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 Head，一定是Jim Head。

　　Jim Head就是当时的Assignment 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询问：“Are you staffed 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What are you staffed on？（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M&A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

　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