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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 作者: 金源 11 日本战犯有“学习小组” 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东北战犯管理委员会，要使日本战犯自觉认罪自觉改造。自此，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要认罪必须要如实坦白罪行，这是很难办但是必须要办的事情。 通过感化教育，日本战犯从内心深处做到了感谢中国政府，有的对人道主义待遇感恩不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可是，一旦涉及个人罪行时他们却闭口不谈，或者把罪责推给上司。 怎么样才能使战犯们开口坦白自己罪行呢？管理所所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要求大伙开动脑筋想办法。 为此，我选读了理论书籍和政策文献，调查战犯们的思想情绪，并与管理教育科的同志就“如何教育改造战犯”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研究。犹如治病那样首先要确诊，找到病因，而后对症下药。教育改造战犯要找准他们的思想根源。那么日本战犯们的思想病根在哪里呢？其特征是什么样呢？毛泽东主席在1937年抗战初期发表的《论持久战》中精辟地分析了日本军队的长处。他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 毛泽东主席虽然是针对抗日战争讲述的，但其精神对于教育改造战犯也有指导意义。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的近千名日本战犯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缩影。他们的身份各种各样，有军阀、知识分子、公务员，也有教员、工人、农民、商人、擦皮鞋的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几十年教育形成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它就是对天皇和鬼神的盲目崇拜、民族优越感、蔑视中国人的心理以及军阀主义的“武士道精神”等。不过根据他们身份和经历的不同，也有明显的区别。我们针对这种区别，对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 我们按照军衔不同将日本战犯分类，然后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个人阅历和思想倾向。要求尉级以下战犯们回顾日本近代史和个人家庭经历。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教材。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对外侵略的需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国内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搜刮。所以，有许多日本战犯曾在国内受到不同程度的遭遇，很多人有苦难的家庭和辛酸的经历。我们要求每个人回顾自己的过去，批判军国主义的罪行。虽然批判有些抽象，但是因为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很容易接受，使他们冷静地回顾参加侵略战争的过去岁月。 日本战犯之中60％人出身贫苦，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顽固，态度比较诚实。他们恳切希望活着回国，常常为未来的命运叹息。我们经常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帮助释解他们狱中生活的苦衷。结果有些战犯主动找管教人员叙述心里话。我们把这些诚实而又有影响力的战犯组织在一起，单独成立学习小组进行学习，参加学习小组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第一次自愿表示参加的人共有14人。 我是以管理教育科副科长的身份与管教人员张梦实、谢连壁、南在淳一道指导战犯学习小组活动的。我负责政治理论教育，张梦实负责历史教育。特别是张梦实对日本历史掌握较深，而且在苏联的5年经历使他对战犯们有很深的了解，因而他对具体教育方法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我们4位负责指导战犯学习小组的人共同制定学习计划，遇到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每天提前到学习室打扫卫生然后等待“学生”们的到来。 学习小组组织学习了《满洲事变——8·15光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列宁的《论帝国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理论书籍和历史资料，并要求战犯们谈读后感。这些理论书和历史资料对于战犯来说，因有许多新的观点和历史事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战犯们通过学习，了解到通过海盗式的掠夺掌握权力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后来对外侵略真相、因世界列强的矛盾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为实行对外侵略在国内镇压人民的日本统治集团的罪行等等历史，使他们重新认识日本历史和社会。另外，还根据战犯们的思想状况，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天皇的罪行。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天皇私人财产高达“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聚敛的。我们提出了天皇怎么能聚积这么多财产？其手段是什么等等问题。然后说明天皇的财产实际上是对内搜刮对外掠夺的结果，阐明天皇不是从天而降的神仙，而是军国主义集团的代表。 过去日本战犯们认为，天皇是神主，并盲目崇拜天皇，甚至为其献身。还认为，他们在国内受压迫和剥削是因为命不好。战犯们通过重新审视日本历史和个人经历之后，认识到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根源，认识了战争的罪恶和历史的欠账，意识到自己盲目顺从的结果成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的炮灰。 我们还讲述了美国在朝鲜败下阵后提出停战谈判等国际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严酷的战争洗礼不断壮大，并成为强大的人民军队的历史。我们列举了在武器和兵力方面处于绝对劣势的工农红军坚持8年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100万兵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800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事实，向他们讲明正义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而非正义的战争终究要失败的道理。 参加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通过学习了解了被“武士道”宣传歪曲的历史和许多前所未知的事实，他们开始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们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3个思考问题。 1．是谁把你们推向战争之路，使你们处在今天的境地？ 2．迄今崇拜的日本天皇，为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恩惠？ 3．要踏上新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办？ 提出上述思考题后，为了打消战犯们的顾虑，我们又反复解释了“只恨罪行不憎恶本人”、“改过就有出路”的一贯政策。由于耐心的启发和诱导，使日本战犯能够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和天皇的罪恶，这对抗拒改造的日本战犯来讲是很大的进步。特别是每天早晨都要为天皇祈祷的日本战犯，开始批判天皇，这是他们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人的思想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朝一夕或通过一两次教育就能改变，而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阶段。认识到这些我们努力克服急躁情绪，每天下午谈上午学习的心得体会是例行公事。有一次，当我宣布请大家谈心得体会，一位少尉战犯三轮敬一立即起立反问道：“如果今天的学习是‘命令’，我将服从，如不是我将退出。因为我还得研究我的哲学呢。” 三轮敬一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后，专门从事过民族问题的研究。他在认识战争的社会根源时经过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反复过程。有一次，他主张战争的根源是民族间的矛盾，并以此辩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结果遭到批驳后他提出退出学习小组。 “学习是自愿的，你可以退出。”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人的思维是不能压制的。 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对战争的根源与三轮敬一有同感。如果战争的根源在于民族之间的矛盾，那么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之间有何种矛盾呢？ 我向战犯们阐述了我的见解。我说：“三轮敬一说战争的根源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那么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而发生的吗？中国和日本有大海相隔，不存在领土纷争问题，中国人也没有去日本抢来什么。那又为什么日本人越过大洋，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 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显示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接着讲：“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丝毫的矛盾，所以数千年来和睦相处。两个民族矛盾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是日本财间集团贪图中国的资源而越过海洋到中国来发动战争后两国反目为仇的。但是人民没有罪，罪责是在社会制度和统治集团。” 学习就是在这种辩论中进行，由于辩论层次的深化，学习小组成员们的意识也有所转变。每当他们表现出认识上的进步时，我们都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 我们根据参加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思想意识转变的情况，逐步把批判的重点由抽象性的谴责引导到坦白个人罪行上。 我们指出：“军国主义不是抽象的空壳子，说到底存在炮制军国主义的人，有实施的指挥者，也有实践的部下。那么你们属于哪一类人，为军国主义干了什么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后，我们又反复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这时表现较好的是战犯大尉大队长宫崎弘。他的父亲是渔夫，母亲是纺织工。他在父母千辛万苦的关怀下，从师范大学毕业，而后被征为学徒兵到中国参战。他说，他在扫荡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中立过功，还为了图晋升快，杀害了300余名无辜的中国百姓，也杀过共产党员。他“坦白”了自己“罪行”后，还流着泪谴责天皇制度。 他说：“我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应当受到枪毙。把我推向罪恶之路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度。我是为了揭露这个制度和消灭它，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因而死而无悔。” 宫崎弘的一番话，使学习小组里其他日本战犯惊呆了。杀了这么多人的刽子手，中国政府还能让他活下去吗？战犯们用恐怖和疑惑的目光面面相觑。 我为了打消他们的忧虑，立即讲明了我们的政策。我说：“共产党从来不把搞民族报复做为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军国主义、消灭战争。在一个坏制度之下好人可能变成坏人，甚至会犯下很大的罪行。但是，只要真正认清自己的罪行，就有可能再次成为好人。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认清自己的罪行，成为好人，与我们和睦相处。我对宫崎弘诚实的坦白感到高兴，因为坦白罪行是认识错误走向新路迈出的第一步。” 我肯定了宫崎弘的诚实的坦白，并多次给予表扬。从此，参加学习小组的战犯们消除了各种顾虑，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同时开始坦白个人的罪状。 一天，从学习小组自动退出的三轮敬一来找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要求重新回到学习小组。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探问过学习小组情况。特别是听了宫崎弘坦白后受到表扬而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宽宏大量，故决定重新加入小组学习。 学习小组14名日本战犯的坦白持续了3个月，战犯们在坦白过程中反复了许多次，也有许多苦恼和痛苦。我们4名管教为了早日转变战犯们的思想，也煎熬了许多不眠之夜。为了了解每个战犯的家庭情况、社会地位、思想倾向、心理状态、性格特征等，要翻阅有关档案，还要同他们面谈。此外还要研究教育方法，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自发地坦白自己的罪行。据初步统计，参加学习小组的14名日本战犯在战争期间共杀害了近千名我国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在事实面前，他们深刻反省。 学习小组一个阶段的活动结束后，我们进行了总结，孙明斋所长肯定了学习小组的经验，并决定在管理所全面推广，将所有日本战犯按军衔等级编排学习小组。参加首批学习小组的14名战犯被分在各个小组，并成为“义务宣传员”。他们向其他战犯宣传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起的作用要比管教人员的作用还大。 日本战犯们的学习和坦白共进行了两年，期间有80％的战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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