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峰
    1938年10月，学校分配我去崖窑河村办冬学。迎接我的是村长，一见面他就称呼我
“教员”。当时，我真不敢相信他是在唤我。
    我8岁入延安保育小学，后来升入延安中学，我几乎天天都在向关心我、教育我的叔
叔阿姨们呼唤这个崇高的名称——教员。我是那么尊敬和爱戴我们的教员！可是今天一
位身背大枪、头扎毛巾的年轻村长却向我唤着这个尊称，真使我感到羞涩、惊喜和激动。
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声。要知道，我还仅仅是一名中学生啊！
    这位村长年近30岁，高高的个儿，一双机灵的眼睛，说起话干脆爽朗，一看就知道
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来到区政府，背起我的行李，带着我向崖窑河村走去。
    沿途，每当遇到村里人，他都乐呵呵地介绍说：“这是从延安给咱村派来的教员。”
他把“教员”、“延安”两个词讲得特别响亮，那话音、神情里流露出喜悦与骄傲。
    我和村长沿缓缓溪流走在乡间小道上。初冬时节的中午，阳光和煦，滢滢水面波光
粼粼。山谷两侧坡地里收割后尚未归仓的糜谷、玉米垛像壮实的秦川金牛散卧在田野里，
道旁枯黄的草丛里不时地飞起羽毛斑斓的野雉……啊，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色！往常，我
置身于这样美丽的环境中，我的歌声早已飞出山谷，飞向蓝天了；而现在，走在我身旁
的是一位陌生的男子，何况我已是一名教员了。我只好默然地走着，偶尔回答村长的一
些问话。
    经过约两个小时，我们进了河边小村庄。村长领我进了一座黑漆小楼门。刚进院子，
他便大声喊道：“教员来啦！”话音刚落，从正面两孔窑洞里先后出来两个孩子、一对
中年夫妇和一位老奶奶。他们面带笑容地来迎我。只听那个中年男子说：“快进屋，走
累了吧？”接着他向偏屋小房喊道：“老二家，咱们的教员来啦！”“咱们”二字说得
很重，我感到很亲切，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偏屋小房的蓝底印花门帘掀起，一位俊俏美貌的少妇快步走了出来。她身段苗条，
穿一身青布薄棉袄裤；鹅蛋脸儿，白里透红；乌黑浓发在脑后盘成圆髻；她朝我一笑，
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轻声说了一句：“你来啦！”便从村长手中接过我的行李，
转向我说：“进屋去，咱俩住在一起。”
    这个只有18户农家的崖窑河村，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南面，属关中分区淳耀县①五
区二乡，距延安800华里，毗邻国民党统治区淳化县境，紧连反动派封锁边区的铁丝网碉
堡线和壕沟。这里经常遭受武力侵犯。组织上能分配我到这样艰苦而危险的地区来办冬
学，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①淳耀县：今陕西省淳化县和耀县，当时合并为一个县。

    校舍设在村子中间山腰打谷场上的一孔大土窑洞里，场边有三个哥特式屋顶般的麦
垛。窑洞原是人们劳动歇息、平日放置农具和雨天存放农作物的地方。听说在我来之前，
各家各户便将自家的条凳搬来，排放在窑里。他们还在窑掌上挂起一块黑板，窑洞就成
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教室了。村长向我介绍说：“一天晚上，我在村民会上刚宣布了乡政
府同意今年在咱们村再办冬学的事，第二天各家各户就送来了凳子。我们一天工夫就把
这孔窑洞整理好了。前两年的冬学也是在这里办的。”
    “你们办过冬学？”
    “办过。”他笑嘻嘻地说，“我如今这点文化水，就是念了两年冬学得到的，要不
还是个睁眼瞎子。以前区上和乡上发来的通知、指示，得到别村请人看，记公粮帐在墙
上画道道儿。”
    “你如今能认多少字？”
    “这倒没有细算过，只是看起边区《解放日报》来，拦路虎没有几个了。”他笑笑，
接着说：“还得学呀，革命胜利以后，这点文化水儿是不够用的。”
    “你们村文盲还有多少？”
    “还有不少，尤其是妇女。前两年来的都是男教员，咱这里封建思想还很重，今年
你来了，妇女们进冬学的就多起来了。”
    听了村长的叙述，我被乡亲们的办学热情和他们对我寄予的厚望所感动。
    开学那天，到校学生有20多名。几天后，增加到40多名，其中青年妇女占60％。上
午是儿童上课，下午妇女上课，晚上男子上课。教材是董纯才同志编的《冬学识字课本》、
《政治常识》、《农业常识》和《卫生常识》。
    在晴朗的天气里，吃过午饭，妇女们收拾完锅碗盆筷，就赶忙来到学校。她们散坐
在窑前打谷场边，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用树枝代笔，平地当纸，练习书写。风雪天气，
她们带来柴禾在窑洞里燃起火堆，围坐在四周念字或朗读课文。她们有的抱着孩子，有
的拿着针线活。她们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之强，使我感到惊讶；她们刻苦学习的精神
以及在政治上翻身、生活上温饱后对文化知识的强烈追求，更感人至深。
    她们的聪明天赋像喷涌出来的地下泉水，洗刷着被旧世界封锢而造成的愚昧。
    24岁的妇女主任春花，她有着女议员般的口才，政治家的逻辑思维和军事指挥员般
的组织才能。有一天，我参加了救国公粮自报评议的全村各户家长大会。有一户富农认
为大家评议不公，给他家评的公粮数太多了。春花说：“老爹，什么是多，什么是少，
要算这个帐，不要站在家门口算，要站在延安宝塔山上算。你看看前方八路军一天牺牲
多少人，咱们军队一天流的血、流的汗与你这几石救国公粮比较比较，你就清楚了。”
    言简意赅，寥寥数语，使那富农低下头来。接着她补充说：“老爹，过春节时，我
从县上给你带个缴纳公粮模范奖状回来，贴在你家大门上。”那富农听罢，扬起头，欣
喜地笑了。
    当时我真为春花这种循循善诱的才能感到惊讶而又自愧不如。平时她能把难度很大
的妇女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把她们分别组织到各种支援前线的生产组里。
    一天下午，我正在河边洗衣服，她从区上开会回来，还没有回家，便到河边找我。
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张旧的《解放日报》说：“教员，我又遇到‘拦路虎’，求你来啦。”
“什么虎？”我以为她又带回来宣传材料，今晚要在全村会上宣讲，其中有不清楚的地
方。我擦干手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是刊有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解放日报》。
“我路上边走，边读，里面有两句话不懂。”春花指着《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说。
    “哪两句不懂？”
    “啥叫‘泰山’，啥叫‘鸿毛’？”
    “泰山是山东的一座高大的山；鸿毛是大雁的羽毛，轻飘飘的。”
    “那么这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意思是不是说：人都要死
的，有的人死得有价值，死得光荣；
    有的人死得不值得，死得像一只蚂蚁？”
    “说得对！”我一边高兴地回答，一面注视着这位才能超群的妇女主任。她微黑透
红的面庞，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流露出她对知识的渴望。我由衷地钦佩她接受新知
识，新思想，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的迅速而透彻。
    离开延安，离开生气勃勃的校园，来到这黄土地山岭环抱的深谷里的幽静小村，我
和可敬可爱的人们一起，生活是充实的，心情是愉快的，没有感到寂寞、孤独，我已成
为崖窑河村社会生活的一个活跃的细胞了。村长、民兵排长、锄奸主任、妇女主任都常
来和我研究商讨农业生产计划、征粮、参军、民兵组织以及冬学、卫生活动等事情，甚
至民间纠纷、婆媳矛盾和对国民党顽固军逃亡士兵的盘查、接待，都成为我份内的职责
了。一个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我，居然受到了这样的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我认真
地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冬学工作要结束了，我将返回学校恢复我的学生生活。乡亲们
听说我就要走了，男女老少连日前来我的住处送别。年轻妇女的再三挽留，老大娘依恋
不舍的眼泪，孩子们惜别的目光和那些硬汉子们致谢的一言半语，像一股股暖流，注入
我生命的肌体。
    这天清晨，我告别簇拥在村口送别的人们，背着背包，踏着积雪，爬上山坡。停步
回首，我向红日下的崖窑河村望去，她像是千山万壑中一颗光洁的明珠，璀璨美丽。    

　　江峰
    女，曾用名吴兰萍。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四川省建安机械厂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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