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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怨 作者: 任彦芳 五、想在陈希同家的门口死去 他祈盼1994年否极泰来。 没料到新的灾难却来了：行政处给方燕在南城一个小旅馆安排了两间房，让方燕搬家。他说，我爱人还在住院，不能动。行政处让他先去看看房，然后与之签合同。他去看了，两间，一共20米，却是常年不见阳光的屋子，妻子有病是不能住的。 祸不单行，不久，河北省来函，让他去腾出河北的三间住房，说他已调京5年了，我们这儿住房紧张，应该让出来了。方燕无话可讲，只有去找文化局。文化局说，河北来了公函，我们已给复函了。剧院不是给你两间周转房了吗？！你就从河北搬来，给人家把房腾出来吧！ 天哪！方燕大叫：那河北三间房里，光书就有一万册，那是他一生的财富，这如何装得下？文化局能否给找个仓库寄存？答复：没有，书嘛，你自己想办法去。 书呆子被书累住了。 “你们怎么回答河北来函的？能否让我看看？” 答：“这是公函，你不能看，告诉河北省，我们的新宿舍楼年底竣工，那时可以解决你的住房，对你来京没有搬家，请河北谅解。” 北京没地方，方燕无法去搬家。 河北等急了。 一天，来了封电报，是在石家庄的方燕的远房外甥打来的，说是那房内书物等已被搬出，望速去石家庄查看。 方燕只好离开医院，赶去石家庄。那剧院院长见了方燕，连连道歉，说那房分配给了一位编剧，他急于用房，见你不在，就让行政处的人把门打开，把你的东西全部堆放到锅炉房去了。我批评了他们，没有主人在场，他们这样做是不妥的，你去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方燕无话可说。 回来向北京汇报，北京说：“河北这样做是犯法的，应该告他们。” 方燕拿出从河北复印回来的北京复函，说：“他们说是你们支持做的。” 复函原文是—— 河北省文化厅： 贵厅关于要求方燕同志尽快搬出占用河北省歌舞剧院三居室住房的信收悉。方燕调入我局后，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分到住房，致使其一直占用省歌舞剧院的住房。我们对贵厅及省歌舞剧院要求方燕迁出的做法是理解和支持的，但我局现在暂无可供分配的住房，新建的宿舍楼今年底方可竣工。接到贵厅来函后，我局已责成其所在的剧院为其联系租用临时周转房，特此函告。 对此带给贵厅及省歌舞剧院工作中的不便谨致歉意。 北京市文化局 1994年2月26日 北京文化局领导让方燕找剧院，说让他们给你解决吧；剧院不承认此事，说给你两间旅馆房都是照顾，你的房是该局里解决的……上下推，把书呆子夹在中间。 北京让去告河北；河北说你回去找北京……两地都不管了。是的，方燕有理由告河北歌舞剧院非法，但人家也出于无奈，都是老朋友，便忍了。 方燕回到老家去，把这苦楚向乡亲们讲了，他说完，竟让一人流下泪来，他叫刘茂林。他说：“你父亲为革命牺牲了，是咱县第一代共产党员；你从小离家投身革命，没有谁住的地方也得给你想办法。我们城关房地产开发公司空着一套房，先借给你，你把石家庄的一万册书和大件搬来吧。别人反映，我去解释，你甭管了。走吧，我领你去看看。” 刘茂林是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他与方燕并无深交，只是知道方燕一家；方燕也没有给他送一分钱的礼，倒让茂林请他吃了饭。 没想到因后来书呆子写书得罪了县领导，给茂林找了麻烦，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方燕的两个大学生，寒假无家可归，见外地同学回家过年，北京的学生也都与父母团聚，他们感到孤独，到医院病房看母亲。母亲说：“你们的父母无能，过春节也不能让一家团聚。你们是大学生了，家里的担子该放在你们肩上了。铁梅年龄十七不算小，还为爹爹挑八百斤担子哩！你爸也病了，不能跑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兄妹俩一商议，便在腊月三十去了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 值班人接待了这两个大学生。他们说：“春节到了，我们大学放假了，我们要求帮助，给我们一个回家团聚的栖身之处。” 值班人马上给剧院打了电话，院里答应给他们打开一间办公室暂住几日。这个办公室，就是他们搬走后一直闲置无人住的那间导演室。 过完春节，方燕领工资时才知，又扣了一个月的住宿费150元！方燕当时还以为夏主任发了善心哩！财务处会计说是夏主任让扣的！ 方燕无奈，只有一边看着住院的病妻，一边在病房给文化局领导写信，含泪要求解决周转房（他感乡亲之谊，却总觉不如求组织安排为宜，这是他一生依赖组织的观念，难改）。 他在信中写道： 剧院三令五申要我搬出办公室，我一点也不想赖着不搬，住此如坐火山，日夜不宁。现在妻病加重，腊月二十八再次住进医院……无论如何请文化局帮我度过难关，使我能在妻出院后立即搬出剧院办公室，不然会导致剧院对我误解加深，印象更坏，成见更大，难以存身。 河北多次来电让我搬家，不好请他们再宽容我些日子了。他们已把我万册书堆放锅炉房，夏天风雨到来，我一生积累也实不忍心损坏！现在剧院给我一间9米、一间11米的旅馆租房，我感激剧院对我的照顾（因为不该由剧院给房）。那房子一间放不下两床，一间终年不见阳光，也不能让病人居住，能否解我燃眉之急，给我找个存放一万册书的地方，使我今年能安居乐业……书呆子没别的本事，就会写字。写这信有什么用呢？这就是病！ 你可还记得他冒着寒风跑到新华门前，要给总理送的那封信吗？后来不是通过那邮筒送走了吗？你以为石沉大海了吗？如果真的沉入海底也就好了，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他曾在那痛苦无奈时给总理写了信。这封信真的送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人家一见是北京的事情，便批转给了北京市政府，市政府见是文化局的事儿，便转给了市文化局……如果是只写剧院的事还好，唯独此信中有一句“新换的局长官僚主义”，这很叫新局长恼火，这不是他呆子自己找事么。书呆子要记住：世界上的人都愿听好话，当官的更容易这样，所以溜须拍马者才如此众多。你给总理写信，最终落到了你批评的人手上，不麻烦了么！ 诗人的呆劲就在于撞到南墙不口头，你不解决问题我就还写信！ 当时方燕不会知道，文化局那个被他说成“官僚”的局长见到市政府转来国务院信访办的信，立即把马仁叫来。马仁趁机说了方燕许多坏话，新局长也更加恼恨专和领导闹事的呆子，便让马仁去给市政府写个报告，算做回答。 方燕心闷，他从报上得知市人大会已开过，全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也要召开，不知老同学绍棠在市人大会上如何为他呼吁的？他去找绍棠问个究竟。 他从宽街中医院出来，倒两次车到了那为北京作家们盖的新楼，这是令许多没进去的作家十分羡慕的一幢楼房。绍棠住7楼，从电梯上去，见到绍棠在门口贴的告示：老弱病残四类俱全伏枥卧糟非比当年整理文集刻不容缓下午会客四时过半谈话时间尽量缩短方燕却不管什么时间，按响了门铃。半天，绍棠才拖着腿开了门，绍棠的妻子曾彩美不在，根据说话时间尽量缩短的要求。 方燕开门见山：“老兄怎么在人大会上为弟呼吁的？有什么反应？” 因为在方燕调到北京的那年，绍棠患了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是说话不大清楚了。他说：“你们剧院来人看我，给我送来一封打印的信，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经给你解决了；给万展打电话，万展也对我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由剧院给解决了，说是你不去，让我不要管了。我本来是要在人大会上提出这事儿的，现在剧院以组织名义给我写了情况，我便不好在会上说了。” 方燕已经听清楚了，看来马仁知道了绍棠要为方燕呼吁的事，走在方燕的前面了。他们带来了信，还为看望绍棠带来了礼品，而方燕看望同学却空手而来，无法请走不出门的老同学去调查。面对一级组织的话和老同学的话，对一贯听党的话的绍棠来说，自然要相信剧院组织的话；方燕理解绍棠，不好再说什么，告辞出来。 他离开作家楼，迎着料峭春风，边走边想：“剧院怎么会知道我找了绍棠呢？” 他想起来了，是他在给万展的信中提到“绍棠也要为我呼吁”的，这肯定是十分关心这剧院的万展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剧院，然后共同研究的对付他这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的。 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 方燕回到他那个家时，正巧他中学的老同学。作家老冉来看他，他们亲如手足，无话不谈。老冉以部队作家身份为吕正操写了几本书，成了吕老的秘书。方燕把自己的处境向老同学一说，老冉说：“吕老那里不行，管不了北京。我的大学同学荣君是全国人大新闻局的副局长，也是两会新闻中心副主任，你写个信送到全国人大会上，肯定解决问题。” 方燕觉着又见到了光明。 老冉给荣君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说了方燕一家情况后写道：“方燕一家可谓走投无路，朋友们给他出主意，向正召开的两会递份材料，请你在百忙之中接见一下方燕，帮助他一下。把材料转给能解决问题的人手里。烦劳，谢谢，三月八日”。 这天，方燕带着信和材料向人民大会堂走去。大会召开，警察很多，几步一个卫兵，他有刚调回北京那时的感觉，从大会堂后边去，被拦；他又去南门，又被拦住；他向东门去，拿出给荣君的信，被一工作人员安排在一个地方，不一会儿那人回来告诉他：“你找的主任不在，请回去吧！” 找不到人，只好回去，他不敢把此信和材料交给别人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例会在北京召开了。方燕照常关注着大会的内容，关心着国家大事。虽然很多人劝他不要关心政治，像深圳、广州的朋友那样关心你自己怎么抓钱好了，那些国家大事，你管不了，也就不必浪费神经细胞。可方燕却觉着每件事都和他有关，位卑未敢忘忧国嘛！果然，他看到了与他密切相关的内容，李鹏总理在北京代表小组会上提出多给老百姓盖房的意见，方燕大声叫好！ 不久前，方燕听到小道消息说是市政府、市委某些领导人在有名的豪华饭店包房办公，一年要让国家拿出多少万元来，而他们本人家的住房并不是没有他办公的房间呵！为什么非要去豪华饭店祖房？而他方燕全家竞连求个栖身之地也成了奢望，这是何等地不公平！他这时很容易想起党章中的一些词句，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这些“党员”去个人享乐？千百万烈士的牺牲就是为了让他们谋私利吗？ 方燕从报上看到北京市公布的一个目标称：到1997年，北京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要达到19平方米以上。可他却听到公共汽车上有人骂：“陈希同光吹牛，说谎欺骗中央吧，现在又说谎话了。人均19米，屁话！”另一位道：“这是照建筑面积平均给居民的，可惜的是你我平头百姓均不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怕要平均190平米呢！”旁边一个人甩出一句：“老百姓就是‘老背兴’！” 方燕听了这话，便给他的秘书长同学打电话，把群众反映报告了，让他转告陈希同老校友，不要因吹牛说谎而挨群众骂！建议立个“居民最低人均居住面积”目标，这样老百姓才服气。 秘书长说这个建议很好。 方燕马上提笔写一短文，给《人民日报》。 199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出方燕的漫谈，题目：《安得广厦千万间》。 在方燕写此文的时候，那个掌握行政大权的夏主任在马院长的支持下搬进了横水车胡同一处四间的住房里，他只有三口人，孩子6岁。为什么要4间？说要为孩子找保姆，有一问让保姆住的。 夏主任搬完家，便起草了给方燕的一个“最后通牒”，让办公室的小女孩抄写之后，盖上行政处的红印，交给了从医院回来的方燕。 方燕同志： 剧院外迁住房，住户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剧院外租房屋已经花费了很多人力、精力。按剧院规定春节前应该搬完，考虑到一些同志的具体困难，拖了一段时间，目前绝大部分同志已经按剧院规定搬出了，剧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支付了巨额房租。 为了搬迁住户问题，您曾给市里及新闻界的一些朋友写反映情况的信，市领导和您的朋友们均已将信息反馈回剧院；市文化局也承认过去的允诺，答应今后由局负责解决您的住房问题。以上各方领导及朋友们，均表示让您尊重剧院的决定，速按剧院规定执行。 我们想，您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明白个人应该服从组织这个基本道理，应该在各项工作中带头维护党组织的威信，服从党的决定。因此，您应服从剧院迁户大局，迅速按院规定迁出剧院。若您在4月18日前搬迁不出剧院，剧院将执行有关搬迁通知规定，并采取组织措施。 谢谢您的合作。 剧院行政处 1994．3．31 方燕清楚，行政处小夏是千方百计要让他搬走。既然他给万展等人的信都转回来了，他们便可以任意而为，因为有了支持的后台。说文化局答应“今后由局负责解决”住房的允诺并没见到明确的文字，就是说，别人迁到临时周转房，将来由剧院负责迁入新居，而他方燕，剧院不管了。他想在这时刻必须明确一下。 方燕和患病的妻商量，还是给院领导和文化局写信吧。 1994年4月9日，方燕给剧院行政处并剧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借住剧院办公室已5年之久，给剧院带来不少麻烦，我一家也忍受着困难，早就应该迁出。为此，我个人已多次向应允给我家住房的文化局反映情况，并恳求剧院领导。文化局领导一同视察我的困境，一同找出一个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今日再次通过行政处，再次恳请剧院、文化局领导到我借住的办公室同我谈一次，了解实情。 我妻于去年腊月二十八日因病情加重住进北京中医院妇科病房，因颈椎病严重及其它疾病，暂不能做瘤切除手术，只能服药治疗。剧院再次为我安排借住租房我衷心感谢，那房我们已看过，因妻病情不能迁入。恳请领导体察我们的实际难处。 1990年7月，剧院行政处即通知我，今后你的住房由文化局解决。四年内，文化局、剧院领导更换，因当时未见文字根据，成了麻烦事。今日见行政处信中所言由文化局解决我住房，也尚未见正式的文字通知，也没正式谈话，虽然局长口头说过，但如他再调走，便没了根据。为了防止今后因领导更换造成无人负责的情况，我恳求能有正式的文字的允诺：何时解决我家住房，在哪里解决，解决什么样的住房？ 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为国家、文化局、剧院的困难分忧。 因此，五年内暂住办公室，只要能生存，从未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我愿遵守剧院规定，同时也恳请文化局、剧院领导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困难，以求矛盾缓解，安定团结。请求把此信上报文化局，我相信共产党各级领导都是关心群众疾苦的。 方燕 1994.4.9. 方燕怕剧院不正式报文化局。因为马仁院长便是副局长，他一手遮天，既可代表局又可代表剧院，故方燕又给文化局领导一封信：剧院通知我在本月18日必须迁出剧院，否则采取组织措施。 信复印件附上。 今再次恳求、哀求局领导、剧院领导亲自到我现住所来同我谈话，冷静客观、实事求是地找出一个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我祈求缓解矛盾、安定团结，以使我全家能平安生存。 ……只要领导能亲自去视察一下行政处给我家租的两间房，就会明白一切。妻的病情，医生叮嘱实不能搬迁。我已给剧院行政处回信。 行政处给我的信中说，文化局答应今后由文化局解决我的住房问题。1月14日，行政处夏处长命我搬房说：“你的房由文化局解决，你应该去住文化局的办公室，不能再住剧院的办公室！” 时到今日，我只求文化局给我一个文字的回答，以免因领导更换，出现无人负责的麻烦。如果可以分给我年底竣工的新宿舍楼，我能见到希望，住房有日，我们可以忍受这几个月时光，熬过200多个日夜。局领导认为我目前必须迁进那终年不见阳光的阴冷小屋，我便将家具等物迁入，我和妻另去借宿，或到外地投亲靠友，暂让两个孩子无家可归……妻子在呻吟，痛苦已极！我要去熬药了，恳求局领导关照，感激不尽！ 方燕 1994. 4．10 方燕满怀希望，亲自把信送到了文化局。 他不知道，此时，文化局由马仁写给市政府的报告已批回来了。 4月13日，方燕刚把妻从医院接回他的小屋，把开来的一大包草药放进他自己用木板搭的一米多的小厨房里，就听到艺术处支部书记老槐喊：“老方，你来一下！” 方燕心里咯噔一下，心跳加速，他知道不会有好事。 方燕进到艺术处，见行政处夏处长也在，槐书记让老方坐下，说要向他宣布政府批示。 在这之后，方燕想到以死抗争，便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写过一封万言长信。他曾复印一份寄我，信中写了这一段情况，抄录如下：一年多来，我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剧院、文化局反映我的实际困难，恳求领导能直接和我谈一次话。看看我家的处境，实事求是地找出个解决办法，连这最低要求也不能达到。共产党的领导在战争年代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共产党是依靠这种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而取得政权的。同样，当共产党失去广大群众后也会失去政权的。我还不是最底层的百姓，还是个有教授级职称的1946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他们竞连我这种请求、恳求以至哀求都不理，这太叫人伤心、寒心了！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北京市吗？我给局里的信为何全由马仁处理，让他一手遮天，下欺上骗？ 1994年4月13日，剧院艺术处支部书记与院行政处夏处长（也是办公室主任，马仁的助理）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宣读了由万展同志圈阅的市文教办主任高兰天同志批示：“接市文化局报告……一、方燕同志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剧院的决定，搬迁分配给他的宿舍；二，对方燕同志的错误，剧院要给予批评……”。 槐书记宣布后，夏处长补充说：“你给上级及新闻单位反映情况的信都转回剧院了。现在万展市长已圈阅了批示，这是政府的命令。你必须在本月18号前搬出办公室，否则，我们将根据批示，对你采取措施。”我说：“听了批示，我很震惊，也很恐怖。我不过是想求生存，找个栖身之处而已，而这批示却对我的困难只字不提，文化局给市政府的报告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情况；高兰天在不了解情况下挥笔批示，是官僚主义的批示！我要问一下：我的具体困难没有一人过问，我只为了求生存，怎就成了‘错误’？ 我错在何处？作为命令，我服从，但保留申诉的权利。”支部书记说：“这是市政府的批示，我们没说的，服从。高兰天是市文办主任，他是官僚主义也好，是资产阶级也罢，他在那个位置上就代表政府，我们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我说：“不，我认为他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我服从；他若真是资产阶级，我就不服从了，希望把我的意见向文化局反映……”4月13日，我以带病之身收拾书物，做搬家准备：先把3000多册书装入编织袋，堆放在门口。 4月15日，我收拾完毕即向行政处刘副处长要那小旅馆房间的钥匙。刘答应下午送来，我一直等到晚上，却不见送钥匙来。我很奇怪。又等过了16日、17日，一直到18日这通知限定的最后一天了，仍不给我钥匙。我去文化局办公室找到负责信访的郭同志。上次我给艾局长的信就是由他转交的，我问他：“我结局领导的信，艾局长什么意见？”他回答：“局长太忙，还没有看。”我问：“文化局给市政府写了报告，高兰天批示说我有错误，高兰天根据什么批示的？我想弄清楚。”郭说：“报告写了你是怎么调京的以及文化局答应给你全家解决住房的情况，没说你有错误……”我说：“这就怪了，高兰天为什么批示说要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呢？”郭答：“那咱就不清楚了。”我又说：“我已服从命令，准备今天（18号）搬家，为什么我从15号就要那租房的钥匙，到现在还不给我？”郭同志对此也感到奇怪。 “就在不给我钥匙的同时，夏处长布置了对我采取的“措施”。 18日下午，因妻病情加重去医院，医生又见她大流血，要她住院。她说：“已经花了京剧院5000多元住院费了，郎副院长还亲自来看我，对我太好了，京剧院很困难，我不能住院了……”医生叮嘱：“千万不能受刺激，不能劳累，不能受寒冷潮湿……”我说，因为要搬家，她闲不住，累了点。医生说：“搬家？有金驾殿房也不能在这时搬哪！回去要静卧不能动！”我们带回中药。 要当晚煎服。 我们万没有想到，5点多回到剧院时，我家的电线全被剪断了。饭不能做，药不能煎了。妻痛哭，倒在床上。 我下楼找到剧院院长马仁，他正在排练场看排《杨三姐告状》。我说：“院长，请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他不动。 说：“你不就是搬迁的事儿吗？别找我，你去找行政处刘副处长。”我说：“请你上19级台阶，到我家看看，看我是不是己准备好了搬家。我从15号便向行政处要钥匙，至今不给我。我上哪儿搬？我搬不了，为什么搞断电线，不让我做饭煎药，不让我活，请你去看看我重病的妻子……”我流着泪，向他苦苦哀求。 马仁漠然不动，最后说了句：“你去把行政处刘副处长找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我只好走出排练场，在院里大喊：“刘副处长！刘副处长……”没有人应，我心里像烧着火，只好先回来照看倒在床上的妻子……半天，夏处长敲门进来了，这是我在这儿居住5年，行政处处长第一次走进我这屋里。妻流泪向他恳求：“你是处长，我们一家全靠你关照，方燕有错，你可以处置他，可你也得管我们一家的死活呀！我们要吃饭，我要吃药，你们怎忍心……”我见妻难过得说不下去，心里发抖，就对夏处长说：“你们断电断水，不让人活，大过分了吧！”夏处长冷冷地说：“我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明令在前，你18号不搬就断电断水！” 我问：“为什么我从15号要钥匙一直不给我？让我往哪儿搬？” 夏说：“我今天下午给你送钥匙，你家没人。” 我说：“今天下午我妻病重去医院了，你今天下午才给我钥匙，我能搬走吗？” 夏以无赖的口气说：“你不就是会写告状信吗？你不是还去纪委告我多占公房吗？你还去告吧！告诉你，告到哪儿也得把材料转回剧院，你也得听我的。哼！” 说完，他冷笑着出去了。 我说：“小夏！你等着，我还就是要告你去，告你打击报复，告你不让人活……”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拿上一件棉衣，当天晚上来到市委，来找到你家门口，因为卫兵把守不让我进门，不能和你当面一诉，便坐在门口，在昏暗的路灯下，给你写了那封准备在死之前留下的遗书……这是方燕在1994年5月9日写的万言书中的一段。 方燕4月18日那天晚上与夏处长的对话，可谓一封宣战书，是一场注定要以无权无势的百姓失败而告终的战斗，因为正如小夏所说的，最后还是要听他摆布。这是因为他有权。这是无权百姓的可悲之处。明知要败也要去试一番，哪怕以死相拼，也要出这口心中的闷气，这是方燕的性格。 他披着棉大衣，坐在陈希同的门口，被卫兵拉起来，一定要推他出院，一人还质问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和陈希同是北大中文系校友，你给我通报一声，他肯定要见我的，你知道吗？北大校友都是重校谊的！” “不行！我们只负责首长的安全，我们不管什么北大校友……你这样，我们担不起责任哪！再说，陈书记不在家……”见那人无奈的表情，方燕只好退出大院。他又坐在这5号院的大门外了。还不行，他又往远处站，最后退到马路边坐下了。 他向卫兵宣布：我一定要见陈希同！我就在门口等，等他出来，哪怕我在这儿一死，也要见他……方燕心想：陈希同有什么了不起，我早就知道陈希同的历史，是当年曾和陈希同一班的老校友告诉的。 陈希同是从四川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他聪明、机智。1948年入了北大不久就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解放后从北大出来在公安局一个派出所当了副所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市委办公室当干事。他是学中文的，聪明灵活，能说会道，笔杆于也行，便被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中了，给他当了秘书。 陈希同的官运是从当秘书开始的。当今有不少大官都是给领导当过秘书的。前些年群众中曾流传过“秘书班子太子党”之说，就是说首长秘书和高干子弟当大官者多，刘仁对陈希同严格要求，注意培养，见陈希同当时只有23岁，便让他到基层挂职锻炼。他被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一车间当了党支部书记，在那里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一系列政治运动，因头脑灵活。 不像书呆子，自然不会成为被批判挨整的对象。 1963年，陈希同33岁时，当了昌平县县委副书记。 “文革”开始了，“旧市委”彭真、刘仁被打倒了，因为陈希同当过刘仁的秘书，自然成了旧市委刘仁的“小爬虫”也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劳动，但专案组查不出什么问题，很快便获得解放。 当方燕在东北因“5·16”现行反革命罪挨整写交待时，陈希同已当上了昌平县十三陵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了，以后又升任昌平县委副书记了。他又重新回到那副书记的位子上。 1978年12月，标志历史转折的“三中全会”召开。这时，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开始恢复，对历史、现实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文革”时期被打倒受压制的北京市委干部，纷纷官复原职了。刘仁同志得到平反昭雪，给他当过秘书的陈希同，这时便有了提升的资本。 1979年12月，陈希同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从此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1981年9月，陈希同当了北京市委常务书记。 1982年，陈希同成了“十二大”中央委员，意味着走进了中央一级干部的行列。1983年4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市长。 1988年1月，他连任北京市市长，4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1989年春天，是陈希同精神最紧张的日子。北京发生了世界瞩目的政治风波。风波发生在他当市长的北京，他责任极其重大，这关系着他的命运。 当时北京的动态主要靠陈希同向中央汇报。风波平息，陈希同以市长和国务委员身份所做的关于这场风波的报告长文公之于世。不久，北京举办了亚运会，又开始申办2000年奥运会，陈希同从此成了世界瞩目的人物！ 1990年5月，陈希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亚运会的准备工作，7月3日，陈希同又陪同邓小平到北京京广中心视察；9月，亚运会开幕，他作为东道主北京市市长在亚运会上致开幕词。 1991年4月，陈希同任申办2000年奥运会委员会主任，更不断在中央电视台上露面，这时刻，在北京的一些大商场也出现了陈希同的题字……不论他升了多大的官，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北大学生的心目中并不看重官位的，还是把他视为校友，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种平等观念、民主思想，成了北大的传统。体现在学生身上，便是人们常说的呆气和傲气！ 呆气十足也有几分傲气的方燕坐在市委陈希同大院外的马路边上，迎着料峭的春风，想了很多……真是侯门深似海呀！ 他很气愤，那些驱赶他出门不让他见陈希同的那些人，一定是按照陈希同的指示办事，不许外人进入的，你陈希同如果不走仕途，做学问的话，现在不过是个教授吧。我进教授家门是随便的。你当了高官就怕见群众，是怕人杀你、抢你？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上个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家里也不会有什么怕偷怕抢的财物吧！再说，如果你是人民公仆，和百姓一心，还会警戒森严怕老百姓吗？ 方燕想起他的少年时代，他9岁时离家到冀中十分区，那是1946年，比你陈希同参加革命时间还长，那时他当小通信员，随便出入首长办公的地方，到哪儿都被首长抱起来亲，那些首长今天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到今天也还是让他敲门便进的！ 再后来，他想起去见高扬伯伯的情况……苏联解体，共产党垮台，方燕夜难寐，想不通，他又去看高扬同志。门口一通报，高扬老人便迎出来，他进到屋里，也像回到家里。他在这儿仍会记起“革命大家庭”这句话来。 他问老人：“苏联是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故乡，怎么共产党说垮就垮了呢？” 老人说：“苏联是1917年十月革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的，到它垮台是70多年的时光，不短了。我们国家，如果这样腐败下去，不能制止，还用得了70年吗？” 老人的话重重地压在方燕的心中，似警钟长鸣。方燕不是官，但他是和党命运血肉相连的人，他不能不对党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高扬老人说：“脱离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的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民主，把民主变成了主民，能不腐败吗，这是我们的病根方燕说：“伯伯，你是杂文家，你多写点杂文呀！” 高扬老人笑道：“杂文作用也不大，我讽刺的那些人，是不看杂文的；看我杂文的人又没那毛病。我们老家伙，革命一辈子了，老了，也尽点责任，给中央写点情况报告吧。别的，我们也管不了啦。” 此刻方燕在陈希同大院的门口想的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他有些悲观：如果党亡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自己参加革命48年了，竟让人叫号逼着去告，而自己竟哭告无门！普通百姓有冤枉又上哪儿去诉？这是共产党吗？真共产党员在哪里？ 方燕感觉心里特别难受，心脏病犯了，怕不行了，他想如果死，就死在这里吧！ 他把棉衣铺在冰凉的地上，躺下了。 大院里来了个老同志和一个警卫，唤起方燕，说：“你这么大年纪，天气又冷，……你还是回家吧，总在这儿也不是事儿，有什么问题，明天到信访办来，我们一定转达给陈书记……”这个老同志是市委信访办的。 方燕缓慢地说：“你给我找点纸来，我给书记留下一份遗书吧！” 老同志劝说：“可别这样想，我给你找纸去，你写个便信吧。” 老同志一会儿拿来了几张纸。 方燕在昏暗的路灯下，在寒冷的春风里，在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希同住的大院门前，激奋地写了一封信……他写完信，看都不看，便交给了老同志，在老同志的搀扶下站立起来。他还是乘坐103路最后一班车回到了住处。 妻子没有睡。 方燕当时绝不会知道，当王宝森自杀、陈希同问题暴露之后的那些腐败的严重情况。也许当一个老干部、作家、共产党员在寒风中坐在陈希同大院门口等待与他一见的时候，他正在与比他小30多岁的情妇，在豪华的饭店高级间的龙凤床上寻欢作乐呢！ 一年以后，陈希同问题揭露出来，方燕想到当时对这个窃据高位的国家蟊贼、社会蛀虫的真诚信赖，真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是后话。 ------------------ 书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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