害田中的政治阴谋，表现在整个案件调查、审讯过程中种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中。而且又专门对夏本不在现场和职务权限论进行了着重强调。 这种申辩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大约申辩结束一个月，丸红公司的三名被告人于6月15日至17日也进行了最终申辩。剩下的就是等侍审判了。 1983年10月1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媒体轮番轰炸的核心。各大报社派出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地面上从田中角荣私宅到法院警车成队、警察全副武装且神情严肃；繁华的闹市区，几十辆宣传车开着高音喇叭在演讲和宣传，形成了一派“立体战争”的景象。 东京地方法院7O1号法庭对洛克希德案审理的最后一次开庭，还是审判长冈田光了主持。上午1O时，按常规向法庭敬礼后，冈田光了对被告说：“叫到名字的被告请站到前面来。”于是，按起诉的次序点名，田中角荣和7年前一样沉默着。而他的律师和助手们正忙着准备材料，无论有罪和无罪，作为最大派阀的领袖，田中肯定都要发表一点什么。法庭里回荡着冈田沉稳的声音“被告人田中角荣，违犯外汇法、受托收贿、触犯刑律。主文如下……”最后，法庭认定了检察方的量刑标准：判处4年徒刑，罚金5亿日元。 宣判后，冈田审判长长舒一口气，这桩史无前例的“首相犯罪”在他手上历经7年终于宣告结束，真的是如释重负。但宣判后的田中交了5亿日元的罚金、办完保释手续，在严密监护下回到目百。对他来说，官司远未结束，恰恰相反，仅仅是漫长申诉的一个开始。回到家中，他的政治秘书早坂茂三立即发表了田中的声明，“为了申张我无罪的事实，今天我当场提出上诉，我确信，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通过上一级审判证明我的清白。今后我仍绝不退缩，决心斗争到底。” 审判结果尽在意料之中，但仍然促使人们爆发出对官场黑暗、腐败的强烈不满，各地群众游行示威，谴责日中行为，要求他辞去议员职务，退出政界。各在野党也利用大好时机，谴责自民党金权政治；呼吁日本政治改革，为日后选举大造声势。自民党内部反田中派的人士也纷纷讲话，抨击田中角荣，要求他“本着自己的良心”，“采取与其政治家身份相称的行动”。 日本的司法制度是“四级三审”，东京法院为一审，当事人一审判不服可上诉至东京高级法院二审，仍不服者，可以一直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进行最终审判。但新闻舆论认为，田中角荣一审有罪，上诉后二审判也肯定败诉，因为多少年来几乎没有一件贪污受贿案一审被判有罪而二审能够翻案胜诉。 洛克希德案给田中角荣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和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从被捕到公判，仅仅7年，田中的身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身强体健、口若悬河的田中，在漫长的官司中两鬓染霜、行动也见迟钝。上诉时的精神和信心也大不如以前了。一审后一年多，1985年2月27日，心力交瘁的田中角荣因脑溢血突发入院，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造成半身瘫痪、失去说话和下床活动能力，经过多方治疗，始终要依靠轮椅、侍者。 1987年7月29日，东京高级法院经过近4年的审理，驳回田中的上诉，维持原判。再次经受沉重打击的田中又上诉至最高法院。这时，日本政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田中之后的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到竹下登，昔日的盟友和对手死的死、隐退的隐退。田中虽然一如既往地得到家乡人们的支持，但他那庞大的“军团”，随着他健康状况的恶化、控制能力的降低以及新的政治形势变化，尤其是竹下登的崛起而逐渐走向衰落、崩溃。久病在床的田中，作为一个无力回天的七旬老人，终于明白了新陈代谢这亘古不变的规律。1989年1O月14日，他委托女儿、国会众议院议员田中真纪子在家乡新泻宣布：田中角荣不再参加下届议会选举，从而正式结束他充满酸甜苦辣、长达43年的政治生涯。1993年12月16日，田中角荣在东京寓所病逝，享年75岁。此时，最高法院还未作出最后判决，可以说田中是死不瞑目的。但如果他知道最终的结果。也许可以少些遗憾。1995年2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法官、洛案的审判长草场八良正式宣布：驳回二审上诉、维持原判，对提出上诉的几名被告，如丸红公司原董事长桧山广、原首相秘书官夏本敏夫等人判决继续有效，这实际上等于确认了原首相田中角荣的上诉同样驳回，确认受托收贿罪和违犯外汇罪名成立，作为终审判决，这就成了不可更改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标志着这场震惊世界、长达19年的重大受贿案正式结案，落下了帷幕。 尾声 洛克希德案已经结束，田中首相的犯罪已成定论。但对于此案的争论、思考仍然没有停止。人们仍试图了解洛克希德案背后和更深层次的意义。 俗话说“子承父业”，对田中角荣来说，能坚持替他辩解的是他的女儿、自民党众议员、原内阁科技厅长官田中真纪子。她表示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持有异议，坚信自己的父亲是清白的。但原首相、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代表的大多数人都坚信，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要严肃对待，希望政界人士吸取教训，“政治家必须行为端正”！可惜，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不可能轻易摆脱金权政治的桎梏，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及时加强制度建设，相反却越滑越远，贪污腐败丑闻不断，到今天已成为不治之症。 回头来看洛克希德案，有许多人认为它背后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这些因素的推动，才使洛克希德案最终真相大白。 田中任首相被迫辞职就是美国有意促成的。当初《文艺春秋》上的批判，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田中出席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会上被提出来而一发不可收拾。洛克希德案发生之前，正是田中角荣踌躇满志，准备夺回首相宝座的时候，据说出于各种原因，美国才故意打击田中角荣。 田中本来就以强硬著称，在与美纺织品谈判中扮演了对美国十分不友好的角色。最大的分歧则在于“资源问题”。日本一向依赖海外资源，在现代化历程中曾不惜侵略他国。战后严重依赖美国保护伞和跨国公司状况，引起了很多的担忧，田中提出了“独立化”的口号，开始广泛寻求伙伴，在访问巴西、印尼以及北欧同时，都得到一定的收获，这当然令美国难以忍受。如果田中上台，可能对既存的美日关系和利益造成威胁。 此外，洛克希德案还有所谓“净化战略”的一方面。美国试图联合广大第三世界、中国对抗苏联，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净化“自由主义”，对各国腐败、暴力的统治，要搞一次彻底的大清除。美国国内通过水门事件，进行自我净化，接着卡特的人权外交，也是净化战略的延续。东方盟国日本战后腐败体制，对“自由世界”整体有严重影响，于是枪打出头鸟，选定了金权政治的代表田中角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一向以金权政治引以自豪的田中倒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至于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派系斗争的推动。田中角荣的上台和下台都伴随着福田、田中、三木等派别激烈的斗争与妥协。尤其是田中之后上台的三本政权，是作为较小派系领袖暂时过渡的角色而得以成功的。由于势单力薄、政绩平平、经济上也毫无建树，而且外交上亲信平泽发表“冻结北方领土问题”的讲话，致使三木被舆论骂为“亲苏派”。田中看准时机，拉拢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两大派系联合倒阁，连过去支持三木武夫的福田纠夫也脚踩两只船，静观以待事变。1976年初，田中公开发表演讲，严厉抨击三木政权的无能，流露出迫不及待的意思。“三木下台，田中复出”几乎成了大街小巷的歌谣，用风雨飘摇来形容此时的三木内阁或许并无不当。 正在这时，洛克希德案发，给三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旦把握好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既可以打垮田中角荣，又可以攻破倒阁势力的联合，而且这本身也是反腐倡廉的壮举，可以为自己平平政绩写上一笔，渡过目前的难关。可谓一箭三雕、用心良苦。他不仅促使议院通过决议、多次派人赴美调查材料，而且访美时专门就洛克希德案与福特总统会谈。但当事后，福田纠夫询问三木是否知道要逮捕田中角荣时，他却装作一无所知。自民党内的元老很清楚，直截了当地指出“三木对田中的怨恨是很深的”。 当田中被捕以后，逐渐意识到，按日本法律，首相可以通过法务大臣对最高检察厅行使指挥权，而逮捕前首相、前执政党总裁。国会议员这样的人物，没有首相、法务大臣的许可，最高检察机关是不敢贸然行动的，真正的决策人应该是三木，“我进入了别人设计的圈套一是政敌三木把我送上法庭的。”在审理案件期间，田中联合几派议员，终于掀倒了三木。但是田中将洛克希德案归之于三木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三木武夫当年的预言是正确的：“无论田中是有罪还是无罪，洛克希德案都将耗尽他的生涯。” 无论这些国外与国内的因素有多大影响。它们在客观上都推动了整个案件的发展、深入以及最终的审判。但“旁观者清”还有一些人把目光放在了“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上。《田中角荣研究》一书作者、著名作家立花隆认为“日本政治之所以腐败，原因之一就是司法裁判的旷日费时。”相比之下，美国的水门事件，影响更加广泛深远，对于现职元首作为主角，也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而日本一个前首相竟用了近2O年。 但翻开一般刑事案件审理时间不难发现，以1989年为例，第一审审理时间超过1年以上的仅占2．4％，第二审审理时间超过3年以上的占5，3％，第三审审理时间超过5年以上的占1O．8％。据法学家的分析认为，法院审理时间过长，与法官人数较少，每一个法官处理案件过多，同时诉讼指挥也有一定问题，此外也与律师同时接许多案件委托，很难及时、充分地参加法庭辩论有一定关系。由此来看洛克希德案，显然有其特殊性。 就在量刑前半个月的1983年元旦，田中角荣一如既往地笑容满面迎接宾朋朝贺，一时间政府官员、财界好友、国会议员、社会名流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田中依然神态轻松，看不出是一个即将被送上被告席等待量刑的刑事犯人。从这里可以看到田中在政界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他一直凭借讲义气、重信义、通情理、轻金钱获得大家交口称赞，派别不断壮大，甚至被人称为自民党的“幕后将军”。 田中麾下人才济济，他信奉“人数政治”，只有大量的支持者，才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才有可能在议会中拥有发言权，才有可能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站稳脚跟。田中派内有经济学家、财政金融专家、外交家、军事家、法学家，凭着这种深厚的根基，田中在被捕受审以后，不但没有“树倒猢狲散”，而且仍旧逐步扩大，1972年底田中陷入低谷时有74名支持议员，到1979年上升到82人，198O年增加到9O人，随后继续有人涌入，1982年年底已拥有110人的庞大队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洛克希德案一审判决之前，田中派又增加到118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有人认为，正是这种雄厚的政治势力影响了对洛克希德案的审判。从田中被捕时的三木首相开始计算，到1983年一审结案，日本政府已4易首相，经过7次内阁，法务大臣也7易其人。稻叶修之后的福田一、古井喜实、仓石忠雄等7人中，至少有5人是亲田中派的议员，田中对此有一定的发言权。从实际审判状况来看，从1976年起，洛克希德案审审停停，时断时续，许多人认为这就是有意安排的．对田中有利时就审，对田中不利时就停，还举出了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 198O年夏季大平正芳在任时突然去世。自民党再次获胜，主张“和为贵”的铃木善幸就任首相，中间派议员奥野诚亮任法务大臣，此时田中津师团就多次要求从速审理，尽快结案，尤其是抓住“夏本不在现场”的王牌，全面出击，审判速度不断加快。 法庭之外的田中，仍然出席各种政治和公益活动。案发前与案发后、审判前和审判后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甚至深以自己派系控制政局为荣，“希望能以我之不利引出大家的有利之势”，这被评论家们称为“政治家缺乏政治伦理道德”的表现。 其实不仅仅是洛克希德案，不仅仅是田中角荣，作为“五五年体制”形成的自民党，长期一霸天下，形成了一种“政官财复合体”的畸形结构，这才是贪污受贿案的真正温床。 首先，号称“资本家总司令部”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代表的日本财界，对长期执政、换汤不换药的自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资金，并经常与内阁首相、各大臣以及自民党各派系的领导人私下密切接触，因而对自民党的政策保持有很大影响力。 其次，日本的财界与官僚关系也很密切。官僚主要是指非“特别职”的高级公务员或政府机关的高级官员。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社会经济事务中“政府计划成分”很大，所以政治高官可以通过许可证以及指导、政策优惠等方式对经济界发挥作用。甚至财界人士直接出席政府机关审议会，对政府政策形成和决定起着关键的影响作用。 最后，自民党与官僚关系也非同一般。一方面高级官僚是自民党人才的重要来源，自民党中，官僚出身占到四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自民党也是官僚要求和政策的代言人，它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高级官僚退职后进入企业界进行斡旋。 在这种“政官财复合体”的政治结构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政客与官僚的关系结合愈来愈紧密，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也就司空见惯了。从田中角荣和他的洛克希德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的表现和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已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与制度内部的深层次的东西不是短期内依靠简单修修补补就可以根除其瘤疾。 《自民党战国史》的作者，著名政治家伊藤昌哉在他这部名著中，深刻揭示了党派斗争、钱权当道的内幕，他将坚持唯利是图政治家们比作平安朝时代的京都公卿，而在这“无穷无尽的反复斗争中，关东武士以其强有力的生存方式彻底清除京都公卿并最终登上政界舞台的历史局面一定会重现于日本。”这里所说的“关东武土”指的是什么？是不可违的民心民意，是更加高效的法律制度？还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历史会作出正确的回答。 ------------------ 书 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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