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延安的桥儿沟，是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地方。1937年，这里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
以后边区医院、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延安中学都先后在这里驻过。
    桥儿沟有一条比较像样的街道，街上有几家饭店、杂货店、日用小商品店。特别是
清晨，老乡们挑着卖菜的小担子沿街摆摊，还真有点热闹气氛。街道往南是一大片河滩，
河滩里大都种上了庄稼、蔬菜等。我们延中也有些地在这里。
    1945年防旱备荒时，学校在这里种了不少南瓜和别的蔬菜。
    仗着我们学校人多，课余时间我们按班次排成长蛇队，把所有的白水桶、各种盆子，
凡能盛水的东西全部“动员”起来，站在河边的同学掏满水，再一个个传递到地里浇灌
蔬菜。因此，我们学校的菜地长得非常茂盛。延河流到桥儿沟成横向的S形，从北流到对
面南山坡底下。到桥儿沟河滩就更宽阔了。河滩上大小石头很多，水面稍窄点的地方水
很深，呈现出深绿色；河面宽的地方水浅，露出一块块较大的石头来。河底全是大小石
头，河水清澈见底。远远望去，整个桥儿沟简直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杜芳枝很要好，在课余时间我们总到河边来玩。下课后，我们
常常在一起跳绳、踢毽子、跳房子，有时也玩自制的扑克，去河边拣花石头，打水漂，
或是聊天。延河边确是个很好很美的地方，那里宽敞、宁静，还有哗哗的河水声伴奏。
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丰富啦，有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有听到的笑话和故事。
    好友杜芳枝比我小1岁，她属猴，我属羊。入学前她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由于年龄小，
组织上送她来延中学习。女生里我们两人最小，我虽比她大1岁，但也许因为她工作过，
显得比我老练；又因为她性格内向，看上去她倒像是比我长1岁。晚上，我们班十几个女
同学睡在一个大炕上，我们两人紧挨着，天冷时常常合成一个被窝。白天，除了上课时
间，我们两人也大都在一起，这样很自然地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刚入学时，我
们班住的窑洞最高，去饭场（厨房旁边一块平地，便是我们吃饭的地方）要走挺远的路。
先是很陡的坡路，再拐两个大弯，又经过一段凹进山沟很深的岩面路。
    我和芳枝吃完饭后常常坐在路上那个岩石窟里聊天。所聊的内容，除了所见所闻，
还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芳枝喜欢文学，而我却想拿手术刀，做一名外科医生。说到未
来，我们都预感到自己将是建设祖国的主人，将来一定有大事要等着我们做。对于未来
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也模糊地知道一些，比如新社会将走全民富裕的道路等等。
    有时我们也谈到各自的家庭情况和自己的经历。我的家比较简单，父亲从20年代后
期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一直是一个军人。长征时他是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官。抗战时期
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前方工作。1937年，我随父亲在前方住过半年。
    一直值得我骄傲的是，在这半年里培养了我骑马的兴趣和骑马的初步本领。我给芳
枝讲述过好多我骑马的故事和骑马的本领。芳枝的父亲原是一名陕北的红军战士，后因
患肺结核回家养病，性格逐渐变得非常古怪，致使一家人，特别是她母亲吃尽了苦头。
为了这原因，我陪着芳枝不知流过多少泪！
    芳枝本人因小时患了耳疾，无力医治，双耳膜受损伤，听力很差。为此更加深了我
对她的同情。芳枝是陕北米脂县人，长得浓眉大眼，文质彬彬。陕北人说“米脂婆姨绥
德汉”，她简直呈一个名副其实的“米脂婆姨”。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又善歌舞，在延
中的秧歌队里她是一名出色的演员。
    记得194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芳枝回家返校后，很神秘地把我叫到桥儿沟
的延河边，告诉我说，她的二姐批评她不该这么小就有了男朋友，说有人看见她常常在
桥儿沟河滩上同一个男同学在一起，关系还很密切。我们俩都很纳闷，搞不清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又过了些天，芳枝回家时，她二姐又把那位男同学的模样描述了一番，我们
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错把我当成了男学生了。多么大的误会呀！我们俩在河
滩上说会儿笑会儿，直笑得死去活来。又到了星期天，芳枝回家去向二姐作了解释，二
姐还是半信半疑，以为芳枝不说实话呢。
    这件事想起来真好笑。我从七八岁在保小起，就一直推光头，到延中后头发也没有
留起来。加上我这个人生性淘气，胆子也大，同学们因此送给我一个绰号——假小子。
我连吃饭都不用正规的碗或是缸子，而是端一个小瓦盆，后来，又换了一个比小瓦盆还
要大两倍的瓦罐子，用一根绳子拴住两个耳子，挂在脖子上，配上一把长把子小勺舀饭。
这样倒是非常方便，吃饭还不妨碍看书，干别的事也行。可芳枝总说我用那么大的罐子
吃饭不雅观，又不讲卫生。可当时我不大懂得说不讲卫生是指什么。用大罐子吃饭还有
一个方便，就是因为我们吃过饭后，常常还要帮厨房搬运些菜蔬之类的东西，有时是抬
土豆、搬南瓜，或搬煤块等。搬这些东西时饭罐子挂在脖子上，两只手拿什么都可以。
遇到这种时候我该得意了，我告诉芳枝说，这回还是我讲卫生吧？她不争辩，只给我做
个鬼脸，一笑了之。
    1946年秋季，我奉命调到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机要科工作，芳枝仍留校。我走后
不久，学校组织了宣传队，她参加了校宣传队，演出了不少的秧歌剧。1947年，自卫战
争开始后，靠近我们年级的几个班都转到野战医院去工作了。芳枝因为耳朵不好，不能
去医院工作，就转到晋绥边区贺龙中学学习。1947年7月，我们机关东渡黄河，驻山西临
县碛口镇时，我打听到贺龙中学的校址，16岁的我便一个人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路找到
“贺龙中学”，去看望了芳枝。相隔四五个月后的一天，我因事外出，在返回机关的途
中巧遇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我站在路旁观看，突然从队伍里看见了芳枝。
    顿时，我喜出望外，一把把她从队伍里拽了出来。我们在大街上抱着直转圈圈，搞
得路人都不知是怎么回事。从这次相见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进北京后我们机关住在
香山，我估计她会在北京，于是每次来市区，我的口袋里总要装着事先写好我住址的纸
条，以防见面时如来不及说话，她便可以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找我。两年多之后，我终
于找到了她，也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我们分别几年后，她同延中的王民生同学结了婚。
王民生是个军人，在海军的航空部队里担任领航主任，他总是在沿海地区工作，芳枝虽
然后来毕业于天津大学纺织系，但因王民生所在地区总没有一个像样的纺织厂，以致使
她一直所学非所用。
    1978年，不知什么原因诱发了她的耳病，不久她便患了脑膜炎，没能治愈，不幸过
早地去世了，终年才46岁。芳枝临终前，我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直至她的心脏停止了
跳动。
    我参加了处理芳枝后事的全过程，也算了却了同她从小友好一场的心愿。
    　　　　　　　　　　　　　　　　　1990年10月8日    

　　李　立
    女，曾用名李蜀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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