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答记者问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3日）
麦克多诺[1]主席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麦克多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今天讲了很多过分赞扬我的话，我实在是担当不起。但是我非常感谢他，感谢美国的纽约经济俱乐部和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刚才受到大家这样热烈的欢迎，我们确实是非常感动。我愿借此机会向在座的诸位，并且通过你们，向纽约市、纽约州的人民，表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崇高敬意和美好祝愿。
我们已经访问了美国的5个城市，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到丹佛、到芝加哥，我们昨天晚上到达纽约，明天要到波士顿。今天下午我接受CNN采访的时候，记者小姐问我，你最喜欢美国哪个城市？我回答说，我都喜欢。她说，你说话很像一位外交家。但是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说，我最喜欢纽约。我讲这个话是我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今天上午去访问NASDAQ的时候，经过你们的East
River（东河），看到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想起了上海的外滩。我想，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
中国政府代表团这一次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我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准备在美国被打得鼻青脸肿。我曾向尚慕杰大使请教，我怎么才能不被打得鼻青脸肿呢？他说，你要always
keep a smiling face（总是面带笑容）。但是我脾气很坏，要我装出笑脸，我是装不出来的。虽然没有装出笑脸，我仍然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因此，我觉得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保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样一个政策，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的政策。首先，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大门，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会见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是民主党的卡特总统建立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然后是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然后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通过成功的互访，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友好关系不但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也是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合作，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尽管我们两国的关系中间目前出现一些困难、一点波折，但是我完全相信，这种波折、这种困难，在中美友好关系的历史长河中间，它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希望这一点小小的乌云即将过去，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灿烂的阳光即将到来。
这次，我们政府代表团在华盛顿和克林顿总统进行了非常友好和坦诚的会谈，我认为是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在加入WTO问题上，我们认为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双方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谈判已经接近于完成了。据美国方面的有些人士分析，现在已完成了95%，照我看起来，99%已完成了。今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总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在我经过的这几个城市，我跟许多的国会议员，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跟许多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谈话和接触。其结果是，我深刻地体会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我认为，他们都是赞成中美两国友好，赞成中国尽快地加入WTO的。克林顿总统回答我说，他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双方商定，我们今天晚上还要发表一个新闻公报，宣布双方同意继续抓紧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双方将要在4月底前，在北京继续抓紧这个谈判。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不但是有利于中国，照我看来，这个协议更有利于美国。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比我们美国方面的谈判对手更理解中国所作出的让步对美国人有多大的好处。我举一个例子，在电信产业的开放方面，中国过去是不对外开放的，这次我们决定在移动电话方面引进美国的CDMA系统。中国和美国来共同开发在中国采用CDMA系统，同时允许美国公司来参股25%到30%。我想这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它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至于在农业方面中国作出的让步，你们在我们已经签订的《农业合作协定》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次我在华盛顿，和戈尔副总统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美环发会议的开幕式。我在会上说，中国目前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保护和电信产业这些方面的合作会提供几千亿美元的市场。今天中午，我和美国的银行家共进午餐，在这个会上见到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我的老朋友，我跟他进行了谈话。我告诉他，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时候，我赞成AIG（美国国际集团）在上海建立它的分公司，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被某人指责为“卖国”。但是AIG进入了中国以后，不但使AIG在中国发展得很好，而且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向AIG学习了很多保险方面的经营管理方法，它们比以前发展得更快了。可是，让AIG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设立分公司的时候，还是遇到很大阻力，尽管我当时已经是副总理了，还是没能满足格林伯格先生的要求。他抱怨说，他已经从一个女孩子等成一个老太婆了。我们现在已经批准AIG不但在上海和广州，而且在深圳和佛山，都设立它的分公司。而且我告诉他，你稍微再耐心地等待一下，不要过多久，起码在你退休以前，你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设立你的分公司。请你们不要误会，我讲的是AIG，实际上指的是所有的美国公司。因此，我觉得现在不存在什么“中国威胁论”，应该把它改个名字，叫做“中国机遇论”。今天的午餐会上，一位银行家问我，美国金融方面的经验，你觉得哪一点中国是可以引进的？正如今天CNN的记者问我的一样，你能够从资本主义学到什么东西？我今天的回答就是说，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金融发展的经验，中国是可以引进或借鉴的。当然，这必须适合中国的特点，要有中国的特色。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跟你们美国的，被你们称为“拯救了世界经济的三位marketeers（市场管理者）”——格林斯潘先生、鲁宾先生和萨默斯先生进行了交谈。格林斯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建议说，你们应该把社会保障机构同国有企业分离。我说，我完全同意。他告诉我，你还必须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银行本身分开。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刚才跟麦当那先生讲，日本人谈论了很久怎样建立bridging
bank（搭桥银行）来解决他们的坏账问题。我相信，中国的坏账比例没有他们那么高。但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他们建立了搭桥银行。中国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已经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分出来了。这样有利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改善，同时也有利于回收不良贷款。总之，我认为美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学习。在这一次访问中间，我们也确实学习了很多东西。
在我们即将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之际，我要向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他们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要对美国人
民在我们访问过程中间给予我们的深情厚谊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向在座的诸位朋友对我所表示的如此热烈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
美国前商务部长霍伯特·弗兰克林：感谢主席先生，感谢总理先生。今天很荣幸你能光临此次晚宴。美中未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达成最终协议显然是令人失望的。我高兴地得知你今天与总统先生通了话。在你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公开发言中，显示出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困难？
朱镕基：我非常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实会在中国遇到困难。因此，我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做了最大的让步，但是香港的报纸说，我到美国来就是给克林顿总统送“大礼”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对克林顿总统很不利，这会被说成是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但是老实说，我们确实是做了让步，而且是相当大的让步。是不是我们非要加入WTO，没有WTO我们就活不下去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谈判了13年，在这13年中间，中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等下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让步呢？第一，我们是从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的。在当前，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对中国不高兴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达成这个协议，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推动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建立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第二，是由于邓小平先生所奠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对于加入WTO以后所引起的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市场所带来的冲击，现在的承受能力大大加强了。同时，中国人民的认识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只有引入这种竞争的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发展，促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大前年，我跟乔治·费舍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罗伯特 ·
福迈茨：首先，朱总理，让我和主席先生、弗兰克林女士一样，欢迎你今天晚上的光临。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几年来你们在中国一直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关于法制改革的问题。在你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你强调了加强法律制度和法治。我想请你谈一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及在未来几年中对人民、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朱镕基：感谢你的提问。我认为，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中国当前迫切的任务。所以，在最近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相当于你们美国的国会）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对中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的修正案，就是特别地强调要依法治国，要把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向我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我首先告诉他们，中国的人权确实是有史无前例的进步；同时我也承认，我们的人权工作还有缺点。我们愿意听取朋友们的意见，来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家都知道，江泽民主席和中国的领导人，包括我，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长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而斗争。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在今天，反过来要侵犯人权、要压制人权呢？请你们一定要了解，中国跟美国是不同的。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50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你们低很多，我们人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你们低很多。在这样的国家里，完全采用你们的民主形式，那是不可能的。要实行法治，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司法队伍，必须要有相当大的一批合格的法官，同时也要有很多合格的律师。可惜的是，你们美国的律师太多了，我们中国的律师太少了。所以，不是我们害怕民主，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法治，更不是我们要侵犯人权，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条件，逐步地改善，逐步地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的法治的国家。当江泽民主席和我发现了有侵犯人权事件的时候，我们比你们还着急，我们比你们还气愤。中国有12.5亿人，太着急是不行的，得不到好的效果。但是我完全相信，中国的人权一天比一天在改善，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愿意听取朋友们的意见。
霍伯特 ·
弗兰克林：尽管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都会放慢，你仍然在推进多方面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已经带来了失业的上升，而且这要求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鼓励更多的竞争。这种雄心勃勃的改革、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增长的减缓、失业的上升，种种汇集在一起，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时是相互冲?的挑战。你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朱镕基：确实，人口太多是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尽管我们相信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但是要发挥人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他要受教育，他要能够得到发展。而在当前，这么多的人口，对我们的国民经济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目前农业还是容纳人口最多的一个产业。我访问了芝加哥的普通农场，跟普通的农场主进行了谈话，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家庭所耕种的土地相当于中国一个农民家庭的1000多倍。但是，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付出了大量细致的劳动，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过去要好得多了。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倡农业产业的多样化，向加工、畜牧等等农产品加工方向发展，因此农民收入提高得很快。国有企业确实目前面临着一个失业的问题，去年年初，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工人失业了。但是由于我们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失业的职工，或者说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因此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在去年一年，已经有600多万失业工人获得了再就业，因此，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只剩下600万失业工人了，这600万人里包含新增的200万人，他们还享受着社会保障。我们这种机制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过去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不能下岗的，不能失业的，他们的工作叫做“铁饭碗”，现在我们打破了这种“铁饭碗”，鼓励了竞争，我想这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由于中国的第三产业极不发达，这里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相反地，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现在不害怕竞争，不害怕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或者外国产品进入中国所引起的竞争。当然，我充分地意识到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可能就要下台了。
罗伯特 ·
福迈茨：朱总理，就像你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某些国有企业非常成功，并参与了市场竞争，而有一些却不尽然。你如何描述成功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践以及政府用以加强这些企业管理实践的激励措施？
朱镕基：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将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化，也就是说，把这些大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卖给公众。而且我们完全把这些企业跟政府分开，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够直接管理这些企业。政府各个部门只负责政策的制定，让这些企业能够自己独立地、公平地竞争。至于中小企业，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把它们搞活，包括把它们卖给私人。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政府和企业严格分开，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和戈尔副总统主持了一个企业界的座谈会，其中有一位企业家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企业家刚刚在中国的某个招标里面失败了，所以我想他可能对我们有点不太高兴。他说，我的印象似乎中国并不想外国企业到中国去，而且似乎更不喜欢外国企业在中国赚到钱。我说，中国的政策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归它自己的，它不要交给政府，它的任务就是向政府交税。你们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你们的利润也归你们自己，中国政府也不要你们的，只要求你们交税。公平地说，外国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向中国政府交税的纪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那么，为什么我要偏袒中国的国有企业呢？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发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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