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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怨 作者: 任彦芳 一、为真诚付出血泪代价 我收到了母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办公室校友联络部的来函。 亲爱的校友：您好！值此北大世纪大典临近之际，特致书各位校友，愿与诸君同酿美酒，共举金杯，庆祝母校百年华诞……这里还有中文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同学们重返燕园，并参加校友教学、科研、创作成果展，把离校几十年的成绩向母校汇报。让我们在母校百年华诞时，相聚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重温往日美好的校园生活，叙谈纯洁真挚的友谊，憧憬规划北大及中文系的光辉未来……我立即给北大老同学方燕打电话，想问他接没接到母校的来信，他早在四年前就说要写一部我们那五、六十年代大学生活的长篇，是否完稿。如果早日交稿，还可以赶在百年校庆时间世，那一定会让校友们感到无比亲切，也会让今天的大学生们感兴趣的。 好不容易拨通了方燕所在的戏曲剧院的电话，却找不到他，听传达室的人说，好像他回河北石家庄去了，说碰上了什么麻烦事了，具体情况不详。 这让我担心：他已经办了离休手续，还会碰上什么麻烦？人活到六十岁，还有什么想不开的？莫非又是因为他的呆、傻，出了什么风波，他应该早告诉我才是！离校将近四十年，他经历的坎坎坷坷太多了！ 我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同住一个宿舍，是名符其实的同窗，不仅是同窗，还是同床——双人床，我在上铺，他在下铺；在大学里共度失眠之夜。辗转反侧之时，谁翻身，那床吱呀一叫全都知晓，真可叫同学同窗同床同心了。 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就像手心里的纹络，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那是我们经历最丰富的波澜壮阔的大学生活。他是最应该在大学时期入党的，然而却没有入党，在当年，我们都认为是最遗憾的事。不像今天的年轻人，由于党内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那些腐败分子在党内，使共产党的威信已降低到了叫人伤心的地步，使一些年轻人不想入党，甚至说，那么好的人怎么还要入党！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把入党视为最神圣、最向往的大事。今天可以说，他那对共产党赤诚的心和行动，真正像共产党员。 没有让方燕入党的原因是两次政治运动。他是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和作家刘绍棠同班，他和绍棠又是早已相识的少年朋友。刘绍棠少年写小说成名，他也在14岁时出版了诗集，在河北也小有名气。刘绍棠读了一年大学便退学去当专业作家了；他也一心想当作家，便托说神经衰弱，要求休学，回家乡组织农业合作社去。他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化运动，真正和农民滚在了一起，对家乡百姓有了深情，习惯用乡亲的眼睛看世界。而这也就成了他的病根。 一年后，他复学到了我们班，那正是向科学进军的年代。他还做诗人、作家梦，到北大后每天都写诗，写农村生活，写百姓的心声。他是烈士遗孤，9岁时被老同志带到革命队伍里当小通信员，在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是刘秉彦。后来，环境残酷，组织上便把他送进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即冀中第一中学；他没有再回部队，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由解放区培养的初中毕业生，被保送到保定一中读完高中，考进北大，他可以说是解放区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了。到大学后，他便成了党的积极分子，急切地想入党，因为他的1932年入党的老母亲总叮嘱他不要忘本，要早日入党。不入党，简直没脸见老母亲，见父辈的战友了。 没想到对农村的感情，对文学的热爱竟害得他好苦。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来了，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清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北京大学，这所具有五四民主传统的学校的大学生们首当其冲，他们在校园的墙壁上，在大饭厅外墙贴出了大字报。有一首他的朋友写的诗《是时候了》，最有鼓动性，中央挂了号，说这是右派进攻的信号。整个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他难以接受那些把党的问题说得严重尖锐的言辞，他的生活经历单纯，他不会相信党内竟有那么黑暗的角落。凭着对党的真挚感情，他写了一首《绝不允许》的诗贴在墙上。他认为有人借除母亲身上的毒瘤之名，想举刀把母亲杀死，他绝不允许，号召保卫母亲——党。人们说他受教条主义毒害太深，说他这是本能的条件反射，名为保卫党，实则妨碍党整风。他迷惑了，他开始独立思考、面对着关于农村问题的大字报，他感到可信。他同意大字报说的“农民太苦了”，他要为农民呼吁，晚上回来他很激动，大讲农村情况，却使在大城市长大从未到过农村的同学大为惊讶：报纸上讲农村形势一片大好，他竟说起那么多阴暗事儿。报上说农村办起高级社，粮食增产，他却说他见到的是不如过去打的粮食多；报上说农民全拥护粮食统购统销，他却说只给农民留下360斤粮食，老百姓说不够吃，农民种地打粮，却不让农民吃饱，农民们意见大多了……人们用报纸上的话反驳他，他生气地说：“不信，你们到村里去看看。”夜里他睡不着觉，床吱吱叫，我在床上也睡不着，听他嘟嘟囔囔：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了天下，今天坐了天下，有多少大官还想着农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只考虑工人利益，以后，若有农民党，我入农民党，为农民说话……不知他是不是在说梦话，这些言论了得！不久，中央提出反右派斗争，他的关于农民的言论，被同学揭发出来。好危险哪！更危险的是，秋天正在讨论划右派时，中文系接到了河北省文联的揭发信，说这年春天，他在寒假期间曾和他初中的同学老纪议论过办“同仁刊物”，暑期他又来保定想和文联的朋友一同下农村调查人民内部矛盾，现已查明：他的老同学老纪和那些要同他搞农村调查的人是一个“反党集团”，他应划入这个集团，是资产阶级右派！那信是以党组织名义写来的，盖着省文联的红印，这使中文系党总支对他划不划右派大伤脑筋。 这倒不是他有什么后台，那年月，谁也不敢说包庇右派的话。多少高级领导因为“右派”说公道话也跟着沾包。况且，他也没有硬后台。也不是因为他是烈士遗孤，从小被党培养大的而谅解他。他的同学、有名气的号称神童的作家刘绍棠，还在中学时便加入了共产党，此时也划成右派了，他还被迫参加了批判刘绍棠右派言行的大会哩。刘绍棠尚且如此，把他划成右派还不容易。很难把他划成右派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写的诗，他朗诵过的一首长诗。 1957年7月1日，党的生日，正是“右派”在北大向党“猖狂进攻”之时，这些年轻学子越来越偏离党所希望的轨道。 他们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译成中文用大字报贴了出来。一本“斯大林时代”的小册子广为流传；匈牙利、波兰发生的动乱更叫年轻人思索，共产党的形象正在变得不那么一贯光荣、正确与伟大了。人们对党的感情受到破坏，此时怎样纪念党的生日？ 校党委书记江隆基说重要的是调动同学对党的感情，才能进行北大的反右派斗争。北大团委、学生会要主持纪念“七一”大会。 团委参与办了一个文学刊物《红楼》，编辑主力都是中文系学生。 我和他全是《红楼》编辑，我知道此刻他正写一首他自己家庭命运的长诗，便把此信息告诉给党委，我看了那长诗，是十分感人的作品。学校团委负责人找到小方，于是，北大举行的“七一”大会，便有了内容：让方燕本人在大会上朗诵他的长诗《命运》。 北大可容数千人的大饭厅坐满了同学，他在台上朗诵长诗。 该诗叙述了作为地下共产党员的父亲，在白色恐怖的北方大地从事革命斗争，被捕牺牲，留下遗孤，为防敌人斩草除根，母亲、祖父母一家如何把孩子养大，让孩子继承父志，以后如何在党的养育下成了大学生的故事。他是含泪朗诵的，感动得全场同学都眼里含泪，竟还能听到女同学的哭泣声……这首诗深深地感动了同学，也感动了北大校领导，真正起到了调动同学热爱党的感情的作用。 写这样诗的同学，对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与党命运相联的同学，怎么会是反党的右派分子？他的言论，不过是思想右倾，认识不清吧！他想与同学搞什么“同仁刊物”，是他成名成家思想作祟吧！留到运动后期，让方燕提高觉悟，自己认识吧！领导们这样说。 一首诗，使他没有被划成右派。 多少知识分子从反右派之后接受了教训，不再说与党不同的任何意见，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再也没有“逆耳之言”了。党是谁？党支部书记就是党，官越大越代表党。你只要代表党，便没人敢反对你。 到了1958年初，北大开展“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拔资产阶级白旗，向党交心，经过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年轻人的心更加赤红，方燕看到和他有同样思想，有的比他还进步的同学划成了右派，他既心惊胆战，又对党感激涕零：他的中学好友老纪是党员，成了右派；大学同学刘绍棠明明是“左派”怎么也划成了右派？绍棠在大学一年级有个发言让方燕难忘，那简直就是名言。绍棠说：“我们党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你的思想和党的政策、做法发生了矛盾，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否定自己，肯定是你错了！” 这样的赤子怎么会成右派？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自己的个人主义就是成名成家思想，再就是农民思想，这是两个毒瘤，非连根挖掉不可，否则太危险了！这时方燕找我谈过多次，我是党员，是他的大哥哥，帮助小弟是我的责任。他每次谈话都流出痛心的泪水，这确实是真诚的。在“双反”运动中，他向党交心，写了一篇很长的检查，叫《挖掉心灵中的两个毒瘤》。从此，他真的换成了另一个人，真是彻底挖掉了“个人主义”，叫他做什么，他便做什么，完完全全没有了“自我”，真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比方说，我们班迎接早日到共产主义，搞了个“共产主义之家”：取消私有观念，把每个人的书籍全归到一起，布置了一个房间。方燕平时好购书，书最多，一说归到一起，他先赞成，先把全部的书拿出来。他回到家乡，听说要成立人民公社，他欢呼共产主义的到来，写诗高唱；回到北大，他以家乡红徐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而自豪，向大家讲共产主义实行供给制，他从心眼里高兴，大家也受到鼓舞，大家高喊，取消知识私有，跟上共产主义脚步。自然，方燕又成了党的积极分子，他有信心以跃进步伐早日跨进党的大门。这时北京市有不少大的活动，都要以诗代发言，如“七一”向党宣誓，总路线公布后的誓师大会都要有诗。 共青团市委把这写诗任务布置给北京大学，北大就把任务落实到方燕，他以激情写诗，都能很好地完成。他成了当年北大最红火的诗人。 没想到，正准备吸收他入党之时，灾难却降到他头上，他太真诚、太幼稚、大不成熟、太愚蠢了！他太傻太呆，真正成了不记教训的书呆子了。在当时，能让我说什么呢？我内心深处称赞他和人民的血肉感情，却不能不批评他的不成熟。也许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人，永远像孩子一样天真，这也许会造成他一生的悲剧。 那是1959年的暑期，本来他应该参加我们年级的集体科研，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那样做，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他在这时接到村里几位党员的联名来信，要他放假一定回家。那是几位在他父亲闹革命时吸收的抗战前的农村党员啊！他经过支部同意回家了。有什么事等他？原来是要他回乡来，农村老党员向他反映当时村里的严重情况：上级强迫命令让说谎话，吹大话，他们因说实话受到党纪处分，要方燕为他们申诉。此时，方燕见到的、听到的是农民严重不满，大办钢铁把老百姓的铁锅全砸碎了，连门锁全被摘走，结果，把那么多大树砍掉填进小高炉，烧成没有用的铁疙瘩。食堂里吃的稀汤寡水，乡亲们吃不饱，地种的打不出粮食，还叫他们说瞎话，报亩产几万斤！方燕的眼里含着泪水，听那正直的老党员说：“你在北京，一定要向毛主席说说农村的真实情况呀！也许毛主席身边出了奸臣，要害咱老百姓啊！”方燕在这个暑假，一家一家地调查采访。他为几个受处分的老党员写申诉书，又把老百姓的反映和农村真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回到北大，方燕的情绪低沉，口中总吟着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开学后，党员便听传达中央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就在这时，方燕把他给毛主席写信的内容向我说了，我的心感到沉重，越听他那含着泪水的叙述，我的心越沉重。听完，我对他说：“中央刚开完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和你说的差不多呀！学校马上要开展反右倾运动了，你不要向同学们说了。” 他有诗人的天真和激情，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心里存不住。其实，他从农村回来便把那真情向同学们说了；敏感的青年大学生早从报纸上感觉到了什么，大部不表态；和他有共同语言的是一个安徽农村来的同学老后，说他们那儿因为吃不饱，已经饿死人了！他甚至说：“民以食为天哪！老百姓要吃饭，饭字怎么写？一个食，一个反，没有食，不就剩下‘反’字了吗？” 不久，方燕和老后便成了北大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学生里的两个重点批判对象，整整批判了几个月。 方燕在大学里入党的希望彻底告吹。那在这两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同学却入了党。一些同学为了保护自己，表示靠拢党，便声嘶力竭，引经据典，摘报抄社论对他进行批判，可叹的是方燕还认死理，不服，不断地进行反驳。批判他是代表农村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说话，他反驳说：“向我反映情况的全是老党员，老贫农，连一个中农成分的都没有！” 斗争一直延续到1960年初。我们年级1960年毕业，在毕业前做鉴定时，组织在方燕鉴定表上写的第一行，便是他对三面红旗有很多错误看法。方燕不服，在自我鉴定栏内逐条进行反驳。 大学毕业，人们各奔工作岗位，我和他一起在北大未名湖畔、西校门留影，留下的是对北大五年生活的无限留恋和无可弥补的遗憾。方燕并不知道，他在1958年向党交心写的厚厚的深刻检查和这个大学鉴定表，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到了中国文联，以后又跟到冰封雪冻的长春：他多次申请入党，都被告知要再认识1957年，1959年；直到1966年3月，他在兰考“四清”时，因表现突出才被吸收入党。可不久“文革”风暴起来，造反派翻出他的档案，根据他向党交心的检查，把他打成“漏网右派”。找到了根据，他便成了“长影翻案集团的头目”而被批斗。这些大学档案，直到二十年后的1979年才被撤掉，他为真诚付出了人生的血泪代价！ 北大，培养了多少聪明的人，又出了多少像他这样的呆子呢？北大百年校庆，将从世界各地聚校友数万人，5月4日，要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百年庆典，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节和教育节，还将有世界著名大学校长在北大聚首，研讨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大计，国内外一流学者和校友来北大参加百年庆典和各院系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们这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应该是这次百年校庆的主要人物。 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在学校学习，离开北大又各自走了什么道路，有什么样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经历最坎坷、负担最重、最具有悲剧性的一代人。二十年前有湛容的一篇《人到中年》，写的是这代人，蒋筑英、陈景润是这代人，罗健夫是这代人，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做出许多奉献的知识分子……遗憾的是，描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作品太少了！这一代之后，是知青一代、倒出了一批有名的知青作家，像梁晓声、叶辛、张抗抗、陈建功、高红十、高洪波……他们有知青著名作家丛书系列，而我们这一代的辛酸苦辣却很少有人写。这样，当我们在离开北大三十周年，1990年重在燕园聚会时，方燕的全家又都回到北京，他在聚会时说准备写我们这一代的天涯在线书库，记录我们一班几十名同学三十年的命运，我便非常感兴趣。大家鼓励他：“你写吧！ 写出来，献给母校100周年华诞吧！” 今天，北大百年华诞，正以倒计时催促我们，我却找不到他。即使他不写别人，就写他自己的命运也够曲折坎坷，也够有悲剧性了。他本身的“这一个”，就有典型性。真实记录我们这一代命运的作品，本身就有史料价值、认识价值，还发愁不能出版吗？ 过了一个礼拜，我又给他所在的单位打电话，听说他是去河北省石家庄市打官司去了。打什么官司？他这一生打了多少官司？怎么老了老了还打官司？他自己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我记得：“世间多少不平事，一生都在打官司”。年轻时。他为别人抱不平，打官司；以后为求真理，反邪气打官司；再往后，为自己的生存打官司……以书呆子打官司为题，也可以写一部书了！ ------------------ 书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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