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幽默这一词，当然是毫无疑问，是人人接受的。可是对中国读者而言，一个
报章杂志的编者会留一页，用以登载生活的轻松方面的文字，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高级官
员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句幽默的话，也是一样不可想象的。美国前故总统甘乃迪，在记者
问他何以选他弟弟充任首席检察官时，他运用他的急智回答说——做了首席检察官之后，他
再做律师就更有经验了。Russell　Baker主办的《纽约时报》是尽人皆知的，而包可华专
栏更是获得万千读者的欢迎。他有见识，也有良知，也有机智，敢把普通社论所不敢说的
话，以滑稽突梯嫡笑诙谐的态度说出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幽默完全不离常人的淳朴自
然。一次，他到达伦敦，是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因为迟到而正式道歉，说原因是他必须去
租一件无尾的燕尾服，好符合那种文物衣冠上流社会的派头儿，但是此种礼服都已被参加此
一宴会的文明绅士先生们全租去了。当时马克·吐温到宴会上，故意作违背礼俗之事，开了
个玩笑说：“我已经吃过了。”而其他绅士先生则假装做他们还不曾吃过。
    我们平常往往夸大其词，谈论断然行仁行义，做这做那，其实应当脚踏实地，归真返
朴，切合实际才有实效。
    “幽默”一词与中国的老词儿“滑稽”，两者颇多混乱之处。滑稽一词包括低级的笑
谈，意思只是指一个人存心想逗笑。我想使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存心则在于
“悲天悯人”。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
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
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我后来又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同样以刊登闲适性的
小品文为特色——一直办到抗战发生，甚至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我创办的刊物上，我曾发表了对幽默的看法。题为《论幽默》，我自己觉得那是一篇
满意的文章，是以乔治·麦瑞迪斯（George　Meredith）的《论喜剧》为依据的。
    虽然现代的散文已经打破了过去主张文以载道的桎梏，但那种硬性的义法还是对中国的
散文家有支配的力量。苏东坡持有一种宽容的看法，程伊川则持武断硬性的看法。宋时，朝
臣为司马光举行过严肃的丧礼之后，所有的朝臣又应当去参加一个节日典礼。那位理学家就
引用孔子说的“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句话。这引起苏东坡对理学家激烈的批评。我们有
很多这种背乎情理的事例。有一个理学家不去探视卧病在床的儿子，而去探视他的侄子，用
以符合“孔孟之礼”，因为探问侄子比探问亲儿子更合乎古礼。
    我创办的《论语》这个中国第一个提倡幽默的半月刊，很容易便成了大学生最欢迎的刊
物。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对我说：“我若有要在公告栏内公布的事，只须要登在你的《论
语》里就可以了。”我发明了“幽默”这个词儿，因此之故，别人都对我以“幽默大师”相
称。而这个称呼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但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
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现
在“幽默”一词已经流行，而“幽他一默”这句新的说法，就是向某人说句讽刺话或是向他
开句玩笑的意思。
    有一次，我参加在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我说话之前，有好多长长的讲演。轮到
我说话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站起来说：“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
好。”大家听了一发愣，随后轰堂大笑。报纸上登了出来，成了我说的第一流的笑话，其实
是一时兴之所至脱口而出的。
    另外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
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
妇。”
    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
    在《读者文摘》上我看到的一个笑话是：“女人服装式样的变化，是不外乎她们的两个
愿望之间：一个是口头说明的愿望——要穿衣裳；一个是口头上不肯说明的愿望——要在男
人面前或自己面前脱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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