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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启齿—堕落权贵忏悔录 作者: 柯楠 一个“杨百万”的性消费 采访地点：沿海T市 被采访人：杨千一，绰号“杨百万”（意即挥霍百万） 性别：男 年龄：52岁 我曾为经济案前后坐过八年牢， 所以我对女人有一种补偿欲，想把以 前坐牢所亏空的性消费争分夺秒地弥 补回来。所以我把每年用于个人消费 的百万资金中的80％都用在了妓女 身上。“性消费”不仅让我变得一无 所有，而且还使我的生命走到了尽 头。到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的爱对一个 男人有多么重要。在我明天死去的时 候，我知道没有一个女人会来为我送 行，更没有一个女人为我流泪…… 1998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回到我的故乡美丽的沿海城市T市度假并整理这部作品。有一天晚上，我到佳世客买东西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面孔：她有30多岁，穿着一件花色无袖厌头长裙，脸上稍有淡妆，肩上挎着一个精致的黑皮包，剪了一头齐耳的短发。找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请问您是刘小姐吧？这个女人呆呆地看着我，有点迟疑地说，你是那个北京来的研究生吧？我说看来我真的没有认错人。我上下打量她一下，她比以前明显地有点胖了，但她的神态却还是年轻的，而且她看上去仍然是漂亮和妩媚的，甚至有几分性感。虽然表面上她穿得似乎比较朴素，但她身上那股说不清的气质，却仍能使人看到她并不是一个有着正派历史的平民女人：她身上有一股连岁月似乎都抹不掉的风尘气息。我说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您的名字来了。刘说我叫刘丹啊，但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我只记得你是给j机总写过一块大文章的研究生，杨总当时对你是非常有好感的。 于是我就问杨总——也就是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千一现在在做什么？问刘丹你还在给杨总当秘书吗？说完最后这句话我当时有点后悔，因为我怕她对“秘书”二字有点本能的反感——她当时在名义上是杨的秘书，实际上是他的情妇，这是杨的公司人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刘丹总是跟随着杨千一进进出出，偶尔也跟着杨出差，但这种现象是很少发生的，因为杨不愿带她，她妨碍了他在外边的打“野食”的活动。记得有一次刘丹曾苦苦要求和杨一块去南方几个分公司视察工作，可杨就是不带她，最后气得刘大闹了一场，后来杨给了她一万块的“安慰费”才平息了她的哭闹。 我的问话使刘丹却一点也不感到尴尬，她有点惊诧地瞪着我说，杨千一早在两年前就破产了，我也早就和他分手了，你一点也没听说吗？ 我大吃一惊地看着她说，没有，我这几年很少来家，每次回来也都是住不了几天，我不清楚发生在T市的新闻。杨总的公司为什么会破产呢？刘丹叹口气，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经营不善是一个方面，但公司上上下下的铺张浪费，还有别的一些方面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到最后，他的产品一点也卖不动了，他不但还不上贷款，而且到了为躲债而东躲西藏的地步，他不破产又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有时间吗？我请你到咖啡厅去坐坐吧。刘丹笑笑说，我是一个闲人，时间对我是无所谓的，我就是怕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我知道像你这种人都是很忙的。我说没关系，我这次回T市就是来休假的，而且我正在组织一部书稿，我希望你能为我详细地说一下有关杨总破产的情况。刘丹却说，你为什么不去找杨千一本人呢？我听说他眼下就在T市，你去找他本人谈谈不更好吗？我说我不知道他的住址和电话什么的，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刘丹说，我给你两个电话，这是他母亲和他弟弟的。你知道他在T市过去是没有空的，他总是住在饭店或别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只能先和他的父母和弟弟联系才能找到他。 我说即使我能找到他，有些情况我反过来可能还会来找你聊聊，因为我正在写一份有关这方面的东西，而杨千一的情况是非常吻合的。刘丹就笑着说，你说的是哪些情况？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你应该知道我要的是哪些情况——其实你刚才一说到杨总破产了，虽然我有点吃惊，但这个结局却是在我几年以前的预料之中。因为我毕竟和他到南方的几家分公司转了一圈，在那一个多月中，我对他的各方面都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您更了解他。虽然你在他身边的时间比我长几十倍，但我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冷眼观察他的，所以我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如果他仍然按照这样一种人生道路和经营模式走下去的话，破产只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我倒想问您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杨总的呢？ 刘丹说，我在他快要破产之前就离开了他。她似乎知道我会问他为什么，所以她直接回答了我想提出的问题：你当然可以说我和他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而且有一度我们的确讨论过结婚的问题，尽管我无法控制他在那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始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责任不在我这一面，而是后来他向我承认他得了病，而且这种病是治不好的。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和他分了手。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的病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但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只是怕活不了几年了。 他得了什么病？ 刘丹叹口气，说出来我都替他难为情，是性病，也就是你们常说的爱滋病。其实你也知道这对他也是早晚的事情。幸亏我没有被他传染上，否则我也完了。 我说从您离开他以后您有没有去看过他？刘丹摇摇头说，我们这样的关系，断了就是断了。实话说，我们只是一种交易关系，我用不着在这方面说什么好听的。但我一直说杨是个好人，他从来没亏待过我，他那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你是知道的，他宁肯自己节衣宿食，也不会亏待跟随他的人。所以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曾给了我一笔青春损失费，但我却不想再见到他。很多事情一旦成为过去，大家也都彼此不再来往得好，这样至少还能彼此保留着一分美好的记忆。而且我知道他眼下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所以我也不想看到他穷困潦倒的样子。事实上，在刚才遇到你之前，我已经把他彻底给忘了。她又叹息一声说，我知道你可能会在心里骂我这个女人太无情无意，但这毕竟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何况这段感情毕竟也不是真正的爱情。而且我还年轻，我需要重新开始生活，我不想再让他的事情影响了我个人的生活秩序。 您结婚了吗？ 我就快要结婚了。刘丹脸上堆着笑容说，今年秋天我就要结婚了，我的先生是一个离过婚的中年人。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你知道我一直想找个知识分子做丈夫的，虽然他只有一份工资收人，但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有了一点积蓄，而且我还开了一家美容院，我在生活上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只是想忘掉那段历史重新开始生活。刘丹从包里摸出一张名片，这是我的电话，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们就友好地分手了。我想起刘丹当初在杨千一的公司中，凡事都是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对公司事务进行干预的，虽然她并不经常到公司去，她唯一关心的事务实际上就是公司的财务账本。她到公司的目的就是去查账，表面上是在帮助杨千一监督财务的运作，实际上却是在关心着公司流动资金的情况。因为她经常从会计那里以各种名义报销一些消费开支，甚至连买名贵时装也都开出发票要求报销。稍有不如意的时候她就会委屈地哭起来，弄得全公司上下的男人们都非常同情她，认为她是一个受害者。 可人总是在变化着的，如今她也要结婚了。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管是多么心高气做的女人，也不管是从事卖笑还是被人包养的二房式的女人，她们到头来总是要嫁人的，只有婚姻和家庭才是她们的归宿，而在此之前，她们的种种努力无非都是为了这一目标的奋斗而已。 我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总算找到了杨千一而且摸到了他的住处。那天傍晚尽管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杨千一的形象仍然让我感到震悸：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短袖衫和一条灰长裤，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我从他光秃的头皮上就能猜测到他的头发都脱光了，而且头皮上隐长着一些红斑。他人消瘦得很厉害，就像二战时期从纳粹德国集中营刚刚被解放的犹太人那种样子，他的脸已经变了形。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我说不清的气味——这是一间二居室的老房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原先的妻子出于可怜他而给他倒出来的房子，否则他连这么一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因为即使在他年利润达到几百万的时候，他也没顾得上为自己买套房子，因为用他的话说，他的钱有80％都用于投资性消费了。 我按照他的要求给他买了几瓶干红葡萄酒。在我印象中，他过去是很少喝酒的，我直到今天还记得曾和他在西安的一家脏兮兮的拉面馆里双手端着大粗碗吃面条的情景。由于桌面全是油污，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端着碗吃饭——那是一次他证明给我看的他能过人下人生活的示威活动。在我印象中，他抽烟也不多，一包烟差不多能抽两天。除了有公务应酬以外，他也很少主动去喝酒，倒是那些妓女们总是习惯性地要酒喝，于是他就成了配角，跟着她们喝一杯有牌子的干红。但今天他却当着我的面连喝了两杯，到第三杯时，他才端着杯子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我有好几天没喝酒了，因为我没有钱，而他们又不愿为我花这份钱。我现在只能在这里等死，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你放心，像我这种病，实际上连唾液都传染不上，只有在做那种事的时候才能传给别人……刚说到这儿，他的脸就是一阵痉挛。他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跑去了厕所。过了一会儿他才出来说，下面老是犯痒，我都抓破了，什么药也用了，但却不管事，我知道它得烂掉。 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杨千一在人民大会堂从某个领导人手里接过奖状时的留影。那时候他大约有4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虽然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但仍不失是一个健康而富有生气的精干男人，他的脸上洋溢着有点得意的微笑。因为在这次博览会上，他发明的营养液获得了国家金奖。这正是他所创立的扬扬生命保健有限公司达到鼎盛的辉煌时期。 既然你要求我从头讲讲我的历史，那我就给你讲讲。因为在你六年前刚来公司实习搞调查的时候，虽然我们相处了一个多月，但我的确没有向你讲述过我的经历。你所知道的情况实际上也只是你所看到的那些情况，但那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片断。当然，我也没必要从我小时候的情况讲起。我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上校军医，他跟随他们师的残余部队向解放军起义投诚了，后来他被分配到T市一家中医院行医。但在“文革”中，他被人诬陷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而被判了五年徒刑，我们全家也被赶返回浙江老家去务农了。由于我在家乡的表现比较好，再加上我父亲又被保释出狱并面临着被平反的前景，我被当地农村保送到浙江大学去读化学医学专业。你可能不知道，浙大的化学在全国教育系统都是比较出名的，而我那个导师恰恰又是我父亲在黄埔军校时那个老上级的儿子，所以他肯把全部学问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这使我在日后为研制填充剂和医学保健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我也被分回T市的一家药厂当技术员。当时我父亲已经退休了，但他的退休金却很难维持他和我母亲的老年生活。因为我母亲一直是个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而我和弟弟也都没结婚，这一切都需要钱。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给一家外地药厂当技术顾问。后来我帮他们研制出来一种新药，其中有几个配方是我们厂同类新药中的。我为此拿到了一笔科研开发费。但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结果我被以投机倒把罪给判了六年徒刑。不过由于我在狱中表现的好，我只呆了四年便出来了。出来后我没有了职业，就只能到外地一家县级药厂去做技术员并负责新产品的开发工作。而我当时已经基本上研制出了填充剂——你还记得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塑料与橡胶原料基本上都依赖于进口，但经过那些官倒的层层加价以后，不到两千元进口的聚氯乙稀，到了生产厂家那里则高达五六千块。我发明的填充剂就是部分地用于取代原材料，其目的是帮助厂家降低产品成本。比如说，一吨进。塑料原料的价格为六千元，而我的填充剂却每吨只有不到两千元，如果我按30％的比例在塑料原料中加进去我的填充剂的话，那么对一个每年需要消耗几千吨以至上万吨的中大型企业来说，一年下来就会节省几十万到几百万的资金。这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目，如果说国营大企业还不太在乎这笔成本的话，那么它对一些下边的乡镇企业来说，它就很有吸引力了。 我在这个期间成功地把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一家乡镇企业，我一次性地拿到了两万块技术转让费，这笔钱在80年代的中国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结果我又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刑八年。但这一次我也只在里面呆了四年，因为我无偿帮助监狱当局上马了一条填充剂生产线，而且帮助他们跑推销，让他们当年就赚了好几万块，这就使我成了一个戴罪立功的人，我的刑期被一减再减。不过即使这样，我仍然在这种地方前后呆了八年，你知道这对一个正在进入中年的男人来说，它八年意味着什么吗？所以它对我在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当年你已经看到它使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这次出来以后，就决心自己开公司了。但由于我在T市有点声名狼藉，所以我在T市所开公司的法人是以我父亲的名义。我对外合作的方式是这样的，一般都是由对方出资金、场地、劳动力并组织加工生产，而我出配方、负责销售、组织原材料和设备等，你还记得我当时曾用了一句什么话来形容我这一经营模式吗？ 当然记得。我说，用您的那句名言就是，我能从一条牛身上扒下五六道皮。您每吨按400元的加工费付给对方，而您对外每吨却卖到了近两千元；您的技术转让费能为您带来五万元左右的净收人；您在表面上说原材料是一种特定的矿石，您说这种矿石每吨的购买价为几百元，实际却只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石头，这种石头在中国到处都有，您用十块钱就能从农民那里买到一大车，而您却从原材料购买过程中又节省了一大笔钱；您那些设备都只是一种最普通的搅拌机，而巨大都是二手货，您却神秘地告诉人家这些设备都是进口的，是特意定做的，所以您又从中赚了一笔设备购买费……这就是您所说的一条牛能扒下几道皮的经营秘诀。它使您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暴发了起来。您在南方几个经济发达的省城中都设立了分公司，您把T市的大本营作为送给您父母和弟弟以及情人的产业，而您却享受着T市以外的全部利润。 是的，我就通过这种多层扒皮法为我迅速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在我最为鼎盛的那一年，除去上交的利税以外，我还净赚了160多万——老天，当时的160多万可不是个小数呀，而且这种钱来得太容易了。我的工作就是往返于南方各个分公司去视察工作，并从他们那里支取属于我的那份技术转让费和剩余利润。这样说来，我每年可以支配的资金在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百多万，最少的时候也达到了七八十万。你要知道，那时候的钱还是挺值钱的，一个三星级饭店的普通房间每天的费用才不到二百元，和今天的差距那是很大的。记得我在和老婆离婚的时候，我一次性付给她五万元的感情损失费，这在当时的T市就创造了一个纪录。后来我父亲接受了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后来这个记者以杨百万的大幅标题把我称之为T市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这是我老爷子所犯的一个不可让我原谅的致命错误，这使我的名字一下子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它引起了黑道人物对我的算计。事实上，我真的被他们勒索过一次，这就是促使我一年到头很少在T市露面的原因。我基本上都在南方活动，当时我带你到南方几个分公司去考察也使你了解了我这个特点。 我说，您的基本情况大约就是这些，我想我和读者都已经了解了您的赚钱渠道，眼下我想提问的就是您的生活方式和在那方面的情况。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振奋的话题，除了我随您到南方的那一个月中所看到和知道的情况以外，您能否再详细地给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的情况实际上你在大体上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因为你曾看到过我在上海带妓女的现象。而且我和上海那个莫丽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我只想告诉你，监狱的八年生活使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补偿欲，因为这八年完全中断了一个青壮年的正常性生活的最好时光。虽然我自认为我并不是一个在性欲方面有着极高要求的男人，但我却喜欢有女人呆在我的身边。而且这八年中断的生命空白让我产生了想拼命赚钱然后投资于性消费的愿望，因为我并不想通过一个正常的婚姻来满足我的性欲要求，那太没意思了，而且也太受限制了。事实上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你肯定会发现一个带有普通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有许多有钱的中年男人一旦在离婚以后，他们往往不会再轻易地马上结婚，他们要用钱为自己买到一份多元化的性消费，而不只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情感。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现象，并不是说所有在中年采取单身生活的男人都属于这种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只是打着八年坐牢的经历来为自己道德败坏的生活作风进行辩解。我承认我是有这方面的虚伪性，我总是告诉那些妓女们，我被一种意外的力量突然中止了八年的正常性生活，而这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和权利。虽然直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有上千万的贫困农民或条件很差的城市男人享受不到这一权利。但是一旦我有了足够的金钱以后，我便开始用这条理由为自己开脱性淫乱的行为了。其实你知道，我可以凭借我当时的财力为自己找一个漂亮而有学问的女人，而在那些年里，由于我在事业上的瞬间辉煌，也的确有许多正派的姑娘喜欢上了我，甚至包括一个漂亮的女警察。但我却拒绝了婚姻，因为我不想急于受到婚姻的约束，我想再好好玩上几年以后，当我在步入50岁左右的时候，我再找一个美满的归宿。 你可能也发现了我很少去找一个女人作我的情妇，虽然我在T市有刘丹、在上海有莫丽这两个情人，而且我一直在用大量的钱用于维持她们的高消费，但我却一直不想和她们结为夫妻。女人做你的情人是一回事，一旦做了法律上的老婆那是另一回事。前者不会干预你在外边的一切性行为，而后者则有权利介入你的私生活并会以合法的身份剥夺你一大块财产。这个账我真的是早就算明白了，所以我宁肯去花一笔钱供养一两个情人和在外边走马灯般地更换临时慰安女，我也决不用婚姻来约束我的自由。因为一个破产的婚姻就会让我损失一大笔钱，而且还要承担着道德上的谴责和赡养子女的责任，这些麻烦可大了，所以我算明白了这两笔账的差距，我不会让自己找罪受。 我发现我身上有一个致命弱点，我喜欢经常性地更换身边的女人，因为我在骨子里始终把女人当成一件衣服，一旦穿腻了就马上换掉它。而这种“衣服”并不需要腾出时间去培养什么感情，男女在那种事情上本来就是一种动物式的行为，和老婆做爱或是和一个妓女做爱有什么两样呢？谁能向我们说明女人作为鲜花和玩具之间的功能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反正她们的身体总是要让男人来受用的，和一个英俊男人或一个丑陋男人的做爱过程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男人只要有钱就行了，而女人则是一个用钱随时可以买到的特殊商品，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对不起，我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你也是一个女人。 我说您不必在乎我的性别，如果您能说出您在这方面的真实感受，您说什么都无所谓，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要认识人性中最最隐蔽的东西。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再向你道歉了。 杨千一一边沉思着叙述一边端着杯子不断地喝酒。他的脸有点发红了，这倒为他的那干枯的躯体透射出一丝生命的回光。 其实你知道，我这个人平时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你在随我到南方的一个多月中也看到了，如果没有对外应酬和为了照顾那些妓女的胃口，我一般是从不自己点菜喝酒的，一盘几块钱的炒粉对我就足够了，你跟着我吃过不少回这样的粗菜淡饭。但是那些妓女却不同，你还记得我从上海带去的那个小李吧，她到了厦门和广州以后，每顿点着名要活醉虾和别的海鲜，因为她们知道保养好皮肤和避免发胖是她们的资本。至于我的穿着你也看到了，说来也可笑，我实际上连一套真正的名牌西装都没有，我穿的那些衣服都是在厦门买的水货，在当时也就是几百元一套的东西，比一般老百姓是好得多，但比真正的暴发户就差远了。你注意到我那块半旧的欧米茄手表没有？那还是我在打麻将的时候赢的。你再看我当时那个皮箱，都旧成什么样子了，光因为忘记了号码而被迫找人打开就有三次，后来还是莫丽和我到深圳的时候，又给我买了一个新式的旅行箱。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恐怕就是手上那枚镶了六粒钻石的戒指了，那也不过才值六千多块。我对你说这些东西是想告诉你，我当时虽然每年有上百万元的消费资金，但我自己在行头上的确是个穷光蛋，最多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水平。但即使这样我也没存下一个小钱，你说我的钱都花哪去了？都花到那些妓女身上了。 我记得我和杨千一到无锡的时候，分公司的人投其所好地为他找过一个少妇，我曾私下里和她谈过两次话。她的名字我忘记了，她当时刚和丈夫离婚不久，带着一个女儿，生活过得挺艰难的，但她却有几分姿色。于是有人就告诉她不必非要通过做工来养活自己，像她这样的人，完全可以下海去做皮肉生意的。于是她就动心了，把孩子放到母亲那里，然后义无反顾地南下了。一年后，她除了带了两大箱名牌时装和一堆金饰外，还净赚了七八万。她说她准备再干上几年，然后就用这笔钱在无锡开一家餐馆或美容院作为自己安度晚年的退路。我想，不知道有多少像杨千一这样的男人把他们千辛万苦赚到手的钱，用于挥霍在性消费上了，而许多这样的女人则通过他们的慷慨为自己赢得了一份可观的、不必上税的家产。这种女人的致富方式的确吸引了更多的女性去从事这一可耻的职业。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替杨千一想想看，一个每月平均拥有几万元消费资金的民间大款，却让自己过着上述那样一种近乎简朴的生存方式，却不惜把这些钱用于花在妓女身上。我说，我给您算了一下，即使按每月几百块的消费来算，您也不可能花掉这么多的钱？ 我说的花在妓女身上也不全是事实，因为我在外出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住在三星级以上的酒店中，出门就是出租车，有时还应她们的要求包租出租车。而且你也看到了，我得拿出很大一笔钱来补贴T市的刘丹和上海的莫丽，她们俩每年仅仅是现金合起来就得十几万块，再加上各种开支。那我为什么要把这笔钱都算在她们身上呢，因为你也看到了，如果我出门不带妓女，一般我都住在各地分公司的宿舍里，最多是住在公司附近的好一点的招待所里。正如我对吃饭穿衣不大在乎一样，我也不在乎居住的条件。但是每当我带上妓女出门的时候，就要包租酒店了，而且还是双份，我一间，妓女一间，有时候我为了方便还要租个套间。包括吃饭，如果是我自己的话，你知道我吃饭有多简单了，我并不喜欢大鱼大肉的饮食，但妓女们却个个都要海鲜，而一桌海鲜的价格你是知道的。你记得咱在厦门和鼓浪屿吃活醉虾的价格吧，一斤要近40块呢，退回六七年时候的40块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我记得你几乎从不吃那些东西，你说是因为不愿动手扒皮，可那些人怎么样，一个人吃一斤都没什么感觉。还要吃大虾和甲鱼，要吃日本的生鱼片和有名气的鲜鱼，那一桌下来得多少钱啊？每次都掉不下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而我这个人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我从来就不愿让她们说我小气，所以她们想吃什么我就点什么。有时候还经常给她们买时装，尤其是在厦门和广东那种水货到处泛滥的地方，什么人到了那种地方也会买点衣服的。我记得你不是也在石狮买了好几件吗？还有机票和别的应酬费。比如说，跟我的这些妓女一般都是经熟人介绍来的，而我每次都给中介人一笔介绍费。我这人不去占别人这点小便宜，因为我当老板当惯了，我要是吃别人请的一顿饭，我怕我就会吐出来。真的，你已经看到了我习惯于坐在上席充当花钱的冤大头。有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被周围的人不安好心地宰我的冤大头，但我就有这种宋江精神，宁肯别人负我而我不愿去负别人，花点钱如果能把各种潜在的灾害消灭在隐患中，这也是合算的。只要我的生意好，我就不怕没钱花。 所以你不能光看表面上我和妓女定的那个价钱，实际上那只是给她们到手的现金，花在背后的这些钱一点也不比表面上给她们的钱少。这样算下来，我每月那几万块钱的消费是不是就不够用的了？事实我就是不够用的。我经常打电话向各个分公司要钱花，表面上是借他们的，但都是肉包子打狗的事，这使得各个分公司的周转资金都受到了我的影响，这也是导致我后来全线崩溃的原因之一。 为了这份性消费，我不知道丧失了多少好机会。其实我应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的，你记得当时我对你说过T市的那座有名的红房子吧，那个老板要出国不想干了，他说只要15万块就盘给我，但我当时却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因为表面上我每年的净利润平均都在一百万以上，但你不知道这些钱从来就是刚一被划进来，就被换成现金给拿走了。有时候我不得不跑到会计那里逼着他去讨债给我花，甚至借钱给我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时也不是挤不出这笔钱，而是我不想为了这笔钱让自已在一段时间里感到手紧——我说的手紧当然是指的没钱做那种事。如果我当时能买下红房子的话，我今天闭着眼下来，一年也能净赚个百八十万的，何必沦落到今天这种穷困潦倒的地步呢？连喝瓶酒都得乞求于别人的施舍。可这样的机会在我走红的那些年里，可以说是年年都有，月月都有。可我这么一个自认为聪明绝顶的人，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因为我太过于自信了！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受穷的。虽然后来随着国内塑料和橡胶原材料的过剩导致填充剂的全面崩溃，可我又研制出了生命保健营养品了，你看到这幅照片了吧，它在博览会上还获得了金牌，我想我足以靠这个产品吃一辈子的吧。谁想到后来也会在一夜间全线崩溃下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说，我对您那块填充剂还有所了解，但我对生命之源保健品却不了解，您能为我介绍一下吗？ 产品的功能我就不想多说了，反正它对中老年人壮阳补肾的确有着很好的闻效。 我曾一度垄断过国内一些省的市场份额，但问题还是出在管理上。白于我在淫乱方面的毫无节制，使得下面分公司的管理人员、特别是分公司的经理们都纷纷仿效我的做法，有了钱就大肆铺张浪费。几个经理都在暗地里包养了情人，用公款给她们买房子和汽车，而他们一旦有了这方面的消费，他们的水平就马上会超过我，因为他们是吃喝嫖赌全都齐了，甚至是天酒无鱼不称饭。连下面一个普通的办事员都在外边公开***，光被公司出面到公安局交上罚金领回来的人，就不下几十人次，在我的近七八个分公司中，最后有一半人卷着上百万的巨款消失了，有的人在失踪了半个多月后我还不知道，因为我经常带着妓女在外边游山逛水不理朝政。这导致了许多平时老实巴交的人，一旦摸清了我的路子也会来欺骗我。你还记得我打的几个官司吧，都是手下一些办事员私自偷取了填充剂的配方而跑出去在外边打着我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这种情况后来又发生在我的保健品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人窃取了我的配方便跑到了南方，找到乡镇企业作为合伙人自己干了起来，然后再冒充我的正牌产品面向全国进行推销。这种相互残杀、竞相压价和相互败坏名誉的情况使我不得不到处去打官司。结果，讼诉费花了不少，即使是官司打赢了，我也一分钱的损失没拿回来，而我的市场却被冲得一片狼藉。后来国内有几家报纸对我的产品点了名，说是市场上的生命之源有一大半都是假冒产品，这使消费者再不敢买我的产品了。本来我还指望这一产品会为我带来一世的荣华富贵呢，结果比填充剂的命运更惨，只卖了不到三年便垮了下来，那真可谓是兵败如山倒啊！ 杨千一摇着头连声叹息，然后又大口喝酒，我真担心他会喝醉的。不过反过来又一想，他肯定是想让自己来个一醉方休，如果醉酒能够多少减轻一点他此时在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程度，那也是一种幸福吧。对他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生命而言，他除了等死，还有什么希望和期盼呢？ 我说，您能否就您对那种行为讲讲你在内心上的感受。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在有足够条件为自己找一个在各方面都相当出色的老婆的时候，却放弃婚姻而几年如一日地去做那种勾当。哎，这种事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虽然我知道万恶淫为首的古训，我也知道每个男人在骨子里都是好色的，而且好色对男人似乎也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罪恶。但别人能够让自己通过理性或意志来克制住自己，但我却不行。在别人看来是天伦之乐的家庭幸福，在我看来则充满了对人性的压抑与剥夺。因为我在理论上相信人本来就是一个动物，而动物的本性是可以乱伦的，但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形式却扼杀了人的天性，把人性紧紧地局限在一对一的婚姻之中。虽然两个异性之间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人类的情欲问题，但却无法解决人类先天性地喜新厌旧的本质。而我就是想在有限的人生过程中，通过金钱来为我换取多元化性消费的满足，而且我相信大多数有能力支付这笔开销的男人，十有七八会像我一样去投资于性消费。 当然，你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有和我不一样的看法。你肯定不会同意我对男人所下的定义。也许是我把这个数字给估计过高了。但如果我换一种形式的话，如果一个男人在获得真正的爱情以后，他们也许会不再注意其他的女人而一生只把眼睛盯牢自己的妻子。这样的男人在西方国家的男人中似乎是比较多的，但在中国有钱的男人队伍中却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的有钱男人十有七人都是中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最普通的平民。所以他们的婚姻在一般意义上是没有爱情可言的，只是凑和在一起过日子的结合，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有钱的中年男人往往不能守住自己的原因。他们虽然不像我这样在生命最旺盛的时期被中断了八年的正常生活，但他们在心理上对性消费的补偿欲望和我是一样的。反正我杨某人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由不住地要回头看她们，脑子里就想着如何把她们弄上床——把某个漂亮女人弄上床几乎成了我的一句口头语，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这“伟大”的名言。有时候我在出租车上看到马路边上有漂亮的女孩子，就会扭过头死盯着她看，以至于连司机都明白了我的心思，所以他就会提出给我介绍一两个做那种事的人，然后从中拿我一笔介绍费。我知道许多司机就兼做这种拉皮条的生意。 我刚才还忘了告诉你我的另一个嗜好，其实你在跟随我到南方的那一个多月中也看到了，我喜欢晚上到舞厅中去泡时间。表面上我说是白天用脑过度容易造成神经衰弱，所以我需要通过跳舞来放松自己的身心，其实这是我的又一笔巨大的开销。因为每次去舞厅并不单纯是我和某个女人的私事，而往往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什么介绍人了，朋友了，客人了。为了认识一个妓女，往往先由介绍人给我带来，然后是一块吃晚饭，然后再一块上舞厅，然后又是酒和饮料——你知道同样的东西一旦进了舞厅或夜总会那种地方就身价百倍了。而那些食客们又个个都不客气地死吃死喝就怕吃了亏似的，这一顿饭和一场舞下来，就是上千块。只有在舞停人散的时候，我分别付给司机车费把他们打发回家后，我才能带着某个妓女到我住的饭店房间中去。 你很可能想问我为什么就离不开女人呢？为什么不能找个妻子陪伴在我身边呢？这大概就是人的兽性的一面吧。我们得承认男人们个个都有喜新厌旧的心理倾向，但绝大多数人是因为没有钱或出于理性克制而走完了这一生，但我的条件却正好适合放纵这一人的兽性。我一来是单身，二来有钱，这两者凑在一起就会上演一出悲剧故事。是的，我真的是离不开女人，而且我带的女人绝不会超过一个月，不信你问问刘丹和上海的美丽。我为什么能够在几年里和她们俩个始终保持着情人关系，原因就是我们一年只能见上几回面，而不是天天厮守在一起，什么漂亮女人让我和她呆上半个月我就厌倦了。不知道你信不信，有时候我要是固公在T市和上海一连住上一个月，我就会在第二个或最多在第三个星期就突然消失了。我会让人打电话告诉刘丹或莫丽说我出差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地就消失了。她们以为我是离开了这座城市，其实我是找了个饭店又住了下来，这是因为我开始厌倦她们了。可我又受不了没有女人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我就只能再去找当地的妓女；而且我还不喜欢天天换人，让她们陪我一夜就走人。 我喜欢让女人陪着我进进出出，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我的虚荣心，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大款，这也能为我赢得别人的普遍尊重。因为你得承认，在今天的世界上，笑贫不笑娼的风气是越来越厉害了。人们并不关心你的钱是从何处来的，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有钱，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我身边的女人并不是我的妻子；但反过来想，人人都能从我身边的女人身上看到我的财力，而有钱的男人总是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的。事实也是这样，我走到哪里，人们都毕恭毕敬地称我杨先生，这不是因为我在外貌上像个先生，而是金钱使我成为一个先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先生一词在英语中的意思。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这样吗？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虚荣心也许是一回事吧，因为我把拥有漂亮女人视为衡量一个男人财富的标准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我喜欢让某个漂亮女人呆在我身边，其实我并没有太大的性欲，但我却坚持每天晚上都和妓女发生一到两次的性关系。当然，什么男人也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性生活，所以我得靠药物来支持——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买的性药都是进口的。我知道常用这种东西会损害身体，我知道天天纵欲会使男人提前衰老和憔悴的，为什么中国的皇帝都是短寿？但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我本来就不想活个七老八十，如果我能天天过这种生活而只活到如岁的话，我也算没白活一场。何况我本来也没打算靠什么气质或伟岸的身材来吸引女人，我只要有钱就行了。因为在我看来，过性生活的那几分钟里是人生最有刺激感的美好时光，我喜欢那种在床上不顾一切的兽欲感，我觉得它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刺激，如果我没有这种刺激所寄予的希望，那生命对我就丧失了意义。 我认为是两种意外的情况让我沦落到今天这样一种悲惨的境地，一是我没想到我的事业会垮得这么快，它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二是我没想到会得上要命的性病，而这种病并不是让一个人马上就去死，它要用几年的时间来折磨我。我为了这个病不知道借了多少钱看了多少医生，但情况却越来越坏——我知道我这屋里的味让你快受不了了，可这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我这儿已经好久没来人了，连我的女儿都不肯来看我一眼，现在只有我那可怜的老母亲还偶尔来为我送点吃的。而你还记得吧，你刚来公司采访我的时候，我的父母每天都坐着皇冠车来上班，你当时还非常奇怪他们那可笑的情景：我母亲总是穿着解放胶鞋、背着一个黄色军用挎包，里面装着他们老俩口的午饭，一饭盒是米饭，一饭盒是青菜，他们平时连个水果都不舍得吃，却像个老八路似地过了一生俭朴的生活。而我却在外边一掷千金地像个败家子那样纸醉金迷。这种反差肯定在你当时的心里激起了巨大的震惊吧？ 是的。我说，它的确使我感到震惊，因为连你的弟弟也在过着俭朴的生活，而你好像不是这个家庭中的成员。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因为从你的貌相到气质以及为人风格都和这个家庭其他成员相差太大了。 我在过去的七八年里，差不多花掉了上千万元，其中的一大半都花在了那个不争气的东西上。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它什么都没给我带来，反而让我每天经历着不可告人的痛苦。想想看吧，情啊、性啊这些东西，说到底都是一挥而散的东西——我花掉了一千万却连一套房子都没给自己留下，到头来却要靠别人的施舍打发最后的余生。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我就在这儿等死了。我甚至都不想再对你说后悔这样的话…… 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全世界目前已有2000多万活着的HW感染者，每分钟还要出现五个以上的新感染者。由于人们性行为的复杂化（其实是放纵化），国际上把性病扩大到二十多种（其中就增加了艾滋病），统称为性传播疾病。现在，性病与艾滋病正联手向人类发起进攻：HW感染者的血液、精液、生殖道分泌物和乳汁中都有致病病源体，外生殖器损伤是它们最方便的进军通道。一般性病在外生殖器上常有溃疡等损害，即使微小的皮肤粘，艾滋病毒也如同行走康庄大道。 艾滋病的传播模式有三种：欧美模式，同性恋、血制品和静脉吸毒；非洲模式，异性性传播；亚洲模式，输入性传播。但最后都以异性传播为主，这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要途径。因此，艾滋病预防的主要措施和性病一样，比如，互相保持一个安全的性伙伴，在暴露危险的情况下会保护自己和他人不被感染。 截止1997年底，中国官方宣布，中国已发现五千多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另外有400多个艾滋病患者，但性病专家们认为，中国目前至少有五万到十万个艾滋病感染者。 当今，全世界所有艾滋病患者中，三分之二的人是通过异性性交感染的，而妓女无疑是重要的传播渠道。艾滋病流行的国家，妓女的感染率都很高，这正是中国在本世纪末主要的防范目标。 说到这里，杨千一突然流出了泪水——那浑浊的泪水顺着他如干枯树皮般的脸上婉蜒流了下来。这倒让我大吃一惊，我还以为在他这具如树根般的肉体内已经没有任何水份可言了…… 为什么人人在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起要追悔莫及呢？为什么就不能早点适可而止地刹住脚步呢？ 我说，杨先生，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您曾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荒淫的生活对您在各方面都是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不能及时停下来过上另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呢？ 中国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叫劝赌不劝娼，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万恶淫为首”或是“色字头上一把刀”的古训，可见嫖是能够让人成性上瘾的事情，人一旦沾上这一嗜好，就像着了魔一样欲罢不能。你还记得我在带你到西安去开订货会的那些日子吗？我在西安仅仅才呆了不到一个星期，但因为我在西安没有任何熟人，而且当时的住宿条件也不适合我离开大家去做那种事，所以，在那几天你没发现我六神无主、丢魂落魄的样子吗？特别是在最后那两三天里，天一擦黑我就借口上街散步而在外边游荡，希望能找个妓女带回来玩玩。但我又怕吃亏上当——一有好多妓女都是由黑社会控制着的，他们有时候会对外地人进行敲诈勒索，而一旦我在西安闹出什么丑闻，这块新开辟的市场就全丢了；再加上我从来没有自己在外边找过，所以每次出去都是空手而归。就这样我一直熬到咱一块飞到上海，你记得我在把你安排到提蓝桥的远洋宾馆以后就马上开溜了吗？我去找莫丽了，我当时想那种事都快丧失理智了，我真怕会在大街上情不自禁去抱住一个漂亮女人做出蠢事来。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扑到了莫丽那里，我一连和她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才算解过渴来，直到第三天下午的时候，我才带着莫丽到宾馆去你还记得吧。***对男人就是这种感觉！ 现在为什么不要求刘丹来看看您呢？我知道您过去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杨千一摇摇头说： 我给她写过信，也让我弟弟带过信给她，希望她能借点钱给我，或是找人经常给我送点吃的，但她却一口回绝了我。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她要重新开始生活，她要重新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她希望我不要再去烦扰她。后来她送给我弟弟一千块，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甚至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换了。说我的前妻不来看我那是应该的，因为我太对不起她了，但刘丹却应该在我困难的时候扶我一把。我请你转告她一个口信，我希望她最近能来一次，因为我新研制了一个生命之源的配方，这个配方至少能卖一千万，如果刘丹能来照顾我一下的话，我想在遗嘱中让她分享三分之一的专利收入，另两份则给我的前妻和我的弟弟。我也希望你能打电话告诉我的前妻，她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问我弟弟。 在我离开杨千一那散发着腐尸般的、令人窒息的陋室来到大街上以后，我不由长长吐了口气。我举目望去，阳光、车流、喧闹，城市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生机并呈现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可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却蛰伏着一具像僵尸般的生命。我想，人恐怕只有在看到那种可怕的病症以后，才会感觉到一个健康的身心对生命的无比宝贵和理想对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人们在看到像杨千一今天的现状时，才会让人感到它并不是人类的唯一幸福，有时候它甚至会构成人间的某些罪恶。而此时的我，在呼息着没有恶臭气息的空气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金钱有时候会赋予人们以极大而特殊的自由，但人们一旦不能把握好这份自由的时候，它反过来就会让人丧失弥足珍贵的自由。 我回去以后就给刘丹打了电话，告诉了杨千一的话。刘丹的声音接着有了变化，她问这是真的吗？我说我并不知道真假，但杨先生要求我这样转告您，我建议您不妨去看看他。刘丹沉默了一会就答应了。她说我倒不是为了一点钱，按理说我也应该去看看他，虽然我觉得我并不欠他什么情，但毕竟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感情的经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你们之间不是法律上的夫妻，但毕竞您和他也相处了好几年的时间，说一点感情都没有是难以让人相信的。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才是最见真情的时候。刘丹就答应我明天就去，而且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尽量照顾他的生活。然后我又按杨千一弟弟提供的电话打给了杨的前妻，我同样也转告了杨的意思。但她却没有表态，只是说她知道了，并谢了我。 半个月后，刘丹打电话告诉我，杨千一自缢身亡了。但最让她痛恨的是，他并没留下什么生命之源的配方，为这，她和他弟弟大吵了一架，她怀疑是他弟弟私吞了这一配方。但我打电话问杨的弟弟是怎么回事？他却说杨根本就没留下任何东西，更没有什么遗嘱！事实上，在我走后的第二天，这两个女人都去照顾他了，而且还相互展开竞争，这使杨千一在最后的日子里过了几天像样的生活。至于他为什么要上吊自杀，他弟弟的解释是，他早就该这样做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拖累了别人很长时间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迟早会精神分裂的…… 附录：我在此介绍一下我曾在厦门见到过的那个上海女青年李萍的情况。 那次我们刚从南昌飞到厦门的第二天，杨千一就突然接到催他回T市处理某件公务的急电，便匆匆撇下那位姓李的上海妓女回T市去了。临走前把她托付给我，让我每天陪她吃饭和上街——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怕她在他不在的期间再和别的什么男人有交往，让我对她实行监督。 在那几天里，我差不多是承担了这位李小姐的陪读夫人，我和她一同去逛商场，一块外出吃饭——这位李萍实在过于艳丽了，她长的像个混血洋娃娃，衣着华丽、风艳逼人。而我呢，让人一看就是一介朴素的女书生，我们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那种视觉距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被男人所注视的时候，我都感到我好像也成了半个妓女似的。 第一次上街她花500元买了一个像巴掌那么大的鄂鱼皮钱包，然后连连说，不贵，不贵，这样的钱包如果在上海，至少得700元。她又花了500多元买了一套白色的运动装，又花600元买了一套咖啡色的长袖网眼绣花式的麻纱布套装，穿上后也连连称道便宜，我对她的消费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她曾问我她烫的丝丝头好不好看？实话说，她那个头型在我看来就像个大鸡窝一样，包括她那种光艳逼人的美，都是我这种水平所不能接受的。但我只能说，美，很美。她说这头型花了她300多块，我当时差点没昏厥过去：烫一个头要300多，那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年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了。 吃饭时，我按照杨先生的嘱咐由她点菜，她每次都点那种活蹦乱跳的、被厦门人叫醉虾的小虾，一斤三十五元，然后是鱼或别的海鲜，她说吃海鲜不会让她发胖，保待体型对她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那是她们的资本，我问她杨先生怎么为她付酬金？她说，都事先说好了，她陪他从上海飞南昌、厦门，再返回上海，一共十天，除了他包她的吃住外，另付她三千元。 那么你买衣服的钱由谁付？ 当然是我自己付，因为我们都知道厦门的时装大都是“水货”，款式新而又便宜，所以就一次性地多买点。我实话对你说，我从来不心疼花钱买衣服，行头对我们这一行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穿得与众不同，才能吸引客人——衣服就是我们的广告效果，如果你不能在人群中显得非常醒目，那男人怎么知道你是干这一行的？何况，像我这样的人一般是从不接大陆男人的，而只接港澳台的客人。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满脸显出很高傲的神情，好像她是一高贵的公主一样。 我问，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出的钱多吗？ 那是一方面。主要的是，大陆男人太脏了，他们的外表就不能让我接受，尽管有些男人出的价很高，但我一看他们的形象就拒绝了。而港澳台的人既于净又有好气质，他们带我出入的场合也和大陆人不一样，跟着他们能开很多眼界。 那杨先生也是个大陆人啊。 我对他是个例外，杨先生一看就是个干净利落的人。 在杨千一从T市返回厦门的头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主动约我到她房间坐一坐，当时我们都住在厦门宾馆。于是我就去了她的房间，我亲眼看到了她使用的那些精美而高档的化妆品、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李萍在征得我的意见后为我倒了一杯绿茶。我坐在圈型扶手椅上，她则倚在床头的毯子上，一脸倦慵懒散的样子。她说她只想和我聊聊天，因为等明天杨先生回来后，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她非常感谢我陪了她这几天，她说她从我的身上认识了另一种女人的形象，只可惜她没有我这样的读书机会，她说她很难想象一个女人能读到硕士这么高的学历。 我趁机问起她的身世。她说，她的父母都是一般的工人，家住闸北一间石库房，姐弟好几个，日子过的紧紧巴巴。但上海又是一个贫富很明显的城市，尽管是在开放的初期，但那些有海外关系和补发了资产的资本家们都提前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她每天都能从街上看到这一类富家子女的生活方式，这对她的心灵刺激很大，所以她开始对她这个家和无能的父母产生了怨恨。 她说，上海人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如果谁家从广东来了个亲戚，哪怕这个人只是一个个体户，周围的邻居们就会非常羡慕他们家有个阔亲戚，这家人也就洋洋得意地觉得脸上很有光彩。但生活对她更多的是一种单调而乏味的日子，她每天要和妹妹挤在窄小的小阁楼上睡觉，早晨起来要去挤公厕倒马桶——半夜里谁起来撒尿都听得一清二楚。平时家里都不敢来个外人，因为连个可以坐下说话的地方都没有，这个进来那个出去，难得有片刻安静，她开始厌倦这种生存环境。 在她中学毕业以后，她主动放弃上高中的机会，到一家国棉厂做了挡车工，三班倒，每天挤公共车，八小时下来，人累的像虚脱一样，特别是下了夜班后，白天在家里就根本无法睡觉，到处是老婆哭孩子叫的，把人弄得昏昏沉沉的，走起路来像踩棉花一样。 这样苦熬了三年，我觉得受不了了，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憔悴了许多，这使我非常害怕。这时企业里开始有女工不断辞职或跳槽，我开始瞪大眼睛寻找机会。你知道国棉厂从来也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多少有点能力的人早就调走了，剩下的都是没权没势的平民子弟。但即使在两年前，辞职还是很让人吃惊的事情，有一个和我一个轮班的女工就辞了职，她说她要投奔广东她的亲戚，我还挺羡慕她的。但在半年后她回来看我时，我发现她已经变得都让我认不出来了，她穿着一身名牌时装，戴着宝石手镯和金项链，满脸放光，像个生活得意的富家小姐一样。后来她请我到香格里拉吃早茶——你知道那时香格里拉才刚刚建好，我每次从它门前经过的时候都感到紧张，没想到我在今天能到这种地方来。那顿早茶花去了她七十多块钱，酒店那种气氛和环境都是我一生不能忘i己的。 吃饭时她对我说了实情，她根本不是投奔什么亲戚，而是跟着从前的一个老同学到广东干上了“鸡”的生意。这不，这才半年多，她就挣了好几万，吃的好穿的也好，一般都住在高级酒店里。一天24小时都能洗上热水澡——不怕你见笑，当时能几天洗上一回热水澡对我们这种人就是很大的诱惑了，平时我们只能挤在厂职工澡堂里，几个女人争一个喷头，有时你打了一脸一头的肥皂却半天冲不上水，哎，那种日子我真是过够了。 说完这话时，她眼里含着泪光。我陪着叹息一声。 她说她希望我能跟她一起干，她说就凭我的条件，做这种事一定会比她赚的更多。她说这种苦日子你还没过够啊？再说，这一行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现在是顾了面子就要过穷日子。你还有几年青春，趁年轻时干上十年八年的，然后咱就洗手不干了，用赚来的钱开个酒店或美容厅什么的，后半生就有保证了。 当时她看我没说话，就又动我说，你那身子反正要给男人受用的，与一个男人睡觉和与一百个男人睡觉还有什么两样？女人的身子就像一个油田，扔在那儿不采它就是最大的浪费。你与其跟着一个男人受一辈子穷，还不如出来风光十年八年，既不委屈身子，也到处旅行开了眼界，一举好几得的事你何乐而不为呢？ 她又说，你不要相信什么爱情这胡说八道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钱就有爱情，没钱就没有爱情。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像咱这样的职业，你还指望能嫁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救你跳出苦海？哼，你连想也别想，我早看透了，像咱这样穷人家的孩子，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办法自己救自己。 她的话让我动了心。没几天，我就由她介绍跟着一位广东人去了一趟深圳，一共十几天，我不但在那儿买了好几套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时装，还剩余了一千多块钱。从那以后，我就辞了职，全力以赴做起了这种生意。你不知道，这种生意让人上瘾，为什么女人只要一干上这种事就很少有停手的时候，就因为它来钱太快了，它就像贩毒一样，你干上了这一行再就不愿干别的了，因为哪一行也不如它这么暴利。 我说，你家里人知不知道？ 他们知道。一开始他们还骂我甚至打我，但我还是要干，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说就全当没养我这个女儿。后来我就在外面和另一个姐妹合租了一间房子，眼不见为净吗。每个月我也都回去看看家里人，给他们买点东西，毕竟生你养你一场嘛。但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说，他们也不再过问我的事。 给我讲讲你这两年的经历吧。我说。 有什么好讲的，我们这一行表面上看好像挺乐的，其实心里还是挺苦的。因为男人和男人不一样，有些人出手大方，他可能会在事先讲好的价格以外额外送你一些别的东西；但有些男人花了一点钱。C理就不平衡了，他们拼命想捞回来，就怕吃了亏。我为什么说不愿接大陆人，干净不干净那还不是主要的，人家港澳台的人花钱买个新鲜，做完了也就做完了，他们会比较客气地对待你，他愿花那些钱他就认为值。咱大陆男人不行，他们要是花公款还没什么，要是花自己的钱那就心理变态，非玩花样折腾你不可。 什么花样？ 还不是那方面的事。把他们不知从哪个三级片子上看到的东西都用上了，真叫人恶心。 你有没有和外国人…… 有。去年我在广州曾被一个开车的老外给叫住了，他说陪他一夜给500百美元，我就跟着去了。原来他是某个国家驻广州领事馆的人。他带我到了一座很豪华的公寓里，水晶灯、很厚的纯毛地毯，到处都金碧辉煌的，我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地方。我们就在一个大房间的地毯上做起那种事来。我觉得那人有点病态，具体的情况我就不好说了，反正我觉得他是病态。后来我以为他完事了，结果不知从哪个房间又出来一个大胡子的中年老外，他又上来和我千。到了半夜，又来了一个秃头的，他们三人轮流来折腾我，一直到天亮。一开始的那个老外递给我500百美元让我走人，我说不行，你们是三个人，你至少要给我一千美元，否则我就不走。 那人不给，说最多给600美元，说完他要把我拖出去。我喊着说，你要不给，我就到公安局去告你们轮奸我。他说你不敢，公安局不会信你的话，你只是个妓女。我说，你要不信那就让我走，你看我敢不敢去告你。这时从旁边屋走出来一个模样很威严的中年男人，他用英语把那几个训斥了几句，然后他满脸笑容地用很标准的中国话对我说，小姐，让你受惊了，我替我的同事向你道歉，这里是一千美元，要不要我让人用车送你回去？ 我没让他们送，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我觉得我像在踩着棉花走路一样，浑身软的随时要瘫倒似的。可我刚准备招一辆出租的时候，路边却跑出来三个男人，不由分说把我给架上了一辆面包车上。原来他们是公安局的，一直在跟踪我，以为我是和那些老外接头的特务。他们审了我一个白天，我都如实说了，结果我那一千美元被没收了，我被送到教养所关了一个多月，哎，那次是我最惨的一次了……不过我也曾耍过别人几回。 能不能讲给我听听？ 有一次，一个台湾老头子要我陪他到杭州和宁波去玩，他连车票都给我买好了。但我很讨厌这个老东西，那天下午我说我要回家告别一下和拿点东西，他就打车陪我一块回家。我向他要了两千块定金说是要给母亲看病，然后让车停在一个我熟悉的石库房跟前，那栋房子有个后门，我说我就住在二楼上，让他在车里等我，几分钟我就下来，结果他就在那儿等，我便从后门溜了。嘻嘻，让我白赚了两千块。 他不会回来找你？ 他上哪去找，本来就是萍水相逢认识的，上海这么大，平时我又很少在马路上走。这种人的钱，不赚白不赚。 还有一次，有个姐妹让我报复一个香港人，那人一开始说给我的朋友两千元，但他并没有说是什么钱，我朋友就以为是人民币，完事后那人却给了她港币。你知道一百元港币才能兑换八十多元人民币，她说不行，那人说他本来说好的就是港币，我这个朋友只好认倒霉，她老是耿耿于怀，所以让我报复这个臭男人。 你是怎么报复的？ 我先让他对我有了兴趣，然后讲好了价，到了他住的宾馆房间后，正在要做的时候，外面就有人敲门，说是公安局来查房的。这一下把这小子吓坏了，他让我藏在卫生间里。两个男人进来后先给他晃了一下证件，就上卫生间把我给揪出来了，说是他们已经接到内线报告来抓***卖淫者，然后就让那个港客收拾东西跟他们走。那个港客就说能不能罚点款就算了，最后就罚了他五千港币，然后那两个男人就把我给带走了，其实这两个人是我找的，我们三人把这笔钱给平分了。 说完她大笑。 我心里却在为她流泪。 三天后，我们一同飞回上海，出了机场后，杨千一说他要单独去一个地方，让我打车送李小姐回家。那天上海下着小雨，我打上出租后，李小姐坐在前座领路，在她下车后，那个司机突然转头问我，这位小姐是你的朋友吗？我说不是的，是我的老板让我送她回家的。那司机便用轻蔑的口吻说，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煤饼”（上海人对妓女的称呼）。你看她住的这个地方，这都是上海最低层的人住的，只有这种家庭出来的人才会去做“煤饼”。 在我成功地撰写了我的研究生论文并走上社会的几年中，我经常会想起这位姓李的妓女——既有对她身世的同情，也有对她从事这一职业的鄙夷，但有时在心里还挺可怜她的。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在从事这一下贱而丑恶的职业，屈指算来，她如今也差不多是近三十岁的女人了，她的姿色还能维持多久？她对男人世界的魅力还剩下多少？她挣到了她预先想要得到的那笔钱了吗？或许她已经用那笔钱开了一间气派非凡的餐馆抑或是富丽堂皇的美容院？再往好处想，她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归宿——她的丈夫如她对我所说，应该是一个有知识气质、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他们会生一个孩子。她曾对我说她会在结婚后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包括向丈夫隐瞒她的历史，一切从头开始，住在温暖的新房里，过着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 我希望她能有这么一个美满的结局。这将补偿她为此作出的牺牲和付出的痛苦代价——这差不多是每个自愿为娼者最终的梦想，她们都那么坚信她们会通过这样一种从业方式为自己赢得一个美好的归宿。 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想过，妓女职业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业，它总是会受到一个国家经济兴衰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左右抑或是影响。尤其像中国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也许会通过某种立法的形式更严厉地打击***卖淫的存在，强行摧毁它的形成土壤…… 但我更经常想到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人去从事这么一种既不道德又被世人不耻的职业？她们是否知道等她们有一天耗尽了青春，年老色衰，她就不会再有任何价值，她会像一架破旧的机器被抛在垃圾箱里，没有人再关心她们，也没有人再多看她们一眼，任何人知道了她们的历史都会嗤之以鼻，投以轻蔑的白眼。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妓女，不管是她刻意自救，还是等着别人来救她，几乎都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杜十娘永远赎不了身，而玛格丽特只能在充满痛苦和凄凉的呼唤中升入天国。她们各人所走的路不同，毁灭她们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她们只是社会的另一个部分，她们无法再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圈子中。 但这只是封建时代的妓女形象——如果说杜十娘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被卖到妓院或是她在无路可走后自愿到妓院卖笑的话，那么如今的妓女却正好和她相反，她们既不是因为生活所迫也不是无路可走，她们都是自愿干上这一行的。而且她们一旦尝到卖身后所带来的“金钱快感”，她们就像毒品对瘾君子一样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了——对金钱的贪婪欲望使她们不愿自拔，与杜十娘那种渴望早日赎身的心愿相比，我们今天的妓女们却沉溺于罪恶中而“醉心”不已。 读者诸君，我为什么要在此追加这样一段与本文似乎无关的话题呢？这是因为在我临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这位李萍，于是我就问杨千一是否知道她的下落。杨却告诉我，她被一个性变态的嫖客给杀了，而且死得很惨，她的下身被那人用刀子豁开了，连阴道里都塞上了东西…… 我仅以上述回忆作为对这位企图用特殊方式为自己谋求幸福的女孩子的祭文。 我愿她的灵魂能够在九泉之下获得新生。 ------------------ 书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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