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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军团——希姆莱与党卫队 作者: 麦顿 第一节 东方民族政策 《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 五支特别行动队开进波兰 波兰人杀害德意志波兰人 波兰被肢解为五个地区，其中四个地区归党卫队管辖 居民德意志化东方总计划 海因里希·希姆莱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妥为保管着一份秘密文件，任何与此无关的人都无权阅读它。因为在这份长达六页的文件中，记下的是党卫队头子最讳莫如深的白日梦，记下的是使千百万人横遭劫难的狂热臆想。 了解这份秘密文件的只有少数纳粹要员。除了几个纳粹党区领袖、两名中央部长和驻波兰总督外，只有各主管处局头子，才有资格在驻东方的党卫队领袖们的监视下阅读这份文件，并亲笔签字，以资证明。 这是希姆莱在１９４０年５月以《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为题，写给希特勒过目的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希姆莱用他特有的率直而呆板的语言，提出了消灭东方各国人民以利于德意志主宰民族的主张。 备忘录的这位作者提出， 德国东方政策的最后目的必须是把原来拥有多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戈拉人、莱姆克人和卡舒布人）的波兰“分解为尽可能多的部分和碎片”，。从这么一锅烂糊中选出种族上有用的人”，其余的部分逐渐加以淘汰。希姆莱写道：“总督辖区内的居民经过下一个十年期间彻底推行这些措施之后，留下来的将是一种劣等居民，他们将作为没有自己领袖的、专供驱使的苦力，充当德国每年季节性农业短工和作为特别劳动力的工人。”应该一步一步地压缩东方各民族：必须采用“大量外移非洲或殖民地的办法来彻底消灭”犹太人，关于“在我国的国土上不再使用乌克兰人、戈拉人和莱姆克人等民族摄念。……相应地在较大范围内也适用于波兰人。 那么怎样灭亡一个民族呢？其方法是消灭它的领导阶层，并将它的青年“过筛”。具体做法分为两种：把“优等种族”的儿童掳到德国来，使他们德国化，对筛落下来的， 则有计划地使之变成愚民。 “对东方的非德意志人居民，”希姆莱写道，“不得开办程度高于四年级以上的国民小学。这些小学的宗旨仅仅是教会他们五百以下的简单计数，书写自己的名字，教育他们对德意志人服从，老实、勤劳、有礼貌，这是上帝的戒令。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让他们去阅读。” 对于纳粹德国的征服欲来说，没有再比这份文件表达得更露骨的了。这是昔日德意志东进政策的变本加厉的继续，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远不仅此，希姆莱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还含有更多的内容。备忘录表达了党卫队急于一手把持德国东方政策的欲望，反映了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局地区总队长英托·霍夫曼直截了当地概括的那种傲慢要求：“东方属于党卫队所有。” 的确，希特勒德国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党卫队在东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姆莱仿佛成了德国东方领土上的真正主人。这位党卫队头子在迷离的梦境中似乎看到这一切即将成为现实：为他的新德意志骑士团党卫队赢来一个新的集团普鲁士——结构坚固的集团国家；它是遏制波涛汹涌的斯拉夫主义洪流的堤坝，是使德国农民取得肥沃的移民垦殖区的保证。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能思索起就为这一使命作了准备。他打心底里认为，再没有比引导德国人东进，并使他们重新成为农民这一神圣使命更为合适的了。希姆莱说：“德意志民族过去是农民，今天必须恢复它的这一根本素质。东方应该为加强德意志人的这种农民素质做出贡献。它应该成为德意志血统青春常在和从而不断发展的源泉。”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以这样的伟大日耳曼农民领袖自居。在他奇异的想象中，中世纪向东方迁徙的那幅浪漫主义的历史图画和对黑头发圆脑袋的人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恐惧合为这样一种狂想：德国的幸福就在于在东方实现封建主义的农民贵族政治。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孜孜不倦地宣传德国东方移民。这个阿尔塔曼分子当年曾打算和自己的朋友阿·瓦尔特·达里在德国庄园遏制廉价的波兰农业工人蜂拥而来的洪流，反复教导他的党卫队队员，德意志人必须再次扎根于大地和开拓新的移民区。 希姆莱与种族和移民局（ＲＵＳＨＡ）局长达里很快就把德国移民政策抓在手里。１９３４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里荣升为中央农业部长，党卫队旗队长霍斯特·雷兴巴赫博士主管全国移民挑选局，中央农民事务局的领导干部全体加入—党卫队，成为名誉领袖。尽管如此，两个反动空想家的社会理想国，还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而遭到失败，达里和希姆莱的友情也因此中断。１９３８年２月，希姆莱撤了死抱住血统和土地贵族政体计划不放的种族和移民局长达里的职务，原因是他认为达里”祟尚空谈“。善于见风使舵的希姆莱耐心等待着领袖的政策能为他开拓移植大德意志国家新农民的移民区。 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驶首次将外族、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余下的捷克人，并入大德意志国家，这时希姆莱有了一个使他的计划复活的机会。同年６月，他委派种族和移民处长、党卫队区队长库特·冯·戈特贝格去布拉格，在那里建立一个地产局。冯·戈特贝格的任务是，剥夺德国保护顿地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宜于发展农业地区上的捷克土地占有者，并把没收来的庄园交由德意志族移民经营。希特勒也参加了外迁六百万捷克人计划的讨论，但执行剥夺政策的头子冯·戈特贝格未能达到目的。大德意志的军备机器开始运转了，它同样需要捷克的工业潜力和劳动潜力，不允许在德国的后院采取任何大规模外迁措施。布拉格地产局只好仅限于准备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特两地安置寥寥几户党卫队员的家属移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给反斯拉夫的农民神秘主义者希姆莱开放了梦寐以求的地区。诚然，他暂时也只能从侧门里钻进去，因为在波兰战投开始前就向自己员忠实的助手发出召唤的独裁者并不急需这位移民使徒，他感兴趣的只是诉诸暴力的警察。 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解决“波兰问题”。就他来说，对波开战决不只是为了武力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已，现在是实现多年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即已大胆提出的预言的时候了：“我们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日耳曼人不断移往欧洲南部和西部，转而瞩目东方的土地。我们要结束前时期的殖民政策和贸易政策，向未来的土地政策过渡。”但是，这样的土地政策是和一个已经在土地上从事经营的异族相对立的，这一点希特勒早在１９２８年就已考虑到了：“德国”，他写道，只能“要么将这些异族分子加以封闭处理，以免本民族的血统不断受到侵蚀，要么……干脆将他们消灭，把空出来的土地交给本民族同胞。” 希特勒的这些话翻译成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语言，就是：使波兰人沦为农奴，强行使他们失去自己的上层，摧毁他们的民族性，剥夺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自豪的波兰人将变成没有自由的苦力，他们唯一的命运只能是服役于德意志的统治者。德国军方头目们至迟已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２日上萨尔斯堡会议上获悉，这位独裁者决定灭亡波兰。费多尔·冯·包克陆军元帅记得希特勒这样说过：“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唱采的事情。因此，他不打算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来执行。” 希特勒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才召见了党卫队头子，并使党卫队成了导致波兰悲剧的千古罪人。这位独裁者责成希姆莱组织特别行动队，跟随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消灭随时遇到的波兰上层人物。 在这以前，纳粹扩张政策的每一次进攻，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强占奥地利时，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就曾随军前进，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之役也吸引特别行动队开进了那个国家。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是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先头部队，它们闪电般地执行情报和保安警察的任务。任务一经完成，它们也就转到两个组织设在该地的固定据点，像在国内一样：特别行动队就是由这些据点——秘密警察局和分局以及区和分区保安处机构的人员组成的。 海德里希在短时间内就组成了波兰战役的特别行动队。他组织了五个特别行动队，其成员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佩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道队组成，尾随一个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行动。重要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党卫队旅队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领导第一特别行动队，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伦堡方向进军。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告费尔博士率领第二特别行动队，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进，直抵维斯杜拉河。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卒领第三特别行动队，跟随约翅内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指挥第四特别行动队，紧随奔向奠德林要塞的古恩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党卫队旗队长恩斯特·达姆佐格指挥第五特别行动队，随格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如果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想要放手执行对武装部队保密的、领袖关于集体消灭波兰民族精华的命令，这个随军前进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就必须考虑，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窥探它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拥有控制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条件，海德里希的部队在整个作战地区受陆军领导，尽管它们在业务上是接受柏林德国中央保安局指示的，它们还受武装部队军法审判权的约束。此外，陆军总司令也巳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下的波兰实行军管。德国将军们如果具有足够的政治直觉，那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这里搞恐怖暴行就将会招来很大的风险。 这两个党卫队头子不得不小心行事。他们向军方不多谈情况，例如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的一份基本命令中将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概括为：“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警察的重要材料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当然会隐瞒特别行动队的真实任务，但也无法长期不让士兵知道特别行动队屠杀波兰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后来，渴求功名的党卫队领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要么他们只好泄露这位独裁者的诡秘企图，要么他们就得忍气吞声，被士兵们看成是一群无纪律的杀人匪帮。 如此几个月以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变得郁郁不乐，因为他们被领袖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希姆莱以其不可谓不聪明的手法企图把罪责推诿给这位独裁者，他几乎是苦苦哀求地向将军们发誓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的同陆军的冲突，是因为“警方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命令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部人员，以致表面上看来这一切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目采取的独断独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看出了派遣特别行动队去波兰的真相。９月８日，谍报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即报告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倍尔将军说，党卫队领袖们以每天枪毙两百名波兰人而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主要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三天后，卡纳里斯登上伊尔瑙的领袖专列，向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汇报。卡纳里斯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也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凯特尔大将看来没有怎么听进去。他用希特勒的强盗逻辑作为搪塞：既然武装部队不愿于“这些事情”，那它就不要干涉保安警察和党卫队去担负消灭工作。 尽管卡纳里斯及其代表们在继续收集特别行动队所作所为的材料科，这台碾轧不幸的波兰人的恐饰压路机，还照样在军人们的眼前隆隆滚动。它压出的可怕轮辙，使人想起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举国恐怖的日日夜夜。特遣队的猎手们四处活动，掳人杀人，实现希特勒所讲的话：“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海德里希的追捕者按淮备好的名单，把波兰教师、医生、公务人员、教士、地主和商人驱赶在一起，被捕者被送进接收营。事实证明，这些接收营中有不少是灭绝工厂。布龙贝格附近米尔塔尔的托尔恩油脂厂、施图特霍夫的京尔道接收营、波森省第七要塞都已成为数以千计的波兰人的恐怖和死亡信号。“消灭过激分子是既定计划，”布龙贝格特遣队队长、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勒德尔博士声称道。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属于“过激分子”，连波兰沙文主义者团体“西部边境地区协会”——他们提出要吞并大片德国领土，因而有助于希特勒推行波兰政策——会员的身份也足够刽子手们有理由把他们判处死刑，公诸于众。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波兰民族精华受到沉重损失。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勒德尔向柏林报告说：“一大批天主教教士，由于持有众所周知的波兰激进立场而被消灭”。一位历史学家统计，在德国人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杀害的人数为几万人。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宣称：“被占领地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除了冷酷无情的特别行动队的灭绝部队外，还有另一种党卫队的力量在活动。它不是根据领袖密令行动，而是受仇恨和复仇欲所驱使。特别是在但泽和西普鲁士，成千上万狂热的德意志族人跳了出来，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度也曾是波兰沙文主义者任意措获的对象。 波兰行政机关和团体为希特勒回到德国来的宣传所刺激，也由于疯狂的间谍恐怖而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战争爆发时对德意志族人展开了进攻。德意志族人眼见死路一条：在波兰的德意志人中间，一时拘捕令满天飞，分红色（逮捕入地方监狱）、玫瑰红色（逮捕入隔离营）和黄色（流放到中部和东部波兰）三种。手中捏着黑名单的民族主义团体，对“德国人”、“希特勒分子”和施瓦本人采取了特别行动。 五万名德意志族人被从他们所在的西部波兰驱鼓到了东部，数以干计的人身陷图围。波兰行动队洗劫德意志人的住宅和农舍，杀害他们的家小，数以千计的德意志又丧命。还有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拉去游乡，让人群诅咒、吐口水，经不住百般折磨而惨死。第三帝国当局后来宣称，截至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止，共发现一万三千具被害的德意志族人尸体。这个数字看来过于夸大，最接近实际的数字是，被害的德意志族人为四千至五千名，另外约有两千名死于战争。 不过，波兰人杀人跟德国人的暴行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国家不是这些杀人凶手的主使者。一些波兰人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的盛怒面前，将德意志族人藏匿起来，不少波兰军官保护受到迫害的德意志人。但尽管如此，德意志族人还是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武装报复。战争刚打到一个地方，波兰的德意志人就联合起来，成立自卫团体。起初它的目的只是出于自卫。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担心多数波兰人会发动新的攻击，为此他们建立了志愿民兵来保卫自己。 但是，这种自卫很快就变成了发泄民族主义怨恨的行动。外加纳粹党但泽区领袖艾伯特·福斯特还利用他的保卫团和一个刚成立的特别组织（党卫队埃曼突击大队）挺进西普鲁士，煽动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斗争，使西普鲁士很快就成了无情打击波兰人的主要战场。这些来自但泽的民族斗士们还保持着“革命”的冲锋队的传统，将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反波仇恨发泄出来。福斯特的目的是，让领袖看到，他作为东方纳粹党区领袖第一个把自己的地区变成“无波兰人”区。 后来，希姆莱派出他的兵源补充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伯格尔，命令他：将自卫队改组为一支德意志族人党卫队。 伯格尔带来了一批德国党卫队领袖，接管了波兰德占区内德意志族人自卫团体的领导权。伯格尔的副手们将民兵组织划为四个自卫区；自卫区又分成所谓的督察段，分别由各该地的高一级党卫队兼督察领袖领导。在一般情况下，自卫团体执行辅助警察的任务，只有在西普鲁士（后来在卢布林地区也是如此）追捕波兰人，滥加杀害。 西普鲁士自卫团体的头子是党卫队区队长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称霸一方的暴君，跟当年私设“野蛮”集中营、虐待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的卡尔·恩斯特之流的冲锋队恶棍们如出一辙。自卫区领袖冯·阿尔文斯勒本俨然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如有德意志族人告密，他就在名单上挥笔一勾，自卫团员就把被告发的波兰人押进地窖、汽车间或树林，加以杀害。 有些纳粹分子对令人发指地迫害波兰人渐渐看不下去了。霍亨萨尔察县一个德意志族人地主的妻子、党员莉莉·容克布卢特给赫尔曼·戈林写信提出抗议。她诉说道：“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放枪杀。”连关心纪律胜过关心人道的海德里希也埋怨自卫团体干出了自卫行动中“部分难以想象和过火的复仇行动”。 可是，对希姆莱来说，主要的只是“成绩”，只是被消灭的或按现在的说法——“被特殊处理掉的”波兰人的统计数宇。 ９月中旬，全国领袖派出一支新的灭绝队，即党卫队副总指挥乌多·冯·沃伊尔施率领的加强特别行动队。它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行动队头子冯·沃伊尔施是希姆莱围剿罗姆时期的老搭档，他奉命在东部上西里面亚开展了党卫队奉行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新阶段：将但绎、西普鲁士、波森和上西里西亚约五十万名犹太人赶往波兰内地。 沃伊尔施所部显然是作为一种恐怖队而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是用恐饰手段恫吓东部上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将他们强行迁往克拉科夫一带。这位党卫队副总指挥刚刚开始战役行动，海德里希又亲自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将已经重归德国的东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集中到在波兰划定的犹大人隔离区，将来有一天让他们移居海外。对此瓦格纳未表示异议。二十四小时后，９月２１日，海德里希指示特别行动队，开始将犹太人强行迁往波兰腹地。 可是，跟陆军事先打招呼井未使海德里希得到好处，陆军突然起来反对了。在这期间，在占领的波兰已建立了以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为首的军事管制，把德占区划成四个军区。 军人们负责抓治安和秩序，恪守陆军向波兰人发布的庄严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将得到尊重。”党卫队部队的野蛮恐怖，尤其是沃伊尔施特别行动队的残醋暴行，使陆军的诺言成了骗人之谈。但其中也不乏猛烈攻击党卫队杀人暴行的军官。 如果武装部队继续坚持对希姆莱施加压力的话，它本来是有可能制止在东方的专横行为的。可是希特勒更了解他的将军们，他迅速结束了东方的军事管制，同时还满有把握地缓和了高级将领们的情绪。 １０月５日，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去见希特勒，诉说军人们在西普鲁士不断给他制造的麻烦。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撤除西普鲁士的军事管制，将其交给福斯特领导。这个闪电式的决定引起了一阵雪崩，埋葬了东方的军政权。１０月中旬，希特勒大笔一挥，批准在波兰德占区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系。于是出现了一个染指东方的纳粹特权阶层内部相互争权和日后勾心斗角的新迷宫：但泽和西普鲁士被并为德国的一个区，由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任领导。福斯特在但泽的竞争者、纳粹党区副领袖兼议会主席阿图尔·格赖泽尔，出任新划的另一个德国区瓦尔特兰区（泼森）领袖。和东普鲁士接壤的小块波兰领土，成了福斯特的另一竞争者、纳粹党何尼斯堡区领袖埃里希·科鼓的地盘。上西里西亚并入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瓦格纳的西里西亚，但到１９４１年又改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归纳粹党区领袖弗里茨·布拉赫特领导。经过德国人（以及从东面入侵的苏联人）这样肢解后余下来的波兰，则被强行划为一个总督辖区，它的最高领导人是表面上拥有特别全权的纳粹法学家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 军人们反对剥夺他们在东方的大权吗？他们抗议希特勒背弃由武装部队掌握执行权的诺言吗？没有。将军们为这位独裁者不要他们对屠杀负有责任而感到高兴。狡猾的希特勒事先故意向军人们描绘的波兰未来的可饰形象，令人喘不过气来。１０月１７日，希特勒阐述了他的对波政策要点。震惊不已的军人们匆忙将其记录下来：“无情的民族斗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些方法同我们的原则是不会一致的……要阻止波兰的才智之士充任领袖阶层……清除新老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波兰佬和贱民。” 军人们毛骨悚然地走开了。希特勒的估计完全正确，这一点可由冯·伦斯德大将的表现来加以说明：这位东总在获悉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将军们忙不迭地急于结束军管，以致来不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权构，军方就已撤走。于是出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法律真空”，希姆莱利用这个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乘虚而入。 新的行政机关的统治者们还未来得及开始工作，隶属党卫队控制的政府就已将波兰置于它的蛛网之下了。特别行动队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它们在总督辖区的各地区，由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统管。波兰五个地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受保安警察兼保安处总司令领导，后者又直接所命于德国中央保安局。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铺设了另一条警察渠道，即风纪警察的指挥系统。风纪警察在战争爆发时即进行了动员，好多个警察营参加了征服波兰和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活动。风纪警察体系建制和保安警察一样：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设风纪警察司令一人，整个总督辖区设风纪警察总司令一人，总司令又受风纪警察总处领导。 掌握实权的是控制两条警察渠道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从１９３７年起，德国就有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了，他们多半是希姆莱派在各军区作为他的代表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们的任务名义上是在动员时采取措施协调所有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希姆莱所企求的党卫队和警察一体化的铁钳子。 新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被委以监督东方所有警察和党卫队组织的全权，构成对付黑色集团内部海德里希的优势地位的干衡力量，并建立起希姆莱用以充当铺袖意志的真正体现者的政治警察特别行动权。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还待别关系到希姆莱的意图在东方能否得到贯彻。全国领袖给自己挑选了三个人，他们都是手段强硬、雄心勃勃的党卫队领袖，干劲很足但又并非强大到足以对希姆莱构成威胁。他任命地区总队长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为维斯杜拉(但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此人是老战士，有“小希特勒们”的对头之称，曾因为同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争吵，一度被希姆莱撤去党卫队内一切职务。地区总队长威廉·科佩是一名有魄力的干部，被任命为瓦尔特兰（波森）党卫队兼督察高级领袖。 副县长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任命为东部(克拉科夫）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他是最不受欢迎的党卫队领袖之一，为冲锋队所憎恨。因为他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玩弄两面派手法，传播谣言，自命博学，对所谓不忠于路线的同事进行诋毁，连希姆莱也几乎难以忍受。希姆莱还破天荒地给驻波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配了一个助手团：党卫队兼警察领袖。他们驻在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也负责确保党卫队和警察在省一级的一体化。 希姆莱依仗在东方迅速建立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要求在德国占领政策中担当领导角色。现在，他自作主张，不同武装部队进行商量，也开始把矛头指向溃散的波兰部队和新成立的游击队。在反游击队的幌子下，希姆莱的部队继续大肆消灭波兰上层人物。 波兰人不断被捕， 并随时排成一行行遭到杀害。仅１９４０年春的“特别绥靖行动”，就有三干五百名波兰人被枪杀。 希姆莱的部队以名正言顺的占领军自居，致使武装部队将领们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武装部队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部队的报告从各方面源源送来。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区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几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枪杀各种各样人物，而且经常令人不解，其做法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抓人，一边抢劫”。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关于图尔克城所发生的事件报告说：“……一批犹太人被押进犹太会堂，命令他们一面唱着歌并爬在地上钻板凳，一面由党卫队员用鞭子不停地抽打。然后强迫他们脱下裤子打屁股。一个犹太人吓得大小便失禁，竞逼迫着他把屎尿抹在别的犹太人的脸上。”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暴行层出不穷，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元异……摆脱这种不充彩的、玷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所有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武装部队又整理了一份党卫队所作所为的材料，列举了三十三起事件，对经过情况作了详细记述，虐待犹太人和波兰人，强奸、抢劫、屠杀。“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１９４０年５月，正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口授打印出那份“处理东方异族人”备忘录的时候，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希姆莱可以开始将已经沦亡而又弹痕遍地的波兰，用刀斧雕塑成党卫队集团之国——未来德意志农民和武士民族的理想国了。 这份五月备忘录标志着希姆莱东进的新篇章。集体屠杀波兰上层人物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为德意志化的园艺师，德国警察头子变成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支拥有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辅助部队的新的黑色集团侵略军，已做好准备，待命行动。党卫队的移民办事机构纷纷搭起架子，设立难民营。种族委员会印就了征询意见表，由党卫队控制的用心策划的德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工作开始形成了。 他们已经出发了。他们就是党卫队企图用来达到它统治东方目的的人，他们就是被丧尽天良的强权政治蒙在鼓里的、听从回到德国来的宣传号召而上当受骗的牺牲品：十二万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十三万六千苏联占领下的东部波兰的德意志人、二十万来自罗马尼亚的人，成千上万来自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的人，他们按规定移居德国东部。宣传家们告诉他们说，血统的呼声向他们发出召唤。其实，统治者叫他们迁回来，只是出于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大德意志国家缺少劳动力，这个叫喊所谓“缺少空间的人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全力经营它的工业和农业。 随着希特勒侵略野心的膨胀，德国法西斯的军队不断扩张，征兵服役、扩大军需，使德国的劳动力日益短缺。为确保搞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希姆荣在他的本部设立了“四年计划办公室”，委派一名党卫队领袖、党卫队重要技术政治家之一的智囊人物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负责。 格赖费尔特搞了一个二十人的班子，取名为“移民迁回办公室”。第一批回国移民刚到达德国，希姆莱就给他的设计师格赖费尔特提出一项更大的新任务，要他把东欧的德意志族人迁到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定居。 几十万德国劳动力弃工从军参加作战部队，以及军火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促使希特勒和戈林采纳了格赖费尔特１９３９年１月的建议。９月底，德国同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达成协议，商定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意志人迁回德国。这位独裁者召见了受他本人直接领导的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党卫队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茨，任命他负责领导这项迁移工作。其所以挑选洛伦茨是不言而喻的。从１９３８年起，德意志族人中心就同国外德意志族人一直保持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 ９月２９日，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得到一份领袖密令，委派他负责“加强德意志民族”。密令说，党卫队全国领袖有三项任务：“迁入最终符合回国定居条件的国外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消除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具有危险的这些异族居民的有害影响；通过移民，特别是通过安置从国外回来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定居以建立新德意志居民区”。 这三项大权使希姆莱能在东方为所欲为，因为这一纸命令又给予了这个加强民族长官新的特权。这个密令规定，希姆莱有权节制“中央、各邦和地区以及其他公众团体和现有移民协会的现有机关和部门”。只要充分运用这些新的大权，他就能在短时间内成为被征服的东方的统治者了。 他给自己戴上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的庄严头衔，但同时却放弃建立庞大的机构。他选定格赖费尔特的办公室作为自己的民族进攻参谋本部，将其改名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１９４１年起称“本部总处”）。随后希姆莱将工作分给好几个党卫队组织：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负责规划德国移民回国的迁移和定居工作，并通过没收波兰人或犹太人的产业，给移民提供定居地；德意志族人中心负责将回国者送往接收营集中，并督导各入境移民小组的政治工作；种族和移民局负责对回国的德意志人进行种族审查；德国中央保安局负责征用所谓的敌产，驱逐波兰人和把他们放逐到总督辖区。 可以开始行动了。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洛伦茨在这期间已率领手下各班人马完成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德意志人回国的准备工作，从１０月２０日起，首批运载爱沙尼亚移民的船只抵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意志人按规定安置在但泽地区。 在里茨曼施塔特（罗兹），保安警察设立了一个所谓易地安置总处，准备将划归德国的几个区内的不受欢迎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统一强行迁往总督辖区。保安警察采用毫不容情的手段，驱逐被列入另册的波兰人。截至１９４０年２月止，有三十万波兰人“迁入”总督辖区。被保安警察驱赶的人数飞速上升：被迁走的占有土地的波兰人在瓦尔特兰区达十二万人，在但泽一西普鲁士为三万五干人，在上西里西亚为一万五千人。到对俄作战开始时，共计有一百万波兰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党卫队各地的移民安置本部迅速把迁入的经过“种族和移民局”进行复杂审查的德意志族人运来，把已被赶走的波兰原主的房产分给他们。 １９４１年中，有二十万迁回来的德国移民分到了房产，经手分配波兰人财产的是格赖费尔特的办事处。德国移民总共获得九十二万八千所波兰农舍中的四万七千所，九干九百五十万公顷土地中的九百二十二万公顷。截至１９４２年年底，六万个波兰经济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二十被分配给移民，百分之八归了德国人；百分之五十一属于定居的德意志人，百分之二十一由德国托管人掌握。约有两万家手工业店铺作坊落人了迁进来的德国移民之手，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仍归波兰业主所有。 无疑，民族幻想家希姆莱并不满足于召回真正的德意志族人返归德国和安置他们在东方定居。根据他自己起草的五月备忘录，希姆莱开始从波兰民族中榨取每一点德国血统的后裔。种族委员会再次被动员起来，清查尚未发现的日耳曼人。希姆莱叫人制定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登记册”，对东方所有德裔居民进行登记。每个德裔居民必须按下述四类登记入册。第一类：表现积极的民族战士；第二类：至少会一半德语的消极的德意志族人；第三类：德裔出身可疑者；第四类：曾参与反对波兰境内德意志族人斗争的、敌视纳粹的德裔居民。 除德裔居民外，土生土长的波兰人也成了种族调查员审查的对象。之所以对他们进行审查，是要找出北欧人的基本待征，以便发挥“重新德意志化”的机械论的作用：但如果带有德意志血统的居民是波兰人的话，按照种族主义救世说的荒谬逻辑和一份党卫队官方文件的说法，则是要把在东方“现有的德意志血统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回来。”在希姆莱看来，几乎不存在任何不能日尔曼化的异族的“北欧人代表”。希姆莱声称，连确实屑于“日耳曼人出身，至少是日耳曼混血的戈拉人、莱姆克人和胡楚人，也应“逐渐加以德意志化。” 希姆莱顽固地坚持波兰儿童也决不能放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们是理想的德意志化的对象。在波森有谣言说，波兰人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把德意志儿童藏在孤儿院。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立即下令查封了波兰所有的孤儿院，将在院里的孤儿经过种族政治审查后，送到德意志儿童之家。后来，有父母的儿童也被掳到德国来。“纯种族波兰儿童，”希姆莱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对瓦尔特兰区统治者、纳粹党区领袖格赖泽尔说，“应由我们送到特别幼儿园或儿童之家进行教育。可以对他们的父母说这是为了儿童的健康。” 半年以后，希姆莱打出党卫队特有的”生命之源”助产协会这张牌，指定该协会的产妇休养院收养波兰儿童，后来又将这些儿童送给没有子女的党卫队队员家庭。“干草行动”（劫夺儿童行动计划的代号）把成千上万的波兰儿童掳到德国，下落不明。谁拒绝让自己的孩于德意志化，谁就必然受到保安警察员严厉的报复。一个波兰军官的妻子、德意志族人布龙希尔德·穆斯宰斯莫不肯让她的几个孩子去德国受教育，德国中央保安局所属机关查莫什奇移民处决定：“冻结她几个孩子的口粮供应，并将他们随便送到一个地方去给别人作养子。” 不过，这种情况确属罕见。大多数波兰人和德意志族人都屈服于希姆莱的日耳曼化措施。十万名纯血统波兰人接受德意志化。一百人列为民族登记册的—、二类德意志人，另外两百万人列为三、四类德意志人。 东方战争的继续、对俄国进行征伐，给希姆莱的事业开拓了新的和日益广阔的用武之地。现在希姆莱可以在无限辽阔的俄国土地上开拓新的、无边无际的移民区。希姆荣和他的党卫队领袖们利令智昏，为一望无边的草原和莽莽森林所陶醉。这些党卫队设计师们开始取出他们的绘图板，描绘出幻想的美妙的未来图画，一幅怪径诞、臆想、病态的图画。 早在１９４１年１月，希姆莱就在韦韦尔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埃里希·冯·德姆·巴掳一齐列夫斯基透露，伟大的德意志东方计划要求消灭三干万斯拉夫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Ｂ组集中了民族事务专家、设计德意志人未来的东方之国。 他们的美妙设想成文后称之为“东方总计划”，其中规定：德意志人要在沿列宁格勒一拉多加湖一瓦尔代高地一布良斯克一第聂伯河曲一线内的整个东方地区移民。必须将三千一百万异族人移走，移民区内可以留下一干四百万人，但必须在三十年内实现德意志化。总督辖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应该彻底“更换居民”。应将两千万波兰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六十五的西乌克兰人迁往西伯利亚的西部。他们必须腾出地方，给首批迁来的八十四万名“紧急移民”、随后第二批一百一十万德意志移民定居。在以后的十年中，德国中央保安局估计移民人数为二十万，再后的两个十年为二百四十万。 可是，为数有限的这么一点人，怎能对付光在数量上就占优势的异族人民，并做到希姆莱提出的必须掌握领导权呢？对此，党卫队区队长、柏林大学农业和农业政策学院院长、移民和空间规划制定者康拉德·迈尔—赫特林格教授作了书面回答。这位党卫队教授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８日致全国领袖的一份备忘录中，勾画了德意志主宰民族梦想之国的轮廓：在东方辽阔的土地上划定所谓的移民特别区，直属党卫队全国领袖统治，由他作为未来东方领主总管所有特别区的移民，并将其分别定为不同类型的“短期领地”、“世袭领地”和“特权产业”。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委派的“特区头目们”对移民特别区进行监督，经过二十五年的创业之后，各特区的居民必须有一半是德意志人。迈尔—赫特林格首先设计了除全盘德意志化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以外的三个移民特别区：列宁格勒以西地区（因格尔曼兰）、克里木一赫尔松地区(“哥特区”)、梅梅尔和纳雷夫地区。同时在德意志东方殖民帝国境内建立一个有二十六个据点的体系。这些地区的异族居民暂时只有百分之三十德意志化；根据地确保“大德意志的生命线。在生命线的交叉点上建立两万左右居民的小城市，周围直径五至十公里内设置德意志村镇”，希姆莱这样说。 全国领袖兴致勃勃，在这里终于出现了他过去梦寐以求的世界一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人保护之下的农民防御移民区。“这将是举世无双的最伟大的移民事业，同时又和防御亚洲人入侵西方世界这一最高和最迫切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拿出标明农民防御移民区的地图和计划，不庆其烦地向保健医生解释农民防御移民区概貌：这儿是一片有二十至四十个农民点的农村，那儿是领导人居住的院子，它的四周围是农民防御村，那边是由全体男性居民组成属于党卫队的农民防御突击队。“我们将在这里培养出一种您从未见过的防御精神，它将确保我们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堡垒。” 希姆莱已经物色了愿将全国领袖的幻想变为现实的党卫队领袖：卢布林党卫队兼警察领袖、旅队长奥迪多·格洛博斯尼克。这个后来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格洛博斯尼克，是同希姆莱如出一辙的种族优生学庞大规划的信徒，他在自己管辖的卢布林的东南方，发现了过去德意志移民的痕迹。这一发现启发他制定出开辟一个新的德意志移民区的计划：放逐所有波兰人，在每一个县安排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同德意志移民定居。格洛博斯尼克计划先从查莫什奇、托马舒夫和赫鲁比斯措夫这几个城市做起。 这位旅队长当然也知道，总督弗朗克不会同意这么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它必将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灾难性的经济和交通状况。然而弗朗克和希姆莱之间必然要发生的争夺正是格洛博斯尼克所希望的。他把计划送给全国领袖看，希姆莱一拍即合。他看了看地图，格洛博斯尼克的试验区就靠在一片长方形的地带，希姆莱正打算把这片地带作为党卫队推行自己的移民政策的重点。 这片长方形地带位于卢布林、日托米尔、文尼察和伦堡之间。其中每一处都标志着党卫队积极进行活动的高峰：卢布林是格洛博斯尼克的驻地，日托米尔是希姆莱东征第一阶段建立战地指挥所所在地，同时还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安置所有乌克兰德意志人的移民中心，文尼察位于特兰斯尼斯特里思的边缘，那里计划要设立另一个德意志移民区，而伦堡这时已是总督辖区属下的东加里西亚首府，掌权者为陶尔斐斯的宿敌党卫队旅队长韦希特尔。最杰出的黑色集团民族政策通、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艾·克尔推测说：“在这片两个德国行政区接壤和波兰人一乌克兰人交界的长方形地带内，如果德国人战胜了俄国人的话，也许真的有一天要出现一个党卫队之国。” １９４１年秋，希姆莱给格洛博斯尼克发出行动信号。显然他过分低估了弗朗克抵制卢布林移民方案的可能性，从而引起了一场无法制止的权力斗争。它再次说明，党卫队要想一手操纵第三帝国的政策也并非轻而易举。 希姆莱在一次卢布林之行中，不和总督辖区政府打招呼，就宣布查莫什奇县为第一个德意志大移民区，立刻就有一个人出来和他搞抗衡。在此以前这个人没有表现出他对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侵入他的地盘有抵触情绪，这个人就是纳粹党法律部负责人兼全国指导处成员、中央“不管部”部长、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博士。 汉斯·弗朗克是最激进的纳粹领袖之一，他主张取消对法律作出的任何不抱成见的细则说明，他盲目狂热地崇拜阿道夫·希特勒。这个魔鬼律师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暴戾乖张的老战士”，他同样是抱着坚决贯彻领袖纲领的坚定意志来到波兰的。弗朗克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所作演说的要点，全是些令人压抑的迷信强权的狂妄措辞。 他说： “ 我们要保住总督辖区， 我们不会再把它交出去……我坦白承认，有那么几千个波兰人将要失去生命，特别是波兰精神领袖上层……我们将把他们就地消灭。我们也将采用最省事的办法……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在这个地区完成伟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东方使命。因此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法治国……凡是引起我们怀疑的人，均应立即予以消灭。” 当然，弗朗克聪明过度，不会不知道光靠残暴手段是不能实现统治的。他相信，只有把总督辖区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模范地区，将德国统治阶层迁入这个地区，并煽动从乌克兰人和卡舒布人这些异族反对波兰人，才能使波兰人臣服德国。 可是希姆莱的民族政策使弗朗克的方案破灭了。保安警察把一百万波兰人从重新划归德国的地区撵出来，赶入总督辖区，从而严重影响到弗朗克地盘内的粮食基础。移民家希姆莱将三万名居住在总督辖区的原意志族人（总数为九万）迁入划归德国后设立的瓦尔特兰区，削弱了弗朗克设想中的德国统治阶层。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开始对戈拉人、姆克人、卡舒布人和胡楚人进行德意志化，这些人都是弗朗克计划中作为平衡波兰人力量的零散的民族。更糟糕的是，党卫队部队和保安警察转而毫不留情地迫害其正的或所谓的波兰反抗者，逼迫成千上万善良纯朴的农民跑进森林，加入游击队的行列。党卫队兼警察法庭一手垄断死刑的宣判，对政府和正常的司法置之不顾。 希姆莱的党卫队之国梦想，已部分地实现。消灭波兰上层、移民、经济掠夺等计划都在逐步实施。只是因为战争的进程和其他原因，他才没有把这个“沙盘”扩大之后放在东方的土地上。 德国人民真的缺少生存空间吗？不，这是希特勒欺骗人民的鬼话，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１９３９年时，德国占有一干公顷土地的庄园有三干六百六十八个，总面积达一千零三十万公顷。１９３９年，德国十七个最大的地主共有土地七十二万公顷，可建家庭农场十万多个。 德国并不缺少生存空间，只因这空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德国的东方民族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民族灭亡政策和侵略政策。它给波兰人民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纳粹德国史上又写下了罪恶昭彰的一页。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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