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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权利之路——撒切尔夫人自传 作者: 玛格丽特·撒切尔 第七节 工党的报应 工党的时间在流失。１９７６年这段历史和哈罗德·威尔逊一起留给吉姆·卡拉汉一手坏牌。他像一个玩扑克的好手，运用技术、玩牌人的风度以及简单的吹嘘，尽量推迟失败的到来，以便等待时机，突然变出一张或两张王牌。然而，１９７８年变成了１９７９年，倒霉的事接踵而来。１２月１２日星期二，代表全国保健服务界和地方当局的工会拒绝５％的增资限制，宣布他们将在新年期间罢工。１２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捣乱，雪暴、风暴、洪水相继袭来。１月３日星期三，运输工人工会号召卡车司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２５％。２００万工人面临辞退。医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罢工。垃圾在莱斯特广场堆积如山。在政府的顺从下，工会车间代表散发准许证，使运送“重要”物资的卡车得以通过纠察线。总之，英国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对工党政府更大的破坏则在于，它把国家管理交给了工会的地方委员会。 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机会吗？这可能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一项总称为“踏脚石”代号的计划。我们自１９７７年夏天以来就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项计划。它是由约翰。豪斯肯思想出来的，他是一个很能干的转业军人，是最早开设计算机软件公司的人之一。后来他把公司卖掉，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公共事务。我们与他见面之前，约翰曾与基思·约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触过。他与他的同事诺曼·斯特劳斯总的来说对政治决策的短期行为，特别是影子内阁的决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饰的鄙视，这种态度既新鲜又有时令人发怒。他们二人辩论说，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政策规范到一个战略中去，我们就不可能取胜。在这一战略中我们需要事先制定采取行动的次序。战略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第一次听到这一言论时，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们在福拉德街吃午饭时见面，会见结束时我说，他们吃了整整一大块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从谈话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参加会见的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挖昔说，下一次他们将带三明治来。 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当考虑长期问题时，我开始体会到约翰·豪斯肯思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形势的发展，他和诺曼·斯特劳斯在１９７７年秋天准备的以“踏脚石”为标题的文稿，后来用来作为讨论的框架，既有说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题是工会改革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舍此国家振兴纲领的其他方面将会受阻。但是，只有一个在这场辩论中取胜的保守党政府才能执行这一纲领。在下次大选中，如果只是在对工党政府１９７４年执政以来的表现不满意的基础上获胜，即使占有很大多数，也是不够的。因此，不仅不能像许多同事们希望的那样回避工会问题，我们应该设法开展这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并不可怕：工会正在日益成为工党的负担，而相应地成为我们的一笔政治财富。有了智慧和勇气，我们能够把一谈“对抗”就充满退缩和失败情绪的状况扭转过来。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底，我在众议院会见作者，一起喝饮料、用晚餐，我对其分析热情起来并讲了许多话（与基思·约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怀特洛一起）。紧接着我们成立了“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并于１９７８年１月开会，建议影子内阁部长和有关人员分成小组，制定计划，通过演讲、小册子、写文章等推进这一战略。同时还有一个“政策探索”小组，由更坚强可靠的内阁成员组成，包括基思·约瑟夫、戴维·豪威尔、奈杰尔·劳森、诺曼·拉蒙特，他们与约翰·豪斯肯思和诺曼·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结合“踏脚石计划”这个总的主题提出政策建议。 但是在执行这一计划之前，首先面对的是持怀疑或敌视态度的同事们。１月底我召开了领袖指导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我们的争论止步不前。同事们竞相称赞“踏脚石计划”这篇文稿，但警告说应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什么--这是一种有名的回避技巧。我们应该避免“过于迟钝或引起争议”（弗兰西斯·皮姆），我们在“反对姑息和对抗，但应该还有第三条道路”（约翰·佩顿）。彼得·桑尼克罗福特，伊恩·吉尔摩，吉姆·普赖尔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约翰·戴维斯坦率他说“如果我们在工会问题上讲老实话，我们肯定在选举中失败”。 克里斯·帕顿曾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论文，对“踏脚石计划”表示疑问。他的基本倾向是，作为反对党应采取务实的态度，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行事，这是无疑的。但是，我支持“踏脚石计划”作者的观点，要改造英国仅仅诉诸策略是不够的。与会的多数人抓住克赖斯的论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顿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统一起来的愚蠢愿望。我不得不屈从。实际上他们想把“踏脚石计划”扼杀掉，但我不允许这么做。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又使“踏脚石计划”回到轨道上来。但即使这时克赖斯·帕顿的工作也在“平行”并进，而持反对态度的人们如吉姆·普赖尔、伊恩·吉尔摩还在掌握着几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组”。约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说服吉姆·普赖尔在工会问题上开辟新的道路，吉姆允诺发表关于“踏脚石计划”的讲话，但发表时他的态度没有新的进展。尽管政策研究小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并不好），但没有涉及工资政策这个重要问题，到１９７８年夏末整个“踏脚石计划”陷入停顿。它对起草竞选宣言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如果在１０月份进行大选竞选，竞选宣言对工会改革将提不出什么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５％增资政策的垮台使“踏脚石计划”重新获得活力。工党年会拒绝接受政府的工资政策，基思·约瑟夫立即来见威利·怀特洛和我，对我们没有继续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场合人们曾建议更换吉姆·普赖尔，现在可以不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而继续前进，这个时机是显而易见的。在１１月中我随之安排了一次“踏脚石计划”指导小组会议。 在这次和此后的会议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会问题开展二场有力的运动的建议。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从来不是“踏脚石计划”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议把所有“踏脚石计划”报告收口总部烧毁。尽管如此，党内意见开始转向我的方向。没有“不满的冬天”的工业混乱，即使进行多少讨论也不足以说服内阁成员、顾问们、议员们严肃考虑工会改革问题。 即使这时他们也需要领导。在这方面我们自１９７５年以来取得的进展甚少。吉姆·普赖尔作为影子内阁就业发言人所占的位置很容易否决关于工会改革的新政策。尽管在１９７８年圣诞节前夕我们说服他同意把我们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对自愿进行秘密投票的工会国家提供基金-我们将提供现金用于罢工前的投票费用和工会选举费用-这实际上意义不大。 的确，对一般投票者来说，我们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难与工党的政策区别开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首相提出，如果工会愿意，可以就秘密投票问题立法。 我焦虑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眼看着危机日益增长。如同１９７４年的圣诞节一样，恶劣的天气使我们没有兴致像通常那样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许多事要做。我阅读了各政策小组送来的关于工会的文件，我还带来了一大包新闻摘要和感兴趣的局外人送来的信息摘要。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产业关系法教科书，回过头来又阅读议会法律原文，通读了１９０６年以来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收到的都是更坏的消息。我回到伦敦时下定了一条决心：在工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 找到一个讲话的讲台是没有困难的。圣诞节前我已经同意于１月１４日星期天在“周末世界”栏目接受布赖恩·沃尔登的采访；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１月７日。新年时我口到伦敦，我与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见面，继续由他们向我吹风。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很难跟上，但在此后几周内我的手头上掌握最新事实，对我将非常有利。 １月３日星期三，吉姆·普赖尔插进来干预政策变革。他在电台接受罗宾·戴采访时，坚决反对罢工前举行强制性投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制的东西”），拒绝就罢工者的补贴问题进行立法，在评论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时说：“我们想悄悄地处理这一问题……，处理这类问题时息事宁人比大吵大闹要好。”戴维·豪威尔和迈克尔·赫塞尔廷问他对工会领袖的批评的看法时，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批评对工会领袖是公平的，当前他们向会员提出了好的建议，而会员经常拒绝。” 在周末世界”中我的调子截然不同。“任何权力都蕴含着责任，任何自由都蕴含着义务。多年来工会享有（过去也享有）巨大的权力……（而且）这正是需要辩论的问题-工会是怎样使用它们的权力的。 我是一名国会议员，我进入议会不是为了使他们取得一个执照，去损害、毁坏、伤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如果我看到这类事情发生，我就必须采取行动。” 尽管我注意在进行充分考虑之前我们对具体措施不给予坚定的承诺，我与布赖恩·沃尔登还是历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自然这些变革比我的同事们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赖尔宣布的内容，我们将为罢工前举行的秘密投票和工会选举筹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强制执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项法律，如罢工前不举行投票，就拒绝给予社会保障。我还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业罢工。我宣布，我们将把按照短期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纳入缴税范围，而且，在“封闭式工厂”做工因参加罢工面临失业的人有权上诉。 次日，吉姆·普赖尔在电视台对我的采访讲话作出答复。他说，我们之间在罢工者社会保障补贴方面没有达成任何一致认识，他反对强制秘密投票。谢天谢地，其他人的反应要积极得多。我离开了队伍。人们看到我要战斗了。人们对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开始涌人我的办公室。 最有意义的是， 我收到工党前副领袖乔治-布朗勋爵邀请我出席一次会议的请求。１月１０日星期三他到我在众议院的办公室来谈，而且星期六又开车到斯科特尼进一步商谈。 乔治-布朗几乎比任何现任领导人都具有更多的关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包括工会和工党的领导人。 他于１９７６年退出工党（作为独立人士任上院议员工，他对工会的权力的敌对批评日益增多，还在报纸上发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诉我强硬左派是怎样进入英国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的工会并掌握了具有影响和权力的地位的。他说，自１９０６年以来的立法赋予工会的豁免权，正在被以一种新的残酷无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对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对其负责的更改。 我在“周末世界”发表采访讲话以及得到的强烈支持，与吉姆·卡拉汉从瓜德罗普首脑会议回来３天后的讲话反应，形成明显对照。他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出国本身对政治具有毁坏作用，加深了人们对政府在罢工面前处于瘫痪状态的印象。新闻界关于首脑会议的报道对他没有帮助，首相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阳光下，穿着都很随便，这幅景象与国内的事件形成危险的对比。但是最终的灾难还是他飞抵希思罗机场时留给新闻界的印象。尽管他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辞--“危机？什么危机？”--这个神话忠实地反映了他缩小事态的企图。他的从容不迫和干练的形象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吉姆·卡拉汉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这一错误。无疑这部分是由于横渡大西洋的飞行使他疲惫不堪。这使我吸取一个永远铭记在心的教训：长时间出国或长途旅行回国抵达后，不要发表公开言论。但是，他的失误还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确，我一直认为这是某种报应。吉姆·卡拉汉把他的整个政治事业建立在与主会领袖结盟的基础上。对他来说这一直是个取胜的公式，如果说对国家并非如此的活。现在再也无法安抚工会了，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其他政策。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明他为什么被危机压倒）在危机面前作出无能为力的反应。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布紧急状态的决定。我担任特德·希思政府内阁成员时曾经看到，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种选择是设法与工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限制纠察队的影响，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呢？１月１５日议会将复会。我写信给首相，要求就产业形势发表一项完整的声明并进行辩论。我们已经在１月１７日星期三党的政治广播里安排了节目，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 我为辩论准备的讲话也许是我在下议院露面作的最为详尽的准备了。几个月之前，我曾让别人为在不信任投票的辩论中发言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不成功，此后我下决心，重要场合的发言不再借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写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纲发言效果更好。我准备发言稿，就像是列纳税清单，估计我的财源，用色笔标出来，起草几页手写的发言提纲，在发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发言的框架。前座和后座议员同事们也来帮助我，有的提供他们选区的情况，有的从法律角度给予帮助，特别是伊恩·琅西瓦尔和利昂·布里顿。受到影响的公司发来传真，报告他们的最新消息；英国工业联合会每天送来新闻摘要；丹尼斯把每天听到的大量消息告诉我；我们大家都仔细阅读报纸。 我最初的想法是，从反对党的角度作一个猛力抨击，但基本上又是传统式的发言一敲打政府， 要求它改变道路。但１月１３-１４日在斯科特尼度周末期间和星期一回到伦敦后，几个人敦促我采取另外一种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罗福特写信给我，建议如果政府准备修改立法，打破工会堡垒，我在发言中可以表示支持。罗尼·米勒和克赖斯·帕顿正在准备党的政治广播发言稿，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这有儿条原因。首先，与我的具有联合思想的同事们不同，我相信反对党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持反对态度。我们与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相信我们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是想要政府接受我们表示的合作愿望呢，还是想要政府拒绝我们的表示。在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表示合作的愿望是危险的。很可能，涉及问题核心的任何东西，吉姆·卡拉汉的政府都不会或者说不能接受。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表示具有可相信的诚意，我们关于改革措施的目标要求需要定得很低。而且，如果政府真地接受了我们的表示，我们就得至少是暂时地丢掉把它赶出政府的机会。还有，修改工会法本身不足以解决英国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战略，而社会主义者是不可能同意这种战略的。 １月１５日星期一晚上，我召开了指导委员会会议。我的大多数资深的同事们赞成有条件地表示合作，这时我自己也接近这一想法。重要的是要进行改革，如果政府准备采取改革措施，我们怎么能够反对呢？表示提供帮助可以提高我们的道德权威。同大多数赞成这一想法的人一样，我相信我们的表态要适度，既充分有理，又使政府不大可能接受。这在细节上是很难判断的：工党可能被说服同意去谈判在重要行业不准罢工的协议，同意由纳税人为工会秘密投票出钱，甚至可能同意制定废除同情性纠察线行动的准则，尽管能否同意最后一点是有疑问的。同样，我知道，如果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表示，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遵守我们的承诺。同意就一些有选择的措施表示与政府合作的愿望，将来一旦保守党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吉姆·普赖尔及其支持者就很难拒绝支持。 会议结果是指导委员会同意了以下意见：如果政府在纠察线（保障重要物资流通）、制定废除同情性纠察行动的立法、鼓励通过秘密投票进行工会选举，如果政府致力于就重要产业不准罢工进行谈判，政府就可以相信保守党会给予支持。世事的演变是强有力的支持者。 次日，由我提出辩论。我首先描述了危机的状况：货物陆路运输受到广泛阻碍，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没有直接卷入纠纷的公司采取同情性纠察行动的结果。英国铁路公司发表一个简单声明：“今天没有火车。”英国工业联合会报道说许多公司已被窒息，因为缺少原料或者无法运送产品。港口也是混乱的，给出口商造成困难。已有至少１２万人被辞退，周未有可能达到１００万。特别是食品工业混乱不堪，基本原料如食油、酵母、盐、糖等日益短缺。而且还有去年一个冬天的罢工、卡车司机罢工、面包工罢工、养老院和医院的职工罢工、新闻广播界罢工、飞机场和汽车厂罢工、掘墓工人罢工。 我在发言中不遗余力地发起进攻。我阐述了乔治·布朗向我提出的观点，工会愈来愈被左翼分子控制。我提醒大温和派谢利·威廉斯，她参加了格伦威克的纠察线。我作了指导委员会赞同的有条件的支持政府的表态，我还提出了一个进行合作的条件，即政府对“封闭式工厂”采取行动；我对这个问题感受非常之深。必须包括在内。 首相接着发言，他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开始： 我祝贺这位尊贵的女士在议会作了最为有效的表现，她的辩论方式极为良好，其风度值得这位尊贵的女士自豪。” 开始是好的。但是，首相在发言中能够提供的只是对工会的更多让步--超过５％的增资幅度不受惩罚，加强物价控制，延伸“工资比照级差”原则，这样公营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可望增加收入。所有这些表示的用意是吸引工会签订一项新的工资政策。但是他没有谈及工会的过大权力问题，除了极左派外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主要问题。 对于我的表态首相没有直接答复。他的立脚点肯定锗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在次日晚我们党的政治广播节目中重申我的表态呢，还是仅就政府的瘫痪无能发起进攻，表示一个保守党政府将会改革工会立法。 我仍然不感到轻松，第二天我又强化了我的发言稿。毕竟，我们已经作了表态，我们的姿态愈高，对我的情不自愿的同事们就愈有束缚力，我们得到的公众支持就愈多。因此我们向前走去，着手在众议院我的房间里摄制我的讲话录像。 时到如今。整个政治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布赖恩·沃尔登采访我之前，我们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工党几个百分点，我们现在领先２０点了。人们可以察觉到，我们愿意与工会好斗分子较量一番。要与工会好斗分子较量，这在以前对我们是个负担，现在成了优势。在影子内阁内，吉姆·普赖尔、伊恩·吉尔摩等人对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和我的想法的反对也有效地被压了下去，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无奇怪地意识到，无论是讲话时还是平时的感觉，我都本能地感到与全国大多数人和谐一致。这样的时刻是不能忘记的，因为这样的时刻是少有的。必须抓住这一时刻来改变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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