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直到今天，追随采访李致新、王勇峰及他们的同
行3 年多之后，还是不断地发现未曾了解的新内容，他们嘴里还是不断地有登山的
故事讲出来。山，总是崭新的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的脚步不能离开它一刻。中国登
山协会主席曾曙生说过一句话：人与山相逢就能创造奇迹。是的。第一次进山是19
97年，因为我的朋友北京电视台记者霍文的缘故。她要拍摄一个体验攀冰的片子，
需要一个体验者，爱凑热闹的我就和他们钻进了北京密云四合堂的山里。那次我发
现，我不但不反感睡在地上、每天只洗一次脸的生活，反而还挺喜欢。

    刚开始几天，和队员们话不多，他们都很羞涩的样子，汉族队员还不如藏族队
员爱聊天。但很快也发现，他们的心都一样的细，只要有点麻烦就会有人帮助你，
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刚到那天，两卡车的物品半个小时就安排停当了。在我们的生
活中，那是要闹闹嚷嚷协调半天的事，他们却没有更多的语言交流，默契而顺畅。

    霍文和他们是老朋友了，1993年曾经在《东方之子》中做过一个王勇峰的专题
片，还经常在登山队的训练基地练习攀岩，因此，关于登山的故事能讲一串一串的，
听他们聊天就像听故事会。那时候只想多听那些悲壮的登山故事，还不敢想自己能
真的登一次雪山。

    回来做片子的时候，霍文把我的稿子全盘否定了，她说我没有发现队员们身上
的真东西。我们俩坐下来重新回顾那几天，再去看那些平平凡凡的小事情时发现，
队员们冷峻而严肃的面庞下是对生活滚烫的热爱。这些英雄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渐
渐清晰亲近起来。

    1998年，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能和李致新、王勇峰一同去攀登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了。当时只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随行，我爱人——中央电视
台的体育记者张伟鼓励我一同前往。于是，和父母凑了3 万块钱，征得了中国登山
协会的同意，成行了。尽管出发那天像做梦一般。

    实际上，这次非洲之行我只是一个记者兼旅游者的角色。只是在从二号营地向
突击营地进发的路上才突然问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在烤得皮肉焦疼的阳光下，在
胸闷得走一步就要停下来站一站的海拔4000多米的非洲高原上，我有些惊叹自己的
意志了。前一天还在暴雨中前行，今天却在骄阳下暴晒，早上居然还能把热乎乎的
脚丫子放进冰冷湿透的鞋子里。我有些对自己感到陌生了。

    王勇峰为了让我、张伟和另一位记者潘燕生分散高山反应的注意力，一直在旁
边给我们唱歌，我们默默地听，连一点儿感谢的笑容也没有。他唱：“慢慢地陪着
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时……”当时我想说：“应该是慢慢地陪着天地走，慢慢地
知道生命结果。”可又没有力气说，直到下了山才有闲。说说山上的感受，引得李
致新、王勇峰一阵狂笑，第一次进山的样子实在是狼狈透了。

    从非洲回来后半年，登山界出了一件大事：1991年在梅里雪山遇难的17名勇士
的遗骸被发现了。中国登山协会组织搜索队前往云南，我随行采访。

    走之前，因公务在身，留守的王勇峰专程来为我送行，曾曙生主席总是说感谢
我们，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出差而已。

    但这次梅里雪山之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结果。17名勇士中有孩子的父亲，
有19岁的大学生，他们因为山而留在山里。当我们把21份遗骸样本带到大本营的时
候，我望着那个小背包忍不住的掉眼泪，我不认识他们，却如同他们是我生命中的
一部分。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就有了它的缘由。

    1999年，我和张伟再次采访七大洲最高峰行动，这是最后一站了，我们也仿佛
多了一种身份：登山者。一同准备装备，联系登山事宜，就像这也是我们为之奋斗
的目标。

    大概是因为出发前的这种心理准备，在海拔4700米的大岩壁上，王勇峰下令全
体下撤的时候，我无法接受。张伟说，你是记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开始忍
不住想哭，李致新说：“往上走走，感觉感觉得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明白我的心理，我希望是他们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登顶成了我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过程，从一个旅游者到一个采访登山的记者，到一个想成为
登山者的普通人。我也想搞清楚山里藏着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着魔。很多人说
写写登山家的故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其实，读故事是不能了解的，
只有自己去体验、去感受，感受生命的种种发现。从这个角度说，我和张伟那么感
谢李致新和王勇峰，并不是他们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而是他们引导
和影响我们发现了生活和生命。

    因此，如果你读完他们的故事，能放下书，向着大山，向着山野走一走，那么，
才是真正的收获。

                                              王淑锋
                                             199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