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幼雪
    1943年初夏，爸爸把我送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他所以不顾我的老师贺绿汀的劝阻，
坚持要我离开鲁艺的原因是：鲁艺已经由整风转为审干，整天开会。我一个小孩子没人
管。爸爸说：与其这样，不如到中学去学点文化。钢琴嘛，以后再弹。那时的科学院补
习班似乎还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没有受到“审干”风雨的侵袭。
    谁知到自然科学院没多久，“抢救失足者”的浪潮也席卷了整个学校，课是上不成
了。大一点的同学集中编到整风班，剩下的，除了吃饭就是四处游荡。有时开大会，我
们也去凑热闹。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激愤，而我们这些在主席台眼皮底下席地而坐
的小不点儿，竟然忍不住打瞌睡。经常是，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大喝一声：“前边这一排，
出去！”于是我们来了精神，飞快地冲出会场。久而久之，我们知道了：延安有国民党
派来的特务，什么三青团、复兴社、CC分子……
    有的坦白交代了，有的还在狡猾抵赖。现在就是要把坏家伙统统揪出来。当时最大
的乐趣莫过于参加全院的斗争大会了。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或者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偷来的马料——炒黑豆；
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趴在地上弹珠子；或者正提心吊胆在老乡的西瓜地里……只要一听
说斗争死不交代的特务分子，就会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飞奔到礼堂。
    喊口号最积极的，叫“捆起来”最响亮的，前前后后最忙活的，就是我们这些“审
干”的等外品。狗特务，想来破坏边区，还死不认帐，怎么不叫人生气？要不是大人拦
着，早就拳打脚踢，让他受个够了，谁叫他不老实？
    以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了延大中学部，搬了家。可是“抢救运动”还在继续。
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同学，不管是从大后方来的，前方回来的，都查出了问题。居然混进
了这么多坏人，不“抢救”还行？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交代了问题，立
即就可以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帮助那些“失足者”。顽抗到底的，只好送到保安处去
了。当时，只有我们为数不多的人，这在世外桃源逍遥自在。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
44年初的某一天，忽然有人把我找去。昏暗的窑洞里坐着的都是平时要好的伙伴，此时
神情严肃，要我“交代问题”。真是疯了，要我交代，我有什么问题？有人说：
    “你没问题，为什么用《复兴小学课本》？”天哪，上哪儿去讲理？所有蒋管区的
小学生都统一用这种课本，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我怎么辩解，怎么抗争，都没有用。
总是那两句话：
    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学们轮流帮助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我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
不出个所以然。我请求，我哀告，最后有人透了底：“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
态度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组织这个概念，对我无比神圣，具有无上权威。是组织把
我从“育才学校”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送到延安，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是组织
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帮我们父女团聚的；是组织考虑我年龄太小，怕我营养不良，在鲁
艺让我破格吃小灶的……我随时都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
一毫的置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我有问题，那我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
么问题呢？哦，对了，1941年初在重庆，“育才”开过音乐会之后，有几个三青团的人
带着糖果、饼干来找过我，要我离开“育才”，说他们可以送我去美国。以后又找过我
几趟，意姐（后来知道她是“育才”地下党的负责人）不让我再见他们，特地派几个同
学“保护”，生怕我被绑架。是不是这些家伙替我加入了三青团，我不知道，而组织上
却掌握了？对！一定是这样！
    “到延安什么任务？”人家一定讲过，只是大概给我吃过药，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如果没有任务，算什么彻底坦白？怎么办？
    妈妈很早去世，爸爸到延安后又结了婚。对，就说这是我的任务。和爸爸吵架，搅
得他不得安生！
    这么交代以后，我整天提心吊胆，怕人追问。可是居然没有人再理我，而且不久就
允许我回家了。外公一见面就问：
    你怎么成了三青团？我说不清道不白，急得直哭。
    从前，我是班上有名的瞌睡虫，上课的时候，经常趴在老师的讲桌跟前睡觉，可是
那些日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好
容易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过来：我是特务，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可我多么希望这一
切都只不过是恶梦啊！我失去了欢笑，十一二岁的孩子，尝够了熬煎、迷惘、焦虑、痛
苦的滋味。
    没多久，那些帮助我的，在延安土生土长的同学，也都纷纷被“抢救”了。
    过了些日子，有两个“叔叔”来到学校，说是保安处的，找了好多人谈话。一天也
把我找了去，要我讲清楚是怎么参加三青团的。我害怕极了。“叔叔”很和气，笑嘻嘻
地，可一句接一句：
    “你填了表吗？”
    “什么时候给你吃的药？”
    “帮你填表的人到延安来了，你知道吗？”
    “你41年到延安，你爸爸42年结婚。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往延安给你交代任务？”
    我吓傻了，前言不搭后语，一个劲地说：“我不想顽抗，我要坦白。”早就在眼睛
里打转儿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又不敢大哭，只是不住地抽泣。“叔叔”说：“别哭了。
我们看过你弹钢琴，现在你就唱个歌吧！”
    唱多少都可以，只要别再问我！
    过了几天，全校召开大会。我头一次听说“平反”这两个字。保安处的“叔叔”在
会上念了一长串名单，里边有我。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散会以后找“叔叔”问：“怎么我又不是三青团了，不
是说组织掌握了材料吗？”“叔叔”摸着我的头说：“我们才代表组织。”
    以后听说，延大初中部的主任挨了批评，因为他违反中央的禁令，擅自在中学生中
“抢救失足者”，又听说毛主席在边府大礼堂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将近50年过去了，当年的痛苦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可是这不到一个月的经
历却永远留在记忆里。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实事求是；懂得了为什么要重证据，重调查
研究，不轻信口供；懂得了党会自己纠正所犯的错误。
    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能够在所谓“反右倾”、“揪走资派”、“抓516”以及
1989年的风波中保持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应该说和我自己这一段亲身经历有关。这也
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变好事”吧。
    　　　　　　　　　　　　　　　1990年国庆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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