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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神邂逅 作者: 菲力普·拉布罗 第一章 与死神邂逅 四、救生 声音来自一台称作为“人工肺”的机器，它把空气抽进去，又通过插入病人气管的硅酮管而送入病人体内，使他可以呼吸。 患者——我觉得还是用“病人”一词为好——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他只听见那台机器在嗡嗡作响，还有他自己的声音，他那断续的、哽咽的、不时轻轻咳嗽的声音。那根硅酮管呢？它似一根微不足道的细电线一样纤细，但插在他嘴里后，使他觉得比熊掌还粗。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两只胳膊被尼龙拉带捆绑在床的钢杆上。 他觉得医护人员在他嘴边、鼻子上、双颊上装上了各种细线、橡皮膏、棉花球，这些东西使他动弹不得。另外还有插在他左手腕上的输液装置或者是一端接在他胸部、另一端与某一仪器接通的电极也迫使他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仪器的屏幕上显示出一根绿色线条，也就是他心跳的轨迹，然而他却看不到。 其实，他苏醒时，什么都没有看见。他是从一种浑沌不清的幻觉中醒来的，他恍惚觉得自己在妻子、医生和助理医生的伴送下，被抬进这间房间，有人还向他解释，房间在走廊尽头，是那座大楼的最后一间。他觉得他被送往那里时，送他的人在唱着圣歌，整个护送人群手拿蜡烛，好像是为了夜间守灵。他分辨不出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梦境。他苏醒时，麻醉药品还渗透在他全身，因而并不感到疼痛。如果他能够清晰地、原原本本地记得他到这间房间之前的情景，他也许会把前后经过作出一番这样的概括：“长期以来你已不能正常呼吸。你养成了习惯性的咳嗽。不久，你的咽喉就被堵塞了。你的日常起居也因此而改变了。你的体重减轻，失眠，你已经极度衰弱。你看了不少医生，吃了大量药物，最后，你不定期地去求教的那位教授终于对你说：‘这样下去，我再也无法治好你的病，你办住院手续吧。’你迟迟不愿去住院，耽搁了很久，是两天！最后你只得打电话给教授，对他说‘我打算住院’。这是你能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因为水肿已堵住了你的咽喉，几乎使你窒息。你住进了医院，医生给你做了麻醉后便给你做纤维造影，于是你就到了这里，但处于什么状态呢？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救生处。救生处是一方天地，一个世界，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有它特有的环境。有它自己的颜色，有它的音响，也就是说有它自己的嘈杂声。人人都与疾病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围绕着病人而忙忙碌碌。“救生处”三个字清楚地说明了那个地方的功能，就是让你复活，也就是说让你挺住，给你第二次生命和灵魂，使你起死回生。凡是被“救生处”救活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或许他们中走过比我艰辛、比我漫长的路程的人已不可胜数，当然也许有些人的经历不如我痛苦，每个人有自己的路，每个人有一段被抢救的经历。尽管如此，只要有人进过救生处，被救活过来，那么他就会增加一点小小的经历，增长一点见识。啊，这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几乎与蜿蜒留在芦苇叶上的一滴水珠一样难以觉察。然而，即使是这样，你已和进入救生处以前判若两人。你绕过合恩角①，到了另一世界。也许这样的说法太平淡无奇，到另一个世界简直是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过合恩角”，也是闭眼就能想到的景象。对这种论调不必加以理睬。景象之所以闭眼就能想得到，是因为它是真实的。问题并非是简简单单写上“另一世界”这几个字，而是应该设法去描述这“另一世界”。但至关重要的是应该肯定这一点：“另一世界”确实存在。 ①南美洲最南端的海角。——译者注 五、本书并非是一部小说 让我进入“救生处”的疾病把我带到了比“救生处”更遥远的地方，那地方远在合恩角之外，离狮子怒吼、野狼高嗥的地方还远隔千山万水，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作为NDE—Near Death Experience的试验室，这几个字应该译成“临终试验室”。在法文中，这三个字的首母字是EMA，这不仅使法文更顺了，而且我发现这是“灵魂”一词的倒写①。这真是偶然的巧合…… ①法语中“ame”意为“灵魂”。——译者注 我在穿过生死界线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了千奇百怪的事物。有面目狰狞的妖怪，有可爱的天使，有河光山色，有生人和熟人的面孔，有虚空，有丰盈，有怜悯，有憎恶，也有爱情。我一直处子年代和时间永远是前后颠倒、错成一团的境地中；那时候已是昼夜不分，浑浑噩噩；我已丧失判断是非的标准；那时候我又见到了生活中每时每刻的往事和前景；有两个“我”在喋喋不休地对话，永远像唱双簧一样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其中一个“我”在说：“你的大限将近，听天由命吧，一切都已无法挽救。”这时候，另一个“我”却反驳道：“他说的不对，你要挣扎着活下去。”在这场争吵和对话中——但谁也没有听到，只有我能正确无误地再写出其中的每一句话——在这重又浮现眼前的分分秒秒的真实往事中，在眼下这虚无飘渺的每时每刻中，在我的这两个“临终试验室”中——一个阳光灿烂，另一个濒临阴森可怖的无底深渊——接踵而至的便是第二次生命，在今天这依然不过是一种探索，一种信念，我倒想不妨雕花刻叶，再来描述一番。 六星期后我从高寿医院出来——其中十天是住在急救室，其余时间住病房——那时候我一方面渴望把所见所闻一吐为快，另一方面又想守口如瓶。时令正值夏季，我时而倘祥在森林中体憩，时而漫步在巴黎游览。在不同的时刻和邂逅不同的人群时，我有时口若悬河，有时却沉默寡言，我真想去拥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与他们促膝长谈，接着我又想一人独处，沉默不语。这种矛盾情绪没过多久，有一天，我曾去他那里作过常规检查的放射科医生Ｂ问起我的近况，我们便聊了起来。他用亲切热情的声音说：“你应该把一切都讲出来。” Ｂ高大壮实，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眼睛，戴着一副镜架轻巧而半透明的眼镜。我很喜欢他，然而他也许并不知道。因为一是我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喜欢他，二是我只是在他的科室作X光检查时才与他见过十来次面。他年轻、机灵。作出的X光照片的判断明白无误。他身上透出的热情奔放、豪爽不拘的性格是某些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籍犹太人所特有的，与他们相处我总有如鱼得水之感。我与他们情投意合，能与他们一道旅游，在事业上共同探索，还能与他们并肩作战。在我与他谈话时，我感觉正在与他们中的一个弟兄交谈，我曾与他们一道参加爆破，一起煽动闹事或一起蜂拥上街；我与他们一起关注重大案件的诉讼或工公贵族的婚姻；我还与他们合作编写了电影文学剧本并拍了电影。我青年时代，在巴黎、纽约或洛杉矶，又与他们成群结队在晚上玩恶作剧，口出狂言，胡作非为。他是外来民族的弟兄，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几乎每天都要就我们读到的书刊、我们的所作所为或是我们的所见所闻以及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变化与这帮外来民族弟兄议论一番。Ｂ出身于一个不为人知的大家族，和不属于同一领域的那些男男女女意气相投，这一点好像是尽人皆知的。自从我进入急救室以来，我孜孜以求的就是想更深切地领略一下这种感觉。 他把X光底片检查一遍后把他的分析结果录入香烟盒大小的口述录音机，又对我说情况一切正常，接着他就向我提问，因为我与他无话不谈，而且我还追述过我对“另一个世界”以及对我自己的新发现。他又说出那句老话：“你应该把一切都讲出来。” “大家都对我这样说。开始我想说，后来又不想说了。我就这样犹豫不决，转眼已近一年了。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备尝痛苦受尽折磨，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然后又死而复生的人。因此这种遭遇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离奇古怪。” “这话可不对，”他说道，“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你的痛苦，而是别的东西，就是你已经谈到并讲了个引子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东西，大部分人都闻所未闻。你就用你惯用的语言一股脑儿讲出来吧。” 我没等Ｂ睁着闪光的眼睛用热情洋溢的话再说下去就想道，现在是该把这段故事讲讲了。我曾经作了笔记，科罗拉多冷杉林的景色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它与我经历过的情景相互交织，还有这些景观，这些感觉和这些变化，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不该归我个人所有，而应该亮出来公诸于众。我现在写得拐弯抹角，迂回曲折，像在这页书上兜圈子。我围绕着最近的亲身经历兜着圈子，我针对这本书的主题写了几行字，写得也像在兜圈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又回到了往日的躯壳里，重操旧业，按老规矩办事。然而我亲身的感受是永远抹不掉的，绕过合恩角的所见所闻也是永远抹不掉的。说实话，这种感觉是可以并应该抹去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要是人的精力和体力都可以因恢复了日常起居而复元，要是人旧疾重犯，又出现昔日自己的恶习，自己的缺陷，自己的狭隘和自私，同时又恢复自己的激情，自己的冲动，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壮志，那么他就完全失去了本来面目。这样一种脱胎换骨的巨变就值得别人原原本本地来加以描述，无须虚构，无须想象，无须加工，更无须捏造。 我在前几本书中力图当一个小说家，可是在本书中，我这个小说家的影子已荡然无存。在我的作品中我往往海阔天空地胡编乱造，这不足为怪，因为这是小说家的创作手法。我把我的生活作为创作小说的素材，我也是根据我的生活来编造情节。许多读者都以为我是在原原本本地描述我生活中的事，只不过稍稍作了点加工。这是一种误解。这一回，我写的不是小说。 你要叙述的是真人真事，因为你曾经亲身经历。即使没有发生过的事你也得说，但你既然是过来人，那么事情就发生过了。 六、女人——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在救生处最先看到的就是女人。我生活在女人，而且是相当年轻的女人主宰一切的世界里。通常我发现她们只是两个人。接着她们就分手了，后来又相聚在一起。然而能伺候我的却只有一人，但是我第一印象中她们是两个人。 她们穿得很少，是绿色的单衣，戴的口罩把嘴巴遮得严严实实。她们相互交谈着，也谈到“他”，也就是指我。她们旁若无人地在议论，似乎我并不住在这间房子里，也许她们以为我听不到她们的谈话声。我确实不能一直听清她们的声音，而我自以为从她们口里听到的话不一定就是她们说的。 她们动作敏捷，但办事效率不高，做事也不细致入微。她们好像总有一项任务要完成，要进行各种活动。在我眼里——我是个昏迷的人，微闭着眼，但这毕竟仍是我的眼睛——她们是两个一刻不歇而又一事无成的女人。只见她们在忙忙碌碌——护理、救生、抢救和守护——除此以外，我对她们一无所知。她们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忙活。她们对处方笺推敲半天，接着又制订了对每位病人的护理计划，然后便作了分工。她们交谈了几句，以便确定谁照顾哪位病人，因为她们要负责多张病床的护理。因此，我虽然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命运，病危的电波也时时透过我全身而向外发出，但侧耳细听了两个年轻女子的谈话，我才逐渐明白过来我并非是救生处的唯一病人，还有其它病室。我听到的嗡嗡声并不都是从我的那台“机器”中发出的，那不断向年轻女护士告急的电铃声也并非完全来自我下边的那只床头开关。最后我终于发觉救生处还住着其他病号，他正躺在我隔壁房间。后来我还摸清了他名叫比高利诺或比高利尼先生。从青年女护士花在照顾他的时间上来判断，我意识到比高利诺或比高利尼先生病得不轻，令人担忧。 在片刻间，我睁开眼睛，努力透过模糊的泪水看清了呆在房间中那位年轻女护士张贴在墙上、也就是她的工作计划表的上方的一块牌子。牌子上有许多格子，里面都打上了黑色、绿色或红色的三角形标记。每个格子表示一项任务：让病人服药，量血压，测体温，抽血，清洗连接病人和机器的那根管子，检查机器的功能，查看输液、生理盐水的用量和输液速度。 护士按工作周期换班——两个姑娘一班，分成三班，八小时三班倒——只有在出现新的人名、新的两人班组、不同的嗓音和不同面孔时，才能知道已过了多少时间。光阴像一根不时在断裂的线，它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模模糊糊中过去，也有停顿，但最终消逝，再也不能追回。只有护士们可以使你始终记得，还有时刻，还有白天，还有黑夜存在。当然，光线照进室内在四处缓缓移动时——这时候在墙的右上方好像出现了一扇老虎窗或是带铁栅栏的监狱窗户——它能使你意识到这是白天，当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亮起时，你多少明白这一天刚刚结束。然而如果女护士们不换班，新名字、新嗓音、新面孔不出现，那你就根本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你所度过的光阴在正常生活中究竟过去了多少时光。因此，在众多的识别时间的方法中，护士们就是你的报时钟，是能给你讲讲现在是什么时间的唯一的人。然而她们的职责远非这一点。在救生处，离开了她们，你就活不成，因此她们是你须臾不可或缺的人。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这些女人。我完全依赖她们。我觉得我的生命就由她们掌握着，我的生命与她们的生命休戚相关。只有她们能够并善于解除我的痛苦。 在纤维造影后强烈的麻醉效应开始消失时，在苏醒以后，也就是我生平看着他们死去的人来探望以后，在看到了科罗拉多州的天空和景观以后；另外，那根管子正插在我的嘴中，占据了口腔和气管中的全部空间，并把我与一台机器连接起来，而那刺耳的噪音正是从这台机器中发出的，在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以后，我隐约——也只是隐约而已——记住了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注意！是个男人）前来向我告诉了些情况，并向我俯下身来，一定要我用点头或摇头来作答（因为我气管中插上了管子，无法说话）以后，我才接受了这一现实：虽然这些女护士们来来往往，忙忙碌碌，沉默不语或相互交谈，但她们原来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你觉得永远身处绝境，正要淹死时，只有她们才会把你的头紧紧抓住，让它露出水面。你经常会觉得自己正被一场大火吞噬，只有她们才能把这场火灾扑灭。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为熊熊烈火等时候一到又会卷上重来，而溺毙感也像大火一样定时袭来。干是你只有立刻求助于她们，马上用左手按响把你与世界相连的床头开关，使房门口上方的闪光灯再次亮起，一叠连声的短促的、震耳而难听的叮吟吟的电铃声重又响起，听到这一声音，一个女孩又来到房间，关上了闪光灯和电铃，然后向你走来，因为你被捆绑在床而且说不出话，她就来到你床前又问你道：“怎么啦？你要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 由于你的手腕被绑在床的栏杆上，手能移动的空间有限，你只能轻轻地摇动手腕，摆动着头，想用眼神示意，让她明白那管子堵塞了，你呼吸困难，你觉得自己快要被从支气管底部上来的东西所窒息，你的呼吸再也接不上那台机器的气流。你无法与机器同步，机器也开始发出警铃声。这铃声比电铃声更响，更刺耳，表示情况更加危急，于是年轻的女护士恍然大悟，讲出了你期望听到的话：“行，我来帮你呼吸，你别着急。” 于是她来帮你“呼吸”了，这是她通用的字眼。这字眼可并不悦耳，并不优美。然而在救生处这片天地里，美妙动听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在这里，人们讲的话都很明了、具体而又确切。大家都直言不讳，该怎么叫就怎么叫，是“管子”就叫作“管子”。而“呼吸”一词的含义也很简单，就是呼吸的意思。那位女护士以极快的动作，暂时把管子从人工肺上拆开，然后用一根吸管一样的东西，向你喉咙的四壁，你的胯壁，你的气管吸走一种流动而浓厚的物质，正是这东西激起一阵强烈的窒息感。那女孩在帮你呼吸着，这种呼吸发出“咝咝”的声音，让人非常难受，然而这种难受让你解除了另一种难受，既然如此，这就对你有好处。她把固定管子的细绳再缚好，片刻以后，你如释重负，感觉好受了。她把你的头放回枕头，利用这一间隙，她给你换换睡姿。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并希望你的眼神足以使她明白你是多么希望她呆在你身边不走，别去照顾什么比高利诺或比高利尼先生，你又是多么钦佩她帮你解围、使你能继续生存下去时动作的娴熟和敏捷。 因为你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无法表达丝毫，于是你用右手的两个手指简单地做了个手势表示你想写字。那女护士立刻明白过来。她们懂得各种手势并善解人意。这种场面她们已司空见惯。她们不是随随便便被派到救生处去的。一般来说，她们在那里呆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三年。那工作太艰苦了，有伤身体。还有垂死的病人。人的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据说有些女孩是因为意识到她们是在救助人，她们干的这一行确实对社会大有贡献，这才找到心理平衡。她们是一批志愿者。只有你自己决定要去而有关方面也选中你时，你才会被派到救生处。因此，她们都会理解你的想法，随后便递给你一块小塑料板和一支碳素笔，你用这支笔慢慢写着——真奇怪，写字怎么这样费劲，难道你手指已颓然无力了吗？——写出了“多谢”两个字。 年轻女护士看了你写的字，轻轻说了一句：“别客气。我想你现在好点了吧。” 她转过身离开了房间。她把你写的字擦掉了，把那块小塑料板和那支碳素笔放回到了工作计划表上方，并在护士记录本上记下了一句话，接着她看了你一眼，于是你觉得自己猜到了什么，好像她觉得你这个人匪夷所思：“为什么他要谢我呢？” 七、他在救生处结识了韩国女护士加兰 他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才记住了每个护士的小名。他觉得几乎都认识了她们：有叫帕特里西亚的，有叫伊丽莎白的，还有尚塔尔·卡特琳·法比埃娜、“赐福女”和娜塔莉。另外，在夜班中还有一个名叫加兰的韩国籍女孩。 她长得比其他护士都美。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剪得并不齐，皮肤是暗褐色的，嘴唇上有一条条细纹，眉毛秀长，颧骨突出。她好像很爱打扮，非常注意修饰自己。与她同值夜班的护士是个矮胖的小姑娘，剪着短发，操着东南部地区的口音，在他听来好像是法国贝济埃大区的口音。加兰对贝济埃姑娘令人肉麻的恭维话十分反感。两位护士结成了奇怪的一对。当然她们也在干活，但留给他的印象与别的护士截然不同，好像于这一行并不是她们的初衷。她们在喋喋不休地神聊，讲着各自的私房话，其中外貌差的那一位比较浅薄，她饶有兴致地听着另一位——韩国籍女护士加兰的失恋之苦，还告诉她，她错就错在去物色了男人，女人要比男人好。 他觉得加兰并不怎么心灵手巧，业务也不熟。当她第一次在晚上走进房间来接班并开始翻阅那一大叠处方笺时，他就听到她对未来八小时中她要遵守的操作规程大声叫起了苦：“啊哟哟，有那么多事要干！啊哟哟！这么多事我可干不了。” 他觉得她的嗓音俗不可耐，与她那亚洲小明星般的外貌格格不入。这时那个贝济埃姑娘插了进来：“加兰，别担心，有我在呢。我会给你解释的。我还会帮助你。那些最难的活由我来做，这一件件的事都由我来管，然后我们就有空休息一会，你再给我讲讲你的那些卿卿我我的恋爱史。你会觉得这会过得很开心。我们要熬一个通宵呢，我们会好好安排，怎么来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一夜，别让‘他’来扫我们的兴。你觉得怎么样，嗯？” “他”正在痛苦中挣扎着，嘴中插着管子，听着自己的喘息声、机器的嗡嗡声，又忍不住发出阵阵咳嗽。他一边经受着这些折磨，一边倾听着她们的谈话，忧心忡忡，做声不得。从两个女孩的对话中，他依稀觉察出在救生处的深夜里，她们有可能玩什么花招，也许她们会没完没了地胡闹下去。她们竟敢在救生处旁若无人地只顾她们自己，而躺在那里的他却成了无足轻重、有名无实的病人。加兰突然赌气说道：“问题我自己会解决。再说，我平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做什么得由我自己来决定。” 那位贝济埃姑娘似乎大失所望，那神态就像那些喜欢在女人面前巴结讨好、大献殷勤的男人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以后十分沮丧和无奈的样子，于是便以冷淡的口吻说：“随你的便，加兰，随你的便。” 加兰便转身不去理睬贝济埃姑娘，她似乎想再看一下那叠处方，看看如何配药，如何安排工作时间，什么时候更换输液。这时候，他又听到她在自言自语：“这小婊子，哼！这小婊子，我可不吃她那一套，我的招数高着呢！ 病人自从在救生处苏醒后一直惴惴不安，这时候就更加诚惶诚恐了。两个女护士闹脾气，他岂不要成为她们之间争吵的受害者了吗？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要是这场闹剧真的发生，她们怎么还会有心思来照顾他？他挣扎着，觉得胸闷，全身烦躁不安，更加难受了。他想道，他不应该入睡，他觉得夜间他能入睡，其实不过是时断时续零零星星地眯盹儿一小会儿而已。他心里思量，这是他到这里来以后最惶惶不安，也是最使他感到精疲力竭的一个夜晚。 然而韩国籍女护士加兰的私生活并非是使他越来越忧心如焚的唯一原因。其实，几乎在同一时间里，他终于意识到十有八九他会死去。 八、探望重危病人的头条要领 直到现在还无人正确诊断出你所患的病，也没有人能找到使你从无底深渊中解脱出来的药物，而你自己却已对身患的绝症了如指掌，那么你就会明白你必死无疑。你对这个无底洞一目了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无底深渊，世间万物都难以与它相比。这是个说不清道不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从中出来的深洞。你平生经历的种种痛苦中，没有一种痛苦可与它相提并论。每当你的呼吸反常，你的阵阵咳嗽干扰了机器的正常运转时，这个洞就会发出刺耳的尖叫。于是铃声四起，房门大开，护士们闻声赶来，偶尔也有值班的实习医生。 “你要学会与这台机器相配合，先生。这可是一台上等机器。你要学会适应它，与它相配合。” “与这台机器相配合！”你却厌恶这台机器。但你不知道，离开了它，你早就窒息而死，医生只有给你施行气管切开术你才能起死回生。这台机器，这个深洞，这些空幻的感觉都表明情况不妙、病情危急。接着，出现了几张陌生面孔，他们给你说明，和你谈话，说正在设法验证大家所设想的一种异乎寻常的罕见的病菌，是它损害了你的呼吸系统。正因为这样，护士才给你抽了那么多的血。为寻找到病源菌并作血液细菌培养，一天至少要抽六次血。虽说是六次，但你却觉得血在无休止地被抽掉。时间就是在不断地从你的静脉里抽血的过程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你觉得护士一刻不停地在抽你的血，你的全部时间就耗费在这上面：听见别人扎针，把血抽干。最可怕的是他们又对你说起这样的话：“我们要抽取你血液中的气体。”你觉得不可理解。你那惶惑的目光表示想知道个究竟，有人就向你解释：“这是为了测定血流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压力和质量，目的是要判断肺部病变的严重程度，同时也可以检测肺气泡换气功能是否健全。” 抽取血液中的气体不像普通抽血时那样在前臂扎针，而是在面积更小、位置更确切的地方，也就是在下腕后部的动脉上进行。这针扎得更猛、更疼、更深。为避免发生血肿，穿刺完毕后，护士立刻用大拇指紧紧接住这根动脉。抽“血气”，那可真痛，实在疼痛难忍。于是你不禁纳闷：“这样扎针要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 “结束”，什么结束？另外一张女人的脸使我明白了也许到时候会结束的。但在“结束”以前，我一直被麻醉后那浓重难闻的气体所包围，发现自己已动弹不得（管子、机器、不断地输液），与那台机器和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相依相伴，还要接触蜂拥而至的各种景象。这时候，我只见一张张女人的面孔，当然是陌生女人的面孔。这些面孔使我如释重负，因为从她们的脸上我看得出她们善于替病人排忧解难，照顾他们，帮助他们。这些面孔当然也使我增加了安全感，因为她们总是在我耳边反复说着这两句朴实无华的话：“我们会好好照顾您的，您放心。” 从这些陌生女人的眼神、笑容和手势里，我看到的只是这种使你安心的暗示。但是在与我靠得最近的那个女人的脸上我读到了另一种表情。因为这时候终于出现了我企盼已久的妻子的脸。她是第一次来看望我。她对我说了几句作为妻子要说的话，是我们两人间的悄悄话。她说的话情意绵绵，她对我唧唧哝哝说了好半天，我却不能回答她半个字。我对这张脸要比俯身对着我的脸讲话的所有人都要熟悉，因此，我觉得从这张脸上看出了另外一种东西。我首先注意到那种柔情蜜意、亲切体贴、关怀备至、相儒以沫的情愫。我什么都看到了：我们伉俪情深的往事，绕膝承欢的儿女，夫唱妇随，心心相印，达到琴瑟和谐的程度。无论何时何事，两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由于她的到来，我尝到了一种热烈的情感，这可不是定时传遍我全身的那种灼人的大火的热浪，而是一股抚慰心灵的暖流。转瞬间，自从我进入救生处以来我最向往的东西又失而复得，这就是欢乐。 医生曾对她打过招呼：“你可以和他谈谈，但他大概听不懂你的话。他不大能听清别人讲些什么。” 但她对医生的话置若罔闻。任何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如今面对心爱的人（不论是“他”还是“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总要与“他”或“她”一诉衷肠。我妻子也不例外。她想道：“他会听清我的话的。在我所说的每句话中，总有一点情感，哪怕是一丁点儿情感总会打动他的心弦，他也就知道了我在他身边。” 我听到了声音。那是一个女人，我的妻子的声音。是的，是女人的声音。也就是说，如同朦胧时代以来所有女人一样，也就是像所有女护士和修女——把修女称作“嬷嬷”可不完全是偶然的——一样，她知道善良和爱心会穿透化学药剂的迷雾，打破机械的障碍。有可能她不知道这一点，但至少她想做到这一点。 我接受了这份爱心。这是一种短暂的安乐剂，然而无论怎样短暂，效果却近乎凶猛。我立刻觉得有一种压抑感，一种胀闷感，我轻轻作了个手势，表示我受不了，这样的过分冲动会把我葬送。我身体衰弱，难以品尝这片刻的幸福。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她猛然省悟到我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说，透过各种管子和细绳，她觉察出了我的压抑感？她不假思索地说：“你要我走，是吗？你要我离开你？” 我点了点头。我真想喊出声来：“并不是我不想见到你，而是见到了你会使我过分激动。这并非是我不爱你，而是因为我太爱你了。而在此时此刻，爱得过深会使我喘不过气来。正是因为我爱你，才应该避免看到这种爱的象征，你的手，你的眼睛，你的脸，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我眼前消失，因为我就是无法承受。我不想让你走，可你却必须走。” 然而我已经丧失运用语言的能力，无法表达涌动在我心头而我又不能一吐为快的千言万语，我只能点头示意。她的下向我的下伸来，我努力让下指作出类似的动作以便让她感到我想抓住她。她俯身在我的手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在病人在鬼门关上挣扎的此时此刻，有必要讲一讲你探望他时需掌握的头条要领：应该和病人谈心。对科学界、技术界、权威部门、主管部门、知识界等方面的人士所说的话，尽可不予理睬，因为他们的学识在感情的闸门前无能为力，他们所谈的“合理性”限制了他们与生命和人类的接近。有些人会对你说，病人、昏迷的人——甚至是垂死的人或死人——都听不到你说的话。但你别听他们那一套。应该和那些被认为只言片语都听不到的人谈谈心，因为正是这时候，这只言片语会被他听到，只要是款款情话。 九、时间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概念 弗朗索瓦兹不但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喁喁情话，而且还把医生在我第一次苏醒后、第二次苏醒后以及在第三次苏醒后早就向我反复说过的话又对我重复了一遍。我曾用那支碳素笔，把问题写在一小块塑料板上问护士，她们也证实了医生的话：“你的病还没有确诊，你的血样已被抽取，并送到了病理解剖实验室——细菌培养实验室去作化验了。一经查出你的病症，就会采取治疗措施，使你的水肿缓解和减轻。如果经过大约一个星期，能将你的症状减轻，并且炎症也缓解了，那么我们会设法把管子拆下。”于是弗朗索瓦兹把护士的这些话在我耳边又说了一遍。 我知道，我至少还要等八天八夜，在这段时间里，我仍然必须全身被捆绑，要不断输液，嘴中插满管子，受阵阵咳嗽和高烧的折磨，看到的只是时间在无情地流逝，但我却无能为力。至少还得坚持八天八夜，我还应该想出一种计算这八个日日夜夜的办法。如果我也能把这八天八夜算出来，像囚徒那样在墙上划直杠，最后在我自己的这间“牢房”里算出我将要得到释放的那一刻，那么一切也许会有转机。当病人经受这样强烈的治疗反应，受到如此剧烈痛苦的折磨时，时间概念已消失得荡然无存。一种景象也许只停留了几秒钟，但你却以为它停留了一天或一小时。这时候，时间就无法推算了。 于是我觉得我需要为自己设计出一套了解时间概念的方法，我得设法算出时间来：算出护士们交接班的次数、人员更迭的趟数。我紧紧盯住一切交替更迭的现象：灯光、日光、清晨救生处走廊里的嘈杂声、夜间的阒无声息、我的邻居比高利诺先生的吵闹声以及他那台机器发出的铃声，这声音比我那台机器发出的铃声更令人胆战心惊，更响亮，就像战争警报，船上的紧急警报一样。所有这一切也许有助于我判断出时间来——这一切中还要加上历次探望和会面，其中首要的是我最近经历的，也就是看到了我妻子的脸，一张透着亲情的脸。 然而在这张脸上我不仅看到了亲情，还看到了恐惧。 十、第二种内心独白 我看到了恐惧。因为我太熟悉我妻子的脸了，所以从这张脸上看出了其它表情。 我们的会面使我精疲力尽，好像进行了漫长的体育锻炼，如同完成了几小时的超常的苦工，还似乎是在烈日下举起了数以吨计的铅。天黑了。弗朗索瓦兹的脸又在我眼前晃动，我在想：“她一定很害怕，我当时一定把她吓坏了。” 到现在为止，当我在内心自言自语时，只有一种声音在表达，方法简单明了：而且在我的一生中就是这样过来的。从我幼年时代起，就只有一种内心独白。然而现在竟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种反常的意外现象发生了。现在竞听到了第二种内心独白，前来与我往常的第一种内心独白对答。第二种内心独白与第一种迥然不同，他说道：“喂，你之所以让她吓了一跳，是因为你也许快要死了。” 我答道：“也许是这样。” 正是在这两个“我”开始对话的时候，我却进入了在生死界穿行的新旅程。此后，两种内心独白在不断地对答，正如汹涌的大海中浪潮相互拍击一样。两种声音都发自我内心，都是我的心声。然而在唇枪舌剑的短兵相接中，在这场斗法中，我是唯一的演员和观众。一个是劝人撒手人寰的声音，另一个是为生命抗争的声音。 十一、应该允许孩子们与父母随意逗乐 天黑了。我非常害怕黑夜，因此一当护士护理完毕准备熄灯时，我就挣扎着想让她明白我希望房间中一直亮着灯。她就让灯亮着然后走掉了，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撒在这里。我很害怕，我害怕一切。一种巨大的、笼罩全室的恐惧感向我袭来。恐惧再加上生理上的痛苦，两种消极的力量打开大门迎来了“消极太太”。这就是那让我坐以待毙的声音。它又老调重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无论如何，你正在奄奄待毙。” 听到这句话，我的另一个内心独白，也就是我平时的心声——我敢这样说——竟然无言以对。这是认输、投降，在事实面前屈服。我的第一个心声，也就是我那熟悉的、听惯了的心声之所以听了第二个心声回答不出，是因为在我感到疼痛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第二个心声依然在絮絮叨叨地讲着，它的声音相当亲切可爱，从容不迫，也彬彬有礼，但总是居高临下，带点教训人的口吻，似乎还露出保护神的腔调，大有那种“我的消息比你灵通得多”的架势。它就这样低声细语地唠叨开了：“是的，”它又搬出这句老话，“无论如何，事实也许就是这样。当然啰，你可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你总以为还可活好几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阳寿，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固然是始料不及的，但事态却在进展着。你家有四个弟兄，你也许是弟兄中走得最早的一个。但是你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但并没有迹象表明，也没有人说过，人都是按先来后到的出生顺序离开人世的。没有这回事！这里没有任何规律，也没有任何书面依据。应该接受这一事实，你将第一个去与你父亲重逢。” 讲到这里，第二个心声住嘴了。它的话一直纠缠着我，使我不得安宁。我只听到它的话在我胸中、口中回荡翻腾，而且是随着那台抽气机每分钟十二转的速度在那里复述。它的话与机器声和我的疼痛融合为一。就在这时候，我又见到了那批冥世来客。 现在这些人就在房间里。奇怪的是，天已不再漆黑一片。难道时间已是早晨？这批人排着队沿墙壁站着，他们站在护士们通常前来张贴护理记录并看看中间有什么“联系”的地方。 他们穿着便服，笑容可掬，木然不动，悄无声息地排成一行站着。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走进这间病房而我竟浑然不知。也许正是我闭上眼睛，休息了片刻的那瞬间——无法测定这一时间的长短——也就是我进入了半昏迷的无底深渊的那一刻，他们溜了进来。为什么这些人既不穿工作服，也不戴下套，更不戴探望者必须戴的小口罩，也没有得到护理员的允许就到这里来？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安分守纪地站在那里望着我，那种不急不躁、慈悲为怀的姿态我真想用笔把它描绘一番。他们那神情好像在说：“看他的模样，他还不急于到我们这里来。看来他还没有明白他已别无选择。但这种情况不会拖得很久，他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他最后还会到这里来与我们相聚，我们还是再给他一点时间吧。” 所谓时间，也许是我把他们一一辨认出来的时间。 这并不难，转眼间，我都认出他们来了，这些人我已熟记在心，都是我生平看着他们死去的人。其中有瓦尔多，他是在巴黎自杀的。在我的一本书里，把他写成在二十岁那年开车死于车祸，带点浪漫色彩。而在实际生活中，他是在六十来岁时自缢身亡的，死得很壮烈。还有让·皮埃尔·梅维尔，他是在餐馆中吃饭时因动脉瘤破裂，死在我的怀抱中。对于他的谢世，我当时实在难以接受。再说，我难道代替得了他？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电影界导师。还有梅，她自杀在马里兰州。还有让·弗朗索瓦，他是在阿尔及尔遇刺身亡的。当然其中有我父亲，他是在我面前寿终正寝的，当时是在尼斯，与我一起守护在他床前的还有我的母亲和我的一个兄弟。还有于德，她也是在四十岁时在纽约自杀的，一想到她要步入不惑之年，她就不堪忍受，她大量吸毒，觉得寂寞空虚。另外还有迪克，他驾车自杀在密西西比河里。博比死于贝藏松的一家医院里。他在医院里一直表现得无畏无惧，脸上挂着笑容，不急不躁，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留给他的几个女儿——其中一个是我的妻子——的是一张可亲可爱的脸。还有另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另一个是矮矮胖胖的秃顶男子。总共大约有十二人，由于我的第二个内心独白说过“你父亲”三个字（“你将第一个去与你父亲重逢”），因此我的目光自然首先转向了我父亲。 他穿着那件显眼的、滑稽可笑的室内上衣，下摆拖到大腿中间，同他的一件室内便袍是同一种衣料。上衣上有红绿相间的方块图案，缝着大口袋，还系上一根宽大的腰带。他在办公室上班时一直穿着这件上衣。我之所以说这件上衣是“滑稽可笑”的，是因为我的弟兄和我在背地里都把它当作笑料。我们对父亲都怀着几分敬畏的感觉。在他面前，或当着母亲的面，我们谁也不敢开一句有损于他尊严的玩笑。然而应该让孩子们敢开父母的玩笑——应该很早就慢慢培养孩子们认清家长真实面貌的习惯。这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而家长也应该有乐意接受的习惯。我们觉得父亲的形象太庄重了，有必要把它淡化一下，于是就在这位如此威严的男子身上寻找一点细枝末节来拼凑一场喜剧，与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形象相映成趣。这件室内上衣就成了这场喜剧的素材。一想到他为省钱，竟把一件室内便袍改剪成了一件室内上衣，我们都忍俊不禁。他那神气活像一位英国绅士式的土财主，就只差没有从那件袍料上剪下一段来做拖鞋了。还有，为什么不可以用这点料子再做一顶睡帽呢？他是不是戴这顶帽子睡觉呢？外出旅行时他也带上这顶帽子吗？想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暗暗好笑。这件室内上衣代表了一个滑稽可笑、不合时尚、食占不化、囿于成见的老头形象。一提起这件上衣，我们便放声大笑，笑得捧腹，笑得喷饭。真是一件古怪的上衣。 然而，在眼下，这件室内上衣却使我笑不出来。倒是我父亲在这间房里冲着我笑。在他那一贯不苟言笑的嘴角间露出了亲切的笑容。他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他沿着医院病房的墙壁一动不动，但在说着话，反复讲了五六遍：“来吧，瞧你，还不快来。你还等什么呢？” 十二、肯尼迪之谜：一种爱的信念 为什么父亲来到病房引发出来的却只有这样的一种形象？为什么留给我的唯一回忆只是一场嘲笑？爸爸和他那件室内便装！除了依稀记得孩子们的哄笑，难道再也想不起别的？这是发生在四十年代的一场哄笑，一场无缘无故的哄笑，一场童趣洋溢的哄笑，记得那几天金色的阳光洒满大花园，从泰斯库河谷，从塔尔纳方向吹来的阵阵微风使满园的白杨树叶飒飒作响……回想起来这是多么轻率，多么浅薄的玩笑，带给人的只是瞬息即逝、现已荡然无存的轰动效果，正像一只蝴蝶的翅膀在岁月的拨弄了零落成泥。 父亲对我说：“来啊。” 我却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对他的催促充耳不闻。这是怎么啦？这是深爱过我，也被我深爱的父亲，现在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真的站在那里。自从十年前他在尼斯病故以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十年前，母亲把他的眼睛合上，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亲爱的，我最亲的亲人。”现在他却在和我说话，向我微笑，我能置之不理吗？ 这时我听到有人对我说：“别到那里去。” 这是我平时的心声，那第一个心声，它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这可不是那个陌生的、讨好人的、以保护神自居的声音，它对我说：“你已无力回天，一切都完了。”不，不是这种声音，现在是另外一个心声，是那熟悉的“我”，是我的生命。那个要我为生命抗争的声音终于打破沉默讲开了：“你瞧瞧他们，”它对我说，“他们在嘲笑你呢。你没有见到你的样子让他们捧腹大笑吗？” 经它一提醒，我确实觉得他们带几分嘲弄的神情。这些人装出一副如此亲切可爱的样子，原来都戴着假面具。我开始对他们存有戒心了。我为什么要去与他们重逢？这时那个让我坐以待毙的声音又插话了：“别犯傻了，他们之所以向你微笑，是因为他们爱着你，他们是来欢迎你呢。他们只不过要你不要再在这场败局已定的无谓搏斗中挣扎了。瞧瞧他们的笑容，这里面哪有丝毫的恶意和嘲弄？有什么地方引起你的不快呢？” 这一长列男人和女人确实没有使我感到丝毫的不快，他们耐心亲切地前来探望我，虽然来得不是时候，这里又是救生处，一般不接待任何外人，但我并不觉得讨厌。梅总是那么美丽，还有那位让·皮埃尔·梅维尔，他戴着一顶白帽子和他戴惯的雷芒墨镜，墨镜遮住了他那双大眼，因为他不喜欢自己那双眼睛的色彩，但他依然像以前那样仪表堂堂、魅力无穷。 梅那黑皮肤的脸蛋上有一双扑闪闪的黄眼睛，她依然那样楚楚动人，身穿一件浅色平纹布连衣裙，一排钮扣紧扣着上身。她的嘴唇似乎想要我再次偷尝禁果，想让我重温一回沉醉甜蜜的旧梦。记得我当年是在向一位比我有钱的大学生借来的汽车后座上，胆怯而手忙脚乱地抱住了她，偷尝了这甜蜜的禁果的。 他永远忘不了梅。 在他来这里居留的第二年，在这座美丽沉静的校园里，他常常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惆怅。为了解闷，也为了满足好奇心，他又兴致勃勃地试图在这座城市的黑人区寻找她的踪影。因为他是个中老手，在编造谎言、弄虚作假甚至贿赂别人方面善于略施小计，最后他终于获得了信息。有人向他证实，梅已离开家庭和那个地区而到马里兰州恢复学业。于是他觉得事情已真的毫无指望，发誓不再去想它，便和那些品行端正的美国白人女大学生厮混，但她们缺乏性感，也没有多少奥妙之处。但他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私下偷情和那个让他发现了她的性感魅力的少妇，她让他尝到了乐趣。在此之前，在少年时代，他一直以手淫取乐，但如今的乐趣与手淫迥然不同。八年以后，他来到了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为的是对肯尼迪之死的真相进行旷日持久的调查。他为这一课题与他的老板——一个矮个子男子①签订了一项协议。一天，他正准备第十五次去达拉斯作个往返采访，矮个子男子约他到雷奥米尔街三楼的报社办公室与他见面，用一口含糊不清的巴黎音对他说：“听我说，伙计，这段故事永远不会完结。这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大、也最扣人心弦的秘密，这宗秘密使公众震惊，特别是法国人更是倍感兴趣。因此，你要打消一切顾虑。你要记住我的话，每当你掌握到某种情报，某种线索，某种证据，或者某点蛛丝马迹，需要你立刻出差到美国，不管到美国任何地方，你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出发，你有全权自由决定。凡是有关肯尼迪遇刺的任何情况，你都应该弄个水落石出。”他的记者生涯中大约有三年是花在这上面的。他了解了此事的全部真相，但也等于一无所知。越调查越糊涂，他对城市街道的交通图，单位的上下班时间和单位名称都了如指掌。他成了1963年11月23日达拉斯事件的活字典。当时，他与大学教师、图书馆馆员、记者、研究员、侦探、犯罪学家、政治家结成了一张关系网，他们多数是美国人，相互不断地交流论据、信息和新发现。他在业务上的心腹至交名叫马丁·沃德伦，他为《纽约时报》采访，足迹遍及美国南方。通过沃德伦的帮忙，他掌握了新奥尔良地方法院检察官的第一手资料。检察官名叫吉姆·加里森，他声称已完全解开了肯尼迪之谜。调查加里森的一条路线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于是他便去了那里。 ①这里是指皮尔·拉扎雷夫，在六十年代曾与作者在《法兰西晚报》合作共事。——译者注 马丁·沃德伦告诉他：“要是你想会见桑托斯，你得呆在旅馆里等着别人给你传消息。别离开旅馆。” 他等了两天，他知道他现在所在的城市正是梅完成学业的地方。她还住在这里吗？在等待中他觉得无聊，为了解闷，他开始按姓氏顺序翻阅巴尔的摩及其郊区的电话号码本。他找出了十二个人，他们的姓氏与梅的姓氏相同。他先后拨通了电话。 “晚安，我能与梅通话吗？” “我们这里没有叫梅的人，你打错了。” 打到第八次，他觉得已听出了她那南方口音，那种喉音，那种嗓子中的沙哑声、碎裂声，那种嗓音会对你轻言细语，软语温香，但也有满腹委屈。只听她说道：“你是谁？谁要和梅通话？” 一听到话筒中传来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他的神情高度紧张，他又感觉到那种同样的欲望，同样的饥渴传遍了全身，正如在十八岁时，他们在别克轿车的后座上短暂的偷情一样。 “你是谁？”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是她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朋友，法国人。” 他很想做到不为人知，谨慎行事。她是否还是单身女子？还是已有丈夫，儿女绕膝，亲人团聚？对方沉默不语。他又讲了一句：“喂，是梅吗？” 她终于桑声地开口了，话说得很慢。她压低嗓门，轻声问：“你是哪一位？” 他似乎觉得她的那句“Who are you（你是哪一位）”包含着千言万语，包含着惊讶和怀疑，一种含蓄的催促，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恶意，一种近乎粗俗的声气。这时他发觉他闹了场误会。他当初以为已听出了心上人的声音，因为他希望是她在和他通话，然而那一声“Who areyou”告诉他，他确实认错了。突然那个女孩在电话中笑开了。一种苦涩冷漠的笑。他觉得当时他那一阵阵性欲冲动消退了。那女孩说：“你要找梅，可惜她已不在人世了。我是她的一个表妹，梅已走了。你要知道全部真相吗？那么我告诉你：她去年已经轻生了。” 美国人喜欢用“She took her life”这种令人费解的词句，以免说出最使他们毛骨悚然的话。他们不说“She killed herself（她自杀了）”或“She is dead（她死了）”，而宁愿说这句晦涩难懂、富有诗意而莫测高深的话：“她轻生了。” 他含糊不清地道了几声歉，难以再提什么问题，但到后来，他又追悔莫及。他挂断了电话。在晚上，他打电话认错人、听错声音等行为有如芒刺在背，使他久久不得安宁。他离开了巴尔的摩，还和那个黑手党介绍人桑托斯接上了头，他向他证实，在达拉斯暗杀事件以前几个月，他就曾经当着证人的面说过：“肯尼迪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即使在这以后，他那种不快的感觉仍然久久无法消失。 无论如何，围绕达拉斯事件，他有一种爱的信念。 他爱好旅行，而且像他这样的年纪也爱读侦探小说丛书《祸不单行》，他常想，探索某一事件的真相，可以使他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起《祸不单行》中侦探的角色；他还喜欢猎取抢先刊出的独家新闻，对某种秘密他也爱追根溯源，寻踪觅迹。他还喜欢像考古学者那样把已不能恢复本来面目的难解之谜一段一段地弄个水落石出，因此他决定装模作样，虚与委蛇。他乐意扮演与其他所有调查者一样的角色，手头的课题不是弄清一个情节，而是要澄清所有细节。然而每当他想严肃认真地推敲搜集到的文献时，每当他苦思冥想、仔细回忆时，那爱的信念又浮现在脑际。当时，几乎就他一人有这种念头。这近乎于一种谩骂，但他不想大声讲出来也不想写在纸上。只要他一想到达拉斯“警察分局”五楼走廊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那满脸堆笑的怪相——那是离他只有一米远，从那靠得很近的脸上他看出的怪相，只要一想起这种怪相，那爱的信念重又萌生了。 他的调查在巴尔的摩略有进展，但是在马里兰州的这个海港，夜晚只听见船舶汽笛的长鸣声与巡逻车的尖叫声交相呼应，加上清晨海鸥的鸣叫声与海港的这种“交响乐”混成了一片，好不热闹。在这个港口逗留期间，他只记住了梅的死讯：“她轻生了。”当他还是个情场新手时，他爱过的就是梅这位黑人少妇。 而现在，在救生处病房里，梅却排在其他冥世来客中间出现在我面前。现在梅在我眼里显得既柔弱又刚强，一双前臂交叉在胸前，她也在微笑。但她的笑容与父亲的笑容不同。在她的笑容里，当年那种快乐的挑逗眼神已不复存在。回想四十年前在美国南部的弗吉尼亚，在冬季凛然的寒风中我们呆在别克车上偷情时我就看到她双眼射出欢乐的挑逗目光，那时候我们既爱说款款情话，又沉溺于做爱的乐趣中。做爱后又窃窃私语，然后再次做爱。然而当美国南部又重演南北战争时期拥护南部同盟的悲剧时，谁胆敢违背习俗，跨越种族界限，谁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现在，在梅的笑容里，我看到的只是一种宽容和一种近乎怜悯的神情。我在想，她之所以前来探望，是要使我得到一个问题的答复，那就是对某天晚上在巴尔的摩我向她的那位所谓表妹想提而又不敢提的那个问题的答复。那个问题是：“请告诉我，为什么梅轻生了？” 然而当我的目光转向第三位来客时，梅突然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时我听到我那熟悉的心声讲话了：“忘掉这些人，别理他们，别去管他们，别再看他们了。忘掉死神。你要用力把你的目光转向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就这么干一不中用的东西，否则你就无法脱身了。别受他们的诱惑，看别的地方。” 我用了力，我觉得费了极大的力气。我的目光终于从那一排沿墙站着的人群身上移开了，而且还发现了房间中的一块空间，空空荡荡，没有冥世来客。在这块空间，只见科罗拉多州那瓦蓝的冷杉林涛滚滚卷来。我被这片瓦蓝色所笼罩，所淹没了。 我看到了十八岁那年当我还是个不谙世情的少年时那片令我神往的纯净的蓝绿黄黑的色彩。我躺在岩石上，呼呼的冷风贴着我的身钻进我的衣服，我几乎无法转过头来看上一眼，瞧瞧和我一样仰躺在“老鹰岩”上的朋友们是否也像我一样为这一景观而着迷。奇怪的是，当我们不久后从山上下来回到宿营地时，我们并没有对这一景象高谈阔论。在我们合住的帐篷里，我们围着火炉，只是对攀登“老鹰岩”的壮举和欣赏到的风光相互交谈了几句，也许因为我们词汇贫乏，找不到合适的语句来评价我们的所见所闻。我的旅伴是一伙粗鲁之辈，我也并非是教养有素的人。我还有我的弱点，缺乏起码的人生阅历。 十三、“爹爹，爹爹在哪里？” 如果有人向你讲起，经过了一场事故，一次溺水，一场手术或是一次死里逃生的旅行，“又见生命在眼前展现”，你得要求他们讲话要注意分寸，或者说为人要诚实厚道。虽说任何经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各不相同，独一无二的，因此这些人所讲的也许有几分可信之处，然而我却不相信。 我再也不相信了。我相信——因为我了解——人当然能看到自己的生命活动，但我却认为人无法看到按时间先后井然有序地发生的一串串事件，他能看到的只是一鳞半爪、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断以及纷乱无序的生活场景。这是一场混乱，一场喧闹，一个漩涡。这也好像是一个飞速旋转的万花筒，任何一只手也休想刹住它使景观定格。这是一些残片，一些碎屑，一些雾滴，好像你置身在一个全方位旋转的小镯或管子中，从中就会溢出生活或梦想的泡沫。 你似乎置身于一场动乱中心，你自己也在烦躁不安，激烈动荡。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你重见的各个生活片断、零散的生活场景不一定是最刻骨铭心的。 景象在变幻，往事在叠印。 一架小飞机从安曼机场起飞。随着飞机的逐渐爬高，赭石色的飞砂，被长发浓须遮得模糊不清的脸庞，白蒙蒙的建筑也就慢慢在视野中消失了。飞机上搭载的是一批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他们身穿战服，荷枪实弹。他们中有的是杀手和雇佣军，有的是逃兵，有的是双重间谍。搭乘这一飞机的都是一伙胡作非为、唯恐天下不乱的滋事者。我已想不起来我们是怎样获准登上飞机的，只知道那是这个小国的国王对西方新闻界发布全面封锁令之前最后一班飞往贝鲁特的班机。但现在已是五十年代末了。在飞到约旦与黎巴嫩分界线上的山脉上空时，一个强大的气潭、一阵阵猛烈的气漩使飞机失去了平衡。机上的一切在摇晃。我们已飞临俄国的山脉上空，大家心凉肉跳，恶心反胃。连平时最敢于铤而走险的硬汉此刻也吓得面如死灰。乘客无一不在呕吐。只听见小孩的哭喊声、猫的尖叫声。然而飞机上既没有孩子，也没有猫。原来是这帮“丘八”在哼哼唧唧，长吁短叹。一些奇怪的物质沿着中间小道在流淌，淌出一条条水迹。天空一片漆黑。难道我们被一股沙暴吞噬了？一个身带冲锋枪的家伙在呜咽着唱圣诗。我听到和我形影不离的普拉达斯——一个手持相机敢于闯遍天下的摄影记者在我身边嚷开了：“这是魔鬼三角区！我们快看到魔鬼三角区啦！ 看来这个“远景头”使他振奋不已。飞机似乎要螺旋式地滚落下去。我惊恐万状，看到我的提包、我的证件和我的笔记本在我眼前飞过。我们都在翻着倒飞筋斗。耳朵在发胀，我们什么也听不清了。忽然我们看到眼前一亮，大家都安静一下来，飞机又平稳飞行了。我们已在降落。在机舱里，这些“爷们”一个个都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用印着红白两色方块图案的阿拉伯头巾擦着呕吐物。心有余悸的普拉达斯不无惋惜地说道：“我们没有看到魔鬼三角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和它擦肩而过，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 机舱外是贝鲁特，凉风习习，我们脚踩着陆地，但我在想我当时没有一刻想到过死亡。我才二十一岁。死亡离我太遥远了，我可不会死。 景象在变幻，往事在叠印。 我终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小教堂门口找到了那位修道院院长，他的目光中透着善良和厚道。当我对他说，我长途跋涉，行程一万公里，是专门来采访他让他讲讲如何从一条遇难的马德普拉塔河冰冻河水中的渡船上拯救了二十条生命的壮举，这时他眼神中的善良和厚道闪着快乐的光彩。这位修道院院长对他的这一英勇壮举只字不提，只是对我说：“我当时并不害怕，我等待着拯救，我期待上帝把我带回天国。” 景象在变幻，往事又再现——孩提时的景象，童年时的乐曲。 小哥儿们骑着自行车顺着大街飞驰而下，直奔蒙托中学。一切都是既明净又欢乐，既恬静又清朗。童年的最深印象就是带辐条的车轮的辚辚声，随着坡度的逐渐陡峭，那辚辚的乐曲也越来越响。 六十年代末，深夜里在托潘加的山岗上，传来了加利福尼亚一群吸毒的瘾君子的嘲笑声，他们瞪着桔黄色的眼珠，披散着头发，目中无人，心灵空虚，读着通篇都充斥着狂妄自大、言之无物的字句的神学祷文，期期艾艾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们一定要我分享他们那个迷幻世界，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我只好沿着一个游泳池，匍匐而行，落荒而逃，最后爬到了已变成一片荒芜的灌木丛和荆棘林中。中间的过程我已记不清了。那天夜里我整整走了八个小时才等到一辆车愿意停下来让我上去。大概我当时的狼狈相使司机们吓了一跳。我仿佛觉得自己成了一条狗。这使我终于大彻大悟，从被嬉皮士的蛊惑中清醒过来：从“和平”、“爱心”和一切被歪曲原意的字眼中清醒过来。然而在最初，这原本是一场纯洁无害的运动。 一些片断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 在一幢大宅子里欢庆圣诞节，听到妈妈唱起“圣婴诞生了”的歌声。 在一条瑞士与意大利边境的山间公路上，“阿尔法·罗密欧”汽车翻了三个横滚。车上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安然无恙地脱了身。过路的农民打量着我，惊喊了起来：“真了不起，你本应是困在车里死定的人了！ 离婚后的不眠之夜。医院的走廊。盖·拉萨克大街的路面。可恶的催泪弹的催泪瓦斯弥漫在四周。在离巴黎四十公里远的一条高速公路加油站的停车道上，一个小女孩坐在车里默默地流泪，抽噎着说道：“我不想回家。”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斯巴街区上空响起了迫击炮声。伊兹拉居民区的妇女惨遭杀戮。一个电影女明星在使着性子大发雷霆，她拳打脚踢砸烂了布景，转过身来冲着我和呆若木鸡的整个摄制组人员怒吼：“特写镜头对着我，就对着我一个人！”我没有回答，但心里想：“这难道也算拍戏？” 在瓦兹拉克，孩子们顶着科斯高原的大太阳，光着脚在酿酒槽里踩碎麝香葡萄；我大步流星地想去赶乘火车；一个枕头我却再也找不到了；在达拉斯的一家旅馆里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时竟惊恐得无以名状，对方用德克萨斯的地方口音对我说：“离开这座城市，别再呆下去”；一群小嘴乌鸦在维也纳精神病医院的花园上空盘旋。 我又记起了一段比利中斯山区的往事。在丰罗默，有一个寒冷、天蓝、冰冻而平静的湖泊，那里停泊着一艘小艇。我当时只有八岁。我得了胸痛病，被人送到那里疗养。在紧靠瑞士山区木屋式的大别墅旁，也有一个湖泊，别墅里住着与我一样孱弱的孩子，我听到诗人唱起了这样的歌声： 我的青春年华 就在爬山越岭中度过 等我在医院救生处的病房中清醒过来后，我在想，我活着时经历过的一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死么时的所见所闻是否与这段童年插曲毫无关系一是否在那里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于是我又心乱如麻了。 纷繁复杂的思绪又出现了，我心潮澎湃，从我自己的孩提时代又突然想到我儿女的童年。在寒拉利昂，我正在茅屋中撰写《在西部的一个盛夏》一书、只听见屋外小约翰在惊呼。原来他看见一只大蜥蜴从乡间小道穿过，他就嚷开了：“爹爹，爹爹在哪里？ 他那清脆而奇怪的喊声在我耳边回荡了许久：“爹爹，爹爹在哪里？”接着我看到他姐姐克拉里斯的一双小了与他的小子拍打着有板有眼地击起掌来。现在他们已移居别国，到了肯尼亚，坐在乡下那一条长着小草、布满泥土的跑道边等着一架小飞机。他们玩着大人个懂的游戏，唱着童谣： 佩岁托是船长， 他是海轮的船长， 佩岁托是船长， 他是航船的船长。 我转过身来看到了他们母亲那闪耀着无限温情的脸和藏在一顶上黄色卡其布帽子下那一双浅褐灰绿的眼睛。她在默默地微笑。我不觉心旌摇曳起来。 如云的往事在脑海中叠印出来并不一定是刺骨痛心的。当然疼痛在不断向我袭来，那是身体的疼痛。但是我想把痛苦按下不表，因为痛苦是难以言喻的。无论怎样，我总觉得我既无才气也无能力来加以描述。这样反复袭来的痛苦都是惊人地相似，而且从不停止，仅此而已，该讲的也就是这些。这种痛苦不断地向你胸部、喉部、你的整个肌体袭来。这种万箭攒心的痛苦使你迁怒于整个世界，迁怒于护士，迂怒于管子和那台机器。然而你最后痛得麻木了，也就忍受了。人可以忍受一切，连不能忍受的也可以忍受人来。记得陀思妥也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的确切定义是这样：“一种能适应一切的动物”。既然我适应了这样的痛苦，我就是人了？ 我不停地喃喃自语：“痛苦的‘首都’”，这是艾吕雅的一首诗还是一本诗集的题名？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想象用到我身上却恰如其分，真是一语破的：你住在痛苦的“首都”，“死人”大道，“满嘴插上管子的病人”街，“半昏迷病人‘死胡同’”，喉头被堵塞病员“交叉路口”，“未知和不明病菌”楼，“输液病人”套房，“被抢救病人”房间。街区名叫“焦虑不安者”街区。 我之所以能忍受痛苦，是因为出乎我的意料，疼痛并不是连续不断地向我袭来。医生给我开的药品当然能使我的疼痛有片刻的缓解，让我在半昏迷状态下休憩，使我进入似睡非睡的梦乡，进入另一种状态。难道我是在进入这种状态后又见到那蓝色的林海的？难道我的人生的各个片断、大动荡的历次骚乱正是在这一站路中冤家路窄、狭路相逢的？有些事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有些情景却不时在脑际萦回，纠缠不清。就这样我不断看到这些景观在驱散了其它景象后独占了地盘，那就是“老鹰岩”、安肯帕格里森林。 景色优美，如澎湃的大海、细腻的丝绸，使我心醉神迷，喜不自胜。我忘却了墙前那一排人，也忘却了机器、管子和输液。我甚至再也不需要去按那传呼电铃请求帮助。而那一块镶有金属的橡胶制品，也就是那只所谓测氧计，它接在我左手食指指尖，不停地记录着血液中的氧气饱和度，以前我对它十分重视，现在却觉得它无足轻重了。 然而这只测氧计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我终于知道了我身体内部的几项参数。在我左手食指指尖，测氧计发出一小点桔红色的光。这是一台给人以安全感的仪器，我很快了解了它的功能。如果要作一番比较的话，这台仪器使我油然想起电影中外星人的指尖。当女护理员们给我梳洗，替我转身，帮我整理，把我那没有肌肉没有份量（我的体重不知减少了多少公斤）的身子翻转过来时，我确实意识到这只测氧计的重要。护理员们动作敏捷，以免测氧计脱离我的手指时间过久。由这种护理方式中便可看出这小小的仪器举足轻重。我注意到她们把我一梳洗完毕就立刻完成的第一个动作——急忙把测氧计套在我的食指尖上。看到她们这样做，我意识到我离不开它，而且我尝到了它的甜头。只要我还能感觉到那个橡胶物品套在我的下指上，我就会想，我还不是无药可救。 而今既然在我的眼前、我的脑海中和整间病房里笼罩着这片蓝色，那么这只小小的测氧计已显得微不足道。我仿佛与这片滚滚袭来、起伏不定的冷杉林涛铸成了一体。眼前的情景是：我躺在“老鹰岩”上，天气虽然很冷，但我仍感到无比舒畅。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伙伴们的想法，然而瓦蓝的林海确实具有传说中的那种诱惑力。我在想，如果我一跃而入，跳进了这片林海，那我就会安然无恙地到达彼岸，我会发现我懵然无知的事物。 但是我那时才十八岁，我的伙伴们与我同龄。我们没有纵身跳过这片半空之中，没有在这片美国黄松的树顶摔得粉身碎骨。我们纷纷下山向宿营地进发，我们只字不提我们受到的诱惑。诚然我的伙伴都不是饶舌之辈。帕舍科·布朗奇和那位瑞典人都不是学富五车的名流，也不是口若悬河、爱耍贫嘴的人，然而现在，在眼下，在这间救生处病房，为什么这片冷杉林海又重新卷来，展示在我眼前？这种呼唤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能抽空去观赏那片瓦蓝的冷杉林，那个叫我坐以待毙的死亡心声又在我耳边响起来了。这时在病房里，冷杉林、排成一行的人群都突然消逝了。冥世来客们离开了救生处。他们难道到食堂去吃东西了，然后再回来？那个死亡的心声抢着要回答我。听起来它是那么和善，随时打算为我效劳。它说：“你放心，他们答应会回来再探望你。过不了多久他们便会回来。” 我讨厌听到这个心声，希望听到我自己的那个心声。这两个在我耳边交替着响起的心声，到底哪个声音会占上风？一场决斗开始了。 十四、讥笑与吟诗的力量 这又是一个夜晚，我总是那样胆战心惊。我还觉得自己在衰弱下去。那死亡的心声却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你就死了心吧！”它对我说，“医生们始终无法确诊，否则他们会前来对你说明的。他们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撇下不管了，你看不出来吗？”今晚，在救生处万籁俱寂，走廊里也寂然无声——当然可怜的比高利诺先生按动的电铃声却时断时续地响着。“你大概捱过了第三或第四个夜晚吧。你的体力在衰竭下去。你真的以为你又能熬过一夜？这回你可要开始过一个漫漫长夜了，你感觉不到吗？” 这个声音我难以驱散，总在我耳边饶舌。“你瞧，”它继续说道，“这不，那位韩国女护士加兰来了。过一会儿她要吃力地为你换细绳，挂上新的输液瓶，为你量体温，特别是要抽取你血液中的气体，这一关可不好过，她又会给你苦头吃！她那大拇指按住你的动脉时会像石头一样又硬又重。她会提前给你打招呼：‘我这一针扎下去你会觉得有点疼的。’她说话时嗓音又尖又俗。她真的会把你扎得很疼。她并不希望你病好。她一心牵挂着她父亲，她打电话到汉城，但没有能找到他。她花了整整半天，希望能和他通话，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令天是父亲节。她和她母亲的情夫关系越来越僵。昨天，在来医院值班以前他们还吵了一架。她向和她一起当班的小姐妹——那个嗓音难听、身材矮胖的贝济埃姑娘倾诉了一切。今晚是这两个女孩值班，你还得受一场折磨。你不相信吗？” 我真想找一件武器，找出十八般武器来赶走这个邪恶的死亡心声。然而我除了用嗓子说话外没有别的武器。我需要冥思苦想，找到最简洁的字眼，最明朗的语言，最有力的辩驳词。于是我用自己的声音，那个为生命抗争的声音自言自语道：“你不要说胡话了，振作起来，镇静下来。你也应针锋相对，嘲笑它一番。对总是拿死来吓唬你的这只臭嘴乌鸦，你不要客气，回敬它几句。你讨厌它，要它走开，可现在还没到时候，时机还不成熟。你只要反驳它几句，对它说：再见了，你滚吧！快滚！可现在还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决不要中了这个混蛋的圈套，你就是要比它高明，不是吗？这些你都司空见惯了！ 这可说得不对，我对这些可没有“司空见惯”。对这一点我还没有思想准备。谁对这一点有思想准备呢？但是我猛地像电感应一样精神抖擞起来，自责着，怒斥着自己，辱骂自己，蔑视自己，申斥自己，告诫自己。我忍气吞声，听着这些独断专横、神气活现的教训。但我终于打定主意要在心里暗笑，这是一种狞笑，好像一个彪形大汉知道站在他对面的这个蠢货不堪一击，而这个对手却想在一场拳击赛中一拳就把他的脑袋打昏，于是这位大汉不觉哈哈大笑。又好像一名在前线战壕里的士兵，在敌人向他炮轰两小时后仍巍然屹立，这时他发出了胜利的欢笑。在他四周只是一个个弹坑和一株株烧焦了的树木。他挎着枪，戴着钢盔单膝跪在战壕里躲着。周围是尘土飞扬，灰烬满地，泥泞不堪，烟雾笼罩。但是他头脑清醒，处变不惊。他对自己说：“得顶住，得顶住。这一切马上会平静V来，你立刻就能自卫，甚至能反击了。振作起来，伙计，再使把劲。振作起来，伙计，这一仗并没有打输。”我并不因为说了这么几句简单的话，有这么肤浅的想法来为自己壮胆而感到奇怪。这还算不上什么成熟的想法，而只不过是几句话，几句空洞的话，平平常常的话。再说我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胆敢不自量力地评价我的那段空话有多少份量，有多少独到之处。我的朋友都是一批聪明人，他们往往会说我只不过是在搞‘小儿科’，在玩小儿斗嘴，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会说：“这都是少见多怪，不值一提。”但是我所说的究竟是哪些朋友？他们在哪里？他们中没有一个在我身旁能帮我一把。我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举目无亲。于是我心里暗暗好笑，不断地自言自语：“讥笑它，对它嗤之以鼻。你会脱险的。你会使死神退避三舍。你会啐它一口唾沫。不是有一群歌手，名叫“操你娘”歌咏队①吗？那么你就叫‘嘲笑死亡’歌下。” ①这是指一群流氓阿飞组成的法国摇滚乐歌咏队，唱的都是污言秽语、淫猥下流的歌曲。——译者注 我发现，辱骂一番死神倒使我平添了一股活力。讲了这些粗话后，好像在军队里、在战场上、在体育比赛中那样，使我如虎添翼，勇往直前。羞辱了它一番后增强了我对死亡的战斗力，磨练了我活下去的意志，不让我的身子听凭死神摆布。 “你当面耻笑这个蠢货吧，好好戏弄她一番，这个臭婊子，她马上就会哑口无言的。” 我对自己反复讲了这一铁的事实，使另一个声音无法开口，也使自己摆脱了孤寂空虚的境地。 我现在竭尽全力来制止那个让我等死的心声再次向我袭来，不让它来盖过我自己的心声。我得时刻防范着，把它挡在我的身躯之外，决不给它以半点机会溜进我的嗓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又来老调重弹。于是我又开始冥思苦想来自我保护，这可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因为我正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踽踽独行。我开始在心头分秒不停、没完没了地复述着那些字眼和语句。如果我能冷静地分析一下我正在设计的那套应付的策略，我会得出结论，那无异于佛教徒的“吠檀多经”。 一经自我克制、专心致志地复诵一句或几句口诀就能抑制浮现的景象来扰乱我的心境，使它休想让我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我下意识地在心中反复念起了宗教圣歌，这使我不会认命，不会气馁，打消了我的空幻虚无之感，也阻止我堕入梦幻光影的世界。那梦幻泡影世界，我已逐步识破了它的真面目，决不能让它有半点可乘之隙。 我念的“吠檀多经”包罗万象，无所不含。荒诞不经的遐想就在那天晚上使我诗兴勃发，一首首诗歌，一行行诗句，旧时读过的断篇残简，我那浅陋知识中的一鳞半爪，像火车出轨后行李箱被摔破时东西弄得满地狼藉一样，都林林总总地塞满了一脑子。而且随着这些诗文章节的出现，一些人名地名不知什么原因从什么地方一齐涌了出来。 这种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一个名字我总要复述一白遍，然后再将另一个名字复述一百遍。反复吟诵一段诗后又吟哦另一段。这种现象无缘无故地交替出现，确实莫名其妙，最后竟然冒出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的名字：克里斯朵夫·德·蓬菲利。我抑扬顿挫、半唱半念地复诵着这个名字，在每个章节上都停一拍：克里斯——朵夫（我的重音落在“大”字上）·德·蓬菲利。 这样一念“克里斯朵一夫一夫一夫·德·蓬菲利”竟然使我的虚无飘渺之感冰消瓦解，中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然而为什么非得追究其中的原因呢？还有，我念了不知道几百遍，甚至上千遍，却念出了一本我从未读过的书名。我自己也不敢肯定，是否所念的书名正确无误——《撑裙圆舞》，难道这里面也有原因可讲？这种现象抑制了我的心声，使它不再喋喋不休。我本来已江郎才尽，这种现象加给我的灵感也很有限，但使我不知不觉中染上了一种怪癖，把字拆开，变成一首宗教圣歌，一句咒语：“撑一裙一圆一舞”。 这一下我又一发而不可收拾，去反复吟诵圣歌或咒语几百遍，但久而久之，就觉得不耐烦了，思想开起了小差，意识开始朦胧，在懵然无知中会突然从一个个字眼转到一句句诗歌，而且是一首首节录的十二行诗歌。然而每首诗我只能背出两三句，再多就无能为力了。 实际上，这有点像诗词中的败笔，木工所留下的木屑和刨花。 应该抛却家园、果园和花园。 对匠人雕琢迷的盆盆碗碗、坛坛罐罐也不该 眷恋。 还有一句是： 既然岁月只在你嘴中， 留下一星半点火灭后的冷发。 再有一句是： 金酒沉醉、万家灯火的巴黎之夜。 又有一句： 朋友们终于向我将心扉敞开， 袒露他们对万物所抱的白眼。 另有一段： 哦，秋天，我心中常盛不衰的季节， 地面上留下了昔日女友们手拉手的情结； 花朵再不会任一片花瓣飘荡， 今晚鸽子将展翅作最后的飞翔。 再有一段： 阿福花丛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夜晚的气息在吉勒盖勒①徜徉。 ①巴勒斯坦山名，以色列人入迦南后在此建立了第一个至圣所。——译者注 还有一句： 我的回忆比千岁老人还要纷繁复杂。 又有一句： 我喜爱你那秀长的眼睛中闪烁出的暗绿色光芒。 另有一句： 我们的垫褥将洒满淡雅的香水， 坐垫深陷的长沙发有如一个个墓地。 又有一段： 几天后将大雪纷飞， 我记起了去年冬季， 想起辛酸的往事我不觉唏嘘。 啊！我觉得自己选录的诗句虽然平淡无奇，但还算称得上兼收并蓄。我又苦苦追索起魏尔伦①的诗句： ①魏尔伦，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诗人，著有《无言之歌》、《智慧集》、《平行集》等诗集。——译者注 我常常做着这离奇古怪而感人肺腑的梦， 梦见一位女郎我与她素昧平生， 但我爱她而她又对我一往情深。 接着是雨果的一段诗又跳进了我的脑际： 我们向来只看到事物的一面， 另一面就在神秘恐怖的黑夜中泯灭； 人受尽奴役却不知原因， 我所感到的只是短暂的、虚度的、稍纵即逝的光阴。 这时候，有一首诗我几乎能原原本本地背出来，这不足为怪，因为那是阿拉贡的诗： 只要看到你楚楚动人的模样， 你的秀发，你那娉婷婀娜的体态， 我就会青春焕发，并且会发现， 一个莺歌燕舞的世界， 埃尔莎，我的心肝，我的韶华。 相依相伴是两人的销魂世界， 你光彩照人的容貌使我永难忘怀； 微风轻轻拂过你的身边， 我一见你总有点腼腆； 有如我的一位兄弟， 初次去与姑娘幽会。 阿拉贡的这几行诗比我背出的其它诗都要长，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我最近为祝贺远在威尼斯的弗郎索瓦兹的生日而专门学来的。我记得那是在一天晚上，天气晴朗，我当着许多朋友的面，背诵了这首诗。当时我就感到疾病已蔓延到胸部，几天以后，我就住进了医院。 我觉得要是我对当时浮现在脑际的纷繁无序的诗篇理出个头绪了，也许还能对诗的内涵作更深层次的理解。首先我以为一切都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化无常，有伤感也有乡愁。其次我以为我早年学到的诗篇，有小学时代的，中学时代的，对那些诗篇我记得最清晰。这是否意味着，当你在生死界线上逡巡不前时，首先记起的是孩提时代和青年时代？那么这能不能解释那萦绕脑际的科罗拉多州的景象？难道这等于说你的童心未混？ 是的，我越来越像个孩子了。我在追忆着我的童年，滚滚袭来的往日景象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我甚至于变得像妈妈怀中的婴幼儿那样柔弱无力。妈妈就是那些女护士。我等着她们，好像婴儿渴望吮吸奶瓶嘴一样。与婴儿因为饥饿、恐惧或难受而哭叫一样，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呼叫，我按动那个床头呼叫开关，它会发出紧急铃声，让护士们赶到我的床前。 我只记清了前几行恃，这也许会使我大失所望。但我对这一切都付之一笑，继续唠唠叨叨地讲个不休，心想这样做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我还这样自我嘲弄着：“如果有人把你的脑袋打开，想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们最后只能这么说：这个人的全部学问也只不过会几句法国诗歌中的零散诗句，这是些最平淡最容易记的诗句，仅此而已。他再也没有别的货色。他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在我神志昏迷说着梦话时，在念着我的“吠值多经”时，又冒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那个消极的心声——那个让我等死而我又靠着念诗而让它做声不得的心声——向我提出的。这个声音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然而这个问题又好像是它提的：“要是你注定醒不过来，那么你要人怎么评价你啊？” 我不想说当时我是怎么想的，不过我曾想过，可能是仅有的一次，我对自己说： “我希望别人这样说：‘他生前可是个好人。’” 这样一想，家庭、儿女、妻子对你的爱，还有书籍和电影、激情和创作、成功与失败，虚荣心的作祟、明星们璀灿的光环、今天人们广为流传的所谓“联网”、你自以为在一群男男女女心目中所具有的份量、对电台编播组的发号施令、导师和门生、你在某项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你名声在外还是声誉扫地以及你幻想能从中捞到的好处等等，如果你与世长辞，所有这一切难道都不是如过眼烟云了吗？你只希望别人能说“他生前是个好人”吗？然而你之所以会计较这个问题，也许正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看作“好人”。 十五、一个拙劣的撒谎者 究竟什么人才称得上“好人”？这是如今已经不流行的一个词。那还是他父亲时代早已过时的说法。 他还记得在金秋的某一天，在当时所谓的巴黎“大马路”上，他父亲戴着那顶长年不换的便帽，透过镜架厚重的眼镜可以看到他平静而威严的目光。父亲牵着他的手走着。他这个傻乎乎的小外乡佬，环视四周，看得目瞪口呆，眼花缭乱。 我爱在大马路上游这，有那么多东西好看，有那么多东西可让你东张西望。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一个穿着栗色服装的年轻人在这样唱着，他的样子有点像美国西部的牛仔。不久，他这个小男孩便在瓦格兰姆大街的星星剧场，与他哥哥一道对这个年轻人鼓掌欢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伊夫·蒙当①。关于这名青年歌手，他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竟会把他安排在摄影机镜头前并对他说“开拍”。 ①伊夫·蒙当，五十年代末法国著名歌星。——译者注 父子俩就这样遛达着。这是一份礼物，一种消道：欣赏街景，看看人群，看看来去匆匆的路人。按父亲的说法，这是对他在让松中学首次取得优异成绩的奖励。他是在学校宽阔的风雨操场上，在一群对他冷嘲热讽同时又对他存有戒心的同学面前获得这一殊荣的。尽管如此，同学们对这位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的“小乡巴佬”仍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成绩考得还算可以”，这是父亲作出的评价，他有意不用过多的溢美之词，因为他教育孩子有一条原则，就是不能把孩子“捧杀”，也不能把他“骂杀”。在作出这番评价后，他就提出奖励办法：“我明天带你到大马路上去逛逛。” 他们从圣马丁剧场走到奥斯马纳大街，在一座新式店铺——“咖啡屋”前停下来，走进店堂，站在一张高高的圆桌边品尝一杯奶油冰咖啡。他端详着穿套头女服的妇女和穿西装的男子，蓄小胡子的男人和披着红棕色头发的女人，瘪三和阔佬，卖弄风骚的荡妇和谨言慎语的淑媛。童年时他在外省的公园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群，现在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他眼界大开。他想透过他们的面容，看清他们隐藏在外表中的灵魂。他觉得有些人在装腔作势，有的人却实实在在。虽然父子俩没有交谈过，但父亲是否已预感到儿子心中的疑窦？他俯身对儿子说：“来，我让你瞧瞧一个牛皮大王是个什么货色。” 他们就在大马路中间、雷克斯电影院与地铁出口之间停了下来，那里聚着一群偷偷摸摸的流动商贩，一些小摊贩。有些人在卖香皂、炊具、糖衣杏仁。商品一股脑儿摊放在由两个木架支起的木板上；还有一些人可没有那么阔气，他们的货架只是一把撑开后倒放在马路上的土雨伞，物品就摊在命上。这样，万一有一位警察忽然心血来潮，前来向他们索要他们显然没有的营业许可证时，他们就能立刻把伞收起，拔腿就跑。 “你瞧，”父亲对他说，“你瞧瞧一个吹牛撒谎的家伙，看看生活中的一出戏。” 三个小商贩卖的是清一色的水果：切成一瓣瓣的劣质椰子块。在头两个商贩面前几乎很少有人光顾，人群都围聚在第三个商贩四周，他卖的东西与另外两名商贩卖的货物是一模一样的。 这第三位摊贩的头发又黑又密，脖子又粗又壮，两道眉毛在跳动，嘴唇翘得高高的，那张四方脸上透着淫荡的气息。他夸夸其谈，好像不需要喘口气停息一下，讲话时笑容可掬。他挥动着一双方方的大手，手指又粗又大，做了一个使小男孩来不及看清的姿势，整了整那几粒链扣，使袖子转了半圈，让衬衣的活袖口紧扣在手腕上。等到小男孩长大成人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姿势原来是行之有效的动作，表现了他胸有成竹，充满自信，有胆有识、鄙夷一切的凡夫俗相，让人一眼就看出他拥有压倒旁边两位竞争对下的明显优势。这位“演员”的话匣子打开了，他用一日纯正的巴黎腔，带着下流而又有几分讨好的口气，声嘶力竭但又眉飞色舞，使人听了不由得被打动而误入他的圈套。他油嘴滑舌，富有蛊惑力。他口若悬河，在大马路上，谁也不想去打断他。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忽高忽低，大有压倒另外两个商贩叫卖声的势头。 “先生们，太太们，来，来，来，如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椰子比在我旁边的两个伙计的椰子要好，那么请过来且听在下慢慢道来。你们不是想要我说说我的椰子好在哪里吗？那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是在揭开一个谜底，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上等的椰子！有人也许会说他们卖的是优质的椰子，美味的椰子，是从我们的殖民地的黑人那里贩来的正宗非洲椰子。也有人会对你们说他们卖的是质优价廉的椰子，我不想反驳他们。我决不想去伤害那些老实巴交的伙计们，因为他们来到我的地盘上卖这种蹩脚货是失算了。我不想去责怪他们，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打算，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敢于说他们卖的椰子是同一批货色中最好的椰子，永远也不敢这样说，我却是唯一可以夸下这种海口的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要是你买了我的椰子，你就会发现我的椰子是同类椰子中最好的。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椰子好在哪里吗？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们：因为这是优质的椰子。我的椰子卖十个生丁一块，是最好的椰子，因为这是上等椰子。” 父亲挽起小男孩的手，带他离开了这位仍在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小摊贩。 “大家很快就会看穿谎言家贩卖的是些什么货色。他的谎言总是娓娓动听的，然而明眼人一眼就会看穿，因为他总是在老调重弹。最后人们会明白只有撒谎者，这些人危害性也最大。现在你该明白这个人不是好人，好人决不会去做你刚才所见所闻的事。” 父亲说的这番话已年久日深，然而现在在这张病床上，我的思绪虽然被疾病所纠缠，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然而这番话又在我脑际浮现。我自己是不是个撒谎者？我一生中说过许多谎话吗？我是否一直是个“诚实”的撒谎者？更进一步说我是否达到了我曾立志要想当的那种人的境界？我的能力是否已达到了我曾向往而我父母和爱我的人们也希望我达到的那种高度？我是否伤害过许多人？我是否奉献得太少？ 这些问题突然出现而又很快消失，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仔细推敲。但这些问题又使我回忆起我在上一节提到过的童年：婴儿等待着他的奶瓶。我又按动了床头传呼电铃，把“妈妈”们，也就是护士们叫到我的身边。 因为我和其他婴幼儿一样做着恶梦。 十六、吉凶未卜的事情 我自以为念念零零碎碎的诗句做做文字游戏已喝退了第二个心声，使它做声不得，而且像打了一次胜仗那样自鸣得意。然而正当我认为可以安享片刻的清静，可以喘口气休息一番时，一扇通向死亡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吉凶未卜的事又接踵而至。 十七、矮怪物和黑洞给我的启示 我想闭上眼睛躺一会儿。韩国女护士加兰却在病房里，正按她的工作安排忙碌着，聚精会神地检查着值班记录。她转身背对着我。那架机器和我基本上能协调一致地“丁作”。我以为终于可以睡一会儿了。但是，我刚合上眼皮，就见到一些柔软的、融化的、橙色和暗黄的东西浮现在面前，这些东西从天花板上挂下来，我发现就吊在我上面，而且大有把我淹没的趋势。 我的病房布置得与美国旅馆的客房有点相似。记得七十年代中期这种旅馆曾风靡一时，当时全世界都竞相仿效，都要建起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式的汽车旅馆的卧室，室中布置假树，点起象征性的壁炉，铺上闪耀着荧光的割绒地毯，墙壁和门上都缀有石膏吊顶，洛可可式的建筑装磺和线脚比比皆是。真是大煞风景，俗不可耐。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想使这种装璜和气氛能给房客以休闲和度假的感觉，结束高度紧张的节律，使精神得到放松。但房中的陈设布置在我眼里，却在变化。 病房中的物品、家具、油漆都开始软化，变成了一种桔黄色的浆液，以不可抵挡的趋势朝我淌来，大有覆盖我的全身，把我活活淹死的劲头。银白色钟乳石装饰好像要从拱顶上垂落下来把你混身缠住。我感到全身气闷，惊恐万状。因为我瘫痪在床，无法脱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群奇形怪状的人。 起初他们的样子只不过有点古怪，他们是些圆鼓鼓的小矮人，有如陀螺一般，既没有腰部，也没有上身。他们人数众多，逗人发笑，戴着英国甲壳虫乐队队员的大盖帽。这倒给他们平添了几分别具一格和雅致绝伦的风度，然而他们穿的裤子却很难看，又肥又大，上面印有色彩斑澜的方块图案，背带宽阔，活像马戏团中的小丑。再说他们的脸也确实像小丑：扁扁的酒糟鼻，畸形的耳朵。但他们显得很快活——这是我可以给他们做的唯一确切的描述。他们那又粗又短的腿在不停地晃动，好像想跳支圆舞曲。这时响起了一阵狂欢节的乐曲：嘣嚓嚓、铙钹声、鼓声、沉闷的喇叭声再加上低级乐队的钢琴演奏的呜咽声混合成一片。这种节奏既像集市乐曲，又像阅兵式进行曲，那风格有如穿军装少女游行的格调，还夹杂着热带情调，一种非洲——古巴——加勒比海的情调。还有牙买加式舢板由：砰砰——嘣嚓嚓——嚓嚓嘣。这种声音既刺耳又可笑。然而不一会儿，它却变得阴森可怖了。 这些怪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还朝我讥笑。他们好像发现我是一个令他们忍俊不禁、可以耍弄的对象。在他们心目中，我所遇到的一切，完全是一场国际玩笑。他们举起了大盖帽，表示他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接着，为了愚弄我，又把帽子重新戴到了秃顶上。我看到在他们四周突然出现了一片片海滩、一把把太阳伞、带条纹的充气垫、插满跑龙套小旗的木头防波堤。这是二十年代流行的时尚，也就是英吉利海峡两岸海滨浴场的格调。海滨部被这批怪物挤满了，中间还有怪模怪样的游客、形迹可疑的丑角，黑压压地占据了各处沙滩。集市乐曲的喧闹声与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交织成一片混响曲，我也分辨不清这种声音来自何方，也解释不清它的来由。在此以前我的脑海里的所见所闻都与我的人生、我的阅历、我的记忆、我的经历息息相关。然而这些戴大盖帽的丑角，这片景色，这种音乐属于不伦不类的现象。我可没有跻身其间，因为这毫无意思。然而使我感到恐慌的是，与这批戴大盖帽矮怪物出现的同时，一种桔黄色液体从墙上和天花板上慢慢地流下来，大有把我淹没的趋势，挡也挡不住。我受到双重的威胁：一方面是这种液体在不断流淌，另一方面这批矮怪物拍着肚子在不停地扭身。这些嘻嘻哈哈的矮人是哪一路“神仙”？他们想要我做什么？他们名叫死神。他们在狂笑中做着可怕的鬼脸。现在他们停止了狞笑而向前走着。他们身首异处，成了鬼怪。他们挤成一团，又与流动的岩浆搅混在一起，变成了一团奇形怪状、使人不寒而栗的人肉宴。他们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几乎失去理智，快要吓疯了。我的内心在默默地呼喊。 于是我用尽平生之力睁开了眼睛。我觉得只要始终睁大眼睛，这些人就会消失。韩国女护士加兰不在病房里。我打量并搜索着在我上方的救生处走廊，发现在我右面工作计划表的上方，亮着微弱的灯光，那只测氧计还套在我的手指上。我感觉左前臂上有个输液针头，管子和机器都在原位未动。“要睁大眼睛，这样妖怪就不会再出现。”我想道，“切不要懈怠！”我又反躬自问：“我为什么要苦苦挣扎？这难道就是死亡？你不仅身受痛苦，还被人捆绑在床，喉咙里插满了管子，你在衰弱下去，觉得死期已近，还有，你难道吓疯了吗？就是因为你要死了，才丧失理智，吓得六神无主了吗？然而若我即将坠入向我张开的黑洞时，我真的吓疯了吗？我会精神失常发病而死？” 因为确实有一个张着口的黑的大洞。我闭上过眼睛呢，还是这个黑洞刚刚在救生处病房的墙中间向我张开？这个洞穴好像一片漆黑而且深不见底而我却正从这个洞口掉落下去，我看着自己跌落下去。我就这样滑落下去，我抓不住任何救生钩或救生锚，我在自由下落，在一片漆黑中向下落。现在一切都是暗无天日，除了这一片空荡荡的黑暗以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惊恐万状地一直向下落，这时候我意识到人生有如一场毫无价值的可悲闹剧，一批傻瓜正在那里招手，要在热带的喧闹声中把我吞噬。 我翻身跃入这片黑暗之中，我对这种黑色可谓是习以为常了，因为那是我疾病的颜色。我在前文说过痛苦是难以描述的。然而此时此刻我不得不粗线条地把这种痛苦勾勒出来。它好像是热得烫人的一团火布满了我的胸膛，它在摧残着你。它是一团熊熊烈火，而且噼啪作响，响得使人毛骨悚然，这不像是人世间的声音。我听说绕过合恩角时能听到类似的声音：你置身在一片汪洋之中，每起一个波涛都会发出拍击声，先是在浪尖上，然后是在漩涡中，在黑色的漩涡中也会发出这种怒涛声。于是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是天边。你在颠簸，在动荡。你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险境。 这种怒涛声原来是那台机器发出的。那黑色，原来是涌入我肺部并堵塞了我的喉咙的液体，我被这些咝咝作响的黑色液体所浸没，而且在往下跌落，跌落，一直落进我的坟墓。我跃入了死神的魔掌，它正打开大门等我进来。 然而，我仍有一息尚存，可以对自己说话，在我正往下坠落时，只听见我正对自己说道：“只要你还能睁开眼睛，你就能苏醒过来。不费吹灰之力你就能从黑洞中脱身。赶紧刹住，然后向后倒退，你得坚持下去，得挺住！顶住啊！” 我难道得救了？我觉得我苏醒过来了。但这里依然是合恩角。还听人说，在走出涛声如雷的魔鬼窟时，人的感觉犹如劫后余生，得到拯救，得到领航。我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但是我觉得我挺住了，我生还了。我之所以挺了过来，是因为某种力量救了我。 我认为我掌握了把我救出并可以使我永远得救的力量。首先我知道自己不会发疯而死，因为我知道我并没有疯。有人曾把发疯的一天描写成“再也不能工作，再也不能去爱别人”的时刻。我再也不能工作，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也许我再也不能著书立说，无法再导演电影，再去当电台主编，再也不能去爱编播组全体人员，倾听他们的意见，去信赖他们，也不再寄希望于他们能信任我。这一切我都清楚，因为我几乎无法动弹并且透不过气来，我是个病残人，是个被绑在床上的小人物，由一架不断发出“嘣嚓嚓”声音的机器维持着生命。当那台机器发现我不能与他合拍时，便发出叮当叮当的铃声。这台该死的机器，我憎恨它，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它对我来说是须臾不可缺的。要是说不能再这样“工作”下去，那倒是千真万确的。然而说到爱，我还能去爱别人。 说我不能再爱别人，而且我已发疯，那是谎言。我要去爱别人而现在正爱着别人。在我从黑洞中往下掉时，我以为正是这种爱的力量刹住了我，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正是这种力量使我挺了过来。 十八、寥寥数语点出黄泉路上情景 十八个月以后，由于那些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我终于能看到了救生处护士记录本上的几行字。 为了撰写本书的需要，也为了保持本书的真实性，我曾经试图凭记忆复述出我是如何落入黑洞，又是如何隐约看到这些东西、这些人物和这些景观的，而那些护士们又是怎样把这些情况写入护理报告的，事实与她们的报告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对于这几晚的恐惧和搏斗，对于我在这个张开大口的黑洞中不停地下落，对于这几夜命赴黄泉的地府之游，对于我这次在生死界上走一回的远行，一个专业护士在客观地观察后，写出了怎样一份报告呢？ 只写了短短几行字。在救生处的护士记录本上是这样写的： “病人一夜未眠，虽然滴了十五滴泰尔登，仍然无法入睡。” 第二夜的记录是： “极端焦虑，应加以安慰，让他放心。” 少妇在“让他放心”这一动词后面加了三个“＋”号以提醒下一班护士，让她注意。第三夜，其中一位护士这样写道：“病人焦虑不安，偶尔露出惊恐神情，但很快便精疲力尽。” 这样一次漫长的黄泉之行居然只用这样寥寥数语来概括…… 在这三夜中，我领略了我的第一次“临终试验”，也就是黑洞的滋味。接着而来的是第二次试验，与第一次截然不同，我将在后文说到。也就是在这三个夜晚中我发现了能救我脱险的力量。死神就在你左后方，我用说傻话、反复不断地吟诵诗篇和讥笑死亡的办法使自己产生了第一种力量，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之源。除了这一力量以外，又加上了另一种力量。 十九、死神就在你左后方 我用说傻话、反复不断地吟诵诗篇和讥笑死亡的办法使自己产生了第一种力量，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之源。除了这一力量以外，又加上了另一种力量。渐渐地我领悟到了这样的人生真谛：“想想你已经拥有了什么，”我对自己说，“再想想你将会失去什么。” 我拥有什么呢？语言、动作、复杂的心理活动、洒满爱意的脸庞。 一开始我就尝到了孤苦伶何的滋味，深信我只是在孤单作战，觉得只看到我自己和我所经历的往事，我生平见到的已死去的人以及我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我在想，我用怒声斥骂、傲然拼搏和口中念念有词、不使自己入睡的办法让那个试图诱我去死的心声哑口无言。但这恐怕还不够。我当时想，死神才不怕你的那一套呢，它的法力要高得多，它不会认输，不会挂免战牌。死神就在病房里，而我呢？我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它有各种优势，而我却处于劣势。 死神来无影，去无踪。普鲁斯特在临终前对塞勒斯特说：“你知道，死神已经降临，它又高又大，是个庞然大物，而且全身漆黑。它面目可憎，实在使我害怕。” 这番话深深地印入我的心坎里。我从这几句话里看出了他的幼稚，也就是人在行将就术时的那种幼稚无知，无论他是普鲁斯特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会表现出这种幼稚和天真。然而对死神的这种描写，我却不敢苟同。对死神，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在我的心目中，死神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然而虽然虚无飘渺却是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在我平静思考的时刻，我甚至可以定出它的方位，也就是在我身体左侧的后面，不到一行字的距离，就是在那些量血压和量心跳的仪器仪表的后面——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因为我不能挪动身子。然而我深信它就在那里。因为我觉得那一小块地方是全病室最安静的角落。在我右方是那台机器的嗡嗡声。在我对面是护士们在忙忙碌碌地来回走动，还有她们工作时发出的声音。在尽头，但依然是在我下面的左方，一扇门朝着走廊开着，从走廊里会传来各种声音，那就是比高利诺先生病房里发出的声音。我在那块小塑料板上提了这么个问题：“请告诉我，在我左后方是什么？” 这一行字我写了很久，很费力，也许那位值班护士还看不懂。我觉得这位护士就是“赐福女”，她高大、有力，能安定我的心，善于和我攀谈，抚摸我，善于传递一种自信、安全和敢作敢为的感觉。这位“赐福女”，我喜欢她那矫健的胳膊、她那眼神中闪烁出的凝重清彻的光芒和她那嗓音中流露出的开朗乐观的性格。这位女护士办事效率高，其至表现出某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但又能巧妙地应付各种局面。当她接班时，我觉得又有了希望。当她离开时，我又开始忧心忡忡。 她仔仔细细地看了我提的问题，又高声朗读了一遍，然后摇了摇头，表示不可理解，但很快答复了我——她办事从来都是迅速、高效、爽朗和干脆：“我不懂你提的问题。在你左后方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啊！ 她的话证实了我的预感。“赐福女”这位理想的护士，她从来不会出差错，她之所以对我说那里一无所有，是因为有死神来临——因为死亡就是虚无飘渺，一无所有。我就落在这“一无所有”的股掌之上，这种“虚无飘渺、一无所有”就与我一起住到了病房里，我又无法逃离这间病房，我没有能力和这种“虚无飘渺、一无所有”一比高低。 二十、阿尔及尔的一条公路及圣·贝纳尔的四句诗 在此以前，我与死神周旋时，一直是手疾眼快的。我有一套对策，我身轻如燕，躲闪自如并能起而反击。 在上阿尔及尔省的街区，在科罗拉多州诺伍德至蒙特罗的直线公路上，在黎巴嫩的海滩上，在金兰湾的沙包后面，在纽约布隆克斯区的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我都留下了足迹。每到一地，我都行动自如并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人只要不和死神关在一个房间里，就能巧妙地躲开它而侥幸脱险。 在阿尔及尔，我曾经和死神交手过几个回合。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回是驾驶着蓝黑两色的404汽车驶过通往布吕大街的最后一个拐角坡道。我觉得有死神的影子出现。代表死神来和我交锋的是身穿帆布裤和战地服的两个家伙。他们都戴着墨镜。其中一个单膝跪在一挺轻机枪的后面，正在装着枪机。当时是13时50分。我之所以走运是赶在规定的时间以前早到了几分钟。一般规定，或者说按严格规定，在14时以后不准再在下城区行驶。 “你们想利用午饭时间去游泳，把皮肤晒黑吗？”主管那座大楼保安的负责官员对我们说，“你们怕是疯了吧？不过还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但是要赶在下午两点以前回来，因为两点以后嘛……那些步枪手，他们玩的跟你们一样，傻也傻得跟你们一样。他们也在午饭时间游泳，但是一到下午两点他们就恢复值勤了。到时候，他们会设置路障，不会早设，但也决不会迟设。” 在这座大楼里有三四个人喜欢搞这种运动。我们乘车出发——乘两辆车，单独一辆车是决不敢走的。我们从古无人迹的各处海滩边潜入淡水或成水中，看到的是鬼影憧憧的游泳者，想到的是人生的乐趣，耳边似乎传来了声声鬼乐，乐曲声中夹杂着已销声匿迹的侨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口音——这些法国人已经搭乘货轮或飞机远走高飞了。海滩的繁华景象已是明日黄花，不复再现。我们知道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有限。虽然海滩边空无一人，但我们仍觉得有人在暗中监视和窥探。于是我们立刻潜入水里，但很快又回到岸上，经过空空荡荡的酒吧间露天座时，那些酒吧间的金属卷闸门都关着，无人坐的椅子横七竖八地胡乱放着，这有点像荒无人烟的世界。时钟早已停走。我们没有停下来把身上的水擦干。大家啃着一只西红柿和带去作为干粮、用纸包着的一块沙丁鱼夹三明治。我们靠在打开的车门上站着吃饭——车门必须始终开着以便在出发时能分秒必争。我们你喝一口、我喝一口把一小瓶克吕啤酒喝完后就驾车重新上路。我们开足马力全速行驶，马达发出震耳的轰鸣声。反正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掉两辆404汽车，这样我们就觉得无往而不胜了。 应该准时回家。我们心里很清楚不能冒被路障挡住无法通行的危险。早该把我们的身份亮出来，但我们的名字已列入德尔塔别动队所开的黑名单上，因为我们是在布吕的那幢广播大楼工作，而在布吕广播大楼工作的人都已被德尔塔别动队判了死刑。对这一点我们心里都清楚，于是便以全速把车开回去，经过人迹杏然的街道，嘴中还残留着西红柿、沙丁鱼和啤酒的余味。我们的车窗玻璃大开着，在正午的烈日下被晒得滚热的海风呼呼而入，我们有时挂档、有时挂空档或挂双空档，在热得融化了的柏油路上拐弯时轮胎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我心里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并已感觉到了这一切。同车的一位伙伴坐在我右面，他通报着街名、十字路口名称、人字形坡道的坡度，发现有轨电车线路时他立刻发出警告。这好像是一场汽车竞技赛，一场最有刺激性的竞技赛，使我感到很过瘾，心都跳到了胸口上，在脉管中敲击着印地安人所谓的生活之鼓。这是无与伦比的刺激，驾车在跑道上飞驶使我有其乐无穷的快感。不过这也等于是在玩命。我稳坐在破旧的皮座椅上，摸到了藏在腰间的那支贝雷达小手枪的枪托，那是负责大楼保安的两个保镖专门给我的，以应付“真正的麻烦”。这是我的任何伙伴都无法享受的特权。我是唯一腰间别有这支手枪的人，想到这里，不由得洋洋自得。这也很有刺激性。 在爬坡经过圣·乔治饭店，然后驶入布吕广播大楼以前，我们抵达了最后一个拐角处。这时我看到两个家队正在架设轻机枪，我赶紧高喝一声提醒我的伙伴注意。我喊声刚止，他就发现两个身穿帆布裤和作战服的人影，蹲在他们的机枪和一层铁蒺藜旁边，他们正准备拉上铁蒺藜把路挡住。“我们怎么办？” 我的伙伴也高喊着回答我：“你别无选择。你得踩大油门才能通过。你不能减速，你一直向前然后往左拐。先挂空档，再开倒车挂四档，再挂三档，开足马力过去。快啊，快冲过去，真见鬼！” 我似乎听见了我的伙伴发出一声尖叫，好像是打架斗殴或惊恐万状的叫声。我感觉全身都在听从为应付紧急状态而发出的指令：脚踩离合器踏板，一下扶方向盘，一手操纵着变速杆，屏气收腹，精神高度紧张。我的视野里同时看到了两个家伙的身影正在走来，我冲过封锁线，接着来个急转弯，同时瞥了一眼后视镜，再看了一眼方向盘。我发现我的反应非常敏捷，完全能驾驭自如。我朝两个杀手冲了过去，然后加大油门来个急转弯。两个家伙只得躲开了，轻机枪的三角架飞到了公路边，卷起一片尘上和碎石。两个家伙中有一人想从作战服里掏出手枪，但为时已晚。我可以从后视镜里看到他那飞速消失的身影。 我们两个总算冲过了封锁线，两人返回布吕大楼后，那种蔓延全身心的刺激感久久不能平静。过了整整一天，我的神经总算松弛了下来，但在嘴角和鼻孔里仍感受到这种余味。我心想我与死神较量了一个回合，最后却大获全胜。再说，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死去。虽然这两个家队代表了死神，但我总以为我的死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轻而易举、下到擒来的事。究其原因，那一定是：在当时，我灵活自如，还没有落入那“虚无飘渺、一无所有”的魔掌之中，还没有被绑在医院的病床上。那种交锋与现在的较量不是一回事。现在，在救生处第29号病房，已不再是什么交锋，而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我应该投入战斗，但不能再用双下或是驾驶着一辆404汽车或者是忘记了自己才是二十三岁的青年的前提条件下投入战斗。我不应当借用生理的实力而应当求助于其它力量。这些力量不能从肾上腺素分泌液或从实际战斗中汲取。我发现了两种这样的力最。 一种力量是从讥笑中获得的。当然这是断断续续产生的，但给了我勇气。我内心暗笑了多次来抑制认命的思想。我挖苦自己，挖苦我那翻来覆去的喃喃自语，取笑自己没有头脑，无力思考，嘲弄那些支离破碎的景象，挪揄我那浪迹天涯的人生。我的一生既浅薄又脆弱。我于是这样对自己说：“你是无能之辈，我的伙计。对你只能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你现在面临最后一场考验，你除了看看纷繁杂乱的景象，讲几句结结巴巴的话，背诵一点吟风弄月的歪诗以外，还能干什么？你已没有任何连贯的思维。你这样跃跃欲试想跟谁、跟什么一决雌雄？你现在真是傻得可爱，笨得可悲。你的那些书籍、那些旅行、经历、情爱、失败和成功又能帮得了你什么忙？想想真让我觉得好笑。你真是一个活宝。” 这一番自我嘲弄帮了我的大忙，这与取笑死神、把它骂得狗血喷头、把它视作一堆粪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救生处穿过生死界时的第二条要领是：我们在内心要哈哈大笑，这可以使我们贬低一切，鄙视一切。我们有必要援引圣·贝尔纳的四句诗： 藐视尘世， 藐视自己 对谁也不藐视 对别人的藐视也加以藐视。 这几句诗是九年前一个朋友在朗德省中部，在暮色苍茫中，在浅红色夕阳下给我抄录的。我与这位朋友难得相逢，他虽然对自己的行动守口如瓶，但他的一言一行总会流露出他在求索着一种修养，表现出他慈悲的天性，我对他的这种个性非常喜欢。 这几句诗寓意深刻，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到我的脑际。 然而一味靠内心讥笑来取得力量对你来说还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另一种力量，帮你在不能动弹、虚弱无力时把这种“虚无飘渺、一无所有”的魔影赶出医院病房，帮你把这魔影从你的全身心中赶走，因为你已明白了这条基本规律：如果你的精神一垮，身体跟着就垮。身体之所以会垮是因为身与心是分不开的。 二十一、从骑在一辆哈利·戴维森牌 摩托车上作玩命游戏、从伊夫·蒙当、 从“另一世界”所想到的 我在进入另一世界后发现了第三条重要教训。西方人在谈到自己身体时，往往会这样说： “我具备什么样的体魄”。 而东方人在谈起自己的身体时则说： “我的体魄是怎样的”。 我觉得东方人的说法更有道理。我的身体就是我自己。我的想法和我的感觉，我的精神与我的脉搏之间没有差别，而且息息相通，密不可分。然而又是我的精神、我的意志才能调节我的脉搏。如果我的意志一垮，我以为我的身心都会跟着垮掉。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新的景观：在晴朗的天空下有一条干燥而笔直的跑道。 “你想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这得由你作主，不是我作主。” 这是一条长长的跑道而不是一条公路，一条单车道长线跑道。它与那条从蒙特罗斯通往诺伍德的真正的柏油公路，也就是位于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美国第29号国道平行。这是一条铺在坚硬暗黄色土地上的一条砂砾与碎石跑道。这种游戏既危险又荒唐，游戏的方法是登上由比尔驾驶的哈利牌摩托车的后座，有人伸手递给你红白两色的印花大手帕——这是美国西部人人惯带的一种手帕——手帕中间很宽，巾尖却很窄。你把它卷起来作为蒙眼布条，当比尔驾车驶入那条直线跑道时你就按规定把布条蒙在他的眼睛上。这是一种复杂而罪恶的“游戏”，一种疯狂的游戏。必须由你坐在车后来指挥比尔，因为比尔双眼被你蒙上了布条，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他起动哈利牌摩托，挂上高档，然后冲入那条直线跑道。当他完全驶进跑道以后，你就把他的眼睛蒙上。你目不转睛地盯着跑道，然后由你来决定，在什么时候该把他的蒙眼布解下来，也就是说等到车快要驶出跑道或在跑道尽头拐弯时，摩托起火爆炸而你也将同归于尽以前——也就是命归黄泉以前——立刻把比尔的蒙眼布解开。 “这得由你作主，按你的意愿办，不是由我作主。我保持直线行驶，要是你觉得我开偏了或是快要接近那条弯道时，你就把布条揭开，让我看得清跑道。要是你能对我指挥得法，我准备蒙上眼睛尽量开得远些，你就是我的眼睛。”他心里直犯嘀咕：为什么同意做这种愚蠢、古怪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试试我们究竟能坚持多长时间才感到害怕，害怕到使你终于决定要解开蒙布，重新看见东西。用这种办法可以测出你的整个恐惧过程。” 比尔轻松愉快、不无得意地说出了这种玩命游戏的由来和做法。这是“地狱天使”①成群的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修士会上规定的。“地狱天使”们参加的这种游戏在美国卡梅尔市附近的一片笔直的海滩边进行，那里的沙土硬如水泥。这也是一种人教仪式，如果一个人在这场考验中坚持了好几秒钟而仍然镇定自若，他就会被吸收为教士并能作为教士会兄弟而在其中就职。 ①指横冲直撞的年轻摩托车骑手。——译者注 “无论如何我是坚持不了很久的，因为我虽然对我的摩托车了如指掌，也清楚我完全有能力驾车行驶三十秒钟以上，但是我在某一瞬间心理也失去了平衡，可我没有大喊‘快让我看看路面吧’，因为要是我第一个大喊，我就会被取消教士会教士资格。你明白了没有？” 比尔接着说道：“通过这样的考验才能加入一个帮会组织。你知道，这是团结一致、戮力同心的一种仪式。” “当然，”他想道，“这些荒唐的蠢事确实是一种仪式，我也这么看。但是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相干，我为什么要上这个圈套呢？” 当时是下午六时，按比尔的说法那是最佳时刻，因为夕阳从杜兰戈①以北的跑道对面照在你的背上。又据比尔说，州警察局唯一的那辆巡逻车决不会在此时此刻出现。他们知道，在这种时刻，巡逻车上的两个警察正在南面五十英里以外、诺伍德的唯一一家酒吧间喝假日啤酒。他们摸清了警察的日常公务和作息时间，精确度只有一分钟之差。这时候，他们有横冲直撞的自由天地。但这说明不了他要同意参加这种疯狂游戏的原由。也许是因为在食堂，在一群“傻瓜”住的帐篷里，在一批亡命之徒聚餐的饭桌旁，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这种游戏，他被他们说得心动了，于是身不由己地“加了盟”。现在这伙人（斯蒂夫、迪克和“长脸”）让他坐在停着不动的哈利牌摩托后面，要他演习一遍驾驶过程。 ①墨西哥北部一城市。——译者注 “好，咱们再演习一次，行吗？” 一种兴奋感把刚才他那种焦灼不安的疑虑驱散得无影无踪。突然，他觉得这是一种壮举。这是一种他从未参加过的最危险的游戏，他认为他参加这场玩命的游戏不是要让同伙的亡命之徒来个出其不意、惊讶得目瞪口呆，也不是因为等以后回法国后，在他那巴黎的温馨的家里，他有资本可以在几位兄长面前炫耀一番，把这种游戏向他们详详细细地吹嘘一下，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觉得大荒唐了。不，不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之所以要参加，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确实掌握他的身体与恐惧感之间、身体与意志之间有什么差别。要衡量一下自己有没有胆量来下决断。这至少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比六月底，也就是离现在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到营地后所学的东西要惊心动魄得多，但这两个月的时间在他看来也算是一段人生经历。“长脸”的双颊边上布满了一道道竖起的皱纹，两腮上长着短短的黑胡子，举止像个杀气腾腾的舞刀人，不知哪一天会对你下毒手。他微笑地露出一排猎狗似的长长尖尖的门牙。他把这种游戏又对他细细地剖析了一遍：“这可是意志与胆怯的一次较量，你说对不对？” 天气晴朗而干燥，但比初夏时要凉爽。他们脚登埃克姆牌黑色长统靴，用钢扣扣紧；身穿斯科特牌茄克衫，腰围部分一律束起，这也是加利福尼亚西北海岸的阿飞们和摩托下们惯有的装束。山风灌进了他们的小腿与长统靴的接缝口，吹拂着他们的衣领。他闻到了他们身上那股烟草和油腻的混合味以及廉价的剃须液味，而他们周围的桦树、松树及野草所散发的更为浓烈的香味往往淹没了他们身上的这股气味。跑道位于一段狭窄的河谷中心，两座峭壁之间，是一条无人知晓的跑道。 当他跨上哈利摩托车后座时心头怦怦乱跳，他觉得这并非是恐惧，而是“临战”前的一种刺激感。比尔起动了车子，哈利摩托车驶入跑道，飞速行驶，他俯身到比尔左肋部看到了计速器的指针很快达到了八十英里。他发现比尔的背部挺直了，只听他喊道：“你瞧着办吧！ 他开始按行车速度并遵照“长脸”所出的主意行动，然而他没法把那块蒙眼布扎在比尔的双眼上，他叫道：“我于不了，比尔，我真的没法子，驶出跑道后要粉身碎骨的！我真的下不了下！ 比尔回答道：“主意你自己拿。” 试验到此为止。比尔减了速，在跑道上掉转了车头。斯蒂夫、迪克和“长脸”赶到他们身边。 “怎么回事？”“长脸”问道。 比尔抢先回答：“这是他的决定，他决定不干了。” 这一伙人默默地看了他一眼。他担心他们会取笑他，把他看成一个胆小鬼，不让他参加他们的聊天，不和他一道出去及一起活动。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默默无言地呆着，脸上毫无表情，但希望他作出解释。正当他要去蒙比尔的眼睛时，他有一种强烈的难以遏制的撒手不干的感觉。他想三言两语把事情说完，因为在美国西部，最忌夸夸其谈，而且很少撒谎：“我当时不但害怕，而且我的意愿也是这样。你们不是说这是意志与恐惧的较量吗？那么这就是我的意志，就是这么回事。我终于断定这件事不值得干。”他觉得从他们脸上看出了对他的理解。只有“长脸”议论了一番，但话中并不带刺，只是语气中透着教训人的严肃味儿：“你这样决定，我们也不反对，不过你当时确实是胆怯了，你害怕看到另一世界是怎样一个天地。” 他瞥了“长脸”一眼，这个人大概只比他大四五岁，但在他心目中，此人已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头，似乎曾身经百战，受过无数苦难和折磨，与他这位不谙世事的法国青年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你说的大概也有几分道理。”他回答道。 营地关门以后，四个人决定继续在西部闯荡，流落江湖，到处打零工，干杂活。他们并不要求他跟着他们四处流浪。在他们看来，他早晚要回到他的大学校园。他们对他说：“你当然要回国的啰。”但语气并不咄咄逼人。他看了他们一眼。“别忘记这几张脸，”他想道，“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将永无见面之日。”在告别时，他才明白这帮人早已把他排斥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外。他不属于他们那个团伙。他有自己的生活在等着他，他有自己的憧憬和壮志。他们今后的前途只是在公路上横冲直撞，在夜间为非作歹，在尘土飞扬中玩命，在暴力犯罪中毁灭。他们的想法很现实，觉得生活不可能再赐予他们什么。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他庆幸当时在比尔的摩托车上产生了恐惧感。他为自己胆小怕事而自豪，他就这样控制了自身。胆怯使他不敢干出“长脸”、“马脸”们曾想怂恿他干的那些荒唐行径。 我又见到了“长脸”，那张在我的生活中被遗忘了的脸，一张陌生的，粗野的，蓬头垢面的脸。我突然发现“长脸”比另外十二张脸出现的次数要多，那十一张脸只不过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在我不停的回忆中走马灯似地在脑海中穿梭，自从我进入救生处以来，他们在我的混乱思绪中倏忽而逝。那么“长脸”为什么要经常出现？因为他讲了一个词，今天已失去了单纯的开摩托游戏或“地狱天使”们愚蠢的入帮仪式的原意，而具有另一层意思。“长脸”曾说过：“The Other Side”——“另一世界”。 我当时是把这个词当作一种陈词滥调，当作濒临死亡边缘的迷信说法。我在不知不觉中又听到了“长脸”那带着美国西部腔调的声音：“The Other Side”——“另一世界”。我心里清楚，我进入救生处以后突然冒出的一幕幕往事，一段段回忆，没有任何景象是荒诞不经、毫无意义的。我曾经以为是一段乱梦，但是这林林总总的景观一齐浮现在我眼前总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就是因为他讲了“另一世界”这几个字眼，所以美国西部早期的一个流氓的一张陌生而且丑恶的嘴脸盖过了所有其他人的形象而率先浮现在我眼前：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到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都被他驱散了。 “长脸”在我断残记忆中的“流行节目”里赫然名列榜首。他抢先在拉扎雷夫那张布满皱纹、充满对生活的热爱的笑脸前出现；他也赶在朱达那青色绝望的目光以前出现，朱达是纽约生活的一个写照，但她最后在纽约的马迪逊大街与第六十五大道之间的一座旅馆的客房中孤零零地结束了生命；他还赶在那位电影大师前出现，那位电影大师后来成了我的老师，可他最终却在巴黎的一家饭馆中死在我的怀里。“长脸”还抢先一步，在瓦尔多之前出现在我眼前，瓦尔多双颊深陷，是我年方二十岁初涉巴黎报界时心目中的偶像，瓦尔多谈吐不俗，举止风雅，曾被誉为新闻界年轻有为的奇才，他以毕生的精力试图追回当年的风采，但始终没有成功，最后自缢身亡。未能赶在“长脸”之前在我眼前出现的人物还有：塞尔日·甘斯布尔，我与他形影不离地一起生活了三个月，两人精诚合作，协力同心，为共同事业不遗余力。我们抽着烟，喝着烈性的绿色薄荷酒，在他那黑色钢琴后面一口气谱了多首歌曲，我们有几夜通宵不眠，直到笑料讲透，放荡生活过够才算罢休。他是弗朗索瓦兹的父亲，我的儿女们的外祖父。他的温和、幽默、谦恭和对事物变化无常的感叹给家庭生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再有就是马尔罗，我曾有幸和他见过几次面。一天下午，在韦里耶尔的火炉边，他对我讲起他是如何设想尼克松即将进行的与毛的会晤。马尔罗那铿锵有力的声调掩盖了他这张早已浮肿和疲惫的脸，只有他出语不凡的警句才使他的脸上洋溢着光辉。在起身向他告辞时我对这次会面在内心作了这番评价：“现在我比几小时以前开窍多了。”还有一个是雅高托，他那粗硬的正方形头上挺拔地竖起一根根白发，他是个性格阴郁的人。记得小时候我只看见他的脸像谜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他常常在晚上到我家别墅来与我父亲谈心，话题离不开我听不懂的感情问题。使我难忘的又一个人是伊夫·蒙当。在开拍一场爱情戏的前一天，他老泪纵横，把我叫到了他的旅馆客房里，在房间的镜子前，他指着自己的脸对我说，他年纪太大，无法再扮演勾引女人的美男子角色，拍出来也无人肯信。“你瞧瞧，小伙子！岁月不饶人啊，我已不比当年了。你看看这些眼囊，看看这搭拉下来的脸颊，再看看这满脸的皱沼，你怎么叫人相信她会跌入我的情网？” 蓦然间我预感到我们也许真的拍不好，不管他和我们怎样绞尽脑汁，全力以赴，这部影片仍将一败涂地。我也觉得问题并非出在伊夫身上，要有问题也应归咎于我，我们甚至在影片编剧上犯了大错。我的罪过也许就是骄傲自满，好大喜功。 所有这些脸庞——从天使般可爱的小女孩到一批青年人的面孔都像高速镜头中的图像在我眼前飞驰而过。那小女孩被泥石流堵得气息奄奄，而她母亲不久前还给她穿上了一件白衬衣二那些青年则躺在驶过巴卜瓦德城大街的装甲车后面，被人称作为“被机枪撂倒的”。奇怪的是后来我们又看到他们时，却觉得他们在发现死神后圆睁双眼，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知晓“长脸”所说的另一世界是什么样子，然而他们却都已经到了那里了。在我目前的状况下，我之所以受某种克制不住的力量和意志所驱使，听任“长脸”和他的那句话再次出现，使这句话、“长脸”的形象与此后所领会到的、观察到的和理解到的一切事物等量齐观，也许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精辟地说出了这句老生常谈：“另一世界”这四个字。他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嗓音却道出了真言，比我后来听到的任何人所说的话都要真实可信。 在黑洞里，我早已在“另一世界”走过一回，到底是令晚还是昨晚，我已记不清了，难道是在看到我再也不想见到的戴大盖帽的矮人的时候？至于我受到的各种惊吓，无论是在科罗拉多州，还是在阿尔及利亚，或者是在达拉斯作侦察调查时所看到的恐怖场面，都不能和我躺在这张病床上所经受过的和仍然经受着的恐惧感相提并论。在这间墙面都刷成黄色的病房里，我正在挣扎搏斗，我感到与时间和外人失去了一切联系，无法赴约，无法工作，无法见到孩子，更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简朴而又宁静的生活”。这是因为青年时代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共同之点不多。年青时代的我在迎接死亡的挑战时，不在乎会失去什么。即使是因为受某种理智的约束使他不会在一场荒唐的游戏中陷得很深，他也觉得没有多少东西会受到损失，因而也不担心会失去什么。而现在却不同了，我躺在病床上，病魔缠身，现在的我却懂得如何衡量可能要失去的东西的价值，也就是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他焦虑的原因，而且这种焦虑已蔓延到心脏。 难道一切正常，现在该轮到心脏出毛病了？我按动那只床铃。我觉得我不仅不能与那架机器同步呼吸，而且心脏也在衰竭下去，好像在我的肋骨间、胸部附近有尖针似的东西在刺我。 实习医生听到机器的警报和护士的通报后，试图改善我的呼吸功能。像以往一样，我与能讲话的人们通过塑料写字板开始了对话：“今晚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的心脏快要衰竭了。”实习医生郑重地告诉我：“你的心脏没有问题，它的功能很快会恢复正常。麻烦的倒是你的呼吸。你来住院不是因为心脏问题，而是呼吸问题。你要与这台机器密切配合。” 我用书面方式回答他：“你说得对，但是我很焦虑。”他用口头方式对我讲：“你没有任何理由焦虑不安。” 他朝墙壁转过身去给我看了一封手写的短柬，是护士把这一短柬用透明胶带贴在墙上的。 “你能从这里念这封信吗？” 我摇了摇头。 “这是你妻子给你捎来的。你还记得你妻子最近一次来探望的情景吗？” 我点了点头。 “要不要我为你再念一遍？” 我点点头。于是他念道：“祝爸爸节日好，爱你的孩子们。” 于是像一阵电流感应一样，我又见到了充满情爱的动作、语言和脸庞。于是在我身上涌出了第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意志和反抗，这已转化成两种心声（消极的和积极的）之间的舌战。第二种力量是讥笑。第三种力量是爱情和别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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