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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 作者: 亨利·莫尔 八、劫后余生 北越军队于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贡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区，宣布河内为首都，将西贡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后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将全部原越南共和国军政人员关入监狱或“再教育营”以外，对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作任何调整，甚至对在那里经营的中国、日本、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给予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正式许诺。 然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渡海逃到中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四十英尺长（12.192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我用七元钱就能买一口猪。不管怎么说，这比起我在越南挣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数十万出逃越南的难民中较为幸运的。中国云南省距离越南边境六十公里的甘庄林场一千五百多名难民中，三十九岁的郎粲安讲述了越共政府残酷迫害中国侨民的一个更为悲惨的故事。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退役后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场。 “这使林场三年不会得到任何收益。”甘庄林场主任于志会说。“我们用所有的东西去安置难民了。”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逃到中国和香港的难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难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8年5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经将一百三十万城市居民迁移到森林地区居住，并且号召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将有一千万居民到那里。这是越共政府在驱赶中国侨民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清扫运动，而这次运动主要开展在西贡、岘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的在于“消除各种资产阶级的势力”。 那个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刚刚被“再教育营”释放的人员陷于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相继以各种方式逃离越南，虽然他们的命运充满着凶险。一名四十七岁逃到泰国的西贡数学教师阮厚卿说：“假如能够住进（泰国的）82号难民营，也许有一天我们将被登记而移民到其它国家。你如果曾在西贡住过，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南方市民要拼命逃跑。即使在82号难民营等上三年，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象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政府也并不象中国那样欢迎难民们的到来，而设在距离泰柬边境十六英里（25.744公里——译者注）、位于巴真府亚兰镇以北的82号难民营的情况是所有难民营中最为糟糕的一个。 那是一个象泥塘般的、比足球场还要小一些的难民居住地，最初的设计是容纳八百人，可是如今已经成为一千九百名难民们的家。那些没有登记造册的人，或是独自，或是一家人成群结队地越过了泰柬边境，然后便十分拥挤地聚集在二十七个被叫作“老虎洞”的帐棚里，使得每一个人几乎只剩下了立足的地方。 在难民营的周围，在能向难民营的路上，到处都有强盗进行抢劫和搔扰活动。他们或是就地抢劫、强奸甚至杀人，或是劫持妇女，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妇女往往强行驼在象背上拉走而无人敢管。古已有之的大象驼着古已有之的人民在古老的热带森林中缓缓地行走着。昏昏欲睡的太阳光照在溪水中，照在河滩上、草木上。在阳光下，大象的背上一边挂着一个全身赤裸的越南或柬埔寨女人，她们如同是悬垂在大象的身上睡着了，一动一动，只是机械地随着大象的身体摆动着双腿。她们将被手持斧子和绳索的强盗带到森林里去。 没有人知道，在这片仿佛荒无人烟的丛山峻岭之中，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贩卖妇女的生意。 《时代周刊》驻曼谷局主任戴维·狄沃斯是第一个被泰国当局准许进入第82号难民营的外国记者，他对此做了大量的指导。在通往边境的山路上，他发现在灌木丛中有两具爬满苍蝇的尸体和一条女人的花裤子及印花背心。两具尸体显然已被野兽吃过，剩下的部分也腐臭不堪。经过长时间的辩认，那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尸体，而同他们在一起的亲人，想必是男孩的母亲或是姐姐，已被劫走了。他们一定做过反抗，而导致了死亡的结果。戴维·狄沃斯无法掩埋这两具尸体，因为腐烂的尸体所散发出的气味使他无法靠近。他只能凭借照相机的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观察和报导。 在第82号难民营中，已经有许多人染上了疟疾或其他疾病，有的人一直待续了六至七个月还未痊愈。他们生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食品和环境卫生。 难民营中没有一间厕所，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整个难民营便成了一片肮脏和臭气熏天的烂泥塘。在闷热潮湿的小帐棚里，每家只有一面布帷帘相隔，妇女们也因此常遭到突然闯入的泰国人的强奸而无人过问。82号难民营的护卫任务是由一些难民松散组织起来的，当强奸或抢掠发生的时候，这些自卫队实际上是毫无作用的。 留着短发的三十四岁妇女嘉雯毫不隐讳地讲述了她亲身的悲惨遭遇。她丈夫曾经是一名越共游击队队员，三年前便意外地失踪了。她身边的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十五岁和十二岁。在在这个孩子之前，据嘉雯讲，曾病死过一个女孩。她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在82号难民营里已经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她无法抵挡夜间出现在她的竹床上的男人们，她的表情告诉我们，现在她对那种事已经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只是她不愿意女儿也遭到同她一样的命运。然而，她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因为担心女儿出事，嘉雯总是让未成年的独生子陪伴着他的姐姐，姐弟俩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形影不离的。可是一天下午她的儿子一个人从外边跑回来，脸上的表情既害怕又羞愧。原来他的姐姐被两个强盗强奸了。 当嘉雯在儿子的带领下来到离难民营不远的溪边时，女儿还没有穿上衣服，双手抱着膝盖呆呆地坐在石头上，而两个男人早已不见了。儿子站在远处，她慢慢地走近了女儿的身边。女儿发现了她，便把头紧紧地垂在了两腿之间。 当嘉雯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这种一时间所产生的憎恨仿佛更为牢固了。她把女儿带到溪水中，帮助洗净两腿间的血迹和污物。可是她当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她的女儿不久便会自己找泰国男人睡觉，出卖身子，换回一些钱、药品及食物。嘉雯告诉记者，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她们都是女儿，“天生就是女人。” 嘉雯一家很少患上疾病，即使患上了疾病也会很快痊愈的，因为她们的身上可以换回足够的药品。嘉雯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没有药品，许多难民都长时间地被疟疾病折磨之后悲惨地死掉了。 嘉雯不知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她对以后既不担心也不害怕，只是本能地活着。到82号难民营前，她曾经在西贡开过一间杂货店，西贡陷落三年之后，个人的财产突然被越共政府强行没收了，并可能把他们送到“新经济区”去。人们便纷纷出逃，她最终也把被迫选择了这条出路。当记者问及她认为难民营比起她的杂货店如何时，她讲只要没有越共，只要能活着，哪儿都无所谓。 泰国政府对美国的移民措施非常恼火，因为美国把入境难民从1980年的168000人减少到1981年的1 0人，最后一批难民人数为73000人。泰国政府声称，他们之所以允许那些难民涌进泰国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曾许诺过要安置难民。然而，发达国家所能承受的难民数是有限的，如日本等国。因此，难民营中尚未被安置的难民便成了无人愿意接受的“垃圾”。 然而，绝大多数的难民仍然在每日每夜里期待着获得注册。嘉雯执着相信，既然已经有那么多批难民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很快的安置，她们也一定能和前面的人一样，终将有一天被某个西方国家所接受。 在脏乱不堪的第82号难民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许多多的儿童，他们的脸上带着质朴，目光中流露出天真；他们虽然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和成年人一样生活在那所难民营之中了。 戴维·狄沃斯在第82号难民营中遇到了一个十四岁的越南男孩，那个男孩的左臂被整个锯掉了。他告诉记者说，他四岁时曾经注射过预防疟疾的疫苗，许多孩子都注射过美国医生的疫苗。可是当美国人走了以后，越共干部来到村里说，美国人给儿童注射的是灭绝人性的绝种药，强迫把所有打过针的儿童的胳臂锯掉。 据那个男孩子讲，被截掉的胳臂竟然堆成两座坟头大小。现在人们知道原来是越共为了使人民仇恨美国人而做的卑鄙把戏之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虽然难民营中各种疾病流行，缺少必要的食物和药品。但是在边境上仍然有八百多人等待着进入第82号难民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认为才有逃生的希望。 1979年8月29日马尼拉时间8点30分，巡弋在南中国海的美国第七舰队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营救“船民”（乘渔船或舢板逃离越南的难民）的工作。 自从“希望”号台风夺去了无数越南船民的生命之后，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海军作出了营救船民的许诺。以帕森斯号导弹驱逐舰领航的五艘美国军舰自8月6日起，就开始在南中国海的海域上往返巡弋，并在一周以内营救了22名遇难的越南船民。 “那些小船很难被发现，”《新闻周刊》记者詹姆斯·普林戈尔说。“因为在雷达屏幕上很难用肉眼看到它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条似乎遇到危险的小船，便立即前去营救，然而一位泰国渔民站在小船上，举起两条鱼来，表示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情。” 假如一切真象那个泰国渔民表示的那样太平，我们的营救工作在一般的条件下就不具备很大的意义了，而如同被刻薄的越共政府指责那样“为了炫耀武力”；事实上我们不久发生，越南船民，遇到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远远低于来自人为的威胁，他们大都丧生在海盗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渔民的疯狂袭击之下，而不是在台风、触礁、船只相撞等意外的情况之下遇难。 二十六岁的美国飞行驾驶员丹·麦克唐纳少校驾着轻型“斯科尔斯基”式直升飞机在北纬6.75度、东经104.6度的海面上发现一条似乎遇难的白色渔船，立即向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作了报告，一小时之后，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赶到了出事地点。 当时海面上刮起了时速为七十六海哩的南风，海涛叠起，几百哩海域以内迷朦一片，而且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浓重的乌云。那条大约七十五英尺（22.86——译者注）长的白色机动渔船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在风浪中颠簸起伏着，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立即通过扩音器用越语与那条白色渔船进行了联系，然而半个小时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抱着渔船上的难民全部遇难的想法，库欣军士长带领十五名海军二等兵乘着小艇向那条渔船靠近。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渔船的轮廓看得更清楚了。当库欣军士长命令小艇靠上渔船，登上渔船的甲板之时，所有的人都被他们见到的场景惊呆了：三名越南妇女被剥得一丝不挂紧紧地缚在船头上的桅杆上，她们的身上布满血迹，头已垂到了胸前，长发把面部遮住了，看样子已经死去；在靠近驾驶室的甲板上船着两具被破开肚的赤裸女尸，内脏都已经被掏空，腹腔里填满了飞鱼。另外，搜查过底舱之后，还发现几具光着身子的女尸和一些残缺的肢体。 正当库欣军士长失望地准备离开时，一排巨浪打过来，把渔船冲得倾斜得非常厉害，几乎象要立即倾覆似的。突然，被缚在桅杆上三名越南妇女中的一名发出了呻吟声。显然还有一位残暴杀戮的幸存者还没有死去。 那名越南妇女被缚在桅杆最高的纲绳上，双腿被绳索向后上方拽起，从她套拉着的乳房轮廓很大的黑色乳晕来看，好像是刚刚分娩后不久，正在哺乳的妇女。海浪的冲击使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她半睁开浮肿的眼睛呻吟着。库欣军士长和几名士兵在剧烈的颠簸摇荡中攀上桅杆，把那名已经奄奄一息的越南妇女解救下来。 长时间的捆缚、饥饿、寒冷和惊恐，加上在被吊到桅杆上之前所受到的野蛮蹂躏，那名女船民已经说不出话来。她的嘴唇和身上都被海上的冷风吹成青紫色，她不停地颤抖，呻吟着，四肢已经不能够活动。 她被安置在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的一间温暖的船舱里，换上干净的衣服。直到几个小时之后，她才渐渐恢复了知觉。她告诉我们，那条白色机动渔船是从越南南方朔庄省永州镇的一个渔村出发的，船上有三十名男人，十二名女人和九名儿童。那名被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解救的越南妇女黄氏云，二十八岁，她的丈夫及四个孩子也在其中。他们都是在清理城市的运动中从西贡或邻近城市逃出的市民，在逃往澳大利亚的航程中被海盗洗劫了三次，而最后的一次，海盗由于再也找不到可以拿走的东西，便将幸存的男人和儿童全部扔进了海里，把女人集中到甲板上轮奸之后杀死。黄氏云与另外两名妇女被他们缚到桅杆上已经一天多时间，那两名妇女饱受蹂躏后，在紧缚和寒冷之下死去了。 讲到这儿，云的眼睛里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声音也渐渐微弱了。她全身发烫，神志模糊起来，并开始颠三倒四地谵语，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两天之后，云从极度的虚弱中恢复过来，给我们讲述了乘坐那条白色渔船外逃的船民遇到的悲剧命运。 云的丈夫杜文廷曾是一名西贡的巡逻警察，他对西贡的陷落并未感到意外。象其他的西贡警察一样，他在4月30日也走上街头，声援那些进入市区的越共坦克和士兵。他对当时在妊娠中的妻子说：“国家终于恢复了统一，一切都会逐渐平静下来，战争从此结束了。” 然而，廷在一个月之后被越共干部抓去审问，然后送到建于靠近柬埔寨边境山区的一个“改造营”。那里关押着一千二百名前政府的低级军官和士兵，每天越共干部要给他们作长达数小时的改造课；听课时，他们必须背部挺直，双手合拢放在腿间，一直到“改造课”结束，如果在听“改造课”时东张西望或者打磕睡，就会因此而受到残酷的体罚。在杜文廷长达三年的“改造”期间里，云生下他们第三个孩子，并且满怀羞愧地以她又一次妊娠八个月的肚子迎接了被释放回家的丈夫。 身为被改造人员的妻子，云在丈夫去“改造”的三年里常被越共干部叫去“审查”。一天晚上，越共干部通知这位体态丰腴的少妇，她和三个孩子都可以领到政府发给的救济口粮。当云跟随那位越共干部来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她猛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而那件事果然发生了。她不敢反抗，因为她知道那名越共干部随时都可以把她关进监狱或者“改造营”去，而不管她三个年幼的孩子如何生活。云满怀屈辱地忍受那名越共干部和其他人长期的奸污和各种下流的凌辱，以此换取她和三个孩子的食品，还有她妊娠了八个月的肚子。 云抽噎着向丈夫诉说了那些越共干部在她妊娠期间对她的蹂躏。作为改造释放人员，廷对此也无可奈何。 廷的归来引起了越共干部的不满，他们准备把他送到“新经济区”去，显然是企图长期霸占那位秀色可餐的少妇。经过商议之后，廷和云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辗转来到朔庄省的故乡，与四十几名逃避越共送往“新经济区”命运的市民合资买下了一条机动渔船，打算从永州渡海逃到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去。 他们在启程之前从收音机里得知，西方国家的军舰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一带巡弋，营救遇难的船民，所以根本没有预料到将要遭受的噩运，而是满怀希望的憧憬地离开了他们在越共政府恐怖经济下的祖国。 登上了那条白色渔船的难民多是西贡市民和他们的家属，相似的遭遇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冒险的途径来摆脱被送往“新经济区”或监狱的命运。 备足两桶柴油，他们在一天深夜悄悄离开了海岸，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便来到了公海，由一位越南渔民驾驶着机动渔船向南行驶，冀求穿过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海峡和巽他海峡前往澳大利亚。所有的船民对此都很有信心，他们在出逃前变卖了全部财产，把钱在黑市上换成美元带在身边，以保证在中途任意一个地方购买汽油和食品，并作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的生活费用。 渔船在茫茫大海中行驶了三天，而他们带到船上的食物十分充足，那些因为晕船而不断呕吐的船民也渐渐平稳了下来。离开了越南海域，他们的心情非常坦然，开始相互交谈，儿童们都跑到甲板上去玩耍。 中午时分，船民们开始吃午饭。忽然，一个伏在船舷眺望远处的儿童兴奋地喊道：“Thuyen Chai！”（渔船）船民们顺着那个儿童手指的方向望去，见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条机帆船，正在向他们驶来。所有的船民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孤寂地在海上行驶了三天，没有遇到过他们曾认为随时都在巡视西方国家营救船民的军舰，甚至连一条过往的货船或者渔船都没有看到。长时期的寂寞感和脱离越共统治的愉快使他们都聚集在甲板上，向那条正在驶进的机帆船欢呼、招手。 机帆船驶近了，开始靠上船民们乘坐的渔船。在那条机帆船的甲板上站着二十多名赤膊或者身穿各式花格衬衫的泰国人。他们一言不发地望着那些激动的船民。 突然，就在机帆船与船民们乘坐的白色渔船相靠的瞬间，一名泰国人举起土造的手枪向渔船的驾驶舱开火，驾船的越南渔民当场就被打死了；与此同时，手持匕首、斧子和铁棍等凶器的泰国人跳上了渔船，把正要逃进船舱里去的船民都赶到一起，集中在桅杆下面。 惊慌失措的船民在海盗们的武力之下全部跪在甲板上，看着他们把船民的财物搬到机帆船上去。四十八岁略懂泰国语的西贡出租汽车司机李试图与海盗们进行交涉，结果他的颈部被一个海盗用斧头砍伤。见到那个状况，其他的船民不敢再作任何反抗，因为他们的手里一把刀子也没有。他们只是指望海盗们尽可能少拿他们一点东西，然后马上离开渔船。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船民们的财产大多数放在船舱里，所以每一个人都焦急地望着海盗们从船舱里搬出的东西。有一家人见到海盗准备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运到机帆船上去，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与海盗抢夺。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些船民也从甲板上站起来，在摇晃不定的渔船上同前来抢掠的海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结果，五名越南船民被打伤之后，扔到了海里。取得胜利的海盗开始搜查船民的衣服，因为他们认为船民身上肯定还带着一些钱。 一个小时之后，那些海盗离开了渔船。财产被洗劫一空的越南船民茫然地坐在甲板上，被扔进大海的船民的亲属哭泣着。离开越南以后他们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使得他们沮丧地垂下了头。逃往一个自由、舒畅国家去的希望在他们的心中黯淡了，但是却没有失去。他们认为这次打击或许是对他们意志的一种考验。 经过商议，船民们决定在一名在中学教地理的教师潘贵言代替被海盗用枪打死的越南渔民，继续他们坚定不移的航程。在以后的七天当中，海盗船再没有出现过，船民们尽量节省着剩下的少得可怜的食品，避开所有的船只，一直向南行驶着。 尽管船民们曾经决定在到达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之前不再靠近海岸，但是他们仅存的食品已经吃光了，燃料也即将耗尽。于是，潘贵言只好驾驶着渔船偏离了航线，开始向附近的一个岛屿靠近。 黄昏时分，渔船在距离小岛几百码的地方停住了，十名船民跳下水，向岸边泅渡过去，他们要到岛上去寻找一些食物，并询问一下他们所处的方位。潘贵言认为，他们至少已经航行了五百海哩以上，再有几天他们就可以穿过卡里马塔海峡和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一直向澳大利亚前进了。听完潘贵言的话，每一个船民都非常兴奋，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澳大利亚金色的海滩。 不久，天色渐渐黑了，船民们的热情很快就被深深的焦虑所代替，十名上岛去寻找食物和帮助的船民仍然没有返回。船民们呆在孤零零的渔船甲板上，望着岛上闪烁如繁星的灯光，心里产生了一种凄凉寂寞的感觉，几个越南儿童由于饥饿哭泣起来。 “他们会回来的。”潘贵言安慰着忐忑不安的船民们，而他自己却一直用仅存的一加望远镜监视着海面。 四边海面上一片寂静，只有海浪拍打船舷发出的单调的声音。虽然船民们的衣服都已经湿潞潞的，他们却坚持留在甲板上等待着。几天的连续航行使船民们变得沉默了，离开越南海岸时的欢乐渐渐被焦虑和茫然的感觉所代替，以至有些人怀疑起他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地到达他们渴望的那个国家——澳大利亚。 “我们会不会再遇到海盗船呢？”正在给她六个月婴儿哺乳的黄氏云担心地问道。 廷望着她看了一会，没有回答。云深知丈夫厌恶那个正在大口吸吮着她的乳房的、并不属于他的婴儿。他曾经建议把那个婴儿送给永州的渔民，但是被云拒绝了。却一再向丈夫说明，那个婴儿是无辜的，并保证一到澳大利亚就把婴儿送到抚养院去。廷没有理睬她，他憎恨那些奸污了他的妻子，把他送到“新经济区”的越共官员，也憎恨越共官员留给他的耻辱——那个正在吃奶的婴儿，甚至也憎恨精心照料那个婴儿的妻子。他认为不需要再辨别什么正确与错误，所有船民亲身经过过的一切都早已为他们作出了回答。这时，妻子的头发被风吹过，夹带着一股海腥味指过他的脸颊。 夜已经深了，气温下降许多，船民们冷得发抖，饥饿和疲惫终于给他们走下了船舱，在拥护中入睡了。 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和人们的嘈杂声把船民们惊醒了，他们纷纷爬出船舱来到甲板上。 距离渔船几米远的地方有一艘军用汽艇，探照灯把渔船的甲板照得很亮，在汽艇上站有许多身穿黄褐色卡叽布制服、携带枪支的军人。一名军官站在船舷，手持扩音器，开始用英语在向船民们喊话。 潘贵言和另外几名懂得英语的船民们开始与那名军官交涉。从对话中他们得知，他们已经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大纳土纳岛。那艘汽艇是印度尼西亚的边防巡逻艇。 印度尼西亚巡逻艇上的军官严厉地通知船民们必须马上离开那里，并向他们宣布大纳土纳岛决不会接收任何一个逃到那个岛上的越南船民。 潘贵言愤怒地向那个军官喊叫着，告诉他船民并不想停留在那个岛上，只是要求一些食品和燃料，以使他们完成前往澳大利亚的航程。另外他还说，已经有十几名船民到岛上去了，船民们必须等待他们回来。 那名军官用印度尼西亚语对士兵发出了命令，一瞬间，那些士兵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着从船民们的头上掠过，潘贵言和另外一名船民中弹倒在甲板上，其他的船民惊恐地急相逃下船舱。 枪声停止之后，那名印度尼西亚军官又开始用英语喊话，让船民们迅速离开，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显然，在那里继续停留下去只会有危险。越南船民们毫无选择地开动了燃料几乎耗尽的渔船启程了，而那条巡逻艇不放心地一填押送他们行驶几十海哩以外。 事实上，船民们只要一直向西行驶几百海哩左右，就可以到达虽然悲惨但是比他们以后的遭遇要好得多的阿南巴斯岛难民营，那是离他们最近的地方。然而，船民在忙乱中迷失了方向，驾驶着渔船向西北方向开去。 第二天上午，渔船的燃料耗尽了，两天没有得到任何食物的船民们伫立在甲板上，希望能够等到一条过往的船只，他们并不知道，所有的渔船和商船都得到了台风警报，回到港口或者寻找避风的地方抛锚了。 浓黑色的乌云从远处地平线上滚滚而来，海浪越来越大，渔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船民们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却已经无能为力了。所有的燃料都耗光，而远离海岸的渔船既没有通信设备，也不可能进行逃避。杜文廷命令船民全部进入船舱，指挥几名身体强壮的船民将最大的桅杆放倒，抛下所有的铁锚。沉重的铁锚落入海里迅速下沉，铰链入尽了，却仍然没有接触到海底。 不久，强大的台风袭击了整个海面，汹涌的波涛使渔船上下起伏着，有时几乎要把它掀翻。船民们偎缩在船舱里，心里充满了绝望之情。他们曾天真地认为，即使遇到一些风浪，也会马上得到援助的；直到几天艰难的航行和磨难之后，他们才认识到广泛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中航行意味着多么大的危险。 也许因为渔船四周沉重的铁锚，也许是因为他们处于台风的边缘，总之那条似乎已经无望的渔船居然在台风过后幸存下来，只是被向北吹出了几百里海哩。 海上的颠簸和长达三天的饥饿使船民们的身体极度虚弱。他们聚集在船舱里，廷和一些船民们商议着逃生的办法。他们在渔船最高的桅杆上挂起了一块很大的白布，表示渔船已经遇难，他们迫切需要援助。 白布挂出之后几个小时便得到了响应，两条红色的机帆船从不同的方向快速朝这条遇难的越南渔船开来。船民们挣扎着到甲板上，发出了绝望的呼救。 “Cuop bien！Tauo！”（海盗！那是一条海盗船！）一个船民惊恐万状地喊叫了起来。 船民们很快就看到站在机帆船上，手持各种凶器的海盗，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逃跑或者进行自卫了。两条机帆船把渔船夹在中间，三十多名海盗跳上了甲板，把船民集中到一起，然后开始搜查抢掠。 海盗们把船舱里船民们仅存的衣物和器皿都搬出来，放到甲板上瓜分。在第一次遭受袭击时被斧头砍伤的李用泰语告诉海盗：所有的船民都可以把财产都交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够给渔船补充一点柴油。然而，不幸的是，一阵海风吹起了他的衣服，露出他别在腰带上的钱来，海盗揪住他，要他交出钱夹，但是李用手死死捂住腰部，不断哀求海盗们给他留下一条生路。在争夺当中，李的头部和背部被海盗们打伤了，他用尽力气夺过钱夹，向海里扔去。凶恶的海盗们冲过去，把李打昏倒在甲板上，然后抓住他的四肢，将他扔到了海里。 李在离渔船不远处落入了海中，他苏醒了，拼命向渔船游。这时，有一个更大的影子从李的身后深处游上来。李的妻子把身子俯在船舷上，惊恐地瞪着眼睛尖声呼叫着。海盗们也看到了那条黑影从水底深处直蹿上来，他们揪住李的妻子的头发，不让她呼喊。 听到了妻子的尖叫声，李顿时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开始加快速度向渔船游过来。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就在李刚刚游到船边的时候，一条八英尺（2.4384米——译者注）长的蓝鲨飞速滑出水面，张开布着两排锋利如刀的牙齿咬向李的腿部。随着一声惨叫，蓝鲨的利齿一合，李的一条腿刹那间不见了，水面顿时被鲜血染成红色，而那条咬住食物的蓝鲨转过身子，尾部在海面一扫便钻入水里去了。 李的鲜血使其它的鲨鱼大肆疯狂起来，近百条大小不同的鲨鱼蜂涌着从远处的海底以令人难以至信的速度赶来，拼命蹿来蹿去地抢食着李的肢体，顷刻之间，李便葬生在鲨鱼的腹中。李的妻子尖叫着昏迷了过去。 海盗们仿佛观看了一次精彩的马戏表演，余兴未消地望着其他的船民。他们剥光了李的妻子的衣服，从她贴身短裤中找出了一些钱，便把她扔到船舷外面。 疯狂的海盗强迫所有的船民把衣服脱光，一丝不挂地站在甲板上接受检查，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这样，许多用布逢在内裤和乳罩里的美元被搜了出来。 分过抢劫的美元之后，海盗们聚集在一起用泰语商量了几分钟，然后把船民们按男人、女人和儿童分开。所有的男人的手都用绳子反捆起来；接着，海盗们开始把男人逐个扔出船舷，落入在海面徘徊的鲨鱼群中。 海面上顿时沸腾了，数百条五至十五英尺长的鲨鱼张开布满利刃般牙齿的大口，吞噬着被扔到海里的船民，大片海水被染成了红色。转瞬之间，十九名男人全部被疯狂的鲨鱼吃光了。海盗们又将五名年幼的儿童扔到了海里。云赤身裸体地抱着六个月的婴儿站在十名妇女之间，极度惊慌地望着廷被海盗们高高抛出了船舷，掉进海里。这时，一名海盗走过来，抢走她怀里的婴儿，抓住那婴儿的一条腿向船外扔去，那名婴儿在空中划出了一条半弧形，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啼哭便落入了海里。 十一名赤身裸体的越南妇女和三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惊恐万状地畏缩在一根桅杆之下，全身颤抖地跪在甲板上，乞求那些凶残的海盗们不要把她们也投入海中。 （此处删节11行） 海盗头目让其他海盗轮流强奸那三名幼女。 不久，那三名幼女就在凶残的海盗的轮流强奸和蹂躏之下嘴大张着痛苦中死去。她们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 在那三名幼女惨遭强奸的同时，其她十一名越南妇女也遭到了海盗们的野蛮轮奸。傍晚时分，海盗们把一位妊娠七个月的孕妇反缚在桅杆上，轮流污辱她来取乐，还强迫其余的妇女走上去，每人在她隆起而绷紧的肚子上重击五拳。慑于海盗们的残暴，十名妇女被迫走上前，用拳头打着她们的同胞，直到她昏死过去。 当那位孕妇苏醒之后，海盗们抚摸圆鼓的肚子，剧痛使她痛苦地呻吟着。两名海盗握住她两只乳房捏挤着，在没有看到奶水泌出时，恶毒的海盗竟将两把匕首从她的奶头插进她的乳房。最后，那名海盗头目手持尖刀，将那名孕妇活活剖腹，取出尚未出生的胎儿和内脏逐件扔进海里，然后把孕妇尸体的肉割成一片片地反过来悬在骨架上，以此恐吓其她的妇女。夜幕降临了，海面上一片漆黑。海盗们把汽灯挂在桅杆上，继续蹂躏着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越南妇女。那其间他们又把四名年岁较大的妇女野蛮地杀害了；直到午夜时分，发泄过残暴的海盗，把仅存的六名年轻妇女锁到船舱里，然后回到他们的机动船上去了。 次日清晨，海盗的机动船挟带着被掠来的渔船启程了。那些海盗们在回到泰国海岸之前，一直把关在船舱里的越南妇女拉到甲板上进行持续不断的蹂躏。 以后的几天里，云受到了极大的折磨。海盗们除对她施加轮奸之外，还要不停地饮用她的奶水。当然，云所受的折磨与其她五名年轻妇女的遭遇相比，仍然算是比较幸运的。她们经常被海盗们吊到桅杆上去鞭打，或者被咸涩的海水灌得肚子胀大起来。一名十九岁的姑姑被海盗用蘸了酒精的布包住乳房，塞进下身，并将她双臂平伸紧缚在桅杆的横木上点燃。那姑娘痛苦地跳动着，惨叫着，火焰烧灼着她的肌肤，而海盗们却唱着歌观赏。 云记得那姑娘是西贡前军需部门的打字员，曾经遭到过越共政府的逮捕，在志和监狱度过了两年。后来，她因拒绝过一名越共干部的调戏而受到迫害，甚至连她的口粮也停发了。云一家是与她在薄寮市相遇的。当时她同她的未婚夫，一位被越共政府通辑的“罪犯”潜逃到那个海滨城市，准备前往澳大利亚。她告诉云，她的一个亲属在西贡陷落以前便逃到那里去了。落入海盗的魔掌中之后，那位年轻姑娘的未婚夫被扔到海里去，葬身于鲨鱼的口中。而她自己去被海盗昼夜肆意宣淫、凌辱，至使她便溺失禁，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三天上午，海盗们互相商议着什么事情，把渔船的缆绳也解开了。云猜到船已接近了海岸，认为海盗们在离开之前一定会杀死她的，于是乘海盗们不注意，悄悄拿了一个散落在甲板上的救生圈，挣扎着向船舷爬去，想跳进海里逃生。然而，她已经极度虚弱，以至还没有爬到船舷就被海盗发现。他们狞笑着把云和另外两名幸存的越南妇女拖到桅杆前，把她们的双臂平伸地紧紧缚在桅杆的钢丝绳上，然后离开了那条渔船。 海盗们驾驶着机动船开走了，被紧紧缚在很高的桅杆上的云绝望地尖叫着，希望他们能把她杀死，而不要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让她们活活饿死。但是，她的乞求没有被理睬，海盗的机帆船渐渐消失在海平线上。 云被海盗们缚在最高的钢缆上，双脚被绳索反拽向后上方，象悬挂着的展品似地在海风中摇晃着。 可怕的夜幕使海面变得异常恐怖，一切的生命都消失了，一切的希望也消失了，没有人可能看到在茫茫大海中漂荡的渔船，更没有人能够看到三名被赤身裸体悬挂着的越南妇女。绳索勒进了云的肌肤，她的四肢渐渐麻木了，只有思想还依然活着。她甚至后悔不该进行这次出逃。无论怎样，如果呆在越共的统治之下，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总是能够活下去的。她坚信这一点，虽然在出逃之前她曾经担心一家人会死在越共干部的手里。 “越共警察虽然残暴，但是他们还不象海盗那样。”云对我们说，“许多越南人宁愿死在海上，也不愿留在西贡。可是那种死去的方式太可怕了。” 那位唯一幸存下来的越南妇女注册后，被美国政府作为难民接受，生活在佐治亚洲亚特兰大市。她开设了一个鲜花商店，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她告诉新闻记者，过去的那种恐惧感已经消失了，但是她常常怀念死去的丈夫和孩子。“也许我的要求有些过份。”她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露出十分妩媚但不无凄楚的笑颜。 大多数越南船民都遭受过类似云那样的命运，幸存的船民几乎是死去船民的半数。美国第七舰队营救了一位名叫阮文福的十六岁的船民。他当时正抱着一块木板在南中国海面上漂游。福在到达泰国南部沿海城市宁卡之后说，他们乘坐的渔船与海盗船发生了战斗，结果海盗获得了胜利，把他的一百三十名同伴都杀死扔到海里。 到达马来半岛以北一百六十公里的印度尼西亚阿喃巴斯群岛的一百多条印支渔船中，有九十六条遭到过海盗三至五次的袭击。印支船民声称，与他们结伙同行的许多渔船被海盗船带走了，尤其百那些已经没有什么财物而女性又占多数的渔船。 尽管泰国难民机构不肯透露她的姓名，那位二十八岁的越南妇女还是向新闻记者讲述了她亲身的经历，听起来非常熟悉的遭遇。四条从宋卡出发的海盗船袭击了她和其他船民，将金子和财物抢走。一半船民，包括她丈夫和两岁的儿子都淹死在大海中，另外三十名男性船民也遭到杀戮。在屠杀之后，海盗们把锁在船舱里的女人带到甲板上施以轮奸，然后扔到船舷之外。海盗船长显然喜欢上那名妇女，快靠岸时给了她一个救生圈，把她推到海里，从他那些凶暴的船员手里拯救了她。 国际援助官员说，每一条印支渔船平均要遭受四次以上海盗的野蛮袭击和抢掠。一条遭受过二十三次袭击的越南渔船到了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从那条船上幸存下来的越南工人说：“海盗们开始集体奸污所有的越南妇女，包括只有十岁的女孩子。要中哪位父亲想加以阻止，马上就会遭到海盗们的屠杀。” 由三艘意大利军舰组成的船队营救了九百三十岁船民，其中包括逃往美国的前政府总理阮高其的长子，二十六岁的阮高明。意大利威多奥·维尼托号巡洋舰营救了拥护在四条小船里的三百一十九名船民，并且把他们拖离马来西亚海域。此后，马来西亚电台公布说，又有三百零九名船民被拖到公海。那些船民都获得了意大利的入境批准，到意大利去定居。 意大利军舰是在新加坡港填加燃料的，那里的印支船民给他们讲述了许多有关海盗们残暴野蛮们残暴野蛮的行为。一位老人在海盗的洗劫中，竟然吞下了他仅存的一个小金佛像。而安德莱亚·多里亚号巡洋舰的皮欧·布拉考舰长说：“新加坡时间10时35分，我目睹了一个被命名为安德莱亚·从申的男婴在北纬3.47度、西经103.55度出生；我又目睹了那个新出生的意大利公民安德莱亚的死亡。”那个男婴死于肺部并发症，是被意大利军舰营救的船民中唯一的伤亡人员。 在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葡属澳门断然将越南船民拒于门外。四百三十名竞相逃命的越南船民分乘三条小船经过四天航行后到达澳门时，葡萄牙官员将小船又拖离了海岸，让船民们到东门方踞澳门四十公里以外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去。 船民转向前往香港的途中，遇到了风速为每小时一百三十海哩的“希望”号台风，那次台风是中午过后袭击香港的，造成十一人死亡，二百六十人受伤。然而，从澳门前往香港的船民全部幸免于难，他们经过十二小时的航行，终于在午夜之后到达了那块英属殖民地。 “那场风暴太可怕了。”一位名叫甄化满的越南船民事后说：“在越南也有狂风暴雨的时候，但是台风比那要严重十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的风暴。” 尽管许多外逃的印支难民遭到了不增，至今依然有大批人员滞留在难民营中，但是，已经有数量可观的难民获准进入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并在那里过着平安的生活。 二十一岁的越南姑娘琼·阮是在西贡陷落十年之后，与她的父母及五个兄妹作为船民逃出越南而到美国定居的。她于1985年5月份毕业于西点军校，成为一名美国军官，并受到了里根总统的接见。“我对有机会为第二祖国工作而感到非常高兴。”琼·阮对新闻记者说。 与琼·阮同时从西点军校毕业的熊武，二十一岁，也是定居在美国的越南船民。西贡陷落之时，他蜷缩在家里的沙发下面，听着炸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他一家人定居在纽约市，而他是从电视机里开始学习英语的。“我想那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武说，“我要尽力懂得自由意味着什么，并把它告诉人们。” 十八岁的老挝姑娘奔奈玛尼·坎帕拉索和她十四岁的弟弟苏汶南力于1985年7月获得美国的入境许可。奔奈玛尼和苏汶南力是从湄公河北岸偷渡到泰国之后优先获得美国接收的老挝难民，因为他们的父母作为前富马首相的幕僚而遭到了共产党人的迫害。 虽然越共政府答应控制难民的外流，但是已经逃出越南的75万难民和印支难民显而易见不能够再重返故乡，世界各国必须相尽法安置他们。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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