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名字足够让我有底气。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但我得到现在这个名字时，却已经六岁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名字的音乐了！”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名字，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名字，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名字。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子剑”，我的新名字则叫做“子墨”。

　　故事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妈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胆剑篇》。剧中讲述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胆剑篇》中，勾践重归故土时，一个名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报告，说自己的儿媳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恳请越王为婴儿命名。勾践当即赐名：“一个叫子犁，一个叫子剑！”

　　我爸妈那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感染。他们立即提笔，给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未出世的孩子，无论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剑”。

　　很快，爸妈收到了曹禺的亲笔信，说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来的子剑健康成长。随信，曹禺还附上了北京人艺剧场里位置最好的两张票，请爸妈再去看一遍《胆剑篇》。

　　1961年年底，我姐来到人世。两年后，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剑”的名字却只伴随了他们几年的时间，因为，1966年的初夏时节，“文革”浩劫降临了。

　　那时，我妈在人大中文系教书。红卫兵来抄家时，曹禺的来信成为了罪证。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曹赵呼唤，反攻大陆》。红卫兵说，那封信是我妈和曹禺梦想跑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卧薪尝胆，反攻大陆！

　　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后，我妈的身心倍受摧残。爸妈不得不违心地更改了户口。

　　文革劫难，“东方虹”的名字陪伴我家度过了十几年。直到恶梦醒来，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终于落实到了我们家。于是，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的“百事待举”也从恢复原名开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这个新名字。

　　爸妈说，“子犁”和“子剑”都是物质文明的标记，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定还要有精神文化。所以，“子墨”，取文房四宝之“墨”，“曾子墨”，则取春秋战国之曾子、孔子、墨子，这样的名字，应该能够标举我们的精神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