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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红尘旧梦 作者: 刘东黎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3） 不多久，辜鸿铭的发妻离他而去。紧接着，同为张之洞幕僚的好友梁敦彦也去世了。这对辜鸿铭的打击很大，精神上的苦痛折磨着他，他开始沉浸在诗人弥尔顿失明后的诗作里，了无生趣的他"日惟祈求速死"。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病逝于北京的寓所中，年七十二岁。辜鸿铭至死都不忘与人斗法，他想刻一枚图章，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纳了一位日本二妻），仕在北洋"，还说一定要把康有为的那枚"周游三十六国"闲章比下去。 对于辜鸿铭其人，林语堂有一番甚为中肯的评价："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也许正应了那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老话，在国人眼里疯疯癫癫、稀奇古怪的辜鸿铭，在西方人眼里却是香饽饽。由于他是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因此，在西方人眼里，尤其在德国人眼里，他是东方文化的两大代言人之一，另一位就是印度的泰戈尔。他曾与泰戈尔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还曾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之"尊贵"，在于他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和中国文化，利用他所掌握的语言这门利器，在极短的时间里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 辜鸿铭的思想和文笔透出一股参透事理的机智和幽默，常常让那些自命不凡的西方人甘拜下风。有一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亮，辜鸿铭笑说："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他的这一套所谓东方哲学还真能唬住那些洋鬼子。 西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胜于国内，他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是前所未有的。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就其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的轰动效应而言，辜鸿铭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有此殊荣。更有人把他的言行提到了国家形象的高度，有人这样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辜鸿铭、陈友仁被西方人评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辜在思想上，陈在政治外交上，最善大言不惭，为中国争面子。 就连英国著名作家毛姆也曾领教过辜鸿铭的厉害。1921年，毛姆来华游历，他久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见面。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毛姆只好亲自上门拜访。毛姆来到府上刚一落座，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在你们看来，你们只需招招手，我们中国人就得来。"他还质问毛姆："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当毛姆对辜鸿铭那条"象征性的发辫"表现出浓厚兴趣时，辜鸿铭一脸得意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 这个自诩为"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的辜鸿铭，在北京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出人意表又令人捧腹。不管是自高自大的中华文明论，还是不合时宜的纳妾论和杯壶论，都在北京城的文化星空中，留下了一道惊鸿潋滟的光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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