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贞
    我生于黄土高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土窑洞中度过的。对于土窑洞，我至今还有着
特殊的眷恋。然而几十年来，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中学那孔小土窑洞和在那里生活
的伙伴们。冬天，尽管西北风呼呼地吹，飞沙走石，黄尘漫天，可在小窑里却什么也听
不见；夏天，尽管烈日炎炎，甚至连头皮都会烤出油来，可是我们的小土窑里，凉丝丝
的，一点儿暑气也没有。小窑洞，黑乎乎，窄长窄长的，从外面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
见，眼前漆黑一片。慢慢地眼睛适应了，窑内的一切便显露出来。窑掌是一条通铺，我
们5个小伙伴就睡在这条通铺上，一人占据1尺多宽的地方。好在我们身量都未长足，人
也不胖，睡起来并不算挤，冬天还很暖和。铺旁是一个大土台子，上面放着我们的餐具，
每人两个黑釉粗瓷小盆、一双筷子，一把小勺，还有缸子、牙刷和牙粉袋。台子下面，
七零八落地撂着我们自制的凉鞋，这种凉鞋的底子是从穿破的旧鞋上取下来的，上面钉
上几条布条子，便成了一双颇为时髦的凉鞋啦。我们谁也没有箱子，衣服就塞在枕头内
作为枕瓤用。书包挂在墙上，墙上还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小洞，里面放盏煤油灯，下面墙
根上放着几个大伙听课用的小板凳。没有桌子，膝盖就是我们的桌子。在这个小窑洞中，
我们度过了3年充满友情、快乐、温馨的生活。
    1944年一个初春的上午，我到校部报到后，被人领到这孔小窑洞前。我在门口刚喊
了一声：“有人吗？”立刻从里面跑出一个比我略高点的、乐呵呵的圆脸姑娘。她笑着
招呼我：
    “刘力贞，你才来？”接着忙不迭地帮我从肩上卸行李。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她说：“我早就知道你啦，还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不用人介
绍我就认出你啦！”她拉着我走进窑洞里。
    开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她说：“别踩着我的被子！”过了一会儿，我低头仔细
一看，地上铺着一床粗布被子，原来她正在缝被子呢。我于是也蹲下来帮她缝被子。我
们一边缝着，一边聊着，她对我说：“我叫王涛英，原来在鲁艺当公务员，后来人家看
我小，爱学习，就送我上了延中。我不像你从小念书，将来咱们在一个班上，还要你多
帮助。”接着又说：
    “我知道，你是烈士的女儿，跟你在一个班我太高兴啦。”我说：“看你不像是本
地人。”她说：“我是河南人，母亲早死啦，父亲和大伯一家逃难到陕北。”我脱口而
出：“原来是河南担。”
    她笑着说：“对啦，就是河南担。父亲一条扁担，一头挑行李，一头挑着我，把我
挑到陕北来的。”
    哨子响了，原来吃饭时间到了。涛英带着我下山吃饭。我们的灶房就在校部下面的
石崖下。没有食堂，大家就在灶房外面的空地上用餐。开饭时，从灶房抬出一大桶小米
干饭，一小桶菜。大家排队舀饭、分菜。吃饭时，涛英告诉我：“你的小缸吃饭不方便，
像我们用小盆好使，一次就能盛够饭菜，不必费事舀第二次。男同学用罐子吃饭，他们
肚子大，吃得多。”
    这时我才发现饭场上的男同学每人脖子上都吊着个黑瓷罐，左手托着罐底，右手拿
着勺子从罐子里一口一口舀着吃。吃完饭，涛英说：“你爱吃锅巴吗？咱们也去厨房要
点。”说着，她一把拉着我进了厨房。只见锅台周围挤满了同学。炊事员一边从锅底铲
锅巴，一边给大家分。你一块、我一块，香喷喷的锅巴味儿直往我鼻子里钻。涛英喊着：
“别自顾自，还有我们呢！”一个男同学掰了一块给她，她又分了一些给我。涛英一边
吃看锅巴，一边指看做米饭的大锅说：“你看这锅多大，一顿要做上百斤的米。你再看
那铲子实际就是一把铁锨。告诉你吧，星期天炊事员要休息，咱们还要帮厨做饭呢，”
我说：
    “我不会做怎么办？”她爽快地说：“别操心，到时你只拣你能做的事，反正人多
着呢，大家互帮互让点。”
    天黑了，我同涛英都睡不着。初春的天气，还有些寒意，加之窑里的通铺上就我们
俩，冷清清的。涛英说：“咱们靠近点暖和，要不咱们合被窝，更暖和。”我因跟她还
有些生，不好意思，但她不由分说已钻到我的被窝里了。她说：“你是独独一个，我也
是一个，咱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同学、同学，同床同学，不就是姐妹？”我说：“是同
窗好友，不是同床。”她说：“就是同床。咱们窑里要住五个女同学，咱们都是同床同
学。”月光从窗底的破洞里照进窑里，一屡青光洒满窑洞。我久久不能入睡。
    “力贞，力贞！”是涛英叫我。我急忙跑出小窑，只见她站在一个大木桶前，手里
拿着一条扁担，说：“今天咱俩抬洗脸水。”“哟，这么大的桶，咱们怎么抬得动？”
她说：“放心，只放少半桶水就够了。”于是，我们抬起大木桶，还没走两步，我们就
争执起来。原来，涛英总是把桶放在她那边，让我抬个空扁担头。我说让我抬个空头头，
这样我不干，太难看了。
    她说：“你个子小，又没干过这种重活，不要勉强。”我执意不肯，于是我们在山
坡上就这样争来让去，一直走到山下。我们从厨房取了半桶热水往山上抬。山路很陡，
一摇一晃，尽管涛英让着我，竭力把桶靠近她那边，但我的腿还是不由地打哆嗦。
    教室坐落在我们小土窑的对面，是一孔大土窑，冬天冷，夏天热，一般是下雪下雨
天，我们才到窑里上课。没有课桌，课本就放在膝盖上，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我们
的课本都是学校教员自编的，并且刻成讲义发给大家。我们的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还
讲一些基本革命理论，结合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经常是在院子里上课，有时，
一阵风来，常常把讲义刮得满院飞舞。我们复习功课，全靠自己的笔记与作业。那时，
同学们对作业抓得很紧。下午一下课，赶紧把作业做完。一则做完功课可以放心去玩，
再则晚自习没有桌子，一个窑洞只一个小燃油灯，大家一块做功课也不方便。涛英没有
上过小学，学习难免吃力。但她非常用功、好学、谦虚。她经常借我们的笔记、作业，
学习怎么解题，甚至连怎么写字她也要学。其实我们的字写得都不好，因为边区学校不
注重练字，我们的字都是“自由体”，没有规矩。
    在学校我们也参加生产自救：捻毛线，给前线战士织毛袜，种谷，种菜，荒年时挖
野菜。我们班还在对面山坡上开了一小块荒地。一天下午，涛英叫我们去劳动。路上我
们跳着，蹦着，唱着歌。突然有一只大癞蛤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别的女同学吓得乱跑，唯有我不怕。我捉住了癞蛤蟆，把它翻转过来肚皮朝上，用
小木棍敲打，敲着敲着它的肚子胀起来了。我玩得好开心，却忘了劳动，迟到了。过了
几天，班里开生活会，涛英给我提意见，说我劳动不认真，玩蛤蟆。我很生涛英的气，
为什么在下面不说，偏偏跑到会上出我的洋相？我不理她，她却笑呵呵地说：“你自己
错了，还不让别人批评，你要求进步，就这样怕批评？”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叫叫
我，制止我？”她说：“你还犟嘴。那时你劲头那么高，我能说动你？”我说：“你没
说，怎么知道说不动？你进步，也别拿别人垫背。”我一扭头，不理她了。为这事我很
不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顶不住她的热情相待。她说：“你脾气好大呀！
    得啦，我今后在帮助人时注意方式就是了。”我也有些回心转意，就说：“以后我
不会因贪玩再误事了。”
    我父亲为革命牺牲，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党在什么地方，
谁是党员，我却不知道。那时党是不公开的，我怎么找到党呢？想来想去，我有了一个
主意。我们的班主任王教员各方面都好，她一定是个党员。于是我写了一篇作文《我想
加入共产党》交给了王教员。王教员看了我的作文后，找我谈话。她说，你的志向很好，
应该找支部谈谈。你可以先找你们班上的鲍志亮，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一天，王涛英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力贞，你要求入党太好了。我是预备党员，咱们支部书记是鲍志
亮，过几天他要找你谈话，向你提一些问题，如：你为什么要入党？如果党接收了你，
你怎么办？如果党不接收你，你又怎么办？”
    我没有思想准备，让她问懵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到底她是我的好朋友，她教了
我怎么回答。后来她又说：“班上党员对你印象很好，你学习好，又团结同学。不过今
后干什么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应任性。”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涛英就同我谈一次话。
她对我反倒比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抓得紧。我入党宣誓那天，她分外激动，几次紧紧地握
住我的手，拥抱我。
    我们小窑洞还有几个同学，像朱忠勤、朱忠芳。她们是姐妹俩，湖南人。她们姐弟
三人是随姑姑到边区来的。她们的姑姑是老革命，姑夫是王稼祥。朱忠勋和我同龄，一
双大眼睛，白白胖胖。她学习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朱忠芳比我小，高挑个儿，尖下
巴，也生着一双大毛毛眼。她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同学们玩的时候，她手里总
是拿着针线活。她做的布鞋前面还有一块带花的绒头，可漂亮啦！另一个同学是杜芳枝。
我与她第一次见面是在开学前的考场上。
    提起杜芳枝，在我们延中可算得上是个美人。中等个子，满月脸，长长的睫毛，丹
凤眼，同学们把她比作牡丹花。有一次学校选女电影演员，女同学们叽叽喳喳，都想吸
引导演的视线。可导演们似乎毫不动心。这时，杜芳枝气喘吁吁地来晚了，导演们的视
线一下集中到她身上，异口同声地说：“多漂亮的小姑娘！”于是敲定，选她去拍电影。
后来，知道是江青要拍《吴满有》，要一个女孩扮演吴的女儿。再后来又听说江青患了
肺结核，一年四季在柳树店泡病号，电影也告吹了。
    芳枝比我小，很文静，一双眼睛总在笑。她与我一见如故，形影不离。我说什么她
都信。有一次我哄她玩，她也当真。面对她的天真，我心软了，再不拿她开心，逗着玩
了。杜芳枝外柔内刚，有一股嫉恶如仇的倔犟劲头。她要是知道谁干了不地道的事，就
再也不搭理他，哪怕是自己的亲友。
    1944年延安发生了旱灾，学校发动学生上山打草，挖野菜。野草喂猪，野菜送到灶
房做菜吃。炊事员给我们做成苦菜面丸子，青龙过海汤，味道挺好，吃罢饭还觉得余香
未绝。
    那时我们食欲旺盛，整天想吃，可除一日三餐小米饭外，什么吃的也没有。于是，
我们便到野地找野果子吃。什么羊奶奶、蒿挂挂、酸枣、甘草根都是我们的美味食品。
有时，我们也能凑儿毛钱上街买烧饼、饸饹吃。大伙儿特馋，但谁也不吃独食，一旦搞
到一点吃的东西，总是大家分着吃，这样才有味道。有一次，我和妈妈到王家坪去看毛
主席，毛主席把周副主席从重庆带给他的香蕉、苹果、桔子给我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些
东西，好香呀，我把它们放在口袋里，一会儿拿出来闻闻，但总舍不得吃，最后还是拿
回学校与同学们分享了。还有一次遇到父亲的警卫员，他一见我，就想起父亲，眼泪汪
汪地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后来，他给了我一个他爱人制作的万花筒玩，还给我买了
两个夹肉馍。我都带回学校与同学们共享。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全校都沸腾起来。学校组织了秧歌队，我到姑姑家借服
装，她把做新媳妇时穿的衣服都借给我们了。杜芳枝穿了身粉红色衣服，配着她桃花瓣
似的圆脸，美极了。她的秧歌扭得比谁都好看，碎小的小步，两手一前一后地轻轻摆动，
端庄轻盈。我对涛英说：“你怎么没有芳枝扭得好看？”涛英说：“我怎么比得上她，
人家是文工团员！”我问芳枝怎么没说过？芳枝回答：“那有哈好说的，我12岁进文工
团，把念书都误了。”
    1946年4月一个大风天，是星期六，我没回家。同班一个女同学邀我和涛英到曼秋教
员住处去吃葱油饼。我们来到曼教员窑里，曼教员很沉重地告诉我们，还吃什么葱油饼，
出大事了。原来叶挺将军乘坐的飞机失事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遇了难。这对我们真像
五雷轰顶。党为了营救叶挺将军，花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与国民党谈判，刚刚救出，又遇
难了，怎么不叫人难过！不久，在延安东关广场为“四八”遇难烈士开了追悼会，我们
延中的学生也去了。当遗体下葬时，叶挺将军的三儿子叶华明哭着要爸爸、要妈妈。见
此情形，周围的人无不落泪。我们几个都哭成了泪人。涛英干脆嚎啕起来。
    芳枝默默饮泣，那泪就像串珠般直往下流。我毕生只有两次这么伤心，一次是埋葬
我父亲，一次就是这次安葬叶挺将军、王若飞、秦邦宪等死难烈士。
    1947年，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延安。边区政府决定把延中的一部分改编为野战医院。
3月27日，我们延安中学的师生由桥儿沟撤出。天没亮，行军哨子响了。我们迅速穿好衣
服，打起背包下了山，急匆匆吃了饭就出发了。我这个人自小有个毛病，吃饭不能急，
不能凉，一急一凉，一准肚子疼。
    我一边走，一边忍着肚子的绞痛，头上直冒汗。涛英看见了，立刻抢着帮我背背包。
我说不要紧，走热了就过来了。她关心地说，要不歇会儿。我说：“没用，挺挺就过去
了。”我屏住气，慢慢地走着。太阳愈来愈高了，天渐渐暖和了。我的肚子疼也渐渐轻
了，消失了。到了吊儿沟，我和涛英、芳枝仍住在一个窑洞里，我们这时已不只是同学，
而是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是同事了。杜芳枝和王涛英一个分到所里当文书，一
个分到护理部当护士，我分到院部当文书。当时，护士有夜餐饭，是面条。一天早上，
涛英兴冲冲地端了一缸子面条给我，说是给我留的，让我赶快吃，别让人家看见有意见。
我再三推辞，说我胃不好，怕凉不能吃凉面条。面我硬是没吃，但涛英的情，我是深深
地领了。她处处像姐姐似的为我着想，惦念着我。当她分到所里，我们不在一起住时，
她总是托人捎话给我，要我注意身体。有空还跑来看我，帮我洗衣服。杜芳枝也分到所
里，她看我把缸子丢了，就纺线卖钱，给我买了个缸子。我没有帽子，她把自己的外裤
拆了，做顶帽子给我。共同的生活、学习，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光阴荏苒，如今的我已是60开外的人了，回首往事，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朱忠勤
在南方工作；朱仲芳在北京，成为治疗血液病的专家。而涛英、芳枝却已成为故人。涛
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那是1951年，涛英不顾已怀身孕，随志愿军去了朝鲜。她把自己
的鲜血与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她的遗体也安葬在异国的土地上。1986年，我带着思念
之情又来到桥儿沟，看到我们曾经住过的那孔可爱的小窑洞时，我无限感慨。涛英、芳
枝的身影、面庞又出现在我眼前。呵，物在人去！人虽然不能像物一样长久存在，但我
们的友情，我对她们的怀念，却是永恒不变的。    

　　刘力贞
    女，1929年11月生，陕西省志丹县人。从1937年起在延安上小学、中学、延安大学
新闻班。1954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先后在西安医学院、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任教，
做生理研究工作。1975年任西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后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79年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治疗研究，是
副主任医师。著有《关于罗布麻的医用研究》、《针麻预测》等论文，与人合作翻译了
英文《免疫学常识问答》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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