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
到延安去
    1959年，毛主席接见美国历史学家杜博伊斯夫妇和女作家斯特朗时，曾指着我的伯
父朱伯深说：“这个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修十三陵水库时，刘少奇打趣地对
我姑妈朱仲丽说：“要刨你家的祖坟了，你反不反对？”我们朱家是在明朝覆灭、遭满
门抄斩的危急时刻，更名改姓逃到湖南宁乡县周氏家族中避难的。辛亥革命以后，由祖
父那一代才改回本姓，也是由祖父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开始，我们家三代人陆续参加革命，
多达数十人。
    1931年底，我侨生于印度尼西亚，生活十分优裕。但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
大姐回国了。1939年，母亲被父亲遗弃，她肩负着祖孙三代的生活，以乞讨为生。大伯
和姑父王稼祥商量把我们姐弟送到延安去。那时，大弟6岁，我8岁，大姐9岁。临走时，
祖母给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吊上一个小红口袋，口袋里面放了一尊小佛像。最令祖母不
放心的是她的长孙朱忠洪，她特别嘱咐大家要多多关照忠洪。祖母重男轻女，从小就把
我们姐妹四个称为“四床脚”，而把两兄弟说成“两枕头”。我们随一位姓贾的叔叔一
块上路，还请了一个挑夫，一头挑着我们的衣物，另一头挑着走不动路的洪弟。第一站
是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那是中国共产党人去边区前的集合地，我们到那里还开了一
个百余人的茶话会。我们这群孩子成立了“小鬼队”，队长是彭士禄，他是彭湃烈士的
长子。我们开始过集体生活，天天唱革命歌曲：“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家乡、
杀敌人……”
    很快，我们又从桂林出发了。不过，这次不再步行，而是坐汽车了。过嘉陵江时，
我们一群男女孩子们挤在船舱里，翻起身来，还得喊：“一、二”大家同时动作。有时
年纪小的尿了床，我们衣服湿了，还不知道是谁尿的呢！
    我们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之后，住在一个山坡上，竹篱笆把住地四周围起来，竹
筒做成的水管引来清泉水。山下是一个国民党的学校，校园中的柚子树清晰可见。大人
不让我们随便外出。如果见到穿黄铜扣黑大衣、戴墨镜的不速之客，就要赶快散开。我
们小鬼队的生活挺不错，每天快快活活地做游戏。嘴里念着：“一大林、二大林……四
大林（斯大林）”这时都各自争着指自己的鼻子；而一念到“蒋介一、蒋介二……蒋介
十（蒋介石）”便争着指对方。我们还演节目，唱革命歌曲，渐渐成熟起来了。一天，
我们睡在地板上，国民党的狗腿子来查房，把大一点的孩子叫醒问：“到延安去做什么？”
“找爸爸，找妈妈！”我们的父母哪里在延安，我们要找的父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和
革命前辈呵！
    到了最后一个关卡，我们被国民党包围在一个草坪上，四周的机关枪都对着我们这
些无辜的孩子。我们中间许多孩子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护送
我们的同志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要开枪，就把我们打死，千万不要把孩子们打死呀！”
就是这一次，为我们押车的副官李涛同志被扣留了，据说后来是经周恩来副主席交涉，
他才被释放回延安的。我们随身带的枪支都给换成了旧的、坏的；从家乡带的土特产、
被褥衣物则被洗劫一空。然而，我们还是突破了这一关。汽车再次起程，经过数月的跋
涉，当驶过一座破旧不堪的木桥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山。我们欢腾起来，唱
着：“呵！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享受着真
正的自由，呼吸都变得清爽畅快了，那种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描绘。
    这时，已经是1940年的冬天。我们头一次走过结了冰的延河，河中央比两边稍凸，
这也令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大开眼界。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所在地，我们第一次见到了
姑姑朱仲丽和姑夫王稼祥。我在家里时就常听到祖母夸姑母：“我的八妹子赛过儿子，
比儿子还能干！”那时，我们流着鼻涕，拖着单布鞋，两手空空，又可怜、又狼狈。姑
姑拉过弟弟来说：“洪洪，喊我一声‘妈’！”弟弟出生的喜讯，还是姑妈第一个告诉
祖母的，今天喊她一声“妈”也是天生的缘分。从此，洪洪有了养母、养父。才比他大
两岁的我又是高兴，又是羡慕。我只好跑到“小桃林”里去寻找父母，见到一对对男女
游人，就跑着绕到他们前面，回头看看他们的面孔，结果总是失望。我的父母还在国统
区呢！

延安中学的日日夜夜
    我是1944年秋进入延安中学的。我们与一些烈士子弟、高干子女一起被编入九班、
十班。这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方志敏烈士的长子方英敢在
井沿上走，边走边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屎屎！”他因那股调皮劲，常常
被罚面对墙坐。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刘力贞，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演起了太平天国的洪萱
娇：“待我登高一望……”一边道白一边上了桌子。有一次，我们组织学习彭湃烈士的
儿子彭士禄的模范事迹，顽皮的孩子们仅仅老实了两个星期。
    延安中学实行的是供给制生活。冬天有棉衣、棉裤、棉鞋或毡鞋；夏天发2尺半长的
灰军装，一双单布鞋。有的女同学为了美，把军衣改得很合体。我在那时学会了用毛线
织袜子，还曾给姑妈纳了一双鞋底，然后她自己用线勾成了一双凉鞋。我们的军装是用
“黑格兰”草根把本色布染成了褐色的。夏天，延河就是天然的洗澡池，女同学在上游
洗，拐一个弯男同学在下游洗。衣服只有一套，下河前脱下来找块麻石板在上面搓，用
灰菜当肥皂，洗净后晒在河边的草丛上，然后潜到水里去玩捉迷藏，等衣服干了再上岸
穿上回学校。那时，我们学习用的是马兰草做的纸；牙粉是稻壳灰配点咸盐；
    还自制了丰足牌火柴。在陕北，冬天的西北风一吹，脸和手都会破裂，我们就用羊
油擦脸。
    我们住的窑洞是大同学们挖的，窑内有专放油灯的墙洞，有取暖用的炕炉，还有一
条沟沟儿，上面盖上瓦，那就是烟筒。开始，我和罗瑞卿同志的长女罗玉华睡在一个土
炕上。每到星期天，我们就结伴回王家坪。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学校，路过飞机场时，
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吓得我放开脚步只顾奔跑，越跑越快，好像身后总有人跟着
似的，一回到学校就上炕蒙头大睡。
    当年我们是在露天食堂吃饭，用小罐子装饭菜，有的用土钵子，少数人用搪瓷碗。
一般都是吃小米饭，小米饭像沙子一样，我们南方人实在不习惯，只好拌着辣椒面吃。
有时可以吃到“金银饭”，是用大、小米合蒸的。喝的是“青龙过海汤”——菜汤上面
漂着油珠和葱丝；“海底捞鱼”——菜汤底下有点土豆片；此外还有“列宁饼干”——
小米锅巴。我们的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白天紧张地上课学习，晚上我们还集中在窑洞里读报。读报的人凑在小油灯下，其
他人都坐在黑暗中，大家非常关心政治和时事，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
得当时报纸上有连载的《洋铁桶的故事》、《孔二小姐去美国结婚》、《乌鸦告状》等
故事。

第二次行军
    1946年夏天，经过在延安中学的长时间的锻炼和学习，我已经15岁了。我们姐弟三
人开始了第二次行军。那时，姑妈随姑夫去了苏联。我们由中央组织部的李鉴同志负责。
在出发前，李鉴夫妇还为我们准备了肉松，组织上分配给我们一条毛驴。大家都背着行
李步行，我们虽然年纪小，又怎么好意思骑牲口呀？10岁的洪弟，也跟大家一道翻山越
岭。队里走在前边的同志，常在路旁的土坡上写些鼓励的话，如：
    “加油！洪洪，前面就到站了！”等等。刚走到了第一站四十里铺，我们的脚上都
磨起了水泡，因为没有经验，穿的是新发的草鞋。以后每天走90里路，每天都到一些新
地方，也都遇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事。要过黄河了，黄河的水黄得像泥汤一样，驮行李的
牲口一动不动地站在渡河的木船上。调皮的洪弟将一个旧铝水壶抛向黄河的急流中，口
里还喊着：“留作纪念吧！”有一天，我们过十里河，干涸的河床上全都是石头子，连
小毛驴都无法插蹄，何况人走呢？我们的脚板硌得很疼，我们多么希望走平坦的黄土路
啊！但是，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到了张家口，算是一大站。队伍开始休整。行军途中，每天清晨天不亮或到晚上天
黑时，领队的人用小油灯照路，后面的人摸着，叫着，跟着走。张家口有了电灯了。延
安的小土包子洪弟，见到了电灯很奇怪，他把螺丝口灯泡拧来拧去，嘴里喃喃地说：
“命令你关，命令你开……”突然，他被电击了，一时面色苍白，倒在那里。幸而他反
应快，使足力气狠命一甩，灯泡甩在地上，人得救了。罗玉华说：“我姑姑就是在洗澡
后，用湿手去开灯，触电身亡的。”这些常识对于从山沟里出来的人，都是陌生的。
    我们姐弟三人被编入“东北干部队第五大队”，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坐在一辆
大车上继续向东北进军。
    途经××省的黎明寨，我们住进蒙古包，蒙古包外边的墙上贴着一块块牛粪，是晒
干了当柴烧的。蒙古包内沿着墙脚是一个接一个的地铺，中央有一个铁制的三角架，架
上有口铁锅，锅里煮着鲜牛奶。我们吃一口炒小米，喝一口鲜奶，这就是一顿丰盛的晚
餐了。
    经过热河省时，已是九、十月了，天气渐渐冷起来。可是一路上仍然可以看见赤身
裸体的小孩们。大道两旁的深沟里还有冻死的女婴。铁轮牛车在沙漠里行走，还不如人
徒步走得快呢！一天只能走30里地，只要见到有水的地方就要停车，大家下来烧些开水
喝，吃点东西，然后再上路。土豆是我们的主要口粮，我因胃酸过多，只好饿吐子或吃
几口干炒面充饥。
    换了胶轮马车，就快到多伦了，正逢八月十五中秋节。突然从队伍前方传来八路军
连长“停车”的命令，四十多辆马车，马上停了下来。我们的前面是一片稀稀落落的谷
子地，地里还种了不少大烟。根据连长的经验判断，这里是国民党的土匪窝。他们在居
高临下的树林里有一个岗哨，发现了我们，随即向天空鸣枪。紧接着我们八路军的一个
战士便冲了上去，敌人不投降，且将手中的步枪在石头上摔成两截，最后被我们俘虏了。
山下屯里的土匪一时乱做一团。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没有牲口就难逃命了。他们
的马拴在住房窗下，有的来不及逃就被抓住了；有的马被打死，两人骑了一匹马逃生。
屯里还圈着许多从老乡那里抢来的牛、羊、猪等。连长果断地决定：“今晚的宿营地，
就是土匪窝了。”大家只好服从命令，但心中忐忑不安，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醒来后
听说我们的左边、右边、后边都有国民党的“人海部队”。事实证明连长的决定是对的，
如果敌人发现我们车上都是些女人和孩子，机关枪和大炮也是伪装的，那不糟啦！十月
天了，我们在山头上宿营，天老爷下起雪来，脚下流着融化了的雪水，大家相互依坐着
过夜。
    过河后我们进入了一条深沟，在两旁山坡上的丛林里埋伏着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
他们低声喊着：“快！快走！”队伍鸦雀无声地在快速前进。如果敌人在山腰发现了我
们，我们将无处躲藏，会全部被消灭在深沟里。
    天已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压阵的尾车从另一条道绕到最前面，突然轰隆
一声，真是天翻地覆，人喊马叫，车、马、人、物全翻在数丈深的山谷里。我受伤最重，
已不省人事。我被抬到大路上，躺在路边，一阵冷风吹过，我苏醒过来，顿时感到有些
疼，我哭起来了。“咔咔！”远外传来土匪的枪声，带队的同志厉声命令道：“不许哭！
有情况……”我满口鲜血，左门牙也掉了一块；左下肢有处蚕豆大的伤口，鲜血直往外
涌；踝关节上还被木车筐扎伤了。我听到命令，强忍疼痛，咬牙止住哭声。战友们用衣
服帮我包扎住伤口。翻车时，马从洪弟的身上越过去，他一滚坐在沟里了，两只脚埋在
泥土里；还算幸运，没有要了他的小命。随后，又把我们重伤员抬到别的车上。
    到了金棚湾，将剩下的一半马匹交给了当地政府（在途中有一半马匹被土匪用它们
熟悉的口哨叫回去了），车夫们都不敢要这些马，因为每匹马的臀部都有土匪打的钢印，
怕土匪找麻烦。
    我和大姐只差一岁，平日常吵嘴。我的腿受了伤，走不了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
别人跑了，我只好独自一人留在车上听天由命。姐姐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躲在车旁陪伴
我。土匪不仅要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共产党人。听说一位女同志因为解手掉队后，下落
不明，很可能是被土匪抓走了。
    这次行军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市。我们先
后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设的外国语学校读书。1947年我还参加了东北一个地区的
土改，在土改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在战火纷飞中度
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起来，今天成了一名中医师，这都
要归功于党的培养，老师们的教导。我忘不了延安，更忘不了延安中学。
    　　　　　　　　　　　　　　　　　（金茂年整理）    

　　朱宏
    女，曾用名朱忠芳。延中九班学生，中国中医研究院主治医师，擅长用中药治疗白
血病等疑难杂症，被列入《中国科技工作者名录》《疑难杂症名医辞典》以及《开拓者》
（袁宝华题第14集，第378页）。著有《家庭中医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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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