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 作者: 金源 34 含泪相逢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带来曙光的一年。这年11月,我作为中日友好使者访问团成员出访了日本。 此次访日是应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邀请而安排的。由于江青一伙的阻碍已拖了几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成行。 前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任联络会会长。他被释放后,先后5次访问中国,他每次来中国时都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人员访日,但每次都未能如愿。1976年,是藤田茂会长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他在访问期间对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会长说:“能在日本招待一次中国战犯管理所先生们,我将死而无悔。” 他说:“我对中国的访问这是最后一次。现在岁数大了,走动不方便。日本的归还者十分想念中国的恩师们。我每次出访前,他们都恳切地对我说,一定要让中国管理所的恩师们来日本作客。这次不能如愿安排,那我回去后无颜见那些归还者。希望这次一定要满足我们的宿愿。” 80高龄的藤田茂会长虽然结束访问中国的日程,但他没有回国,而是等待中方的答复。廖承志会长把此事报告中央。当时,掌握中央实权的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但成行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 访问团的团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芸生,成员有5人。当时,我因军人身份未被批准出访。但是,日本归还者想见的是战犯管理所职员,所以代表团中必须有一名管理所职员。最后,我以抚顺市民政局局长身份加入了代表团。 我们正在准备出国前各种准备工作时,江青一伙被打倒了。我们不想拿着江青一伙掌权时期的手续出国,为此又重新办理了出国手续。这样又拖了一个月。 11月11日下午5时,我们乘坐的客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走出记者的“包围圈”,发现巨大的横幅,上面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着“热烈欢迎中日友好使者代表团”的标语。后边,归还者列队站成两排等待我们。我们一行步出出口便被人们围了起来。归还者们走过来拥抱我们。在中国监狱分别20年后,在日本东京机场相逢,是含泪的相逢。 “让中国恩师来我国作客的宿愿今天实现了,我们十分高兴。今天是生平难忘的一天。真像是梦一样!”藤田茂会长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摇动。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泪水在夕阳下闪亮。 在归还者热情的欢迎下,我们到宾馆下榻。不知何时来了许多记者,他们已堵在门前。我们的团长无法阻挡他们的采访,记者们问,为什么过去的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也就是与过去的敌人结为朋友?东京的报纸以“狱中结下的因缘”、“20年后的含泪相逢”、“过去的敌人今天的朋友”为题大量报道了我们代表团对日访问,电视和电台新闻也是大量播报我们的访日情况。 晚上是招待宴会,第二天上午是欢迎大会。全国各地的归还者都来参加,日本著名的和平友好人士也参加了大会。 欢迎大会刚开始,一位50多岁的夫人举着写有“故大(木规)市郎”的牌子入场。她是已故大(木规)市郎的夫人。她从福岛乘车到东京后直接来到会场。大(木规)市郎被释放回国后,任福岛县日中友协会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60年代,在日本和平人士发起的调查光复前中国人被害情况运动中,积极工作。他虽然生活拮据,但筹资建立了中国人受难者纪念碑。他听说此次中国访问团访日消息后,为筹集欢迎经费上街演说。在我们访日前几天,他上街准备演说时,不幸发生车祸去世。他的夫人为了却丈夫等待中国访问团的心愿,带着丈夫的牌位参加今天的欢迎大会。她说:“今天,我代替我的先生来看望中国的恩师。我丈夫十分想念中国恩师,每天都念叨多次,但他不幸离开人世了。但是,今天我见到了诸位先生,九泉之下的丈夫也会高兴的。” 我们访问团成员听到夫人的讲话后,抑制不住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场内的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对于故人的友善和夫人的真情,不能仅仅用几句话表示谢意。我们代表团团长要来笔墨挥笔写道:“大(木规)先生安自吧!”然后,王芸生团长将代表团5名成员签名的题词交给夫人。 他对夫人说:“表示沉重的哀悼。很可惜大(木规)先生去世了。但是,为中日友好而献身的大(木规)先生将永远活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 会场内全体人员起立。夫人从王芸生手中接过哀思之词。 欢迎大会结束后,连续两天进行了座谈会。归还者们回忆20年前的收容生活时有时开怀大笑,在反省战争期间罪行时又流下忏悔的眼泪。 第3天开始,按日程安排观光旅游。藤田茂老人自始至终给我们当向导。每到一地,我们都见到归还者。我们好像又回到20年前的管理所的生活。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游览东京附近箱根时令人难忘。箱根是较高的山,风景独特。山的顶峰火山口冒着白烟,小山顶上的天池中热气腾腾,山脚下到处温泉涌流。把鸡蛋泡在温泉里一会就能煮熟而颜色变黑。据归还者讲,在这里的温泉中煮鸡蛋吃了一个长寿10年,吃了两个长寿20年,并要我们多吃几个。山顶天池因水蒸气多,见不到水面。我们上了山顶后,望见了远处白雪覆盖的富士山。 这天,我们住在密林深处一个静谧的旅馆。从外表看有些简陋,但里边设施尤如宫殿般华丽。在这里举行了晚宴。宴席中央是一块巨大的冰雕龙,我们50多位就围着这冰龙坐席。参加宴会的除了归还者之外,还有这个地方的名流。 宴会开始了10多分钟,说好今天因故不能同行的藤田茂会长突然开门进来了。 他说:“今天,让中国先生访问这里后,我一直不放心,原来的想法错了。我省悟到,宁可私事放一放,绝对不能慢待诸位先生,所以虽然这么晚了,我还是要来这里,真对不起。在座的诸位不知有没有人反对中国,但我是把中国当作再生的故乡。我是参加了侵华战争,杀害许多中国人的前日军中将。原来,我是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今天,这里坐着当时的科长现在的所长金源先生。这位教育我们成为新人的主人。虽然他比我小,但他是我的恩师。慢待恩师是不对的。来晚了,请原谅!”这是藤田茂老人的肺腑之言。 归还者们禁不住激动之情,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宴会在真诚、激动的谈话中度过了良宵。 原来,安排的游览路线是有意挑选归还者较多的地方。要见的人很多,但时间又紧。藤田茂老人事先通知归还者们集中起来。归还者们向我们讲述了归国后的生活工作情况。他们讲什么时候结婚、干什么工作、遇到过什么困难,甚至讲夫妻吵嘴的事儿。我们的聚会有许多归还者的家属也参加了。有一位夫人讲,使她高兴的是丈夫原来特别霸道,是个法西斯式的丈夫,可回来后变成一个温和的民主主义丈夫。 “战争生下敌人,和平产生朋友。” 这是他们经历过巨大灾难后的共同体会。 此次访问结束后的第8年即1984年,我以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职员访问团团长身份对日本进行了第二次访问。此次访问团8名成员都是管理所职员,他们包括管教、看守、翻译、医生等。 这次访问具有一定的工作性质。日本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由于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政见不一,分裂成正统派和非正统派。正统派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内政全是正确的。而非正统派认为,虽然中国内政都正确,但只有把那么好的恩师们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因双方意见分歧大,最后竟然两派分道扬镳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且仍然两派分立,未实现统一。虽然正统派代表大河原孝一为了统一组织,走访全国各地,做两派人员思想工作,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未能实现和解和统一。1984年,他来到抚顺管理所,恳切地要求帮助他们恢复统一和团结。他返回日本后,我收到了归还者邮来的一封信和一盘磁带。信是正统派代表大河原孝一和非正统派代表富永正三联名写来的。信中内容是: “因我们的过失,归还者联络会分裂成两派。现在我们想重新统一,但因部分问题未得到解决实现不了统一。我们希望,中国管理所的诸位先生像从前那样帮助我们的工作。为了迎接先生们,我们两派达成协议,在先生们面前绝不争论,不说一句不愉快的话。假如有个别人争吵,希望只当作小孩子在父母面前吵嘴罢了。为了我们的工作,恳切地希望访问一次日本。先生们的访日,将成为我们重新统一的巨大力量。” 他们俩寄联名信的同时,又邮来了要求中国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的谈话录音。 此时,因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出国访问比较容易。 我是有访问过归还者的经历,可其他人是28年来第一次相逢。此外,访问团成员都是归还者熟悉的人。我们在羽田机场相逢时,仿佛一家人久别相逢。已变成白发苍苍老人的归还者们在机场犹如孩童,抱着我们号啕大哭。那些资深记者也无法理解归还者们何以这般动情。 晚宴再现了28年前管理所的生活。酒未过一巡就开始唱歌跳舞了。生活在东京的归还者矢崎新二着蒙古服,手拿弓,跳起了骑马狩猎的舞蹈。这个舞是有一年春节在管理所舞台上跳过的舞蹈。从那时起已过了28年,矢崎新二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没有忘记那个舞。1956年被释放回国时,管理所将跳舞时的服装和道具作为纪念品送给矢崎新二一套蒙古服和弓。他相信,有生之年一定能够见到中国的恩师,所以他把衣服和弓珍藏起来。矢崎新二回国后,生活较困难。但他为了相逢的那一天,每月都存了一点钱。由于年长日久,积攒的钱数额不小。他听说我们要访日后,与妻子商量(他的原配已去世,现在的夫人是几年前后续的)。他对她说:“我和已故前妻商量好后,从28年前积存了一笔钱。我想把这些钱用于接待中国恩师的费用。你看如何?” “真是好主意。不能忘记恩师。大姐同意的事,我是赞成的。”日本的风俗是,后娶的妻子称前妻为大姐。 等待相逢的不只矢崎新二一人。他们都有使人催人泪下的故事。每次聚会都要争吵的两派,终于丢弃前嫌和好如初,实现了和解和统一。 我们一行怀着愉快心情游览了东京、神户、广岛、大皈等城市。每到一地都安排了与归还者们的聚会。 广岛是归还者较多的城市。日本战败后,在中国四平被苏军俘虏的前日本陆军第39师团官兵都是广岛人。他们从中国归国后找到了故乡。但是,归还者失去了父母妻儿,无家可归。因美军投掷原子弹使广岛成为一片废墟。他们流着眼泪讲述刚刚回国时的惨状。 我们到广岛第二天夜里,有一位老者找到我们。我们参加一天活动后,都已入睡了。我突然听到敲门声。 “找谁啊!”我下地开门。 “啊,金科长先生!” 我还未认出他。可老人已双手握住了我的手。我仔细辨认,原来也是一位归还者。 “我本来早该死,可还活着。归国后,我按先生说的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现在,我在种植果树。为了用我亲手栽培的水果招待先生们,我才这样来找你们。” 老人从远离广岛的农村装了两箱自己种的葡萄和橘子特意跑很远的路来找我们,可是因不知我们住处,白天转了一天直到深夜才摸到这里。有些归还者是找了好几个地方后,才与我们见面的。在访问期间,在1000余名归还者中,我们至少见了700多人。他们感到错过此次相逢机会就再也不容易相见了,所以个个都不远千里寻找和追赶我们的行踪,畅叙久别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