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时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59年，他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蔡文姬从遥远的匈奴返回故土时的悲喜
交集，她和左贤王和胡儿、胡女两个孩子诀别时的痛彻肺腑……这种种矛盾而又复杂的
心情，正是当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写照。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
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的影子，再现了自已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说过：蔡
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
生活的东西。”演出时，每当舞台上蔡文姬为思念一双儿女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时，作
为剧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珠泪滚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写《蔡文姬》的
日日夜夜里，安娜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寄托了郭沫
若对安娜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梦中执手呵一喜一悲，
    觉后痛吾心呵无休歇时。

    解放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张琼华过去每年收的几十担租谷就没有了。生活无着落，
她就从沙湾搬到乐山城里居住。最初以典当为生，卖衣服，卖箱柜，卖盘盘碗碗。后来
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她就做叶儿粑卖。这是一种用糯米做的甜食，四川人很爱吃的。
忠厚本份的张琼华不会“偷工减料”，她做的叶儿把工精料足味道好，虽然卖得快，却
亏了本。只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儿小帽儿卖，但也赚不了什么钱。年纪老了，日子又过
得这么艰难。郭宗jin看不下去，就对张琼华说：“给八爸写封信，让他每月给你寄些生
活费来吧。”
    说了几次张琼华都不同意。她怕给郭沫若添麻烦。生活实在无着了，她才把自己一
月的开支反反复复算了又算，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限额，嘱咐郭宗jin说：“让他一月寄
十五元来吧。”
    郭沫若收到郭宗jin的来信后，主动承担起了张琼华的供养责任。他每月给张琼华寄
去人民币十五元，以后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
张琼华每次收到汇款后，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笺。
    这，成了这一对名义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联系了……
    张琼华有一个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写信请张琼华到她那里去耍一耍。于是，张琼华
去西安住了两个月。她本打算回乐山的，但姨侄女劝她说：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西安离北京不远，干脆再去北京耍耍。”
    张琼华想想也好，就独自踏上开往北京去的火车。
    这是1963年的事，离那次郭沫若回乐山又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了。郭沫若和她见了
两次面，摆了摆家常，还专门蒸了一顿川味zha肉款待张琼华。但两人的耳朵都不好，说
起话来必须提高嗓门，就好像一对老夫妻在大声吵吵。
    郭沫若的秘书王庭芳陪张琼华游览了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诸如故宫呀，北海呀，
天坛呀，颐和园等等。张琼华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张张，西望望，显得又惊异
又兴奋。活了七十多岁，她总算是开了眼界了，为此她深深感激着郭沫若。
    临走时，王庭芳问她：“想在北京买点什么？”
    张琼华摆了摆手，说：“不买啥子。”
    经王庭芳一再动员，张琼华才去商店里转了转，但也只扯了一截黑色灯芯绒布。她
爱不释手地对王庭芳说：“这种料子好看，耐穿，我这辈子还没穿过。”
    王庭芳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回来向郭沫若汇报后，郭沫若特地叫秘书买了暖水瓶、
铝锅、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给了张琼华。
    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杀生，极少吃肉，除早晨一顿
是荷包蛋外，其余中晚两餐都是素菜素饭。身体好一点时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
人的小摊子前，看着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愈来愈老，不能上街转了，她
就端把竹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往街上默默张望。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上了泪
水。
    此时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又是别有一番景象。
    1963年。春天的季节。花园里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在郭沫若的书室里，也
洋溢着一派浓浓春意。
    这一天，于立群在默诵毛泽东的词《淀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对郭
沫若说：“我特别喜欢‘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句。”
    说罢，她兴致勃发，立即展纸挥毫。此时于立群的书法日臻成熟，已经是国内有名
的女书法家了。那几个字经她书写，跃然纸上，气度非凡。可是仔细一验看，才发现把
开头的“万方乐”写成了“万方春”了，错了一字！
    “糟糕！”于立群嘴里嘟哝了一声，便要把这张纸扔掉。
    “慢来，慢来，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从于立群手中接过笔管来，略为思索，就用隶书在
“万方春”三个字下边加了几个字。然后，颇为自负地笑着对于立群说：“这样一来，
不就变废为宝了么？”
    于立群一看，原来郭沫若凑成了一副四言联：
    万方春色，千顷湖光。
    于立群开心地笑了。本来是一张废纸，经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点石成金，顿添风
采。
    郭沫若和于立群经常这样“合作”。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爱意，文人的
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虽然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受到直接的冲
击，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未能幸免于难。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外事
活动，于立群再三叮嘱他无论如何也要请周总理帮帮忙，营救被绑架的孩子。郭沫若去
了，他就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和周恩来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他相信只要他把这件
事提出来，恩来是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的。当时周恩来仍然保持着“第三把手”的地位，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然而，郭沫若终于没有开口——他不愿意、也
不忍心让已经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再为自己儿子的事操心。整个神州大地正处于一片混乱
和动荡之中，有多少国家大事正等着周总理去处理啊！比起国家和民族来，儿子的被绑
架、关押毕竟只是一件小事……
    于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本来是怀有满腔希望的：沫若一定会向周总理
讲，总理一定会设法营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来……可是，郭沫若回来后告诉她说，
他根本没有向周总理提世英被绑架的事。于立群满心的希望顿时化成了乌有，她生平第
一次向她敬重与爱戴的郭沫若动了肝火，埋怨与责怪一齐迸发了出来……
    郭沫若沉默着，既无言安慰妻子，又无言告慰爱子。过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说着：
“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只说了这一句，便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
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竟连儿子处在危险的时候，做为父亲的他却一点办
法也没有。
    从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有一位老人经常伏在案头，一只颤抖的
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留下来的日记。好像儿子和父亲在亲切地交谈。这位
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从日本回来后，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儿淑yu一起
赶到北京医院里看望他。他们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见面了，这一次在医院中相见，郭沫
若和安娜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龄。悠悠
岁月已经冲洗尽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芥蒂，唯独留下来温馨的回忆。
    “瞧！这就是我们在市川县的故居……”安娜把这次去日本时特意拍摄的故居的照
片拿给郭沫若看，并告诉他哪些地方仍旧保持着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过了。郭沫若
躺在病榻上兴致勃勃地听着，照片一张、两张……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仿佛他
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间，回到了安娜和孩子们身边。
    “那些树都长得这么高了……”
    “是你亲手栽种的呢！”
    郭沫若和安娜像一对怀旧的老人，缓缓地，但又兴奋地谈着往事。窗外——发黄的
树叶在秋天里飘零，坠落，恰似人的暮年。
    探视的时间到了。安娜和女儿把她们的双手放在各自的膝盖上，用日本的礼仪向郭
沫若告别。在病榻上的郭沫若，用深情的目光望着安娜，他在安娜的眉宇间，又看到了
那种令他神往和肃然起敬的圣洁的光辉，如像初恋时一样。然而由于病体不支，他不能
同样用日本式的礼仪和安娜及女儿告别了。他只能在病榻上用专注的目光，把妻子和女
儿送出门外。这种目光只有大病之中的老人才会有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恋不舍”，
而是“见一次少一次”，因而也就愈发难以割舍，含有特别的悲凉的成分在内。
    于立群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着郭沫若，服侍着郭沫若，如像婵娟跟随着并服侍着屈
原一样。
    1978年，湖南汨罗县计划修复屈原祠，写信到北京来请郭沫若题联。郭沫若是研究
屈原的专家，又是把屈原诗化了的诗人，由他为屈子祠题联自然最为恰当不过。可是郭
老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病时好时坏，反反复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离死神显然
已经为期不远。然而他躺在病床上构思，从《离骚》的诗句中集成一联。他勉强支撑着
病体，立起身子来亲自书写，握笔的手却总是打颤。写了几张都不满意，只好请于立群
代笔：“立群，你来吧。我不行了……”
    于立群含着眼泪，替郭沫若书写了一联：

    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
    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这是郭沫若集屈原诗句而成的一副对联。确切地说，这副对联系夫撰妻书。《离骚》
虽为屈原所撰却未必由婵娟书之，郭沫若和于立群则时有联袂之作。遗憾的是，这副题
联竟成了他们夫妻最后一次联袂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次年2月于立群猝然去世，相隔仅仅八个月。
    1979年6月，四川乐山召开了第一届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那时张琼华尚健在，与
会者都想亲眼见一见她。一天下午，阳光很好，一些代表去乐山市内一条僻静的小巷子
里看望张琼华。她老人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身着依然是典型的四川农妇的装束。她给
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婆。尽管她耄耄高龄，但从她面目的轮廓看
来，仍可依稀品察出她年轻时的人品并不错。我们尤其注意观察了她的鼻子，因为郭沫
若在《黑猫》一文中说过张琼华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曾经给了我们很深的印
象。观察的结果是：张琼华的鼻子是相当端正的，虽稍稍有一点翘，但绝无“猩猩鼻孔”，
更无“露天”的缺陷。不知道郭沫若当年何以要用那样的笔墨来形容她？
    寡居乡间的张琼华大概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人拜访过，关心过。她在众人的目光中
显得有些局促了，木木地僵坐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一位女同志打破了沉默，走到跟
前和张琼华攀谈了几句：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
    “好，好。”
    “我们是来开会的。郭沫若的讨论会！”
    “好嘛，好嘛。”
    “你还记得到郭老不啊？”
    “郭老？他比我小……”
    张琼华198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她的一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真正的幸福。巴尔
扎克曾经用沉痛而又惋惜的文字概括了欧也妮·葛朗台的一生：“她在世等于出家，天
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张琼华除了同郭沫若有过一场结
婚的悲剧，在名义上有一个丈夫而外，她不是和欧也妮同样的不幸吗？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
奖。她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饱经忧患、历尽艰辛的安娜，晚年的心情宁静而又淡泊。她一生为郭沫若、为儿女、
为中国、为中日友好贡献了那么多，那么多，可是她从来不愿意让别人在文章中提到她
的名字。她总是这么说：“我的爸爸是耶稣教的牧师，我的心也是在天的，天都知道的！”
    是的，安娜做的一切天都是知道的。在漫长的人生之途中，她的脚印就像一瓣一瓣
的辛夷（玉兰）那样洁白，每走一步便留下一片芬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永远记着她。
    安娜于1994年8月15日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张琼华、安娜（佐藤富子）、于立群，是先后同郭沫若发生过婚姻关系的三位女性。
当她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对她们有厚有薄；当她们百年之后，历史对她们一定是公正的。
郭沫若之所以成为参天大树，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之于她们的爱的滋润。因此她们也必将
和郭沫若同样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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