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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荒谬 作者: 潘绥铭 第三节 分析 以下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不仅是问卷调查的数据，更多的是深入的个案考察。笔者从1995年9月起，在华北的6个县级城市和两个村里的19个娱乐场所里进行过考察。再加上本书将要描述的对于3个“红灯区”的社区考察，笔者才可能对整个性产业的情况进行以下的分析。 笔者还是不掌握任何内部材料，不否认任何其他分析与解释。笔者所做的仍然只是希望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视角，一个思路。 1.“性产业”经营方向的分层 从古到今，无论政府是禁还是不禁，卖淫业总是会自发地形成不同的层次，针对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这种分层的趋势总会经历这样三个过程： 第一步，所有业主和从业者，一开始都是一窝蜂地涌向最直接的卖淫，因为他们总是以为，只有这才是最能赚钱的。但是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他们在市场竞争或者真真假假的“扫黄”的压力下，又不得不逐渐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性服务”的所有方面，例如“三陪”、按摩、脱衣舞表演、“洗脚”等等。 第二步，从纯粹经营的角度出发，一旦产业内的分层已经形成，他们一般不会“跳槽”或者强行打入其他层次，而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经营。这样，分层就巩固住了。 第三步，一旦市场波动，造成各层次之间的过度竞争与冲突，所有业主和从业者就都会强烈要求某个权威力量来进行协调，甚至不惜暂时的牺牲。如果一切顺利，以前的分层就经受住了考验，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在南方那个以此著名的大城市里，这三个阶段已经出现过两轮了。第一轮大约从1987年到1990年。相对平静了大约两年之后，第二轮又开始了，到1996年夏天时大体上已经结束。所以1997年那里的情况是很典型的。 主要根据那里的情况，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地方的情况，笔者认为，中国的地下“性产业”最晚到1996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纵向的7个层次。下面以卖淫女性的分层来说明： 2.卖淫女的分层 处于顶端的是“二奶”阶层。她们虽然表面上常常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是与纳妾、“傍大款”或者事实婚姻的本质区别在于：1.“二奶”是计时收费的；2.她们所提供的，主要是性服务而不是情感生活、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等等。只不过她们计算时间所用的单位比一般的暗娼更长，往往是按月收钱。 第二层是“包婆”（公安部门叫做“包娼”或者“包嫖”）。她们虽然也像“二奶”那样，按照服务时间的长短来收取固定的“包身费”，但是她们往往并不长时间地跟嫖客一起同居生活，只是在一次出差期间或者一段业务活动时间内被“包下来”。 第三层是那些活跃于“三厅”（歌厅、舞厅、餐厅）里的“陪女”。她们处于“三陪”与卖淫之间，收费也处于计时与计次之间。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以“坐台”（仅仅当场陪伴）为基础，以此“保底”，然后再力争“出台”（跟嫖客出去）。出台后，她们提供的往往是“包夜”（陪睡）多于“打炮”（性交合一次就完事）。 第四层是当地一些人所说的“叮咚小姐”（在其他地方没有统一的称呼，偶尔叫做“住店的”）。她们自己租房间，相对固定地位在一个宾馆里，通过电话拉客。如果男人有意向，她们就会“叮咚”地按一下门铃，进来当场成交。她们的服务，往往是“打炮”多于“包夜”。 第五层是“发廊妹”或者“按摩女”。她们以洗头、按摩或者“洗脚”为名，在各种发廊、桑那浴或者“洗脚屋”之类的地方营业，而且往往是“当场解决”；“出台”（跟嫖客走）和“包夜”的机会往往更少一些。 第六层是“街女”或者“街妹”。她们往往在宾馆门前、电影院或者其他娱乐场所的大门外拉客，然后在别的地方“打炮”。有些则是从陪人看电影开始，其实是出售抚摸，常常有“上半场”与“下半场”之分。 第七层是“下工棚”或者“住工棚”的女人。她们主要与外来民工交易。有些是偶尔为之或者“兼营副业”，有些则是跟一伙民工住在一起，类似于收费的公妻。她们是卖淫女里的“贫下中农”，有些人仅仅是为了找一口饭吃。 这7个层次虽然都是卖淫，但是所提供的商品却大不相同。最底下的两层，提供的仅仅是一次插入的机会；第五、四层提供的是多种性行为；第三、二层还加上一种人际交往；而最顶端的则是提供一种同居生活。按照民间俗话来套用的话，第七、六层就是“卖×（性器官）”；第五、四层是“卖肉”；第三、二层是“卖俏”；而第一层则是“卖骚”。当然，所有这些都可以叫做“卖身”①。 -------- ①与“卖身”相对照，老百姓还把那些从事“青春行业”的女性叫做“卖脸”，从女招待直到女明星。 3.各个层次的卖淫动机 处于这样7个层次之中的暗娼们，卖淫的目标当然也不一样。第一层的“二奶”和第二层的“包婆”，目标都是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妾，甚至最终成为正妻②。她们寻求的是正式的性关系，所以她们虽然也锱铢必较，但是在某些放长线钓大鱼的时候，她们也可以分文不取，甚至倒贴。 -------- ②所以，所有的良家妇女最痛恨的就是“二奶”，因为她们对原有婚姻的威胁最大。层次越低的暗娼，良家妇女觉得对自已婚姻的威胁越小。当然，精神洁癖者除外。 第三层的“陪女”和第四层的“叮咚小姐”所寻求的，不仅仅是现金，更是她们因此而获得的那种相对奢华的生活方式。她们的一句行话是“脚底不沾土”，就是出门有车、进门有地毯的意思。别说农村妹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小姐，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法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这些卖淫女们虽然时常无客，甚至饿饭，却仍然顽强地坚守阵地。 第五层和第六层的“发廊妹”、按摩女和“街妹”，往往没有多少奢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已。价格是她们的命根子。所以，虽然她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比一般人想象的苫得多，受剥削和受伤害的可能性也大得多，但是她们仍然可以挺过来。 第七层“下工棚”的卖淫女，恐怕连挣钱都是梦想了。她们往往是流落街头的农村外出妇女，相貌差，年纪大，甚至拖儿带女，连做“街妹”的资格都没有。一些临时组建起来的“民工队”③，把她们收留起来，白天是保姆，晚上是“公妻”。她们往往连固定的价格都没有，民工给她们的不是“小费”，而是“接济”。即使整个民工队都我不到活干，她们也仍然会像所有穷人的老婆一样，苫撑苦熬下去，不会轻易“跳槽”。 -------- ③而在那些由老乡们组成的民工队里，这种情况笔者还没有听说过。 所以，从收费不收费这一点上来说，最高级的和最低级的卖淫女，都很像妻子。无论是多么高雅的妻子，或是“黄脸婆”，妻子都是不收费的。硬要说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恐怕只是某些“知书达理”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发出的梦呓。 所有7个层次的卖淫女，当然都力图一层一层地升上去。第三层的“陪女”，由于接触的顾客往往是各种“体面人”，想靠“三陪”或者卖淫而成为“二奶”的动机当然也就更加溢于言表。但是从业一段时间后，大多数人都被固定在某个层次上，也就听天由命了。尤其是，在这7个层次里，第一和第二这两个层次构成了卖淫的上层，第三层和第四层构成了中层，第五层和第六层构成下层，第七层则是底层。在每一个大的层次之内，卖淫女有可能上升，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从一个大层次上升到上面的大层次里去。这是因为，这种上升，不仅仅靠身材相貌等外在条件，更要靠自己的基本动机的改变，靠对于卖淫这个职业的深刻理解。可是，大多数卖淫女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与此相反，这种工作里的失败和“下岗”却很常见。一旦遇到市场不景气，就连顶端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基层”。 4.组织者的分层 中国地下“性产业”的组织者，无外乎是“大户”与“个体户”两种人。所谓“大户”，就是那些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于“性产业”的人，或者说是把性产业当作“企业”来经营的人。他们一般都是财大气粗，或者有权有势。所谓“个体户”则是指那些单干的、主要是为了以组织卖淫而谋生的人，也就是那些操纵单个暗娼的皮条客或者鸡头。 在开始的时候，“大户”们虽然都知道，卖淫业最上面的两个层次可以带来最大的利润，但是他们很难长期控制住这样的卖淫女。最下面的两个层次是最容易被他们控制的，但是获利甚少，他们又不屑为之。因此他们在一开始时，都不由自主地向第三、四、五这三个层次投资。所谓“歌舞厅比副食店还多”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可是在最初的发展中，由于缺乏资金和“关系”，这个产业里的“个体户”们迅速地控制了顶层和底层，而且也确实兴旺过好一阵子。可是，好景不长。顶层和底层的卖淫女越来越明白，由于不需要专门的营业场所，也不需要去组织“客户网络”，所以她们自己完全可以“独立作战”。再加上她们也积攒了一定的资本，所以纷纷脱离“主子”去单干。这就迫使“个体户”们不得不涌向卖淫业的中层，去跟那些“大户”们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个体户”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成本极低。所以当市场不景气时，他们向包袱沉重的“大户”们挑战，挖走了许多“人才”。但是在平常的行情之下，“大户”在资金和“关系”两方面的优势却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结果，整个“性产业”在保持基本上“均衡发展”的同时，形成了“两头是个体，中间是大户”的局面。暗娼和嫖客也都被按照这7个层次给分流了。 但是时至1995年，情况大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从80年代后期就一直被明文禁止的异性按摩，现在又没人去全力查封了。于是至少在华北各地，桑那浴和异性按摩疯狂般地增加。在数量上，仅仅北京就已经出现了好多家专门安装桑那浴和按摩设备的装修公司。在地理范围上，就连华北某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也堂而皇之地建起了一座宾馆式的、带异性按摩的桑那浴室。到了1997年，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所谓“洗脚屋”，大致与东南地区的“发廊”差不多。 结果，新的分流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华北的许多县里，卡拉OK厅、歌舞厅和发廊里，已经很少再有专门的暗娼了。她们都集中到异性按摩的地方去了。歌舞厅里的“小姐”已经干起了专业的“新三陪”（陪歌、陪舞、陪聊天）。如果顾客或明或暗地提出买淫的要求，小姐们会用一句话来打发：“去按摩吧。” 许多异性按摩还有“客房服务”或者“家庭服务”，有的地方则叫做“出台”，以区别于在按摩室里干活的“坐台”（这两个词都是从“三陪”那里借用来的）。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按摩女的强大竞争压力，那些“档次低”的卖淫女们只好日益集中到各种“路边店”里去，而且所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仅限于“打炮”。 在一些地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官方的严格查禁仍然主要针对歌舞厅里的“三陪”。这样，卖淫女向按摩室和路边店的分流就更迅速、更全面。“性产业”的一种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除了“二奶”这个层次仍将继续垄断“性产业”的顶层以外，那些主要向社会的中层以上人员销售的按摩女，将迅速占据“性产业”的上层和中层。她们将主要提供性的行为“服务”和一些性的人际关系。那些仅仅出售性交机会和性器官的下层暗娼，将不得不屈居在简陋的路边店里，主要向社会的下层人员销售。 在这种格局中，那些仅仅从事“三陪”的女性反而被从直接的卖淫中解脱出来了。她们将日益转向专门的“陪伴服务”，向那些并不想直接买淫的顾客销售某种情调、某种感觉和某种生活方式。 这当然也是男客里的某些新需求的产物。不管他们是不是因为嫖得太多了，反正越来越多的男客开始寻求某种更加具有人际交往色彩的陪伴服务，而不再是直接的性交。民间流行说法把这叫做“该潇洒就潇洒，该回家还回家”。它最不容易损害原有的婚姻家庭，也最不容易传播艾滋病，更不触犯“没上床就不是性”这样的中国人的基本性道德。所以，这种陪伴服务的价格也降下来了。例如1997年初，在中南某个中型城市里，陪舞一个晚上的“全市统一价”（其实是一般行情）仅仅是50元，外加给“吧台”（其实是给歌舞厅）的10元。许多时候，陪舞小姐的小费可以降到30元。因为一位小姐说过：“过去在厂子里，最多也就是这么多（每月大约800到900元）。” 这种分流，目前还看不出中止或者转变方向的苗头。1997年5月，福建晋江市已经开始征收“公关小姐”的个人所得税④。因此笔者预测，政府下一次的放松，将是不再禁止那些没有卖淫的三陪⑤。那时，“性产业”的发展就会转向性服务具体方式的分流了。 -------- ④据笔者所见，这件事情是《中国青年报》首先披露的，而且马上引起舆论大哗。 ⑤自从80年代初以来，政府的政策以3年左右为一个周期。最开始是反对“奇装异服”、“浓妆艳抹”和“蛤蟆镜”（墨镜），可是3年后它们就普及了。接着又反对迪斯科与摇滚乐，3年后它们也普及了。异性按摩从1988年底开始正式禁止，到1992年在南方就普及了。反对“三陪”是某个中央大报从1994年开始鼓吹的，所以在1997年，时辰已到，“三陪”在许多地方都已经是“眼开眼闭”了。今后还会不会仍然如此呢？ 由于不断地严厉“扫黄”，中国“性产业”发展出一种“假黄”现象。简单说就是：看起来“黄”得可以，但是真去买或者真去“扫”时，却又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 早在80年代初，这种把戏就已经很流行了。当时有许多农村少女在一些闹市里兜售“黄书”。乍一看，那书的封面上居然印着女性双乳的正面彩色照片，但买回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介绍如何预防乳腺癌的科普读物，连“黄”的边都不沾。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商人们制造“假黄”的本领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所有能跟婚姻、家庭、人生、情感搭上线的书籍，都被或明或暗地扣上“性”字或者“女人”。如果看看那些书的促销广告，人们会误以为中国的“性解放”比任何国家都厉害。其实呢？商人精明得很，越是扫黄，“假黄”赚的钱就越是比“真黄”还多。他们把这叫做“靠政策发财”，又何苦真去“制黄”和“贩黄”呢？1995年以来，一些包含色情内容的、计算机（个人电脑）用的激光视盘（影碟）开始流入华北。有关当局闻风而动，大举查抄。两个月后，数倍之多的“假黄”视盘就蜂拥而来，而且价格只升不降。 色情服务业和卖淫业也是“假黄”更比“真黄”多。在山东某地，一些路边小饭馆的小姐们恣意地裸露身体，甚至包括“裙下无裤”式的招袜，但是她们仍然是只卖饭，只不过饭费乘以5到10倍而已。如果客人稍有不满，勒索和抢劫就应运而生。在华北某地，“小姐”会闯入客房。若不坚决驱逐，她就自行裸露，随后按照裸露的程度收取“眼福钱”。不给？门外有大汉们恭候。还有更高明的，一个“靓妹子”以低价把客人招来，交给一个“孩子他妈”去“做”。早知道客人不干，所以“靓妹子”的价钱就上去了。 这也许是抑制嫖客的最好方法，也许是比公安局更厉害的罚款。也可以说，“假黄”就是一种“扫黄”，而且可能比政府的真“扫黄”还有效。但是“假做真时真亦假”，卖淫中的并发犯罪也随之大量增加，而且利用“假卖淫”来敲诈勒索甚至图财害命也日渐增多。 凡是进行“扫黄”的国家和历史时期，就一定会出现“假黄”，而且“假黄”的泛滥一定与“扫黄”的强度成正比。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万恶淫为首”，为了彻底肃清“黄毒”而不惜让其他犯罪出现和发展，为了惩罚嫖客而不惜让本来是“软犯罪”的暗娼变成土匪，为了清除性方面的丑恶现象而不惜牺牲整个社会最起码的规则，那么“假黄”就真是功德无量了⑥。 -------- ⑥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人心。199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虽然政府的部长都说，不应该歧视艾滋病病人，但是仍然有一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性病预防医生在饭桌上说，艾滋病可以“净化种族”，因为那些“坏蛋们”都会得艾滋病死掉。 1995年以前，至少在南方那几个外来打工妹相对集中的城市里，暗娼首次卖淫的动机，仍然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足以跟卖淫的收入相比拟的其他工作。所谓“贪图享受”其实只是一个神话。现在也仍然如此。但是情况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越来越多的外来女性，在离家外出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卖淫的心理准备和信息准备。据笔者的个案调查，在那些新近来到华北各地卖淫的“小姐”中，大约一半还多的人是通过那些先来的女性介绍，才找到卖淫的场所与工作岗位。她们在没来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个场所是干什么的，自己去了必须干什么。在河北某县城的某娱乐中心，老板分别以招收按摩小姐和歌舞厅服务员的名义，从东北和四川招来24名年轻女性。其中只有3人在报名时没有想到会是从事色情服务。上岗之后，仅有1人坚持拒绝“出台”。有些“小姐”在没来之前，就已经通过其他小姐的介绍，知道了卖淫的规矩、行为细节、自我保护方法、与老板的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等等详细情况。 当然，也有许多打工妹在没来之前就打定主意不肯卖淫，因此她们只去饭馆工作，不去歌舞厅和按摩场所上班，而且往往事先就摸清了所去地方的大致情况。 这不仅仅是一种分流，而且是一种专业化的趋势。如果持续发展下去，一个职业化的阶层就会出现。 另一个新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卖淫女性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不断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在1994年的那几个南方城市里，大多数中层以下的卖淫女性，是相对固定在某一个场所中或者某一个老板手下。她们的主观期望是：工作一段时间。挣够一定数目的钱，就回家去另谋其他职业。但是到了1995年，在华北各地卖淫的女性里，却有1／4的人是曾经流动过的，不仅换过工作地点和场所，也换过城市，最多的一位换过8个城市。她的原话是：“只要肯干，到哪里都能找到（卖淫工作），还可以自己挑（地方），很自由的。” 尤其是在1995年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在北京卖淫的小姐们大多数都分散到华北各地继续“工作”。她们的口号是：“9月20日以后再回家。”（这个“家”是指北京。9月20日则是妇女大会闭幕的日子。）在华北某市，小姐们打点行装、重返京城、众人相送的场面，真让人怀疑：这种突击扫黄究竟有什么用？ 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小姐们，在小地方的其他小姐里煽起了欲望之火。一位北京来的客人向老板抱怨说：“怎么每个小姐都想上北京？老问我北京的情况，真烦！”老板则反过来抱怨说：“真不该用那几个北京来的，把这儿的人心都搞散了。” 据说，来自东北那些不景气的国营企业的下岗女工，越来越多地流入华北各地的各种服务业。其中进入色情业或者卖淫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引人注目。 由于老鸨要被判重刑，各种色情场所的老板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卖淫行为搞得像是自发的、两相情愿的、老板被蒙蔽的。但是老板的各种规定实际上是迫使小姐们不得不卖淫。这又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暴政”，就是老板运用各种手段直接强迫小姐卖淫。传媒对此已经有过比较多的报道，因此不再赘述。 第二种情况是“专政”，就是老板仅仅运用“经济强制”来促使小姐们卖淫。例如在笔者所考察的华北各地，大多数按摩小姐根本就没有任何固定的工资，全靠客人给的小费。许多老板还要收取她们的食宿费。如此这般，不卖淫行吗？ 华北某县城的一个按摩室里，明晃晃地张贴着一幅“服务说明”。其中当然少不了“禁止色情服务与卖淫”的字样，但是同时也规定：1.按摩小姐的小费，完全由客人视其满意程度付给，本室没有最低小费标准。如果客人不满意，有权拒绝付小费。本室不理睬小姐的投诉。如果小姐因为小费与客人发生争吵，本室立即解雇小姐。2.没有客人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进入按摩房间。即使“叫钟员”通知按摩时间已到时，也不得进入按摩房间。这样一来，按摩房间里会发生些什么，还用得着跟小姐和客人说吗？ 因此，尽管全中国的按摩室还没有一个胆敢在招牌上写上任何色情的字样或者图案，但是恐怕人人都能猜到那是干什么的。这迫使一些不卖淫的地方不得不再三强调，自己是健身按摩、保健按摩或者医疗按摩，而且不能排除其中有挂羊头卖狗肉的。 第三种情况是“仁政”。其中有一些老板仅仅是为那些已经从业的暗娼们提供一个营业的场所，然后收取一定的费用，并不直接组织卖淫，也不强迫卖淫（当然，这在中国法律上叫做“容留卖淫”，同样要受惩罚）。还有一些老板完全按照正常标准给女服务员提供食宿和工资，也不强迫她们卖淫，但是却并不禁止和制止小姐当中的卖淫者。老板认为，等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其他小姐自然会“跟上潮流”的，又何必强迫她们呢？ 在华北某新兴县城的某场所里，老板把他的管理经验叫做：不“出台”的要保护，不准客人骚扰；已“出台”的也要保护，不准别的小姐歧视。老板还规定：每个小姐刚一来，领班或者经理都要问她愿意不愿意“出台”。如果不愿意，绝不安排客人。但是以后时常还会去问她，直到她同意出台或者最终辞工不干。因此在一些这样的场所里，也仍然有一些明哲保身的小姐。也是因此，那些负责管理小姐的人被叫做“区委书记”，就是“红灯区”的“书记”。 在这三种内部管理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暗娼与老板之间如何分配所获得的利益。无疑，暗娼是被老板剥削的，只是方法不同，被强迫的程度不同而已。 一般人都认为，“性产业”的最大的利益集团，应该是嫖客。嫖客是些什么人呢？肯定是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但是老百姓的民谣却是直接指向某些特定阶层的。例如：“十个老板九个嫖，十个（坐台）小姐八个娼。”“厂长，厂长，家花野花全养；承包，承包，家鸡野鸡全包。”“漂亮女子腰间挂（BP）机，不是家鸡就是野鸡。”“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但是地下“性产业”的真正利益集切肯定是那些或明或暗地组织卖淫的老板们。只不过在目前的中国，任何一个开业或者准备开业的老板，都不得不协调自己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华北的大多数地方，“强龙”与“地头蛇”之间的关系，都在从合作日益走向争斗。 地头蛇们一般都已经抢先占据了色情业的黄金地段。但是由于他们往往遵循井底之蛙的思路，过于相信“关系通，政策松”，拼命地想发展直接卖淫业。因此当按摩被出乎意料地许可时，他们一时转弯不及，被财大气粗的外来强龙占了上风。华北的许多市县一级的色情场所，已经被更大城市里杀来的“大腕”所垄断。那些用数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堆起来的豪华娱乐场所，似乎已经成了当地的新景观。 其中大多数是外来资金与当地联营的，而且每个老板都把自己的联营者说成是大得吓死人的单位，尤其爱说是跟各种专政机关联营的。在笔者所调查过的华北6县2村的19个娱乐场所里，有15个号称是跟外地的大单位联营的，他们自称涉及公安、安全、武警、部队、司法等所有专政系统。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只不过是跟一些财大气粗的人联营而已。就连某些号称是国家级的著名大公司，也在许多小城市里染指娱乐场所。许多地方的人把这叫做“引‘黄’工程”。这些强龙带来了资金和“繁荣‘娼’盛”，因此在有的地方，老板宣称：没有当地最高领导的签字，公安局的人就不能进入这些场所。 地头蛇们只好在传统的“三不管”的各县交界处安营扎寨，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路边店聚居区，或者屈尊于县城的边缘。当然也有在街面上跟外来财神相抗衡的，于是各种明争暗斗也就愈演愈烈。有的地头蛇拼命举报强龙的卖淫活动。有的强龙居然活生生地把一些地头蛇的地盘强买下来。有的以争风吃醋为掩护，给对方来一个打砸抢。有的则是搞“人才竞争”，把对方的领班人物挖走。在某个著名湖泊的岸边，大村里都有歌舞厅，由地头蛇兴办；而湖中心的岛屿上，则是由强龙们垄断。于是双方都把跟对方的斗争叫做“打鬼子”，甚至发展为一次械斗。 随着地下“性产业”的发展，各种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很可能会迅速形成某种社会力量，甚至出现一些隐蔽的政治斗争。想想千百年来的基层秘密社会和五花八门的帮会，这应该是社会学研究“性产业”时最注意的问题之一。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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