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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泊罗霄——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秘 作者: 饶道良、李春祥 第六章 黑色的八月 “打败江西两只羊”的结果是，井冈山的红军把他们的地盘又大大地向四周扩大了一步。1928年6月底，井冈山根据地包括了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郧县东甫部，总面积达七干二百平方公里。 井冈山，进入了鼎盛时期。 自由地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毛泽东和朱德的信心也和根据地几千名红军战士一样，得到大大的增强，呼吸也显得格外的通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湖南省委的一纸公函，再一次让井冈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瞎指挥害死人。”毛泽东多次吃过这样的苦头了，湖南省委一封不切实际的指示信，又让井冈山大吃其苦。 不过，也不能全怪湖南省委。省委是听了杜修经几次到井冈山的巡视汇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杜修经是个文化人。1907年，杜修经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比毛泽东整整小了十四岁。说起来，在毛泽东的面前，杜修经是位晚辈了，但是，杜修经几次上井冈山，代表的都是湖南省委，所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杜修经曾有四次上井冈山的经历，不过真正来到井冈山的只有两次，此前的两次都只到莲花县境便半途而返了。 1928年4月，杜修经首次受湖南省委的委派上井冈山，同行的还有中央派去的一位懂爆破技术的专业人才，另外一位则是湘潭籍的同志。他们化装成走江湖的医生和做生意的，从湖南省委所在地安源出发，往莲花方向走去。走到南坑，遇上一群国民党的团防队，盘问了一下，得知他们要去做生意，蛮狠地说：“前面没有什么生意做了。” 听了这话，三个人不敢再往前走，折回了安源。 回到安源不久，杜修经担任了中共安源市委秘书。5月，他受湖南省委的派遣，又踏上了去井冈山之路。这次，杜修经总结了一下教训，不敢走大路了，翻过一座山，到了莲花，在与萍乡交界的一个学校里住下来，天天由交通员送饭给他吃。后来，莲花来了一位交通员，把杜修经接到了莲花。 然而不巧的是，杜修经正准备继续向井冈山前进，却遇见了一支国民党军清乡队。他与交通员失去了联系，没有了交通员，杜修经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无奈之中，又只好折回安源。然而，回安源也不轻松，在返程途中，杜修经又遇见了前面的清乡队。他们觉得杜修经有点来历不明，杜修经便说，他是安源的工人。清乡队要他拿出符号，杜修经叫苦说：“我只是个临时工而已，有什么符号？”清乡队说：“那好吧，我们到安源去对证。”快到南坑时，清乡队打死了老百姓的鸡，与老姓争执不下，混乱之中，杜修经偷偷地溜走了，总算化险为夷，不过井冈山还是没去成。 杜修经也确实是和井冈山有不解之缘。5月下旬，中央驻湖南省委代表贺昌，要带一封信到井冈山。这是省委给毛泽东和朱德以及红四军同志的信，这样，杜修经第三次踏上了去井冈山的崎岖小路。他从安源出发，沿着第二次走过的羊肠小道，到了莲花。 身负重任，杜修经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昼伏夜行，白天在交通员家里睡觉，晚上由交通员带着赶路，终于比较顺利地到达了井冈山下的茅坪，见到了毛泽东。 一见到毛泽东，杜修经马上把信交给了他。这封信是贺昌亲自起草，用药水密写在草纸上的。一路上，杜修经就把它当作手纸装在口袋里。信的前一段介绍了国内和湖南的形势，后一段是要求红军应有个休息、训练的地方，要有个根据地，而且要把这个根据地巩固好。毛泽东用药水显出字来，一边看一边会意地点头：“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毛泽东看完信又高兴地对杜修经说：“明天你到军委去传达一下吧。”当晚两人联床夜话。 5月30日，红四军在茅坪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杜修经见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头头脑脑：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蔡协民等等。会上，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同时宣读了湖南省委来信的全文。开完会，毛泽东还站在楼梯口，热情地说：“我们希望修经同志就留在我们这儿工作，不要回省委去了。我们要在这里办一个红军大学，就请你来当校长。” 杜修经忙说：“我这次是来了解情况的，回省委后争取再来吧！”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骑着马陪同杜修经到井冈山上的大井看望伤病员，又到了上井造币厂看望铸币工人。在回茅坪的途中，还到了桃寮红军被服厂，向水口山的工人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 如果杜修经应了毛泽东的邀请，留在井冈山当了红军大学的校长，那他的历史将会是很令人鼓舞的，可是杜修经走了。 十天之后，杜修经回到安源，稍事休息，于6月15日给湖南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 杜修经在报告中将井冈山的情况分红军的情形、湘赣边界特委的情形、湘南情形三个部分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老实说，杜修经在井冈山的十天，最多只能算是走马观花罢了，对于井冈山的建党、建政、土地革命等情况，他并没了解多少，所以，他也就单纯地就井冈山上的部队情况、敌人兵力情况，作了汇报。 杜修经撰写报告期间，湖南省委于6月19日作出了《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就发展红军，开拓地盘，以及红军的编制、策略、土地分配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应该说，这个指示还是比较中立的，特别是其中有一条“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让毛泽东看了很是高兴。省委在信中写道：“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委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列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主力的割据局面；同时须根据省委前次的指导积极向湘南发展，并向萍乡推进，以与湘东相联系。” 不过，看到最后一句，毛泽东的眉头还是皱了皱。 这封信是由湖南省委派另一位代表袁德生送上井冈山的。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6月26日，湖南省委得知湖南敌军大举进攻井冈山，同时联系到杜修经报告中的情况，误以为井冈山红军生存有困难，于是，又下了一道指示。这道指示完全改变了6月19日的正确主张，指示边界留两百枝枪给地方武装守卫边界，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并决定由杜修经和派往边界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一同前往井冈山。 龙源口大捷不久，杜修经第四次上井冈山，同来的还有受湖南省委派遣前来取代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 刚进入莲花，杜修经便听说了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接着，又在莲花县城见到了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杜修经从喜形于色的战士口中，亲耳听到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6月30日，杜修经与杨开明分手，杨开明去了宁冈，他则与胡少海、龚楚直奔永新县城。 到永新时已是晚上了，交通员把杜修经带到楼上，环视四周，根据地的“高干”们——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何挺颖、谭震林、朱云卿，以及永新县委书记刘真，还有袁德生等都在这里，显然是正在开会。 一见杜修经，毛泽东迎上前来，热情地说：“你来了，好，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看到杜修经脸上尴尬的表情，毛泽东已经觉得有些不妙了。 果然，杜修经宣读了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信。虽然，宣读之前杜修经一再解释没有想到边界形势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好，省委的指示有些不适宜，但信的内容还是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与会者的胸口上。 省委的信分成两封，前一封是给特委的：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此致 敬礼 湖南省委 6月26日 杜修经宣读完给特委的信，又接着宣读给军委的信：四军军委： 关于四军问题省委有下列的具体指示，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 你们攻酃县的结果如何？念念！如酃县胜利后，应快速的转茶陵出高陇，进攻永新之敌。如酃县未得胜利，乘湘南“会剿”部队尚未集中前，先解决永新之敌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 宣读完毕，会议一时冷场。 杜修经冷眼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一门心思在抽他的劣质烟卷。墙上的老式挂钟一如既往地踱着步，给他们计时。这时，它的脚步声音显得分外刺耳。 杜修经终于受不了这种寂静，首先表了态： “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这是省委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方针，希望你们要毫不犹豫地执行。” 未及杜修经说完，毛泽东忍不住打断了他：“我倒觉得四军应该留在边界，只有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向湘南推进，才可不被消灭。” 毛泽东一言既出，立即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是啊，这些人都是经过艰难险阻才来到井冈山，又经过千难万险才建起这块根据地，他们太知道一块根据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了。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争论，意见便都趋向于不执行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而是留在井冈山大力经营根据地。但是，在如何向省委回复的问题上倒是大费了一番周折。 7月4日，一份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终于出台，有的老同志回忆说，这份报告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湖南省委： 袁、杜二同志于6月30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6月23日击溃杨池生后，筹款并发起暴动。即于6月30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计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向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力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向、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向、许的包围中，有立（刻）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天工（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2月抵来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军委 7月4日于永新 回信由袁德生带回省委，毛泽东轻轻吁了一口气。 朱毛导演了一出“剿”而难“会”的喜剧，唱主角的是吴尚和王均 第一次“会剿”井冈山，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江西国民党军队，眼看师长受伤，团长“成仁”，第三军军长王均不等“两羊”回师，早已一面电告南京政府，一面派参谋雷光藩到湖南商定第二次“会剿”事宜。 王均总觉得，第一次“会剿”弄得他损兵折将，不在于红军的强大而在于湖南第八军吴尚隔岸观火。 经过磋商，吴尚派出以熊震为师长的第一师，以程泽润为师长的第二师，从茶陵、酃县进攻宁冈；王均则派独七师、独九师、二十七师从遂川、永新进攻茨坪，双方约定6月25日开始行动。 7月5日，鲁涤平、何键双双电告李宗仁，向他报告第二次“会剿”业已发动的“喜讯”。 湘军果然不负所望，7月上旬，第一师、第二师推进到宁冈县的砻市、新城，熊震为此得到了李宗仁的通电嘉奖。 与此同时，王均的部队也由吉安向永新节节推进。 井冈山，慢慢地陷入了一条人为的夹缝之中。 湘赣敌军大举来攻的消息很快传至红四军军委，各路红军迅速由莲花、吉安、安福等地撤回，集结在永新。 7月9日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再一次在永新县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湘赣敌军的企图，会议针锋相对地决定：红四军主力立即开赴宁冈，迎击湘敌，阻止湘赣敌军的“会剿”，让他们“剿”而难“会”。 湘敌虽然进入宁冈，但却也陷入尴尬之境。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组织下，宁冈处处坚壁清野，湘敌在宁冈人地两生，军粮断供，孤立无援，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更是处处刁难。 宁冈，成了湘敌手中的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吴尚得知消息，令部下撤出宁冈，退往永新，在永新与王均部会合。 就在湘敌由宁冈人永新之际，7月10日，毛泽东、朱德根据9日晚永新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率红四军主力，离开永新向宁冈进发。 当天，红四军主力抵达宁冈县的新源嘴，计划次日拂晓向侵占宁冈的湘敌攻击。 也许是命运之神与井冈山开了一个玩笑，让井冈山躲不过这一难。毛泽东、朱德在新源嘴度过一个难眠之夜，竟然没发觉湘敌就在距新源嘴十五华里的一个小村庄上。 第二天，红四军主力依原计划开进宁冈的新源嘴，这时毛泽东才得知，湘敌昨晚与他近在飓尺，擦肩而过，开往永新去了。 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歼敌良机，毛泽东不禁扼腕叹息。 幸亏毛泽东没有过多地沉面在后悔之中，他很快摸清了湘赣敌军欲在永新会合的意图，遂与宛希先、朱云卿率三十一团返回永新，切断湘赣两敌的联系。朱德则与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二十九团袭击湘敌的后方营地酃县和茶陵，迫使湘敌返回老巢，不敢久留永新。 袁文才、王佐率领三十二团，仍然负起留守茨坪和大小五井的重任。 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的带领下，一路西行，颇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境。 一帆风顺地连获数次胜利后。12日，又击败守城之敌，一举攻占酃县县城。 刚刚进入水新的湘敌，尚未喘匀气，就听到了老巢被占的消息。14日，湘敌由永新经高陇退回茶陵。 湘敌刚走，赣敌便进入了永新城。由于朱毛的成功导演，湘赣敌军如一对急欲一晤的恋人，却终未能见上一面。 而进入永新城的赣敌由于受到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碰到了湘敌在宁冈的遭遇，同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二十九团士兵吵着要回湘南，杜修经和龚楚趁势点了一把火 朱毛虽然成功地导演了一出让敌人“剿”而难“会”的喜剧，但是，由于湖南省委的那封错误的指示信，早已燃起了二十九团士兵的回乡情绪，他们终未能挽回背后隐藏着的巨大悲剧。 湖南省委要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的指示信到达井冈山，在二十九团士兵中引起了一阵欢呼。他们本来都是一些握锄头把子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是战争让他们离开了心爱的土地，他们抛妻别子，离开父母，告别家乡，已有半年了。家乡的亲人还在不在？稻子收上来没有？这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 但是，在战争年代，这又是一种不理智的感情。 悲剧，往往发生在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 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大部队攻下湖南酃县后，本来计划再攻茶陵，但这时，湘敌已被迫由江西宁冈、永新返回湖南茶陵，红军大队去酃县的目的已基本达到，而赣敌以十一个团之众侵入永新，对井冈山构成巨大的威胁。根据情况的新变化，朱、陈果断决定放弃进攻茶陵的计划，折返宁冈，驰援永新。 这是一项正确的主张，然而这一主张却与二十九团士兵的感情发生了碰撞。 他们原以为这次进入湖南，可以回老家看看了，却不料又要返回井冈山。关键时刻，头脑中的小农意识使他们迈出了错误的一步。 7月12日晚，二十九团士兵以湖南省委有指示向湘南发展为借口，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代表会议，擅自决定次日由酃县去湘南，并确定了具体的出发时间，找好了向导。 虽然二十九团是秘密开会，但朱德、陈毅还是很快得知了开会的内容。朱、陈考虑到事关重大，马上写信给在永新的毛泽东，报告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并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二十九团欲擅自返乡的行动多方予以劝阻。接着朱德又特地召开二十九团士兵会，在会上反复向大家说明去湘南的弊害。这样，二十九团总算暂时停止了返乡活动，答应随二十八团返回宁冈，投入在永新阻击赣敌的战斗。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告知二十九团欲回湘南的信后，心急如焚，他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强调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信写好后，毛泽东派当时担任茶陵县委书记的江华，火速送达朱德、陈毅。 四十多年后，江华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送这封信的情形： “我为送信从永新县城跑到宁冈县城又跑到酃县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多里，找到朱德、陈毅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当时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我去时是带了主席的信，不是口头说的。” 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往回走到酃县、宁冈交界处的沔渡时，二十九团再次暗潮涌动，队伍中不时传出“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的喊叫声。 队伍停了下来，陈毅主持在一个庙里开会。 这时，江华带着毛泽东的信赶到了。 但是，朱、陈虽然有毛泽东撑腰，但二十九四士兵的背后却也显然加重了砝码。这时，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站出来支持了二十九团的行动。 因为，他们的背后，站着高大的湖南省委。 7月15日，围绕着毛泽东信中的意见，朱德、陈毅再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二十九团的说服动员工作。 会上，王尔琢与杜修经就去不去湘南的问题激烈争论起来。 最后，杜修经指着王尔琢严厉地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王尔琢一时陷入沉默。 陈毅沉默了。 朱德沉默了。 杜修经见杀手铜奏了效，心中一喜，但他毕竟还怵毛泽东几分，权衡再三，他决定去宁冈茅坪的特委驻地找毛泽东。 杜修经俨然已成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总指挥，他下命令部队推迟一天行动，等他去特委找毛泽东商议后再行动。 临近散会时，龚楚口气强硬地对杜修经说：“巡视员，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 看来，龚楚的心情更为迫切。 第二天，杜修经到了茅坪，却没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已于上午赶到永新去了，迎接他的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 杜修经向杨开明细说了一遍当时的情况，杨开明听完，不假思索地说：“决定了就走吧！反正省委早有指示，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得了这句话，杜修经立即打道回府。 在来的路上，杜修经心里还没有底，不知毛泽东会有什么意见，这时，没有见着毛泽东，他心里不知是喜还是忧。不过，在回酃县的路上，他的心情已比来时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等人在永新联席会议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就这样被彻底化解了。 杜修经如期追上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红军大队，当他用力说出一个“走”字时，二十九团上上下下再次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再劝阻无异于“倒行逆施”，军委屈服了二十九团的要求，并决定二十八团随二十九团前往，以防二十九四孤军深入，遭敌击溃。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酃县水口出发，开始了向湘南的冒进行动。 二十九团可谓是归心似箭，当他们被要求返回边界时，一路上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一天走不到四十里，可是，行进在归乡途中，他们箭步如飞，把历来以急行军出名的二十八团抛在了身后。 二十八团和军部特务营不敢大意，紧紧跟在二十九团的屁股后面。 24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下。 二十九团首先与在城东的敌范石生部两个团相遇，久攻不下，待二十八团赶到，一个猛冲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中午时分，红军大队冲进郴州城，打垮了驻守城内的一个补充师。 然而，不久，敌人两个团风驰电掣般地赶来增援，红军大队仓促应战，未能克敌，终于在傍晚时分被迫撤出战斗。 更令人痛心的是，二十九团仍然我行我素，自由行动，擅自向宜章方向开进，结果一部在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章部消灭，一部散失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下落，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杜修经是冒进湘南的始作俑者，我们从他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和80年代的“访问杜修经先生记录”中可以了解到一点郴州之战的较为详细的情节。杜修经写道： 7月24日，我们兵临郴州，攻击令已下，从城里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郴州之敌是范石生，朱德同志就犹豫了。因为朱德离粤来湘起义时，是从韶关范石生军中出来的。范曾对朱德同志说过：“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这时候，我根本没有具备对敌的战略思想，就说：“已打响了，就打吧。”部队遂于上午9时攻入郴州，敌人仓皇撤至北部山下。 这一仗是王尔琢同志指挥的。我们进城时，有些士兵便不顾打仗，就忙着去理发，吃东西，命令报告都不能及时传到军中。下午4时许，我与朱德同志在二十八团前线视察时，见到王尔琢，他说，敌人没有溃乱，比较紧张。这时朱德同志准备采取攻势，调二十九团和二十八团一起上去，把敌人摧毁。那时陈毅同志有病，在城里找医生给他看病，还没来得及检药，敌人就反扑了。这时则是集中在去资兴的桥头抵敌，二十八团撤退时比较混乱，因为他们从未打过败仗。朱德同志传令说：“不要乱打枪，到资兴县集中待命。”搞了一个晚上，直到次日早晨，部队集合时，二十八团无损失，二十九团各营已各自行动，分别向南去宜章，仅剩下团部党代表龚楚、团长胡少海等百余人。 当时曾是二十九团战士的彭儒回忆说： “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酃县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二十九团走在前面，二十八团就在后面走。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路的地方，就碰上敌军范石生的部队，范石生在这里摆着两个团。我们二十九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了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后，很快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部队直奔郴州城。黄昏时，敌人反攻，我还在房子里洗澡，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响，房外的同志在喊，敌人打来了，快走。我赶快出来，东门外就是来水河，有一座桥，我们跟着部队正在过桥，枪声打得很密，队伍也很乱，二十八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我和彭娟手拉着手地跟着二十九团少数部队过了桥。因桥上的人群太挤，把我和彭娟冲散了二十九团插断了。我当时非常难过，一是我们二十九团一部分没有过桥，即自由行动沿着来水西岸跑回宜章家乡，结果这部分部队被胡凤章打垮了。一部分跑散了，牺牲很大。二是我和胞兄彭琦，堂兄彭晒、彭暌、彭严，堂姐彭堃、彭娟、彭谦，嫂嫂吴统莲等冲散了。集合时，我们二十九四只剩下一百多人。” 当红军大队西去湘南时，毛泽东还在永新静心等待红军大队的归来，他在期待他的那封信在红军大队中产生奇迹。 然而，毛泽东未盼到红军大队的归来，却迎来了赣敌十一个团对永新的进攻。 身边只有一个三十一团了，毛泽东不敢大意，立即在永新西乡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每路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负责军事行动，同时，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术对付敌人的“进剿”。这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农民的细心，把三十一团为数不多的兵力作了精打细算。 东路行动委员会，以毛泽军为书记，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为指挥，率一营二、三两个连在永新东乡一带活动。 北路行动委员会，以特委常委宛希先为书记，三十一团三营营长伍中豪为指挥，率三营七、八两个连及一营一连在永新北乡一带活动。 中路行动委员会，以团党代表何挺颖为书记，团长朱云卿为指挥，率团部特务连和三营九连在永新城郊外活动。 此外，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红军与当地农民结下的良好关系，组织起二十三个农民团共三万多人的地方武装，参加了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 可以想见，王均虽有十一个团，但在毛泽东的这种战术下，十一个团也只能呆在永新城内，在整整二十五天时间里，十一个团的活动范围只有永新县城周围三十里内。 后来，中共军史将这次成功的行动称为“永新困敌”。 然而，每次毛泽东总是不能酣畅淋漓地发挥他的才能。7月20日，湖南省委对湘赣边界发出了新的指示信。 遗憾的是，当时的湖南省委无论对全国局势的分析，还是对本省政治形势的分析，都不符合实际。一方面夸大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过分轻视了反革命的力量。他们分析，湖南军阀政治已经到了“异常混乱状态，统治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在这种估计下，湖南省委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军四军应很迅速的毫不犹豫的取得萍安，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 8月中旬，袁德生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到了永新。 看了湖南省委的这封信，毛泽东只觉得火往上冒。三个月后，毛泽东针对湖南省委的这些“绝对正确”的指示，向中央参了一本：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亦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不过，虽然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做法意见不小，但是在当时，当巡视员驾到，他还是不敢怠慢。袁德生到达永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破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来信。 会上，袁德生首先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再次强调红四军应毫不犹豫地去湘东，造成湘东的割据局面。 毛泽东不动声色，他只是反问袁德生： “湖南省委数次要我们去湘东，请问巡视员，省委对本省的情况了解多少？湖南的工人运动怎么样，现在有无罢工？学生运动如何，现在有无罢课？白军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现在有无哗变？商人现在有无罢市？农民现在有无起义？游击战争发展到什么规模，现在有多少游击部队，开展了哪些斗争？……” 面对毛泽东这一连串问题，袁德生无言以对。 这时，替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一位本地农民从湘南返回，带来了红军主力在湘南失利的不幸消息。会议的主题急转直变，传达省委指示的会变成了声讨湖南省委错误指挥的会。 然而，毛泽东已无暇去考虑省委的事，他敏感地想到二十八团的安危。一个团在强大的敌人内部孤军奋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二十八团再有闪失，那么，井冈山势必朝不保夕。 毛泽东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宛希先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接二十八团返山，朱云卿、何挺颖率三十一团一营会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直奔湘南。 湘南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毛泽东心里也没底。 8月23日，分别一月有余的朱毛终于在湖南桂东再度会师，一个月来笼罩在二十八团头上的失败情绪也稍有涤清。 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却没有太轻松，见面不久，他们便酝酿召开前委会议。 会议刚开始，一直尾追着二十八团的吴尚第八军阎仲儒部两个团便撵到了桂东。无心恋战的红四军且战且退，将会场移到了桂东的寨前村。 寨前会议，是杜修经最难过的时期。 会议的规模不大，只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杜修经、龚楚五人参加。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提议：鉴于杜修经这次的严重失误，请求省委给杜修经处分。 杜修经没有争辩，也无须争辩，并且主动地表示，对这次的失败承担责任。 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主力红军返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也许这个决议正合社、龚二人的意，当初不正是他们二人力主来湘南吗？这下他们可以长期留在湘南了。 不知杜修经是考虑自己的错误没听清决议还是别的原因，他当时追问了一句： “是不是陈毅同志也留在湘南？” 陈毅没有吭气，朱德则气恼地插了一句： “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 这样，杜修经作为特委书记，龚楚作为特委委员，同时留在湘南特委工作。后来，杜修经在1929年冬天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解放后曾担任过湖南慈利县副县长、常德师专副校长，1985年8月重新加入共产党，后来还担任过湖南省政协常委。和平年代的杜修经又几次重上井冈山，他每一次来到这块他熟悉的土地上，都对当年犯下的错误追悔不已。 龚楚则在1935年走上了一条与当时的共产党人背道而驰的道路，后来到了香港，写下了《我与红军》这本著名的书。后来的龚楚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他自己在《我与红军》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8月25日，红四军分两路离开寨前村，返回井冈山。 正应了屋漏偏遭连阴雨这句老话，当部队行至江西崇义县新地圩时，发生了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二营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振飞等企图胁迫二营的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公开投靠赣敌刘士毅部的突发事件。 如果袁崇全叛变成功，那么，二十八团等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包括全部重型武器。 所幸在行军途中，有几个连的连长发觉行军的方向不对，得知袁崇全要叛变，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着连队迅速逃离了他们。先后有三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了大部队，并向军部作了汇报。 这时，袁崇全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也到了军部，信的末尾署有袁崇全、杜松柏、曹振飞等七人的姓名。信中咒骂了一通共产党和红军，最后扬言要枪毙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人。朱德看了信，脸色铁青： “无论如何要把这七个败类抓回来，把受蒙蔽的部队引导回来。只要我们想办法点破袁崇全的阴谋，士兵们会觉悟的，一定会反戈一击。” 25日晚上，红四军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当王尔琢得知袁崇全等人到了崇义思顺圩，便主动请缨说：“我与袁崇全是湖南石门的老乡，又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平时与他来往较多，我去把他和带走的部队争取回来。”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军委同意了王尔琢的请求。 这时，二十八团一营已提前包围了思顺圩。 王尔琢带领一个警卫排匆匆赶到思顺圩，为了保证被胁迫的士兵安全归队，王尔琢再三告诫一营的官兵，不要轻易开枪。 交代完毕，王尔琢只身向袁崇全住的寿昌杂货店走去。 王尔琢走进思顺圩，边走边喊：“同志们，我是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袁崇全同志，有什么意见就讲嘛！” 听见王尔琢的声音，正在搓麻将的袁崇全离开牌桌，拿起两枝驳壳枪，冲到门口，双枪齐发…… 时年二十五岁的王尔琢当场倒在思顺圩大街上殷红的血泊之中…… 王尔琢，字蕴璞，1903年1月22日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的一个小康家庭，早年在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过书，1924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投考黄埔军校成功，成为第一期毕业生，并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尔琢参加了北伐，1927年又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随后他跟随朱德、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湘赣边界，最后发动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 这位曾立下誓言“革命不成功，一不刮胡子，二不剃头”的青年战将，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了一个叛徒的枪口之下。 井冈山，在经历了二十九团覆没的打击之后又一棵大树倒地。 闻听噩耗的朱德、陈毅，火速赶到思顺圩。迎接他们的，是面朝青天的王尔琢烈士遗体旁一排排掩面而泣的将士。 朱德禁不住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朱德在井冈山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王尔琢牺牲时，一次是他的爱妻伍若兰牺牲时。 王尔琢的血教育了被胁迫的士兵，就在袁崇全的枪打响之后，被胁迫的步兵连和迫击炮连终于回到了红四军的怀抱。 也许，王尔琢的在天之灵可以稍稍瞑目了。 第二天，王尔琢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思顺圩旁的虎形岭上。 9月13日，红四军重返井冈山途中，在遂川城外与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激战。独七师虽然在数量上远胜红军，但这是一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却远逊身经百战的二十八团，终于抵挡不住红军的勇猛追杀，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死伤惨重，余部逃向赣州。 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打扫战场，缴获枪支二百五十枝，俘敌营长一名、连长一名、排长多人、士兵二百余名，敌军死者甚众。 令战士们高兴的是，在死尸堆里，意外地发现了杀害王尔琢的凶手袁崇全。 做了二十天“国军”梦的袁崇全终于未能逃出红军的手心，做了乱枪之鬼。 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征尘未洗，便在宁冈砻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王尔琢烈士的大会。朱德致悼词，毛泽东亲自书写了一幅挽联：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值得一提的是王尔琢的结发妻子覃凤翠。 1923年农历的八月二十八日，王尔琢在老家与同村姑娘覃凤翠拜堂成亲。然而他们仅仅一起共同生活了五个月，王尔琢便离家别妻到了黄埔军校。从此之后，王尔琢与覃凤翠天各一方，终未谋面。1924年，王尔琢的女儿出生了，覃凤翠按照王尔琢临行前的交代，给女儿取名为桂芳。不幸的是桂芳十八岁那年，上学途中，因河里涨大水，涉水受凉，因而一病不起，早年夭折。 1926年，王尔琢随北伐军占领武汉，曾致函覃凤翠，要她携女儿到武汉一晤。但不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伐军中任东路先遣军政治部主任的王尔琢被列上了黑名单。王尔琢得知情报，无暇再在武汉等待妻女，秘密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和周恩来。一个月后，覃凤翠带着桂芳抵达武汉，在惊恐不安中百般打听王尔琢的消息，终无结果，失望地回到了湖南老家。 由于战争年代的环境所致，覃凤翠对王尔琢烈士的死讯一直茫然无知，直到解放后，她才知道，自己苦苦守望的丈夫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28年便离开了人世。 覃风翠终未再嫁，为王尔琢守寡六十多年。让人欣慰的是覃风翠老人的身体一直很好，八十多岁仍然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楚。 农历的八月，是井冈山桂花飘香的季节，然而，1928年秋天的井冈山，桂花的香气却总也飘不出来。钻进人们鼻孔的，是一股股血腥的气息。 由于湖南省委不从实际出发而制定的错误方针，使井冈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二十九四败绩湘南，井冈山内部空虚，白白错过了几次可以致敌于死地的机会。 8月上旬，江西国民党军得悉红军主力远走湘南，于是，肆无忌惮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三十一团退至永新山区坚持斗争，敌人步步紧逼，相继占领了永新、莲花、宁冈。 曾经号称面积七千二百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余万的井冈山根据地，这时只剩下了巴掌大的地方。除了宁冈的西区、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同区和大院区以及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的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江西敌军所据。 被占区的人民群众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永新县的新浪乡，原有一千三百多人口，一百四十多幢房屋，只剩下六百多人，七十多幢房屋。 与此同时，党组织和政权组织遭到敌人的大破坏，用毛泽东的话说：“大部塌台。”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富农分子和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他们挂起白带子，站到了豪绅阶级一边，甚至充当打手，带领敌人到处烧杀。豪绅地主则乘机夺回农民手中的土地，反攻例算，对农民逼债收租，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分田，地主割禾”的现象。 刚刚鼓舞起来的革命热情被浇上了劈头的凉水，农民的心逐渐地冷下去。 井冈山还能站起来吗？ 许多人在拭目以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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