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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伙伴—克林顿与希拉里的美国 作者: 罗杰·莫里斯 七 威尔斯利——“明天，当你成气候时” 全美高收费的女子学院中，威尔斯利堪称是高中之高，它是全国受捐助最多的前20所私立学校之一。自1875年创立后，它就以豪华艺术品和图书的收藏饮誉学术界，战后，更以资金雄厚的科学实验室而著称。即使在60年代中期，威尔斯利也基本保持了它几十年来的一贯形象——一所专为上层人家的淑女们开设的严肃、保守、有名的学校。 可以说它是艺术学院，也可以说它是镀金之地，因为该校师生在学识方面的声誉远远不及他们有钱有势的背景更引人注目。 为了能在风景如画的牛津风格的建筑和绿草如茵的环境中深造，威尔斯利的学生们一般要交比上普林斯顿或哈佛更昂贵的学杂费。校园周围是充满乡村风味的洼蚌湖。 整洁华贵的殖民地时代风格的威尔斯利村和威尔斯利山。 虽然校园离波士顿闹市区才15英里，但一年级学生不能开车，晚上9点之后不能外出，未经父母许可也不可以外出度周末。一位学生说：“那时这里的妇女们并不是真的来上学，而是培养她们有文化、有教养。你要记住，虽然威尔斯利有钱又有名，但是它是一所‘女子’学院。” 希拉里·罗德姆觉得“学校生活丰富多采，与自己所想象的非常接近”。她后来对阿肯色州的记者马拉·莱弗里特说，“开始三个月都小心翼翼，”虽然当时其他人都认为她是个热心、合格的新生，“很快就加入到校内的共和党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坐着喝茶。”她母亲对一位朋友说：“我曾为她担心，但毫无疑问，希拉里适应了威尔斯利，她参加俱乐部，很快就活跃起来。” 她的同班同学克里斯·罗杰斯说：“校园里最流行的社交活动就是喝茶……加上一两块糖。”每到周末，威尔斯利的女孩子们都逃离拥挤的校舍，乘波士顿的区间火车到哈佛广场。希拉里一开始就加入了这一行列。第一学期没多久，她就开始与杰夫·希尔兹约会，这是一个安静、勤奋的哈佛低年级学生，将来的打算是进法学院。此后4年中，他们常常见面，同学们称之为“建立在长篇大论之上”的精神恋爱。 在希尔兹所在学校的温斯洛普宫经常有舞会、橄榄球赛和各种晚会，参加完这些活动，他们沿着剑桥的查理士湖回到威尔斯利。希尔兹回忆说，开始，她显得很文静，“愿意倾听而不主动说话。”不久，她就不再沉默了。他对一位作家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的谈话。她宁愿坐下来谈论时事、政治、思想，也不愿去骑车旅行或看橄榄球赛。”作家盖尔·谢伊说，这位年轻的哈佛学生“爱上了她的认真劲儿”。他俩约会的同时她也常跟别的男孩来往，罗杰斯说他们全跟希尔兹一样，“热衷政治学科，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很听话的那种人，决非张牙舞爪的激进分子。” 她的入学演讲完全站在共和党的立场上大谈现实问题，包括东南亚问题和林登·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1966年冬，她依次选修了那些各有特色的大学选修课，给人的感觉是她既务实又务虚，内容和样式并重。开始她还是个只知埋头用功的学生，后来，也积极参加各类聚会。她在给唐·琼斯的信中谈到阅读和作文的常规课程时说，“刚开始的6周，我很少与人交往，那种不挑不拣的大量阅读根本就消化不了。2月里的最后两周，这里有颓废的狂欢酒会——颓废到让正直的卫公理派教徒也变得颓废的程度。”她告诉琼斯，3月里她也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参与了校园内的许多改革活动，4月，她又做了30天嬉皮士，在胳膊上画了朵花。5月过后，她又重回到熟悉的角色之中。 琼斯认为，从那时起，她一直在寻找他们所谓的与“伤感的自由主义”截然对立的东西；琼斯对作家唐尼·拉德克利夫说：“她在感受到人类的弱点之后，才明白了获得公正的困难性和使用权力的必要性。”群众的缺点和愚昧看上去可以解释政权机构直接使用权力和压迫的必要性。在许多情形下，她都表现得不再像一个新生，对激进的学生运动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轻蔑。此前不久，她曾带一个黑人学生去威尔斯利卫公理会教堂。她向琼斯解释她这种举动的意义：“我在考验教堂，也在考验自己。”第二年夏天，芝加哥贫民区爆发骚乱，这使马钉路德·金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声名倍增，希拉里本人对于这些坚定的青年积极分子则不无嘲讽。她对琼斯说：“一个人不赞同该协调委员会对国内动乱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希望改变目前的种族关系现状。” ☆☆☆ 1966年到1967年，希拉里正读大学二年级，当时的越战升级、民权运动新的动向已在其他校园里初露端倪。她与其他同学、包括一些后来入校的黑人女生（当年人学的有10人）一起，鼓动黑人参加各种活动，包括邀请民权领袖到白人女学生的集会上宣讲种族团结在道义上的重要性。简·皮尔斯说：“我们大家都不愿谈那个问题。” 后来，希拉里作为一名学生议员，成为60年代校园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她们抗议维多利亚时代沿袭下来的夜间熄灯和鸣钟制，要求减少课业负担，支持不留级制度，甚至要求废黜威尔斯利百年来不许男生进出女生宿舍的禁令。 对校方和女生来说，这种活动并不是一种羞辱，而是温和有序的改革活动，远不能与全国其他校园内暴力充斥的动乱同日而语，但在风平浪静的威尔斯利校园，她的举动就显得格外大胆，就像当年唐·琼斯带着他的学生们去芝加哥市内的禁地去参观一样。60年代的学潮只是为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温和改革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她的改革旨在改变不再适用的条条框框，对最基本的权力结构则没有任何威胁。 玛莎·谢里尔认为，她在大学时代的活动是“希拉里式的反抗，有序、理智、公正。”她专注自身事业的成功，而按最简单的实用主义解释，成功就是事业本身。简·皮尔斯说，与其他学生积极分子相比，“我敢说她很少生气，生气易怒是受挫的结果，是没有效率的表现，而希拉里总是高效率。” 大学低年级时，她就是学生组织的领袖，看上去严肃认真，但不带书卷气。在学生与校方日趋增多的摩擦中，她是一个调和者，她曾主持过校内的一次会议，会上关于种族隔离的看法模棱两可，被黑人学生称为威尔斯利的“隐秘的御用政治”。后来，她又成为黑人女生社团与校方之间的调和人。克里斯·罗杰斯说：“她有一种在不同学生团体间起沟通作用的才能……她力图使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她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角色并非常珍惜，玛莎·谢里尔说：“希拉里不会对任何一次会议说‘不’，让那些繁文褥节见鬼去吧，她总会从天而降的。” 一些人开始对她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表示不解。对她钦慕而友善的杰夫·希尔兹觉得她“属于渴望参与并对别人有影响但又不确切地知道怎样去做的那类人。”除了她对校内事务的管理能力和积极参与之外，朋友们注意到她在大学里最后两年的变化：她越来越多地参加威尔斯利以外的社会活动，政治观念很快从共和党的变成民主党的。忙碌之余，她自愿去波士顿破落的罗克伯里贫民区教黑人孩子们读书，后来又到一家新办报社帮忙。作为一个青年共和党人，她喜欢强有力的复仇者，像共和党谦卑的尼尔森、洛克菲勒或纽约州代表约翰·林，而不是更保守的对手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1967年到1968年，随着反越战情绪高涨，她和其他学生一起支持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参议员挑战林登·约翰逊。 她在威尔斯利的同舍好友约翰娜·布兰林还记得1968年4月4日希拉里听到马钉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害时的情形：“她走进来，呼地一声关上门，书包扔到了墙上。”布兰森说：“她完全被惊恐所控制，心神不宁。”当80个城市的年轻黑人暴动时，当哥伦比亚和其他大学的学生们准备起义时，希拉里和一部分黑人女生戴着黑纱，参加了波士顿的一次肃穆的纪念游行。她们还计划在校内游行，但遇到当地退伍军人协会的威胁。一位当地的年轻牧师回忆说：“如果我们做了，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 金被害后，校园内气氛非常紧张。她是号召学生罢课。 举行民权问题讨论的组织者之一。当一位教授责备他们不应该放弃“周末的享受”时，她是第一个在校刊上及时反驳，锋芒毕露地迎击公开的批评的人。她写道：“我将放弃周六晚约会的时光……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有个人良知当然好，但必须表达出来。”她显得非常率直。连续几周，她都为一次精心组织的学生会主席竞选而忙碌，她与两位对手观点相同，赞成威尔斯利应当更多地让学生来管理，校方的决策要有班集体代表的参加。但她跟别人一样，“不知如何在权力结构中实施这些变革。”正因为如此《威尔斯利新闻》拒绝支持希拉里·罗德姆和其他人。竟选胜利后，她对自己受欢迎被认可的程度感到惊讶，虽然她已为学生机构辛苦工作了3年，她对一位朋友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从大学低年级升入高年级的几个月中，选举胜利只是她一连串引人注目事件的开始。1968年6月初——那时克林顿刚从乔治敦毕业，心情沮丧之极——她正按照威尔斯利实习计划来到满目疮痍的华盛顿。（当时华盛顿刚刚爆发过黑人暴动。——译注）300个申请人中她是被选中的30人之一，参加由威斯康星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后来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主持的一个协助共和党议员工作的活动。连续8周，她都为来自帕克里奇的保守派哈罗德·科利尔处理日常工作。实习计划给她一个为莱尔德及其他人研究起草收益分配法案的机会，她也认识了几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右翼人士，他们在后来的里根政府里都表现不俗。 像往常一样，这次对华盛顿的初次造访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处理什么事都要果断、机智、高效。她赞成莱尔德对付共和党的“收益分配”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将联邦政府对资金和项目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各州。表面上，这似乎是削减了联邦政府控制能力，将决策权转交给税收自支的地方各州。但是国会山和州立法机构及法院的一贯做法是：残酷的政治阴谋总是为说教味的理论所掩盖。 许多人都知道，夸大其辞的“分配计划”只能使资金从一州流转到另一州，最后进入更狭隘保守、腐化的地方政权的腰包。而地方政府反过来又指责这些最初政策和计划拨款所带来的后果。沮丧的受到法院训诫的林登·约翰逊对他的助手说：“天啊，有谁知道，那些执行收益政策的家伙总是在自己捞足后才开始实施政策的。” 实习计划结束后，她离开华盛顿，去迈阿密参加共和党大会。在那里，她为尼尔森·洛克菲勒工作，阻止理查德·尼克松竟选总统，尽管这一计划当时已经失败。就像她那年冬春在民主党初选中帮助尤金·麦卡锡造势，她为洛克菲勒工作是因为她深深折服于他要结束越战的誓言以及在社会、城市等问题上的新颖见解。当然，她在华盛顿的工作与在迈阿密的截然不同：她所帮助的那些给她以深刻印象的国会山的人，以及作为一个共和党实习助手努力完成的议案，都是属于理查德·尼克松、属于共和党的，而这些恰恰是洛克菲勒和民主党强烈反对的。希拉里·罗德姆在1968年整个夏天的政治活动只是小试锋芒，她一会儿专注共和党会议，一会儿又关心民主党的动向，与其说是信念坚定，倒不如说她还在游移、侦察。 那年夏天回帕克里奇后，剩下的假期里她都与老朋友们在水池边无精打采聊天，在家里和父母进行激烈的政治争论。如果说在威尔斯利她显得很谦虚，只是个调解人的话，那么，她在帕克里奇表现出的政治观点的变化却十分突出。朱迪思·沃纳说：”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焦点总是政治。”8月底，她与一位邻居贝齐·约翰逊，乘火车去芝加哥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分裂的民主党大会。 在芝加哥圆形剧场内，作为戴利市长中坚力量的保守派和总统候选人的休伯特·汉弗莱，镇压了利用麦卡锡初选失利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闹事的最后一帮反战者。离康拉德·希尔顿饭店不远的几个街区，发生了富有象征性的事。因为本周头几天这里曾发生流血冲突，学生示威者不停地高喊“法西斯猪秽”和“不，我们不走”，芝加哥警察则狂吼：“杀了这帮闹事分子！打死狗杂种！”在一个闷热的周三晚上，一群随便聚合在一起的人们被催泪弹驱赶，在饭店附近游荡。一位记者匆匆记下：“他们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紧接着，没有任何警示，值勤警察突然挥舞起警棍来。包括当时在温泉城的年轻的比尔·克林顿，震惊的电视观众都目睹了在后来的一个调查节目中被称做“警察暴动”的这一幕，整个新闻界的震怒很快流传开来。汤姆·威克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事实是，我们的孩子们在街上被芝加哥警察打得头破血流。” 贝齐·约翰逊回忆说：“我们看到同龄人挨打受辱，而这一切都是警察所为，希拉里和我面面相觑。在帕克里奇我们都有美好的童年，这一幕对我们来说太难以接受了。” 骚动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受害者依旧不断受到数落。戴利市长称他们是“危害大众的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组成的暴力团体”。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在会议上和街头都对镇压发表评论说：“我想我们不应该再说戴利市长做错了什么事，他也确实没做错。”仅在几周内，民意测验就显示许多公众都同意戴利和汉弗莱的看法。校园内的抗议活动依旧继续，但整个国家似乎越来越混乱和不安，怨声载道淹没了对是非对错的分辨。大多数新闻机构在广播报道了芝加哥的血腥场面和暴力行为之后，也放弃了一开始所持的愤怒立场，只是如实地报道公众日益冷漠下来的情绪。 作为一代人里有不同看法的人，希拉里·罗德姆既从政治角度也感同身受地目睹了社会残酷的一面，正如贝齐·约翰逊所回忆的，她深感震惊，在许多方面开始躲避疏离。她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在参加完其他院校的几个类似会议之后，又回到威尔斯利组织关于战争的时事讨论。秋天以后，当许多学生还在抵制选举时，希拉里好像已经摆脱了希尔顿饭店前的尖叫声和年轻人的幻灭感，她常常离开威尔斯利，开车驶进新罕布什尔和西马萨诸塞，开始热心地散发宣传品，并为一直持中庸态度的休伯特·汉弗莱的电话热线服务，而汉弗莱依然以“快乐战士”的姿态充当华盛顿战争政策的啦啦队长。 ☆☆☆ 在威尔斯利的最后一年，希拉里·罗德姆的公众形象很有光彩，个人生活却不宁静。她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继续扮演校园协调者的角色，克里斯·罗杰斯和其他人都认为她在各方面都非常“投入”。她喜欢变革，但从不走极端，认为现状压抑人而且无用但她从不被现状激怒。杰夫·希尔兹说：“她是个真正的主流人物……而不是一个反传统者……甚至在思想上，她也开始摒弃激进主义。因为即使她做出完全自由主义的姿态，那也只是在一个相当保守的范围之内。” 她曾主持过宿舍里和餐厅里的小型沙龙。汉弗莱的竟选合作者、曾任国务卿的迪恩·艾奇逊的孙女埃莉诺·艾奇逊说：“至少她不轻福”艾奇逊觉得她的这位朋友并没有通常的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很多学生“被父母命令干成这个或干成那个，因缺乏热情和自信而感到痛苦，而希拉里则没有这种问题。”大学四年级不久，她和杰夫·希尔兹的关系就告吹了。一个同学说：“据推测，她并未跟他上过床。”撇开成功的外表，希拉里在威尔斯利的日子比她所说的艰难得多。她母亲谈起她当年在总统竞选中受到的人身攻击时，对朱迪思·沃纳说：“比起希拉里青少年时代受过的磨难……1992年竞选中遇到的困难看上去只是一场轻松的舞蹈。”这样看来，她的大学时代很可能更艰难一些。多萝西·罗德姆说：“她在威尔斯特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光。” 在大学里，不再有人像唐·琼斯那样喜欢她了。教师中，帕齐·桑普森认为她非常“认真”，儿童心理学给她A+的成绩，希拉里显然很珍视这一分数。教授宪法、致力于民权和自由政治的年轻教师阿兰·谢克特认为希拉里是“我在威尔斯利任教7年见到的最好的学生”。正是在谢克特帮助下，她完成了她的高年级论文，内容是关于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宣战”的社区行动计划。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预示她和未来丈夫将来的政治观念。这项庞大的反贫困计划产生于60年代中期，是约翰逊早年春风得意时的杰作，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信念：美国战后的发展应该始终如一，为了实现美国民主，对财富和权力必须实行重要的再分配，一位历史学家在描述他们这一假想时说：“贫困将被消除，每个人都不再痛苦。”民主党人能“不改变现行制度而实现大同世界”。 然而，这一计划自一开始就显露出它的致命弱点。 1964新的烟税条例本可以提供重要的10亿美元，用于三四千万穷人的一项直接的、较少政治色彩的就业计划。但在烟草界游说者的压力下，约翰逊和民主党议会领导却废除了这一条例，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向国会山对“社区行动”的常规拨款，旨在促进经济实力和城市贫民及郊区贫困地区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仅仅在两年后，1966年中间，这些努力全泡汤了——不仅仅是由于东南亚战争使大量的储备资源流失，引起资金和人们注意力的锐减，而且还因为这些努力受到国内民主党执政派的攻击，也受到被剥夺者的新的政治和经济主张的威胁。州长和市长们、国会议员和立法者们纷纷向副总统汉弗莱游说，汉弗莱又反过来警告约翰逊，而后者则因战争的不断升级也难以做出什么重大的相应行动。 历史学者罗伯特·A．莱文写道：“穷人们被组织起来反对当权者，当然，毫无疑问，当权者不喜欢看到这一点。”两党很快地就有一些不满的中产阶级加盟——他们的地位正因为越战所带来的财政和社会灾难而受到威胁——然而后来，他们发现，与其指责下层民众和非白人不如去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究竟如何。 在希拉里·罗德姆在威尔斯利所写的论文中随处可见这种变革与反抗的生动事例，她的论文既像文学作品，有时又像苍白的官方文字，细致地描述了不同的事件并作出评价。1969年春天，她认为即将结束的“社区行动”计划一直是“富有建设性的”，穷人们现在需要“更广泛”、“更持久”的东西，一位读过她论文的人还记得她的论文结论。但她适可而止，不再分析导致这些计划流产的真正的政治原因，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更有广泛代表性的美国政治权力必然带来的一些东西。 在论文中，她还提到了索尔·阿林斯基，自从在琼斯的青年团体中认识他之后，她曾在波士顿听过他演讲，大学四年级时返回威尔斯利之前，她还去芝加哥拜访了他。他改变贫困现状的办法——他自己称之为“一种对美国精神的拷问”——已经完善化，成为一种精确易懂的理论。穷人之为穷人是因为他们缺少权力，必须将他们真正组织起来索取权力。希拉里·罗德姆敏锐地看到了阿林斯基及其方法的局限性，“组织穷人参加社团行动来提高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短期利益，但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谢克特教授记得她论文的结论就是这样。“你们需要更多更多的东西。需要领导、计划、宪法条文。”虽然她从未明确“更多”是指什么，但在某种意义上，她的观点是对后来一个时代的恰当评判。后来，阿林斯基和他在全国各地的信徒们为穷人和受剥削者赢得了数百次的小胜利，但他们只能看到，贫困和剥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挤进市议会，或者让这里那里的公司董事会难堪，并不能真正解决联邦政府的腐败和80年代最重要的国家财富资源的再分配问题。一味强调阿林斯基的地方主义和组织技巧恰恰忽视了他招致更多的批评的另一方面：权力的分配问题。就像她赞扬社区行动计划一样，她对芝加哥老派人士的丧失信心并不代表她潜在的政治观点有什么改变。 谢克特和其他三位老师给她的论文打了A的成绩，导师觉得她同自己一样，是60年代初的“实用自由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曾自称“工具自由主义者：即让政府去满足社会的尚未满足的需要，并且去帮助那些没有被包容在这一体制中的人们。”他在给那鲁法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他对“希拉里和她的未来充满信心，她具备能为美国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知识、禀赋和性格。”她在威尔斯利的论文，当然不是这种贡献的一部分。毕业后不久，像她丈夫一样，深陷在政治漩涡中，她通知学校不要公开她的毕业论文，甚至连对阿林斯基方法的批评和对“领导”地位的模糊追求都会成为她将来事业的障碍。25年后，一位她的追随者解释说：“希拉里不容忍自己以60年代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出现。” 朋友们还记得最后几个月，她都在找“工作”。班里的许多人只是想着结婚和家庭，马宁·卡辛道夫说：但“威尔斯利盛行的女权主义……使希拉里决定从事法律工作。”在与一位傲慢的、有着鲜明的性别歧视观念的哈佛法律系教授有过接触之后，她就决定去耶鲁深造。她的一位哈佛的朋友说：“她当时试图决定是明年再来还是即刻加入与我们关系最紧张的竞争对手行列。”当这位朋友把她介绍给老师们时，有人回答说：“首先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紧张的对手，其次，我们根本不要女生。” 这次选择促成了她与索尔·阿林斯基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毕业时的一次特别采访中，她对《芝加哥每日新闻》说：她曾试图以阿林斯基为榜样，“在组织方面做点事”。她认为，他试图通过社会动荡来进行变革的观点，正如他注重中产阶级的敏感的政治观点一样，是“一个好点子”。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正是“她在帕克里奇时置身其中的人们”，然而，当阿林斯基在那年春天要她当一个组织者时，她拒绝了，她说她准备去耶鲁。他说“好吧，但那什么也改变不了。”她则回答说：“我不这么看，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后来，她理想化的目标又一再受到考验，而她所选择的生活中也不断出现惊奇。杰夫·希尔兹认为：“她去法学院不是因为她想成为一个律师。”谢克特补充说：“她不是想去赚钱或当个公司的法律顾问，她只想……去影响社会的进程。”她自己则声称：“我对公司法律事务并无兴趣，人生苦短，我不能为某个大公司去赚钱。”希尔兹认为她对未来的工作并没有明确认识，虽然她总是表现得相当独立。“她当时并没有牢固树立要人主某个重要部门的雄心壮志。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想找一个政治家维系自己的一生——我相信如果当时有人提出这一点，她肯定会否定的。” 有谢克特的鼎力相助，在班里的竞选中最后取胜后，希拉里成为威尔斯利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学生。谨慎的校方要求发言必须恰当地反映1969届的“学生民意”。 典礼筹委会一成立，学生们的建议纷至沓来，要求她对战争、金和肯尼迪的被刺、洛杉矶暴乱、校园内的示威抗议等发表坦诚的看法，更多地评述他们最近几年来经历的社会动荡。最后，筹委会傲慢地拒绝将发言稿交由校长终审。 母亲和她的两个兄弟都待在帕克里奇，休·罗德姆开车去波士顿聆听女儿的演讲。仪式一开始，先是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作一番泛泛的演讲，这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是唯一的一位有着非洲血统的美国参议员，他的演讲只字未提战争及当时的混乱状况。紧接着，希拉里·罗德姆在即兴发言中谴责了这位参议员，正如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他对社会现状表现得无动于衷。”在听众紧张的喘息声中，她大声斥责布鲁克呆头呆脑的表现。谢克特说：“她直接谴责他，并不用如果、而且、可是这些字眼。”希拉里自己说：“我发现自己又遇到了类似情形，我必须反击。”埃莉诺·艾奇逊则认为：“这只是希拉里标新立异的开始，但其他人，包括许多做母亲的，认为这只是一种粗鲁做法。” 她这才开始读早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内容包括一位同学的诗：“现在的挑战是把政治当做艺术来运作，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不是对社会重建而是对人类的再造感兴趣……你我首先是自由的，不是充当光荣的十字军去拯救世界，而是要竭尽所能，发挥或展示那些能使美梦成真的艺术技巧。” 她谈到1968到1969年的动荡时局时说：“权力和责任集于一身不可偏废的问题一直是校园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是“统一、信任、尊敬”陷入了危机。她告诉他们：学生们正努力去“理解我们感觉到的混乱事物”。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正在探究一个我们谁也不明白的世界，并且试图在一种不确定性中进行创造。演讲刚几分钟，似乎已失去了部分听众。一篇文章写道：“她讲话时，底下有小声的咕哝和耳语声。”她接着说：“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什么。我们觉得现在占主导地位、只讲竞争的，包括大学里的可悲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所欣赏的。我们正寻找更直接、更让人鼓舞的，更深入的生活。因此我们对体制机构、学校、宗教和政府的怀疑，仍将继续。”几句字斟句酌的话，流露出对战后繁荣中自相矛盾的诸多不满：“这就是该有的一切吗？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吗？”她的演讲抛开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只是谈抽象的理论，并没有提出新的问题或者什么大胆的尝试。 “凡有抵制或异议都体现出不加掩饰的归于统一的企图，这种企图是与我们的人类天性相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自己似乎也陷入了自相矛盾：“在一个我们感受到的社会环境中——现在我们能谈论现实，而且我有时愿意讨论那些，真实的、不真实的和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可是你会感到：这常常是在可能发生的灾难和想象中的人类需要之间摇摆。”演讲到这里时，有人挪桌子，小声耳语，甚至不停地在过道进进出出。 结束语中，她试图真诚地调和对旧秩序的不满：“在许多新左派学生抗议活动中始终有一股奇异的保守派潜流，我觉得这很费解，因为它沿袭了许多旧的特点去实现原初的想法。”但是，对于这种想法，她悬而不论，以一种近乎国家主义的口号嘎然结束：“这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国经验，它是如此伟大的一种尝试。如果人类社会的经验不能在这个国家有所作为，那么，在这个时代，在别的地方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她的同年级同学和她们的家长给予了持久、热烈的掌声。当然，不言而喻，演讲也激怒了许多人。24年后，她称这次演讲为“通篇激烈的言辞。”当时威尔斯利校方也对此大为不满，在她对布鲁克的谴责中，只是顺便提及“越南”一词，这一点也并未出现在她向校方提交的演讲提纲中，在1975年官方的学校编年史中，对该校的第一位毕业典礼上的学生发言人也没有记载。她当时所说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倒是表现了出来，那时她们一代人中的许多只是对“权力与责任”的现实做了很简单化的理解。几年后，一位记者写道，如果她在哈佛作演讲，只会把听众都赶走。事实确乎如此，在几英里之外的布兰代斯大学发生的类似场面更是1969年阶级状态的反映而且更有预见性，毕业典礼上的学生发言人谈到“我们社会的经济界实权人物”的规则……“是向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投入”。代表毕业生发言的贾斯廷·西蒙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你支持越战，请付钱吧。 你别想税务代理人会保证你不必交太多税金。” 她演讲的梗概刊登在《生活》杂志上，作为毕业典礼上学生演讲集的一篇，并附有她第一张有全国影响的照片，一位严肃的圆脸少女，一头长发，厚厚的无边眼镜后面是一双敏锐的眼睛，手指伸开的双手向面前探出。在同一面上，还有未来的白宫助手，艾拉·玛格瑞纳，后来曾参与希拉里的医疗保险改革，并告诫同学们说：“事情该怎样就怎样……我们失眠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让错事继续在社会上发生，而且还但然接受现状。”旁边还有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的篇幅，这位副总统曾抨击“啜位的，软弱的权力结构”居然容忍这个时代的“暴力反抗”。这等于是特别对罗德姆和玛格瑞纳说，你们应该接受“合理”的社会现状，抛弃那些“不成熟”的异议。这是阿格纽在因丑闻离职前在告诫他们：“明天，当你们成气候时，问问你们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从威尔斯利毕业时，希拉里·罗德姆已是一个内心矛盾的、戒备的。自我封闭的女人。几十年后人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时，甚至是最富同情心的记者们也会对她当时直线思维方式感到不解，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她当时是那么“理性、克制”，似乎没有什么“痛苦……恐惧……和梦想”。弗兰克·马拉菲奥特认为，“朋友们和家里人并不认为她是这样一类人：有创造力和变革精神、感情丰富、有同情心和敏锐的直觉、喜欢怀旧、耽于享乐。”最后，他总结说，她看起来似乎“很难为别人了解，甚至她本人可能对自己也不太清楚”。 毕业演讲结束后，她离开了人群，包括她父亲，只身来到洼蚌湖，脱下毕业礼眼，穿上泳衣跃入水中。照理说湖中是禁止学生游泳的，可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尽情享受反叛的快乐了。正当她在湖中畅游时，一位校方安全警卫正好路过，他拿走了她的东西，包括那副厚眼镜。 1992在威尔斯利的一次学生毕业典礼上她说起了这个故事。她说“当时我瞎得像个蝙蝠，不得不摸索着回到宿舍。”听众大笑。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一故事背后的深刻寓意，无论是事实还是象征意义上，她度过大学生涯的这一辉煌时刻就像以前或此后一样——尽其所能但却是孤军奋战。 ------------------ 文学殿堂 整理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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